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文通

光緒二十年（1894年）農曆九月十八日，蒙文通出生於四川鹽亭縣石牛廟楊家溝， ^[33]  他的曾祖蒙德馨與其弟蒙德明經商致富後，在祖居之地修築學堂，聘請境內學問人品俱佳之士授課，像這種公開辦學的方式，在鹽亭實屬首創，此舉也為當地積澱了一定的文化底藴。到清光緒年間，蒙文通的伯父蒙裁成和父親蒙亮成，經府、縣歲科兩試，成績優秀，考中廩生。蒙裁成更是晚清、民國時期的名儒，與蒲伯英、羅綸、張瀾、胡嶸、彭蘭村等一起發起了著名的“四川保路運動”，為辛亥革命的先聲。蒙文通就是在這種書香世家出生。

蒙文通自幼聰穎，博聞強識，“五經四書諸子之文，至老尤能成誦” ^[5]  ，五歲時就進入私塾讀書。13歲時跟隨伯父蒙公甫來到省城成都定居，入成都高等小學堂學習。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四川高等學堂分設附屬中學。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蒙文通入四川高等學堂分設的中學丙班學習，蒙文通在中學期間的同學有曾琦、周太玄、魏時珍等，到宣統二年（1910年）時，郭沫若也轉到蒙文通所在的丙班學習。在中學期間，蒙文通先後研習了《書目答問》《四庫提要》《説文》等書，為以後經學的學習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宣統三年（1911年），蒙文通入四川存古學堂學習。 ^[29]  民國成立之後，四川存古學堂改名為國學館，後與遷入的國學院合併成立四川國學院。蒙文通在四川國學院學習期間，頗得名師指點，其師有近代經學大師廖平、劉師培，二人對於經學的造詣非常深，但他們兩人對於今古文的觀點頗有些不同，乃至夙夕爭論。

民國五年（1916年），蒙文通在四川國學學校學習期滿，畢業返鄉。民國八年（1919年），蒙文通至成都任教，任省立聯中國文教師。民國十年（1921年）下半年任重慶聯中國文教師。 ^[30]  民國十一年（1922年），蒙文通成《經學導言》一書，此書雖然與廖平的主張相忤，但是廖氏看後不僅沒有不高興，反而大大的讚賞了一番。

民國十二年（1923年），蒙文通走訪吳越，考察同治、光緒以來經學流變，後因章太炎、康有為今古文之爭思緒繁雜，蒙文通於是入南京支那內學院試學班，向佛學大師歐陽竟無學習佛學。在支那內學院院刊《內學》的創刊號上，他發佈《中國禪學考》《唯識新羅學》兩文，獲得廣泛讚譽。《中國禪學考》對禪宗傳統的“西天二十八祖”説率先提出了質疑；《唯識新羅學》指出，玄奘大師從印度傳來的唯識學，不囿於窺基一宗，對玄奘門下圓測（新羅王之孫）一系闡發幽微，得到佛學大家歐陽竟無的激賞。

民國十三年（1924年），蒙文通返回重慶，執教於重慶第二女子師範學校，後由重慶返回成都，任教於成都佛學院。

民國十六年（1927年），蒙文通撰成成名之作《古史甄微》，提出了中國上古民族可以分為江漢、海岱、河洛三系，其部落、姓氏、居處地域皆各不同，其經濟文化各具特徵的學説。後相繼寫成《經學抉原》《天問本事》，遂教授於成都大學、成都師範大學、成都國學院等。其後又以《經學抉原》一書，進一步從學術文化的角度豐富和完善了此説。“三系學説”和當時《古史辨》學派的觀點迥異其趣，但就其對學術界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而言，實可以與之媲美。 ^[8] 

