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話

“普通話”這個詞早在清末就出現了。1902年，學者吳汝綸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議中國應該推行國語教育來統一語言。在談話中就曾提到“普通話”這一名稱。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學日本時，曾與留日學生組織了一個“演説聯繫會”，擬定了一份簡章，在這份簡章中就出現了“普通話”的名稱。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學者朱文熊在《江蘇新字母》一書中把漢語分為“國文”（文言文）、“普通話”和“俗語”（方言），他不僅提出了“普通話”的名稱，而且明確地給“普通話”下了定義：“各省通行之話。”後來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話”的説法，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門關以外的戰爭》一文中提出，“文學革命的任務，決不止於創造出一些新式的詩歌小説和戲劇，它應當替中國建立現代的普通話的文腔。”“現代普通話的新中國文，應當是習慣上中國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現代‘人話’的，多音節的，有結尾的……”並與茅盾就普通話的實際所指展開爭論。經“五四”以來的白話文運動、大眾語運動和國語運動，北京語音的地位得到確立並鞏固下來。1949年新成立的北京中央政府確定現代標準漢語由國語改稱普通話。

普通話是現代標準漢語的另一個稱呼，各國都有自己的通用語言（官方用語、首都官話）——無論美國、俄羅斯、印度等國，都是語言方言眾多而推行各國的標準用語以利於人們廣泛交流。中國的國家通用語言是普通話，即漢語普通話，是中國曆代官方推行的修正型的首都雅音（區別於首都衚衕音）。要區別三個概念：首都雅音即首都官話，首都衚衕音，修正型的首都雅音。

北京作為全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前後歷時八百多年。由於經濟政治的集中，北京話的影響逐漸增大，地位日益重要。一方面，北京話作為官方的通用語言傳播到全國各地，成為“官話”，“官話”也就逐漸成了各方言區之間共同使用的“共同語”；另一方面，以北方話為基礎的白話文學作品，特別是元明以來的戲曲，也更多地接受了北京話的影響。這樣，北京話就為漢民族共同語的標準音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到了清朝末年，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漢民族共同語實際上已經形成。新中國的普通話以北方話語音為基礎音，加以部分修正（主要是吸收灤平話的特點如直接、清晰、明確）。以灤平話為主要標準——灤平是北方話的推行區、記錄區。

普通話是規範化的，是中國法定的全國通用語言。《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9條規定：“國家推廣使用普通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確立了普通話和規範漢字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法定地位。

普通話的推行與方言的使用是和諧共存的關係。推廣普通話並不意味着消滅方言，推廣普通話既不以消滅方言為目標，也不以消滅方言為手段。我們不能把普通話和方言簡單地對立起來，兩者的功能和地位不同，處在不完全相同的時空之中。任何一種方言都有它的穩固性和不可替代的實用性。在民族共同語的發展時期，方言之間過去所有的那種明顯的界限會逐漸淡化，方言的力量必然會削弱。

新時代，新形勢，推普工作也要邁向新高度。我國是多民族、多方言的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是提高全國人民科學文化水平的一項基本語言國策，也是推動社會發展和進步的重要舉措之一。黨的十八大以後，建設文化強國，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新時代提出的新要求。 ^[27] 

隨着脱貧攻堅戰的勝利，中國的鄉村振興進入新徵程。語言文字在教育脱貧攻堅中已經發揮基礎性作用，到2020年，在全國範圍內已經基本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全國普通話普及率平均達到80%。 ^[27] 

接下來，普通話作為我國的國家通用語言，依然是語言助力鄉村振興的主體與核心，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途徑，是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的基礎支撐，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有力舉措，對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明代初期定都南京，南京官話被推崇，以南京官話為官方語言，金陵雅音（以《洪武正韻》為規範）以古中原雅言正統嫡傳的身份被確立為中國漢語的標準音。朱棣奪取建文帝的帝位，遷都北平（改為京師，稱北京），以南京人為主、從全國各地遷徙數十萬貴族、富户、民眾。以南京官話為主要基礎影響元大都語音，經歷明朝整個時代的過程，北京官話（異於北京胡同音）初步形成。

金啓孮認為，從意大利來的傳教士利瑪竇曾用羅馬拼音記錄了大量的當時的北京話，這些記錄至今尚保存着。從利的記錄中可以明白無誤地看出：當時的北京話是有大量入聲字並且沒有zh、ch、sh等翹舌音的語言。這説明了當時的北京話不是現在的北京話，也不是現在的普通話，因為無論北京話還是普通話都不具備這些特徵。同時也説明了北京話和普通話的歷史都超不過400年，400年前的北京話是明朝的官話。

中華民國成立後，在北京召開了“中國讀音統一會”制定了史稱老國音的國音系統，確定了以“京音為主，兼顧南北”的國音，具有入聲。同期並制定了注音字母第一式。1913年，新建立的民國政府制定的老國音雖以北京音為主，但為了兼顧各地，仍具有南京官話的特徵，如有入聲等。當時預定為官方語言的國音是南京話和北京話的結合：區分平翹舌音、前後鼻音、尖團音，平、上、去聲調按照北京話，而部分韻母、入聲音調按照南京話，成為一個京音為主兼顧南北的複合普語言。1918年（中華民國七年）公佈了第一套國家認可的國音“注音字母”，以“折中南北牽合古今”為原則，包括保持入聲特徵，主要由北京官話和南京官話混合提取創造。1919年4月21日，北洋政府成立“國語統一籌備會”。1919年9月編輯出版了《中華民國國音字典》。1920年，由於《國音字典》語音標準與北平語音標準產生的矛盾，爆發了“京國之爭”。同年，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今南京大學）英文科主任張士一發表《國語統一問題》，認為注音字母連同國音都要做根本的改造，不認同國音，主張以北平音為國音標準。1921年，中華國音留聲機片及國語留聲機片先後發行，確定了國音聲調。中華國音留聲機片由王璞在上海發音，平、上、去依北京聲調，入聲為北京讀書音。國語留聲機片是趙元任在美國發音，上海商務印書館製作發行，平、上、去依北京聲調，入聲則為標準南京音。1932年5月，中華民國教育部正式公佈並出版《國音常用字彙》，為確立國語的標準提供了範本，為現代漢語標準第一個系統——國語系統。1932年之後的國語廣播，都採取了以《國音常用字彙》為標準的形式，各地的國語標準一致化。1949年以後的國語系統、普通話系統、華語系統，均源於這個時期的國語系統。 ^[10] 

