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話

官話是漢語諸方言中分佈最廣的一種，主要分佈於長江以北絕大多數地區、長江以南的江蘇和安徽的中部、湖北和四川的大部、重慶、雲南、貴州、廣西北部、湖南的西部和北部以及江西沿江地區。官話在江蘇省蘇州市吳江區的菀坪鎮、福建省南平市的延平區以及福州長樂航城街道等地也以方言島的形式出現。

官話過去也被稱為“北方方言”“北方官話”，但由於使用江淮官話和西南官話人口都分佈在秦嶺——淮河以南，地理分佈上屬南方方言，因此“北方方言”的叫法不甚準確。從1980年代後期起，中國大陸學界的期刊和專著已統一使用“官話”這一稱呼，不再使用“北方方言”、“北方官話”的稱呼。

現代標準漢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普通話、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標準華語）也是以官話為基礎，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形成的規範漢語。

中國曆代官方語言有雅言、正音、官話、國語等不同的稱呼，也是不同時期“普通話”的定義。歷史上不同時期的官話有一定繼承性，同時因政權的變遷、定都的不同、人口的遷移等因素，也在不斷變化。現代國語是在古中原洛陽讀書音的基礎上，隨時代演化而來。

上古時代，五帝時期和後來的夏、商時期，中原黃河流域地區是華夏先民的主要活動地帶。夏建都在洛陽，然後殷代建都也在洛陽周邊。所以歷代雅言標準音的基礎就是在洛陽一帶，這一點一直到唐、宋、元、明都是如此。因此，可以説古代的普通話是以洛陽話為標準音的。從上古、中古一直沿襲至近代官話，歷時四千多年。 ^[9] 

説到遠古語言的起源，應該起源於渭河、黃河流域，伏羲演八卦、“倉頡造字”等古文化歷史等均發生在炎、黃時期，《山海經·海內西經》《山海經·西山經》記載，黃帝生於“玉山西，三百里”的“軒轅之丘”，台灣學者考證：“玉山”即今祁連山烏鞘嶺，起源於渭河、黃河流域姬水和姜水的炎帝、黃帝帶領部落等逐漸融合話華語和羌語，形成的，保留了古羌語部分發音，例如“夏”在古羌語中是“偉大、強大、強悍”的意思，“軒轅”在古羌語中是“大而且圓的高台”的意思，今中原官話中仍然將高出平原的台地叫“塬”，著名的甘肅慶陽“董志塬”稱謂就位於周人最初的農耕文明發源地甘肅慶陽一帶， “華”“夏”兩部落逐漸融合並逐步東征過程中吸收被征服各地方言，形成黃河流域特有的北方話基礎，華、夏兩部落融合後，周代時語言達到成熟階段，《詩經》是由東周人按洛陽讀書音寫成。

歷代西北建都，周、秦、隋、唐一次次統一中國，尤其是周朝800年，將《周禮》及洛陽讀書音傳播到全國，周人封諸侯到全國，最多時諸侯達到800多，周人在全國的諸侯居住在城市，稱為“國人”，當地土著百姓稱謂“野人”，除了長子繼承諸侯王位，其餘後代逐漸成為百姓，周朝諸侯的這種繼承和傳播方式極大地促進了洛陽讀書音在全國的傳播，秦朝在優化周文字後，統一全國各個諸侯國文字，形成“小篆”通行全國，強制推行文字和語言、度量衡、甚至車軸距，要求各種規矩符合秦國要求，廢除其他諸侯國標準。隋朝發明科舉考試，直到唐朝一直延續洛陽讀書音作為正音，為官者須會講正音，也促使全國讀書人學習官話傳播正音。秦朝、隋朝、唐朝征服蜀國導致洛陽讀書音迅速傳播到西南地區。

秦時代的標準語已無可考，而語法體系，從李斯的《諫逐客書》來看，古代文言的基本語法已經成型了。這種語法體系，也成為後來“官話”的語法體系。漢代國語為“洛語”，洛語承襲先秦時代的雅言。漢朝的漢語標準語稱“正音”、“雅言”，也稱“通語”。揚雄著書《方言》，“方言”即與“通語”相對。

西晉承襲漢代，以洛語為國語。永嘉之亂，洛京傾覆，東晉遷都建康（南京），洛陽雅音與中古吳語結合形成金陵雅音，又稱吳音，為南朝沿襲。

隋朝統一中國，編《切韻》，以金陵雅音和洛陽雅音為基礎正音，南北朝官音融合形成長安官音（秦音）。唐朝以洛陽讀書音為標準音。隋唐都長安，並以洛陽為東都，此時中原及關中漢音在已有所演變。

宋代國語稱“正音”“雅音”，仍以洛陽讀書音為標準。元代法定蒙古語為國語（主要為蒙古族使用），定以元大都（北平），將漢語定為域內共同語言，稱為“天下通語”，元朝漢語語音的標準仍然是唐宋以來佔據主導地位的中原汴洛音，可以由元初周德清所編《中原音韻》得到了許多驗證 ^[3]  。學者也透過元代所寫之文獻、話本等典籍研究發現當時是普遍流行，交流的有效工具，仍然是一般中原的漢語結構 ^[4]  。

