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朝

晉朝開國皇帝司馬炎的父親司馬昭被魏帝曹奐封為晉公。魏景元四年（263年），司馬昭滅蜀。鹹熙元年（264年），加封晉公晉王，這也是晉朝國號的由來。《資治通鑑·晉紀一》胡三省注：“司馬氏，河內温縣人。宣王懿得魏政，傳景王師，至文王昭，始封晉公，以温縣本晉地，故以為國號。” ^[89] 

鹹熙二年十二月丙寅（266年2月8日），司馬炎逼迫魏元帝曹奐禪位 ^{[8]  [9]}  ，即位為帝，國號晉，建都洛陽，史稱西晉。316年，西晉被匈奴建立的政權所滅亡，北方從此進入五胡十六國時期 ^[11]  。司馬睿受到時任丞相的王導和朝中勳臣的一致擁戴，於317年三月在建鄴稱帝，改建鄴為建康，史稱東晉，據有中國南方的領土。 ^[1-2] 

司馬家族在東漢和三國時期就是河內郡顯赫的世家大族， ^[14]  如司馬朗、司馬懿及司馬孚等兄弟共八人，時人稱“八達”。其中司馬懿具有政治及軍事才略，在曹魏後期抵禦蜀漢北伐及平定遼東，成為了魏國重臣 ^[7]  。

239年魏明帝去世，司馬懿與曹爽受遺共同輔政，但司馬懿被曹爽架空。249年發生高平陵事變， ^[7]  司馬懿重奪政權，至此司馬氏開始專政。

在司馬懿去世後，其子司馬師及司馬昭逐漸鞏固司馬氏的勢力 ^[15]  。此期間發生三次嚴重的內亂和割據戰爭，史稱淮南三叛，皆被平定，司馬氏逐步穩固了執政權。

263年，司馬昭為了建立赫赫軍功，統一中國，命鍾會、鄧艾及諸葛緒率軍伐蜀 ^[16-17]  ，蜀漢主將姜維阻敵於劍閣 ^[18]  。最後鄧艾經陰平直襲涪城，進逼成都。後主劉禪見大勢已去而投降，蜀漢滅亡 ^{[17]  [19]}  ，史稱魏滅蜀之戰。之後鍾會、姜維意圖叛變，但被司馬昭立即平定。司馬昭勝利後稱晉王，但不久去世。其子司馬炎繼立。

266年2月，司馬炎建立晉朝，改元泰始，是為晉武帝，定都洛陽，史稱西晉 ^[20]  。

晉朝建立後，曹魏時期壓抑的世族在司馬懿及陳羣羽翼下抬頭 ^[7]  ，當時出名的世族有琅玡王祥、滎陽鄭衝、陳國何曾、臨淮陳騫、潁川荀顗/荀勳、河東衞瓘、河東裴秀、太原王渾、泰山羊祜、河內山濤、京兆杜預、太原郭奕、清河崔琰、范陽盧欽等。曹魏時期的清談，到晉代許多士大夫紛紛效仿，形成一批置身功名利祿又求出世隱遁的士大夫 ^[25]  。

朝政方面，晉朝在歷史上首先建立了門下省，三省制度完善，並且在277年創建了國子學。由於諸臣在“平吳”與“立嗣”等議題上發生爭執，使得黨派形成。以侍中任愷為首張華、庾純、温顒、向秀、和嶠等一派，與尚書令賈充為首楊珧、王恂、華廙等為一派相對立，在立嗣上諸臣爭執更劇。當時太子司馬衷昏庸無能，武帝之弟齊王司馬攸較仁孝慧敏。司馬駿、衞瓘、和嶠等主張廢衷立攸，但遭楊皇后和賈充、荀勖等人反對。最終晉武帝仍然不能捨子立弟，遣返司馬攸回其封國，齊王憂病而死。 ^[25] 

軍事方面，西晉立國後，武帝分封諸王，於277年遣諸王就國，其中一些都督諸州軍事。如汝南王司馬亮督豫州、楚王司馬瑋督荊州。統一後，為避免東漢末期諸州割據再度發生，武帝裁撤州郡兵，解除天下武備。分封諸王與去州郡兵是避免權臣專政及地方，顯示天下太平。《晉書》山濤傳：大郡武吏百人，小郡有武吏五十人，職官志：大國守土百人、次國八十人、小國六十人，整個中原沒有常備軍防禦 ^[26]  。儘管諸侯王名義上可以建立千人的部隊，鎮守本國，但是晉朝實際沒有出現諸侯割據，《晉書》地理志：王不之國，官於京師 ^{[27]  [28]}  。諸王都留居京城，直到琅邪王南渡整個江南沒有諸侯王鎮守。

此時孫吳局勢混亂，吳帝孫皓不修內政又窮極奢侈，民心不附 ^[21]  。

270年河西鮮卑領主禿髮樹機能叛 ^[22]  ，次年匈奴劉猛也隨之出關。

272年司馬炎又派何楨招降李恪平定劉猛叛亂。

274年孫吳陸抗去世，275年司馬炎釋放奴婢替代士兵屯田，樹機能歸降，拓跋部沙漠汗出使晉朝，馬循平定鮮卑 ^[8]  。為了防禦吳國，司馬炎派羊祜鎮守襄陽與吳將陸抗對峙 ^[23]  ，派王濬於益州大造船艦。

276年羊祜提議伐吳，遭羣臣反對而作罷。

277年樹機能復叛，司馬駿帥文鴦等敗樹機能，降鮮卑二十萬 ^[22]  。沙漠汗被鮮卑舊貴族殺害，衞瓘平定拓跋部內亂。

278年羊祜病故，臨終推薦杜預鎮守荊州。此時司馬炎派馬隆前往涼州平叛，禿髮部眾殺樹機能降。

279年西北之亂始平，王濬、杜預上書司馬炎，認為是時候伐吳了，賈充、荀勖等以西北未定而反對 ^[24]  。最後司馬炎決定於該年12月進攻吳國，史稱晉滅吳之戰。武帝以賈充為大都督 ^[24]  ，上游王濬/唐彬軍、中游杜預/胡奮/王戎軍、下游王渾/司馬伷軍多路並進。於280年逼近建業，孫皓見大勢已去而投降，孫吳滅亡，西晉統一天下，三國時期結束 ^[20]  。但是和平穩定的局面只維持了短短的十一年（280年—291年 ^[90]  ）。

290年晉武帝去世，晉惠帝繼位 ^[10]  。晉武帝的岳父楊駿託孤輔政 ^[24]  ，出汝南王司馬亮鎮守許昌。野心勃勃的皇后賈南風干政。當時楊駿執政，與賈后對立，楊駿為了鞏固自身勢力，任命其親信掌管禁軍，此舉使宗室諸王與某些大臣不滿。

291年三月，賈后藉由楚王司馬瑋（司馬炎之子）除去楊駿及其勢力 ^[29]  ，任命汝南王司馬亮（司馬懿之子）與衞瓘掌政 ^{[29]  [30]}  。不久賈后利用楚王司馬瑋與汝南王司馬亮不合去除汝南王及衞瓘，再以偽詔殺司馬瑋，任命張華、裴頠及賈模等人掌政 ^{[29]  [30]}  。