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以熱河省承德市灤平縣為普通話標準音的主要採集地，1955年，確定現代標準漢語名稱由國語改稱普通話，作為國家通用語言寫入憲法，制定標準後於1956年2月6日由國務院發佈《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向全國推廣。 ^[11]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九條規定:“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 ^[12]  現代標準漢語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通用語言。由於政治原因，中國大陸與台灣的稱呼不同但內涵一致，均為現代標準漢語。2021年12月23日，教育部、國家鄉村振興局、國家語委印發《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普及提升工程和推普助力鄉村振興計劃實施方案》（教語用〔2021〕4號），加大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推廣力度，提升普及程度和質量，落實國家語言文字事業“十四五”發展規劃相關要求。 ^[23] 

2021年6月2日，從教育部新聞發佈會獲悉，調查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全國範圍內普通話普及率達80.72%，比2000年的53.06%提高了27.66個百分點，圓滿完成語言文字事業“十三五”發展規劃確定的目標。此外，我國境內527.89萬人次完成普通話水平測試。 ^[20] 

2025年普及率目標：根據教育部等三部門印發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普及提升工程和推普助力鄉村振興計劃實施方案》，到2025年全國範圍內普通話普及率達到85%。 ^[22]  基礎較薄弱的民族地區普通話普及率在現有基礎上提高6—10個百分點，接近或達到80%的基本普及目標。 ^[24] 

截至2020年，全國普通話普及率達80.72%，我國將按照“聚焦重點、全面普及、鞏固提高”的新時代推普方針，實現到2025年全國範圍內普通話普及率達到85%的目標。 ^[25] 

河北省承德市灤平縣為普通話標準音的主要採集地。（一些語詞當地極少使用則在其它地方採音）。1953年當時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派出的語言專家，他們在為制定中國通用語言規範進行取音考察，在灤平進行了語音採集。作為全國規範，普通話需要音節口型順暢，聲調簡明，易於分辨，甚至要求語速適中，氣流連貫，韻味充足，適於廣播、演講和日常交流，如此才適合作為推向全國的公共用語。從後來普通話的規範來看，灤平日常的語言非常符合這些標準。灤平話音準分明，字正腔圓，語調比當時的北京話要“硬”一些，顯得直接、清晰、明確，尤其是沒有北京胡同音那種兒化、省字、尾音等發音習慣，易於學習推廣。1955年10月，“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召開，將漢民族共同語的正式名稱定為“普通話” ^[13]  。

2016年10月23日《普通話最標準的地方不是北京！而是這個小縣城》報道：回答一個謎題，北京專家進村採集語音為什麼選擇灤平縣？地理上並不屬於中心的灤平，為什麼人人能説一口標準的普通話？

永樂年間，明成祖朱棣做出了一個對中國影響深遠的決策：遷都北京。固守長城，在長城外很大範圍形成軍事隔離區，實際上也是一片無人區，而灤平就處在這個無人區的最南邊。

早在明朝，官方語言為南京官話，以金陵雅言為標準音，以《洪武正韻》為規範。永樂年間遷都北京，移入數十萬人口，隨之而來的南京官話又成為當時北京官話語音的基礎。

“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灤平話，受北京官話影響很深，演變中也具備了自己的特點，比如直接、清晰、明確。也許這些恰好符合推廣的標準吧。”從清末到民國，再經過新文化運動，影響廣泛的北京官話最終成為新中國普通話的前身 ^[13]  。

普通話語音的特點是：聲母除舌尖後擦音、鼻音 、邊音外，無濁音；韻母多複元音，鼻韻母有前後之分；沒有聲母的清濁對立，沒有入聲韻，尖團合流，聲調較少，調式簡單，另外有輕聲和兒化韻。

與印歐語系相比，普通話語音有鮮明的特點：

1．音節結構簡單，聲音響亮。普通話中，一個音節最多隻有4個音素，其中，發音響亮的元音佔優勢，是一般音節中不可缺少的成分。一個音節內可以連續出現幾個元音（最多三個），如“壞（huài）”，而且普通話音節中沒有複輔音，即沒有像英語“lightning（閃電）”、俄語“Встреча（遇見）”那樣幾個輔音連在一起的現象。

2．音節界限分明，節律感強。漢語的音節一般都是由聲母、韻母、聲調三部分組成，聲母在前，韻母緊隨其後，再帶一個貫穿整個音節的聲調，便有了鮮明的音節界限。從音素分析的角度觀察，輔音和元音互相間隔而有規律地出現，給人週而復始的感覺，因而極便於切分音節。