民國十八年（1929年），蒙文通前往南京任教於中央大學歷史系，他的《古史甄微》《經學抉原》等著作就在這個時期發表在南京的《史學雜誌》上。民國十九年（1930年），蒙文通返蜀，任教於成都大學，後四川省政府主席劉文輝宣佈要合併成都大學、成都師範大學和公立四川大學，在三大學的基礎上成立國立四川大學，蒙文通不滿於四川軍閥強制裁併各大學的舉措，於是憤然辭職，與李源澄、盧前等遠去開封任教於河南大學。在河南大學蒙文通也只執教了一年的時間，就與河南大學解除聘約前往北平執教於北京大學。在河南大學任教期間，蒙文通的興趣轉向先秦史，作《天問本事》發表在了《河南日報》上。 ^[8]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湯用彤推薦蒙文通前往北京大學任教，在北大期間，他主講《周秦民族與思想》，考察先秦戎狄在華夏縱橫的足跡，先後寫成了《犬戎東侵考》《秦為戎族考》《赤狄、白狄東侵考》，後受顧頡剛之託，刊載於顧所創辦的《禹貢》半月刊上。《周秦民族與思想》後經整理成為《周秦民族史》一書，建國後改名為《周秦少數民族研究》，於1958年整理出版。後蒙文通在北大所講改為魏晉南北朝史，直至他在北大執教生涯的結束。離開北大之後，顧頡剛把他推薦到了天津的河北女子師範學院教書，直到抗日戰爭爆發後，蒙文通才離開天津返回四川。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蒙文通任教於四川大學歷史系，《中國史學史》一書初步完成，並將其中的幾個章節分別題為《周代學術發展之三時段》《墨學之流派及其原始》《尚書之傳寫與體例》發表在了《重光雜誌》上，蒙默在《中國史學史》序中説：“先君文通公於上世紀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執教於國內各大高校講授‘中國史學史’一課之講義，其基本部分撰於一九三八年任教成都國立四川大學時” ^[9]  。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四川大學西遷峨眉山報國寺，蒙文通也跟隨着到了峨眉，這一年錢穆聘的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也遷至峨眉，故二人在此時期往來頗為頻繁。

民國三十年（1941年），蒙文通受聘為四川省立圖書館的館長。此間，他大量蒐集古書、古本和一些四川鄉賢的遺著，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古籍資料。與此同時，蒙文通輯校出了大量散佚的古籍古本，如李榮的《老子注》、嚴君平的《道德指歸論》、王安石的《老子注》，陳景元的《老》《莊》二注，又校正張清夜《陰符發秘》，王弼的《老子注》等等，總計十餘種。而最令蒙文通高興的事情是他從《道藏》中整理出了唐初成玄英的《老子義疏》，成《疏》散佚已久，但後世道家著作當中卻多有引用，例如強思齊的《道德真經玄德纂書》、顧歡的《道德真經註疏》等著作中都引用了成《疏》觀點，蒙文通就根據這些書加以整理、比較，最後基本恢復了《老子義疏》。

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四川大學遷回成都，蒙文通繼續兼任四川大學的教授。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蒙文通與學校不睦，故在暑期以後，就沒有接到四川大學的續聘，雖然沒有接到續聘，但是有意思的是蒙文通還是照樣的去上課，“他説你不聘我是你四川大學的事，我是四川人，不能不教四川子弟。學生照樣去上課，學校拿他沒有辦法。” ^[10]  下半年的時候，四川大學的校長黃季陸親自來家聘請，蒙文通於是繼續在四川大學任教。在這期間，直到建國，蒙文通的主要精力都在對道教的研究，前後完成有關於道教的研究著作十餘部。

1949年4月，蒙文通辭四川省圖書館館長一職，專任華西大學和四川大學教授。及至中國高等院校1952年院系調整後，院校調整，華西大學哲史系併入四川大學歷史系，由此蒙文通專任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建國之後，蒙文通擔任川大教授的同時，還兼任了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一所的研究員、學術委員會委員。 ^[34] 

1958年，蒙文通在四川大學遭到批判。在這一段時期裏，蒙文通寫出了多篇論文，《漢唐之間蜀境民族之遷徙與户口升降》《從民族和地理論諸葛亮南征》《略論四川二千年間各地發展先後》《二顧校<華陽國志>跋》《四川古代交通線路考略》《再釋<周頌>之主伯、亞旅、強以》等論文，此時的形勢愈加緊張，四川大學歷史系內的批判風潮越來越強烈，一些教師與學生共同編寫教材和集體科研工作，而蒙文通的學術研究則自始至終保持着獨立性。

蒙文通晚年把研究重點轉向西南民族史和地方史的研究。1964年，越南河內綜合大學某君函叩越史疑義，蒙文通感嘆近代以來論越史著作多有舛錯，或主揚子江以南盡皆越地，或以駱越擁有廣西之一部，或主甌、駱為一國，或以越裳在江西省等，謬誤之多，流傳之廣，讓人不禁嘆息，由此蒙文通不禁有了想寫越史的想法。

1964年，蒙文通已過古稀之年，仍然筆耕不輟，蒐集材料，開始了越史的寫作。“從64年開始搞的（撰寫《越史叢考》），一直到68年5月份基本完成的。他白天要到繫上來學習……有時候就把書帶也帶到那兒去看，帶到那兒去寫”。 ^[11] 

