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三省

胡三省，字身之，紹定三年四月二日 ^[1]  （1230年5月15日）生於寧海縣中胡村（今深甽鎮三省村）。出身於書香門第，父胡鑰篤愛史學，人稱“山澤遺才”。

胡三省自幼好學，受父親影響，功課之餘攻讀《通鑑》。

其父有感於《通鑑》各家注本雖富，但於音義、釋文等乖謬甚多，又見胡三省天資聰慧，好學不倦，遂有期託勘誤《通鑑》之囑。

胡三省十五歲時，父死，家境艱難，但胡三省牢記先父遺願，益加勤奮。

寶祐四年（1256），胡三省與文天祥、陸秀夫、謝枋得等同登進士第，被任命為吉州泰和尉，因父親早亡，兄弟夭折，為侍奉老母而未赴任。後改任慶元府慈溪尉。由於胡三省剛正不阿、不事諂媚，任職期間得罪了慶元知府厲文翁，被彈劾罷官。不久，又以“文學行誼”被薦，授揚州江都丞。

鹹淳三年（1267），應江淮制置使李庭芝之聘，任壽春府學教授，佐淮東幕府。之後，經考舉及格，改奉議郎，知江陵縣。

鹹淳六年（1270），因母去世，離任回家治喪。喪服滿後，改知安慶府懷寧縣。同年，因李庭芝調任京湖制置使，胡三省才從淮壖回杭州。

自登第後，胡三省在案牘之餘致力於《通鑑》的勘校工作。雖公事冗繁，仍堅持不懈。宦遊所至，見有不同版本之《通鑑》，務必蒐羅；遇有《通鑑》方家，即登門求教。在杭時，已編就《資治通鑑廣注》九十七卷，論著十篇。賈似道的門客廖瑩中聞其名，出重金聘請胡三省校勘《通鑑》，以教授弟子。三省撰寫《準校通鑑凡例》一文。不久，廖瑩中又將胡三省推薦給賈似道。

鹹淳十年（1274），胡三省出任沿江制置司機宜文字，升朝奉郎（七品官銜）。第二年，改任賈似道幕僚，從軍江上。但與賈意見不合，凡有建議，賈概不採納。是年，賈似道督師蕪湖，二月大敗於呂港。宋軍潰散後，三省返寧海，自此長期匿於鄉里，隱居著書，直至終年。

德祐二年（1276），元軍陷臨安，俘宋恭帝等多人北去。元將董文炳率軍南下，追擊南逃皇族，所過之處，燒殺搶掠，慘不忍睹。寧波亦遭兵禍。胡三省攜帶家少，遷居新昌。亂過返家，發現花了幾十年心血寫成的《資治通鑑廣注》已蕩然無存。三省不可奪志，悲痛之餘，仍變賣家產，再購《通鑑》，發憤重新作注。時年已經四十六歲。從此閉門絕客，日夜奮筆。

直到至元二十一年（1284），重撰稿即將完成，又寄居鄞縣南湖袁桷家中，並在袁家最後完成《通鑑》校勘。

至元二十三年（1286），《資治通鑑音注》全部成編，胡三省又着手作《通鑑釋文辨誤》。正在這時，寧海楊鎮龍在二十五都起義，攻下慶元，威震浙東。當時胡三省尚寓居在袁桷家，為了避亂，只好把剛完成而尚未付印的《資治通鑑音注》及其他著作，藏於袁家東軒的石窟中。起義平息後，全部著作仍完整無缺，後遂流傳於世。此石窟，後人稱為“胡梅磵藏書窟”，地在今寧波市內大沙泥街袁家。

元朝統一中國後，政權日益鞏固，隨即對漢族士人採取拉攏的懷柔政策。並派侍御史程文海訪求江南文幹，羅致去元朝為官。有些士人易節歸順，如葉李、趙孟頫；有的拒不應召，如三省同榜進士謝枋得。這種形勢，對注重民族氣節的胡三省又是一種威脅。為了減少意外麻煩，在鄞（今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寄寓日久並有卜居之心的胡三省，又毅然舉家歸中胡村定居，並從此屏謝人事，又著書為樂。自號“知安老人”，堂上立匾，題名《逸老堂》，在居所南筑讀書室，名“讀書林”。雖風燭殘年，仍仍孜孜不倦地從事《資治通鑑音注》的修改工作，嚴寒酷暑不停。子女以其年高相勸阻，三省説：“吾成此書，死而無憾。”至大德六年正月二十三日（1302年2月21日） ^[2]  去世，享年七十三歲。

胡三省從仕途退隱後，潛心研究歷史鉅著《資治通鑑》，歷經30年寒暑，始成《資治通鑑音注》294卷及《通鑑釋文辨誤》12卷。 ^[5] 

《通鑑音注》的體例演變，大體可分為兩個過程：一、先是按唐陸德明《經典釋文》的體例，寫成《廣注》《通論》《辨誤》三書；二、稿軼重撰時，總成為《資治通鑑音注》。 ^[6] 

《通鑑音注》對《通鑑》記載的有關典章制度、音韻訓詁都有詳細註釋，特別是對音訓、地理諸項，考證尤為精詳，訂謬殊多，並對史事多有評論。古代對於《通鑑》的註釋，卷帙浩繁，歷來以此書聲價最高，它是研究“通鑑學”最完整的參考資料。在中國史學界，有“看《資治通鑑》，不可不看‘胡注’”一説。 ^[5-6] 