3．聲調抑揚頓挫，富有表達性。普通話聲調變化高低分明，高、揚、轉、降區分明顯，能夠較強的表達一個人的情感。

現代標準漢語的發音基本沿襲了北京話的語音系統，但各地標準略有差異。對漢語而言，單音節（單字）發音可分為聲母、介音（韻頭）、韻腹、韻尾、聲調五個要素，而韻頭、韻腹、韻尾又被合成稱為“韻母”；超音節（詞句）發音還存在連續變調等要素。直音和反切都是古代給漢字注音的方法。至一九二六年，產生了由錢玄同、黎錦熙、趙元任等制訂的“國語羅馬字”，曾由當時南京的大學院於一九二八年正式公佈。接着，一九三一年產生了由瞿秋白、吳玉章等制訂的“拉丁化新文字”。拉丁化新文字和國語羅馬字是拉丁字母式漢語拼音方案中比較完善的兩個方案，大大超越了它們之前的各種方案。

事實上，現在有許多年輕人（非北京官話）把翹舌組的音讀成齦後音：[ʃ]、[ʒ]、[t͡ʃ]、[t͡ʃʰ]。

現代標準漢語的基本元音如下：

開口呼：無介音，開頭為/a/、/o/、/ə/、/e/等元音（注音符號：ㄚ、ㄛ、ㄜ、ㄝ，漢語拼音：a、o、e、ê）。

近代漢語根據介音把韻母分為四類，稱為四呼，即現代標準漢語的韻母可由上表中七個元音（/a/、/o/、/ə/、/e/、/i/、/u/、/y/）與兩個鼻音韻尾（/n/、/ŋ/）組合而成。其中，只有一個元音或者一個元音帶一個鼻輔音的情況，該元音稱之為韻腹，所帶的鼻輔音稱為韻尾。兩個元音構成的韻母，則是開口度較大的為韻腹，韻腹前的元音稱為韻頭或者介音，韻腹後的元音稱為韻尾。三個元音或者兩個元音帶一個鼻輔音，則中間的元音是韻腹，第一個元音是韻頭，韻腹後的元音或鼻輔音為韻尾。

· 齊齒呼：以/i/作為開頭介音（注音符號：ㄧ，漢語拼音：i）。

· 合口呼：以/u/作為開頭介音（注音符號：ㄨ，漢語拼音：u）。

· 撮口呼：以/y/作為開頭介音（注音符號：ㄩ，漢語拼音：ü）。

現代標準漢語使用到的韻母組合表列如下：

註釋：

1. “知、蚩、詩、日、資、雌、思”等字的韻母稱為“空韻”。注音符號以單獨的ㄓ、ㄔ、ㄕ、ㄖ、ㄗ、ㄘ、ㄙ表示發音，而漢語拼音則統一用i標示。

2. 現代標準漢語有兒化韻，注音符號會將“兒”字獨立標音為ㄦ；漢語拼音候寫成r且與前一字組成一個音節。

3. 漢語拼音將注音的ㄧㄡ、ㄨㄟ、ㄨㄣ等韻母寫成iu、ui、un，其實際上為iou、uei、uen的縮寫；例如：牛niú、歸guī、論lùn。（其他縮寫及改寫規則請參考漢語拼音條目）

4. ㄧㄞ（崖）、ㄧㄛ（唷）韻字少；中國大陸將ㄧㄞ併入ㄧㄚ ia 而不用，台灣仍繼續使用，教育部國語字典。

5. ㄜ（e）韻母在一些地方（如北京）通常讀作雙元音[ɯ̯ʌ]。

現代標準漢語中，因此除輕聲外共有四個聲調：

現代標準漢語在讀詞句時，字的發音會有一定的變化，例如變調、輕聲、兒化。

變調

現代標準漢語發音時，字和字連起來發生字調與單字音調不同的現象，叫做變調。變調一般出現在下列情況：

上聲的變調

如果上聲字後面接着非上聲字，亦即陰平、陽平、去聲和輕聲前，且該上聲字不處於句末、不處於被強調狀態時，常讀作半上聲21。

當兩個上聲字連讀時，第一個字的聲調變得接近陽平。許多人將其與陽平35合併。

例如“老鼠”，兩字音調都是上聲，但發音若陽平、上聲，和“牢鼠”的讀法相近而不相同。

當三個上聲字連續時，則比較複雜，要分析具體情況。

當詞語首二字是雙音節，而第三字是單音節時，首二字都變調。如“保管好”，發音若陽平、陽平、上聲。

當詞語首字是單音節，而尾二字是雙音節時，首字變成21，第二字變如陽平。如“總保管”發音若半上聲、陽平、上聲。

“一”和“不”的變調在去聲音節之前，“一”讀陽平聲，如“一定”。

在非去聲音節之前，“一”讀去聲，如“一天”、“一年”、“一起”。

在詞語之間，“一”讀輕聲。但表示序數時或其他情況下，“一”都讀原本的陰平聲。

“不”只有在去聲音節前才變調為陽平聲，如“握不握得住？”“不”即為陽平聲。在詞語之間，“不”讀輕聲。

“七”和“八”的變調現代標準漢語中，“七”和“八”在去聲字之前需要變為陽平。例如，“七月”、“八拜”等詞。但隨着時代發展，年輕一代變調的人數越來越少。中國大陸2005年出版的第五版《現代漢語詞典》中已經刪去了“七”和“八”變調的內容。但部分講解現代漢語的書籍有所保留。基於現在的年輕人幾乎很少會在去聲字前讀為陽平。讀為陽平普遍被認為東北土話的象徵。輕聲現代標準漢語發音時，某些字音失去了其原有的聲調，而變得輕而短促的現象，叫做輕聲。