至此賈后奪權成功。所幸張華等人同心協力，盡忠職守，政局得以穩固。此時關中羌氐叛，294年匈奴郝散叛，不久平定。296年其弟郝度元以齊萬年為首，聯合西北馬蘭羌、盧水胡叛變。299年齊萬年之亂平定。江統和郭欽都曾建議將胡族強制遷離，他所著《徙戎論》提出更完整的主張，晉室施行了優待少數民族的政策，代替過去的強制遷徙，但是沒有對有野心的分裂貴族採取遷徙和防範措施。 ^[25] 

由於太子司馬遹非賈后所生 ^[31]  ，賈后意圖廢除。300年太子被賈后污衊謀反，被廢。趙王司馬倫採納孫秀計，挑撥賈后殺掉太子。而後趙王倫聯合齊王司馬冏以替太子報仇為由發兵除去賈后及其黨羽，趙王倫專政。 ^[32] 

301年，趙王司馬倫篡逆稱帝，改元建始，惠帝退位為太上皇。三月，齊王司馬冏、河間王司馬顒、成都王司馬穎三王聯合常山王司馬乂（後封長沙王）伐司馬倫。五月去除趙王倫及其黨羽，惠帝復位，齊王冏專政。302年成都王穎及河間王顒派軍討伐齊王冏，長沙王司馬乂聯合宮廷將領於京城洛陽響應。齊王司馬冏及其黨羽被除，長沙王司馬乂掌政，被外戚羊玄之遙控。 ^[25] 

303年成都王穎聯合河間王顒率軍攻擊洛陽，討伐羊玄之等人，但被長沙王乂屢屢擊敗。304年初洛陽城缺糧，宮廷將領逼東海王司馬越奏免長沙王司馬乂，開城投降。長沙王乂被河間王顒將領張方殺害，成都王穎迫惠帝立其為皇太弟，河間王顒為太宰，東海王越為尚書令。成都王穎勝利後，班師返鄴，政治中心北移 ^[32]  。而後宮廷將領陳軫集結各方兵力，挾惠帝討伐成都王穎。最後失敗，晉惠帝被俘，東海王越逃至其封國東海（今山東郯城北），河間王顒將領張方佔領洛陽 ^[25]  。

但不久司馬越的親弟幷州刺史東瀛公司馬騰及幽州刺史王浚聯合異族鮮卑、烏桓等勢力擊敗成都王穎。張方挾晉惠帝逃至洛陽，擁有關中及洛陽的河間王顒與東海王和解，最後成都王穎被廢，河間王顒改立司馬熾為皇太弟 ^[32]  。

305年司馬越在山東再次起兵，西向進攻關中。306年東海王越攻入長安。司馬顒和司馬穎敗走，司馬模佔領長安。東海王司馬越迎惠帝還洛陽，隨後成都王被害，晉惠帝被司馬越毒死，其弟豫章王司馬熾繼位，是為晉懷帝，由東海王司馬越攝政，八王之亂至此結束。 ^[25] 

天災人禍，少數民族又受到當時士族統治者極端壓迫，內遷諸民族乘機舉兵紛紛尋求獨立謀生，造成五胡亂華 ^{[33]  [34]}  ，永嘉亂後士族百姓紛紛南渡自保。其中“能建邦命氏成為戰國者”有十六國，分別是：成漢、前趙、後趙、前燕、前秦、前涼、後燕、後秦、西秦、後涼、南涼、南燕、西涼、北涼、大夏、北燕。後世由此稱為五胡十六國時期。 ^[35]  實際上先後還有冉魏、翟魏、西燕、桓楚、譙蜀、前後仇池等僭偽政權。

當時外族有匈奴、羯、鮮卑、氐、羌、盧水胡、烏桓、巴氐及高句麗。八王之亂期間，地方勢力不斷膨脹，少數民族中的分裂分子陸續叛變，氐族李雄在益州逐漸勢大，於304年稱王，兩年後稱帝，國號成，與羅尚在巴郡對峙。304年司馬穎遭王浚和司馬騰圍攻，遣匈奴領袖劉淵回幷州發兵支援，劉淵乘機宣佈獨立。308年劉淵稱帝，國號漢，割據山西西南部。由於晉朝在中原解除武備，無力平定叛亂，加上嚴重的自然災害，嚴重動搖了統治基礎。晉室在八王之亂後面臨一場覆亡危機。 ^[35] 

劉淵為了要擴充版圖，遣子劉聰攻打洛陽，多次被擊敗。石勒及王彌掠奪關東各州，石勒吞併王彌，脱離劉淵轉戰南下 ^[36]  。310年劉淵去世，劉聰殺新帝劉和自立為帝。同年，石勒經宛城、襄陽，掠奪江漢一帶，隔年北返。當時關東又有蝗災，洛陽缺糧，鮮卑拓跋部猗盧等欲派兵防禦洛陽，司馬越以無糧推辭，並率朝中重臣及諸將東討石勒，懷帝困於洛陽。

311年晉懷帝與司馬越的矛盾爆發 ^[37]  ，密詔苟晞伐之，隨後司馬越病逝，王衍率軍歸葬封國。當他東行至苦縣（今河南鹿邑縣）時，遭石勒襲擊，晉軍精鋭受屠盡亡，重臣降後被殺。此時洛陽空虛，被劉聰、王彌兵攻破，殺害官員百姓三萬餘人，擄走晉懷帝，史稱“永嘉之禍” ^[37]  。313年晉懷帝被殺，晉愍帝於長安繼立帝位，劉聰派劉曜持續攻打。316年晉愍帝投降，最後受辱被殺，至此西晉亡 ^[35]  。而後，各族陸續在北方建立國家，史稱“五胡十六國”。

西晉亡後，在北方尚有多個忠於晉朝的地區，即幷州北部劉琨、幽州段匹磾、冀州的邵續、青州的曹嶷、徐龕；東北還有慕容廆、段眷；北方還有代王；西北涼州還有張氏集團。然而，幷州劉琨先被石勒擊潰，投靠幽州段匹磾。段匹磾則奉東晉王敦密令將劉琨處死，之後段匹磾也被石勒擊敗。劉聰死後，部將分裂 ^[38]  ，叛逃的多達二十萬户，晉軍也一度攻打到離其都城不遠的絳縣，靳準殺劉粲，建立晉藩天王制度，向晉朝臣屬，不久遇害。石勒佔領了河東，劉曜也拋棄漢旗號 ^[39]  ，兩人都自立為趙國。劉曜載記：在涼州張寔去世之後，其弟張茂向前趙的劉曜稱臣（張軌傳記載張茂未降並打敗了劉曜）。與晉朝對立的三個割據勢力，在當時佔領了晉朝五分之一的國土。 ^[33] 

西晉滅亡後，漢地世族及平民陸續南遷，形成北方僑民和南方土著聚居的局面。317年，司馬睿在建康重建晉朝，諡號為晉元帝，史稱東晉 ^[40]  。但晉廷穩定後大量引用僑姓世族（原北方世族），壓抑江東世族。然而，由於僑姓世族持續侵犯江南經濟並打壓南方世族入仕朝廷，使得僑吳世族在政治及經濟上的衝突仍在。加上世族對寒族歧視、與朝廷分庭抗禮；中央與方鎮對立及野心家的崛起，使得東晉一朝未能統一中國。