《通鑑音注》在文化和思想領域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資治通鑑》有許多人名、地名、術語，非常怪僻，難以為時人所解讀。胡三省在《資治通鑑音注》中為之一一作注。如《周紀三》“彗星見”，胡注：“彗，詳歲翻；又除醉翻，旋芮翻。見：賢遍翻。”又如在《漢紀三》“閼氏”一詞之後，胡注：“匈奴之閼氏，猶中國之皇后。閼，於連翻，氏，音支”。再如《唐紀五》“隋末，歙州賊汪華據黟、歙等五州，有眾一萬……”胡注：“歙音攝，黟音伊”。在當時尚無規範的字典可查考的歷史背景下，胡三省把“音注”列為註釋《通鑑》之首，且名其書曰《資治通鑑音注》，實為讀者閲讀《通鑑》掃除文字障礙起了開路的作用。

《通鑑》中不僅有大量怪僻難讀的生字，而且還有難以數計的難詞、典故，若不予以註釋，讀者不解其意，仍是讀不懂，還可能引起誤會。如對開卷《周紀一》“威烈王”這一稱謂，很少人知其內涵。胡三省所作釋文為：“名午，考王之子。諡法：猛以剛果曰威，有功安民曰烈”。又如《晉紀十三》“彼烏合而來，既無統一……久必攜貳”。胡釋曰：“飛鳥見食，羣集而聚啄之。人或驚之，則四散飛去，故兵以利合，無所統一者，謂之烏合。”再如“商賈”一詞，胡釋曰： “行賣曰商，坐販曰賈”。這些釋文，言簡意賅，為讀者提供了方便。

胡三省最擅長地理和典章制度的註釋。如《周紀二》顯王三十五年記“越王無疆伐齊”一事，胡疏曰：“浙江有三源：發於太未者，謂之谷水，今之衢港是也；發於烏傷者，《水經》謂之吳寧溪，今之婺港是也；發於黟縣者，《班志》謂之浙江水，今之徽港（新安江）是也。三水合為浙江，東至錢塘入海。浙，折也。言水曲折於羣山之間也。”典章制度的註釋，則更詳盡。如《漢紀四》記高帝十年“豨常慕魏無忌（信陵君）養士，及為相守邊，告歸”。胡疏曰：“漢律：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病。至成帝時郡國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至和帝時，賜、予皆絕。”訓詁較音注又遞進了一步，既要釋注古人詞語之意見，又要闡明詞稱產生的來歷及其流變，因而其意義不可小看。

對《通鑑》中記敍不詳或遺漏之內容，胡則在其下予以補充。如《周紀一》記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事，胡在此14字後增補了180字，補敍了魏趙韓三家世系，並就三家分晉一事，予以抨擊：“三家者，世為晉大夫，於周則陪臣也。周室既衰，晉主夏盟，以尊王室，故命之為伯。三卿竊晉之權，暴蔑其君，剖分其國，此王法所必誅也。威烈王不惟不能誅之，又命之為諸侯，是崇獎妖名犯分之臣也。《通鑑》始於此，其所以謹名分歟！”

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在記敍或評述一些歷史事件時，或出於疏忽，或因取材之侷限，或因思想之主觀，難免有差錯或不當。胡三省“孜孜衞翼，拾遺補誤，亦幾乎司馬氏之忠臣而無負”。對《通鑑》中的舛錯或不當之處，他直書己見。如在《晉紀四》“散騎常侍石崇”條下，胡注曰：“前書‘侍中石崇’，此作‘散騎常侍’，必有一錯。蓋因舊史成文也。”指出司馬光在史料取捨上，由於疏忽，導致內容先後矛盾。胡三省不僅為《通鑑》正文辨誤，且作《通鑑釋文辨誤》十二卷，對前人的釋文，也進行逐一甄別，辨誤。

以史佈道，古今公論。孔子作《春秋》，是代王立法，捍衞王道；司馬光修《資治通鑑》是“續素王（孔子）之旨，歸成萬世之標準”。胡三省為《通鑑》作注，則是闡發司馬光的以史為鑑的思想。三者的思想觀點一脈相承。司馬光在《通鑑》中，對歷代的政治措施，歷朝的明君、賢臣、孝子的德行，大書而特書；對“傷天害理，殘民以逞”的暴君、亂臣、賊子的醜行，也不厭其煩地記敍，並寫了104條“臣光曰”述評。胡三省在述評之後，大都沒有註釋，表示完全贊同。

對其他記敍之處，有些則三言兩語，一針見血。如《漢紀四》記漢高祖劉邦“還洛陽，聞淮陰侯（韓信）之死，且喜且憐之”。胡注曰：“喜者，喜除其逼，憐者，憐其功大。”有些則連篇累牘，予以弘揚闡發。如對隋文帝楊堅貪圖享受、造仁壽宮一事，胡三省評曰：“仁壽宮成於開皇十五年。方其成也，文帝怒，欲罪相素。獨孤後喜而嘗之，繼此屢幸仁壽宮，之仁壽末，卒死於仁壽宮。仁壽者，帝窮民力作離宮，可謂仁矣，其不得死於是宮宜矣！帝怒相素，而不加之罪，其後喜，則亦從而喜之，豈非奢侈之能移人觸景而動，至於流連而不知返，卒詒萬世笑。是知君德以節儉為貴也。”