口腔運動操

增強口腔吐字，咬字器官唇、齒、舌、齶、頰的力度和控制口腔運動操。

（一）面部按摩，即用雙手順序延眼睛四周，額頭，兩鬢，雙耳，口腔四周進行按摩→面部生熱精神放鬆，鼻腔通道通暢，口腔肌肉鬆弛自如的目的。

（二）開口練習：身體端坐，兩目平視，用右手輕抵下頜，做開口練習，做時感覺像打哈欠一樣，切忌用力往下開口，要感覺頸部的後拽力量，目的發好a，o單韻母。

（三）撮口練習，做單韻母i，u，ǖ的連續發音動作但不出聲，注意力量主要用在ǖ上，作此訓練可增強口腔的力度和控制使用。

（四）舌頭練習，即通過舌頭往外伸，向裏卷，左頂，右頂及沿門齒外周的轉動訓練吐字器官舌頭的頂，卷，彈，吐的力量及靈活性。

難點音（二）

zh舌尖後不送氣清塞擦音，發音時氣帶不顫動，舌尖翹起來頂住硬齶，堵住氣流通道，然後舌頭在原來的地方往前慢慢一移，路出一道窄縫，氣流從這道窄縫中擠出來。

ch送氣，當舌頭離開硬齶時，有顯著氣流跟隨着。

sh舌尖後清擦音，發音時聲帶不顫動，舌尖向前硬齶翹起時，不和硬齶接緊，留着一條縫氣流從縫間擠出來。

r是舌尖後濁擦音，發的時候聲帶顫動。

z舌尖前不送氣清塞擦音，聲帶不顫動把舌尖放在下齒背的上端，用舌面的最前端抵住上齒背，閉住氣流通路，然後舌面的前端緩緩離開上齒背，現出一道空隙，氣流從空陷中出來。

c送氣

s舌面前端接近上齒背。

難點音練習

n：哪、奴、奶、鬧、能、您

l拉、鈴、來、列、摟、羅

f發、房、奮、佛、風、法

h海、歡、好、畫、還、壞

j江、機、家、街、景、金

q青、球、取、前、恰

x先、西、香、新、兇、修

zh趙、中、朱、專、莊、追

ch產、吵、車、陳、衝、出

sh沙、蛇、篩、省、雙、書

z栽、怎、增、宗、資

c猜、擦、參、倉、策

s撒、三、桑、松、思

難點音（三）

an（uan）發a（舌面前、低、不圓唇 ）後，抬高舌位前伸，舌尖頂住上牙齦，軟齶下垂，讓氣流從鼻子裏出來。一定注意把舌頭放在上牙齦的位置不要鬆動和後縮。

比較n作聲母時，舌尖和上齒齦馬上就分開。

in i→抬高舌位，舌尖抵住上齒齦不要鬆動。n→in

en e→～→en

ang 先發a→舌根後縮→讓氣流從鼻腔出來。

an，ang比較：

① —n舌尖抵住上齒齦，—ng舌根盡力後縮

② —n上下門齒相對，口形較閉，發—ng門齒較遠口形較開。

難點音（四）

ong “u”→“ng”→ong

iong “i”→“u”→ “ng”→iong

難點音（五）

開口呼ai，ei，ao，ou

口腔又達到小，從開到閉，感到聲音往向送前長後短，前強後弱，前緊後松。

齊齒呼ia，ie，iao，iou

發音先定好口型，舌位，上齒要適當用力，展輔兩個嘴角，咬住i的音位，在逐漸打開口腔，放低舌位到主要元音a，o前短後長，前弱後強。

合口呼ua，uo，uai，uei

發音先定好u的口型，雙唇收斂，小圓唇，滿口用力，然後向主要元音過渡，收住尾音。

聲調

聲調就是漢語每個音節用於聲音的高低，升降，曲直而產生的差別，這種不同的調子，就叫聲調。普通話的聲調分四類。它起純正字音，區別詞義的作用。

第一聲 起音高平莫低昂，氣勢平勻不緊張

第二聲 從中起音向上揚，用氣若起逐漸強

第三聲 上聲現降轉上挑，降時氣穩揚時強

第四聲 高起直送向低唱，強到弱時要通暢

據記載當時均持中原雅音，直至戰國時期百家爭鳴之所需，這也表示在很早以前人們都已經有了“雅音入市”共同的心願。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遷都洛邑（今河南洛陽），自此，洛邑的語言就成為了整個東周時期雅言的基礎。孔子在魯國講學，他的三千弟子來自四面八方，孔子正是用雅言來講學的。《論語·述而第七》中説：“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秦朝具體用什麼語言無法考證。漢代國語為“洛語”，洛語承襲先秦時代的雅言。漢朝的漢語標準語稱“正音”、“雅言”，也稱“通語”。

西晉承襲漢代，以洛語為國語，稱為“雅言”，也稱“通語”。永嘉之亂，洛京傾覆，東晉遷都建康，定語言以“中原雅言”為正，洛語與中古吳語結合形成金陵雅音，為南朝沿襲。

最早能夠找到的官方推廣共同語政策在隋代。隋朝統一中國，定都長安。由於南北朝時中國北方地區長期被胡人異族竊據，漢族習俗文化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開隋後一心想恢復漢族禮樂的隋文帝做了很多恢復漢族文化的舉措，其中包括命陸法言等編著《切韻》，審定比較經典、純正的漢語。隋朝統一中國，編《切韻》，以金陵雅音和洛陽雅音為基礎正音，南北朝官音融合形成長安官音（秦音）。唐承隋制。隋、唐國語為“漢音”，或“秦音”。隋唐都長安，並以洛陽為東都，此時中原及關中漢音在與各民族交融後已有所演變。

唐代在《切韻》的基礎上，制定《唐韻》作為唐朝標準音，規定官員和科舉考試必須使用唐韻。　　——參見羅常培《漢語音韻學導論》之附錄《唐詩擬音舉例》，中華書局，1956。

