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

《方言》經東晉郭璞註釋之後流傳至今。今本《方言》計13卷，大體輪廓可能仿《爾雅》體例，但卷內條目似不及《爾雅》嚴格有條理。大體上，卷一、二、三是語詞部分，其中有動詞、形容詞，也有名詞；卷四釋衣服；卷五釋器皿、傢俱、農具等；卷六、七又是語詞；卷八釋動物名；卷九釋車、船、兵器等；卷十也是語詞；卷十一釋昆蟲；卷十二、十三大體與《爾雅》的“釋言”相似，往往以一詞釋一詞，而沒有方言詞彙比較方面的內容，與前10卷大不相同。何九盈先生懷疑最後2卷可能原來是分作4卷的（揚雄自己説全書是15卷），且揚雄生前並沒有把《方言》寫完，現在的後2卷原本只是寫作提綱。後揚雄因病去世，沒有來得及把這2卷中有關方言的對比寫進各條之下，以致成了未最後完成的書稿。

13卷的《方言》所收的詞條計有675條（據周祖謨《方言校箋》統計），每一條下，作者往往先提出一個或幾個同義詞作為條目，然後或用一個詞來解釋它們，或分別説明各個詞的使用地域，所以實際詞目遠遠超過了條數。例如：

①跌：蹷也。（卷13）

②焬、烈：暴也。（同上）

③憮、?、憐、牟：愛也。韓鄭曰憮；晉衞曰?；汝潁之間曰憐；宋魯之間曰牟，或曰憐。憐，通語也。（卷1）

④嫁、逝、徂、適：往也。自家而出謂之嫁，由女而出為嫁也。逝，秦晉語也。徂，齊語也。適，宋魯語也。

往，凡語也。（卷1）

例①、②這種釋詞方式見於卷12、13，缺少了方言詞的比較和通行區域的説明。例③、④大體是全書的通例。所謂“通語”、“凡語”，指的是當時沒有區域限制的通行語；某地語或某某之間語指某地區或某兩地區方言而言，最後兩種情況也有通行區域廣狹之分。

在記錄方言詞彙時，揚雄已敏税地覺察到，某些方言同的區別，是方音不同造成的，他把這種情況稱之為“轉語”或“語之轉”。例如：

⑤庸謂之倯，轉語也。（卷3）

⑥鼅鼄：……或謂之蠾蝓。蠾蝓者，侏儒語之轉也。（卷11）

例⑤倯（sōng）與庸疊韻，都是懶惰無能的意思。例⑥兩種名稱實指一物，即今天的蜘蛛，它們都是由“侏儒”一詞的語音衍化而來。

揚雄雖是中國第一部方言專著的編撰者，但方言調查的做法，在周秦時代就已存在了。揚雄給劉歆的信，東漢應劭的《風俗通義·序》中都談到，周秦時代的每年8月，中央王朝都派出乘坐車輶（yóu）車（一種輕便的車子）的使者到中國各地調查方言、習俗、民歌民謠。揚雄和應劭稱這種人叫“輶輶軒之使”，也就是“輶軒使者”的意思。周王朝的這種做法，本身雖不屬於語言科學研究的範疇，它的目的正如東晉人常璩在《華陽國志》中所説：“以使考八方之風雅，通九州之異同，主海內之音韻，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風俗也。”

通過了解各地方言，以瞭解各地的風土人情，加強中央王朝與地方上的聯繫，這是當時方言調查的目的。漢朝官方有無此種做法，已不得而知，但劉歆給揚雄的信中説：“今聖朝留心典誥，發精於殊語，欲以驗考四方之事，不勞戎馬高車之使，坐知傜俗。”揚雄的回信也説：“其不勞戎馬高車，令人君坐幃幕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揚雄是西漢時人，這起碼説明，方言調查在漢代可能也是皇帝所關心的一件事情。

