唐宋變革

隋朝綜合漢魏官制創立的政治制度，在唐代得到了繼續和補充。在中央實行三省六部制。三省即中書省(隋稱內史省)、門下省、尚書省。中書省負責詔書起草，是決策機構；門下省職掌封駁，為審議機構；尚書省負責政策執行，屬行政機構；尚書省下設六部，即吏部、户部(隋稱民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各部長官稱尚書。三省長官共議國政，同執宰相之職。尚書省最高長官因權力太大，又因下有六部，唐初以後基本不設，只有副職代領此職，而且逐漸沒有實權。三省長官議政之所稱政事堂，唐太宗以後宰相的成員增多，不限於三省長官。一方面可以集思廣益，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大臣專權。三省制的門下省掌封駁，有對皇帝詔書審定、駁回的權力，這一點歷來為後人所讚許。　隋朝在地方實行州、縣兩級制，整頓魏晉以來地方行政機構的混亂局面。州設刺史，縣設縣令。縣以下還有鄉里組織。為加強中央集權，從隋文帝起，廢除了兩漢以來州縣長官自闢僚屬官的制度，規定九品以上的地方官，均由吏部任免。積極作用是減掉了不少冗員，節省了國家開支；消極作用是導致地方行政長官權力過輕，難有積極作為，遇有非常情況則不利應付。統治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度，如何使中央與地方權力達到均衡，，既保證統一又不失活力，始終是古代中國政治一大難題。此外，為控制地方，唐還劃分了十大監察區，稱為道；朝廷隨時派官員巡察地方政治。　另一項事關文化發展的新制，是科舉制的確立。科舉制大致制科和常科兩項，制科由皇帝臨時安排，以待非常之才，官員和平民子弟都可參加。常科基本每年一次，科目主要有進士、明經等六科。其中進士一科要考經典、詩賦和時務策論，難度大、錄取率低，中舉後前程又好，所以特別受士子重視，有所謂“縉紳(指官僚階層)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之説。科舉制度創始於隋而大興於唐，其最大的優越處是公平，讀書人都可以經由科舉考試進入官僚階層，而不是像過去那樣決定於出身門第。因此這項制度一直延續到晚清。漢武帝立經學，兩漢培育出一個以經術起家的士流，隋唐則是用科舉培育了一個新的士流。科舉士流與經學士流在精神氣質上不盡相同，但在其發展過程中，對中國正統高層文化都產生了巨大影響 ^[1]  。

開放的胸襟是唐代立國的基本氣象。唐代展開了比秦漢更大規模的開邊拓土，最強大時疆域東到朝鮮半島，西與伊朗接壤，南到越南，北逾大漠而人今俄羅斯西伯利亞一帶。唐朝所以有這樣強勁的軍事實力，完成這樣大的開拓，一句話，在它精良的府兵，而府兵的精良又以北方傳統為背景。北朝以來實行府兵制，隋至唐初相沿不改。此制最重要的特點是兵農合一。府兵平時為耕種土地的農民，農隙訓練，戰時從軍打仗。全國都有負責府兵選拔訓練的折衝府，但關中(今陝西、甘肅東部)地區最多，數量幾乎佔全國的百分之四十。要注意的是，府兵參戰武器和馬匹是自備的。《木蘭辭》中木蘭從軍前到各市場買駿馬長鞭的敍述，也是唐代府兵參軍準備的寫照。如果是普通的農民，這樣的情況是難以想象的。世代習慣農田耕作的農民，僅有農隙的短期訓練，無論如何都不會馬上成為馳騁沙場的能手。只有—種解釋，唐朝早期之所以採取府兵制，依仗的是北方尚武精神。對馬匹的熱愛又是初唐時代的普遍時尚，畫家喜歡畫馬，有杜甫詩歌為證；馬球及騎馬射獵在上層社會特別流行；政府對馬政特別注意，馬的品種是經過雜交改良的，而且價格便宜；在府兵集中的陝西、甘肅的適宜地帶，則有飼養近百萬馬匹的軍馬場。唐朝若沒有它從北朝帶來的尚武精神和能征慣戰的習性，其赫赫武功是不可想象的。 ^[1] 

