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

學術界對這個問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説法，歸納起來有以下幾種説法：

儒學文化已經浸潤至中國人的骨髓之中，尤其體現在中國文人的氣質、精神、境界、抱負、行為、舉止上面。雖然經過時代風雨的吹打、政治歷史的折磨，卻一代一代頑強地傳襲下來，並在各種社會處境中得以突出的展現。在一定意義上，儒家精神境界已經成為中華文化之魂，其思想要素亦以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潛意識”。我們今天開始理直氣壯地提出要繼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那麼就必然要解決正確分析、評價儒家文化在中華文化整體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其實，儘管儒家文化有某種歷史的侷限，但從整個中華文化的歷史進程來看，可以説儒家文化在約兩千年的中國歷史發展中，起到了最主要的“潛在的精神力量”之作用，使中華文明得以自立於世界文明之林，讓中國歷史沒有中斷地延續之今。而在這種中華文化及中國社會持久而艱難的保存和延續中，中國知識分子忍辱負重、犧牲自我，發揮了極為關鍵的作用。 ^[1] 

一方面，由於歷史和時代的原因，現有儒商可謂天之驕子，他們佔盡天時（改革開放政策）、地利（中國這塊處女地）、人和（儒與商的完美結合），獲得了物質和精神的累累碩果。同時也在理論規範、商業規則及社會關係、政治聯姻等方面修築了堅固的工事。在未來社會中，他們無論從戰術、戰略，還是從挖潛內部潛力等方面都將成為一種輝煌。從另一方面講，這些儒商所具有的“儒”，是與政治聯姻的基礎，政治家們完全可以打着談“儒”的幌子與儒商結成親密的夥伴，為儒商提供政治保護。其次，儒商又具有雄厚的經濟基礎，依據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一觀點，儒商則可以堂而皇之地通過政治協商等途徑進行參政議政，所以説，現有儒商羽翼將更加豐滿。

另一方面，過去的所謂“暴發户”們確實在中國私有經濟領域裏的資本份額佔有很大比重。他們雖然沒有文化，但他們的社會經驗、人生閲歷已經構成他們的雄厚實力，他們以一種強大的勢力正在將中國的資本裝入腰包。不過，他們之中很大一部分人是具有自知之明的，他們已經感覺到了自身的弱點，那就是文化的缺陷，於是他們發財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培養下一代，培養接班人，他們將自己的孩子送到了中國甚至外國的最好學校。

未來的社會，一部分“暴發户”們的資本最終將轉移到受到良好教育的他們的後代手中。這將形成中國未來的擁有大量資本的新一代“儒商”。

由於儒商的特殊存在方式，他們對資本的使用更具有文化特點。同樣是資本的消費，一般商人和儒商之間的消費觀念可能會存在很大差別。儒商的消費一般是在藝術層面，如建造園林、挽救文化遺產、收藏藝術珍品等等。而一般商人的消費則更具有揮霍性，如暴富後賭博、吸毒、淫慾等等。當然，這種消費觀念只是相對而言。我並不否認沒有文化的商人就對文化藝術沒有興趣，也許一部分沒有文化的商人更渴望獲得文化及藝術。同樣，我也不否認儒商對非文化藝術會喪失興趣，也許有一部分儒商還染有很多惡習。

總之，在歷史的長河中，我們可以隨處看到文化大家族給我們留下的文化遺產。那些璀璨的文化遺產包含着一代又一代儒商的勤勞和智慧。這是社會的財富，也是人類的財富。

從孔子時代的子貢、明清之際的晉商、徽商到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以及"亞洲四小龍"為代表的東亞經濟的崛起，以儒家的"經世致用"哲學在經濟領域的成功運用，形成了源遠流長的儒商文化。