晉元帝司馬睿原屬於東海王越一黨，鎮下邳。當時江東少受中原戰亂影響，晉元帝渡江後倚重王氏，信任王導、王敦，時稱“王與馬，共天下”。吳姓世族以義興周氏及吳興沈氏併為江東二豪，吳郡朱、張、顧、陸四氏居次。303年、305年及310年間江南發生三次叛亂 ^[41]  ，皆由義興周氏的周玘和顧榮、賀循、紀瞻、甘卓等平定，使江南得以穩定，史稱三定江南。

東晉初期由於皇權衰落，朝廷大權主要由世族掌握，由於軍權外重內輕，朝廷控制力弱，不少方鎮心懷野心，先後發生了王敦之亂、蘇峻之亂及桓温專政 ^[13]  。雖然部分士族當權者有恢復之心，前後發動幾次北伐，但是朝廷擔心野心家藉此擴張勢力，大多消極支持。

307年八王之亂後，司馬睿聽從王導建議遷鎮到建康。南遷后王導以“鎮之以靜，羣情自安”政策穩定政權，他藉由當地名士顧榮、賀偱、紀瞻為引，進而獲得吳姓世族的擁護。而後大量北方世族及皇族衣冠南渡，在王導號召下共同支持司馬睿，使得江南諸州次第歸附，晉懷帝蒙難司馬睿被天下推舉為盟主，不久被晉愍帝任命為丞相，在江東建立統治。 ^[40] 

東晉初期，王導等人採取鎮之以靜策略， ^[42]  以穩定局勢。東晉的莊園經濟的程度比西晉更重。由於農業技術提升等因素，在僑姓世族與吳姓世族密集開發 ^[43]  下，江南獲得全面開發而繁榮興盛，中國的經濟中心也逐漸南移，使得後來有大運河的出現。此外，在手工業和商業方面也有長足進步。

東晉統治階級主要由世族掌權，由於軍權外重內輕，不少方鎮心懷野心，造成如王敦之亂、蘇峻、祖約之亂及桓温專政。此時雖然陸續有北伐以收復失土，因為內部矛盾而始終未能重建鞏固的全國統一政權。383年前秦出動舉國之師，意圖滅亡東晉 ^[40]  。面對亡國之禍，東晉君臣一心，這是成立以來最團結的一次。淝水決戰後前秦崩解，謝安、謝玄等人成功的收復大批失土。然而，後期又發生朋黨相爭及桓玄篡位。由於平民負擔沉重，又發生孫恩、盧循之亂。譙縱亦據蜀地自立。最後劉裕崛起，平定諸亂，並奪得皇位，進入了南北朝時期。

因為北方外患威脅仍在，東晉朝廷賴世族及方鎮的支持以穩定局勢，這使得不少士族掌握強大的武裝形成割據。王敦素來桀傲，有意控制朝廷，晉元帝為了抑制王氏權勢，以劉隗、刁協、戴淵等人牽制，並防禦王敦，削弱其兵權。 ^[13]  王敦利用祖逖去世、京城防禦不足，於322年發兵，攻陷建康。刁協等人被殺，史稱王敦之亂。晉元帝憂憤而死，太子紹繼位，是為晉明帝。當時王敦欲專權，移鎮姑孰（今安徽當塗縣），但於324年病危。晉明帝下令討伐，平亂成功，由於王導未附逆，所以王氏仍受晉室重用。 ^[40] 

325年晉明帝去世，太子衍繼立，是為晉成帝。由王導及外戚庾亮輔政 ^[44]  。當時軍事重鎮分由陶侃鎮守荊襄地區及由蘇峻及祖約等鎮守淮南地區。陶侃懷疑因為庾亮的干預，使得未能輔政而感到不滿。庾亮為了提防陶侃，任温嶠鎮守武昌 ^[44]  。由於蘇峻及祖約對庾亮鞏固中央的政策感到不滿，於327年反叛。次年蘇祖聯軍攻陷京師，脅持晉成帝，庾亮逃至尋陽（今江西九江市），史稱蘇峻之亂。此時陶侃觀望，經温嶠力勸之下決定討伐蘇峻。蘇峻迎戰陣亡，329年陶温聯軍收復京師，平亂成功。事後庾亮請罪，外調鎮蕪湖，朝廷由王導執政。334年陶侃去世，庾亮代之，仍遙控朝廷，與王導交惡。339年後王導與庾亮先後去世，由庾翼執政，掌握荊州軍權。 ^[40] 

在東晉成立後，南遷的晉人莫不希望發動北伐，收復在北方淪陷的家園。但由於世族已安居江南，南方豐富的資產使得重返北方的意願不高。但是東晉建立後，依然進行了多次的北伐 ^[45]  。

東晉初期，朝廷採取以攻為守態度抵禦北方 ^[46]  。317年祖逖意圖北伐，晉元帝給予充分支持，不僅從庫存數千匹布帛中取出三千匹支援，晉元帝命祖逖相機收復中原。他招募流民建立軍隊北上，晉元帝還先後派自己的次子和司馬颺出兵配合祖逖 ^[12]  ，並與當地塢堡合作，最後成功收復黃河以南領土，與石勒隔河相持。

但由於東晉發生內亂，朝廷於321年派戴淵為徵西將軍，都督各軍守壽陽，鎮西將軍祖逖不願隸屬其下，修武牢沿黃河防禦，又得知朝廷內部王敦和劉隗矛盾重重，憂憤而死。王敦因為祖逖去世而不必顧慮遂叛變 ^[13]  。祖逖軍由其弟祖約率之，最後也隨蘇峻叛變。由於晉朝內部矛盾，失地得而復失。晉成帝時則由庾亮、庾翼兄弟主持北伐，他們以荊州為中心，意圖發動北伐。但是因被抵制，所以沒有實現統一。庾氏兄弟相繼去世後，朝廷先後由褚裒、殷浩、謝尚、桓温、司馬勳等多次北伐 ^[40]  。

346年晉穆帝時，桓温、周撫、司馬無忌、毛穆之、袁喬等討伐成漢，次年討滅。349年石虎死，晉廷派褚裒北伐，失敗。桓温多次破壞北伐，在褚裒北伐失敗後引軍東下武昌與殷浩爭權。晉廷不許，改以殷浩、司馬勳、謝尚負責北伐。352年殷浩聯合羌將姚襄北伐前秦，被苻健擊敗。次年殷浩再度北伐，為姚襄所襲，殷浩被桓温彈劾罷免。

354年桓温伐前秦，但由於苻健採堅壁清野戰術 ^[47]  ，桓温又態度消極不進，最後晉軍缺糧而撤退 ^[13]  。356年，桓温討伐河南姚襄，擊潰之並攻佔洛陽，修謁皇陵。358年桓温不顧朝廷要求其駐守經營洛陽，僅留毛穆之三千人守洛陽，自行南撤。等到晉哀帝及晉廢帝（即司馬奕）相繼為帝之後，桓温已經控制兵權。