宋代在《唐韻》的基礎上，制定《廣韻》。而在北宋亡國後，南宋時代的劉淵又基於《廣韻》著《平水韻》。

元代定都在大都（今北京）。元代朝廷規定學校教學要使用以漢語為域內共通語的標準，稱為天下通語。元朝漢語語音的標準仍然是唐宋以來佔據主導地位的中原汴洛音 ^[14]  ，可以由元初周德清所編《中原音韻》得到了許多驗證。元代盛行雜劇和散曲，這是兩種接近口頭語言的新的文學形式。著名的雜劇作家關漢卿、馬致遠、王實甫都是大都人，他們的作品《竇娥冤》、《漢宮秋》、《西廂記》等反映出當時的語言面貌。學者透過如《元典章》、《經典大典》等不同類型的元代文獻所反映出當時普遍流行的用法，交流的有效語言，仍然是一般中原的漢語結構，而非大都的語法。推測與中原人口眾多、元代維持時間太短有關 ^[15]  。另外，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韻》是根據元雜劇的用韻編寫的，書中歸納的語音（聲母、韻母、聲調）系統已經相當接近今天的北京話，因此，成為近代普通話形成的原始基礎。

清朝定都北京，南京官話仍然是清初官場和知識分子階層的主流官話。然而從明至清代定都北京的關係，南京官話的腔調逐漸染上以北京語音和北方話的腔調，經過時間生成了北方官話，通行的範圍也逐漸擴大，1728年清設正音館，在各級書院推廣正音教學。確立以北京官話為國語正音，北京官話的地位迅速抬升。到清中葉後，北京官話的影響逐漸超過南京官話，最終1909年以北京話為基礎確立國語標準音，並且繼承到民國，北洋政府時期成為民族共同語 ^[17]  。到了19世紀末也就是清朝末年，中國的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受到西方學術思想的影響，特別受到日本的影響。日本在明治維新前後大力推廣日本語的共同語，中國深受刺激。19世紀末中國的文化生活發生很大變化，國語這個名詞得到傳播。

1892年，為解決漢字無法拼讀的困難，廈門人盧戇章出版切音字專著《一目瞭然初階》，創制了第一套漢語拼音字母方案。在該書的序言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語言統一”的口號，主張以南京官話為漢語標準音。但是，由於盧戇章的漢語拼音字母方案專注於廈門方言，未能成為影響全國的拼音方案，因此，他提出的以南京官話為漢語標準音的主張也未能產生太大的影響。與此相反，憑藉漢字式拼音方案而蜚聲海內的河北人王照則提出反對意見，主張以北京話為漢語標準音。 ^[21] 

與南京官話保留了中原古音不同，王照提倡的北京官話受北方遊牧民族特別是滿族的影響很大。滿洲入關以後，滿語完全不能適應新的生活需要，不得不學習和借鑑漢語。但是，滿族人不能區分尖團音，也不會發入聲，因此，滿洲貴族所説的北京官話是滿族化了的漢語，也被戲稱為“五音不全”的漢話。 ^[21] 

1909年清政府把官話稱為國語。1911年清朝學部通過《統一國語辦法案》，以京音為準的官話為國語，取代原來明代官話《洪武正韻》的地位，並加大力度推廣。

辛亥革命之後，為了發展中國的經濟、文化，在中國也開始推廣國語。“國語”這個詞在民國時期得到當時政府的承認，成為民族共同語的一個正式稱呼。　由於“老國音”基本上是以北京話為標準音，因此，語言學家們主張用京音代替“老國音”。

1918年，教育部才正式公佈了“國音”字母，1919年出版了吳稚暉編寫的《國音字典》，1920年國音字母發聲唱片灌注成功。至此，“老國音”才正式在全國推廣。1920年，國語推行不到兩年，就爆發一場當時名之為“京國之爭”(指京音和國音)的大辯論。問題的起因就在於國語標準音。支持國音和支持京音的分成兩派。 ^[21] 

1920年11 月，黎錦熙約同吳稚暉、陸衣言、範祥善等，與張士一、顧實、周銘三、陸殿揚等大會於南京，討論國音問題。由於京音派堅持根本改造的主張，結果是不歡而散。“老國音”的推廣恰逢五四運動，此時全國輿論都傾向於全面西化，一大批留學歐美的青年學生也參與到了漢語改革的討論中來。 ^[21] 

隨着文學革命的爆發，留學生中“廢除漢字”的言論也隨之興起。1918年錢玄同發表《中國今後的文字問題》，號召“廢孔學不可不廢漢文”，提出以國語羅馬字代替漢字的主張。隨後，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陳獨秀、胡適也著文支持錢玄同。緊隨其後，一大批留過洋的知識分子，諸如蔡元培、黎錦熙、趙元任、林語堂、周辨明、許錫五等人，紛紛發表漢字拉丁化的文章，提出羅馬字拼音的方案，掀起了“國語羅馬字運動”的浪潮。

所謂國語羅馬字，就是用26個拉丁字母表示漢語的聲、韻、調。但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老國音”的比較複雜的語音成分就成了它的最大障礙。因此，主張國語羅馬字的學者，要求簡化語音，以比較簡單的北京音為標準，修改國音，去掉“老國音”的尖音和入聲等語音成分。

在國語羅馬字運動的推動下，“京國之爭”很快呈現一邊倒的趨勢。1924年國語統一籌備會討論《國音字典》的增修問題時，吳稚暉放棄了維護“老國音”的主張，代表國語統一籌備會“決定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凡字音概以北京普通讀法為標準”。1932年，教育部公佈《國音常用字彙》正式確定“新國音”為標準讀音。