但是這種通過輶軒使者調查所得的方言材料，隨着周秦王朝的敗亡，可能也就成了王朝書庫中的塵封散亂之物，西漢前期並未見到有何人加以留心整理。揚雄提到成都的嚴君平和臨邛的林閭翁孺（“林閭”是複姓）“深好訓詁，猶見輶軒之使所奏言”。而這兩個人不僅與揚雄是同鄉，且又都是揚的老師，林閭翁孺與揚雄還有親戚關係。但他們二人掌握的材料並不多，“君平才有千言”，“翁孺梗概之法略有”。但也許正是這種種關係和他們所見到的材料和擬就的“梗概”，啓發了揚雄研究方言的興趣；而揚雄本人又曾在漢成帝時“得觀書於石室”（皇家藏書之處），並校書於天祿閣。方言調查的傳統和調查所得材料的遺存，應當視為揚雄編撰《方言》的引發契機和初步基礎。

所謂“輶軒使者絕代語釋”，所指應當是先代使者調查方言所得到的“絕代語”的釋義，就是古代語言的解釋；“別國方言”則是就地域而言，也就是西漢時代各地方言的意思。這個題目本身就説明此書不只是講“方言”的，它包含了對“絕代語”的釋義和“別國方言”的釋義兩個方面的內容（依何九盈先生説，見《中國古代語言學史》）。不過，“絕代語”和“方言”這兩個概念，具體落實到某一個詞兒上，只具有相對的意義，而不是絕對的。書中明言地域區劃的，當然是該地的方言；至於“絕代語”在揚雄時代也許是較易辯識的，今天則不易分辨出來了。

秦朝以前，每年八月，政府派遣“輶軒使者”（乘坐輕車的使者）到各地蒐集方言，並記錄整理。這些材料由於戰亂而散失。揚雄的老師嚴君平收集了1000多字，揚雄的親戚也有了解。揚雄對此很感興趣，自己有蒐集整理了很長時間，經過27年，寫成了這部書。時人讚歎説《方言》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

自東漢以來，學者多認為這部書是西漢末年學者揚雄編撰的．如《風俗通義序》裏説： “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輔軒之使求（一作‘採’ ）異代（一作‘俗’ ）方言，還奏籍之，藏於密室．及贏氏之亡，遺脱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間翁宿才有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下孝廉衞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又應前注《漢書》，也引揚雄《方言》一條。

但是，自南宋洪邁以來，也有一些學者認為《方言》不是揚雄的著作．《古文苑》卷十揚雄《答劉散書》題下洪邁按語： “世傳揚子云《輔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凡十三卷，郭瑛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及雄答書．以予考之，殆非也。雄自序所為文，初無所謂《方言》，……必漢魏之際好事者為之雲．”清汪之昌《青學齋集》卷十二《揚子方言真偽辨》謂《方言》決非雄作，《答劉散書》亦非真．認為《方言》非揚雄所著者，其理由可歸為：揚雄的著作，班固在《漢書》的《藝文志》和揚雄傳裏曾一一列舉，卻沒有提到《方言》，王充在《論衡》裏多次讚頌揚雄的著作，也沒有提到《方言扎特別是許慎在《説文解字》裏引用方言解釋字義的地方跟今本《方言》相合，可是卻沒有按他徵引羣書和“通人説”的慣例提及這一書名或者揚雄的名字。 ^[2] 

揚雄《答劉歆書》自稱其編纂“方言”的書為“殊言十五卷”。《方言》作為書名首見於東漢末年應劭的著作。自此後《方言》書名逐漸出現在魏晉典籍上。《別國方言》這一書名始見於唐代典籍，如《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這一書名始見於南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而南宋洪邁《容齋隨筆》稱《軒使者絕域語釋別國方言》，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稱《軒使者絕代語》。 ^[1] 

該書所含民俗語彙的最大特點是既有歷時的考量，又有共時的討論。《方言》中廣泛使用周代諸侯國的國名，卷一第13 條：“假、熾、懷、摧、詹、戾、艐，至也。……齊楚之會郊或曰懷。摧、詹、戾，楚語也。……皆古雅之別語也，今則或同。”“古雅之別語”説明揚雄認為這些詞是古代的方言詞語，“今則或同”則表明這些詞語在當時的一些地區已經通用。例如，摧、詹、戾，《詩經》曰“先祖於摧”“六日不詹”“魯侯戾止”之謂也。此亦方國之語，專不在楚。這説明摧、詹、戾不只流行於楚地。而揚雄之所以斷定這三個詞屬於楚語，是因為他依據了這三個詞在當時的實際分佈情況。他一方面根據已有語言材料，辨別這些詞是“古雅之別語”；另一方面，他根據實際調查結果，指出它們“今則或同”。這展現了該書的古今兼備的時空觀。 ^[3] 