不論是對邊地民族還是對異國之人，唐朝基本能以開放、包容的精神一視同仁。唐太宗曾頗為自許地説：“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這與其説是唐朝皇帝思想境界高，不如説他的北方文化傳統賦予他這樣一副心態。早就有學者指出唐朝皇室漢族血統不純，這倒不關緊要，重要的是其北朝關隴貴族胡漢共處的文化經歷，使他們不會有那麼強烈的“嚴夷夏之防”一類的狹隘族羣觀念。唐對異族心態的開放，可以由文成公主出嫁西藏一事看出。漢對匈奴也曾有“和親”，但那是在國力不足時；能擊潰強大突厥的唐太宗肯把女兒嫁給與唐修好的松贊干布，絕非鄙視“夷狄”的人所能行。這樣的事情在唐太宗及其他皇帝還不止一次。心態開放決定着唐王朝在處理與邊地民族關係上，採取寬鬆的方式。與秦漢時期不同，唐朝對邊地異族除那些侵擾邊境者，如強大一時的突厥汗國進行軍事打擊外，一般都採用“全其部落，順其土俗”的政策。廣闊的境域內必然含有眾多的部族人羣，“全部落、順土俗”的含義是讓這些部族自治。在邊疆地帶，王朝或設都督府，或立羈縻州縣，但基本都用部落族長為首腦。而數量眾多的邊地貴族在朝廷任重要官職，也是唐朝特有的現象。這不限於境內，來自日本和朝鮮的晁衡、崔致遠都可以在朝任職，可見唐朝氣魄之大、包容之廣。

唐王朝一視同仁的民族政策，導致了一種波瀾壯闊的歷史文化景觀：在東亞前所未有的以強大的唐朝為中心的部落民族大聯合，以及日益高漲的學習唐文化的運動。唐朝皇帝被推舉為眾多民族的“天可汗”，各部落族長可以在本族羣區域內稱汗稱王，並得到唐朝的策封。邊地民族紛紛效仿唐朝制度，建立起自己的政治體系，並熱情地學習着中原的一切文明生活方式。唐人也在熱心地向他人學習，胡服、胡牀、胡樂等等，在長安特別流行；著名的玄奘取經及其試圖建立原汁原味的佛家教派的努力，與唐人特有的對異域文明的熱愛有相當大的關係。當時在亞洲有兩大文明：一是迅速崛起的伊斯蘭大帝國，另一個就是唐代文明。前者不久走向衰落，後者則更加持久地對亞洲及歐洲產生着影響。首都長安堪稱世界文化的融會場和集散地，這裏可以看到來自亞洲各國的人員、文明、物產，也可以看到來自邊地、異國的留學生和遣唐使；其文化影響甚至遠及歐洲。 ^[1] 

唐代是一個宗教文化的時代。佛教、道教、儒教以及伊斯蘭教、摩尼教、景教、襖教等都可以在這裏找到它的信眾。朝廷文教基本是一種以儒學治國(表現是以儒家經典選拔政治人才)，以宗教治身並允許信仰自主的多元格局。其中尤以佛教最盛，最盛的原因與王室的北朝背景大有關係。從總體上看，唐人對宗教抱的不是南朝時代“偏於理”，而是北朝的“偏於教”。早期的皇帝都熱衷於佛教，武則天奪取唐室最高權力據説是得到僧侶的幫助，她本人甚至編造佛教的授記，詭稱自己是彌勒佛轉世化身，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這樣的欺騙手段，不是偶得的靈感，而是來自她宗教的虔誠和迷信；這樣的手法能夠奏效，也正是普遍信仰佛教的結果。北朝式的宗教信仰，使佛教在唐代達到了極盛的局面。佛家的高僧們受着中國宗法的啓發，通過對佛教經典的詮釋，建立各種宗派。天台宗、華嚴宗、唯識宗、律宗、淨土宗、禪宗紛紛成立。諸多宗派各呈異彩，分流並進，最終形成禪宗獨佔天下的局面。禪宗能夠大興於世的文化機制，還有待深入研究，但它“不立文字”’“明心見性”的旨趣，與中國人尚簡明不喜歡煩瑣的思維傾向有關；更重要的可能是它所標舉的出世方式，“佛是世間法，不離世間黨” 及“劈柴擔水，無非是道”的修道主張，將出世與人世打成一片，與印度僧人到森林去躲避世俗的方式大相徑庭，而更合乎中國人的生活理念。真正發展了印度佛教的是禪宗，如果沒有唐代虔誠的宗教精神為背景，禪宗的出現當然是不可想象的。