“新國音”確立後，南京國民政府藉助學校教育和電影、廣播等手段，大力推行國語統一運動，取得了非常顯著的成績。然而，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淪陷區的國語統一工作陷入停頓。抗戰結束後，緊接着又是三年國共內戰。因而，直到中國國民黨敗退台灣，政府在全國統一國語的目標仍遠未實現。 ^[21] 

1949年主持教材工作的葉聖陶力主將小學“國語”科改稱“語文”。1950年《小學語文課程暫行標準（草案）》規定：“所謂語文，應是以北京音系為標準的普通話和照普通話寫出的語體文。”“講解用的語言，仍用以北京音系為標準的普通話，不用方言土語。”《小學語文教學大綱草案（初稿）》和《小學語文教學大綱（草案）》再次強調：“教給兒童的語言必須是規範化的漢民族的共同語言。這種語言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普通話。推廣普通話是小學語文科的一項重要任務。”“第一是詞的聲音。這首先要求依照普通話的語音進行教學；在方言區域須特別注意正音工作。”在1955年10月召開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期間，將漢民族共同語的正式名稱正式定為“普通話”，並同時確定了它的定義，即“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

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為促進漢字改革、推廣普通話、實現漢語規範化而努力》的社論，文中提到：“新中國的共同語，就是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1955年11月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向全軍發出了《關於在軍隊中推行漢字簡化、推廣普通話和實現語言規範化的通知》。1955年11月17日，教育部發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關於在中小學和各級師範學校大力推廣普通話的指示》。

1956年2月6日，國務院發出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並補充了對普通話的定義：“以北京語音為基礎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這個定義從語音、詞彙、語法三個方面明確規定了普通話的標準。“普通話”一詞開始以明確的內涵被廣泛應用。河北省承德市灤平縣普通話標準音的主要採集地。“普通話”中的“普通”二字有“普遍”和“共通”的含義。

1982年，呂叔湘在人民日報上呼籲推廣普通話，提出“所有學校都應該是推廣普通話的陣地”、“中學是推廣普通話的重點”。

1990年國家語委明確以廣東、福建兩省和上海市作為南方方言區推廣普通話的重點地區。

1991年第七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第八個五年計劃綱要》也明確提出要“大力推廣普通話”。1991年派出專門的調查組深入廣東、福建的一些地區做了較為深入的調查研究，就兩省推廣普通話的工作提出建議。200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施行，確立了普通話“國家通用語言”的法定地位，規定“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通過漢語文課程教授普通話和規範漢字。”“廣播電台、電視台以普通話為基本的播音用語”。

2014年9月21日由教育部、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與河北省政府共同舉辦的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週重點活動在河北省灤平縣舉行。2014年是國務院確定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週17週年。李衞紅説：“17年來，國民語言文字應用能力顯著增強，目前全國有70%以上的人口具備普通話應用能力，95%以上的識字人口使用規範漢字，中華民族幾千年書同字、語同音的夢想正在逐步成為現實。”普通話是以北京話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現代漢民族共同語。與會專家認為，推廣普通話不是要人為地消滅方言，而是為了消除不同方言的隔閡，以利於社會交際。

2020年9月14日，以“同講普通話，攜手進小康”為主題的第二十三屆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週開幕，開幕式以線上方式在北京、烏魯木齊、和田同步舉行，推廣普通話宣傳週為9月14日至20日。目前，全國範圍內普通話普及率為80.72%，“三區三州”普通話普及率為61.56%。

中國地域廣闊方言眾多。由於不同方言在溝通上存在一定的障礙，不利於各地經濟文化的溝通交流，因此存在“區域文化島”的現象，這些“區域文化島”保留了不同地區的先進文化和民間智慧的精華，但是由於語言障礙無法很好的交流和互相取補，因此，需要有一種共同語來消除“區域文化島”，將中國廣袤土地上所有的智慧黏合起來。不過推廣一門語言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不宜操之過急，要恰當處理好地方語言的發展和普通話推廣之間的協調性。推廣普通話的目標不是要消滅地方語言，而是要消除溝通障礙，但是在推廣當中的確出現了消滅方言的現象（例如南寧的平話與白話），所以在推廣的時候要把握好力度，明白過猶不及的道理。因為語言多樣性一直是中華文明的寶貴文化積澱之一，就和生物圈中的生物多樣性一樣，因為多樣性，這個世界才能多姿多彩，因為多樣性，生物圈才能維持平衡，保證物質流動和能量傳遞能夠正常的進展下去。語言也是一樣的道理，因為語言多樣性，才彰顯了中華文化海納百川的包容性和源遠流長的歷史積澱，因為多樣性，才不會所有的人都用一種同樣的思維去看待問題，思考問題。北京話、大陸普通話、台灣國語、新加坡華語、馬來西亞華語等在語音、詞彙等方面有少許差異。要注意的是北京話並不屬於一種標準語，因為它是未經整理和標準化的北京城區方言。以上的幾種標準語都是以北京話這種方言為基礎來進行標準化的產物。

早在1958年，周恩來總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報告中就闡明：“我們推廣普通話，是為了消除方言之間的隔閡，而不是禁止和消滅方言。推廣普通話是不是要禁止或者消滅方言？自然不是的。方言是會長期存在的。方言不能用行政命令來禁止，也不能用人為的辦法來消滅。推廣普通話，要區別老年和青年，要區別全國性活動和地方性活動，要區別今天和明天，不能一概而論。相反地，只會説普通話的人，也要學點各地方言，才能深入各個方言區的勞動羣眾。” ^[18] 

