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崎市定

宮崎市定本名宮﨑市定，是東洋史學（約相當於亞洲史學）第二代領軍人物，因字印刷不易，國內多稱他為宮崎市定。宮崎市定的學術成就很早就得到了承認，著作在日本和國際漢學界也被廣為閲讀和引用，其全集皇皇25巨卷，皆以亞洲史為核心。其中代表作有《九品官人法研究》、《雍正帝》、《東洋的近世》、《亞洲史概説》、《亞洲史研究》、《亞洲史論考》、《論語的新研究》等。 ^[8] 

宮崎市定的正確日語名為“宮﨑市定”，由於“﨑”在日文印刷中十分不便，因而多以“崎”字代之。他生於日本長野縣下水內郡秋津村（2009年改為飯山市）靜間。早年畢業於秋津小學校和縣立飯山中學校（即長野縣飯山北高等學校的前身）。1919年入新開設松本高校（信州大學）文科一類學習，同校的晚輩生有後來的著名東洋史學家曽我部靜雄和仁井田升。1922年進入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史學科學習，師從內藤湖南、桑原隲蔵、羽田亨、狩野直喜等人專攻東洋史。

1932年“一·二八”事變，宮崎市定應召入伍，任軍馬廠廠長。1933年退伍回國，返回京大。1936年2月赴法國留學，入巴黎東方語學校學習阿拉伯語。1938經美國回國。1944年5月任京都帝國大學（即京都大學）文學部教授。1958年以《九品官人法研究·科舉前史》獲日本學士院賞。1960年10月赴法國任巴黎大學客座教授，後回國。不久又赴美國，任哈佛大學客座教授，1962年7月回國。1965年於京都大學退休後任京大名譽教授，同時兼任德國漢堡大學和魯爾大學客座教授。1978年獲法蘭西學士院頒發的“ジュリアン賞”，1989年獲日本政府頒發的“文化功勞者”獎章。曾獲日本從三位勳二等旭日重光章。

宮崎市定對中國學的很多領域，包括社會結構、政治體制、經濟形態、權力關係、政府組織等方面均有獨到的研究。中國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前，儘管當時宮崎市定在中國史學界被定為“資產階級史學家”，但在1963～1965年依然內部出版了《宮崎市定論文選集》兩卷，作為黨內高級幹部和史學專家的參考讀物，可見其東洋史學研究成果的影響力之一貌。而在日本和國際漢學界，他的著述被廣為閲讀和頻繁引用。司馬遼太郎、谷沢永一、向井敏、松本清張、米長邦雄等史學界之外的著名日本作家，都是宮崎市定的書迷。而他執筆的面對一般讀者的史學概論書，在日本廣為暢銷。他的生前著述全部結集為《宮崎市定全集》（全24卷，別冊1卷，共25卷，巖波書店、1991 - 1994年版）

《宮崎市定解讀〈史記〉》 ^[1]  僅有的分體例全面解讀《史記》的著作，閲讀《史記》的入門書。

《謎一般的七支刀》 ^[2]  以一把傳世寶刀為線索，解開古代中日韓三國關係的謎團。

《東洋的近世》 ^[3]  “宋代文藝復興論”開山之作：中國的“文藝復興”比歐洲早了300年，並且深刻影響了世界。

《東洋的古代》 ^[4]  打破循環史觀，還原演化論般鮮活的中國古代史，秦漢帝國形成史。

宮崎市定博士與中國名史家黃現璠有着深厚的學術交往，以下推介一篇文章，略作介紹：

原作者：歷史的觀察者（歴史の観察者）

譯者：吉田茂樹

我進入中國大陸之前，既獲得了原陸軍的高嶋辰彥少將、原海軍的保科善四郎先生和福田良三中將以及福留守等先生寫的介紹信，還持有森徳治少將和金子繁治少將寫給中國友人的親筆介紹信。同時，又拿到了水交會的山梨勝之進先生寫給他的中國友人“○○親啓”（説出姓名後認識的人一定知道）的介紹信……。

