贛語

贛語歷史十分悠久，還保留着許多遠古時的印記，比如“站”是普通話中最普通的詞彙，而贛語族羣卻説成“企”，商周時的華夏族就是這麼説的。“企”的甲骨文和金文描繪了一個側立的“人形”，特別強調了“腳掌”，生動的表示了“站立”的意義。後來隨着隸書的出現，“人”和“企”開始分離。在“企鵝”一詞中，“企”字仍然保存了古義，説明它不是普通的鵝，而是站立着的鵝。

西漢時期，贛語就已經開始初具規模了。贛語的發展歷史主要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是秦漢時期，在秦國統一六國之後，由於經濟政治上的需求，組織了一系列、強制性的人口遷移。這時候贛語由此開始萌芽。而在兩晉南北朝的270年中，出現了7次南下移民的高潮。這時候的贛語也形成了一種新的漢語方言。

南昌建成於漢初，公元前202年，漢高祖劉邦派潁陰侯灌嬰率兵進駐南昌，並修築南昌城。史料表明當時豫章郡的人口規模位列全中國第四。古贛語在吸收中原漢語的過程中，本身的語言特點也就逐漸成型。處於“吳頭楚尾”的江西和各方都有大量關係，而贛語中依舊保存著一些很有特色、很常用的古吳語和古楚語詞的積澱，西漢揚雄在其著作《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中，提到“南楚”方言達85次，其中單言“南楚”、不併引其他地名有42次，提到“南楚之外”、“南楚之南”10次。而《史記·貨殖列傳》中則註明道：“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同時，《方言》中提及的吳越、吳揚越、吳楚等地亦被認為包括江西的部分地區，該時期的贛語是一種獨具特色、有別於周畿雅言的語言。

隋唐時期，經過盛唐二百多年的穩定發展，但之後隨着不斷地外來文化影響，贛語因此也增加了不少新的詞彙，如新傳入的中亞文化中的伊斯蘭詞彙、佛教文化的梵語詞等。

到了五代十國的割據時期，贛語的全部本徵最終完全得以確定。此外，隋唐之後江西地區成為全國十道之一的“江南道”，經濟社會得到快速發展，人口劇增，江西第一次大規模向外移民也是由此間拉開序幕，南昌、吉安一帶的人口不斷向湖南東北的湘陰和湖南西南部的洞口、新化等地移民。

五代以後，外地人移入湖南，多來自東方，主要是江西。據相關統計，外地人移入湖南者，五代至北宋，江西佔十分之九；南宋至元代，江西佔六分之五； ^[6]  在後續的幾百年間，贛人又由贛北、贛中繼續向湖南、湖北東南的江漢平原及鄂東山區、安徽南部的安慶、池州及巢湖平原、福建西北移民。

閩北是福建開發最早的地區。福建的邵武、光澤、建寧、泰寧、將樂、順昌等閩北縣市在宋朝以前這裏曾經通行閩北語，南宋時福建閩北發生過多次的農民起義導致當地人口大量鋭減，一些文人描寫了當時的慘況：“前村不復炊煙起，長似清明寒食時”，“江閩五十邑，荊棘五千裏”。在朝廷的獎墾下，江西撫州、信州一帶的人大規模向福建閩北移民，填補當地的人口空間，嚴燦在《兵火後還鄉》中寫道：“舊時巷陌今誰住，卻問新移後來人”。這“新移後來人”便是翻過武夷山的贛人。這些定居者大體按路程的近遠而遞減，邵武軍最多，南劍州所屬的將樂、順昌其次，建州所轄的西片崇安、建陽又次之。《福建省志》將這次移民稱之為“第二次贛人入閩”。

洪武三年，南豐遭戰亂天災，縣民始遷徙外流，常山居多。在後續數百年間，南豐縣不少農民迭遭戰亂和天災遷徙外流江西玉山、浙江常山、江山等地，最終形成贛閩浙贛語方言島。

明洪武二十四年正月，設武平千户所，簡稱武所。據民國《國武平縣誌》，明朝有三十五姓軍籍調住武所。其中來自江西贛語區的就有十七姓氏，除吉州（今吉安）永豐的危氏，九江德化的張氏王、丘、艾、李、餘、車、吳、周、許、舒、程、鄔、董、劉、洪等十五姓均來自撫州。形成福建武平的軍家話。

清同治《醴陵縣誌》：“洪武初召集流亡，皆來自他省，而豫章人尤多”，據近人統計，醴陵縣明代從江西遷入的有296族。《茶陵縣誌》：元至清代，境內人口遷徙頻繁，據66部族譜記載，其間自贛、粵、閩、浙、皖等地入遷，衍為宗族的有30姓。”其中贛也是排在首位的。贛移民也帶來了他們的語言贛語。因為贛移民主要集中在湖南東部，當時的湘東本就地廣人稀，移民又是批量聚居，他們的母語得以保存下來，湘東由北而南狹長地帶的贛語區也就由此形成。畢竟處於湖南境內，隨着時間的推移，湘語已經在湘東贛語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這又使得湘東贛語與江西境內贛語差異不小。 ^[6] 