《方言》在編撰體例上，大致是效仿《爾雅》的體例，採取分類編次的方法。每條先列一些同義詞，然後用一個通行詞來解釋。《方言》的十三卷中，都是按照事物功能屬性進行分類編排的。其中，有6卷解釋語詞，2卷解釋各類詞，5卷分類解釋各種名物。《方言》所收錄的語言材料大體可分為六類，這其中的每一類都是一種語言現象。

第一類是“通語”，或稱“通名”“凡語”等。這一類的術語是指不受地域限制、在全國範圍內通行的語言，相當於現在的普通話。用“通語”釋詞是《方言》的基本方法。《方言》中的通語數量龐大，其中明確標註為“通語”的訓釋就有21條。如第一卷第3條：“娥、澤，好也。秦曰娥，宋魏之間謂之澤，秦晉之間，凡好而輕者謂之娥。自關而東河濟之間謂之媌，或謂之姣。趙魏燕代之間曰姝，或曰妦。自關而西秦晉之故都曰妍。好，其通語也。”再如同卷第 14 條：“嫁、逝、徂、適，往也。自家而出謂之嫁，由女而出為嫁也。逝，秦晉語也。徂，齊語也。適，宋魯語也。往，凡語也。”

第二類是“某地或數地之間通語”。《方言》在解釋詞語、名物時，往往會説明這一稱謂出現在哪一地域或哪幾個地域之間，此類通語有12條。如第二卷第6條：“魏、笙、揪、摻，細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細而有容謂之魏，或曰徥。凡細貌謂之笙，斂物而細謂之揪，或曰摻。”再如第八卷第10條：“蝙蝠，自關而東謂之服翼，或謂之飛鼠，或謂之老鼠，或謂之薔鼠。自關而西秦隴之間謂之蝙蝠。北燕謂之蟙鏰。”

第三類是“某地語”，是指個別地區的方言，文中一般用故國名稱指代具體地區。如第二卷第3條：“娃、嫷、窕、豔，美也。吳楚衡淮之間曰娃，南楚之外曰嫷，宋衞晉鄭之間曰豔，陳楚周南之間曰窕。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美色或謂之好，或謂之窕。故吳有館娃之宮，秦有窺娥之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美狀為窕，美色為豔，美心為窈。”

第四類是“古今語”或“古雅語別稱”。 在《方言》裏有2個詞條被明確標註為古今語，分別為第一卷第12條和第13條，前文已經引用，此處不贅。

第五類是“轉語”或“語之轉”。《方言》中明確標註為“轉語”的有5條。如第三卷第49條：“諜、鋌、澌，盡也。南楚凡物盡生者曰諜生。物空盡者曰鋌；鋌，賜也。連此諜斯皆盡也。鋌，空也，語之轉也。”

第六類是代語，即當時已經消失的古代詞。書中明確標示的“代語”只有1條，在第十卷第39條：“悈鰓、乾都、耇、革，老也。皆南楚江湘之間代語也。” ^[4] 

由於它在分類上缺乏嚴格的界限，編排體例不夠科學，難以檢索，這是此書的一個缺點。

從世界語言學歷史上看，《方言》是世界上第一部方言比較詞彙集，具有開創性意義。揚雄對方言的研究大大早於古印度、古希臘和古阿拉伯人。《方言》不僅整理記錄了大量方言詞彙，為後世的方言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方言材料，它還調查研究了漢代方言詞彙在地理分佈和時間先後上的變化，對共時語言學和歷時語言學的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 ^[4] 

《方言》提供了研究漢語發展史、漢語方言史、漢語詞彙史、漢語音韻史的豐富資料。《方言》一書的價值更在於，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用個人力量進行中國方言詞彙調查後而撰成的一部書，它的編纂在中國語言學史上是一種創舉，收集材料和編寫方法在當時已具有相當的科學性。

《方言》以各地的活方言作為記錄對象，不受文獻記載和文字形義的限制，並注意綜合時間和地域的不同去研究方言，這在研究方法上為後世樹立了優良傳統。後代學者為《方言》作註疏的著作有多種，其中影響較大的有《方言注》、《方言疏證》和《方言箋疏》等。