除軍人關係外，我還從宮崎市定先生處拿到了他寫給中國學友黃現璠先生的介紹信。

我至今仍記得當時在宮崎教研室裏向宮崎市定先生請教歷史問題的情景。古代中國的周邊民族（稱為漢民族的原型適當吧？），即司馬遷的《史記》中記載的華夏以外區域的粵、滇、氐、羌、閩、越等國，相當於中國的青海省、四川省、貴州省、雲南省、廣東省、福建省、廣西壯族自治區、台灣島、海南省。

按《史記·五帝本紀》所載：三苗、九黎、百越的追放地為天下蠻荒之地。事實上大致相當於今天湖南省、江西省、浙江省的古楚之地應劃入蠻荒之地。這是因為當時的楚王自己曾説過“聯自身系蠻夷末代，沒有得到周的封候，從而成為了楚之王。”但是，《史記·楚世家》則記有“楚以顓頊（黃帝之孫）世家第6代季連為始祖”一事。在宮崎教研室中，有一位從南昌逃往台灣的“中華民國”留學生Y君，自稱是戰國末期楚國大詩人屈原先生的後裔子孫。無論從任何方面看，都不能説Y君是南蠻魁夷。

我就有別於華夏以外的這些古代南蠻民族史方面存在的疑惑向宮崎先生請教時，宮崎市定先生笑着回答説：“這種事情對日本人而言是很難明白的……即便今日有名的長江文明，當時也不過相當於日本古人説的高天原程度，不，應該説是相當於古代日本豊葦原瑞穂國的狀況。你去中國時，我介紹一位良師益友給你。”

宮崎市定先生介紹給我的中國良師益友，名叫黃現璠，一位著名的中國歷史學家。黃現璠先生長期執教於廣西大學，主要從事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中國文化史等中國古代史的專門研究，尤以南方少數民族研究權威享譽學界，名播東瀛……這與專門從事中國古代都市的民眾生活、都市民的徵兵和納税等研究的宮崎市定先生的東洋史專攻同符合契。

我對中國史的瞭解雖然如同門外漢，但是對歷史一貫抱有濃厚興趣。正因如此，20世紀60年代當然知道在中國非常著名的黃現璠先生大名。他曾任過北京師範大學研究院的史料編纂員，中日大戰前來日，留學於東大（東京大學簡稱）。黃現璠先生屬白鳥庫吉、津田左右吉、原田淑人等學系的東大學閥一路……而宮崎市定先生則屬內藤湖南、桑原隲藏、羽田亨學系的京大（京都大學簡稱）學閥一路……。我原以為兩者沒有學術接點，這種認識源於受到日本巷間廣為流傳的充滿逸話的“東大與京大對立説”的影響……實際上，學問世界絕非是我等平凡人所想象的那種爭權奪利分庭抗禮的下里巴人世俗世界，而屬一個高尚又深奧的陽春白雪世界……宮崎市定先生與黃現璠先生兩人生前都沒有告訴我他們曾在何地親密無間高談闊論學術，作為愚弟子的我接受宮崎市定先生介紹如此名高於世的黃現璠先生時居然沒有問及此事，今天想來深感大恥，高尚的兩位先生想必會寬恕愚弟子。世間的學人雖然已無法得知宮崎先生與黃現璠先生生前的學術交流逸史，但我想兩位先生生前友誼一定十分親密……。啊，這只是一個輕率男人的想像。

1932年，“一·二八”事變（日本方面稱為上海事變或第一次上海事變、淞滬戰爭）發生後，宮崎先生應召入伍。1933年退伍回國，返回京大。兩年後，黃現璠先生進入東大留學兩年，隨後回國，成為國立廣西大學史學講師，講授中國通史。不管怎樣，我推測：在黃現璠先生留日這兩年間，宮崎市定先生與黃現璠先生必定在何處見過面。

宮崎市定先生於這一時期相繼發表了《古代支那賦税制度》（1933）、《支那城郭之起源異説》（1933），特別是1934年他發表的以中國古代都市國家為論述主題的《遊俠論》大作，從而成為日本充滿活力的少壯中國史專家。而充滿活力的青年黃現璠氏則以研究中國上古代史、都市國家的軍制研究為專門。兩人的學術研必定在某些地方有共同之處。我認為兩位先生絕非相識於戰後，而是在戰前成為學友。