儒商文化提倡建立在道德基礎上的經濟發展，它是一柄"雙刃劍"，在約束儒商自身誠信經營、重義輕利的同時，也提高了儒商的信譽，降低了社會交易的成本和風險，促進了商業的繁榮和經濟的發展。在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確立和人類社會發展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弘揚儒商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首先，儒商文化是公民道德建設的有機組成部分。江總書記提出了"以德治國"的方略，深得儒家"修齊治平"思想的精髓。中共中央印發的《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確立了"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二十字基本道德規範，與儒家思想一脈相傳，是對幾千年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繼承和發揚。而根植於儒家思想沃土又融合當代經濟發展經驗形成的儒商文化，與《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互相印證，可以説是《公民道德建設綱要》的商業版本。我們要把提倡儒商文化與貫徹落實《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有機結合起來，重鑄道德長城，推動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發展，推動民族素質的全面提高。

其次，儒商文化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要補充。市場經濟體制是由市場對資源配置發揮基礎性作用，但是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也有失靈的時候，它不能解決市場中的壟斷、收入不公、並帶有一定盲目性、滯後性等。而以行政審批為核心的政府調控又難以洗淨"腐敗之手"，這中間必須有道德的"良知" 來發揮公正的作用。由於我們的市場經濟還處在起步階段，再加上長期的"鬥爭哲學"對傳統道德的破壞，使得市場經濟秩序極度為混亂，從假冒偽劣商品的泛濫成災，到上市公司的集體造假，再到廈門遠華走私、瀋陽慕馬的腐敗大案等，無不在昭示着重振道德的"綱常"的必要。可以説，市場經濟的道德倫理是市場經濟列車的鐵軌，脱離了道德之軌，市場之車就會寸步難行。朱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必須大力整頓和規範市場經濟秩序，逐步在全社會形成誠信為本，操守為重的良好風尚。"我們提倡儒商文化可謂切中時弊，恰逢其時。

第三，儒商文化是加強企業管理和企業文化建設的重要手段。儒商文化是經過歷代儒商的成功實踐不斷總結出來的，它本身就是一種企業經營管理之道。儒商文化的諸多內容在今天的企業發展中仍有十分積極的作用。如注重誠信，就是重視產品質量，信守合同，不逃廢債務。重"義"就是守法經營，注重環保，在創造經濟效益的同時，創造社會效益。"仁愛"就是關心職工的切身利益，實行人本管理。"人和"就是對內鑄造團隊精神，搞好協作，對外樹立"顧客至上"的觀念，建立良好的客户關係。西方的諸多管理法則也往往體現了這種管理中的道德訴求和人文關懷。如美國企業的創新精神、德國企業的質量第一觀念、日本企業的團隊意識等，與中國儒商的管理理念可謂殊途同歸。孔孟之鄉在改革開放以後湧現了一大批在國際國內市場上嶄露頭角的企業，就是這些企業的經營者能夠從傳統文化中汲取豐厚的營養，並根據企業實際進行創新的結果。如太陽紙業集團董事長李洪信"太陽每天都是新的"的創新思想、山東礦山機械廠廠長馬昭喜"兩本（即人本、成本）管理"法則、魯抗集團董事長章建輝"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憂患意識、如意毛紡集團總經理邱亞夫"樹立國際一流品牌、建國際一流企業"的堅定信念、心聲集團董事長韓法軒"奉忠孝誠愛心，走人間真情路"的親情管理理念等等，都深得儒家文化精髓而又獨具特色，成為企業管理的核心和企業文化的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極大地促進了這些企業的發展，為孔孟之鄉的經濟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有人認為，具有現代人文道德的、有社會責任感的，又具有現代管理能力的、有創新意識的企業家，就是現代儒商。如果只把“儒商”界定為只是“商人”是不妥當的。

從《論語·顏淵》的“克己復禮為仁”，到儒家經典《大學》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儒學精神幾乎滲透到國家與國民的脊髓。無論國家治理天下，還是國民治學、理財、謀生，都被“儒”這一博大精深的思想影響着。“商”作為“儒”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一種技巧或手段，在儒學精神出現的初期，二者之間就有了聯姻與變異。早在秦代，秦始皇就焚書坑儒，使“儒”在形式上遠離了政治和經濟。歷史發展了幾千年，“文革”又一次將“儒” 打入冷宮，將商業裝入計劃經濟體制的口袋，使“儒”與“商”失去了自由飛翔的翅膀。