在《方言》尚未完全成書之時，與揚雄相識的張伯松（西漢張敞之孫）就盛讚它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揚雄答劉歆書》）

王力先生雖然認為我國兩千多年的語言學研究始終沒有脱離“語文學”的研究範疇，但他也同時肯定：“揚雄的《方言》‘是漢語方言學的第一部著作’，聲訓‘已經超出了語文學的範圍，而進入了語言學的範圍’。” ^[4] 

林語堂雖然認識到“《方言》所用地名最為複雜……故欲詳指區域界線，頗不易易” ^[6] 

《方言》所記載的都是古代不同地區的詞彙。它的體例是先列舉詞條，然後分別説明通行情況。例如第1卷第1條：“黨、曉、哲，知也。楚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間謂之哲。”《方言》對所記錄的詞彙，往往註明“通語”、“某地語”、“某地某地之間語”、“轉語”等。通語即當時通行的語言，某地語即當時某個地方的方言，某地某地之間語即通行區域比通語小比某地語大的方言，轉語則是由於時間和地域上的不同而語音發生變化的詞。《方言》對所記詞彙大都説明通行區域，可從中大體瞭解漢代方言分佈的輪廓。

揚雄《方言》不僅在詞彙學方面，而且在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等社會文化內涵方面，都給我們提供了比較豐富的材料。這對於我們研究和了解漢代的文化情況和社會面貌，也具有比較高的價值。 ^[5] 

《方言》最早的注本是晉代郭璞的《方言注》，常常能用晉代的方言和漢代的方言來人作比較，能通古今。清代研究《方言》的也有多家，其中成就較高的是戴震的《方言疏證》和錢繹的《方言箋疏》，都對《方言》作了很好的整理和闡發。《方言疏證》對《方言》一書作了細緻的文字校正，並逐條作了疏證，是研究《方言》的重要參考書。《方言箋疏》廣片博引，材料比較豐富，而且能從聲音上去解釋詞義，成就較高。

《方言注》是《方言》的第一個注本，13卷，東晉郭璞撰（涵芬樓四部叢刊本）。郭璞繼承和發揚了以活的方言口語作為調查對象的傳統，在為《方言》作注時，採用晉代活的語言來和揚雄所記漢代方言相比較。從《方言注》中可以看出某些詞語古今的意義已發生變化。例如卷一：“虔、劉、慘、?，殺也。”注：“今關西呼打為?。”卷六：“擘，楚謂之紉。”注：“今亦以線貫針為紉，音刃。”《方言注》還指明某些方言詞依舊在某地保存，或已經在某地消失轉而在他處保存。例如卷一：“娥、?，好也。……自關而東河濟之間謂之媌。”注：“今關西人亦呼好為媌，莫交反。”“虔、儇，慧也。……，楚或謂之?。”注：“他和反，亦今通語。”揚雄《方言》的原本雖無可查考，但因有郭注本而得以長期保存下來。現在能見到的宋以後的幾種《方言》刻本，都是郭注本。《方言注·序》和揚雄跟劉歆間往來的書信都説《方言》共有15篇，但今本《方言注》僅存13卷，這大概是六朝時期的變動。至於字數，應劭《風俗通義·序》説9000字，清代戴震統計，《方言注》正文則有1.9萬餘字，其間變化，因時代推移，已無從查考。

《方言疏證》，清代為揚雄《方言》正偽補漏，逐條疏證的第一個校本。13卷，戴震撰（四庫全書和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揚雄《方言》的刻本，自宋代以來有多種，經流傳寫刻，難免有些錯漏。戴震以《永樂大典》本跟明本校勘，並進一步蒐集古籍中引用《方言》和《方言注》的文字來和《永樂大典》本互相參訂，共改正訛字281個，補脱字27個，刪衍字17個。辨析疑義，取證確鑿。例如卷五：“甑，自關而東謂之甗，或謂之儐”，注：“梁州呼?。”文中“梁州”為“涼州”之訛，戴氏加以改正。又如卷十三：“冢，……凡葬而無墳謂之墓，言不封也。”“言不封也”下面有脱字，戴氏從《永樂大典》本補註“墓猶慕也”4個字。卷六：“怠，陁，壞也。”注：“謂壞落也，音蟲豸，未曉。”戴氏認為“未曉”二字是閲讀者所記，為衍文，故刪。《方言疏證》還有疏漏和可以商榷之處。例如卷五：“薄，……自關而西謂之薄。”戴氏下脱“南楚謂之蓬薄”六字。卷十二：“蒔、殖，立也。”戴氏誤改“殖”為“植”。清代王念孫撰《方言疏證補》（高郵王氏遺書本），有不少見解可以補戴氏的不足。