當時北方呈現前秦、前燕代涼割據的局勢，洛陽為前燕佔領。桓温為了準備專權，於369年討伐前燕 ^[13]  。當時燕軍大敗，晉軍進駐枋頭（今河南浚縣附近）與燕將慕容垂對峙。最後晉軍缺糧而退，慕容垂率軍追殺，晉軍大敗。

371年桓温廢晉帝司馬奕為東海王，改立司馬昱為簡文帝。隔年簡文帝去世，晉孝武帝繼位，373年桓温要求“九錫”，大臣謝安、王坦之拖延該事，不久桓温病死 ^[40]  ，東晉暫時中止了北伐。

淝水之戰前夕，前秦東晉對峙圖晉孝武帝時，謝安執政，桓衝為荊州刺史，防禦荊襄地區；謝玄鎮廣陵，與謝安防禦淮南地區。為了加強中央軍力，晉孝武帝令謝玄招募淮南江北百姓，成立北府軍 ^[40]  。

370年前秦滅掉前燕後，前秦帝苻堅即有意滅東晉以統一天下。373年攻下東晉梁益二州。378年派苻丕圍攻襄陽，朱序堅守，於隔年攻破，俘虜了朱序；又派彭超圍攻彭城，卻被謝玄率北府兵擊敗。382年呂光平定西域後，苻堅的目標指向東晉。次年5月桓衝率10萬軍，意圖奪回襄陽，苻堅派苻睿、慕容垂等人防禦 ^[47]  。8月苻堅認為時機已到，率舉國之師南征東晉，兵分三路，聲勢浩大 ^[48]  。他親率步兵60萬抵達項城，派苻融為先鋒率27萬兵攻打壽陽，梁成等人屯洛澗以控制淮河。晉廷震驚，謝安力持鎮定，命謝石為前線大都督、謝玄為先鋒，與謝琰、桓伊等人率8萬北府兵北上救援。 ^[40] 

383年10月秦軍前鋒攻陷壽陽後，苻堅趕往指揮，並派朱序向謝石諸降勸降。但朱序盡泄秦軍虛實，並建議速戰速決。11月謝玄派劉牢之率五千精兵攻破洛澗，晉軍西行，與秦軍對峙淝水。12月有人向苻堅建議後退決戰 ^[49]  。諸秦將認為阻敵淝水畔比較安全，但苻堅認為半渡而擊可主動對決。當秦軍後移時，晉軍渡水突擊，朱序於後軍大喊秦軍已敗。此時秦軍大亂，謝玄等人乘勝追擊，秦軍全面崩潰，苻融戰死，苻堅中箭，孤身北返，後由慕容垂護送。此役晉軍全面勝利，於東晉歷史上意義非凡，史稱“淝水之戰”。 ^[40] 

戰後，謝安都督諸州軍事，準備北伐支離破碎的前秦。384年謝安命謝玄、桓石虔率軍北伐，謝玄等人自廣陵北上，攻克鄄城、廣固等地，並修建青州派（水利工程） ^[50]  以運送糧草。此役收復山東、河南一帶，將領土劃至黃河以南。荊州軍也成功收復四川、襄陽一帶。謝玄繼續北上，前鋒劉牢之一度打到鄴城。但專政朝廷的司馬道子（孝武帝的弟弟）忌諱謝氏功高，朝議“以徵役既久，宜置戍而還”，令謝玄回鎮淮陰，最後北伐功敗垂成。 ^[40] 

司馬道子為晉孝武帝之弟，甚受信任。淝水之戰後謝安謝玄被司馬道子排擠，最後相繼去世，朝廷逐漸混亂，北府軍後由王恭等人統率。桓衝去世後，桓家後來由桓玄領導。390年晉孝武帝對司馬道子不滿，遂內以王珣、王雅入廷，外以王恭任兗州刺史、殷仲堪任荊州刺史；司馬道子也引王國寶及王緒抗衡，朋黨亂起。

396年晉孝武帝被妃子張氏殺害，太子繼立，為晉安帝。398年王恭和庾楷上表彈劾王國寶並領兵討伐，殷仲堪遙援，吳姓世族也發民支持。司馬道子畏懼，只好殺王國寶、王緒求和。之後司馬道子聽從司馬尚之建議，任王愉江州刺史為外援。

次年王恭聯合荊州刺史殷仲堪、廣州刺史桓玄再度舉兵。司馬道子命其子司馬元顯為都督同王愉率軍抵禦。王愉被擊敗，聯軍攻至京師。司馬元顯收買劉牢之倒戈，王恭敗死。殷仲堪與桓玄得知後退至尋陽，由桓玄任盟主，最後雙方言和。朝廷為分化殷仲堪勢力，任桓玄為江州刺史、殷仲堪為荊州刺史、其部下楊佺期為雍州刺史。399年桓玄殺殷楊二人，並其轄地。 ^[51] 

司馬元顯擔憂北府軍不可靠，徵江東豪族佃民以建立新軍，稱為“樂屬”。這卻使“東土囂然”，引發民變，399年孫恩率眾攻陷會稽，史稱孫恩之亂。孫恩世奉五斗米道，五斗米道大受世族及平民信仰。400年孫恩擴張勢力，江東豪族 ^[52]  及五斗米道紛紛響應，江東八郡完全淪陷。401年孫恩偱海路直襲丹徒，京師震撼。劉牢之派劉裕至海鹽擊敗孫恩，孫恩乘船而退，又被劉裕擊敗。402年3月孫恩為臨海太守辛景所敗，投海而亡。餘眾由其妹夫盧循領導。 ^[51] 

402年司馬元顯為免桓玄乘亂偷襲，搶先西征，任劉牢之為先鋒，司馬尚之為後部。桓玄也率軍東下，大破司馬尚之，劉牢之認為司馬元顯無用而倒戈，引桓軍入建康。桓玄控制朝廷，誅殺異己，先後殺司馬元顯與道子，奪取劉牢之兵權，誅戮部分北府將領，提拔北府將領劉裕。桓玄最初有意革新朝廷，但最後豪奢縱慾，政令無常，漸失人心。

403年桓玄篡位稱帝，建國桓楚。司馬遵與毛璩等起兵擁晉後，劉裕同北府舊將何無忌、劉毅舉兵，收復建康，桓玄挾晉安帝西撤江陵。而後桓玄又率軍東下，被劉毅擊敗。最後桓玄逃往蜀地，途中被馮遷所殺。桓振、桓謙又挾晉安帝反抗，直到405年肅清桓氏勢力，何無忌得以迎晉安帝復位，也掌控了朝廷。 ^[51] 

劉裕掌控朝廷，荊州刺史劉毅忌妒，意圖舉兵 ^[53]  。412年劉裕搶先討伐之，劉毅兵敗自殺。譙蜀為東晉叛將譙縱所建。在405年時，益州刺史毛璩率軍討伐江陵桓振，蜀軍不願遠征，便推譙縱為主叛晉。隨後攻陷成都，殺死毛璩，譙縱也自號成都王。408年晉廷派劉敬宜率軍討伐但失敗。413年劉裕派西陵太守朱齡石率軍西伐，攻佔成都。譙縱敗退自殺，譙蜀亡。 ^[51] 