語音方面，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為基準，而不是“以京音為主、也兼顧其他方音”，語音標準是就整體而言，並非北京話每個音都是規範和標準。國語、普通話、華語三大系統內部還存在“標準口音”和“非標準口音”的區別。從這個角度上説，漢語標準語構成了漢語的一種大類“方言”。即使是標準，三地也有區別，如“消息”一詞。大陸“息”讀輕聲，台灣讀二聲，新馬同台灣（如同“休息”的“息”字讀音，音同“席”）。國語的情況與之相似：老派國語、新派國語都是被視為標準的；華語的情況則有些不同。學習普通話及口音的有無與出身地域與教育程度有相當關係。不標準的普通話古稱“藍青官話”，藍青即是暗指發音夾雜方言口音。標準口音和非標準口音之間並沒有嚴格的界限。以普通話為例：最嚴格定義的“標準口音”是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的發音。如果按照這個標準，中國絕大多數漢語使用者，包括許多播音員，其普通話都是帶有口音的。但事實上，許多人普通話的發音方式和口音用詞上偶爾違反了“中國國家語言文字標準”。明顯受方言或其它語言影響的普通話，一般都會視為帶有口音。例如，聲調系統與普通話聲調系統差異過大，或有過多的字發音不準。但台灣地區的取音不同於大陸地區，如垃圾、崖，中華民國國語文讀“樂色”、“ㄧㄞˊ yai2”，大陸普通話讀“拉機”、“牙”。

台海兩岸在某些習慣用語上，經過長時間的隔絕，也有某些程度的差異。這些差異中，有些是因為台灣調國語保留了1949年以前在大陸所使用的一些語彙，而這些語彙在中國大陸則由於種種因素而不再使用，或者是比較少使用。比如説，“里長”，相等於大陸的“村長”，在台灣，裏和村為相同等級的行政區域，而大陸沒有這種行政區域。以下括號內均為大陸替代用詞）、“郵差”（郵遞員）、“車伕”（台灣與港澳地區只會對非機動的陸上運載工具的駕駛員才稱車伕，已成為舊時代語彙，如今使用或含貶義）、“傭人”、“次長”（中華民國文官體制，次長約略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副部長）、“級任教師”（班主任）、“學藝股長”學習委員）等，這些詞語都是1949年以前的常用詞，也繼續在國語中經常使用。但是，中國大陸則是使用反映新社會關係的一些詞語來替代它們。 “先生”、“小姐”、“太太”、“老闆”、“男士”、“女士”等1949年以前的常用稱謂詞語，中國大陸在1979年改革開放以前，一般也不常使用。台灣國語與普通話的詞彙相比，台灣國語的詞彙除了融入部分日語、福佬話或客家詞語外，還有一個特點是保留較多的古語詞，如“定讞”。台灣國語詞彙另一個特點是，保留一些1949年前使用的詞語繼續指稱某一羣體的人。由於，國民政府遷台後，在各地成立許多眷村，各省或幫派間詞彙亦有少部份成為台灣國語的詞源，例如條子（警察）、馬子（女性，女友）。台灣亦出現很多國字頭的詞語，如國樂、國文、國中、國字、國立等，其“國”字可能代表：國民、民國、國家、中華民國或著是漢族的傳統文化。同樣地，中國大陸由於共產主義體制下重視“人民當家做主”，故名稱多有“人民”字樣，如人民路、人民警察、人民醫院、人民公社（已廢除）、人民公園等。大陸又因為60年間特別的歷史原因出現了許多名詞，如“武鬥”，“知青”，“老三屆”，“自衞反擊戰”，“下海”，然而這些用法在1980年之後漸漸減少，同時一些1949年前的舊稱呼重新出現。現今的大陸網絡事件也造就許多新詞彙，如“欺實馬”，“草”，“羊叫獸”等名詞。此外，兩岸對新名詞的不同譯名也是詞彙差異的一大來源，特別是在於新出現的科技等詞彙上。港台多稱“原子筆”，在大陸多稱“圓珠筆”。同樣使用簡化字的中國大陸和新加坡等地，也存在一些用詞習慣的不同。繁體中文的文獻如果僅在文字上轉換為簡化字形式，根據規範的要求，通常還不算作簡體中文。如今，“現代標準漢語”的三個名稱正好體現地方用語的不同，如“普通話”（內地、港澳）、“國語”（台灣，港澳則為非官方叫法）、“華語”（新馬）。