實質上，無論是“焚書坑儒”，還是“文革”。其實都是“儒”與“儒”之爭，也都是“儒”在政治上的演繹與蜕變。現代人對儒商的提法已經拋開了古人之“儒”，而是一種狹義概念。這裏的儒商，實際上就是“文化商人”的代稱。

從我們的慣性思維來閲讀“儒”與“商”，我們會看到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詞彙遊離在我們的觀念中。它們的價值趨向和審美層次都有着不可融合的成分。如果將二者結合，我們很難像糅合泥土一樣將兩種物質糅合在一起，而要通過某種特殊方式的化學反應將其凝結。這就需要時代這個特殊的背景來提供足夠的催化劑和温度、濕度。因為我們看到，我們正在走向這樣一個時代。

改革開放以來，隨着私有經濟和國有經濟在比重上的變化，中國的商業和文化在一夜之間掙脱了所有的桎梏與鐐銬。原有的無規則商業遊戲逐漸被新的有序方式取代。“儒”與“商”也獲得了新的自由。“儒商”這個讓人陌生的詞彙在中國人的觀念中冒了出來。而且長勢喜人。這是中國在一個特殊歷史時期誕生的產物。它的出現必將推動新的更加科學的市場經濟形成。

儒家文化和科舉制度在古代中國是在人類社會中的進步，使百姓可以通過讀書進入上流社會，使社會管理階層知識化，使選舉制度成為可規範化。歐洲文藝復興，學習儒家的人本思想建立了文官體制，學習儒家的教育模式產生了世俗大學和知識階層，成為歐洲近代化進程的重要方面。當代中國，尤其需要有理想、有信仰、有道德、有規範的商業家和企業家、金融家，也就是儒商。

一方面，由於商人對“儒”的匱乏，使得市場經濟缺乏理論上的成熟。商人雖然有極其豐富的商業實踐經驗，但缺乏文化知識的輔助，很難形成完整系統的理論，規範也就無法用準確的文字加以表述。而“純儒”，雖有較好的駕馭文字能力，但缺乏實踐，也很難形成能夠具體指導實踐的規範，只能是紙上談兵。基於上述原因，市場經濟要想走向規範化，並且有完整的理論體系形成，就必須由具有“兩棲”功能的儒商來完成這一使命。

另一方面，“儒”也為“商”的發展提供了一種規範。這種規範就是文人之間約定俗成的品格或品質。這與商人間那種惟利是圖的品行是格格不入的。在儒的這種精神的干預下，儒商的行為受到了嚴格的制約。同時，傳統商業的道德規範和“無商不奸”的程式觀念也對儒商的行為產生影響。這種嬗變和膠合必然引發儒商新的思考，繼而推動市場經濟走向規範。

現代儒商應該具備以下幾個主要方面的特點：

1．以德為立身之本；

2．堅持實踐“利”與“義”相統一的價值觀；

3．勇於競爭和善於競爭；

4．實行以人為本的管理；

5．具有開拓創新的意識和能力。這些是現代儒商必須具備的最基本的素質，但不是他們的全部素質。

用傳統文化思想精華構建企業文化，用以指導企業的運作與發展，稱之為當代儒商或新儒商文化。

當代儒商有以下特徵：

第一，企業隊伍靠文化知識結構而成，素質高，推行知識型管理，文化型經營。

企業重視對員工的文化素質教育、傳統文化教育和業務素質培訓，重視企業思想文化建設。

企業文化具有該企業特點和個性：企業文化建設與企業經營管理緊密結合，以培養提高人的素質為目標，把經營管理推向新的高度。

第二，以儒家傳統思想精華為企業的生存、發展理念。企業領導人具有一切儒學修養和傳統文化素質，勤奮、熱情、善良、智慧、自尊、大度、心態平和、胸懷寬厚、舉止文雅、注重禮儀、熱愛生活，並善於結合實際把企業文化思想運用到企業的籌劃運作，經營管理中去。堅持用優秀傳統文化思想教育全體員工，規範企業行為，帶領企業員工，探索新時期儒商文化特徵，揭示新的儒商文化內涵，聯繫當今社會特點，通過企業行為傳播儒商文化傳統精華，為發展和構建和諧社會做出貢獻。