盧循為孫恩妹夫，桓玄為安撫之任為永嘉太守，但他仍不斷襲擾沿海。404年盧循由海路攻佔廣州，隔年晉廷為安撫而命他為廣州刺史。410年盧循趁劉裕北伐南燕之機，與其姐夫徐道覆分二路北伐，合潰劉毅於桑洛州（今江西九江市），乘勢攻入京師建康，史稱盧偱之亂 ^[53]  。

此時劉裕已趕回，盧循和徐道覆發生內訌，盧循久攻京師不破，撤守尋陽。10月徐道覆進攻江陵，為守將劉道規所敗。12月盧循敗於晉軍，退守廣州。411年劉裕派兵擊殺徐道覆。盧循最後於交州被交州刺史杜慧度殲滅，投水自殺，至此亂事平定。 ^[51] 

劉裕消滅若干異己後，先後發動兩次北伐 ^[53]  。當時南燕慕容超屢屢入侵，409年劉裕率軍伐南燕。於次年攻破南燕都城廣固，擒殺慕容超，南燕亡。而後因盧循叛亂，劉裕回師。後秦因為屢遭夏主赫連勃勃入侵，國勢大衰，皇帝姚興病死，其子姚泓初立。416年12月劉裕再度北伐，連克許昌、洛陽 ^[53]  。隔年劉裕兵分兩路圍攻關中，最後攻破長安，後秦亡。

但於該年冬天，留守京師的謀士劉穆之突然去世，為免朝廷生變，劉裕不得不親返。他命10歲的幼子劉義真同王鎮惡、沈田子等諸將防守長安，後來諸將內鬨，夏主赫連勃勃率軍攻擊 ^[54]  。417年冬劉裕命劉義真等率軍東歸，遭夏軍追擊，元氣大傷，至此北伐結束。關中失守後，劉裕開始積極謀取帝位。同年劉裕殺晉安帝，立其弟德文，為晉恭帝。

420年劉裕廢晉恭帝自立，建國宋，史稱南朝宋，是為宋武帝， ^[53]  東晉至此滅亡。

西晉承襲曹魏領土，統一後領有孫吳疆域。疆域北至山西、河北及遼東，與南匈奴、鮮卑及高句麗相鄰；東至海；南至交州（今越南北部）；西至甘肅、雲南，與河西鮮卑、羌及氐相鄰。 ^{[55]  [6]} 

東晉政區隨其疆域的變化而有增減。由於外族入侵與晉軍北伐，北疆時常變動；四川先後出現成漢、譙蜀等國；東南疆域大致固定。晉元帝時期，石勒入侵，北疆只剩淮南江陵一帶。成漢佔據四川，於347年被桓温滅。桓温發動三次北伐，一度收復山東及河南地區，後敗於前燕而止。前秦屢次入侵東晉領土，此時東晉僅剩揚、荊、江、廣、交、豫、徐、兗、益、寧七州，及兗、青、冀、司、幽、並、益等僑州，共十五州 ^[27]  。

383年淝水之戰，前秦慘敗。隔年謝玄北伐，成功收復黃河、秦嶺以南地區。之後東晉內亂，桓玄篡位，譙蜀獨立，疆域萎縮。劉裕崛起後攻滅譙蜀並發動兩次北伐，收復四川、山東、河南及關中地區。然而劉裕因故返京，將領內亂，夏人入侵，關中得而復失。此時東晉領有揚、北徐、豫、江、北青、司、荊、北雍、東益、寧、交、廣、北並、北冀、梁、徐、北兗等十七州，及幽、冀、東秦、青、並、兗、秦、雍等僑州，共二十五州。 ^{[27]  [55]} 

西晉政區制度承襲東漢末期的制度，為州、郡、縣三級制。於三國曹魏時期有司、豫、兗、青、徐、冀、幽、並、雍、涼、荊、揚十二州，滅蜀漢後分益州置梁州。265年西晉代曹魏後，分雍、涼、梁三州之地設秦州，後分益州地設寧州，後分幽州地設平州。280年滅孫吳後得荊、揚、交、廣四州，並將荊、揚兩州與原曹魏荊、揚兩州合併，共十九州。秦州、寧州曾經廢止，後來復置。

291年分荊、揚州地設江州，307年分荊、江州地設湘州，至此共二十一州。州以下分郡、王國。晉武帝防止野心世族篡位，制定分封制，依人口多寡封國諸王，有大國、次國、小國三種類型。但諸王僅得租税，王國如同郡縣。諸王的軍權，主要來自鎮守之地。郡、王國以下為縣。縣大者置令，小者置長。至於公國、侯國，其地位同縣 ^[56]  。

淝水之戰前後東晉疆域變遷圖東晉政區襲承西晉，也是實行州、郡、縣三級制 ^[28]  。但是其州郡越分越多，轄區縮小。西晉末年，大量流民南渡。東晉朝廷為了安撫僑民及僑姓世族，以原籍州郡縣名寄治別處，而無實地，此即僑州郡縣。等到安定後實施土斷，使其州郡領有實地，户籍和賦役與一般州郡縣相同。 ^[56] 

晉朝的政治體制為世族政治，政治制度由漢代的三公九卿制走向晉朝的三省制，是隋唐的三省六部制的基礎 ^[4]  。司馬氏原為曹魏世族，高平陵事變後掌握魏國大權；司馬炎建立晉朝後統一中國，施行的政策雖然造就了太康盛世的短暫和平繁榮，但沒有徹底解決浮華奢侈的社會問題及貪污腐敗的政治風氣。由於施行偃武修文的國策以及諸王、外戚相互爭權，造成八王之亂而西晉於元氣大傷後 ^[25]  。

兩晉的政治體制為世族政治 ^[3]  。世族的形成源自漢魏，主要由地方豪強、經學世家或累世為官者組成。220年曹魏實施九品中正制作為拔選人才的制度，以取代因戰亂而崩潰的察舉制度。魏晉時擔任審查的中正一般為二品，但二品官幾乎都為世族，使得世族獲得拔選人才的權力。由於拔選往往重視家世而忽略才德，最後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局面 ^{[4]  [56]}  。九品中正制不僅維護門閥統治的主要工具，也構成其一部份。東晉時，世族政治達到巔峯，以僑姓世族為主。隨晉室南遷的北方世族為“僑姓”，南方世族則為“吳姓”。東晉朝廷對吳姓世族採取排斥態度，吳姓世族也不願與其積極合作，久之雙方隔閡加深。但隨者江南的開發，寒族及吳姓世族也逐漸抬頭。 ^[4] 

行政架構方面，朝廷的決策機關與行政機關也逐漸分立。尚書省、中書省及門下省依序獨立出來，由漢代的三公九卿制走向隋唐的三省六部制。西晉承襲曹魏，中書監職權甚重，名實方面俱稱為宰相 ^[57]  。由於地處樞近，雖然官位在尚書令之下，但權力在其之上。同時門下也自中書分到部分權力 ^[58]  ，共同掌管決策，尚書則掌管行政。尚書的內部架構發展較為充分，在西晉即有省、曹、郎曹三級機構，“八座”之官 ^[57]  。中書及門下直到東晉方擴張機構，中書省分局曹以協理奏章，門下至晉哀帝時建立門下省。後來皇帝為了提防權力漸盛的中書省，以門下省參與政治以牽制之。 ^[56] 

