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其驤

1911年（清宣統三年）2月25日，譚其驤出生於遼寧省瀋陽市，譚其驤在2歲時就隨父親回到家鄉，以後進家塾、小學、秀州中學。 ^[2] 

1926年（民國十五年），因不滿秀州中學這所教會學校對學生的無理處置，從秀州中學高中未畢業就憤然離校，到上海考入上海大學，那時他才15歲。 ^[4] 

譚其驤(4張)

1927年（民國十六年），四一二事變後上海大學被封，他只得轉入暨南大學中文系。轉入暨南大學歷史社會學系後，他的才華受到社會學家潘光旦先生的賞識。 ^[4] 

1930年（民國十九年），寫下了一篇六萬多字的論文《中國移民史要》。畢業於上海暨南大學歷史系。同年進入北平燕京大學研究院，師從顧頡剛先生。 ^[4] 

1932年（民國二十一年）春，離研究生畢業還有半年，譚其驤就已寫好論文，由伯父新嘉先生介紹，進北平圖書館當館員。他當年就在輔仁大學兼課。同年畢業於燕京大學研究院。 ^{[1]  [7]} 

1933年（民國二十二年），起又相繼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等學校兼任講師。同時在《史學年報》《燕京學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很有見地的論文。 ^[4] 

1934年（民國二十三年），協助顧頡剛創辦《禹貢》半月刊，籌備成立禹貢學會。 ^[1] 

1935年（民國二十四年）後，他辭去圖書館的職務，專在大學教書。是年秋至翌年夏曾到廣州學海書院任導師。 ^[4] 

1936年（民國二十五年）秋回到北平，任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兩校的兼任講師。 ^[4] 

1940年（民國二十九年）春，到貴州浙江大學任史地系副教授。 ^[4] 

1942年（民國三十一年），任貴州浙江大學任史地系教授。 ^[4] 

1946年（民國三十五年），隨浙大回到杭州，並給上海暨南大學兼課。

1950年，浙江大學停辦歷史系，他轉到上海復旦大學任教授。 ^[4] 

1954年，起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1955年，經吳晗推薦，到北京主持《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繪。 ^[4] 

1956年，九三學社復旦大學第二屆支社委員會成立，譚其驤被選為主任秘書。 ^[8] 

1957年—1982年任系主任，兼任中國歷史地理研究室主任。

譚其驤(4張)

1959年3月，郭沫若的《論曹操》一文在《文匯報》發表。其後，譚其驤發表了商榷文章。在商榷文章中，譚其驤列舉了古人對曹操的評價也是有毀有譽，甚至連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中的評價，也幾乎是全盤接受了曹魏本朝臣子王沈的話。

1960年6月，出席了全國文教“羣英會”。 ^[8] 

1961年7月，九三學社復旦大學第四屆支社成立，譚其驤當選為主委。 ^[8] 

1963年1月28日，他出席了民主黨派和知名人士座談會。 ^[8] 

1978年2月，因長期緊張工作所累，譚其驤突發腦血栓，不久又致半身不遂。 ^[8] 

1980年4月18日，九三學社復旦大學支社召開大會，譚其驤出席了會議。同年11月，譚其驤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地學部委員（即中科院院士）。文科學者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8] 

1981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准為歷史地理專業博士生導師。

1982年至逝世，他又主持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的編繪，這將是一部包括歷史人文和自然兩方面十多個專題圖組上千幅地圖的巨型地圖集，將在近年出版。 ^[9] 

1982年—1986年，任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 ^[4] 

198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8] 

1990年，改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1992年8月28日，因病醫治無效，在上海逝世，享年82歲。

20世紀50年代以後，譚其驤對黃河、海河、長江中游水系變遷進行了系統研究，撰寫了《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後會出現長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提出以牧業為主的民族遷入中游地區和人口鋭減造成前農墾區縮小，客觀上減少了水土流失量，是黃河長期安流的決定因素。他還發現了一條從未被人所知的上古黃河故道，從而證實了西漢以前黃河下游的改道曾極其頻繁。他對海河水系的形成、上海的成陸過程、洞庭湖的變遷、鄱陽湖的形成等都做過專題研究。這些成果不僅對自然地理、歷史地理研究具有重大意義，而且還對中國的災害防治、水利開發和現代化建設具有現實指導意義。 ^[10]  20世紀60年代以來，譚其驤明確提出，歷史地理學的組成部分、研究對象與現代地理是完全一致的，但由於這些現象發生在過去，研究時不能不運用歷史學的方法，必須重視文獻資料和前人成果。 ^[4] 

1993年，《中國歷史地圖集》獲得國家圖書獎榮譽獎。 ^[11] 