順治十八年，清朝頒佈《遷海令》，瀕海居民遷居內陸，由此產生“湖廣填陝西”的説法。康熙年間，清政府鼓勵移民墾荒，並頒佈優惠條文，這使得大量皖、鄂、湘、贛的居民遷入陝南地區。《商南縣誌》記載，全縣人口從乾隆十七年（1752年）的5990餘猛增至光緒三十年（1904年）的102299人，152年間人口翻了近20倍。郭沈青指出“蠻子話”（江南話）指來自皖西南和鄂東南地區的贛語。孟萬春、姜國棟將陝南方言同鄂東贛語和皖西南贛語相比較，發現三者有很大的相似性，“商南蠻子話與其祖語皖西南贛語相隔千山萬水，歷經二百五十多年竟然還保留了很多的相同點。除了語音之外，許多特徵詞也有驚人的相似。”

在長江以北的地區歷經漢末喪亂、三國紛爭、五胡十六國混戰以及隋唐宋三代的長期發展以後，於元明清時期，中央朝廷都將首都設置在北京（大都、燕京），同時以此間形成的北方話作為“正音”。長江作為一道天然的屏障，再加上江西地域山脈縱橫，河流交錯，於是贛語受北方話的影響比較少，比如贛語至今沒有北方官話在這段時期發展所形成的捲舌音、兒化等語音現象，因此贛語與官話之間的差異也就此不斷拉大。同時因為江西地理上幾乎和各個漢語接壤共界，使得其邊緣地區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周邊語言影響，贛語自身特點遂有所淡化。江西處於中國歷史上歷次中原漢民南遷的中心地帶，江西進入了歷史上最輝煌的年代，出現了令後世驚羨的政治、經濟和人文景觀，因此贛語對中國文化、文學有着重要的歷史影響，並且是中國古典戲劇贛劇、採茶戲、弋陽腔等重要藝術流派的説白語言，故歷代有過不少夾雜贛語的作品。

在二十世紀初，民國政府曾有計劃在全國範圍內普及以“京音為主，兼顧南北”而制定的國語。但因政治、戰爭等諸多因素未能有效施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後，隨着人際之間的聯繫越來越頻繁，以及廣播、電視等媒體的快速發展，贛語受到北方官話的衝擊越來越大，以致現如今年輕一代有一部分人已經不能使用純正的贛語，甚至不再會使用贛語。另一方面，中老年一代因為未受過普通話訓練，通常在説普通話的場合會夾雜濃厚的贛語腔調，從而形成饒有趣味的“塑料普通話”。

江西贛語區主要分佈於贛北、贛中、贛東、贛西一帶，面積佔全省的三分之二、人口占全省的四分之三，是江西境內第一大漢語方言，江西省主要方言。

江西贛語分佈於：南昌市及所轄的南昌縣、新建、安義、進賢；宜春市及所轄的豐城、樟樹、高安、奉新、靖安、宜豐、上高、萬載及及銅鼓縣帶溪、棋坪、高橋、幽居、港口等鄉；新餘市及所轄的分宜；萍鄉市及所轄的蓮花、蘆溪、上慄；鷹潭市及所轄的貴溪、餘江；撫州市及所轄的東鄉、崇仁、宜黃、樂安、金溪、南城、黎川、資溪、南豐、廣昌；吉安市及所轄的吉安縣、吉水、峽江、新幹、永豐、泰和、安福、永新、井岡山、遂川、萬安；景德鎮市及所轄的樂平；九江市所轄的湖口、廬山、都昌、德安、永修、修水、彭澤、共青城；上饒市所轄鉛山、橫峯、弋陽、萬年、鄱陽、餘干； ^[7-10]  此外，贛東北地區有贛語方言島，分佈於上饒市廣豐區的洋口、鶴山、河北、梘底、比古以及上饒市玉山縣的文成、六都、華村等鄉。 ^[3] 

湖南贛語分佈於湖南東部（包括洞口縣以及綏寧和隆回的北部），包括岳陽市市區、臨湘市和岳陽縣、平江縣華容縣的部分，長沙市的瀏陽市，株洲市的醴陵市、攸縣、炎陵縣、茶陵縣，衡陽市的耒陽市和常寧市，郴州市的永興縣、安仁縣和資興市，邵陽市的洞口縣以及綏寧和隆回的北部。 ^[11] 

現今湖北的東南一隅都是贛語的範圍。這重要的影響因素是移民運動。作為文化的天然載體，移民對於語言的擴散無疑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據研究，在明清時期遷入鄂東北的移民中，江右人佔到88%，遷入鄂東南的在80%左右或略多。 ^[12]  但其後，鄂東北發展為江淮官話區，而鄂東南則成為了贛語的通行區了。湖北省東南部與江西省連界的8個縣的通城、蒲圻、崇陽、通山、陽新、咸寧、嘉魚、大冶，都屬於湖北贛語區。 ^[13] 

根據1997年出版的《安徽省志·方言志》第三篇《皖西贛語》所列示。安徽的贛語區主要是皖西大別山南麓和長江兩岸的安慶市的懷寧、嶽西、潛山、太湖、望江、宿松、池州市的東至、石台、貴池西部及東南角等八個市縣。 ^[14]  在1987年出版的《中國語言地圖集》中，安徽贛語被劃分為贛語懷嶽片，以懷寧話為代表。

●福建

邵武、光澤、建寧、泰寧，從西晉到隋代，這裏曾兩度劃歸江西的江州（今江西九江）和臨川（今江西撫州）管轄200多年，因此他們歷來與江西交往較多。宋元以後，有大量江西人陸續前來定居。這裏的方言原屬閩北方言，後來逐漸贛語化。就贛化的程度説，建寧話最徹底，已極少閩方言的成分，光澤話和資溪一帶的贛方言也十分相近。邵武、泰寧則保存較多的閩方言成分，但彼此的差異還不小。除邵武、光澤的方言較為接近外，三片之間還難以自由通話。 ^[15-16] 