北朝貴族對南朝文化的羨慕心態，在唐代初期仍然以強勁的勢頭沿襲着。唐太宗曾命高士廉編定《氏族志》，貌似打擊山東(即太行山以東地區)貴族，實則唐太宗此舉一如當年北魏孝文帝定姓氏，“説明他本人並沒有從根本上同門閥士族劃清界限”。講究譜牒本來就是南朝士族的風尚。武則天時代也曾用行政命令的方式限制山東貴族，但胡如雷先生説得好：“武后集團與其説是出於政治考慮打擊士族，不如説是垂涎三尺，企羨與士族攀姻，達不到目的

後惱羞成怒，轉而大力壓制舊姓。”不論是太宗還是武后，貴為皇帝而“企羨”做一個高門或與高門攀親，典型反映出他們尚沒有擺脱孝文帝式的心理。詩歌、文章在唐代的大興，亦未嘗不是同樣的北朝心態起作用。唐太宗、唐玄宗都好舞文弄墨，唐太宗做秦王時開學士府，延攬十八學士，直接承續的是南朝諸王結交文士的風氣。公認的上官儀、沈儉期、宋之問等對唐詩的發展起到了關鍵性作用，他們都是宮廷詩人，聚集在一起吟風弄月是他們的常科。北周朝廷因為對南朝詩歌的酷愛扣留過詩人庾信，皇家不須這樣做了，大唐國裏有的是才子，只消把他們攏聚在一起就可以盡情風雅了。連國家選拔政治人才的科舉考試，都加上考試詩賦內容，如果沒有王室北朝心態下對詩賦文學的狂熱，是不可想象的。選拔政治人才，吟詩作賦並非必要，但在皇帝心目中不僅必要，而且十分重要。如此，南朝文人留下的詩文傳統，就重新被振作起來，成為一代讀書人的大事，並終於繁榮成一個偉大的詩文時代。不僅是詩文，書法、繪畫、佛理等一切南朝土子的擅長之物，無一不被唐朝人接續並且賦予自己時代的精神氣質。 ^[1] 

唐代的邊疆民族政策帶來的歷史結果，是北宋立國的艱難。強盛時，唐王朝作為東亞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以和平的方式，帶動着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共同進步。一當中原政權在晚唐五代變得衰弱時，那些早就享有較高自治權力的邊地民族，則乘機內遷建立起自己的國家。北方的遼、西北的夏無不如此。兩漢時邊地民族的內遷是以部落的形態雜居，而北宋建國時，發育於唐代的北方異族政權已經在那裏等着與它較量。西晉邊地民族的舉事。是因為政府措置失當；北宋則另有難題，它必須面對歷史的結果，北宋開國規模前比不上漢唐，後也比不上明清，它的邊疆壓力卻十分沉重。為防禦北方政權的南下，它必須建立一支龐大的常備軍隊，養兵開支的耗費前所未有。但養兵千日，未必能用在一時，對付北國兵馬，宋軍幾乎是屢戰屢敗。因為北宋建軍思想過分借鑑了唐代藩鎮割據的教訓而陷入嚴重的侷限。唐代之所以有藩鎮的尾大不掉，也是起源於它的邊疆政策。唐玄宗因受奸相李林甫的愚弄，執迷不悟地信任雜胡出身的安祿山，以致造成安史之亂及隨後的藩鎮擁兵自重。這給北宋開國者印象太深了，致使皇帝對將領極端猜忌。北宋一建國，馬上“杯酒釋兵權”地解除戰將的指揮權。平時是兵不知將，將不知兵，打起仗來，將軍得照着由皇帝事先制定的方案作戰，沒有不失敗的道理。