主編及主持編繪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是迄今最權威的中國歷史政區地圖集，被評為新中國社會科學最重大的兩項成果之一。還主持編撰了《中國國家地圖集歷史地圖集》《中國歷史大辭典》等大型圖書，主編《辭海歷史地理》《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黃河史論叢》和《歷史地理》雜誌等。對歷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有獨特見解，如對歷史上黃河河道的變遷及多災的原因、歷史時期洞庭湖和鄱陽湖的變化、海河水系的形成和演變、上海地區成陸的過程等都有深入研究。發掘和整理古代地理遺產，糾正了前人的錯誤，闡述了古代著作的科學價值。著有《長水集》《長水集續編》等。 ^[2] 

譚其驤是一位傑出的教育家，他治學嚴謹，誨人不倦，培養了一批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 ^[8]  培養中國首批2名文科博士生，學生有葛劍雄。 ^[12] 

1991年，被美國傳記研究所列為最近25年間對世界有重大影響的500位人物之一。

1991年，英國將其載入《牛津名人錄》 ^[6]  。

1980年，改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2] 

1960年5月，獲上海市高等學校先進工作者 ^[8]  。

著作(2張)

譚其驤是第三、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他是中國地理學會的發起人之一，歷任理事。 ^[4]  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上海市史學會副會長及代會長等。 ^[1]  歷任復旦大學歷史系主任，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主任，復旦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當選為第三、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第八屆政協委員。 ^[6]  歷任中國歷史學會常務理事，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上海史學會副會長，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席，中國地方史志協會顧問，國家教委中小學教材編審委員會顧問。

1981年，以來任《歷史地理》主編。 ^[12] 

1986年，成立的第七屆支社上又被推選為顧問。 ^[8] 

1983年，譚其驤當選為九三學社第七屆中央委員會顧問。 ^[8] 

1988年，當選為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參議委員會委員。 ^[8] 

1981年—1985年，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

譚先生治學的嚴謹表現在早年對專業的選擇上。為了究竟作怎樣的選擇，他曾寢食不安地反覆思考好幾天。他認為自己形象思維能力較差，而邏輯思維的能力卻比較強，所以學歷史特別側重於搞考證就相當合適。於是，他從社會學系轉到中文系，又轉到外文系，最後才定下歷史系。這並不是所謂的見異思遷，而是基於這樣一個嚴肅的思考：我要從事的專業，必須與自己的興趣、愛好、天賦、性格等相符，這樣才能鍥而不捨，終身以之。 ^[13] 

搞歷史地理，是一項很艱苦的工作。這不僅需要熟讀大量古代的有關典籍，還需要作大量的野外考察。幾十年來，他把《漢書·地理志》幾乎翻爛了，楊氏《水經注圖》雖是新買的一本，也被翻得中縫破裂。他曾去天山南北、跋涉中原各省，考察長江水系和黃河古道。對於1500多個漢縣，譚先生大部分都能記得它們屬於哪個郡縣和地理位置。他甚至從業餘消遣——讀筆記小説中，捕捉到許多有關信息。 ^[13] 

譚先生從不拿學問做名利的敲門磚，更不去迎合時尚。他認為求真、求實是做學問的基本，一個人如果只知迎合“當前需要什麼”，那就無法求到真學問，其專業也無以為繼了。他在現實生活中，沒有因一時的厚今薄古而不敢講古代史，也不因為評法批儒而違反歷史真實地而大捧法家。 ^[13] 

譚其驤先生對學術鍥而不捨、終生以之，集中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優秀品德。他淡泊名利，將國家的利益永遠放在個人的名利之上。他恪守學術求真求實的原則，堅持真理，絕不採取實用主義的做法。他低調嚴謹，從不自標“新潮”，樹立“體系”，甚至沒有一部系統的專著，但他的學術成果卻因富有創新、厚重難移而為學界所推崇。他是一位真正的學術大師。譚其驤先生又是一位傑出的教育家，他盡傾心力，誨人不倦，教導學生實事求是，不迷信權威，敢於提出新見，超越前人。（九三學社副主席邵鴻評） ^[14] 

譚其驤先生一生恪守“鍥而不捨，終身以之”的學術態度，打通傳統考據學與現代地理學，將中國舊式的沿革地理發展成為現代歷史地理學。（復旦大學評） ^[15] 

譚其驤先生在中國歷史地理學發展中的奠基作用。（復旦大學黨委書記秦紹德評） ^[15] 

每每回想起老師，我總是滿懷激動與深情，他的學識、才華和人品，他給予我的指導和關心，這些重疊成師恩的具象，我感恩老師，也會把老師的學術風格與思想傳承下去。（歷史地理學家葛劍雄評） ^[16] 

新中國以後，中國史學界做了很多工作，其中最有成績的工作之一，就是在譚其驤同志和其他同志領導之下編纂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喬木評） ^[8] 

2011年8月19日，紀念譚其驤先生誕辰100週年並研討其學術貢獻與思想。邵鴻代表九三學社中央出席會議。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