據曹志耘《南部吳語語音研究》所列示，福建省浦城縣盤亭鄉界牌村麻山話是贛方言島。

據福建《武平縣誌》，武平縣的軍家話是贛語演變的方言島，分佈於武平縣中山鎮。

據曹志耘《南部吳語語音研究》列示的贛閩浙贛語方言島。浙江省衢州市常山縣的二都橋、宋畈、獅子口、白石、球川、龍繞、同弓、鉗口、芳村、東魯、新昌、芙蓉、毛良塢、招賢、五里、東案、大橋頭、青石等18個鄉鎮共526個村，以江西省撫州市南豐縣移民為主。講的正是從江西省撫州市南豐縣移植過去的贛語。 ^[3]  浙江的贛語方言島還分佈於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區的溝溪鄉直塢村、石果鄉麻蓬村、下鄭鄉下鋪村和苑村等17個村。

據2008年郭沈青 《陝南贛方言島》所列示，陝西的贛語飛地主要分佈於商洛、安康地區。被當地人稱為“蠻子話”（江南話），這些分佈於陝西南部安康、商洛山區的“蠻子話”（江南話）與當地的中原官話和西南官話區別甚大，而與鄂東、皖西南的贛語極為相似。其具體形成與歷史上清朝乾嘉年間鄂東、皖西南地區大規模移民有關。

據調查，陝南地區有七個贛方言島，其中四個分佈在商洛地區，三個分佈在安康地區。最大的商丹方言島，分佈在商南、丹鳳兩縣北部的蟒嶺山區，包括商南縣的14個鄉鎮、丹鳳縣的11個鄉鎮。根據1990年人口普查的數據，商丹方言島的贛語使用人口為17萬人；陝南方言島分佈在山陽縣南部金錢河上游，鶻嶺以南的山區，使用人口約9萬；柞東方言島分佈在柞水縣東部的五個鄉鎮，鎮安的洵河流域，使用人口約6萬餘人；木王方言島分佈在鎮安縣西南的木王鎮，使用人口約1萬7千餘人；漢北方言島分佈在漢濱區北部的葉坪鎮、中原鎮大部及東鎮鄉部分，使用人口約15000人；牛蹄方言島，分佈在漢濱區西南的牛蹄鄉，使用人口8千餘人；中池方言島分佈在石泉縣東部的中池鄉、迎豐鎮，使用人口約5888人。 ^[17] 

贛語的系屬一直都是學術界爭論的焦點，基本上可以歸為二類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贛語是漢語的一種“方言”，中國大陸的學術界因歷史、文化等因素而多持有這種觀點。而且贛語使用人口亦較多認為贛語是屬於漢語方言的一種，這多出自於學術宣傳、政治考量、民族感情等諸多因素，也因為贛語相較於粵語、閩語和官話有一定的相似性。

第二種觀點認為贛語本身就是一種語言，海外語言學家在做漢語言學研究時就把贛語和其他漢語分別作為單個語言研究。因為從語言學角度上看，凡是互相之間不能通話的，均應列為不同的語言。而贛語和其他漢語在語音、詞彙、語法上都存在着顯著的差異，口語上對話人是無以溝通的。因此有學者認為，這些不同的漢語基本上是“語言和語言”的關係，而非“方言和方言”的關係。對照世界上對語言的定義分類，同屬印歐語系的英語和德語之間的共用詞彙根據相關研究為58%，法語和意大利語則為80%，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更達87.4%。而這一系列語言都為不同類語言。即使分屬不同語系的中文和日語之間的同源詞匯也有47.5%。而贛語和北方官話之間的互通詞彙僅為46.9%。由此可見，如果以“同源詞”作為指標來衡量語言的話，贛語和北方官話之間的差異已遠甚於“方言”之間的差異。

中國東南一帶多為丘陵地貌，這造成了現代社會以前交通的不便，人們之間交流受到限制，因而古漢語在南方衍化生成了現如今的各類漢語，即使劃分為同一漢語的內部各方言之間也存在相當的差異。贛語區地貌多以山地丘陵為主 ^[13]  ，因此贛語有“三里不同調，十里不同音”的誇張説法。贛語內部可以劃分出若干種方言。

贛語主要分佈在華東、華中的五個省份。根據“覃談非見系分韻”和“端系字古合口今韻母今讀合口、撮口或者主要元音為圓唇元音”這兩條音韻特徵，可以“懷玉山”和“袁江”為界，將贛語劃分為“北區贛語”和“南區贛語”。“北區贛語”即通行於鄱陽湖平原及周邊區域，具有以上兩條音韻特徵，而“南區贛語”則沒有，但部分縣市亦有例外。

而根據《中國語言地圖集》（1987），贛語內部可分為昌都片、宜瀏片、大通片、吉茶片、撫廣片、鷹弋片、耒資片、洞綏片、懷嶽片九片方言。

以南昌話為代表，通行於南昌市區、南昌縣、新建、安義、永修、德安、廬山、都昌、湖口、彭澤、高安、奉新、靖安、修水、共青城等；以及宜春市銅鼓縣的部分地區，景德鎮市區；湖南省平江縣一帶。