忌諱武人，北宋王朝轉而大力任信文臣。宋代基本延續了隋唐科舉制度，並多加改進，使之日趨嚴密。每次開科取士的人數較盾代大大增加，考試及格馬上錄用，不及格者，則可以由皇帝“恩賜”進士出身。對士大夫的優禮，也空前隆重。首先是俸祿優厚，在職及退職的官員都有厚祿；其次文臣到一定級別的都可以享有丁孫補官的特權，稱為“蔭子”之制，不僅“蔭”同姓子孫，也可以“蔭”異姓親戚。凡此種種，造成了一個待遇豐厚、養尊處優的龐大的官僚階層。外有並立的敵對政權，北宋不得不大量養兵；忌諱武將，又養就了一個龐大的利祿階層。兩者及其他奢侈浪費，造成北宋財政的極度困難。這又引發了改革的浪潮並激起士階層劇烈的黨派之爭。這一切，追溯其源，都與唐朝開放的邊疆政策有着直接的鏈條般的聯繫。現實上，北宋不能不面對唐朝崩潰後的局面；觀念上，又不能不注意唐朝的經驗教訓。兩方面都促成着——種情況，就是北宋立國艱難。大唐文明是開放的、浪漫的，宋代文化則顯得內在而含蓄。有唐的開放浪漫，就有宋的含蓄內在，其間存在着必然的歷史因果。 ^[1] 

日本學者內藤湖南提出的所謂“唐宋變革論”，即從唐到宋是中國“中古”踏入“近世”的變革。關於這種變革，應該説學術界並無異議。關鍵在於變革的性質與意義，亦即這是一種整體性內部的變化，還是對於整體性的顛覆或推翻。儘管説在討論中必然涉及變化的具體時段、南北空間關係等具體問題， 但核心顯然是性質與意義問題。筆者認為，歸根結底，這是中國傳統文明內部的新舊轉化。 ^[3] 

唐初繼承北魏的均田制，並實施租庸調製。經過隋農民大起義及長時期的內戰，唐朝手中掌握了大量無主荒地。政府將這些土地按規定分配給成年男女；受田農民按一定比例向政府交納租税(租)及鄉土所產的絹、帛若干斤、尺(調)，並無償地為政府服役若干時日，不服役則折交相當的絹布(庸)。上述內容即租庸調製，其精神仍然是秦漢以來重小農的經濟制度的變種，沒有本質性的差異；其實施的條件是戰爭造成的大量荒地。小農經濟脆弱，天災人禍、征斂無度，都可以使之破產。這又為豪富人家的兼併製造了機會。小農的破產，即意味着國家財政來源的枯竭。到唐太宗開元的“盛唐”時期，土地兼併、農民逃亡已經十分嚴重。安史之亂更造成北方經濟的嚴重破壞，所以到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朝廷採用楊炎的建議，頒佈實行“兩税法”，對賦役制度進行全面改革。兩税法以夏、秋兩次徵税而得名，其核心內容是以一個家庭的財產狀況和田畝數量為依據徵收賦税。同時政府針對商業貿易日益活躍的現實，對茶、酒、鹽等商品交易徵税，改變多少年來以單一農業税為主的税收結構。同時還協調了中央與地方税利分割關係。兩税法的實行，使北魏以來的均田制壽終正寢。其中計畝徵税與把田畝列人資產項目及對商業的徵税等內容，沿襲的是南朝時的成法並作了一些調整。

兩税制的意義也絕不僅限於使唐王朝擺脱了經濟困境這一點，它標誌着一種王朝治國觀念的變革，對中國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面的變化影響至深。兩税法首次以官方政令的形式，公佈了一種與傳統重農主義大不相同的國家觀念。兩税法的核心是“唯以資產為宗”，它改變着將工商業視為浮末、不道德行業從而嚴加限制的做法；也改變着將土地的佔有，視為威脅國家安定從而嚴厲打擊的舊做法。儘管它並沒有表現出保護工商業及大地主利益的積極性，因而存在着很大侷限，但政府已經初步懂得以經濟的手法管理國家經濟的道理，因此無意間也承認了一切私人的贏利活動是合法的，從而引起所有制觀念的更新。這放開了一條缺口，使地主階級、工商業者放開手腳去兼併土地、經營產業，貧苦的社會階層也因此獲得了一點自由。要知道，在按户口人頭納税服役的時代，破產的小農只有取消自己的户頭和獨立，完全依附到富人家裏去，才能免除朝廷的征斂，他們可以不那樣做了。清貧可以少出或不出賦税，他們就可以用契約的方式向地主租賃土地，人身依附關係鬆弛多了。社會矛盾的表現方式也有所不同。唐朝中期以前，人民起義的矛頭多指向朝廷，中唐以後則更多地指向地主，北宋初年王小波提出的口號是“均貧富”，以後造反甚至是要“替天(“天”指皇帝)行道”。