1968年6月， ^[37]  蒙文通撰完《越史叢考》的初稿後便與世長逝，享年七十四歲。長眠于山清水秀的長松寺公墓。 ^[12] 

蒙文通治佛學，發源於中國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期的今古文的大論戰。民國七年（1918年）蒙文通從四川存古學堂畢業後，返回家鄉鹽亭以辦私塾為生，繼續在破廟裏從事經史研究，長達三年之久。五四運動以後，中國掀起一場新興的文化革命。以魯迅、陳獨秀等為代表的新文化干將與吳宓、章士釗等學衡派發生激烈論戰。在這場莫衷一是的爭論中蒙文通難以取捨，便辭去重慶府聯中和重慶省立二女子師範學校的職務，“遊學於吳越之間，訪學於各大經史家門下，與章太炎論古今之流變，與歐陽竟無論佛典之影響”。在長期的遊學過程中，蒙文通仍難以在二者之間取捨，卻悟及佛學在中國思想中的深層的潛意識影響，蒙文通便停留在歐陽竟無所辦的“支那內學院”內，潛心研究佛學，從民國十二年（1923年）到民國十六年（1927年），長達四年之久。此期，蒙文通與湯用彤、熊十力、呂澄等朝夕相處，互相爭論，雖各論不一，相異甚大，甚至針鋒相對者亦有之，但這對蒙文通佛學研究益發登堂入室有極為重要的作用。 ^[12] 

蒙文通與易心瑩道長過從甚密，加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正統道藏》影印出版，蒙文通對於道教研究用功更勤。相比在佛教研究方面的成績，蒙文通在道教研究方面的貢獻更大，主要成就有二：首先，率先提出道教的“重玄學派”，蒙文通系統發掘、整理了六朝隋唐重玄道流，使得長期在中國思想史上晦暗不明的道教重玄學重見天日，充分展現了道教哲學的理論深度，在海內外產生極大影響，對於中國哲學史、思想史、宗教史研究的貢獻巨大。其次，蒙文通在道家道教古文獻輯軼、鈎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貢獻。特別是《道書輯校十種》（一、《老子》徵文；二、嚴君平《道德指歸論》佚文；三、晉唐《老子》古注四十家輯存；四、《老子》王弼本校記；五、輯校成玄英《道德經義疏》；六、輯校李榮《道德經注》；七、王介甫《老子注》佚文；八、校理陳景元《老子注》；九、重編陳景元《莊子注》；十、新校張清夜《陰符發秘》），享譽學界。蒙文通收集整理託名鳩摩羅什、僧肇的《老子》注，對於研究佛道關係研究、中國宗教思想史研究，尤其具有重要價值。

蒙文通在中國道教史研究中提出了“五階三變”之説：（一）道教漢魏始興，並提出“道教三源説”即太平道、天師道、神仙道共同構成道教的源頭；（二）魏晉玄風大盛，重要的道教徒無不注《老》解《莊》，道教理論大發展，道教的組織、教儀、經典亦日趨大備；（三）隋唐以降，道教受佛教影響，經歷兩變，第一變：“隋唐以還道教諸師，皆信輪迴之説，不以形軀即身成道為旨要，以不生不死言長生。此為羅什注《老》以來，道家之一變”；（四）第二變：“道家以三一（精氣神）為宗，而歸於神與道合，神與道合則不生不死，此餘所知於唐、宋道家之説也。隋、唐道士所取於佛法者，為羅什以來之般若宗，司馬子微（司馬承禎）後逮於兩宋，道家所取於佛法者為智者之天台宗。不言白日飛昇，為隋唐道教之一變。”（五）宋代道教內丹學説全面取代外丹學説，這是道教的第三變，“宋之道教，凡鍾呂傳道所謂，實近於陳圖南之傳，遠紹子微，而經籙外丹之説以衰，此道教之又一變也。”

蒙文通的“五階三變”之説，對中國道教史進行了高度的凝練和概括，特別對於研究道教歷史關鍵性轉折時期，給予了很好的提示，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鑑參考價值。

在經史文學上，蒙文通早在四川存古學堂便顯示出深厚的根基。蒙文通於民國三年（1914年）所著的《孔氏古文説》，筆觸深入舊史與六經的根基，由此辨其差別進而解開以後學者在二者上爭論的癥結。蒙文通獨特的見地深得其師廖平的讚譽。之後，蒙文通又相繼撰述《近二十年漢學之平議》《經學抉源》《天問本身》《周秦民族史》《中國史學史》《考古甄微》《儒家政治思想之發展》《墨學之流變及其原理》等專論。 ^[12] 