《方言箋疏》，清代為揚雄《方言》作注的著作。錢繹撰。卷首有咸豐建元辛亥（1851）自序。《方言箋疏》主要參考戴震的《方言疏證》和盧文弨（1717～1795）的《重校方言》這兩種本，又用玄應《一切經音義》參校一遍。共13卷20餘萬字，旁徵博引，資料豐富。如卷一第一條“黨、曉、哲，知也。楚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間謂之哲。”《箋疏》引書有《廣雅》、《荀子》、《白虎通義》、《呂氏春秋》、《禮記》、《左傳》、《逸周書》、《孟子》、《莊子》、《詩經》、《楚辭》、《史記》、《釋名》、《説文》、《廣韻》等20多種。錢氏不理解《方言》一書以活的方言口語作為調查對象的主旨，只是從史傳、諸子、類書以及古佚殘篇中搜集材料，加以考證，所以用力雖勤但創見較少。《方言箋疏》在清代有3種傳本：一為廣雅書局本，一為徐氏《積學齋叢書》本，都有脱文，一為光緒十六年仁和王文韶紅蝠山房校刊本，相傳以後者最為完備。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據紅蝠山房刊本影印發行。

《方言》刻本北宋有國子監本，南宋有蜀本、閩本和贛本。現存最早的刻本是宋慶元六年（1200）尋陽郡齋刻本，卷首有郭璞序，次慶元庚申（1200）會稽李孟傳序雲。袁克文官尋陽時，曾以某大字本為底本，將《方言》重刊於郡齋。

自宋以後，明刻本有三：萬曆間新安程榮刻本《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2 冊，由程榮輯錄；明刻本《新刻絕代語釋別國方言》2 冊，由胡文煥輯錄；《方言》2 冊。清刻本有三：清乾隆49 年（甲辰1784），餘姚盧文弨抱經堂杭州刻本《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2 冊，由盧文弨校；光緒17 年（辛卯1891）長沙思賢講舍刻本3 冊；光緒間福山王懿榮天壤閣影宋刻本《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2 冊。民國時期刻本有五：民國二年（1913），華陽王秉恩影宋刻本《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2 冊，由王秉恩校，附方言校記；民國間江安傅氏影宋刻本《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2 冊；民國四年（1915）上海東方書局鉛印本《方言》1 冊；民國間上海涵芳樓影印宋刻本《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1 冊；民國間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方言》2 冊。以上刻本資料，均採《北京圖書館普通古籍總目》之載。 ^[3] 

揚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西漢哲學家、文學家、語言學家。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屬四川）人。為西漢時與司馬相如齊名的，漢代最受推崇的經學家、象數哲學家、文學家、天文學家和語言學家，辭賦成就媲美於司馬相如，世稱“揚馬”。

揚雄是一位古文經學家。據東漢許慎説，漢平帝曾召集百餘名學者到未央宮講解文字，揚雄根據會議材料，採以作《訓纂篇》。《漢書》本傳記載他曾教授劉歆之子劉棻學作“奇字”。所謂奇字，就是先秦古文字中的形體奇異者。語言文字方面的深厚功底為他撰寫《方言》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揚雄大約在40歲左右從老家到長安，以後一直在長安任職。這就使他有機會熟悉帶有今天普通話性質的當時的“通語”，有機會接觸來自各個方言區的人。在給劉歆的信裏揚雄説，在長安時，他常常手握毛筆，攜帶白絹（寫字用），向來自各地的孝廉和士卒詢問各地方言異語，回到家裏即加以整理排比。這樣的實際調查工作，一直進行了27年之久。揚雄71歲時死在長安。他一生官位不高，家境素貧，很少有人到他門上。揚雄把他的後半生幾乎全都奉獻給了方言調查研究工作。揚雄的足跡雖只由蜀郡至長安，但他握筆攜絹的記錄工作，已開創現代方言調查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