特點是去聲分陰陽，入聲多數地方分陰陽，陰入調值高，陽入調值低。多數地方今聲母送氣與否影響到調類的分化。

以宜春話（也有以新餘話為代表）為代表，通行於宜春市區、上高縣、樟樹市、新幹縣、新餘市區、分宜縣、萍鄉市區、豐城市、萬載縣和宜豐縣的部分地方，以及湖南省的醴陵市和瀏陽市的部分地區。

特點是去聲不分陰陽。大部分地方入聲不分陰陽（分宜、萍鄉市無入聲，豐城、萬加載聲分陰陽）。除新餘市外，聲母送氣不影響到調類的分化。止攝開口三等精、莊組字和知三、章組字因為聲母的不同韻母而有差別，但豐城例外。

以吉安話為代表，通行於吉安市區、吉水、峽江、蓮花、安福和泰和、永豐、吉安縣、永新、寧岡、井岡山、萬安、遂川的部分地區，以及湖南省的炎陵和攸縣、茶陵的部分地區。

特點是絕大部分地方（永豐例外）沒有入聲，（茶陵、炎陵例外）去聲不分陰陽。“八、發”等字韻母多位崁、嶗。 有豐富的鼻化韻，吉安市、峽江例外。韻母數目較少，一般在三十幾個到四十多個。古清聲母入聲字除遂川外，今都讀作陰平。古全濁聲母入聲字今大多讀作去聲。遂川古清聲母入聲字今讀作陰去，古全濁聲母今讀作陽去。萬安、永豐、醴陵有入聲調而無入聲韻。

以撫州話為代表，通行於撫州市區、豐城（東部）、進賢、東鄉、崇仁、宜黃、樂安、南城、黎川、資溪、金溪、南豐和廣昌的部分地區，以及福建省的建寧、泰寧、光澤、邵武等16個市縣區。

特點是古透定母今開口呼字度作聲母[h]，多數地方來母齊齒呼字讀作聲母[t]，與端母讀法相同。陰去或去聲大都讀作降調。入聲調值大都是陰入低、陽入高。 古透、定母開口一等字聲母白讀為[h]。部分方言開口四等聲母白讀為[h]或[嶗]，合口一等白讀為[h]或[f]。宜瀏片和吉茶片少數方言也有此特點。 入聲分陰陽入的方言，陰入調值低，陽入調值高，但廣昌例外。 古全濁上聲今有部分字讀作陰平。吉茶片和鷹弋片少數方言也有此特點。撫廣片有些方言次濁上聲今也有一部分讀陰平，如南豐、廣昌。 東鄉、資溪、撫州市、黎川、南豐、廣昌韻尾-m、-n、-ā-p、-t、-k。 古來母字今齊齒呼多數方言讀作聲母[t]。

以鷹潭話為代表，通行於鷹潭市區、貴溪、餘江、萬年、樂平、景德鎮市區（部分）、餘干、鄱陽、橫峯、弋陽、鉛山。

特點是：“佢”讀作送氣清音[k嶗]或[嶗]，但餘山、弋陽、鉛山例外。 第一人稱代詞多説“阿”、“阿俚”。 多數方言梗攝字沒有[a]、[ia]、[ua]萀絕讀系統。

以耒陽話為代表，通行於湖南省的耒陽、常寧、安仁、永興、資興市。

特點是“搬班”同音。安仁、永興、資興等地古全濁聲母今讀塞音、塞擦音時，少數字讀不送氣音。

洞綏片遠離江西本土，而且其周圍地區通行的都是湘語和西南官話，但仍然保留了贛語的特色。以洞口話為代表，通行於湖南省的洞口 、綏寧、隆回等地。特點是古透定母字今白讀聲母[h]。古透定母讀[h]與撫廣片相同，但來母齊齒呼不讀[t]聲母， 有的地方沒有入聲。

以咸寧話為代表，通行於湖北省的大冶、武漢市江夏區、鄂州市梁子湖區、咸寧市、嘉魚、蒲圻、崇陽、通城、通山、陽新和監利的部分地方，以及湖南省的華容和臨湘、岳陽的部分地區。

特點是六個聲調。古平聲、去聲按古聲母清濁各分化成兩個調，即現今的陰平和陽平、陰去和陽去。古上聲全濁聲母歸屬陽去，清聲母和次濁聲母今讀上聲。入聲不分陰陽。入聲字的塞音韻尾脱落，讀成開尾韻，但有少數地點例外。 大冶的陽去和陰平歸併，只有五個聲調。古入聲全濁聲母字，咸寧、通山兩地歸屬陽去；嘉魚部分歸屬陰平，部分讀入聲。通山、蒲圻兩地入聲韻帶有喉塞音韻尾[-ʔ]，通城則有[-ʔ]、[-l]兩個入聲韻尾。 遇攝合口一等端系字與幫、見系字韻母不同。 大通片靠近昌都片的赤壁、崇陽、通城、平江、岳陽等地有濁音聲母，亦稱為“濁音走廊”。 陽新、大冶、通山同一韻見系和非見系韻母不同。

以懷寧話為代表，通行於安徽省懷寧、嶽西、潛山、望江、宿松、太湖、東至、石台、貴池等地區。

特點是古人聲和上聲的全濁聲母今讀陽去。説“我的” ，不説“我個”。 ^[18] 