對於經史，蒙文通一向視之為歷史的經緯，二者與文學互相交疊共同組成歷史的洪流。他的著述論證也常以經治史，以史注經二者相互疊交，相互出人而輝映成趣。1968年蒙文通所著的《越史叢考》一書即詳細引用一百三十餘種古文獻資料，有經有史，經史互證。文章從十二個角度探究越南的起源、發展、擴張、衰弱的過程，論證謹嚴，資料詳實，極具説服力。20世紀80年代初期，越南當局授意其國內學者著《越南古代史》，以期為侵略中國尋找輿論藉口。1984年，中華書局將蒙文通所著《越史叢考》資料整理出版，《越南古代史》一書產生的輿論效果由此而消失。 ^[12] 

蒙文通最重要的史學思想是“通觀達識，明其流變”，認為歷史是發展變化的，史學家的任務，在於指出歷史變化的痕跡，揭示發展的原因。在實踐上蒙文通注重從社會經濟史的研究中去探索歷史發展的原因。《中國曆代農產量的擴大和賦役制度及學術思想的演變》一文，就是“史以明變”觀點的代表作。蒙文通晚年致力於民族史和地方史的研究，提出崑崙宜為上古一文化中心説，認為巴蜀文化當系自西東漸，楚文化也頗受巴蜀文化影響，山海經就是巴蜀楚上古文化產品的著名學術觀點。作為史學家，蒙文通懷着維護中華民族崇高利益的責任感，用他生命的最後四年時間，寫成了一部考論古代百越民族史的專著《越史叢考》。這是一部充溢着愛國精神的書，它的成就標誌着中國古民族史研究的新水平。此外，還有《古地甄微》《儒學五論》《道書輯校十種》《巴蜀古史論述》《先秦少數民族研究》等專著和學術論文數十篇。他在古代歷史、古代地理、古代民族、古代學術、古代宗教等很多領域都給後人留下了十分豐碩的成果。此外還有數十萬字遺稿尚待整理刊佈。 ^[12] 

蒙文通《古史甄微》由學術文化入手考察中國上古民族（部族）及其文化，引入了區系文化的類型學原理。它有如下幾個特點：

第一，蒙文通不同意清季經學上仍然主張“六經皆史”與“託古改制”的兩派對於古史的衡斷，認為二者皆“未可以上窮古史之變”，因而推論傳説的“古學”有齊魯、三晉、荊楚三方的分別。

第二，由三方學術之不同而逆推上古，自然得出“古民族顯有三系之分”的結論。這既是《古史甄微》全部論證的主題，也是蒙文通發明古史的核心觀點。他以地域分佈稱此三係為“江漢民族”、“河洛民族”、“海岱民族”，又以傳説的“炎帝”、“黃帝”、“泰帝”（太昊伏羲氏）之名而姑且分稱三係為“炎族”、“黃族”、“泰族”。他認為三族淵源不同，泰族祖居東方濱海地區（主要是渤海灣沿岸），黃族出於西北，炎族則在南方。三族之中，以風姓的泰族為最古，“中國大陸，古代人跡始居之地，可考見者即在九河（古代黃河在今河北境內的下游流域）”，而“上世華族聚居偏在東北”，白山黑水之間實為漢族之故居。

第三，三族在上古時代更互為王，亦以泰族的興起為最早。作者指出，“遂古之王者，多在東方沿海一帶”；“風姓之族先於炎、黃二族居於中國，當即為中國舊來土著之民，自東而西，九州之土，皆其所長（君長）”；“及其後世，炎族起於西南，黃族起於西北，而風姓之國，夷滅殆盡”。炎族文化較樸陋，而其建國又早於黃族。“五帝”各傳數十世，或數百千年，至夏代始歸於和睦。

第四，上古“中國之中心，前後有三，以次自東北而西南”：始在魯、衞故地（今魯西南至豫東北地區），後移於三河（伊、洛、黃河交匯地區），再後乃移於三輔（今陝西中部地區）。以“五嶽”言之，古人最早以泰山為天下之中者，即是都魯、衞之事；後以嵩山為天下之中者，則為都河、洛之事；再後以華山為天下之中者，乃為周人都豐、鎬之事。此即“我華族自東而西”，亦即“漢族自東而西之跡”。

