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

日本國內有關中國史的研究，早在二戰前，出現了內藤湖南創立的京都學派説,認為唐宋之間的變革是中世向近世的轉變。當然，所謂古代、中世與近世的概念，都是以同歐洲歷史發展的各個階段進行比較為前題而產生的。

他們將中國封建社會劃分為三個階段：

古代（從原始社會——東漢時期）

中世（從秦漢——五代十國時期）

近世（宋以後，即宋元明清）

從文化的角度來説，宋以後庶民階層進入統治階級，這也是劃分的一個重要標誌。

據日本京都學派內藤湖南的分析，唐宋之變化由下列各方面都可看出來：

（一）貴族政治衰微，君主獨裁代興，國家權力及政治責任皆歸於君主一人。

（二）君主由貴族階級之共有物，變成全體臣民之共有物，君主地位較貴族政治時代穩定。

（三）君主權力的確定與加強。唐朝以前，政治乃是君主與貴族的協議體。

（四）人民地位之變化。貴族時期，人民轄於貴族；隋唐之際，人民從貴族手中解放而直轄於國家，成為國家之佃客。中葉後，代以兩税法，人民居住權在制度上獲得自由，地租亦改以錢納，此是人民從奴隸佃客的地位獲得釋放。王安石新法，更確立人民土地私有制、低利貸款及自由處分其土地收穫物的權利，又將差役改成僱役。此皆可見人民與君主之關係，已變得直接、相對了。

（五）官吏任用，已由貴族左右的九品中正，開放成為科舉制度。

（六）朋黨性質之變化。唐代朋黨是貴族的權利鬥爭，宋以後則為政治上主張之不同而互爭。

（七）經濟上的變化。唐是實物經濟的時代，物價多用絹布來表示。宋改用銅錢與紙幣，貨幣經濟興盛。

（八）文化性質的變化。經學自中唐以後，一變漢晉師法，專以己意説經。文學亦力改六朝以來風氣，貴族式文學，變而為庶民式文學，其他音樂藝術等，亦皆如此。

但整體説來，正如內藤湖南所述唐代與宋代之所謂變革，是指社會結構、政治體制、經濟型態、文化性質、權力關係、政府組織全面的改變。

內藤湖南的唐宋歷史觀提出後．在日本學術界產生極大反響。贊成其説者不乏其人，反對者也大有人在．圍繞唐宋變革論， 日本學術界展開了一場大論爭，這場論爭一直貫穿於二十世紀的唐宋史研究，有力地推動了唐宋史研究的開展。

宮崎市定繼承並發展了內藤湖南的唐宋歷史觀．五六十年代，宮崎市定首先指出：古代、中世、近世的三分法同樣適用於東洋史。東洋史這三個時期的最大特徵，也就是統一、分裂、再統一。

由春秋時代的割據經戰國時代至秦漢帝國的統一；中世以後，則形成三國魏晉南北分裂時代，隋唐帝國時代為表面之大一統時代，中唐以後割據勢力再抬頭，至五代分裂更甚；宋王朝統一後迄明清時代，大致維持統一之局，是為近世。

他還説，從世界史的觀點看，最早進入近世的是西亞，其次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最後才是西洋．東亞受西亞的影響．西洋受西亞、東亞的影響才進入近世。

他詳細分析了唐宋時代的變化。其分析側重於經濟變動方面。

第一，宋以後，中世莊園之隸農(部曲)獲得解放，代之而起的是佃户制。所謂佃户制，其本質是自由農民與地主間所締結之自由的佃耕契約關係：

第二，經過唐代三百年較和平的統治，人民私有權逐漸發達。兩税法實行後，人民土地私有遂獲得國家正式的承認，人民勞動力也獲得自由。簡言之，從唐中葉以後，土地傾向於私有化、貸借化：

第三，入宋以後，因科舉制度而新興出一批官僚階層，就文化上而言，他們屬於讀書人；就政治上而言．他們是官僚：就經濟上而言，他們是地主、資本家．他們以土地作為資本投資之場所，從事生產、買賣、交易。同時，產業之經營已商品化、分業化．故宋代以後，經濟之發展已脱離家內工業的階段，走向了近世的資本主義式的大企業經營；

