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玄英

成玄英，字子實，傑出的道家學者，道家理論家。陝州（今河南靈寶市）人。成玄英不僅精通老莊，同時深諳《周易》、儒學等。曾隱居東海。貞觀五年（公元631年），唐太宗召其至京師，賜號“西華法師”。曾著《周易流演》、《度人經註疏》、《老子道德經注》等書，永徽中，出現範圍較廣的旱情，成玄英不幸而言中，而《周易流演》之“推國家之吉凶”，屬於緯書類，緯書卻為六朝以來殿禁，述之事又為國家大忌，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中，被流放（當時僅次於死的重罪）到鬱州（今江蘇連雲港市雲台山）。後在此著書立作，隱居於此。

成玄英精研《老子》《莊子》之學，著有《老子道德經開題序訣義疏》和《南華真經疏》。他在註疏中着重闡發“重玄”思想，是重玄學派的代表人物，使“重玄之學”成為唐朝初年道教哲學的一大主流。近代學者蒙文通先生稱：道家之學，“唐代前期，首推成、李。”（李即李榮）宋代首推陳（陳景元）

成玄英的著作主要有《周易流演》、《度人經註疏》、《道德經開題序訣義疏》、《道德真經義疏》、《老子道德經注》等等，原書已佚，另有《南華真經疏》傳世。 ^[1] 

明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使字號，《道德真經玄德纂疏》中，收有成玄英疏解。近人蒙文通先生輯錄此著，名《老子成玄英疏》，六卷。又有《老子開題》殘一卷，成玄英疏，見《敦煌秘籍留真新篇》下卷；《鳴沙石室古籍叢殘影印本》第四冊收《老子道德經義疏》，是書羅振玉以為 “殆即孟氏(智周)撰也”，王重民則認為此書乃成玄英所撰，見其著《敦煌古籍敍錄》。

成玄英吸收了佛教“緣起性空”思想，認為形而下層面沒有任何事物能夠獨立自足地存在，獨立個體事物的存在其實是因緣和合而生，“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 ^[2]  成玄英説：“玄者深遠之義，亦是不滯之名。……深遠之玄，理歸無滯。既不滯有，亦不滯無，二俱不滯，故謂之玄也。”這是吸取大乘空宗的中道觀，運用非有非無的思維模式來解説“玄”義，以強調“不滯”、“無滯”，也就是主張無任何執着，既不執着有，也不執着無。 ^[3]  成玄英在《南華真經疏》中認為：“而彼此是非，相因而有，推求分析，即體皆空也。”萬物“緣起而生”，故而個體事物的存在是沒有其質的規定性的，所謂稟賦於“獨化”的天然之性，其實質是空幻不真的。但這並不表明成玄英否定了“獨化”思想。“緣起而生”的個體事物是無常的，其存在現象是假有。成玄英吸收了佛教大乘中觀學説，在提出萬物“緣起性空”的同時，亦強調對假有的觀照，認為不滯溺於空有兩邊才是中道正觀，“言聖人動寂相應，則空有並照”。“夫天地萬物，其體不二，達斯趣者，故能混同。是以物我皆空，百體將為塵垢。”萬物作為一個整體而存在，“獨化自生”，個體事物的存在其實是“緣起性空”，體知這個道理就能夠不再滯溺於物與我的偏見，做到與天地萬物的混同。可見，“緣起”和“獨化”在成玄英思想中並不矛盾，二者都是在説萬物形而下層面存在的本來狀態，只不過“獨化”是從整體而言，“緣起”則是個體視角。 ^[2] 

成玄英的一生，基本上是傳奇的一生，哲學家的一生。迄今為止，尚無發現任何有關其個人生活的記載，這對他個性的瞭解，不能不説是一遺憾。但他以自己的大量創作，深刻見解，為後人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成玄英的理論成就，在唐代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華嚴宗大師澄觀在《華嚴經疏》(卷二十四)雲，“老子云"杳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莊子雲"有真君存焉"如是等文,後儒皆以言詞小同,不觀前後,本所建立,致欲混和三教。現今時成玄英尊師作《莊》、《老》疏，廣引釋教，以參彼典。但見其言有小同，豈知義有大異。”説明了成玄英老莊學雖然援引佛教，但其宗旨並不同於佛教。

“重玄”，語出《道德經》第一章“玄之又玄，眾妙之門”。“重玄學”是中國思想史上一股重要的哲學思潮，也是隋唐之際的首都哲學，在華夏哲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重玄派這個派別的名稱不見於道書，它的成員之間也沒有宗教教派意義上的傳承關係，只是歷史上曾出現過許多以“重玄”思想來發揮老莊之説的道士，後人便將這些思想相近的道士們劃歸為“重玄派”的範圍。

隨着《妙真經》、《太玄經》、《自然經》、《正一經》、《玄門大義》等諸多太玄部重要經典的失傳與孟智周、藏玄靖、韋處玄等等學者的著作亡佚，只剩下《道德經》、《西升經》、《太清金液神丹經》、《道德義淵》和《西升經集註》、《雲笈七籤》引有眾學者的思想；另外《本際經》、《 太上一乘海空智藏經 》,他們不屬於嚴格的重玄學，如《本際經》、《 太上一乘海空智藏經 》,雖然也談“重玄”問題,但是“囫圇吞棗,把佛學帶進 了道教,忘途而不知返”, “實際上已經改頭換 面，離開了道教重玄學的根 旨”。另有晉魏時期所作的《太上老君説常清靜經》、《太上老君內觀經》、《升玄經》等經.不知何派所作，據其內容因跟樓觀道、天師道關係甚大。

緣何一代道教思想家，竟然在道史中無有記載，我們不禁困惑了。就思想深度而言，愚意以為道教史無有出成、李之右者，然歷代的道教人士，完全忘卻了成、李的存在，沒有給他們留下任何位置(除杜光庭)，相反，是他們的敵人倒大有惺惺相惜之意，這不能不使我們備加關注。

考有唐一代道史，茅山派輿樓觀派為其主流，今見諸史乘者莫不皆然。王遠知、潘師正、尹文操輩，不是對唐王朝的建立有汗馬之功，就是六朝以來的世家蕾族。這樣的背景，與以義理見長、出身寒素的成玄英、李榮，在思想情感與終極關懷上，不能不產生隔膜甚至排斥。而這一點，又恰與佛教禪宗、天台的興盛，慈恩的衰落相映。打破豪門對知識的壟斷以及成仙登佛解釋權的佔有，不論佛道，乃時代大勢所向。對道教而言，外丹的不可靠不僅在理論上為思想家認識到其所存在的邏輯矛盾，而且在實踐中越來越被佛教徒嘲弄，成為其奚落道流的口實，如何在成仙的實踐修為中另開蹊徑，並對此從道體本體諸方面作出令人信服的説明開示，正是成、李所表現的內容。成、李之不顯於道史，而茅山、樓觀之熾盛，説明成、李非此派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