胡三省的著作除《資治通鑑音注》外，尚有《通鑑辨誤》十二卷，《通鑑小學》二卷，《竹素園稿》一百卷。後兩部已失傳。胡三省曾編《通鑑地理考》一百卷，稿成後，見到同代學者王深寧（王應麟）的作品與自己所著大略類同，輒毀去原稿，不傳於世。可見其治學態度之嚴謹。

胡應麟：自裴松之《三國志注》成，史學中無可繼者。獨胡三省之注《通鑑》，宏搜博引，備錄諸説，而斟酌事勢，懸斷是非，皆昭昭目睫於千載之上。俾温公（司馬光）未發之旨，開卷瞭然，真司馬之忠臣，涑水之素相也。當温公之成《通鑑》，自謂得劉道原（劉恕）、範祖禹諸人，各任其事以奏其功。而不知（胡）三省之注，其功尤有大者，世或日用而弗知也。 ^[7] 

顧祖禹：胡身之從而益暢其説，搜剔幾無餘藴，餘尤所服膺，故採輯尤備。 ^[8] 

王鳴盛：史釋功在草創，究尚粗疏。至胡三省注，始成巨觀，可雲青出藍，藍謝青，《通鑑》之功臣，史學之淵藪矣。 ^[9] 

陳景雲：胡氏之學，不以小疵掩其大美。 ^[9] 

陳垣：①（胡）身之豈獨長於地理已哉，其忠愛之忱見於《鑑注》者不一而足也。②清儒多謂身之長於考據，身之豈獨長於考據已哉。 ^[10] 

蕪湖兵敗，宋軍崩潰，胡三省“間道歸鄉里”。從此隱居山鄉，專力注史，直至去世，他晚年的處境，大約有如下幾種心態。

首先是宋亡之前，胡三省隨賈似道“從軍江上”，多次向賈提出建議與策略，但遭到賈的“白眼”，“言輒不用”。直至局勢不可挽救，隻身回到故里寧海，隱居著述。因為寧海與天台兩縣相鄰，人們不免有地域之見，而天台賈似道以其姊為皇后之力，執掌政軍大權，專橫欺壓。寧海先則有淮浙發運使鄭霖，政績顯著，聲譽鵲起，賈欲加以籠絡，而鄭霖深惡其奸詐弄權，恥與為伍，賈因而恨之，藉故將鄭霖殺害（以後得到昭雪，現寧海長街西公岙鄭之故里存有鄭霖墓，為縣級重點保護文物）。

繼後，又有寧海人右丞相兼樞密使葉夢鼎，與賈同朝共事，因賈一味專橫弄權，要求葉夢鼎於“槧牘事，勿與其牴牾”。夢鼎答以“事有當言，難以緘默。”賈因之不悦，後為利州轉運使王價平反等事，賈對葉極意鉗制。葉為免禍，於鹹淳八年，詔葉為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時，託病不赴，上疏後，扁舟經歸寧海故里。其後，又有人薦寧海承直郎舒嶽詳上臨安為官，賈“以其尚氣簡直，不肯對人作軟媚狀，欲以盤折抑挫，使之馴服，然後為己所用。”舒遂毅然離京回鄉。如此等等，寧海仕紳議論譁然，對賈至為憤慨。而胡三省在縣內此種氣氛中，隨附於賈似道之下為官，引起寧海部分人之誤解，所以於蕪湖兵潰，胡氏歸裏之時，有人認為不屑同情，甚或冷嘲熱諷，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陳垣教授從《通鑑胡注表微》的分析，看到胡三省對南宋王朝的忠貞，對挽救復興宋室的企望，在《通鑑注》中有充分的表露，已屬無可非議。筆者從當時的另一角度思考：鄭霖的含冤被殺，葉夢鼎的避禍歸隱，以及舒嶽祥的憤然棄官，他們恥與奸邪為伍的精神，固然可敬可嘉。但胡三省眼見南宋江山風雨飄搖，岌岌可危，而又缺乏挽救和復興的良策，從當時的局勢看，左右南宋權力唯一的人物卻是賈似道，明知此人蠻橫專斷，如能改變其作風，採納正確策略，局面仍有轉機可能。他的“江上之策”，他的“江東十鑑”，正是因此而發，可是賈似道對他的態度，是“白眼”，是“言輒不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編的《中國通史》第五冊中有一段敍述：“京湖制置使汪立信寫信給賈似道説，‘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乃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翫忽歲月，緩急倒施。為今之計，只有二策：將內郡的兵調出充實江上，可有兵七十餘萬人，沿江百里設屯，平時往來守禦，有事東西並起，戰守並用，互相應援，這是上策。和敵人講和以緩兵，二三年後邊防稍固，可戰可守，這是中策。二策如果不行，就只有等待亡國。’賈似道看後，把信扔到地上，大罵説；‘瞎賊(汪立信病一目)，怎敢這麼胡説！’隨即將汪立信罷免。”以後元軍擊潰宋軍。元主帥伯顏到達蕪湖，有人曾將汪立信之建議告知伯顏，伯顏驚歎曰：“江南有這般人，這般話，若遂用之，我何得至此也!”可見南宋如用良策，並不是不可挽救的。可惜的是汪、胡等人的忠告，賈似道不僅忠言逆耳，且加仇恨。胡三省對賈似道的幻想徹底破滅而“間道歸鄉里”之日，已是南宋王朝覆亡之時了。在此種時候，胡三省在家鄉還受到某種冷嘲熱諷，真是有苦無可申説。陳垣教授曰：“身之亂後，深自韜諱”，這是他當時極度痛苦的心態。