第三，以仁愛思想構建和諧的企業環境和廣泛的人際關係。對內，提倡互相關愛，寬容謙讓，建立上下左右的融洽團結的內部關係；對外以“仁為心、義為路”“和而不同”和平等、公平法則追求和諧的市場和寬鬆的環境。

第四，人無誠不立，企業無信不存，誠信是企業求生存、圖發展的生命線。企業員工要把“言必行、信必果”作為座右銘，以信譽謀求企業的長遠利益。一舉一動都要體統講究信用，信守諾言和遵法守紀。企業要堅持以“誠信為榮，失信為恥”的信條，並把它變成企業員工的自覺行動。

第五，以賢選人，以賢重用和對員工升職。

其標準：

有正確的是非觀，善惡觀，羞恥觀，嚴以律己；

與人為善，有精誠合作團結的精神；

擁有青春活力，精通業務，工作幹練；

大局為重，勇於認錯，懂得服從，懂得自責和心存感激。

第六，儒商風度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温，言思忠，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論語 季氏》）

這裏提出的九思，説的是有文化有教養和素質高尚人的風範。

觀察事物，看問題，要考慮看清楚，看準確，不可看走了眼，誤了事，或者走馬觀花；

聽人説話時，要考慮聽清楚沒有，不可道聽途説；

待人時一定要考慮自己的外部表情，要温和要誠懇；

待人的樣子一定要謙恭，不可誇誇其談，盛氣凌人；

對人説話一定要忠誠，實際，不可以假大空；

辦事時，要注意認真，不可以馬裏馬糊；

有疑問要向人請教，不可以不懂裝懂；

自己發怒時，要考慮後果，不可留下後患；

得到好處時要考慮所獲得的利益是否符合義的規則。

第七，講究禮儀

子貢曰：“貧而無、富而不驕，何如？”孔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論語?學而》）。

孔子的弟子子貢問老師：“貧窮不諂媚、富貴不驕傲的人如何？”“孔子回答説：”可以，但不如貧窮而樂觀，富貴而好禮的人。”

孔子一生做人處世把禮放在重要位置，儒商繼承儒家傳統，更重利益，認為人與人的交往應以禮儀為先。禮對規範人的行為，培養良好的人格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禮儀的方式不同，古代行跪拜禮；漢朝迎賓行執帚禮；今天以握手禮為普通，但亦有諸多要求和禁忌，使用得當，方能發揮禮儀的最大作用。

企業領導人和員工都要精通社交禮儀，公關禮儀，公務禮儀和服務商務禮儀等。

在生命運動中，其實人的生存享受只有兩種，一種是肉體的，一種是靈魂的（或精神的），其實“為儒”的過程就是靈魂欲獲得滿足的過程，“為商”的過程就是肉體欲獲得滿足的過程。當然，肉體和靈魂也是辯證統一的，是矛盾的雙方。比如肉體的疾病，就會導致精神的痛苦，精神的不悦也會導致肉體病情的加重。在“儒”和“商”之間，也有兩者對立的時候，比如“儒”覺得“商”重利輕德，惟利是圖，不會成就大氣；而“商”卻覺得“儒”酸文假醋，故弄玄虛，只會紙上談兵，不會實際操作。