凡此種種都表明着社會的變化，重要的特點是兩税法的實施，為社會的富人和窮人都不同程度地鬆了綁(富人受惠當然更大)。正因如此，唐宋之際才出現了社會經濟文化的全面高漲。 ^[1] 

中唐以後到北南兩宋社會方面的變革，首先是南北朝以來舊門閥貴族衰落以至從歷史上銷聲匿跡。其原因長期以來人們以為是科舉制度造成的，實則很難説明問題。科舉只是為中下層知識分子的上進開了門路，但舊貴族也一樣可以經由科舉致身通顯，這樣的家族很多。有人説是武則天以科舉打擊舊關隴勢力所致，更不足以説明問題。一個勢力強大的階層，不是某一位皇帝打擊就垮得掉的，充其量也只是抑制一下而已；況且武則天大力打擊關東、關隴舊勢力別有內情呢?舊貴族衰落的原因應當從中唐以後整個社會制度特別是兩税法實行造成的變化尋找答案。兩税法以財產等級徵收賦祝的規定，極不利於大家族的存在，勢必造成大家族的分門析户的趨勢。這可以從史書所記得到印證。其次，兩税法造成農民人身依附關係的鬆動，也不利於大家族經濟。失業的農民可以轉而做小商人或租賃地主土地，不會去依附到大家族那裏。此外，唐末農民大起義的打擊和五代時北方民族的入侵，都給這個垂死的階層以致命的一擊。看史書，唐代的讀書人總好以自標郡望來顯示一下家世，到宋代文人，這樣的習氣基本消失，人們更願意表明的是自己如何努力。

唐宋間另一個重要的社會變化是市井因素的大增，繁榮的城市遍佈全國，附麗於市井新的文化現象層出不窮。這都是社會經濟特別是南方經濟持續高漲的結果。 ^[1] 

社會經濟在唐宋間的高漲在南方和北方是不一樣的。北方因戰亂，社會經濟發展時斷時續。同樣與戰亂有關，安史之亂以後，中國的經濟重心開始向東南方轉移。魏晉南北朝開發南方的歷史意義，至此展露出來了。需要指出的是，向南轉移並不意味着北方已經全面落後，北宋時期，北方的山東河南一帶農業手工業經濟並不落後，在宋代經濟全局中佔有重要位置。但總體上看，是北不如南；而這樣的重心南移，到南宋才基本完成。

在南方的長江中下游流域，“進入全面開發耕地的時期”，顯示着實行新税法對農業開發的刺激作用。中唐以後水稻農業獲得了長足發展。人們大興水利，促進着稻作農業向集約化方向擴展；曲轅犁也被廣泛使用於水田了；插秧技術得到推廣，早熟的品種被引進到那裏：這一切促使着稻米產量大幅度提高。“蘇湖熟，天下足”，南方的稻米對減輕全社會生存壓力有重要意義，也是唐宋時期國脈所繫。糧食產量提高了，丘陵旱地也被開墾出來了，有更多的土地用來種植經濟作物。茶葉在唐代就成為包括一般平民百姓在內全社會的日常消費。在全國販運茶葉是有利可圖的事業。茶樹、桑樹、漆樹、竹子廣泛栽植。經濟作物的發展即手工業的發展，南方人以特有的靈秀(其實是生產經驗累積的結果)製造着漆器，編織着竹器，紡織着精美的絲織品。在過去是北方出絹帛，南方產麻布，南方也有精湛的製造技藝。陶瓷製造業唐代前期中心在北方，以後逐漸南移，到宋代，景德鎮已經變為天下瓷都。而陶瓷製品也在唐宋之際成為百姓一般性日用品。此外像鹽業、礦冶業，南方都有長足進展。