明以中原雅音為正，江淮地區的“中原之音”相對純正，官話遂以南京官話為基礎，南京音為國家標準漢語語音。永樂年間遷都北京，從各地移民北京，其中南京移民約40萬佔北京人口一半，南京音調成為當時北京語音的正音基礎，而南京官話則通行於整個明朝。

明朝及清朝中葉之前中國的官方標準語一直是南京音。周邊國家如日本、朝鮮所傳授、使用的中國語也是南京官話。明清時期來華的西方傳教士所流行的是以南京官話為標準的中國話，民國初年西方傳教士主持的“華語正音會”，也以南京音為標準。長久以來，南京話以其清雅流暢、抑揚頓錯的特點以及獨特的地位而受到推崇。

清初名義上以滿語為國語，隨後官話成為國語。由於明至清代定都北京的關係，南京官話的腔調逐漸染上以當時北京方言為代表的北方話的腔調，經過時間生成了“北方官話”，通行範圍主要在北京及周圍地區的民間，地位較低，因此清初仍使用“南京官話”的聲調為標準正音。

清朝以來，北京官話逐漸分化出來，作為漢語標準音的官話從而逐漸分為南京官話和北京官話兩支。清代早期，南京官話仍為漢語主流標準語，雍正八年清設立正音館，推廣以北京音為標準的北京官話；而北京音是在元時舊北平話與南京官話（明都北遷時北京城內南京移民過半）相融的基礎上，融入少許音譯滿語詞彙而成。到清代中後期，北京官話逐漸取代南京官話取得國語的地位。1909年清正式設立“國語編審委員會”，此即清末的國語。

民國初期，當時預定為官方語言的國音是南京話和北京話的結合。其中，平翹、前後鼻、尖團區分、部分聲調按照北京話，而部分韻母、入聲調按照南京話，成為一個京音為主兼顧南北的複合普通話。後來改為以北京話為國音，並且去除了尖團區分。 ^[5] 

官話可細分為八種次方言：北京官話、東北官話、冀魯官話、膠遼官話、江淮官話、中原官話、蘭銀官話、西南官話。

東北官話主要分佈於黑龍江、吉林、遼寧大部分地區、內蒙古東部以及河北東北部。東北官話具體可分為吉沈片、哈阜片、黑松片，每片又可分為幾小片。

膠遼官話主要分佈於山東省的膠東半島、遼寧省的遼東半島和鴨綠江下游地帶及江蘇省的贛榆縣。歷史上在一些地區如黑龍江省還存在過膠遼官話的方言島，但漸漸都消失在周圍方言的“汪洋大海”之中了。膠遼官話內分登連片、青州片（青萊片）和蓋桓片（營通片）。

北京官話又稱華北官話，主要分佈於北京、河北北部和內蒙古中部，可分為京師、懷承、朝峯、石克四片。使用人口約1500萬。

冀魯官話主要分佈於河北大部、天津、山東北部和西北部，以及北京市平谷區，山西廣靈縣，內蒙古寧城縣，使用人口約9000餘萬。冀魯官話是除東北官話外，與北京官話最為接近的官話。

中原官話的分佈以河南、江蘇徐州、陝西關中、山東南部為中心，覆及山東、河北、河南、山西、江蘇、安徽、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根據1987版的《中國語言地圖集》，一共分為鄭開、洛襄、兗菏、漯項、商阜、關中、南魯、秦隴、隴中、南疆等十片。代表方言為河南方言。中原官話的古入聲清音聲母和次濁聲母字今讀陰平，古全濁聲母字今讀陽平是中原官話區的主要特點。中原官話和冀魯官話、膠遼官話的主要區別是古入聲次濁聲母字今讀陰平。

江淮官話分佈於今江蘇和安徽的大部、湖北局部、江西部分地區等地，江淮官話使用人口大約為7000萬，其中主要分佈於安徽省除蚌埠、江蘇省除徐州一帶以外的長江以北地區、鎮江以西九江以東的長江南岸沿江一帶。 ^[6]  江淮官話自東向西分為通泰片、洪巢片、黃孝片。

蘭銀官話主要分佈於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的部分地區。分為四片金城片、銀吳片、河西片、新疆北疆片。

西南官話是流行於中國西南部四川、重慶、貴州、雲南、湖北，以及鄰近的廣西壯族自治區北部、湖南省西部、陝西省南部、緬甸果敢的主要語言，在老撾、越南等地也有部分華人使用。西南官話在緬甸撣邦第一特區（果敢）具有官方地位，是僅有的3個具有官方地位的漢語分支之一。西南官話的主要特徵是古入聲不分化，整體保留或整體混入它調（陽平、陰平或去聲）。《中國語言地圖集》中將西南官話分為十二片，其通常也可按照地域分為四川話、重慶話、貴州話、雲南話、桂柳話、湖北話等。