人類在生存活動中，純粹地對金錢的追求，將喪失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人性的貪慾是與生俱來的，商業行為就是滿足人類貪慾的一種活動，這種活動的成敗，與其他賭博活動的成敗是一樣的，都能夠刺激對物質貪慾的膨脹。這種膨脹和對物質的無止境貪慾，將使靈魂陷落到骯髒的污垢之中。一些人染上了賭博、淫慾，甚至吸毒的惡習，因為他們在獲得足夠的金錢之後，不知道用什麼樣的方法來刺激生命，獲得足夠的享受和娛樂。在沒有“儒”文化的人生中，我們的確也很難找出一個更加適當的生命消費方式。而儒商則不同，物質的富足只是為其提供了一種生存保障，因為人不可能餓着肚子整天談論高雅和文化。而更加徹底的追求則是讓靈魂獲得享受。在這種狀態下，只有文化才能夠清洗靈魂的污垢，使人變得高尚。

因此，人類生存的美好境界就是－－儒商境界。這是人類在“肉體”和“靈魂”中最富足和完美的生存狀態。

儒商精神這一概念是指一種援儒入商所形成的獨特的商業人格和行為規範，所謂儒商也就是指作為商人而要有儒的精神、儒的氣度、儒的道德規範，以儒家的道德理想和道德追求為準則去從商、經商，在商業行為中滲透儒家所倡導和躬行的"仁、義、禮、智、信"。

在農業經濟時代，人們對經濟的認識水平受到了很大限制，社會觀念往往輕商、賤商，商業的經濟價值長時期得不到實事求是的認識，這種情況甚至於高喊"割資本主義尾巴"和"反投機倒把"的時代，當時雖然也有"工、農、兵、學、商"的排序，但"學"且地位低下，"商"就更不足論，同中國傳統商人居"四民"之末的地位相比並沒有多大改觀。"商品的流通環節並不增加社會財富"，"無商不奸"、"無奸不商"幾乎成為對商人和商業的評定。在這種背景下，從商、經商實則如同犯下原罪，商人也要以為社會所尊崇的儒家行為規範和道德標準來規範要求自己，或是將"賈而儒行"、"以儒術飭商事"作為提高自身社會地位的手段，在這種情況下儒商就應運而生。

儒商起源於何時？這個問題比較難於正面回答，應根據儒商定義的寬狹來加以大致推斷。若文人加商人亦即有文化的商人即為儒商，那麼，自有商人起就有儒商，春秋戰國之范蠡、子貢、白圭、漢之桑弘羊均為儒商代表。但這樣的解釋顯然不能令人滿意，蓋因儒與商真正"合流"當可大大提高商人的社會地位，創造出燦爛的商業文明，形成一種比較穩固的、為社會所公認的商德，應而儒商作為羣體的出現不會太早，當以有資本主義萌芽的明代為儒商大量出現為宜，而明代中葉徽商這一個商人集團的崛起應視為儒商真正出現。他們有明確的以儒家道德觀念經商的主張，也有"以儒商飭商事"的實踐，認為"良賈何負閎儒"，以亦儒亦商為尚，在商業實踐中，把誠實守信、"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仁、義、禮、智、信"等等儒家的道德準則作為商德，做人經商並重，以做人的追求來經商、在經商的過程中體現做人的原則。這使得徽商集團普遍具備了即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也是進步的商德，在很多徽商身上，體現了很強的道德修養，其道德自覺和自律在中國商業文明開始之初就達到了令人讚歎的的水平，實在是因為它根植於儒家的沃土之上，是一種 純粹本土化的文明。

流傳久遠的儒家思想二千多年來一脈相承，影響國人的思維至深至遠，形成了國人獨特的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我們把儒商精神與儒家教義相對照，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瞭解儒商精神的內涵。《論語》有云：“富貴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可見儒家並不“罕言利”，但“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要講“義”、“利”之辯，要區分什麼是合於“義”的“利”，什麼是不符合“義”的"利"，前者的求利是屬於“取之有道”，後者的求利則是“小人喻於利”的那種求利，為君子所不取。這就直接引發了儒家的另一種理論，即“不苛取”，而且是“一毫一釐不苛取”，要“取之有道”，而且，儒家學説給“苛取”和“不苛取”有很嚴肅的道德判斷，“苛取”是小人，而“不苛取”應該就算得上是"儒商"了。從本質上來説，儒商精神反對的是一種為富不仁，強調的是利以義取。從儒的 "窮"和"達"的主張來説，援儒入商、即真正的儒商還需要有益於社會，"窮則獨善"、"達則兼濟"，又使真正的儒商具有一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有一種樂善好施的精神，就是在不“窮”不“達”的情況下，援儒入商也需要有一種“利他”的精神，最起碼也要考慮"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可以這麼説，儒商從事的本應是純功利性質的商業，但始終存有超功利的道德追求，讓經商行為始終帶有非常隆厚的道德色彩，這是典型的儒商經商理念，是儒商精神對世界商業文明的一個獨特貢獻。所以，援儒入商是儒家思想在商業中的實踐，是一種賈而好儒。

