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平

咸豐二年（1852年）二月初九日亥時，廖平在四川省直隸資州井研縣青陽鄉鹽井灣出生。 ^[9]  大約七歲時，廖平開始上學。最先的塾師是向春廷，地點在鹽井灣的萬壽宮，約二年時間。同治元年至三年（1860年—1864年），又在鹽井灣的禹帝宮和小黃衝兩地，分別受業胡龍田、曾志春。 ^{[14]  [37]} 

自同治四年（1865年）到同治十年（1871年），廖平先後在午鳳山、黃連橋、高屋基，受業於鍾靈。在曾志春門下學習時，因私塾設在中醫先生廖榮高家中，廖平又同時向廖榮高學習過中醫。 ^[14] 

同治十三年（1874年），廖平參加院試，四川學政張之洞對他很為賞識，錄取為第一，補縣學生。 ^[12] 

光緒二年（1876年），廖平參加科試，大受張之洞賞識，被選調尊經書院學習。在進入尊經書院的頭幾年裏，廖平系統攻讀了《説文解字》《爾雅》等訓詁之書以及其他金石文字，覺得字字有意，遠勝唐宋文章，感到宋學空泛無實，不如文字訓詁之學，字字有意。於是從喜好宋學轉而博覽考據，將心得寫成《爾雅舍人注考》《六書説》《榮波既諸解》《上冠禮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解》等考據文章。 ^[12] 

張之洞離川后，治經《公羊》學的王闓運主講尊經書院。廖平經常向王闓運請業，漸受薰陶，又感到文字訓詁只不過是經學的枝葉糟粕，他又從博覽考據轉向專求大義。 ^[12] 

光緒五年（1879年），廖平中舉。 ^[12] 

光緒七年（1881年），廖平始注《穀梁春秋》，次年成《穀梁集解糾謬》二卷和《公羊何氏解詁十論》。持古文為周公所創，今文為孔子所創之説，分別兩家的異同。廖平認為，經今文學派尊崇孔子，主《王制》；經古文學派尊崇周公，主《周禮》，可“同治中國”。兩家之分歧，在於禮制，於是著《今古學考》二卷，嚴格區分古今之學。 ^[1] 

光緒十五年（1889年），廖平中進土，欽點湖北某縣知事，以母年老請改教職，任龍安府（治今平武縣）教諭。後歷署射洪縣訓導，綏定府（今達縣）教授、尊經書院襄校和嘉定九峯書院、資州藝風書院、安嶽鳳山書院院長等職。 ^[12]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廖平在與宋育仁楊道南吳之英等人在成都創辦《蜀學報》，宣傳變法維新思想。 ^[9]  維新運動失敗，世間廣傳康有為為廖平嫡傳弟子，粱啓超為廖平再傳弟子，尤其以康有為的“孔子改制之説”得廖平倡導。門人施煥自重慶迅急致書告知請他火速焚有關各書。廖平於是將新撰的《地球新義》稿本，付之一炬，隨之《蜀學報》也被焚燬。 ^[8]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嘉定士子於某指責廖平説經穿鑿附會，狀告到四川學政吳鬱生處，廖平被警告。 ^[8]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綏定府舉人劉仕智控訴廖平生活細故和所撰經學中的細枝末節，上狀給四川學政鄭沅，定廖平離經叛道之罪，廖平被參落職，革去安嶽縣教諭、綏定府學教授、綏定府中學堂總監之職。廖平離開綏定，先遣眷屬回井研，獨自一人羈留成都。 ^[8] 

宣統元年（1909年），四川學政趙啓霖指責廖平研經《三傳》同出子夏之説，穿鑿附會，荒誕離奇，強行頒佈文告，令各學堂不得延聘廖平講學，也不準廖平聚眾授徒。廖平只得離開。 ^[8] 

宣統三年（1911年），廖平擔任《鐵路月刊》主筆，鼓吹“破約保路”，支持四川保路運動。四川軍政府成立，受聘任樞密院院長，對於川中軍政多有謀略。後長四川國學院及任成都高等師範華西大學教授，授課之餘仍以治經為終生事業。 ^[12] 

民國二年（1913年），民國教育部欲統一國音，在北京建立讀音統一會，召集各省及蒙古、西藏等地和華僑代表出席。廖平及蔣言詩被推為四川代表。二月由成都赴京。從子師政隨行，至京住皮庫營四川會館。會中意見分歧極大，廖平未表達自己的觀點。 ^[9] 

民國八年（1919年），廖平在成都作四川國立專門學校校長。隨後患風濕麻痹症，右肢偏廢，從此，他言語困難，右手右足都痙攣，吃飯和行動必須有人伺候在身旁。但他仍堅持講學著作。 ^[12] 

民國十三年（1924年），廖平辭去校長任，繼而回井研。在廖平患中風後的歲月裏，他轉而習醫，有醫學著作20餘種。同時潛心研究經學，平安地度過了八年的鄉賢生活。 ^[12]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二月初九，廖平八十大壽，親朋故舊、弟子兒孫、道賀者絡繹不絕。筵席散後，廖平前往成都督促著作刻印之事。但因年高體弱，途中病發，隨行的兒子廖成勵等，馬上將他抬回井研，未及抵家，半途逝世於河坎場，享年八十一歲。 ^[1] 