其次，元軍入臨安後，又南侵浙東，寧海亦陷入兵荒馬亂之中，胡三省攜帶妻孥，到處避難，跋涉困頓，隨時可危及生命，其苦不堪。與此同時，又先後聞知同科（狀元）文天祥的壯烈犧牲，謝枋得的不屈就義，陸秀夫的負帝投海，以及其他殉國者的悲壯捐軀。歷史的現實，從痛苦失望中，又激起胡氏如何正視今後餘生的抉擇。他只能是謝絕人事，隱居山鄉，如袁桷在《祭胡梅澗先生》文中所説：“矇昧草野，避聲卻影，年運而往，知吾道之愈難，寫心聲之悲憤，聽澗水之潺。”從事 “案頭今古起風雷”，潛心於重注《通鑑》的工作。這正是胡三省注史時心態的寫照。

其三，時日的流逝，宋亡之後，元蒙對中國的統治已漸趨鞏固，社會已開始安定，僅有的反元活動，亦趨於隱蔽。如元初杜本選編了一本《谷音》總詩集，共二卷，選錄詩作一百零一首，作者三十人，多為宋代遺民，或以身殉，或遁跡山林，所作多為對宋室衰微覆亡之悲憤。元蒙統治者為了平息此種潛在的危機，對知識分子採取籠絡手段。唐高祖武德元年，《通鑑》有文曰；“先是竇建德陷景城，執户曹河東張玄素以為治書侍御史，固辭。及江都敗，復以為黃門侍郎，玄素乃起”。胡三省在這段文字下注曰：“史言隋之故宮，漸就任於他姓。” 陳垣教授對胡三省這兩句看來甚為平淡的註文，卻作了一長段議論。他説：“張玄素先辭後起，以江都之敗否為衡，所謂投機耳。崖山既覆，宋遺民漸有出為告採之謀者，如日月吟社中之仇遠、白挺、梁相皆是也。萬季野之《元史》中《陳櫟傳》後雲：元初南士既附，科目猶未設，一時士大夫無後進之路，相率而就有司之別召，或庠序學官，或州縣冗秩，亦屈節為元，如戴表元、牟應龍、熊朋來、馬端臨之屬。以文學名儒，或俯首以丐升斗之祿，而生平之名節不顧矣。仇、白、戴、牟之就微祿，則身之所親睹也。易曰：‘履霜堅冰，所由來者漸’，故身之唏噓言之。”陳氏對胡三省這段短短的註文，作了深刻的分析，已經説明了胡三省忠於南宋，願作遺民，不為貳臣的節操。舒嶽祥《閬風集》中有一詩題為“新曆未頒，遺民感愴二首貽王達善、曹季辯、胡山甫、戴帥初諸君，皆避地客地”，可是戴表元帥初終於附元而去，“身之唏噓言之”，可能正為戴等而發也。舒嶽祥另有一首題為“山甫由鄞訪僧復歸山房”詩中，雖説胡氏此遊，是“詩名留遠方”，但詩的最後卻勸胡“僧交非昔比，吾黨懼行藏。”分明道出了既已拒元不仕，詩文言行，必須小心謹慎，以防元人之忌，這種既拒元蒙，又懼招禍，終日惴惴，長期不安，乃是舒、胡二人共有的心態。

到了暮年，胡三省的史注既成，《釋文辯誤》亦就，《通鑑小學》完稿。他曾對兒孫們曰；“吾成此書，死無憾矣！”他以一生的心血，終於完成了少年時代接受父命的心願，這句話裏包含着他最為深沉的慰藉！暇閒之中，仍常把讀注稿，着意修改，自號為“知安老人”，扁其堂曰：“逸老”，築室於西，扁曰“讀書林”，“與諸孫徜徉其中。賓至，命酒賦詩，怡怡如也。”這段時間，胡三省的精神重壓已去，心態愉悦，但卻已為垂暮之年，離黃鶴之杳亦不遠矣。

胡三省繼承歷代史家注史的優良傳統，在“通鑑學”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胡三省的人格精神主要地表現 在堅韌執着的意志人格、求真求實的學術人格和講究氣節、忠於國家的政治人格三大方面，三者的有機統一，構成了胡三省的完美人格精神和精神世界。

北宋司馬光用19年時間修成《資治通鑑》294卷，系統地記載了上起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至公元959年（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長達1362年的中國歷史。由於《資治通鑑》卷帙浩繁，內容龐雜，如果沒有相關一些釋讀之書，就很難了解歷史事件的原委，歷史人物的真實情況乃至於地名等一些紛繁之事。鑑於《通鑑》的這一基本情態，自《資治通鑑》問世後，為該書作注的釋文迭起。有影響的有北宋劉義安的《音義》十卷，但未能留傳於世，且該注侷限於音義，對浩繁的《通鑑》釋讀來説，價值不大。南宋時，蜀人史炤畢十年之功成《釋文》三十卷，該書至今尚存，因受史炤對《通鑑》認知、解讀水平的限制，較為粗淺，不能很好地發揮“工具”效能。至南宋末年，註釋《資治通鑑》的版本就多達九種。在眾多註釋中，以胡三省歷30年所作的《資治通鑑音注》294卷對後世影響最大。對《通鑑》進行註釋，因其涉及內容廣、時間跨度長，其要求之高、難度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完成這一項浩大的工程，沒有堅韌、執着的人格品性的內存支撐和廣泛紮實的考證、考據和長年積累、探索的有力保障，顯然是難以實現的。