第五，三族文化有不同的特色：泰族兼營耕牧漁獵，因出入於海上而“富於研究思考”，“長於科學、哲學”，凡禮、樂、兵器、律呂、算法、醫術乃至政令、圖典、文字皆創自泰族，其族“儼然一東方之希臘”；黃族為遊牧民族，故“強武而優於政治組織”，“長於立法度、制器用”，凡實用器物皆自黃帝始創，“頗似羅馬”；炎族尚耕稼，一向“缺乏政治組織”，然“皆率神農之教”，又“崇幽靈、信鬼神”，“長於明妖祥、崇宗教”，故其俗“放曠浪漫”，“頗似印度”。中國文化即為三族所共建，而有先後主次之別，故謂“泰族者中國文明之泉源，炎、黃二族繼起而增華之”，早期開化的大體過程是“起於渤海，盛於岱宗，光大於三河”。 ^[3] 

蒙文通劃分中國上古民族為三系的創説，有着多方面的意義。其一，他力主中國上古文化的發展大勢是自東而西，明顯是對晚清以來曾經甚囂塵上的中國早期文明由外域輸入並自西而東傳播的“西來説”（蒙文通稱之為“中國民族西元論”）的強力反撥，並完全摒棄了此説背後所隱藏的外域文化中心論和中國古文化後進論的觀念。其二，徹底解散傳説的“三皇五帝”皆以祖孫親統一系相傳的古史架構，對以往過分強調華夏文化以中原為中心向周邊擴散的傳統觀點也提出了挑戰。其三，首次應用區系類型學的原理和方法研討中國古史、古文化，強調上古部族、地域、文化三位一體的分佈格局，對這一研究形式的建立有創始之功。 ^[3] 

蒙文通在南方民族方面的重大貢獻之一，是在《百越民族考》一文中，正確地指出“百越非止一族之義”，越“用為南方民族泛稱，亦猶胡之用為北方民族之泛稱也。”蒙文通又根據方言及習俗之不同，將百越民族分為吳越（包括東甌，閩越）、南越、西甌、雒越四種。其中吳越、東甌、閩越傳説相同，語言相通，風俗相近，應屬於同族。專義的越族，即指此而言。南越、西甌為椎髻之民，與上述斷髮文身之越族不同，但二者之間語言又有區別，故並非同族。至於雒越，則更是言語各異，項髻徒跣，蒙文通認為他們與雲南晉寧石寨山文化之民族為同類。這一系列的論斷，將南方民族史的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是非常準確的。 ^[16] 

至於居住在今廣西西部的西甌，情況則更為明顯。考古發現已完全證明他們根本與越族無關。這裏基本上不出印紋陶，青銅器中的一字格劍，牛角狀銅鐘均是石寨山文化中之特徵器物。分佈在這一區域的銅鼓身分三段，胴部突出，束腰侈足，其類型與廣東、廣西東部所出銅鼓不同而與石寨山墓地所出者一致。所以，從物質文化上來看，這民族絕非越人，而是與石寨山文化之創造者滇人關係密切之民族，應屬南方的濮僚系統。 ^[16] 

蒙文通以楚文化為南系文化的代表。在此啓發下，童恩正於1984年寫了《從出土文物看楚文化與南方諸民族的關係》，探討了楚文化與濮僚系統、苗蠻系統、越族系統、戎族系統的關係，結果發現了大量的楚文化與這些民族的文化互相影響，互相滲透的痕跡，從而再一次證明了蒙文通的遠見卓識。特別是其中的戎族是北方民族，一般人不大注意他們在南方活動的痕跡，而蒙文通在《周秦少數民族研究》中，卻專門寫了一節"戎入汝漢江淮"，探討了瓜州允姓之戎（陸渾戎），戎曼子（茅戎）等南遷史實，剔軼鈎沉，用功至深。在《百濮南徙》一節中，蒙文通根據《左傳·文公十六年》“楚大飢。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南，至於陽邱。”的記載，推測楚除了與北方伊洛諸戎有接觸外，其西南、東南亦有戎人。此種戎人的文化，在考古學上舊稱鄂爾多斯文化，或亦與"狄"文化一起泛稱北方草原文化。童恩正在楚人的墓葬發現的青銅器不見於殷周銅器，而與草原文化有相似點，足以證明蒙文通據文獻記載頗與考古結果吻合。 ^[16] 