除了《中國語言地圖集》外。1986年顏森在《江西方言的分區（稿）》中，按照詞彙、語音標準相結合的原則，把江西境內的贛語分為昌靖片、宜萍片、吉蓮片、撫廣片、鷹弋片；1991年陳昌儀教授在《贛方言概要》中根據今讀聲韻調及歷史上行政區域的聯繫，把江西贛語分為五大片區，分別是南昌片、餘干片、撫州片、吉安片和宜春片。 ^[19] 

贛語雖然內部百里不同音，但是表現在音韻方面，卻仍有不少彼此相通之處，各贛語方言大多擁有大量的文白異讀、頻繁的連音變調，並且皆無唇齒咬合發聲的唇齒音。

贛語主要語音特徵有：

贛語南昌話的聲母共有19個音素，如下表：

贛語韻母可分為“開韻尾”、“閉韻尾”、“促韻尾”三類，以南昌贛語為例共有67個。

贛語各方言大體上都繼承了古漢語平、上、去、入四聲調的分類。小部分近江地區的四聲因古清濁分類而再分陰、陽二類。

贛語地理分佈相對集中，聲調演變卻十分複雜。贛語聲調數目有3、4、5、6、7、8、9、10八種。大多地區去聲分陰陽，古全濁上和濁去合併為陽去。鄱陽湖西側送氣分調地區聲調為5-10個不等；贛語腹地地區為5-6個或6-7個；鄂皖閩境內的贛語聲調多為6-7個；吉茶片聲調3-6個，以4-5個為常見。 ^[21] 

贛語的語序大多數以“SVO型”為主，在一些語境下也可以把賓語置於語句的不同部位。贛語中名詞表示動物性別的方式和普通話是不一樣的，表示動物性別的形容詞被置於動物名之前，這與南方大部分少數民族的表達方式是相同的。例如：牛牯、狗公、雞婆。

“積/仔”，其位於名詞後，一般用來表示“小”的意思，類似普通話中的“子”、“兒”。由於贛語中擁有相當數量的單音詞，所以極其豐富的“積/仔”尾詞便與之互相補償以更好完善表達內容。例如：鑊仔（鍋）、刀仔（刀兒）、新娘仔（新娘）、舊年仔（“去年”）、兩塊仔（二元左右）。由此可觀之，普通話中不加詞尾的詞語在贛語中帶上了“仔”尾，普通話中帶“兒”尾的詞語在贛語中亦是以“仔”結尾，甚至連時間名詞贛語中亦就能加上“仔”尾。

“頭”，贛語中的“頭”尾亦使用得非常廣泛，普通話中不帶有詞綴的，或帶“子”尾、“兒”尾的詞語在贛語中都可能以“頭”作尾，其使用範圍包括名詞性、動詞性、形容詞性、數量詞性、方位詞性等語素。如：日頭、望頭、小頭、塊頭、裏頭。

“佬”，加在名詞或動賓結構後面，表示成年男子，偶含不敬意，例如：耕田佬、賭錢佬。當位於形容詞或地名後，大多都帶有輕蔑的意思，例如：傻佬、蘇北佬。

“婆”，與“佬”相對，但含義更廣，可表示雌性動物（包括禽類和獸類），亦可以指成年女性，亦時有輕蔑義。例如：雞婆，女客婆，訕婆。

“哩”，相當於普通話的“子”，亦寫成“俚”、“仂”。例如：老媽俚。

“阿”常常作為名詞的前綴。例如：阿公、阿婆、阿香（人名）。

“老”的用法主要有三種，一用於排行，如：老大、老細；一用於名詞性語素前，如：老媽子、老鴉、老鬼；一用於姓氏前，含有尊敬意。例如：老王、老黃。

人稱代詞：贛語的人稱代詞有單複數之分，複數有“俚”、“人”等表示方法，其有如：第一人稱為偶，複數為偶俚；第二人稱為倷，複數為倷俚；第三人稱為佢，複數為佢俚。對於普通話中的“們”可加在表示人的名詞後面以表達多數義，如：同志們、同學們。贛語卻不具備此功能，“俚”等只能置於人稱代詞後。

指示代詞：贛語的指示代詞有近指、遠指兩種方式。近指用“個”，遠指用“許”。“個”相當於普通話的“這”，“許”相當於普通話的“那”。例如：個只——這個、許滴子——那些。對於表示方式的指示代詞，贛語則使用“咁樣”、“哼樣”，這大致相當於普通話中的“這樣”、“那樣”。例如：咁樣啷扤得正？（這樣怎麼可以？）；莫哼話！（不要那樣説！）

疑問代詞：

贛語中的形容詞前常會附加“仄聲字”以加強語義的表現強度。例：“寡淡嗰”、“鱉腥嗰”。有時候可以將屬格介詞“嗰”置於形容詞和名詞之間，以表達更高級的含義。例：“好人”→“咁好嗰人”。贛語形容詞的生動形式很有特色，下面進行部分列舉。（C代表形容詞）

贛語擁有極其豐富的動詞，其表意深刻且鮮明。例：“榷”→曲指敲擊、“厾”→用棍狀物捅。贛語並不需要改變動詞本身以表達時態的不同，而只需要加一些綴詞即可。例：“佢到過什哩國家？”為了表達動作的結果，贛語可以同時使用兩個動詞。例：“聽得轉”、“等下著”。參見：贛語的動詞體此外，贛語的動詞使用方法有些會異於普通話。例如：重疊式動詞“AA+助詞”結構（包包正、做做着）；“AA”、“ABAB”的相似結構也存在於普通話中，但意義有別。例如：人話話就到。説著説着人就要到了。還有表示強調的重疊式，如“門關關正”，若將此句翻譯成普通話只能是把字句“把門關好”，但依舊缺乏一層含義。而“ABAB”式則如“話到話到”等表示行動的往復，這使得表達更為生動形象。