《今古學考》從經學史的角度對今古經文學重新定案，其中猶以“平分今古”，是廖平經學初變時的重要經學思想。所謂“平分今古”，即依據漢代以前的文獻資料，着重追溯今古文學的歷史淵源，從而判定今古文學的主要差異在於：一主《周禮》，一主《王制》。廖平曾推斷“今文出於春秋時，古學成於戰國時”，並在《今古學流派表》中指出，今文經學上承魯學齊學韓學和緯學，其特點是師説“因地而異”。古文經學上承《周禮》《國語》《左傳》《孝經》諸學，其特點是各門都“緣經立説”。據此，廖平判定魯學為今學正宗，孔子弟子所得多屬孔子晚年學説，因以衣缽真傳自重。燕趙儒學為古學正宗，孔門弟子遂疑魯學偽託先師。 ^[6] 

《今古學考》的學術價值，還表現在對漢代今古兩大經學流派的梳理與分析較為通達。廖平以《孝經》《左傳》為古文經，《春秋》《轂梁》《公羊》為今文經，他否認《孝經》有今文經，《春秋》有古文經，指出《易》《詩》《書》有今古的區別，是後人附會所致，孔子並非有意識地劃分。又認為《論語》為今古相雜，並以大小戴《禮記》兩書篇日對照分類。他又確認《五經通義》《石渠論》《白虎通》《孔子集語》《史記》《漢書》等為“今多於古”，許慎的《五經異義》為“古多於今”，而鄭玄注《禮記》則“今古雜”。《爾雅》《急就章》《方言》系“今古同”。廖平崇尚今文，旨在證明今文經學的正統地位，為的是與古文經學爭孔子的真傳。《今古學考》雖系廖平討論今古經文學的經典之作，但並不能代表他完整的經學思想。 ^[6] 

繼《今古學考》之後，廖平又作《古學考》，由“平分今古”轉向“尊今抑古”。他以尊今者作為《知聖篇》闢古者作為《闢劉篇》。《知聖篇》《闢劉篇》在當時學界頗具影響，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與《孔子改制考》則在廖平的基礎上推演而成。如廖平《知聖篇》認為“惠戴挺出，獨標漢幟，收殘拾墜，零璧斷圭，頗近骨董家。名衍漢學，實則宗法莽歆，與西漢天涯地角，不可同日語”，這與《新學偽經考》攻擊劉歆王莽偽經所論相合。又認為“孔子受命改制，為生知，為素王，此經學微言，傳授大義，帝王見諸事實，孔子徒託空言，六藝即其典章制度，與今六部則例相同。素王一義，為六經之根株綱領”，這也正是康有為稱孔子為素王的託古改制話頭。 ^[6] 

廖平經學第二變實是以今文經學家的身份，來構建他的經學理論，而他的經學理論不是別的，乃是傳統的尊孔尊經理論。廖平經學第二變有兩個相互聯繫的基本觀點：一是尊今，即尊崇今文經學；一是抑古，即貶抑古文經學。尊今的代表作是《知聖篇》，認為《公羊》學的素王改制説是經學的微言大義所在，但漢代公羊家只講孔子為漢制，遠未窮盡孔子改制的義藴。他説孔子改制是垂萬世之定製，為中國立萬世法，只有這樣來理解素王改制説，才算懂得了“知聖”。抑古的代表作是《闢劉篇》，提出古文經學起源於劉歆作偽，西漢哀平之前並無古文今學之説，《史記》《漢書》關於衷平之前古文經學的材料，都是劉歆及弟子添竄的。 ^[12] 

廖平還相繼提出小統大統，以《春秋》為治中國之法，《周禮》為治全球之制；人學天學，以《春秋》為人學，《詩》《易》為天學；天人大小，以《禮》《春秋》《尚書》為人學三書，《詩》《易》《樂》為天學三經；又以五運六氣解《詩》《易》。 ^[6]  大統小統為第三變，人學天學為第四變，天人大小為第五變，五運六氣為第六變。所謂小統大統，是説孔子改制有兩種，一是適用方三千里的小九州的中國萬世法，以《春秋》為經，《王制》為傳；一是適用方三萬裏的大九州的全球萬世法，以《尚書》為經《周禮》為傳。所謂人學天學，是説孔子改制不惟有關於人的世界的法則，講六合以內的人事，見《春秋》《周禮》；又有講六合以外天的世界的法則，見《詩》《賜》，《詩》講神遊，靈魂遊於六合之外，《易》講形遊，形體遊於六合之外。天人大小不過是對小統大統説與人學天學的糅合。所謂五運六氣，本是《黃帝內經》中的理論，系醫經，廖平以此為孔門《詩》《易》師説。 ^[12] 

廖平經學的後來幾變，是將孔經與孔子從中國的神化推廣到全球，再從全球推廣到宇宙。究其精神實質而言，殊無可取。但是廖平在構建其經學理論時，取材又不限於經學。他是用今文經學的方法來建構理論的，而建構中不僅突破了今文經學的界限，同時還突破了整個經學的界限。古今中外，經傳諸子史冊，詩賦緯道佛堪輿術數，西方地理學天文學宗教等學説，都是廖平用來建構其理論的素材。因此，廖平經學理論與傳統經學有根本不同。 ^[6] 

廖平雖為今文經師，他卻與清代其他的今文學者不同，他從精研《轂梁》入手，繼而復研《公羊》。蒙文通《廖季平先生傳》指出：“湘綺言《春秋》以《公羊》，而先生治《轂梁》專謹，與湘綺稍異。其能白闢蹊徑，不入於常州者之流，殆亦在是。《轂梁》解經最密，是先生用力於《轂梁》最深，著《轂梁古義疏》《釋範》《起起轂梁廢疾》，依傳之例，以決範（寧）何（休）鄭（玄）氏之違失，而杜後來無窮之辨。植基堅厚，後復移之以治《公羊》《左傳》，皆迎刃而解。”這既是對廖平《轂梁》研究的評價，也是對廖平包括《今古學考》在內的經學史研究的充分肯定。 ^[6] 