普通話審音委員會出現三次，普通話審音委員會出現三次，每次都審定、統一了一批字的讀音。1956年粗定1956年以前，全國人民的口音都相當隨意，甚至連四聲調都不是全國通用，在南方很多地方還保留着古老的“入聲”，很多常用字的讀音語調也五花八門。1956年國務院發佈了《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闡明瞭普通話的定義，從語音、詞彙、語法三個方面明確規定了普通話的標準。也是在那時候開始，“普通話審音委員會”第一次正式成立，開始主持審定那些有爭議的字詞讀音。1963年細定“普通話審音委員會”從1956-1963年曆經7年，到1963年搞定了所有有爭議的字詞讀音、詞彙和語法，編制了第一版《普通話異讀詞審音總表初稿》。從那以後，人們説的普通話有了一個統一的規範。例如，在《普通話審音總表》發佈之前，“車”這個字在很多成語裏面都讀[jū]，比如“安步當車”，象棋裏面的“車”讀[jū]。但是説“汽車”“火車”的時候又要讀[chē]。本着不給大家添麻煩的原則，它統一讀成[chē]了。例子，癌症的癌字，當時的北京人固然是讀作[ái]，但是上海人、廣東人卻讀作[yán]，“嵒”是“巖”的繁體，不同地方讀[yán]或[ái]。癌症炎症如果都讀[yán]，容易混淆，所以規定讀[ái]。1985年補定1982—1985年普通話審音委員會編成了《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字音變化在1985版裏面有很多，例如，讓“細胞”的“胞”字不再讀[pāo]，而是改為讀[bāo]之外，比較常見的還有“殲滅”的“殲”字，從那以後也不再讀[qiān]，而是改為讀[jiān]。不過這一改動似乎對軍人們來説並不太深入人心，因為很多人還是秉承着認字讀半邊的精神繼續讀[qiān]。甚至在央視的軍事節目中，還有專家對着鏡頭把殲擊機讀作“千擊機”。比如説“卓越”不讀[zhuō]，而讀[zhuó]；“咆哮”不讀“哮[xiāo]”，讀“哮[xiào]”了；“馴服”不讀“[xún]服”，讀“[xùn]服”了。變的原因也很簡單：現實中大多數人怎麼讀，就改成怎麼讀。2016年修訂2011-2016年普通話審音委員會編成了《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修訂稿）》，總體原則就是“儘量簡單易懂，不給羣眾找麻煩”，按照民間調查，採用大家使用最多的！例如，安徽省有座文化名城叫“六安”，這“六”從古到今都要讀作[lù]，在最新版的審音表中，“六”統讀為[liù]了。“説服”以前一些人讀[shuìfú]，現在統讀為[shuō fú]。古詩“遠上寒山石徑斜”，最後一個字不再讀[xiá]那個古音了，統讀[xié]。 ^[19]  新華字典和現代漢語詞典1950年8月，國家出版總署組建新華辭書社，着手編寫《新華字典》，由錢玄同的學生、北大中文系主任魏建功主編。1953年出版的《新華字典》的注音體系和《國音字典》是一致的，在文白異讀上，較《國音字典》來説更注重口語音。1956年2月6日，國務院成立了中央推廣普通話工作委員會，發出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國務院指示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開始編纂《現代漢語詞典》，1978年由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現代漢語詞典》和《新華字典》，是繼三十年代《國語字典》之後最權威的現代漢語工具書。1956年普通話審音委員會成立，歷經八年編成了《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初稿》及“續編”、“三編”，1963年合併為《普通話異讀詞審音總表初稿》，奠定了普通話語音規範的基礎。1982年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重新組織成立普通話審音委員會，開展了第二次普通話審音工作，以《總表初稿》為基礎，形成了《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此表1985年12月由國家語委、國家教委、廣播電視部聯合發佈，是普通話語音的現行國家標準，是普通話推廣普及的基礎依據。2011年10月28日，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組建新一屆普通話審音委員會成立。

2022年11月，教育部、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發布《中小學生普通話水平測試等級標準及測試大綱》（試行）。該規範將於2022年12月15日起實施。 ^[26] 

經國務院批准，自1998年起，每年9月第三週為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週。

歷屆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週時間主題宣傳口號：

1、第一屆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週主題：無。時間：1998年9月13日-19日。

2、第二屆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週主題：“推廣普通話，迎接新世紀”。時間：1999年9月12日-18日。

3、第三屆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週主題：“推廣普通話，邁向新世紀”。時間：2000年9月10日-16日。

4、第四屆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週主題：“宣傳貫徹《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大力推廣普通話，促進語言文字規範化”。時間：2001年9月9日-15日。

5、第五屆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週主題：“宣傳貫徹《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大力推廣普通話，促進語言文字規範化，迎接黨的十六大召開”。時間：2002年9月15日-21日。

6、第六屆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週主題：“大力推廣普通話，齊心協力奔小康”。時間：2003年9月14日-20日。

7、第七屆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週主題：“普通話——情感的紐帶，溝通的橋樑”。時間：2004年9月12日-18日。

8、第八屆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週主題：“實現順暢交流，構建和諧社會”。時間：2005年9月11日-17日。

9、第九屆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週主題：“普通話——五十年推廣，新世紀普及”。時間：2006年9月10日-16日。

10、第十屆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週主題：“構建和諧語言生活，弘揚中華優秀文化”。時間：2007年9月9日-15日。

11、第十一屆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週主題：“構建和諧語言生活，營造共有精神家園”。時間：2008年9月14日-20日。

12、第十二屆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週主題：“熱愛祖國語言文字，構建和諧語言生活”。時間：2009年9月13日-19日。

13、第十三屆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週主題：“規範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時間：2010年9月12日-18日。

14、第十四屆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週主題：“提升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應用能力，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傳統”。時間：2011年9月11日-17日。

15、第十五屆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週主題：“大力推廣和規範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時間：2012年9月14日-20日。

16、第十六屆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週主題：“推廣普通話，共築中國夢”。時間：2013年9月11日-17日。 ^[29] 

17、第十七屆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週主題：“説好普通話，圓夢你我他”。時間：2014年9月15日-21日。

18、第十八屆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週主題：“依法推廣普通話，提升國家軟實力”。時間：2015年9月14日-20日。 ^[30] 

19、第十九屆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週主題：“大力推行和規範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時間：2016年9月8日-14日。 ^[31] 

20、第二十屆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週主題：“大力推廣和規範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自覺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時間：2017年9月11日-17日。 ^[32] 

21、第二十一屆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週主題：“説好普通話，邁進新時代”。時間：2018年9月10日-16日。 ^[33] 

22、第二十二屆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週主題：“普通話誦七十華誕，規範字書愛國情懷”。時間：2019年9月16日-22日。 ^[34] 

23、第二十三屆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週主題：“同講普通話，攜手進小康”。時間：2020年9月14日-20日。

24、第二十四屆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週主題：“普通話誦百年偉業，規範字寫時代新篇”。時間：2021年9月12日-18日。 ^[35] 

25、第二十五屆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週主題：“推廣普通話，喜迎二十大”。時間：2022年9月12日-18日。 ^[36] 

26、第二十六屆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週主題：“推廣普通話，奮進新徵程”。時間：2023年9月11日-17日。 ^[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