贛語的稱數法對於百位以上的數詞會省略次一級的數目。例如：“一百三”是為一百三十、“二萬九”是為二萬九千。再者部分量詞的功能性比較強，可以代替其他的量詞與名詞或動詞進行組合。如“萬能量詞”——“只”，它可以和相當數量的名詞搭配。例如：一隻人、一隻豬。再比如動量詞“道”，可以是“望一道”，或“一道橋”。贛語的數量結構亦很有特色，一般來説，當數量結構的數詞是“一”時，“一”可以省略。例如：等下細談。

贛語還有一些數量詞的特殊組合：

在表達狀態或是性質時，贛語不常使用“系”。例：個只樓好高。而在名詞之間則使用“系”。例：佢系爺，倷系崽。再就是為表示強調，贛語可使用“系”，後面通常接連語氣助詞。例：佢系冇整了。（他沒有救了！）

贛語中有豐富的語氣助詞來加強語句的表現力度，更簡單直接地表達不同的語氣。如：吃飯哈！（商量）、吃飯唦！（要求）、吃飯啵？（詢問）、吃飯啊？（疑問）、吃飯囉！（高興）、吃飯咯！（懇求）、吃飯喔！（心煩）、吃飯嘍！（催促）、吃飯呃！（應承）、吃飯不嘞/哩？（詰問）。下面討論幾個贛語特有的語氣詞：

贛語中的人稱詞彙除了以上“文法”章節裏所提及的人稱代詞以外，還有諸如敬語、謙辭、暱稱等諸多詞類。敬語中的一大部分都使用於書面語，但口語中亦會使用，例如：“貴寶店”、“府上”、“台甫”、“大號”、“好意走/好生走”等都是日常生活經常使用的詞彙。至於口語中亦有一套敬語體系，例如：稱呼長者為“師傅”、“老爺子”；稱呼婦女為“孺人”；稱呼成年男子為“大兄”、“老弟”、“老坐”；稱呼成年女子為“大姐”、“妹子”等等，對於木匠更有“博士”的雅稱。與此同時，謙詞諸如“敝姓”、“舍間”，謔稱諸如“何老”、“秧子”、“雀子”等亦使用在贛語當中。

詈辭是所有人類語言共有的一種語言現象，各種語言都有自己獨有的表達方式。贛語中詈辭的使用或而一針見血，或而婉轉含蓄，無論何種方式都能夠非常生動地表達出説話者的語義。主要的詈語表達有下列幾種方式：

贛語存在相當數量的單音詞，例如：頸（脖子）、跡（痕跡）、掐（節省）、谷（水稻）等等。贛語的狀況大體上則是單音詞和多音詞並用。單音詞基本上都是贛語早已故有的，多音詞則大多是借用於現代漢語。此外，贛語不但有固有單音詞和借用多音詞的並用，其固有詞還有新舊兩種説法，例如詞素的位置卻與其相反，例如：歡喜（喜歡）、私自（自私）、牢監（監牢）、宵夜（夜宵）、齊整（整齊）、陀螺（螺陀）、氣力（力氣）、口胃（胃口）、機司（司機）、緊要（要緊）、鬧熱（熱鬧）、張慌（慌張）、面前（前面）等等。

贛語的親族詞彙除了書面語中使用的“祖父”、“母親”之類的正式用語以外，還有一套屬於自己的白話體。

根據珠江三角洲的人口變動記錄，和遷入廣府氏族的記錄，粵語使用人口主要是宋代尤其是南宋末年從北方遷來的，而且不少來自江西，研究發現粵語和贛語之間的關係也頗密切。梅祖麟《南北朝的江東方言和現代方言》指出：“粵語若干字反映的洽狎之別、支與之脂之別，不是直接導源於江東方言，而且間接來自早期贛語。”但由於有“客家認同”這個非語言因素，以及學術上認為粵語的形成起始於秦漢的假設，本來是一個只有“平面”差異的贛粵體系被分成三支“漢語”。

遷粵的江西移民也影響了粵語的語言文化。詹伯慧、張日升（1998）指出粵西十縣市中高要、四會、廣寧、德慶、懷集、南豐、新興、平台等八處都説“吃”。而粵語的中心地區如廣州、東莞等地都説“食”，粵語的非中心地區多數地點則説“吃”，見於《廣韻》入聲錫韻苦擊切：“吃食”。韶關大學中文系的莊初生對此解釋為歷史上有大批的江西移民遷入粵西等地，贛語的“吃”便逐漸取代了粵語原本的“食”。

江西曆史上有“吳頭楚尾”的稱謂，但袁家驊等學者認為，“按照合理的推測，古代這片土地的居民的語言可能包括在吳語、楚語以內，或者至少同吳語、楚語有親密的關係”，這説明江西、湖南古代的通行方向應該同古楚語非常接近。而古楚語是湘語的源頭之一，因此在所有漢語中贛語和湘語有很大的共同性。如“細伢子”、“堂屋”、“崽”這些基本詞彙在兩種語言中字音和字義都是一樣的。再如量詞“只”，在贛語和湘語中都被廣泛使用，這一情形在其他漢語中都比較少見。對於雌性動物，二者都加“婆”於名詞後，如“雞婆”、“狗婆”等。有研究指出中原雅音歷史上是由湘地帶入江西的，贛語和湘語之間自然也就有比較多的相似性。