第四，中國所謂莊園，實際上是中世的土地經營方式．它起源於漢，盛行於南朝，繼之於唐。此種私家經營的莊園，隨均田制之崩潰而衰落，繼之而起的是近世資本主義的大土地經營，決不是一般所説的均田制崩潰和莊園制繼之代起；

第五，中世莊園崩潰後，近世資本主義式的農業經營發達，都市的形式為之一變．宋代的都市，已幾乎成為“商業都市”——以分業為基礎的大企業(例如紡織業、製陶業等)與合股經營的大企業發達，科學知識亦進步：

第六，從經濟觀點看，宋代可謂是運河中心時代．所謂運河中心時代，是以運河從事交通、搬運的事業發達，故運河時代也可謂商業時代。中國的商業，到宋以後，面目一新，對農業生產商品化有重大影響：

第七，唐玄宗時代，政府兵制為募兵制，實為近世兵制的特色。在募兵制下，軍人成為一種職業，兵員系從農民分化而來，這與近世產業分工的發展，同為近世社會的特徵之一；

第八，宋代在哲學、文學、自然科學、美術、工藝等方面都有顯著進步，成為近世的文化．火藥、印刷術、羅盤針的發明，早於西洋幾個世紀。煤的使用是燃料的革命，煤、鐵的大量使用正是近世文化發展的重要特徵之一．當時的中國在世界上佔有先進地位。此外，宋代已有獨立的逮捕、訊問、裁判犯人的機構，加以訴訟學發達，起到了保護人民權利的作用．審判機構的進步，也是近世文化的特徵之一；

第九，世界近世史上的另一個共同特徵，是民族主義的勃興．唐末，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世界的周邊各民族的民族意識逐漸高昂，例如晚唐時期的突厥與回鶻，在西方影響之下，製作自己的文字，這是遊牧民族自覺和先聲，東亞世界近世發展的起點。 ^[2] 

到了八十年代，宮崎市定在吸收各方面意見包括批評者意見的基礎上，又發表了《從部曲到佃户》一文，對自己的觀點作進一步闡釋。

第一，從唐到宋，最重要的社會變遷之一是賤民的解放。在唐代，賤民指奴婢與部曲，奴婢即奴隸．部曲屬於奴婢與自由民之間，如西歐中世的農奴。在唐末五代的動亂中，部曲獲得解放，上升為佃户，或曰“佃人”：

第二，從部曲到佃户的變化，反映出唐宋間的社會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宋以後，佃户完全變為自由人，他們與地主的關係是平等的，尤其是在訂立租田契約之際，完全具有選擇權．因此，宋代以後，新的勞動形態出現，莊園閉鎖經濟已告消失；

第三，宋代政治的最大特色之一，是在獨裁君主之下，萬民平等，打破了古來所謂“身份制”．前代用以各良民區分的賤民階層(如奴婢、部曲等)，到宋代以後已不存在，這無異是一項重大的“人權宣言”．宋代的佃户，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如地主，這是事實，但對第三者而言，並未失去對等的地位，這與唐代的部曲對主人以外的良民仍處於劣勢的情況是不同的。宋代的佃户固然是一種“身分”，但這種身分等差是臨時性的，如佃户將田地退還給地主，佃户立即可以恢復本來的自由民地位：

第四，宮崎接受柳田節子的意見，承認宋代荊湖南北路、四川等“後進地帶”在大地主庇護下的佃户性質，實際為中世的部曲，而非近世的佃户。但他指出這隻能適用於“後進地帶”；

第五，在均田制時代．中國確曾出現過有如西洋式的莊園制，中國若有農奴制，便是在此時代．但宋代以後的莊園，與西洋之莊園完全不同，故其佃户亦不得視為農奴：

第六，中國的社會，宋代以後，貴族、官僚、富豪的家族，無法持續長久，不象六朝隋唐的中世貴族社會，綿延不絕．宋代以後，廣泛實行着“社會流動”。因此，宋代以後的社會，實為唯才是視的時代，這是近世社會的特徵，決非所謂的“封建”的固定社會。

近親。世，父子相繼為世，引申為親屬。《地理度金針》：“貧窮近世無人問，今日輝煌門第，富貴深山有遠親，豈非轉瞬間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