廖平曾輯評醫書二十餘種，總題為《六譯館醫學叢書》。廖平校勘古醫籍頗精詳，對脈學傷寒有新見。廖平所著《傷寒雜病論古本》是據《諸病源侯論》《外台秘要》《千金要方》與《千金翼方》等醫書輯補而成，並詳加考證，力求恢復《傷寒論》的原貌，且闡述了他的獨到見解，並對前人輯錄《傷寒論》的工作進行了評價。廖平通過比較《外台》《千金要方》與《千金翼方》中的有關“傷寒”的內容，認為唐初《傷寒論》的古本原貌共十八卷。由於唐初孫思邈編撰《千金要方》時未能見到《傷寒論》古本的原貌全書，而僅僅見到的是零散條文，所以孫氏才在書中感概不矣：“江南諸師秘仲景要方不傳”，引以為憾。而後代學者卻據這十餘字斷章取義地認為，孫思邈當時撰書時並未曾見到張仲景《傷寒論》的原文，進而推斷出《傷寒論》原文在唐代就已經佚亡了。廖平對此做了詳細考證，他認為：“這十餘字乃記識語，上下不承”，即從《千金要方》中這句話的前後文來看，並不能確定這裏的“要方”究竟指代的是什麼，即“江南諸師秘仲景要方不傳”一句具有歧義，“要方”既可能是指張仲景所著的方書即《傷寒論》，也可能具體指的是張仲景所創制的“秘方”，廖平分析後認為是後者的可能性要大，並考證出“要方”者乃“膏散圓”“摩膏”等藥方。由於江南的醫師秘這些藥方而不傳之於後人，孫氏也不得見，致使這些藥方的內容從《傷寒論》原文中脱失了，因此，現在流傳於世的宋代趙開美翻刻的《傷寒論》中就沒有這些藥方的內容，但這些藥方卻又被其它方書中所收載，如《小品方》《醫心方》《醫門方》中。廖平對此論述甚詳，他提出了多種證據。 ^[11] 

廖平認為成無己在註解《傷寒論》時由於不知古人著書體例，徵引舊説不出姓名，使後人對《傷寒論》原文的理解出現了許多錯誤，即將別人的著述籠統地均歸為張仲景《傷寒論》的原文，從而使人不得窺見《傷寒論》唐古本的原貌。如，他在《傷寒雜病論古本》首卷“論四首”條下的案語説：“成本傷寒序例原本抄《千金》《外台》説論而成，考《外台》注有仲景原文二條，其引“陰陽大論”華佗叔和陳廩邱《範汪》《小品》《千金》《醫心》共八家一十六首，作者姓名甚明，成本於所有姓氏俱從刪削，使尊之者認為各條全出仲景，不信者則謂全出叔和，皆由成未悉著書體例，徵引舊説不出姓名，致讀者從茲迷惘也。” ^[11] 

由於近代學者言《傷寒論》喜歡附會於“運氣”學説，以解釋六經傳變並以此視其運氣而指導用藥。廖平經考證後，對此予以批駁。他説：“運氣”學説起於隋以後，《傷寒論》原文中並無有“五運六氣”説。他並且指出今所傳宋版《傷寒論》乃繫於趙開美翻鏤，其中並沒有運氣諸圖。故用“運氣”來穿鑿附會六經為無稽之談。綜上所述，廖平對《傷寒論》唐古本的研究成果對於研究《傷寒論》的版本流傳情況，對研究張仲景的辨證論治思想，尤其是廖平對《傷寒論》原貌的考證對古籍整理工作有着較大的借鑑價值，受到中醫學術界的重視。 ^[11] 

廖平少年時曾習醫，受業於井研名醫廖榮高，民國三年（1914年）後深入研究《內經》《傷寒論》等古典醫籍的整理與研究，以經學治醫，力主復古，從民國元年至七年（1912年—1918年）間，輯評醫學著述20餘種，合稱《六譯館醫學叢書》，計數百萬言，於脈學傷寒尤多新見。民國八年（1919年）後因病風痹，更加註重醫學，蒙文通謂“孰知先生之有功醫術，初不亞於經學。晚年所獲，固在醫而不在經學也”，其中有關醫經12種，重點對楊上善《太素》診法的古文經法內容本天人小大之説進行考釋評註補醫經學派充，對《內經》中多篇內容及《難經》進行整理發揮，《難經》不是秦越人所著，呂注亦出偽託，經晚而注先等。 ^[4] 

廖平一生，自從進士及第自請任教職以來，都以學術教育自任。他先後執教於井研來鳳書院，成都尊經書院，龍安府學，綏定府學，嘉定九峯書院，資州藝鳳書院，安嶽鳳山書院和四川省立高等專門學校。桃李滿天下，第子遍蜀中。如黃櫧、蒙文通、杜剛伯等知名經學和史學家，皆出於他的門下。 ^[12] 