生產的高漲一定帶動商業貿易和都市文明的發展。唐宋兩代南北經濟交流十分活躍，陸路交通之外，隋朝修建的大運河溝通着當時的關東與關中，東南與西北；長江龐大的水系，更是自南北朝以來就成為經濟交流的大動脈。由於聯繫東、西亞的絲綢之路的中斷，商人們把注意力投向海上貿易。在許多交通要道，集市貿易空前發展，大運河和長江沿岸及東南沿海大都市紛紛出現，十分繁榮。“江淮草市，盡近水際，富室大户，多居其間”，長安、洛陽、開封、揚州、成都、廣州等都是當時著名都會，而且揚州、成都、泉州、明州等城市，是隨着區域經濟的發育而發達起來的，是富甲一方的經濟中心。就是那些政治色彩濃厚的城市，經濟功能也越來越大。如長安，在一開始建設規劃是市區、作坊與居民區嚴格分開的，中唐以後，店鋪沿街鱗次而立的趨勢顯著加強；宋的都城開封，從《清明上河圖》上看去，簡直就是一個商業都會。城市建築格局發生了大的變化，城市中的經營者開始有了自己的組織即行會；貨幣在交換過程中比重增大，“僦櫃”和“飛錢”出現了，北宋紙幣“交子”也流通起來了。

城市不僅累積着財富，也薈萃着人文。市井文化方方面面，其中適合市民階層審美趣味的新文藝的興起，最能觀察當時社會文化之一斑。講述歷史及人世間故事的“説話”從中唐以後就興旺起來，有了行會並在南宋進入“黃金時代”。記錄“説話”的文章叫“話本”，是後來白話小説之祖。戲劇的發達同樣令人矚目。一種被稱之為“宋雜劇”的戲劇在瓦舍勾欄中演出，並且已經商業化。以温州為發祥地的南戲與雜劇南北相應。此外還有滑稽戲、傀儡戲、影戲等等，都在市民中找到了自己的觀眾。“宋代伎藝商品化的……突出特點是，從京城到地方，從宮廷到民間，不論帝王、官僚還是士子、商賈，都可以出資僱用樂户藝人，隨時演出。”中國文學從來沒有像這樣把藝術的創造者和欣賞者如此密切地聯結在一起。當然新的文藝表現着新興市井階層的思想意識，但在説話人的講古説今中，在戲劇搬演着歷史的故事時，民眾更接受着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道德倫理和生活觀念。這不僅溝通着古今，也溝通着精英文化與民間文化。對一般民眾的“教化”作用，甚至要比國家辦學來得還要普及和深入，它們促進着民智的開發。

這是中國歷史上繼春秋戰國之後又一個民力發展的時代，除上述的表現之外，是科技方面的發明。讓中國人自豪的四大發明，除造紙術外，火藥、指南針及活字印刷都是在唐宋之際發明或廣泛應用的。指南針的再發現最能説明問題。據載戰國時中國人就懂得了磁石的特性，但是在宋代它重新被注意利用，直接的原因就是航海的需要。創造性的生產生活實踐激發科學技術的高漲這條規律，在指南針的應用上得到印證。對中國科學技術為什麼逐漸落後於西方這樣一個老問題，由此也可以獲得一個簡單的答案：我們的社會生產在唐宋以後，沒有繼續更深更廣地拓展前進。有一項小發明的遭遇很能説明科技與生產需求的關係，宋代有一種“走馬燈”的遊戲，透明的燈籠裏點上蠟燭就可以自動旋轉。英國人瓦特受沸水頂起壺蓋的啓發，發明了蒸汽機，走馬燈的遊戲實際利用的是熱氣的動力學原理。但是由於沒有英國那樣的產業革命做背景，在那時就只是把它當成遊戲了。社會文化的日益高漲的需要，卻刺激了印刷術的革命性變化。民力的發展，商業的繁榮，使得原有雕版印刷不能適應社會的需求，活字印刷術在北宋應運而生。它的發明者是—位製版工平民畢異。記載生產和科技進步的文獻多了起來。晚唐的文學家陸龜蒙的《耒耜經》記述了各種農具，其中就有曲轅犁。“中國科學史上的里程碑”《夢溪筆談》問世於北宋；《耒耜經》和《夢溪筆談》都成於文人雅士之手，農具和一般科技的進步，能引起他們的關注，可見其勢頭之大。中國科技的發展有幾個高潮時期，一個是春秋戰國時期，一個是魏晉南北朝，另一個就是唐宋之際，每個時期都是生產開發的高漲期。

