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經學

古文經學是經學中研究古文經籍的學術流派。與“今文經學”相對。

古文經是指用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前的儒家經書。始皇焚書期間，民間儒生將一些古文經書埋藏起來，至漢代前期，相繼發現，如景帝時，河間獻王以重金在民間徵集所得古文經書，以及武帝時魯恭王從孔子故宅壁間所發現的古文經籍。諸王等先後獻給朝廷，藏於秘府。

今文經是指漢初由老儒背誦，口耳相傳的經文與解釋，由弟子用當時的隸書（今文）記錄下來的經典。

經學

“經學是我國曆史上訓解和闡述儒家經典的學問。”（《經學通論·出版説明》，中華書局編輯部，1982年2月）

顧名思義，經學的研究對象是儒家經典，具體包括的內容隨時代而有不同，有“五經”、“九經”、“十三經”之説；經學的研究方法是對儒家經典進行文字的訓詁解説以及對其意旨的闡述發揮。

經

“經”的本義是經線，也就是織布機上的縱向的線，後來引申出“標準”、“原則”之義。所以，“經”是對儒學典籍的尊稱。

先秦有“六經”之説，指的是《詩》、《書》、《禮》、《樂》、《易》、《春秋》；後來，因為《樂》亡，而將另外五部稱為“五經”；

按清代全祖望《經史問答》，漢代在“六經”之外加《論語》為“七經”，東漢則去《樂》而再加《孝經》；

唐代有“九經”之説，有兩種説法：一是《易》、《書》、《詩》，加“三禮”、“春秋三傳”，一是《易》、《書》、《詩》、《周禮》、《儀禮》、《春秋》、《論語》、《孝經》；唐文宗時又出現了“十二經”之説：《易》、《書》、《詩》、《三禮》、《三傳》、《論語》、《孝經》、《爾雅》。

五代時蜀主孟昶石刻“十一經”，把“十二經”中的《孝經》和《爾雅》去掉，而代之以《孟子》；

宋代則在“十二經”基礎上再加《孟子》成為“十三經”，一直沿用。

漢哀帝時，劉歆領校秘書，發現古文經不但文字與當時立於學官的博士本有異，而且有的博士本定為今文經。他指責今文經為秦代焚書之餘，殘闕不全。基於此，劉歆請立古文經《毛詩》、《左傳》、逸《禮》於學官。

劉歆在對今文經學進行批判的基礎上，又竭力提倡古文經學。劉歆認為，當時太學中的博士們所傳習的經典是在秦焚書之後、由漢初經師憑記憶口耳相傳下來的，因此難免會有差錯。所以這些用漢初文字記載下來的 今文經 是不完全的，不是全經，也不是真經。

“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脱簡，傳或間編。傳向民間，則有魯國柏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

這就是説，在劉歆看來，只有“古文經”才是真經、全經；而“古文經”又有三個來源：一是魯恭王在孔宅壞壁中的發現；二是宮庭秘府藏書的公開；三是民間經師的傳習。這三者比較起來，當然是從壞壁中和秘府中得到的經典更加可靠。因此劉歆竭力主張將 “古文經” 《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及《古文尚書》立為博士。其重點又在《左氏春秋》。因為劉歆認為，與通過 口説 流傳下來而倍受尊崇的 公羊春秋 相比，《左氏春秋》是由左丘明執筆記錄下來的孔子與左丘明一起研究魯國曆史的成果，因此它最能代表孔子的思想。

劉歆説：“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説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説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在這裏，我們除了注意劉歆所謂只有《左傳》才是孔門真傳之外；我們還應特別注意的是，在古文經學家劉歆的筆下，孔子已由今文經學中受天命 的 聖王 和讖緯神學中作為 黑帝之子 的神還原成了一個研究古代制度文化的學者、還原成了一個活生生的人。這是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讖緯神學的最大不同之處。

劉歆倡立古文經博士，在哀帝時未能實現。但平帝即位後，王莽為了改制代漢，開始推崇古文經，因此他為《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周官經》皆立了博士，古文經學在新朝時盛極一時，到東漢時又獲得了更大發展，尤其是東漢後期，出了馬融、許慎、鄭玄、賈逵、服虔、盧植等幾位著名的古文經學大師，他們深究經義，兼採今文之説，在學術上佔有了壓倒的優勢。後來經過西晉末年的永嘉之亂，今文經典喪失殆盡，而古文經學卻流傳不絕。事隔一千多年之後，在清末時今文經學才重新出現。

兩漢經學有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之分。歷經秦火戰亂，漢初儒家經典大都無先秦舊本。今文經指漢初由儒生口傳，並用當時流行的隸書記錄下來的經籍。古文經指漢代前期從民間徵集或孔子故宅壁間所發現的用先秦古籀文字寫成的經籍。

今文經學認為六經皆孔子所作，視孔子為託古改制的“素王”；注重闡發經文的“微言大義”，主張通經致用；以董仲舒、何休等為代表，最重《春秋公羊傳》。而古文經學崇奉周公，視孔子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師；偏重訓詁，與現實政治問題聯繫較弱；以劉歆、賈逵等為代表，最重《周禮》。