蒙文通在經學研究方面，繼承了廖平以禮制平分今古、尊今抑古的思想，並積極闡發師説，擴大廖平經學的影響。 ^[14]  歷史上，漢代的經學分為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近代著名今文經學家廖平首倡以“禮制”的不同來區分今古學，他的經學是經學史上的高峯。蒙文通作為廖平的學生，不只是繼承了廖平的學説，更重要的是進行了修正、發揮和發展。

廖平對今文學主要是以地域分派，對古文學主要是以典籍分派，他的劃分是不夠科學和規範的。為此，蒙文通修正了廖平區分今古學派別的説法。蒙文通認為，在古文學的組成中晉學佔了大部分，此外還有壁中書和流傳於民間的學問。蒙文通指出：《六藝》是魯人之學，《穀梁》是魯學，魯學是《六經》的正宗，是孔子學説的嫡派，是謹守舊義的、謹守師傳的、純正的儒學。《伏生尚書》《夏侯尚書》《田何易》《梁丘易》《魯詩》《後氏禮》都是魯學。

在蒙文通看來，漢武帝獨尊的儒學，不是真正的儒學，已經是變了味的了。這種儒學拋棄了儒家的理想和孔子學説的真諦。傳授儒家真正理想的的人是有生命危險的，他們只能進入秘密狀態進行傳播，於是就形成了漢代的緯書之學。但是，今文學的傳播並沒有絕跡，儒家的“微言大義”逐漸由秘傳轉入到了躬行實踐，今文學的《齊詩》和京房《易傳》中講的“革命”思想進入了道教，成為黃巾起義的指導思想了。

蒙文通對今文經學研究的最大貢獻是：他把今文學的主要制度歸納為五種，並且詳盡地進行了分析，深刻地揭示了今文學思想的實質和意義。蒙文通認為，漢代今文學有內學和外學之分，內學中藴含着儒家的“微言大義”，外學不但背叛了今文學的革命思想，也不研究“禮制”，對禮儀制度是“幽冥而莫知其源”，陷入了“分析文字，煩言碎辭”的煩瑣哲學之中，這種學風在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極壞的影響。蒙文通沒有走康有為的路子，而是沿着廖平的學術方向往前走，他着重去分析今文學的理想制度，通過其理想制度的分析來揭示今文學思想的革命性和進步性，從而大大豐富了今文學思想的內涵。 ^[12] 

蒙文通認為，對今文學影響最大的是墨家和法家。首先，今文學家的進步思想深受墨家思想的影響，其影響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今文學家的“平等思想”來源於墨家；今文學家理想制度的的中心“明堂”，也來源於墨家；今文學家吸取墨家最顯著的是《禮運》中的大同説；“素王”説導源於墨家；《孝經》思想也來源於墨家。其次，蒙文通還認為，漢代今文學還吸收了法家的思想。就是説，今文學家吸收了法家反對“世襲貴族”的思想，因為世襲制度是與“一律平等“的思想相對立的；其次，還吸收了法家“大一統”、“尊王”等方面的思想。 ^[12] 

所以，在蒙文通看來，由於今文學經過吸取了各家的思想，發展和總結了先秦儒家和諸子的思想，其中最顯著的是吸收了墨家和法家的思想；在創樹理論時，重視制度，詳於制度。因而使今文學的思想更豐富、更宏大、更全面、更具體，從而適應了當時社會歷史的要求，滿足當時統治者的需要。這不僅有其歷史發展的必然，也有其內在的邏輯依據。從上可以看出，蒙文通在繼承廖平經學的基礎上，對之進行了“修正”，有所發展，有自己“獨立”於廖平的東西，這些“修正”和“獨立”的部分，就是蒙文通對今文經學研究所做出的貢獻。 ^[12] 