安史之亂引起唐王朝的衰落，這個巨大的變局激起了—種華夏種族意識的覺醒運動。在當時，人們把安祿山、史思明的叛唐，視為夷狄對中華的禍亂，“夷夏”觀念因此而起。而唐代的中衰，同時伴隨的是回紇(回鶻)人在中原的橫行，吐蕃人對唐的掠奪及在西北的長期盤踞，都使唐朝越發衰敗，種族意識越發高漲，以至演變為仇視一切外人。唐末田神功領導的暴動曾殺死揚州的波斯商人數千人，黃巢起義也在廣州攻擊過胡商。種族意識的覺醒在五代隨着北方異族的侵害及兩宋時期與夏遼金元的對峙，變得更加激烈、深入和牢固。

這激發了唐宋由科舉而形成的士大夫階層的精神振作和以變法為中心的改革運動。唐代開元、天寶以前的讀書人，因身處太平盛世，又遇上皇帝的重詩尚文，精神是昂揚的。但那時的昂揚多繫念於一己的功名事業，或關注自己的精神家園；前者如邊塞詩的高歌，後者如田園詩派的吟唱。從中唐起，知識分子的思想所繫明顯變化。變化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爭文化正統的意識，一是更關注現實問題和具體問題。中唐思想界、文學界代表人物是韓愈、李翱、柳宗元、劉禹錫、白居易等，思想兩方面的變化在這些人身上分別表現出來。韓愈在《原道》等一系列文章中，揭出了一個從堯、舜、禹、湯以迄孔子、孟子的“道統”，並認為這個“道統”至孟子而失傳，得由他加以繼承光大，體現了強烈的歷史文化的主體意識。與此相輔相成，他又打出了“攘斥佛老”(主要是佛)的大旗，把佛教及道教視為“夷狄”之教、思想異端而欲加以排除。他的學侶李翱，則以對儒家學説中的“心”“性”內涵的初步發揮，應和韓愈的“道統”之説。柳宗元、劉禹錫一方面參與現實革新，另一方面他們的學術如《封建論》、《非國語》、《天論》、《天對》等文字，或着意於從歷史的闡釋解決現實問題，或立意打破思想上的精神迷誤。白居易則代表的是詩歌創作向傳統的迴歸傾向。他所領導的以“但歌生民病”為宗旨的“新樂府運動”，實際有意恢復着《詩經》、漢樂府開闢的文學傳統。韓愈到孟子那裏汲取精神魄力的源泉，白居易則皈依經學一脈。中唐時期儒家經典之學也形成一時風氣，如啖助、趙匡、陸淳的《春秋左傳》之學。文化的道統意識和強烈的現實感，發之而為文章為詩歌，韓柳等中唐士人的思想、學問及文章，基本就是宋代文人精神的基本範圍和規模。

道統在宋代演變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和“為萬世開太平”的精神氣概；心性內容則由深感唐末五代“無廉恥”的士人發展為理學、道學。北宋實行的文官政治，士大夫集政治家、詩文家、學問家於一身，本着各自的道德學問及對現實問題不同的理解為政，宋代士大夫出現類似後世“黨派”的政治羣體。唐代有所謂“牛李黨爭”，但基本是在闇弱皇帝的朝廷裏爭權、鬧意氣；北宋有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和以司馬光等為首的“舊黨”。試圖以種種新的政治舉措改變王朝“積貧積弱”局面的屬於新黨，以“擾民”、“生事”、“與民爭利”為理由反對這種變法的為舊黨。新黨代表土大夫積極有為的精神，舊黨也不能簡單地視為“反動”。兩派的分歧產生於對現實的不同理解。舊黨認為，現有政治體制及種種政策本身並無問題，問題出在官員們不能正確執行，而且與其像新法那樣向民眾開財源，不如從皇帝及朝廷的節約做起。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