1963年9月我隨岡崎（岡崎嘉平太）訪中團訪中時從宮崎市定先生拿到的介紹信，抵中國後沒有派上用場……主要原因是訪中團規定嚴格，絕不容許訪中團成員個人單獨行動……。

再説黃現璠先生，1957年或1958年，由於在毛澤東的第一次右派攻擊中受到衝擊牽連，被趕出歷史學術界，不能滯在北京，被迫返回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南寧市圖書館，不，是廣西師範學院圖書館，成為圖書館的一位管理員，處於難知外界事的狀況。由此反而成全了先生能長期獨自埋頭於少數民族與壯族歷史文化研究的美事。

1963年岡崎訪中團抵中三個月後的12月，我約有一週時間在上海協助舉辦日本工業品展覽會。好像是一週……，當時的日記後來被紅衞兵抄家時燒燬了，具體是多長時間已無法記清……。同年返回日本的歸途中，我與同行前輩A先生兩人一道進入香港時，在廣州與岡崎訪中團一行（剩下3人在廣州和香港休養4天）告別，從雷州半島的湛江翻越十萬大山脈，再沿右江進入了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南寧市。

對於這樣的異國旅行，我沒有多少恐懼擔擾。因為在中學和大學時代，我便揹着揹包和睡袋獨自放跡於日本山區四處旅遊，時常在無人住的寺廟中過夜。當然，毋須忌言，旅行中偷食農田的西瓜和籮卜的壞事也曾幹過。特別是我在香港工作時，曾與另一位同事經常赴新界地區的錦田、上水、勒馬州、元郎等邊境地帶旅遊，雖説是兩人……但可説我已習慣於在異國四處旅遊。

……我曾在香港努力學習了兩年半漢語，掌握了基本的中文日常會話，但聽力較差。同行前輩A先生（比我年長4歲，在香港的亞洲研究中心工作）的中文很好。我們抵達南寧市後，住進了南寧飯店，馬上休息。第二天天明，我趕往黃現璠先生處，A先生則前往中越交界的德天瀑布旅遊……

通過電話與黃現璠先生取得聯繫後，隨即報上宮崎市定先生的名字。我的中文發音極差，報上姓名深恐黃現璠先生聽不懂……不料，對方傳來流暢的日語“啊，是宮崎先生嗎，好久不見，想念您呀！”聽後不安之擾煙飛雲散。宮崎市定先生曾告訴過我，黃現璠氏的日語説得非常流利。當時我認為這或許得益於戰前日本留學時代的環境……我的這種想法很快被證明是毫無根據的。

在廣西的學校中，我與黃現璠先生的談話皆使用日語。據説黃現璠先生曾在1953年、1954年訪問中國的日本國會議員與中國外交部官員（陳毅與池田先生？）會談時擔當過翻譯。黃現璠先生笑着告知我，1937年盧溝橋“七·七事變”歸國後，仍不間斷地讀日文原著修習日語，所以日語流利。

黃現璠先生有留學日本的經歷，戰後又不斷與日本史學家進行學術通信。作為中國史學界右派巨魁落馬後而被放逐於史學界外的先生，毋須置疑，屬中國學術界的親日派分子。宮崎市定先生在寫給黃現璠先生的介紹信中寫有“拜託黃現璠先生出於日中友好目的而為派遣到中國的這位年輕人介紹一些適當的親日中國人的關係”……等語。

……黃現璠當時自身受到處分（史學界大右派），交談時他告訴我只能在當地（廣西壯族自治區以及周邊省）一帶活動，處於輕度軟禁狀態。儘管如此，他依然秘密地向我介紹了許多不知是他的弟子還是朋友的知識人（不限於史學界），如○○大學のM氏、○○大學のS氏、○○大學のH氏、○○大學のS氏等人。如今，這些人與我依然交往親密，終身共享朋友之誼。他們來日本時多次在我位於關西的家中住宿。