廖平的教育思想是與他的經學、哲學、政治思想相聯繫和相適應的。他辦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培養他理想的治世之材。廖平十分重視教育的作用。他認為，政治是治理國家、處理行政事務的，而教育則是維繫人心、為國家政治眼務的，二者密不可分。他認為抓好了教育，辦好了學校，人材就能源源不斷地湧現。廖平早期以今文經學議政，提倡託古改制，他的經學理論與政治思想為變法改良作了理論準備。在教育思想上，一方面他既批判了封建舊學，宣傳學以致用，另一方面他又以孔經統率教學，鼓吹讀經教育。由於廖平一生從事教育事業，培養了大批學生，在教育領域，他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經驗，總結出不少符合人類認識發展規律的治學方法。 ^[32] 

廖平家貧苦，父母兄長節衣縮食供其讀書，因而極勤奮，夜晚常立於寺廟大殿中，借神燈照讀。無錢買書，常借讀借抄，甚至從廢紙中尋覓閲讀斷頁殘篇。廖平出身於貧困之家，其父曾為地主放牧牛羊，傭工度日，後靠賣茶水為生。廖平自小就參加勞動。一次為茶客沏茶，水污客人衣服，受到呵責，遂感羞恥，頗思自立。他欲讀書識字，但家中負擔不起學費，於是從河溝捉魚送給私塾先生為整，並告以自己的求學願望。先生認為孺子可教，遂得以從師就讀。廖平自知讀書機會來之不易，倍加珍惜，晝夜勤苦攻讀，曾夜立於廟中神燈下讀書。成年後，仍勤學不倦。經過潛心鑽研，學業猛進，終於自立成才。 ^[12] 

廖平就讀的私塾到晚一片黑暗，唯有私塾所在的廟裏的大殿上，有一盞供奉神像的油燈，半明不暗。每個晚上，廖平都藉助油燈昏暗的燈光讀書學習。有時甚至一讀就是一個通宵，小和尚晨起給油燈添油時，廖平才發覺天亮了。寒冷的冬天，大殿太冷，他就用棉被裹足，一手拿書，一手執香。香火只有一團亮光，要保持亮光，就得不斷地吹。廖平吹一口，看幾行。冬天下來，棉絮上滿是香灰所燒的小孔，千瘡百孔。 ^[14] 

學習時，廖平又很專注。有一次，他在寺院讀書，一和尚給他送來玉米餅，另有一碟糖。廖平一邊讀書，一邊吃餅，竟然把墨汁當作食糖沾來吃，也全然不知。及至和尚來收碗碟時，才發現他的糖一點未動，倒是塗了一嘴黑墨。從這件小事中，可見廖平專心致志的程度。勤奮的學習精神，加上學習時專心致志的境界，這是廖平能在學術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內在因素。 ^[14] 

廖平祖上既非書香，為人也不明敏。他天資平平，記憶殊差，每天背課之時，他總是結結巴巴，面紅耳赤，十分尷尬。在科舉填括的時代裏，記誦是最基本功夫，也是許多讀書人用以炫耀自己本事的看家本領，可是，這個全家勒緊了褲腰帶送來唸書的小學生卻在這方面天生拙笨，真令廖父大為失望，於是令其退學。看見別的孩子高高興興上學，廖平自然不會甘心。一天，他拿了釣竿，跪在家先神位面前，虔誠地發願説：“如我將來讀書有成，祖宗當保佑我約得兩尾鯉魚。”出門垂釣溪澗，果然釣得兩尾紅樸樸的大鯉魚，若有神助一般。廖平回家，大肆渲染，家裏人也興奮異常。廖父望着還撲騰撲騰彈動的紅鯉魚，認為祖宗真的顯靈，孺子可教，於是烹魚祭祖。第二日清早起牀，牽了廖平再投塾師，請免其記誦。 ^[12] 

從此廖平讀書避短就長，專從“思”字上下功夫，從傳統的死記硬背中解脱出來，採用默識理解的科學方法，這是他一生學術所以創見獨多，見解奇特的原因之一。他成為富有特色的經學家，原因也在於此。他後來回憶這一轉變説：“予素無記性，幼讀五經未完，然苦不能成誦，棄學。師許以不背，乃復從學，故予後專從思字用功，不以記誦為事。心既通其理，則文字皆可棄，至於疑難精要之處，雖不能通其詞，然亦默識其意。”這個釣魚得魚的偶然事件，竟使廖平從棄學中拯救出來，同時也促成了廖平重思的科學方法的形成，真是一大轉機，因此他後來為學有成後，還深情地題其室日“雙鯉堂”，以志紀念。 ^[12] 

同治十二年（1873年），廖平赴省城參加院試，張之洞以新任學政的身份蒞臨四川主考。臨場答卷，廖平不僅將近年來精讀的宋人的議論，洋洋灑灑，盡情發揮，而且把《説文》釋義也搬進文中。不料疏忽處犯了八股大忌，將破題兩句寫成三句，被判卷官毫不留情地黜落廢紙簍中。但張之洞檢閲落卷，剛好抓到他廖平的卷子。見其出語不凡，又兼頗知小學，大合自己“讀書宗漢學，制行宗宋學”的心意，將廖平拔居第一，張之洞成為廖平終身感戴的恩師。 ^[12]  當戊戌變法失敗後，社會上輿論紛紛，指責廖平的經學第二變給康有為維新變法提供了思想材料，廖平也被清廷列入了黑名單。張之洞卻在戊戌變法的第二年，電召廖平去武昌，名為辦報，實是對廖平的保護。因而，廖平在戊戌變法失敗後，被天下視為“始作俑者”的情況下，只是被下放到州縣，並沒有受到進一步的迫害。廖平對張之洞的知遇之恩，一生感激不盡。他每次出川，都要到張之洞的任所去看望恩師，如光緒九年（1883年）、光緒十五年（1889年），廖平上京應禮部試，就先後到張之洞任職的太原、廣州、武昌進行拜訪，而且，一住就是幾個月。廖平每有新作，也總是想方設法，先送給恩師張之洞請教，如在光緒十七年（1891年）、光緒十九年（1893年）、光緒二十年（1894年）和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幾年裏，廖平不是本人，就是託門人先後給張之洞送去了《左氏長編》《易經新義疏證凡例》《左傳漢義補證》《尚書備解》《地球新義》等數種新作。 ^[14] 