今古文經學視經典的學習順序的不同，源於兩派對於孔子的定位不同。今文經學視孔子為教育家、思想家，所以將五經順序定為《詩》、《書》、《禮》、《易》、《春秋》，由淺入深；古文經學視孔子為史學家，將五經順序定為《易》、《書》、《詩》、《禮》、《春秋》，按時間順序排列。錢穆先生認為今古文經學之爭始於利益之爭，當是定論之言。

漢武帝所立五經博士皆為今文經學，今文經學長期壟斷漢代官學。後今文經學逐漸陷入了僵化和煩瑣，且又與讖緯結合，流於妄誕，西漢後期見衰。同時，古文經學卻不斷髮展壯大，王莽當政時一度得立學官，東漢後期逐成壓倒今文經學之勢。

漢末，古文經學家馬融、鄭玄兼採今、古文之説，今、古文之爭遂息。至清代，今、古文經學之爭再起，古文經學的治學路數為乾嘉學派和章太炎等所發揚，今文經學則為常州學派所復興，並最終成為康有為推動變法維新的理論依據。

用先秦六國的文字“古文”書寫的儒家經書稱為古文經，訓釋、研究古文經的學問稱為古文經學。

漢朝學者傳習的經書，大都是用“隸書”書寫的，稱今文經。但是以後在山崖屋壁陸續發現了一些被埋藏的儒家經書。例如，漢景帝時，魯恭王劉餘從孔子舊宅壁中發現古文經傳，得《尚書》、《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又例如，河間獻王劉德，修學好古，從民間得到不少古文先秦舊書，有《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等，並在他自己的王國裏為《毛詩》、《左氏春秋》立博士。《毛詩》、《左氏春秋》也屬古文。漢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都是古文。這些古文經傳，都藏於漢朝的秘府，不立官學，只是民間學者私相傳習而已。

漢哀帝時，劉歆領校秘書，發現古文經不但文字與當時立於學官的博士本有異，而且有的博士本定為今文經。他指責今文經為秦代焚書之餘，殘闕不全。基於此，劉歆請立古文經《毛詩》、《左傳》、逸《禮》於學官。因遭到太常博士羣起反對，劉歆離開京都。這是今古文經學的第一次重要爭論。

西漢末，王莽欲篡權，提出“王田”的主張，要將土地收歸國有，利用《周禮》關於井田制的説法，以為現論依據。《周禮》屬古文經，古文經學地位因得以提高。平帝時，立五個古文博士，以與今文經學對抗。

東漢初 東漢初，劉秀利用讖語鞏固政權，即位後，倡今文，廢古文。讖緯之風影響了東漢經學的今古兩派。

東漢光武帝立今文經十四博士，再次確立今文經學在官學中的統治地位。但是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古文《費氏易》、《左氏春秋》置博士。博士範升反對，與韓歆等爭論，並奏《左氏》錯失十四事，不可採三十一事。學者陳元上書與範升辯論，認為左丘明親受業於孔子，其書弘美，宜立博士，書凡十餘上。

光武帝乃立《左氏》博士，諸儒議論喧譁，從公卿以下，多次在朝廷上爭論，終於又被罷廢。漢章帝時，賈逵（公元 30～101）作《長義》四十一條，説“《公羊》理短，《左氏》理長”，為古文經張目。博士李育乃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以《公羊》難逵。這是今古文經學的又一次重要爭論。

漢章帝贊同賈逵的主張，詔諸儒選高材生從逵受《左氏》、《穀梁》、《古文尚書》、《毛詩》，四經遂行於世。東漢馬融（公元79～166）以古學授鄭玄，玄遍注羣經，於是鄭、賈之學流行數百年，為諸儒所宗。

中葉以後，古文經學壓倒今文經學，著名古文經學大師如大衞宏、賈逵、馬融、許慎等，以學術取高官。或有門弟子幾千人，勢力極盛。古文經學斥責今文經學附會讖緯的妖妄，強調文字訓詁對於治經的重要性。為了準確解釋儒家經書，古文經學者對文字、音韻、訓詁作了精深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學術觀點，撰為著述，如齊歆認為“六書”是漢字造字的基本法則，揚雄著《方言》，許慎著《説文解字》等，皆有相當程度的科學性，仍為理解古代文化典籍的鑰匙，受到學者的重視。至東漢末，儒學大師鄭玄以古文經學為宗，兼採今文之説，綜合兩派，遍注羣經，成為漢代經學的集大成者。

唐代，太宗詔使國子祭酒孔穎達統一異説紛紜的南北經説，撰定《五經正義》一百八十卷，使明經取學者屏棄今古文的門户之見，自出親意，宋人拋開舊注，直接往經文中尋求義理，敢於懷疑和獨立思考，遂成為“宋學”。明代經學衰弱，少有建樹。

直至清代，乾嘉學者所用方法，稱為“漢學”、“樸學”，無論吳派、皖派、揚州學派，皆與古文經學為近。惟常州學派上承漢代的今文經學，依據《公羊傳》及董仲舒、何休等人著作，借闡發孔子“微言大義”表達自己的歷史哲學和政治態度，影響及於龔自珍、魏源、康有為等思想家。

近代章太炎是古文經學的著名大師。 古文經學的特點是講文字訓詁，明典章制度，研究經文本身的涵義，不講“非常疑義可怪之論”及“陰陽災異”。

古人以後，經學今古文之爭遂告結束。然作為不同的治學方法與對待古代思想文化典籍的不同態度，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的影響並未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