兩晉的三公雖然無實權為榮譽職，但可為皇帝顧問，該職也用來安置權臣。當時一些權臣，大多以三公錄尚書事、加領中書及門下，或加領大將軍、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至於監察制度，御史台成為完全獨立的部門 ^[57]  ，直接由皇帝控制。然而其主要功能為維護皇帝威嚴，並非掃蕩貪污 ^[57]  。御史台架構完整，屬官分為監察司法的治書侍御史、維持朝殿威權的殿中侍御史和監督官吏是否瀆職的侍御史。 ^[56] 

律令方面，由於《魏律》內容繁雜，早在司馬昭執政時即命賈充、羊祜、杜預、裴楷等人蔘考《漢律》及《魏律》來修編新法律 ^[59]  。267年完成新律，次年頒行全國，此即《晉律》。因於泰始年間頒行，又稱《泰始律》 ^[59]  。這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唯一實行全中國的法典。張斐、杜預各別又為《晉律》作注本《律解》（張着）及《律本》（杜着）。經晉武帝批准後，該注與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所以又與《晉律》統稱“張杜律”。這種以注輔文的立法方式影響後世，如唐代的《永徽律疏》。 ^[56] 

經濟方面，東晉莊園經濟佔據的比例比西晉更大。由於農業技術提升等因素，在僑姓世族與吳姓世族密集開發下，江南獲得全面發展而繁榮興盛，中國的經濟中心也逐漸南移，後來才有大運河的出現。此外，手工業和商業方面也有長足進步 ^[61]  。 ^[5] 

農業農業方面，由於兵事將休，西晉廢除屯田制，將民屯田給予農民，實施佔田制及蔭客制，並以課田法課税 ^[62]  。佔田制及蔭客制使世族佔田有法可依，平民也擁有一定大小的土地，但世族大量併購土地的問題並未解決。雖然課田法使地租比曹魏時重一倍，但由於農民由賦税更重的屯田農民構成，所以負擔比屯田制稍微減輕 ^[63]  。由於被蔭庇的農民只需向蔭庇者交租即可，國家税收得由其他編民齊户承擔，這使更多的農民轉蔭至大地主名下。最後政府税收短缺，世族獲得經濟特權。 ^[64] 

東晉時期莊園經濟在社會經濟中所佔的比例比北方更大。早在孫吳時期，江南經濟日益開發。當時吳姓世族即擁有眾多的莊園。晉室南遷後，中原人口大量南遷，改善南方地廣人稀的問題。僑姓世族大量開發無主地，建立方圓數十里至數百里的莊園，有效將勞動力組織起來。由於世族壟斷土地，佔奪田園山澤，使得貧富差距極大。所以王導曾於晉成帝咸和五年（330年）實施度田收租，以改變西晉時將田租與户調合一徵收；鹹康二年（336年）頒佈“壬辰詔書”，禁止佔山護澤。這些都意圖減輕百姓負擔。 ^[65] 

當時莊園除了有部曲、佃客外，還有門生及奴隸。中原人士帶來北方精耕細作的技術，推廣牛耕加快耕田速度。東晉南朝重視水利，代有修築。最後，南方的水田普遍開發，農作物品種增加、生產量提高（如嶺南地區一年可兩熟），長久下來使中國的經濟中心南移。 ^[64] 

手工業主要由官府專營，設置少府及作部。冶煉業得到了發展，灌鋼技術的發明，把生鐵和熟鐵混雜在一起，工藝簡便，生產效率更高，鋼鐵的品質也更好。在熱處理技術中發明了油淬，使鑄鐵可鍛化，最後鍛件成為主導地位。紡織業用麻織成的布，馬鈞改良紡織機，品種及品質皆提升。當時製紙業除麻紙外也利用藤做出“藤角紙”。紙張已經可作出雪白紙及五色花箋，到南朝完全替代竹簡和絹錦。制瓷業在製成技術也有長足的進步，並廣泛在南方地區擴散。例如浙江就形成越窯、甌窯、婺州窯及德清窯。製茶業方面，由於晉代士人習慣飲茶並提倡以茶代酒，使需求提高，種植區域進展到東南沿海。造船業歸官府管理，當時大船載重達萬斛以上。由於江南水路繁多，所以十分興盛。 ^[64] 

晉室南渡後，中原財富大多轉移至江南地區，商業仍然興盛，最大商業中心為建康、次為江陵。由於戰亂與銅量不足，鑄錢不足，幣值處於混亂狀態。貿易也有發展，南北互市和海外貿易主要由官府掌握，私人經營商業的很多，交易的大宗物品是糧食、布帛、魚、鹽等生活用品和一些奢侈品。廣州海上貿易發達，進口明珠、翡翠、犀象、香料，出口以絲綢為大宗。 ^[64] 

西晉的軍事制度沿襲曹魏，採用世兵制。晉武帝頒佈去州郡兵及封國制，並任眾王都督諸州軍事。東晉兵制襲用世兵制，並以募兵制補充兵力。由於中央衰落，軍力外重內輕，地方方鎮較不受朝廷管轄。謝安為了鞏固中央，建立北府軍 ^[60]  。

西晉軍隊分為中軍、外軍和州郡兵，中外軍全部兵員都來自軍户。中軍直屬中央，編為軍、營，主要保衞京師，有事出徵，兵力不下10萬人。駐防城內宮殿宿衞、宮門及京城宿衞為宿衞軍。駐防京郊，有事出徵為牙門軍。中軍統帥為中軍將軍，後改為北軍中侯或中領軍。外軍為中央直轄的各州都督所統率的軍隊，都督一般由徵、鎮、安、平等將軍或大將軍擔任。州郡兵是地方軍備，西晉滅孫吳後，為避免東漢末期諸州割據再度發生，裁撤州郡兵。並改置武吏，大郡100人、小郡50人，用以維持治安。但是實際上取消的州郡兵甚少。 ^[60] 

西晉軍鎮及八王封國分佈圖晉武帝頒佈封國制，諸王分封郡國，大國三軍5000人、次國二軍3000人、小國一軍1500人（實際未能執行，詳見晉朝諸王列表） ^[8]  。並任一些王室都督諸州軍事，如汝南王亮督豫州、楚王瑋督荊州、河間王顒督關中。晉武帝任諸王都督諸州軍事是為了提升宗室力量避免權臣專政，但卻使得地方宗室掌握軍權，權力有逐漸凌駕中央的趨勢。西晉都督為持節使臣以督諸軍，持節都督分為三級，都督中外諸軍事為最高統帥，監諸軍次之，都督各州諸軍事居末，和將軍分統外軍。 ^[60] 