王闓運於光緒五年（1879年）任山長（院長），廖平與張祥齡常常向王闓運執經問藝，每至夜深。初時，王闓運見廖平粗衣布鞋，土裏土氣，不善言辭，對他不甚重視。後見他為學勤奮，見解深刻，於是刮目相看，成為至交。春秋佳時，師徒數人常郊遊覽勝，風流倜儻；若或學業有成，更是師徒同樂。王闓運前後在尊經書院執教7年，廖平也寸步不離受學7年。7年中，王闓運對廖平厚愛獨多，廖平在學業上也受王影響至深。 ^[12] 

廖平（自評）：推倒一時，開拓萬古；光被四表，周流六虛！ ^[7] 

章太炎：以君學不純德，而行乎純儒。斯心燔經，不可以罪孫卿；慮也劫後，不可以誣高密。廖君之言多揚詡，末流敗俗君不與。 ^[8] 

蔡元培：吾國治經之士，自明清以來，各標漢宋，聚訟紛紜，期能匯通百家……扶墜衰落者，則惟近代經師廖季平氏一人焉。 ^[34] 

蔣介石：皤皤一老，和真清夷。天人學貫，六譯抉疑。公羊絕詣，曠代經師。麟藏道喪，天不憨遺。 ^[35] 

向楚：有清經儒，卓然一代。先生崛起，掃刮殘碎。大義微言，箴盲起廢。善説禮制，長於春秋。古今之學，劃若鴻溝。先生不言，幹載其幽。小大天人，皇王帝霸。屢變復貫，以遺來者。國粹雲亡，悵然涕下。壽逾八旬而終，繼往開來，公是無雙許叔重；窮經至六合之外，下學上達，人訝彌天釋道安。 ^[35] 

王兆榮：聖為天口，賢為聖譯。赫赫六經，先王之跡。尊孔闢劉，奪鄭之席。犁然古今，小大天人。學經六變，著書等身。儀型在望，垂輝千春。碩碩井研師，痛刮殘碎，直抉精微，學能綜貫羣經，此摧陷廓清之功，儼同武事；西南儒林傳，尤長春秋，善説禮制，天不憨遺一老，自秦漢魏晉而下，幾見斯人。 ^[35] 

龍雲：篤學賴薪傳，微言重繹張三世；高名留海內，清節齊蹤魯兩生。 ^[35] 

吳佩孚：大名遍西川，孔劉志堅成諍友；私淑有南海，魏晉而後此傳人。 ^[35] 

于右任：漢廡一經，蔚然名世；蜀江千里，鬱為宗師。 ^[35] 

孫科：奮筆著書，大名合壽儒林傳；振鐸宣教，當代早推經學師。 ^[35] 

戴季陶：六變肄羣經，畢生志事題楹句；一瞑痛中道，絕筆文章涉屺篇。 ^[35] 

林競：挽馬鄭注經，羊求好古，丹鉛八十年，不必師承標漢學；錦江露冷，玉壘風悽，迢遞兩千裏，空從遠道哭靈光。 ^[35] 

劉湘：説經繼孔門七十子而傳，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歸神在鄒銜大九州之外，揮斥八極，周遊六虛。 ^[35] 

鄧錫侯：吾蜀產皋牢百世之才，逸羣絕倫，昔數卿雲今宋廖；先生尤恢詭萬變不測，熔經鑄緯，上通蒼吳下瀛寰。 ^[35] 

舒大剛：他確實以大無畏的氣概，將古往今來經學史上一切界限和籬樊推得乾乾淨淨，開闢了一個沒有門户之爭無比廣闊的研究領域；他甚至掃除了學術史上儒家與百家，甚至與釋道的區別，欲建立一個熔三教於一爐合諸子為一體無所不包的大學問——孔經哲學。這樣大的勇氣，這樣大的構想，真是千古一人，曠世宏論！但是，他一生的努力又常常事與願違，雖層變其説也不能自適，以至於六次改變自己的學説；他一生尊孔讀經的呼號，又恰恰成了儒家經學最終退出歷史舞台的哀鳴。他——廖平，就是這樣一個充滿矛盾的經學畸人。 ^[7] 

黃開國：在這樣的時代，往往也是文化學術最為活躍、最具生命力的時期。即如近代中國，新與舊、中與西，各種文化衝突交融，鑄造出了一大批學貫中西的大師。固守經學營壘，雜取古今中西各種學説，試圖建立起一個包容中西、凌駕西學的經學體系的經學大師廖平，就是其中一顆奇特的亮星。從近代新舊文化的衝突交替來看，廖平的學術一方面表現了傳統經學終結的歷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又不自覺地為新的文化學術的創造指出了道路。這一點，在近代文化史上是誰也不可能取代廖平的。 ^[14] 