在胡三省之前，史界雖對《通鑑》作注重要性有很好的認識，併為之作出了一些努力，但未能形成權威系統的註釋，這是胡三省註釋《通鑑》的前提背景。但胡三省注《通鑑》的直接使命源於其父胡鑰的影響和期待。胡鑰為人善良，樂為佈施，鄉人皆譽其為“山澤遺才，鄉邦善士”，對史學非常愛好，所謂“篤史學，淳祐癸卯，始患鼻衄，讀史不暫置，灑血漬書，遺蹟尚在。”在其對《通鑑》很有研究，在其研究過程中生成諸多疑問，對史界業已取得的《通鑑》註釋成就，無論是劉義安的《音義》十卷，還是史炤的《釋文》三十卷等均不滿意，期待胡三省進行深入的研究，搞好廣注和辯誤工作。

胡三省自幼好學，受父親影響，功課之餘攻讀《通鑑》。其父有感於《通鑑》各家注本雖富，但於音義、釋文等乖謬甚多，又因胡三省天資聰慧，好學不倦，便有期託勘誤《通鑑》之囑。在胡三省十四歲時，其父胡鑰曾問胡三省：“若能刊正乎？”胡三省答道：“願學焉。”這可視為胡三省接受其父使命的標誌，從此胡三省立下了註釋《通鑑》的志向。胡父的影響與期待，是胡三省《通鑑》註釋事業的動力和使命感的直接來源。但其父早在其十五歲時便中年去世，家境艱難，並沒有難倒他，他牢記先父遺願，益加勤奮。寶祐四年（1256），26歲的胡三省登進士科，從而為其註釋《通鑑》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之後“始得大肆其力於其書。遊宦之外，率攜以自隨。有異書異人，必就而正焉。”

胡三省人生旅程和仕途也充滿艱辛，經歷較多磨難，但對註釋《通鑑》則時刻沒有停止，可謂矢志不忘。

寶祐四年（1256年），胡三省與文天祥、陸秀夫、謝枋得等同登進士第，被任命為吉州泰和尉，因父親早亡，兄弟夭折，為侍奉老母而未赴任。後改任慶元府慈溪尉。由於三省剛正不阿、不事謅媚，任職期間得罪了慶元知府厲文翁，被彈劾罷官。不久，又以“文學行隨”被薦，授揚州江都丞。

鹹淳三年（1267年），應江淮制置使李庭芝之聘，任壽春府學教授，佐淮東幕府。之後，經考舉及格，改奉議郎，知江陵縣。鹹淳六年（1270年），因母去世，離任回家治喪。喪服滿後，改知安慶府懷寧縣。同年，因李庭芝調任京湖制置使，胡三省才得從回杭州。

自登第後，胡三省在案牘之餘致力於《通鑑》的勘校工作。雖公事冗繁，仍堅持不懈。宦遊所至，見有不同版本之《通鑑》，務必蒐羅；若有《通鑑》方家，便登門求教。在杭時，已編就《資治通鑑廣注》97卷，論著10篇。賈似道的門客廖瑩中出重金聘請胡三省校勘《通鑑》，以教授弟子。不久，廖瑩中又將胡三省推薦給賈似道。

鹹淳十年（1274年），胡三省出任沿江制置司機宜文字。升朝奉郎（七品官銜）；第二年，改任賈似道幕僚，從軍江上。但因與賈似道意見不合，所提建議概不被採納。就在賈似道督師蕪湖，大敗於呂港，宋軍潰散後，胡三省便返回寧海，並從此長期匿於鄉里，隱居著書，直至終年。

這一過程，一方面表明了胡三省報效國家政治抱負，同時也説明他對《通鑑》的註釋事業的執着。

胡三省堅韌、執着的人格品性，還直接體現在其《通鑑》註釋事業所歷盡的艱辛過程。他進士及第後撰寫《資治通鑑廣注》九十七卷，又著《論》十篇等。後因戰亂，書稿盡毀，但其堅韌和執着，克服各種困難，重新撰寫，並最終完成。1276年，元軍陷臨安，俘宋恭帝等多人北去。元將董文炳率軍南下，追擊南逃皇族，所過之處，燒殺搶掠，慘不忍睹，寧海亦遭兵禍。胡三省攜家遷居新昌，亂後返家，其花了幾十年心血寫成的《資治通鑑廣注》已蕩然無存，但他並沒有就此放棄《通鑑》註釋事業，而是將悲痛化為力量，變賣家產，再購《通鑑》，發憤重新作注。為了完成《通鑑》註釋事業，他閉門絕客，日夜奮筆，自號“知安老人”，堂上立匾，題名《逸老堂》，在居所南筑讀書室，名“讀書林”。直到風燭殘年，仍孜孜不倦地從事《資治通鑑音注》的修改工作，通過不懈的努力，至元二十三年（1286），《資治通鑑音注》全部成編，之後胡三省又着手作《通鑑釋文辯誤》，當任務完成時，胡三省説：“吾成此書，死而無憾。”這期間自然包含無限感慨。可以説，胡三省生活的年代及其個人的人生經歷，包括少年喪父，亡國之痛，政治理想和才華得不到施展，註釋事業歷經磨難，正是這種逆境生存，使得他具有更加堅韌不拔的品格。

凡嚴肅的史學家，都把揭示歷史的真相作為自己的神聖職責，這種意識和努力，就是歷史研究中的求真求實精神和學術人格。求真求實是史學學術性的根本原則，也是史學的生命所在，是所有正直的史學家所恪守的原則和追求的目標。透過胡三省《通鑑》的註釋歷程，其求真求實精神和學術人格有着深刻的展示。