……（言歸正傳）後來我又兩次見到黃現璠先生。1965年，我利用休假，前往廣西桂林、雲南大理旅行時，曾專程在南寧停留，拜會黃現璠先生。他向我介紹了很多在北京、上海工作的有識之士……。第二次與黃現璠先生會面時，他帶我參觀了第一次見面時看過的一些名勝古蹟，還去參觀了鐘乳洞和地底洞窟。當然，見面時我也將先生的弟子以及宮崎市定先生的信交給了黃現璠先生。作為一位外國旅行者，自然擁有充當信使的便利。考慮到當時黃現璠先生的處境，我沒有與他在學術界的一些弟子見面。這次見面，我榮幸聆聽到黃現璠先生對我詳談了有關壯族的歷史文化。

由於這裏不是歷史論壇而是政治論壇，只得省略黃現璠先生的具體歷史高論，跳過詳情。有機會我將詳細記述。……交談中，我受到了黃現璠先生的一次教誨，這也是宮崎市定先生批評過我的教誨，即學習歷史者，傳承的歷史與空想界限應該涇渭分明……而我對歷史的認識，好像浪漫到已進入科幻領域（笑）。

……我過去在京都問過宮崎市定先生的問題，這次見面時同樣向黃現璠先生問及，即廣西的壯族在《春秋》和《史記》裏已有記載，是否與遼東的濊族有着種族關係？……先生邊笑邊回答，解説十分有趣，但我聽得一頭霧水，完全不明白。壯族有“布壯”、“布農”、“布越”等20餘種稱謂，總稱壯族。一般認為，壯族為古代百越部族的西甌、駱越支系的後裔，為居於廣西最早的土著民族。

……黃現璠先生自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受到紅衞兵的徹底批鬥，圖書館的管理員職也被解除，處於在自宅被軟禁的狀態。先生曾回憶説，文革期間是家人養着我，換言之，因受到紅衞兵的監視看管而無法外出工作，反而能在家中趨力研究壯族歷史文化。然而，事實上，先生當時過着極端悲慘又苦惱的日子。先生的弟子和同道史家，許多人都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迄今為止，長年作為我的通信友以及再會友而交往的“中國心的友人”中的3～4人，文革中同樣受到了紅衞兵的迫害，下放到五·七幹校接受工農兵再教育，能返回原學校或原工作的受害者人最早也要4年，晚則8年。由於改造地生活待遇的極端惡劣或下放當地後受到審查拷問嚴刑逼供，我的3位朋友未能回來，命歸黃泉。這些朋友都是人格上非常偉大的中國人。

我從未見過面的中國人廣為讚譽的著名文化人趙樹理、周信芳、蓋叫天、潘天壽、劉元陶、朱陽等人，雖然未在下放幹校和接受再教育地被迫害致死，但在城市紅衞兵的橫行霸道以及所謂專案審查組不斷審查逼供強加罪名的過程中，被慢慢折磨而死。

……我等日本長駐上海的海外駐在員長年累月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在中國築起的廣泛人脈關係，包括與上海黨內實力少壯官僚建立的人緣關係，皆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被紅衞兵發動的總攻擊完全摧毀。小生、史家黃現璠先生和作家巴金先生等人於文化大革命中被羅織的罪狀，至到1975年後漸漸開始恢復名譽，這無疑是他們的弟子不斷向共產黨上層組織申訴和活動的結果。1979年，黃現璠先生得以完全平反昭雪，我有幸與他第三次見面，那是在1980年3月日本國駐廣州領事館開設之時，我抽空到了南寧，拜會黃現璠先生，見到了他及其弟子O氏。這次見面離先生逝世僅隔兩年，我為在先生逝世前兩年得見他一面而感到萬幸。當然，這次見面我同樣帶給了他來自宮崎市定先生的問候信。小生自認為既是宮崎市定先生的弟子，同時還是黃現璠的弟子，原想成為一名國際性日本人史家，結果研究成果為零，完全成了一個史學門外漢。於此懇望兩位老師，容許頭腦簡單不學無術的小生能以行動力優良而自稱為兩位先生的門生。（笑）

1978年，宮崎市定（Miyazaki Ichisada）獲得“儒蓮獎”。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