李朝正：廖平一生治經，腳踏實地，校勘考據辨訛是他的特長，而學術觀點在晚年雖有不少離奇之處，但在清末民初特定的時代和社會氛圍中，既無百家爭鳴，也不能百花齊放，更何況經歷的是八次重大打擊，其中有的並非是學術問題，而是人際政治派別之爭，正是曹丕《典論·論文》中“文人相輕，自古而然”的註腳。文人之氣，常常難以承受重壓，支撐得過去，從逆境中奮起的人不是很多。而能排除世俗，潛心於學術，能防干擾抗干擾，最後終成大業者更少。廖平雖一身坎坷，屢遭排低夾擊，而始終心堅骨硬，他應當是學人的良師，治學者的楷模。他不盲從，不固步自封，不惜推翻自己原來的主張而另闢蹊徑，雖遭非難打擊亦在所不惜。其以禮制判分今古文經，認為“經學之要在制度不在名物”，使千餘年來今古之糾紛渙然冰釋，為經學史上一大貢獻。並倡“託古改制”之説，使古代經學有近代政治思想色彩。康有為受其啓迪，從而為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找到理論依據。張之洞曾致書廖平，謂康為其嫡傳弟子，梁啓超為再傳弟子。其鈎深探隱，窮辯偽古文經學，開啓學術界厚今疑古之風，對歷史學方面的影響甚大。 ^[8] 

鄭偉：通觀廖氏之學，其治擎研精覃思。持論有據；後古解放，返本嗣新；古今兼探，守正出奇；專守求通。和而不同；明褪善思，融合貫通，翕究經衍，局世所重。他不僅是中園近代經學大師，亦是中國古典經學最後一位大師。更是中國學術近代轉型時代的關鍵人物。 ^[10] 

表格參考資料： ^[10] 

廖平的入蜀始祖廖萬仕，是湖北省黃州麻城縣孝感鄉七里村李子壩人，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廖萬仕偕嫡子勝大，妻黃氏定居四川井研縣，“晚年自為譜系，以詔其子孫”。然而家歷明至清，“四百年來無顯者”。 ^[9] 

廖平二世祖名廖勝五，是廖萬仕第五子，家境尤為貧困。到了十四世祖廖安現時，舉家遷居廖家嘴。經過十六世祖廖永昭至十七世祖廖正傳，生活依然難以為繼，於是又北遷仁壽縣桃子溝。廖正傳是廖平祖父，育有四子，廖平父親廖復槐排行老四，出生在仁壽縣桃子溝。在廖復槐少年時代，廖正傳攜四子又南遷井研縣青陽鄉鹽井灣。 ^[9] 

廖平父親廖復槐，勤勞能幹，早年為人牧牛，年得千錢，僅勉強餬口。後來得鄉人資助，農耕之餘，學為小販，逐漸能自給。為人樂善好施，對廖平影響很大。廖平考中進士後被賜予文林郎銜，不久無疾而終，享年八十六歲。 ^[9] 

廖平母親雷貞慈，是世居井研千佛鄉鎮的名宦。雷貞慈的父親雷源是犍為尖山子（現屬井研縣馬踏鎮尖山村）的貧苦佃農，雷貞慈家道衰貧，二十歲時出嫁給廖復槐為妻。吃苦耐勞，温柔賢惠，相夫教子勤儉持家，給予了廖平極其深刻的影響。 ^[9] 

廖平共有三兄一弟，廖登墀、廖登梯、廖登樓和弟弟廖登松。其中三兄廖登樓與廖平最為親密，對廖平的影響也最大。廖登樓對中醫臟腑學説有獨立的思考，後來他寫出了《藏府探微》《四聖心源駁議》。 ^[9] 

廖平共育子八人，加上早年收次兄廖登梯之子廖成芝為嗣，共九個兒子。因為有三個兒子剛生下來不久就夭折了，帥氏夫人所生的廖成璋長到四歲時病故，所以長大成人的只有五個兒子。按《廖氏宗譜》為“成”字輩。 ^[9] 

長子廖成芝，廖平兄廖登梯之子，大約八歲時過繼廖平為嗣。成芝成年後，不聽廖平管教約束，被逐出家門。 ^[9] 

次子廖成學（1876年——1902年），廖平侄子廖師政輯錄，由成學補成。成學娶華陽縣拔貢生，湖北知縣任季棠先生之長女任嵃為妻。 ^[9] 

第六子廖成勵（1909年—？），娶妻王氏。 ^[9] 

第七子廖成劼（1912年—1979年），與藏族女子澤陽結婚，落户道孚縣。後在道孚縣政協退休。 ^[9] 

第八子廖成劭（1915年—1986年），肄業於成都天府中學高中部。民國二十七年（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回井研縣任中共井研支部書記，組織抗日救亡團體，宣傳抗日傳播革命思想。後在成都省立圖書館工作，任教於五通橋中學、井研中學。 ^[9] 

長女廖燕（1879年—？），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適咸豐九年舉人、曾任壁山縣教渝的井研人陳鳳笙之子陳天榘。廖平在射洪等地任上時，陳天榘曾追隨廖平前往。 ^[9] 

二女廖幼平（1908年——1994年），曾學於成都師大，後入上海中國公學學習。解放前後在井研中學、馬達中學、樂山師範學校任教，積極收集整理廖平遺作及廖宗澤撰寫的《六譯先生年譜》。廖幼平丈夫李伏伽，終身從事文化、教育工作，擔任過樂山地區文教局副局長。編有廖平文史資料專輯。 ^[9] 

第三女廖芸（1915年—1965年），其夫井研人程永年，清華大學肄業，在四川大學圖書館工作。 ^[9] 