胡三省治學嚴謹，長於考掘，通過廣徵博引，深入調研，勇於糾正《通鑑》中的各種錯誤，這既反映了胡三省治學的嚴謹，也反映了胡三省求真、求實的人格精神和科學態度。地理注是胡注用力最勤、價值最大的部分，胡注中能夠反映胡氏治學態度和注書方法的，也主要集中在地理部分。以胡注中的地理注為例，就可洞見其求真求實精神和學術人格。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100説：“至胡三省注，始成巨觀，可雲青出藍、藍謝青，《通鑑》之功臣、史學之淵藪矣”。單是地理注，即有七八十萬字，牽涉到大量“地名之異同，州縣之建置離合”，在中國地名學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正史記載的地名偶有疏誤，為司馬光承袋，胡三省一一加以校正。如《通鑑》卷20漢武帝元鼎五年：“西羌眾十萬人反，與匈奴通使，攻故安、圍罕”。胡注：“故安縣屬涿郡，西羌之兵安能至此！當作‘安故’。班《志》：安故、罕二縣，皆屬隴西郡。罕，故罕羌邑。宋白曰：安故故城，在蘭州南；罕，今河州治所”。《通鑑》的這條記載，取自《漢書·武帝紀》，一字不差，該紀已將“安故”誤為“故安”，而鄧展、顏師古於此條下只注罕，不注故安，司馬光編《通鑑》仍依《漢書》原文寫入。胡三省不僅發現這一錯誤，而且將安故、罕的政區沿革、地理位置註釋清楚。《通鑑》地名錯誤不少。比如《通鑑》卷37王莽始建國三年：“吏士屯邊者所在放縱，而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始流亡為盜賊，幷州、平州尤甚”。胡三省指出“平州”地名有誤：“餘按此時未有平州；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魏始分幽州置平州。‘平’字誤也”。

胡三省在廣徵博考的同時，還非常注意結合自己的實踐。如《通鑑》卷250唐懿宗鹹通元年：王式“命趣東南兩路軍會於剡，辛卯，圍之。賊城守甚堅，攻之不能拔，諸將議絕溪水以渴之”。胡三省注道：“剡城東南臨溪，西北負山，城中多鑿井以引山泉，非絕溪水所能渴，作史者乃北人臆説耳”。顯然這是胡氏根據實踐考察來進行注書。又如《通鑑》同卷胡三省注“三溪”雲：“三溪在今嵊縣西南，一溪自新昌縣東來，一溪自磕下山南來，與新昌溪會於湖塍，屈而西北流，溪流若三派然，故謂之三溪”；又注“東小江”雲：“越州有東小江、西小江。東小江出剡溪，至曹娥百官渡而東入海；西小江出諸暨，至錢清渡而東入於海。皆曰小江者，以浙江為大江也”。這些註釋完全源於胡三省對越州紹興府（今浙江紹興市）的實地考察。可見，胡三省不僅注重史料的廣徵博引，還注重在實踐中加以考證，而無論是史料考證，還是實踐論證，無一不體現着胡三省求真求實精神和學術人格。　胡三省的求真求實精神和學術人格甚至於還體現在其對自身積三十年心血成的《通鑑》注的評價上。胡三省在《新注資治通鑑序》中説：“我苦不自覺，前注之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能知也。”這種客觀、科學、嚴謹的治學態度和作風，充分體現了胡三省的求真求實精神和學術人格。

胡三省生活在民族鬥爭異常激烈的時代， 27歲時與文天祥、謝枋得、陸秀夫同榜考中進士。他親眼所見宋朝在異族壓迫下，政治依然那樣腐敗，50歲時，又親歷南宋王朝覆滅。元朝的殘酷統治，也使他的精神受到劇烈打擊，悲痛之餘，開始重注《通鑑》的工作。因而透過《通鑑注》，可強烈地感受其講究氣節、忠於國家的政治人格魅力。他通過《通鑑注》傾訴自己對亡國的慘痛心情，斥責宋朝的腐朽、賣國賊的無恥，元朝的暴虐，但因在異族統治下他無法直抒胸臆，只能把種種心情隱藏在字裏行間，借給《通鑑》作注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氣節觀、民族意識和愛國主義的感情。

胡三省作為宋元易代之際身受故國覆亡慘痛、抗議異族橫暴統治的愛國史學家，學術、思想和氣節，在註文裏不僅流露了抱負，體現了治學精神，更重要的是表達了民族氣節，寄寓了愛國熱情；著名史學家陳垣有着相當的認知和高度的評價。例如，胡三省對《通鑑》“且屠大梁”一語詳註道：“屠，殺也。自古以來，以攻下城池而盡殺城中人為屠城，亦曰洗城。”陳垣在《解釋篇》中徵引史料，令人信服地説明，胡三省不顧“屠城之義甚淺，而重言以釋之者，有痛於宋末常州之屠也”。又如胡三省在《通鑑》契丹滅後晉的記事下記道：“亡國之恥，言之者痛心，矧見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謂真知者也，天乎，人乎！”再如對《通鑑》所載南朝梁邊防將官“皆無防寇之心，唯有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遇強敵，即為奴虜；如有執獲，奪為己富”，胡注曰：“自古至今，守邊之兵，皆病於此”，這充分表明胡三省對宋末抗蒙邊備的無限感慨和對國家安全的深深憂患。