東晉沿襲西晉軍事制度，但已有變化。因為皇權衰微，中軍往往有名無實，同駐京師的還有揚州都督所屬軍隊。外軍大多由世族的軍隊組成，統軍將領稱霸一方，其中荊州軍甚至超越中央。東晉多次北伐，確有助鞏固偏安之局，但如果方鎮具有野心，往往藉此篡位。關於兵源方面，因為戰亂軍户大減，兵員改以募兵補充，或直接徵兵。其中由北方流民招募組成的北府兵，屢次擊敗強敵，在東晉後期等級如同中軍 ^[60]  。

漢代以前，政治主權完全在華夏族，漢代以後，政治主權不全在華夏族，邊疆民族帶來的草原遊牧文化也融於中原文化。時天下大亂，士族文人多不以道義為重，儒學中衰。曠達之士，目擊衰亂，不甘隱避，則託為放逸，遂開清談之風。晉室之興，世亂未已，向秀之徒，益尚玄風。玄學與印度東傳之佛教交匯，中國文化逐漸轉變為儒釋道融合之狀況。 ^[66] 

晉朝的學術思想，已由經學轉為玄學為主，清談則於士大夫之間廣為流行。般若學具有較高的思辨，在經學向玄學的過渡中起了一定的作用。魏晉交替之際，司馬氏意圖奪取皇位，政治壓抑，社會動盪，時稱“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名節禮法流於虛偽或鄙視。此時世族苟且偷安，又心懷憂慮，遂以清談代替，拋開現實，專尚理辯。儒學發展到最後已破落瑣碎，着重考據而輕視義理，使得思想處於空窗期。玄學就在這些原因下，於240年-249年間發展並盛行 ^[68]  。

玄學與道教並非同物，主要書籍為《老子》、《莊子》和《周易》，合稱三玄。思想核心為“無”，玄學家認為“萬物皆產生於無”。“無”無法感應，但能主宰一切。玄學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並將儒家的“名教”與道家的“自然”結為一體，提倡“名教出於自然”。該論點認為天下尊卑、上下關係本來即有，不可否認。由於要求老百姓“順天知命”，受到當道者歡迎而大力提倡。 ^{[67]  [68]  [69]}  玄學屬於儒家發展的新型態， ^[77]  把玄學稱作"新道家"，是一種誤會。 ^[78] 

早在曹魏時期，何晏、王弼即提出“名教出於自然”説。西晉初年，玄學思想的代表為竹林七賢，思想各有輕重，但主要以嵇康及阮籍的思想為代表。他們崇尚“自然無為”的態度，主張“越名教而放自然”。揭露司馬氏集團虛偽的“名教”外衣，對所謂“名教”禮法唾棄之。但因“任自然”觀點過於極端發展，呈現出聲色犬馬的放蕩生活。到西晉後期，玄學代表為斐頠及郭象。斐頠對“任自然”提出修正，主張“崇有論”，以矯“虛誕之弊”。郭象進一步證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學發展至此已臻終結。此時清談之風亦蔓延到政治舞台上，握有大權的達官顯要也大談玄理，呈現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權貴。 ^[67] 

東晉時期，放蕩的行為稍微收斂，但清談之風因為朝廷權貴提倡而盛行不衰。當時世族生活優裕，多喜於名山古剎、別墅湖畔優談玄理，成為社交活動。朝廷及世族忽略具體事務，終日暢談玄理，形成苟且頹廢的價值觀，導致東晉朝廷逸於偏安。由於佛教東傳，許詣、孫綽將佛學加入清談，與玄學互相激湯。若干僧侶也加入清談，傳達佛學，例如竺法護、道林等人。不過仍然有人反對清談，大多為寒族。如西晉斐頠、江敦、範寧，東晉應詹、陶侃、卞壺等人，範寧甚至着有“王何論”，嚴厲批評何晏、王弼二人。但清談仍歷久不衰，直到隋朝方衰，唐朝中期終止。 ^{[67]  [68]} 

兩晉文學脱離經學的束縛而獨立，走向自由及多元化的發展。這是因為：魏晉的儒家精神衰微、才能重於德行，士大夫虛無荒誕；政治黑暗，士大夫備受壓抑；玄佛道盛行，譯經發達。在這些背景下，該時期作品的內容寫實，重視技巧。因受漢賦影響，出現了駢體文，字數上四下六字，講究辭藻華麗、雕琢字句、聲律藻飾，多用對偶、典故，主要文章有賦、論及簡牘，至南北朝時期達到極盛。駢文帶來聲韻研究，後由南朝梁的沈約定出四聲。小説方面，如張華《博物志》、甘寶《搜神記》及葛洪的《神仙傳》。該時期的史書多為民間著作，或出現多個版本，例如陳壽的《三國志》及范曄的《後漢書》 ^{[67]  [70]}  。

魏晉交替時期，嵇康、阮籍文章甚佳，何晏之徒多為膚淺 ^[71]  。嵇康擅長四言詩，亦着有《養生論》。他詩風清峻，反對政治黑暗，拒絕與司馬氏政權妥協，代表作有《與山巨源絕交書》、《贈秀才入軍》、詩十九首與〈幽憤詩〉。阮籍以《首陽山賦》及《詠懷詩》表現出權勢害人及政治黑暗的厭惡 ^[67]  。

西晉時期，社會繁榮豪奢，文學走向雕琢美化。此時期的作品大都清麗流暢，繁簡適中。著名的有左思的《三都賦》，描寫三國都城，內容雄渾閎博，完成後轟動京城。他的詩歌在藝術及風格十分高超，由於出身並非為有名世族而遭受排擠，在詩歌中顯現出憾恨。潘岳的〈悼亡詩〉內容細膩，情感寫實。陸機的《文賦》是一篇重要的文學理論，敍述思想與藝術主從關係。他的散文也廣為人知，但過於重視辭藻及對偶。

西晉的詩受曹魏“建安體”的影響，但漸漸講究對偶及聲韻。有名詩人有張載、張協、張元、陸機、陸雲、潘岳、潘尼、左思 ^[67]  。

永嘉之禍後，出現如劉琨之詩中帶有亡國悲痛，堅忍不拔的特色，為兩晉少有的風格。東晉時期，簡牘之類文章，以王羲之的《與謝安書》，風格高超，聞名千里。其中《蘭亭集序》提及人生哀樂相隨的感嘆，頗能代表當時士大夫的價值觀。賦以玄言賦最多，多與清談內容有關，例如孫悼的《遊天台賦》、郭璞的《江賦》。郭璞尚註釋《爾雅》、《山海經》及《穆天子傳》等。他的《遊仙詩》更是魏晉遊仙文學的代表，詩風絕逸。該詩內容敍述脱離塵世的悠遊感，實際上是反寫對現實的不滿。

東晉後期以陶淵明甚具特色，其擅長描述田園生活，風格清新樸實，提升古體詩內涵，表現出高遠純潔的情操。其作品《桃花源記》寓意追求一個可供逃避亂世的和諧世界，富有哲理。其詩歌、散文及辭賦廣泛影響後世名家如王維、李白、杜甫、蘇軾、辛棄疾、陸游等人 ^[67]  。此外，著名的中國四大民間傳説之一的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故事背景也發生在東晉時代。 ^[67] 