官話的主要特徵包括：

相較於東南地區的漢語方言，北方官話更存古之處包括保留了介音（即韻頭）；分平翹舌音，中古的知、章、莊三組聲母合併為捲舌塞擦音，並與平舌音的精組字相對立；分泥來組聲母；分前後鼻音等等，

中古全濁聲母，在平聲字中變為送氣清聲母，在仄聲字中變為不送氣清聲母。但西南官話成渝片和赤灌片（即四川話）較為特殊，部分中古全濁仄聲字讀送氣清聲母。一般來講有3至5個聲調，大部分地區平聲區分陰陽，中古漢語的入聲（即韻尾）在大部分官話脱落，據説部分官話（部分如岷江小片、麗川小片、武天片部分、黔南片部分、湘南片部分和岑江片部分等）保留了部分韻尾。

23個聲母（含零聲母）

^[7] 

17個聲母

24個聲母

45個韻母（含8個兒化韻）

47個韻母，分陰、陽、入聲韻三套。

4個音調

有5個單字調：陰平21、陽平34、上聲42、去聲55、入聲4。

官話的基本語序為主謂賓結構。官話詞彙主要來源於各時期文言文中的固有詞彙，以及在清末民初從日本引入的和制詞彙，外來語較少。由於與外國交流日益增多，外來語逐漸增多，以及網絡語言使日常口語多元化。

官話中的一些方言字保留於普通話中，如“甭”（不用、不要）、“孬”（不好）、“俺”（我）、“咱”（含對方在內的我們）、“啥”（什麼）。官話的大部分口語可以書寫為書面語，但也有不少方言詞不易轉化為普通話書面語。

歷史上對官話的分區方法多種多樣，以下是簡短的分區史：

1900年：章太炎官話區與非官話區被揉混，且沒有任何一種漢語分支被命名為官話。第一次對漢語進行分區，官話區的共同特點沒得到體現。

1934年：趙元任等提出華北官話、華南官話，將“官話”一詞首次用於漢語分區；包含的晉語、湘語、贛語。

1937年-1948年：北方官話、上江官話、西南官話、下江官話、湘贛語區被劃出，官話區的範圍與已與的官話、晉語區的範圍相當接近。

1955年-1981年：官話被併為一區；一度改名為北方話/北方方言；內部分區方式有多種，有一種分為華北官話、西北官話、江淮官話、西南官話。官話作為漢語的一個分支的觀點從此深入人心；北方話/北方方言等另名亦開始流傳；

1987年：《中國語言地圖集》將官話分為東北官話、北京官話、膠遼官話、冀魯官話、中原官話、蘭銀官話、西南官話、江淮官話（有爭議），晉語首次被劃出官話；已成為方言學界事實上的分類標準（方言學界以外，舊分區方式仍有所提及）。

中國大陸出版的方言學的專業書籍、期刊，都採取中國語言地圖集的分區法（下稱“八區法”）進行對官話進行歸類，八區法事實上已成為學界的分區標準。本條目也以介紹八區法為主。

八區法成為學界標準，語言學價值比過去的方法有了質的進步是一個原因，為權威部門所發佈則是另一個原因。中國語言地圖集是由中國大陸方言學界的權威部門制定併發布的，有相當高的權威性，在方言學界書籍期刊的出版和歸類上也有強制作用。

對於八區法，一些學者也有一定異議，異議的涉及範圍，小至某鄉某縣語言的分類，大至晉語/江淮官話的歸屬。不過，雖然有異議，也會在先介紹“八區法”的前提下再對“八區法”提出批評。

中國語言地圖集對官話分區的基本標準是調類，具體的説，是古清音聲母入聲字的演變狀況。這是歷史上首次將官話分區標準確切總結為語言學特徵，過去的分區法則基於行政區劃，以致於各區官話的共同特點難以總結。

此外，“八區法”在制定過程中，對官話區的每個縣份，都調查到一個以上的代表點，提供語言學資料的詳實度比過去有質的飛躍。

儘管明清官府並沒有對官話正式命名（官話是社會上約定俗成的稱呼），也沒有將官話進行推廣，但它對中國普通百姓語音的影響是巨大的。明清時期各地漢語儘管大都與官話差別很大，但都或多或少的受到官話的影響。越是官話使用頻率高的地方，這種影響就越劇烈。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江西景德鎮，長期作為官方瓷器供應地，官話在城區盛行，導致當地的方言往官話靠攏，最終出現只有三個聲調這種贛語乃至整個“東南方言”極其罕見的現象。

官話的另一個影響是產生了帶方音的官話（下文簡稱為“方音官話”）。古代非官話所在地的人，要學習官話，往往會受母語的極大影響，從而説出母語特徵極濃的官話來。這就相當於今天的廣東普通話、台灣國語、川普等。方音官話與（標準）官話之間，只是口音之間的區別，而非方言之間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