胡三省剛正不阿，不屈從於奸侫權貴，這種人格精神不僅體現在其行動上，也深刻地滲透其治史態度中。在其論及事業和氣節關係時表述尤為詳盡。他認為節操和事業要並重，在事業不能有成時，要保持為人臣的節操，而在事業有可能成功時，臣子同樣不可以不考慮氣節。可見，胡三省更注重在當時的建功立業，突破了傳統的氣節理念。他認為在亂世時，節操尤為重要，也更能體現一個人的氣節。胡三省的這些人格思想內涵，深刻地滲透在其治史態度和史書、史注中。胡三省與權臣賈似道同朝，但卻不為賈所籠絡，在建議意見得不到錄用後，決然棄職回家，潛心於著述，不依附於權貴。由於其所處的特殊社會背景，其拳拳愛國之心的表達成為一種重要的強烈意識和潛語言。他在《通鑑》卷二十五中注到“亡國之恥，言之者為之痛心，矧見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謂真知者也。天乎，人乎！”在註釋過程中，他也從來不用“前朝”、“趙宋”等詞語，而是稱“我宋”、“本朝”，在個別地方稱“皇宋”、“吾國”，至此不承認元朝政府，這是一種何等崇高的民族氣節!

胡三省對知識分子於亡國後出仕，持保留的態度。元朝統一中國後，政權日益鞏固，隨即對漢族士人採取拉攏的懷柔政策，並派侍御史程文海訪求江南文士，羅致去元朝為官。有些士人易節歸順，如葉李、趙盂頫等；有的拒不應召，如胡三省同榜進士謝枋得等。這種形勢，對注重民族氣節的胡三省又是一種威脅。為了減少意外麻煩，毅然舉家歸中胡村定居，並從此屏謝人事，以著書為樂，直到大德六年（1302）去世。

胡三省的生平、處境，以及他為什麼注《通鑑》和用什麼方法來表達他自己的意志等，王延武在“讀《通鑑胡注表微》-兼談經世史學的現代形式”一文中指出，站在愛國的立場，觀察今天，認知歷史，尋求中國歷史走向的特點，用經理性解析的歷史來啓發當代人。由此，更推而論之，胡三省雖以考證見長，但他們得以傳名於後世，是他們堅持了內在的人格自尊，內在道德的外釋化為燃燒的愛國熱情，他們才有不能自已的現世關懷，這種關懷使他們成為史學大家。精神主題，最終落實到對傳統道德的繼承與發展層面。他的愛國主義，是充滿歷史感而又具現代性質的。這是對胡三省愛國主義精神品格的高度評價。

胡三省之人格精神之所以能如此完美地體現於其鉅著《通鑑注》之中，這與其獨特的人身經歷和所處歷史背景緊密相關，更與其對《通鑑》價值意義的高度認知密切相關，正如胡三省所指出的“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知跡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有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也。”當我們深入地研究胡三省《通鑑注》，並通過《通鑑注》進入胡三省心靈世界時，其堅韌執着的意志人格、求真求實的學術人格和講究氣節、忠愛國家的政治人格將產生極大的震撼和啓發，對今天我們淨化學術風氣，進一步加強愛國主義精神教育和積極向上、開拓進取、與時俱進的民族精神的提煉，都有着極好的指導作用。

幼年在家隨父讀書，得經史學薰陶。天賦敏慧，七歲能文，好學不倦，一覽輒誦。

十四歲，宋淳癸卯（1243），父患鼻衄猶讀史不暫置，囑其繼承父志曰：“《通鑑》有劉安世音義，而世不傳，《海陵本》釋文乃後人偽託，命三省刊正之。”答曰：“願學焉。”（見《新注資治通鑑序》）父悦其文，羨曰：“大我家庭！”

十六歲，宋淳乙已（1245），父卒，失去良師，居喪哀慟，事母至孝。時致力於科舉課業，仍不廢史學。

二十七歲，宋寶丙辰(1256)登文天祥榜進士，列為五甲一百二十一名，偕名臣陸秀夫、謝枋得及本縣舒嶽祥同年。釋褐，調江西吉州泰和縣尉，以母老不就，改授慶元府慈溪縣尉。（見《四庫全書宋寶四年登科錄》及《光緒寧海縣誌》）

三十二歲，宋景定辛酉（1261），剛正不阿，忤郡守厲文翁，被劾罷職。

三十六歲，宋鹹淳丁卯（1265），以文學行誼薦，授揚州江都丞。

三十八歲，宋鹹淳乙丑（1267），應江淮制置使李庭芝之聘，差充壽春府學教授，佐淮東幕府。後考舉及格，改奉議郎，知湖北江陵縣。丁母憂，服闕，改知安徽安慶府懷寧縣。

四十一歲，宋鹹淳庚午（1270），從淮土耍歸杭都述職，延平廖瑩中禮致諸家，讎校《資治通鑑凡例》，並授其子弟。時參照唐陸德明《經典》釋文，著《讎準校通鑑凡例》。

四十五歲，宋鹹淳甲戌（1274）元兵大舉南侵，相國賈似道督師江防，廖瑩中薦之，差充主管沿江制置司機宜文字，遷朝奉郎。時沿江京蕪制置使汪立信，會同胡三省向賈似道陳《江防三策》觸怒老奸，汪立信罷職。既而襄樊失守，蕪湖兵敗，江南局勢岌岌可危，浩嘆迴天無力，拂袖間道歸裏。