儘管二者歷史上關係密切，但在後來的發展中卻互相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而差異逐漸明顯。湘語在後來主要受到了西南官話的影響，湖南西北部甚至成為了西南官話區。而自唐以後，然而，唐宋以來湖南一直接納著大量的江西移民。譚其驤曾説：湖南人來自天下，江、浙、皖、閩、贛東方之人居其十九；江西一省又居東方之十九；而廬陵一道、南昌一府，又居江西之十九。《湖南人由來考》中統計湖南的外來移民以江西人最多，達63.1%，湖南本省次之，為10.7%，再考其祖貫，則大半又是江西人。隨着江西籍移民的大量湧入，贛語在湖南產生巨大影響，湘東由北向南，乃至湘中、湘西都變成贛語區，而新化、衡山、麻陽數地的湘語也帶上了不同程度的贛語色彩。同時，對於湘語內部形成新、老湘清濁兩大分野，贛語起到相當的作用。

宋代以降，江西人在中國南方都進行過大量的移民，如明初的時候發生大規模“江西填湖廣”，填補湖北安徽地區因戰亂留下的人口空缺。因此幾乎任何一種南方漢語都可以和贛語掛上鈎，這包括一些相對較小的漢語言，比如徽語、平話等。 ^[24] 

春秋晚期，吳國大力拓疆。公元前504年，吳王夫差“伐楚取番（鄱陽縣）”，而後盡佔鄱陽湖之楚地，今之贛境全屬吳。公元前473年，越滅吳，盡取其地，今之贛境又歸越。之後，楚國復興，越國退至餘汗以東。至公元前306年左右，楚滅越，今之贛境最終歸楚。可見春秋戰國時期，吳越楚三國交替入主贛地。據此可推測當時江西境內通行的可能是吳越語和楚語。

江西曾屬吳國，晉朝以後南遷至江西的北方移民在給贛地帶來中原官話，同時吸收一些古吳語的語言成分。最明顯的例子是，古吳語中有非常多的名詞都是以“子”結尾的。這一痕跡在贛語中保留了下來。比如在南昌話中這一現象就非常的普遍，如“奸雀子”、“曱巴子”、“璧蛇子”等，這一現象在其他的漢語中時不常見的。此外，像“找頭”、“看頭”、“想頭”等以“頭”結尾的詞彙據分析亦來自古吳語，並且這些詞彙依舊保留在現今的吳語中。而論及贛語對吳語的影響，以對其宣州片最深。如宣州片的影母洪音都讀[-]；泥、來母洪音前不分；[g-]母變為清音送氣；“嘚”尾亦十分豐富，這些語音詞彙特徵都是吳語所沒有的，而和贛語相同。

就現實的分佈而言，贛語和吳語在贛東北交匯。贛東北的主要方言是贛語、吳語和徽語，此外還散佈着眾多的方言島。吳語主要分佈在上饒市信州區、上饒縣、廣豐縣和玉山縣。如果不算吳語區的其他贛語方言島，鉛山縣是江西贛語分佈的最東端，當地漢語方言以贛語為主，使用人口約佔全縣人口的87.4%，吳語主要分佈在縣境東北的傍羅、青溪和鵝湖（傍羅、青溪現已併入鵝湖），使用人口約佔9.7%。鉛山還有閩南話和畲話，二者都是明清之時從外地遷來的。

鉛山贛語和吳語的並立局面可能較早以前就已存在。宋代朱熹《鉛山立春之一》雲：“雪擁山腰洞口，春回楚尾吳頭。欲問閩天何處，明朝嶺水南流。”詩中稱鉛山為楚尾吳頭。清代程夔《河口竹枝詞》説：“鳴榔晚起漁舟唱，半是吳歌半楚歌。”信江從青溪進入鉛山，流經鵝湖鎮政府所在地江村後，又經過鉛山的新縣城河口。所謂“半是吳歌半楚歌”，可能是指河口附近信江上的漁夫音雜吳楚，語音兼有吳語和楚語（贛語）的成分，也可能是指有的漁夫操吳語，有的操楚語，似以後者為是。就鉛山劃入吳語的方言點而言，比如江村話，也受了不少當地贛語的影響。而附近上饒話與鉛山話的核心詞共有率要高於上饒話與廣豐和玉山吳語的共有率，説明上饒話與鉛山話發生了很深的接觸關係，只是上饒話在音系上還保留着濁音和四聲八調的吳語格局。

學術上一直為把徽語劃入“贛語”或是“吳語”而有爭論。地理上徽語的南、西、西北面都受贛語的包圍，在贛語的巨大影響之下，形成一種似贛非贛的語言，尤其在聲母方面古全濁聲母在徽語中全部清化。《中國語言地圖集》中列出徽語共同的九條音韻特徵，其中多達七條和贛語一致。詞彙上平田昌司在《徽州方言研究》中列出18條徽語共有的基本詞，而其中過半都與贛語相同。因此美國漢學家羅傑瑞直接認為“把績溪話劃入贛語的問題不大”。