第四女廖芸修（1917年—1968年），因廖平去世家道衰落，終身作家庭婦女。其夫毛祖謙，解放前後在仁壽縣始建鎮騎虎小學、井研縣集益小學教書。1951年病故。 ^[9] 

同治十二年（1873年），張之洞成為將廖平引進學術殿堂的第一任老師。 ^[14]  尊經書院時期，對廖平學業影響最大的另一位恩師是王闓運。 ^[12] 

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是否分別源自廖平《闢劉篇》《知聖篇》，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樁“學術公案”。百餘年來眾説紛紜，可歸結為四種意見：康有為“剽竊”説，廖宗澤、章太炎、錢穆 ^[25]  等持論最堅；康有為未“抄襲”説，以錢玄同 ^[26]  、張西堂 ^[27]  等為代表；廖平“影響”康有為説，以梁啓超 ^[17]  、湯志鈞 ^[18]  、李耀仙、陳德述 ^[19]  、馬洪林 ^[20]  、黃開國、陳文豪 ^[21]  等為代表；廖平、康有為“互有影響”説，蒙文通 ^[22]  、楊向奎 ^[23]  、章權才 ^[24]  等略有論及。前兩説針鋒相對，尤以《偽經考》與《闢劉篇》的關係為爭議焦點，持後兩説者也多論及。學界普遍肯定康有為的經學轉向與廖平有關，也不否認兩《考》與兩《篇》的關係，只是康有為受廖平影響到什麼程度，兩《考》對兩《篇》是“祖述”“淵源”“引申”“啓發”，還是“脱胎”“剝取”“承襲”“剽竊”，各傢俱體説法不同。已有研究還呈現“左右袒”現象：廖平的研究者較多主張康有為“剽竊”説，或突出廖平對康有為速成兩《考》、轉治今文的決定性作用；康有為的研究者則較多主張“影響”説，既承認康有為轉向今文受廖平啓發，又強調康有為對廖平學説作了改造、發展，否認康有為“剽竊”。 ^[5] 

持廖平影響説的學者認為：廖平在光緒十五年的會試後，應張之洞之召，曾轉赴廣州。康有為黃季度同訪廖平於廣雅書局，竟夕晤談，廖平向其示以《知聖篇》和《闢劉篇》。之後廖平又訪康有為於廣州安徽會館，再次談論。康有為遂本廖平之論，據《知聖篇》著作了《孔子改制考》，據《闢劉篇》著作了《新學偽經考》。 ^[5] 

反對廖平影響説法的有如下幾種辯駁意見：

房德鄰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發表了一篇名為《康有為和廖平的一樁學術公案》的學術論文，從三點疑問出發，對此公案提出質疑。首先是對梁啓超言“後見廖平所著書，乃盡棄其舊説”的質疑。房德鄰認為在康有為廖平“羊城之晤”之前，即做《教學通義》時，康有為已有了今文經學傾向，如《通義》中有諸如“《周禮》容有劉欲竄潤”“古學者，周公之制，今學者，孔子改制之作也”等表達“劉歆作偽”“孔子改制”之義的語句。其次是對廖平言“《改制考》即祖述《知聖篇》，《偽經考》即祖述《闢劉篇》”的質疑。房德鄰認為根據現存證據來看，無法直接證明《知聖篇》與《闢劉篇》產於1890年，就算當時“羊城之晤”時廖平已有“兩篇”稿本，卻在南下廣州時沒有給張之洞、俞樾、王闓運看，卻單單給康有為看，於情於理都説不通。最後是對廖平“餘以《知聖篇》示之......明年聞江叔海得俞蔭老書，而《新學偽經考》成矣”的質疑。房德鄰認為《知聖篇》與《新學偽經考》無直接關係，廖平此語似有不妥，故認為廖平“難免有記憶錯誤，或有意作偽”。 ^[29] 

房德鄰之前曾對廖平將《知聖篇》與《闢劉篇》示與康有為的表述表示了一定懷疑，且提出兩點證據，但是並未詳細講明。劉巍則對此證據進行了補充，他在《重訪廖平、康有為學術交涉公案——關於“新學偽經”説之偷意與升級版“孔子改制”論之截獲的新探》一文中對於廖平對於此事的敍述進行了細緻的總結與思考，提出了很多創新性的理解。例如，劉巍對皮錫瑞“康學出於廖”的看法提出了質疑；廖平在不同的時間點對羊城之晤以及“知聖”“闢劉”的不同敍述是為了刻意渲染與康有為的學術糾葛；廖平於1897年所作之《致某人書》，在錢穆、黃開國等人看來則是對康有為剽竊行為的揭發，而康選擇了緘口不言，則被理解為做賊心虛，但是劉巍先生髮現此信或許並未發出，僅是被當作存檔留下，理由則是“此信以既無抬頭稱謂也無落款的方式”；廖平本人從未提及羊城之會時曾將“兩篇”示與康有為，這種説法僅是“從此一一對應的‘祖述’説衍生出來的”等等富有新意的論點。最後得出結論：康有為的“劉歆遍偽羣經”有可能來自於清代考證學的辯偽傳統，但“孔子改制説”確是襲自廖平無疑。廖平對康有為的百般隱晦有強烈不滿，故而編造“祖述”説以求“正當防衞”，最後卻由於廖平門人對此不正當的發展致使“防衞過當”，從而導致“剽竊説”的盛行。 ^[28] 