其間，著《資治通鑑廣注》九十七卷，著《論》十篇。

四十七歲，宋德丙子（1276），杭都淪陷，元將董文炳率師攻陷浙東各地，攜眷避亂新昌，盡失前著。

從此，絕意仕途，隱居故里，購求《資治通鑑》他本，杜門謝客，重行注校。

五十五歲，元至元甲申（1284），應邀出峽赴鄞，館於袁洪家塾-南湖書堂，日手抄定注。翌年始克成編《資治通鑑音注》二百九十四卷。

五十六歲，元至元已酉（1285）十一月冬至，作《新注資治通鑑序》於梅澗蠖居。

六十歲，至元己丑（1289），寧海松壇（即今黃壇）楊鎮龍率眾十二萬，國號“大興”，抗元暴政，浙東大震。藏書稿於鄞南袁氏東軒石窖中，未遭兵燹，倖存於世。

六十三歲，元至元壬辰（1292），從叔胡元叔倡建赤城書堂於雁蒼山吉祥寺東，應聘任教席。其間，續撰《通鑑釋文辯誤》十二卷，《通鑑小學》二卷。公悉心著述，寒暑不廢，諸子以年高，不宜為言，則曰：“吾成此書，死而無憾！”

七十三歲，元大德癸卯（1302）正月，一日晨興，言笑自若，忽曰：“吾其止此乎!”寢至三日，正值寒梅芬芳之時，奄然與世長辭。

同年十二月乙酉，奉樞入壙於公生前營建之壽域，離舍南數十武-中胡村西麓山。

胡三省相關紀念及遺蹟(4張)

胡三省之遺物。至今在胡氏後裔中未見有何發現，唯一所存者，僅胡氏在袁氏塾（清容齋）中所寫之《跋宋高宗書徽宗文集序》手跡墨寶一幀，乃為珍品，現仍珍藏於寧海縣文物保管委員會中。

胡三省居住地中胡村中可考的遺蹟如下：

坐落於梅澗溪邊山腳。後人已曾重修，石質墳面，正面文曰：“宋朝奉郎胡公三省偕配張氏安人壽域”。墳面兩旁伸出石板側面鐫有“青山不為折腰辱；長使寒梅伴澗芳”對聯，墳面之上石制墓飾兩旁亦有文曰：“司馬功臣；愛國史家”。墓前有平壇，因受地形限制，未作擴展。

原墓碑已失。碑文為胡三省之四子胡幼文所撰。由樟樹村人，胡氏同鄉，南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進士孫鈞所書。現有重鐫墓碑，高一米半，寬約七八十釐米。立於墓前平壇左側，由現寧海書法家樓明月按原撰文字重書，於1990年鐫立。

原溪寬約二米餘，在村東南，旁村而流，因近 期來，中胡村人口增多，紛紛新建房宅，地基緊張，乃將該溪向外移出若干米，水流改道，原溪基地填高，成為路面。改道後之梅澗溪，其名如舊。

本架在原梅澗溪上，村民可過橋上山。橋為石砌單拱，溪澗不寬，故橋身亦短。橋面拱起，橋頂橫鋪石板兩塊，兩面各傾斜直鋪石板三塊。梅澗溪改道後，已無橋，但村人為紀念胡氏，在原橋所在處之新宅旁，立有石碑一方，鐫有文曰“梅澗橋舊址”。

在改溪後之溪旁山腳。此井未受改溪影響，故井基未動，其水清澈，水面雖旱不淺。從胡三省在生時一直來，村人飲用之水，均由此井供給。現 在新澗上鋪有石板可通，井口前亦裝修平展。近 年村中已建起自來水，惟講究飲茶者，或有釀酒者，以該井水質佳美，仍來此井中汲取。

因離今時日已遠，很難斷定在何處。村人推測，卻有兩説，一説為現 在村中之“後堂”，另一説為現 在村中之“下車門”，但以持前説者為眾。胡三省愛梅，號梅澗。現後堂住户之屋前，仍植有梅樹。

為胡三省在官時，供作養馬之所。馬，在當時為重要交通工具，乃作為胡氏本人以及其侍從等乘騎之用。據村人想像，這塊土地之範圍，似覺寬敞。有人以為胡三省晚年隱居時築“讀書林”，與諸孫徜徉其間，基地就在馬園之內，蓋因其時已毋需養馬也。

其地在原梅澗溪靠村一邊，與三省公墓隔澗相對，長方形，面積約半畝，當為胡氏為官與隱居時賞花觀魚之樂地。此池據當地現今 年近七十之老人言，他們少年時，尚見到其頹敗遺蹟。目 前基地尚在。

在村西近山之上，無石板墳面，為亂石所砌，全沒於柴草叢中，看不出墳墓景象，似應加以修葺，方可供村中後裔及遊人憑弔。

原祠堂於1947年拆毀，進行重建。原胡氏祠堂中，有大型“梅澗遺風”匾額。兩旁柱上有對聯三：一曰：“七歲文詞通里巷；二旬榜第達朝廷。”二曰：“蘭亭創業源流遠；梅澗遺風世澤長。”三曰：“宋代名宦芳留青史；梅澗逸老澤典雲深。”重建之新祠，原有匾、聯盡失，今則新祠堂亦改作敬老院矣。

此外，寧海大佳何鄉虎鼻頭胡家村人胡福相，於民國時期，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務處長時，曾到中胡村聯宗祭祖，為仰慕胡三省之德行與學識，乃於胡家村祠堂掛上“三省堂”匾額，則亦應視為胡三省村外之遺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