蒙文通在研治經學中，進而研究宋學特別是理學。他認為，從宋明理學可以探究“儒家思想之本根” ^[24]  蒙文通所學雖至廣博，並不專攻理學，但自稱“諸學中自得之深者厥惟理學” ^[25]  他直接論述理學的著作主要集中在《儒家哲學思想之發展·後論》《理學札記》《理學札記補遺》及分別於1952年、1963年寫給張表方、酈衡叔、洪廷彥的三封書信中。他的理學思想的形成，如同其經學思想一樣，幾度變化。他自述道：“文通年少時，服膺宋明人學，三十始大有所疑，不得解則走而之四方，求之師友，無所得也，遂復棄去，唯於經史之學究心；然於宋明人之得者，終未釋於懷。年四十時，乃知朱子、陽明之所蔽端在論理氣之有所不徹：曰格物窮理，曰滿街堯舜，實即同於一義之未澈而各走一端。既知其病之所在也，而究不知所以易之。年五十始於象山（陸九淵）之言有所省，而稍知所以救其失，於是作《儒學五論》，於《儒家哲學思想之發展》一文篇末《後論》中略言之。自爾以後，又十年矣，於宋明之確然未是者，積思之久，於陳乾初之説得之，於馬列之説證之。” ^[26]  由年少時的“服膺”到三十歲時的“有所疑”，進而於四十歲時“知”其弊，到五十歲時則“稍知”如何“救其失”，之後又漸漸認可並“獨契”於陳確的學説，繼而在“解放後一二年來，研讀馬列著作，於列寧哲學尤為服膺”。 ^[26]  “於馬列之説證之”。可以説，蒙文通於宋明理學是“究心”於一生。 ^[24] 

蒙文通研治理學的態度和方法很特別。作為博通儒、釋、道的學者，蒙文通卻稱“獨以理學最為難學”。“嘗謂宋明儒書，草草看去，字字認得，但其道理卻常體會不得；蓋以其非僅聞見之知，而更為德性之知，須於事上磨鍊、心上磨鍊；非深自體會省察，不能有得也。” ^[19] 

蒙文通認為，宋明儒書並非只是描述人的感官與外界事物相接觸（物交物）而得到的知識（即聞見之知），而是藴含深刻的道德修養的認識（即德性之知），這需要通過人的認真體會，才能理解其含義與思想，才會有收穫。他認為，“讀宋、明理學書，不能當作是學知識，而要當作是學道理，讀時應順着書中所説去體會其道理，要在能懂，不可求快。” ^[23]  從“自少年時服膺宋明人學”，到“晚歲乃獨契於陳乾初”，蒙文通嘗説“自家這點認識，皆從心思極苦中來”，“雖不專攻理學，而於宋明儒書數十年中讀之實未嘗稍間歲月也。” ^[19]  蒙文通認為學習理學既要深信，又要大疑，疑不是否定，信也非迷信。正是因為他的“持之以恆”，他的“信而疑”，正是因為他“讀宋明書，悉優遊涵泳，反覆嚼咀，於其義之未得者，輒精思苦索，忘廢寢食，不貴其多或速”。 ^[19]  才會有“平生於理學之大有進境者三”。 ^[19]  也許正如他的堂弟蒙季甫所説“先兄治經，主張‘經世致用’” ^[21]  ，正如其哲嗣蒙墨教授所認為的“默唸理學乃先君生平抱負之業”。 ^[19] 

蒙文通研究理學的角度也值得借鑑。他不贊成其師廖平“嚴分經史”的觀點，而主張經、史貫通。既然“傳統史學，本於儒家” ^[20]  ，他將治經的方法和成果納入史學研究，同時也將史學研究的經驗融入治經的過程，因而經、史相得益彰。如：考據這種方法，無論在經學發展過程中，還是在史學演進途中，其作用都是決不可忽視的。有人把它歸為經學，有人歸之於史學。蒙文通則認為：“考據是工具學問，經、史都用得着，但它卻不是經學或史學。” ^[22]  在研治宋明理學時，蒙文通將理學研究與宋史研究結合起來，如：研究唐宋之際的社會變革，考察宋代的經濟發展狀況，辨析王安石變法（他稱為“熙豐變法”）等等，同時也兼顧對宋學的其他學派，如王安石新學、三蘇蜀學、浙東的婺學等學派進行研究，做到“上下四方、前後左右”的縱橫比較考察研究，以便從多個角度與側面體現它們的聯繫，使人對宋明理學有一個更為清楚、全面的認識。

蒙文通一生治經史之學，著作頗豐，但他曾告訴兒子蒙默，自己學問最深處，恰恰是不著一字的宋明理學。“理學不是拿來講的，是拿來躬身實踐的。”四川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蒙默，能一字不差地回憶起父親的原話。

蒙默説，父親指導研究生，上來先是兩句話。第一句引陸象山言：“我這裏縱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第二句是他自己的信條：“一個心術不正的人，做學問不可能有什麼大成就。” ^[1] 

蒙文通以教書為業，卻曾兩次遭遇未被大學續聘的尷尬。一次是20世紀30年代在北京大學。他在歷史系任教年餘，卻始終未去文學院院長胡適家拜訪過一次，因而被同事錢穆稱為“此亦稀有之事也”。據説此事弄得胡適難堪，以致置北大隋唐史無人授課一事於不顧，也不再續聘蒙文通。而蒙文通也處之泰然，仍我行我素，後轉至天津一女師任教，與“領導”交往依然如故。 ^[1] 