中國歷史上歷次中原漢民的不斷南遷使得贛語大部分直接繼承了上古漢語的語言系統。在音韻方面，贛語沒有受到近古時期漢語系語音演變的影響。例如，現今學術一般認為認為上古漢語有19個子音，而贛語的子音亦為19個，亦是説上古漢語的19個子音贛語全部得以保留。在語法方面，古漢語中定語、狀語後置的結構依然繼續存在。詞彙方面更是保留有許多古漢語中的字詞句構。

贛語有不少特點和北方官話相同，而不同於吳語、湘語，尤其贛語和北方官話在語法、語音、詞彙上的共同點。甚至在江西近江還保留有一條濁音走廊，從湖口、星子、都昌、永修、德安、武寧、修水到湖北的通城、崇陽、赤壁，到湖南的臨湘、岳陽、平江這十三點，全濁聲母還讀濁音。 贛語除全濁、次清聲母混以外，韻尾保持比較完整，二等有些點有[i]介音，三等[i]介音也比其他南方漢語多，表現出古代中原的音韻特點，可能是中原漢音結合南方土語的產物。

詞彙方面贛語各方言保留有一批和其他漢語不一樣的古漢語的詞彙和表達。如：日頭（太陽）、月光（月亮）、霍閃（閃電）、日上（白天）、夜裏（夜晚）、當晝/晝時（中午）、第日/明朝（第二天）、屋裏（家）、灰面（麪粉）、清湯（餛飩）、眠夢（作夢）、通書（黃曆）、話（wa）事（説話）、吃贏手（佔便宜）等等。此外還有大量保留古音、古義的詞彙作為日常使用語。

北宋的兩百年間，閩北的經濟文化都十分強盛，後因為多番農民起義導致人口一直鋭減到明末。據《福建歷代人口論考》的統計，從明初至明末，建安府人口減少24%，邵武軍減少45%。然而到了清代中葉，建安府人口增加3.5倍，邵武軍更翻了五番之多。其增加人口俱來自兩宋之後人口劇增的江西。如同治年間所修撰的《廣信府志》記載到：“鉛山為入閩門户，車馬之音晝夜不息。”1958年主編《福建編年史》的陳遵統察看過邵武諸大姓的家譜之後，亦發現邵武的大部分中原移民十有八九是由江西而來。江西對福建的移民從宋朝一直持續到近代，仍有當地居民遷徙而來的時間只有兩三代人。大量的江西移民使得原邵武軍四縣市轉變為贛語。《閩西北七縣市的方言》羅列出當地方言與贛語的相同語音特點多達15項，而與閩語相同的只有9項；常用詞與贛語相同的有92條，與閩語相同的只有31條。此外閩贛方言甚至閩北語在詞彙等語言特點上都有不定程度的贛化。

湘南、粵北在歷史上發生過大規模的江西籍移民遷入。經多位學者查證，發現桂陽、藍山、汝城、臨武、東安、宜章等土話通行區的居民多是唐、宋以後從江西中、北部移民而來的。由於贛語人口的大量遷入，這些地區程度不等地受到了贛語的侵蝕，湘南土話、粵北土話都帶有贛語的特點。 ^[25] 

贛語和南方諸方言詞彙的交叉與它的語言環境有密切的關係。贛語通行地域較大，四周和湘、吳、客、閩諸方言接壤，贛江流域和鄱陽湖周圍無天塹阻隔，歷史上和鄰近地區的交往也較多，因此詞彙滲透到各方言。

在江西省境外的贛語中，受當地方言詞彙的影響更多。湖南省境內的贛語有許多和湘語共有的語詞。例如湘東北的平江話的罩子（霧）、料（棺材）、拍滿（很滿）、噴腥（腥味重）等就和長沙話相同。

福建境內的贛語區，歷史上曾是閩語通行的地域，詞彙上也有許多閩語的成分，例如邵武話的骹（腳）、厝（房子）、樵（柴）、晬（歲）、笐（曬衣竹竿）、鼎（鐵鍋）、筅（帚子）、箸只（筷子）、蠓兒（蚊子）、樹箬（樹葉）、粟（稻穀）、囝子（小孩兒）、親情（親戚）、目珠（眼睛）、雞角（公雞）、結疕（結疤）、頌（穿）、遮被（蓋被子）等都是閩方言裏常見的。

江西曆史上出現了多位極其卓著的音韻學家，諸如《大宋重修廣韻》作者南城人陳彭年、《中原音韻》作者高安人周德清、《正字通》作者宜春人張自烈、《問奇集》作者新建人張位等，但鮮有江西人氏對本地口音進行系統性的著述。

近代以降，贛語研究就逐漸興起，成書於乾隆年間的《辨字摘要》，反映了兩個半世紀以前贛語臨江方言的語音系統。《韻鏡校箋》中張麟之記載：“往昔相傳，類曰《洪韻》”，而《朱子語類》卷140亦提及：“洪州有一部《洪韻》，太平州亦有一部韻家文字。”除此之外，贛語使用地區的州縣的地方誌中都會對本地方言進行記錄描述。

羅常培的《臨川音系》（1940）是對贛語最早的現代研究書籍。比羅氏《臨川音系》的研究早十多年的有高安人塗銼的《國音四種》。其第四篇“改正土音法”完整地歸納了高安土話的聲韻調系統，並從“聲母的變動”、“韻母的變動”、“聲母、韻母共同的變動”、“平仄的變動”四方面總結了高安方言與國語之間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