龔鵬程指出康有為平時讀書運思，札記甚多，此類札記，例皆冠有標題。如《新學偽經考》成書之前，即有《毛詩偽證》《古文孝經偽證》《爾雅偽證》《説文偽證》等。這些東西，康有為説明是“著”，其實可能都屬札記；陳千秋和梁啓超協編《偽經考》時，就曾運用並參考了這些資料。陳梁入歸南海門下，事在光緒十六年。依例推之，光緒十五年撰《廣藝舟雙楫》時，已有《偽經考》之草稿，實不足為奇。並推測“《今古學考》刊於光緒十二年丙戌之説必誤，其書可能至十五己丑仍未定稿，康有為也並未看到他的《闢劉篇》。因為廖氏《四益館文集·致某人(康有為)書》，自雲兩人會於安徽會館時，廖出示的乃是尚未成書的《左傳經説》，且謂康有為將《左傳》歸入新學，與廖自己的看法相左。現在《偽經考》中依然將《左傳》歸入新學偽經，怎可説是康襲廖書？” ^[30] 

台灣學者劉芝慶同樣試圖從經學內部對此問題進行討論，他選擇的研究對象是《廣藝舟雙楫》。其實從《廣藝舟雙楫》論證康有為早期經學思想的思路，早在蘇全有《康有為剽竊廖平説質疑》一文中已有提及，此文從《廣藝舟雙楫》與“兩考”行文特點的一致性為主要論證，且《廣藝舟雙楫》中已有提到“劉歆作偽”的痕跡，故而認為康有為今文經學思想的形成“似乎都與廖平無關”，蘇全有該文的論證過程較為簡略，結論似嫌武斷。劉芝慶則從上述思路出發，認為《廣藝舟雙楫》中現存的“劉歆作偽”等思想應為康有為獨創。 ^[31] 

蘇全有指出之前學界爭論不足之處在於多隻侷限於從言論的爭吵中取得證據以證明，少有綜觀康有為全部著作以求勾勒其思想之流變，如忽略康有為的書學論著《廣藝舟雙輯》中的今文經學思想就是明證。其實，在著《廣藝舟雙輯》時期，康有為已經具有今史經學思想，並於書學理論研究，且形成完整的書學理論體系，康有為的今文經學思想的形成似與廖平無關。 ^[16] 

吳仰湘在《重論廖平康有為“學術公案”》一文中指出經過複核羊城之會相關史實，廖平並未以《闢劉篇》出示康有為，而《新學偽經考》已成稿，絕不可能“剽竊”《闢劉篇》；廖平康有為論學也未達成一致，不能誇大羊城晤談對康學的影響。重讀兩人“交涉”的基本文獻，廖平對康有為始終堅持“足下之學，自有之可也”，從未指控《新學偽經考》“攘竊”；戊戌政變後廖平與門人炮製“祖述”説，意在與康學劃界以自保，內心並不認康有為作傳人。康有為確受《今古學考》《知聖篇》影響而迅速完成經學轉向，但不能在兩家經學之間確立唯一對應的淵源關係。 ^[5] 

何彬彬在《“廖平、康有為學術公案”再探討》指出“在廖平這裏，康有為得到了比之前更加豐富的理論武器與更加堅硬的聖人背景，即‘劉歆作偽’與‘孔子改制’。不論此時廖平是否出示《知聖篇》《闢劉篇》於康有為，最起碼也應該將自己的新説與之分享，故而他對於康有為的影響是直接且明顯，這是不可忽略的。同樣，過分誇大廖平對康有為的影響同樣不可取，就康有為早期思想脈絡發展來看，其所作努力之方向很明顯，從《康子內外篇》至《教學通義》，從‘離經叛道’至迴歸儒學，這是有跡可循的。《康子內外篇》中弱化‘聖人之言’而‘唯我獨聖’，《教學通義》中表面尊周公實則也為發揮其自身理論體系，所以若是沒有廖平的影響，康有為的經學之路又將作何發展？顯然自常州學派開始的‘經世之風’與今文經學的微言大義是康有為可借用的最好的理論體系。” ^[15] 

廖平遺體裝殮之後，停於宅內，井研全城舉哀，用了百多匹白布，做漫天過海，輓聯掛滿大街小巷。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10月9日，四川大學與井研旅省同鄉會聯合在四川大學為廖平舉行追悼會，盛況空前。會場懸掛國民黨、政、軍、學、商各界有名人士誄文12篇，輓詩15首，輓聯577幅。上有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中央政要，中至四川省政要及四川大學師生，下至井研縣農民廖家的佃客親友，特別是井研駐軍24軍劉文輝部隊，以穆瀛洲司令為首的團營連長署名的輓聯尤多。蔡元培等提議公葬，蔣介石、于右任、孫科、吳佩孚、陳立夫、宋子文、劉湘、劉文輝等均撰詩文悼念。

自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廖平逝世後，學界即漸次展開了對其學術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在思想研究方面，有的學者對廖平經學六變、經學思想、在中國經學史上之地位，以及與康有為、張之洞等人之關係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 ^[33] 

廖平墓原址在四川省井研縣東林陳家山，墓前的碑銘有章炳麟、林思進等人的字跡，在“文革”中被毀。廖平墓曾被伐冢開棺。1982年，井研縣開展文物普查，當地學者將廖平墓被毀情況上報，由四川省文化廳領導張秀熟批准重修廖平墓，張秀熟親書墓碑。廖平墓後遷至井研城郊翠屏山。1995年，井研縣文化館周玉輝擇出廖平去世後社會各界人士撰寫的悼念文詞用書法寫出，刻成碑石鑲在翠屏山廖平墓園。 ^[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