受九品中正制和玄學影響，人物品鑑風氣盛行，對人的外貌及言行舉止觀察入微。佛畫傳入印度藝術的表現手法，最後促使人物畫技法的成熟，並奠基藝術美學。當時人們欣賞有特色的人物，在繪畫上，要求生動表現人物的內在精神及氣質格調。這不同於重視外在形式的漢代風格，或是強烈表現人物的三國風格。

此時人物繪畫或雕塑已能透過眼神手勢或“飄帶精神”來表達人物的內在美，以達到“形神具備”的境界。東晉顧愷之善繪仕女山水，務求傳神，史稱“畫聖”。他所繪的《女史箴圖》，強調人物在眼神的悟對與手勢的搭配。衣飾襟帶的飄舉，身上衣裳的鼓起，似有“氣”環繞全身，達到中國繪畫最高評價“氣韻生動” ^[72]  。傳為顧愷之所繪的《洛神賦圖》亦有相同水準。至於山水畫仍處於圖案階段，尚未生動，至南朝方有起色 ^[67]  。

書法方面出現很多著名書法家及書法理論。書體由隸書走向多元化，各種書體相互發展。草書由章草發展成今草，行書由隸書遞變楷書之間逐漸成熟。章草帶有隸味，著名有西晉索靖的《月儀帖》。今草採楷書體勢、筆意發展而成，著名有東晉王羲之的《十七帖》、王獻之的《鴨頭丸帖》。介於楷草之間的行書，書寫簡易且流暢，著名有王羲之的《喪亂帖》、《蘭亭序》 ^[67]  。

兩晉時期，宗教以佛教、道教為主，但佛教的勢力較道教強盛 ^[67]  。佛教和道教的糅合最初主要是在哲學方面，後來繼續發展到宗教方面。這兩種宗教的交流逐漸變成單方面的，因為道教從佛教輸入的多，向佛教輸出的少，特別是在制度方面。 ^[74] 

佛教最早傳入中國的具體時間，迄今尚不明確，但至遲在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已成公論。兩晉時期戰亂年年，豪族欺壓百姓，儒教衰落，以致人人厭苦、家家思亂、精神缺乏寄託。由於佛教所主張的“神不滅論”、“因果報應”及“六道輪迴”撫慰人心，佛教就藉由深邃的義理，逐漸在中國盛行。 ^{[67]  [68]}  佛教在中國的傳播首先依靠的是上層社會力量，在得到其支持後，轉向社會中下層，以至於東晉的道安法師説：“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

西晉時竺法護蒐集大量經典原本，譯出了一百五十餘部經論，為大乘佛教在中國的弘傳打開了廣闊局面，時人稱他為敦煌菩薩。 ^[80]  公元4世紀以後，漢地女性得以突破束縛，和男子一樣出家修行，對於中國婦女來説是巨大的進步。社會出現了一股女性貞節觀念淡薄，追求與男性的平等、積極參與社會政治事務的現象，這與佛教的傳入特別是大乘佛教的影響密切相關。 ^[79]  東晉流行清談，於是僧侶就藉由清談將佛理傳播給士大夫，使佛教得以在南方傳播。其中以支道林最擅長談玄。南北佛教到後來形成不同學風，北方重行業，崇尚禪學、律學及淨土信仰。南方重義理、注重涅槃佛性的探討。東晉晚期時，慧遠擅長儒學，力謀佛、玄、儒融合，促使佛教中國化，成為淨土宗的祖師之一。慧遠還提倡譯經，與北方名僧鳩摩羅什交流譯本。他重視佛教般若的研究，曾與羅什廣泛探討般若義理，提出法性論思想。法顯是西行求法的著名僧侶，他於399年自長安出發，經西域抵北天竺、獅子國及中天竺。取得梵本戒律後，414年經海路返抵建康。他與名僧大量翻譯經文，並將旅途見聞寫成《佛國記》，成為研究西域及印度史地的重要作品 ^[67]  。

早在三國西晉時期，就出現太平道及五斗米道。後來五斗米道發展成天師道，並分成利用符水治病的符水派；信奉金丹經、房中術的金丹派；主張無為自然，似道家的清靜派 ^[68]  。五胡亂華後，由於百姓遭受戰亂及豪族欺壓，紛紛信道教。民間信仰道教者大幅成長，以三吳及東南沿海居多 ^[73]  。道教社團劃分為教區，有天師、祭酒和靜舍，教民向首領貢獻穀物或實物。他們定期舉行盛宴，這種場合也包括塗炭齋，即參加者以泥炭塗面或像驢子那樣在泥地打滾， ^[74]  搏頰則為擊打面頰。黃籙齋即祈禱者無休無止祈禱和跪拜，合氣即以一整套性交技術實行性濫交，據説可得長生。 ^[74]  當時社會上瀰漫着道教末世將至的觀念，還有李弘作為老君化身拯救世人之説，很多起兵造反都打着李弘旗號。 ^[75]  後來孫恩、盧循號招五斗米道信徒叛亂，晉廷經數十年方鎮壓 ^[68]  。東晉初期，道教的架構、章法尚未形成，直到東晉中期發生改革，才形成組織化的宗教體制。 ^[67]  佛教產生的時間比道教早得多，在傳入中國時已經發展得相當完備，因此道教在很多方面都借鑑吸收了佛教。 ^[76] 

東晉時，葛洪結合神仙學説與道術理論，並加入煉丹等理論，整合道教理論。他所著的《抱朴子》，外篇論時局與道德，內篇則論煉丹、養生之道。楊羲、許謐及許翽著《上清經》，最後發展成上清派，主張簡化修行力法，貶斥房中術，以存神為主。葛洪孫葛巢甫又著《靈寶經》，借用和融匯了佛教的概念和術語，後來發展成靈寶派。該派以符籙科教為主，受到上清派影響，也提倡簡化修行 ^{[67]  [68]}  。

宋刻版兩晉有名的科學家有魏晉時期的數學家劉徽、西晉的地理學家裴秀、東晉的煉丹學及醫學家葛洪。

劉徽自幼學習《九章算術》，對數學有興趣。年長後劉徽着《重差》（後稱《海島算經》）、為《九章》作注，加入自己的心得，使其容易瞭解。《九章算術》代表中國古代數學體系，確立中國數學以計算為中心。

裴秀任地官，為地圖學家。他收集史料，研究地圖，完成《禹貢地域圖》；科學地描繪出當時山脈水文的分佈及行政區劃。他總結前人繪圖方法，提出製圖六體的方法：分率（比例大小）、準望（物體方位）、道里（道路距離）、高下、方邪及迂真（此三項代表地形起伏所帶來的誤差）。

青瓷器方面，在兩晉為極盛時期，特別是在南方。有些青瓷器造型特殊，例如水注，有蛙型及卧羊型兩種，體腔可儲液體。也有造型奇偉，例如神獸尊。而穀倉罐（又稱魂瓶）為三國兩晉特有的隨葬器物，源自漢代五聯罐，用來儲藏死者的糧食。其蓋上常有人物塑像及佛像，罐腹則貼塑人物、神獸、魚之類。這些造型反應當時的信仰和喪葬習俗，也具有時代特徵的藝術品 ^[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