另一次是20世紀40年代在四川大學，由於學閥玩弄手腕，蒙文通未被文學院續聘。但一干學生傾倒於他的學識，請求他繼續授課。他説：“我可以不拿錢，但我是四川人，不能不教四川子弟。”於是讓願意上課的學生到自己家裏，繼續傳授。 ^[1] 

曾經有川大學生回憶蒙文通：“蒙文通身材不高，體態豐盈，美髯垂胸，兩眼炯炯有神，持一根二尺來長的葉子煙杆，滿面笑容，從容瀟灑地走上講台，大有學者、長者、尊者之風。”

他講課有兩個特點，第一是不帶講稿，有時僅攜一紙數十字的提要放在講台上，但從來不看，遇風吹走了也不管；第二是不理會下課鐘，聽而不聞，照講不誤，每每等到下堂課的教師到了教室門口，才哈哈大笑而去。

他的考試也頗有趣味，不是蒙文通出題考學生，而是由學生出題問蒙文通，往往考生的題目一出口，蒙文通就能知道學生的學識程度。如學生的題目出得好，蒙文通總是大笑不已，然後點燃葉子煙猛吸一口，開始詳加評論。考場不在教室，而在川大旁邊望江樓公園竹叢中的茶鋪裏，學生按指定分組去品茗應試，由蒙文通掏錢招待吃茶。

蒙文通曾對蒙默講，自己對問學者知無不言，就像鍾，“大叩之則大鳴，小叩之則小鳴”。他的學生常晚上登門問學，他總是熱情接待，有問必答，侃侃而談。夜深，學生告辭，他常不準走，令再談一陣，等他燃過兩根抽水煙的紙捻後才放行。 ^[1] 

若白天登門問學，他多半邀對方去家隔壁的茶館，一邊吃茶，一邊講學，一邊操着帶些鹽亭土腔的四川話得意地説：“你在茶館裏頭聽到我講的，在課堂上不一定聽得到喔。” ^[1] 

蒙文通愛聽川戲，戲園子裏好多人都認識這位“蒙文通”。他又好酒，據蒙默説，父親喝黃酒至少有一兩斤的量。許多學者都曾慕名到成都拜訪蒙文通，交往過後，他們往往發出這樣的感嘆：“讀蒙文通的書，以為只是一個恂恂儒者，沒想到蒙文通還這麼豪邁。” ^[1] 

廖平，今文經學大師。

劉師培，古文經學大師。

歐陽竟無，佛學大師。

蒙文通在北京大學任教期間也結識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當時與蒙文通關係較好的有湯用彤、錢穆、熊十力、林宰平、顧頡剛等等。蒙文通與湯用彤、錢穆的關係尤為密切，被時人稱為“歲寒三友”。 ^[8] 

吳天墀， ^[1]  著名西夏學家。

胡昭曦，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39] 

朱瑞熙，上海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38] 

曾祖：蒙德馨，經商致富。 ^[4] 

伯父：蒙裁成，號公甫，晚清、民國時期的名儒。 ^[4] 

父親：蒙亮成，中廩生。 ^[4] 

妻子：馬蕭，鹽亭縣城人，1916年結婚。 ^[30] 

堂弟：蒙季甫 ^[35] 

長女：蒙紹章，1917年生，小字藝生。 ^[30] 

長子：蒙仲，1919年生，小字容生。 ^[30] 

次女：蒙紹魯，1921年生，小字渝生。 ^[30] 

次子：蒙默， ^[1]  1926年生，小字惕生。 ^[31] 

三子：蒙敏，1927年生，小字果生。 ^[31] 

三女：蒙穆，1935年生，小字燕生。 ^[32] 

《蒙文通文集》共六集，由巴蜀書社出版。該文集以類分卷，分別為《古學甄微》《古族甄微》《經學抉原》《古地甄微》《古史甄微》《道書輯校十種》，收錄近百篇（部）著作，共約230多萬字。 ^[27] 

2004年10月23日至24日，由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主辦，四川大學研究生院、四川師範大學歷史系、成都市博物館、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七家單位協會的“蒙文通先生誕辰110週年紀念暨學術討論會”在四川大學舉行。近100多來自全國20多家單位的專家、學者提供了53篇論文。 ^[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