我們從儒家的經典教義和我們傳統的商業道德的對比中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對傳統商德的影響。儒家思想強調"禮之用，和為貴"，傳統的商業理念是"和氣生財"；儒家強調"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無論是傳統還是現代商業道德都強調能站在顧客的立場上考慮問題，強調貨真價實、童叟無欺，強調在顧客得到完美服務的同時得到商業利益。儒家講義利之辯，進步的商業道德也強調商人的利益不能置於社會整體利益之上，強調不能因謀求私利而損害消費者利益甚至國家利益，認為只為個人利慾不擇手段謀取利益是不道德的，是一種利慾薰心、惡性膨脹。經典儒家教義強調人之為人必須"言必信，行必果"，而誠實守信則在任何時候都是一項基本商業道德。儒家的義，從本質上來講，是"宜 "，就是説要做應該做的事、做符合社會公義的事情，比方説扶危濟困、互助、熱心社會公益事業，等等，這些都是人對社會所應盡的義務。儒家學説的一個最大的特點，是總是將人置於社會的大背景中，考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規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用道德的力量調節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從來不談什麼自然人，要求一個人在實現私利時不損害公利，不損害他人利益。商業理念也是如此，強調合作，強調不損人利己。儒家思想強調"過猶不及"、"中庸之道"，傳統的商業道德則強調不謀取暴利，不搞掠奪式的經營，注重商業生態，講究商人之間、商人和顧客之間的協調發展。儒商實際上奉行的是商業道德秩序學，講究以道德力量維繫商業秩序。儒商在商而品位超過商，在從事本應是純功利的商業行為的過程中，總是希望提升自己的精神世界，這就是儒商精神。

因而，儒商精神應該包括恪守信用、誠信為本，誠實不欺，利以義制、以義取財，仗義疏財等等商業道德，是把誠、信、義、恕、讓等倫理道德原則貫徹到從商經營之中去，是儘量用儒家精神去洗滌一味求利的商人習氣。或曰：商人經商的目的就在於追求利潤，而且要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提倡儒商的精神不就犧牲了商業效率了嗎？事實上，這裏有一個追求商人個體利益或是局部利益最大化還是追求社會利益最大化的問題，但放在社會大系統中，商人個體不顧公德、不擇手段的求利，乃至於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恰是商業生態惡化的罪魁。"效率"似乎是有了，但就社會而言，公平卻被拋在了一邊，失去了公平和公正的所謂"效率"對社會而言毋寧是一種災難。儒商精神的可貴之處正在於強調了公平原則，而且，這種公平不是來自於一種外在的強制力量，而是來自於受儒家思想浸潤的商人的道德自覺。儒家經典有"性善"和"性惡" 之辯，提倡儒商精神就是要在商業經營中保持一種"性善"，使誠、信、義等等人性中的美的東西轉化成優秀的商業品格、轉化成為商人的自覺行為，而不僅僅要靠制度和法律約束。儒商精神實質上是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商人在商業行為中的道德"自律"，而非"他律"，從宏觀上看，提倡儒商精神，可大大降低整個社會管理系統的運作成本。就拿商人本身來説，經常性地陷入投訴、商業糾紛的旋渦中，對商業活動來説也是不利的。我們可以堅信，我們的社會隨着儒商隊伍的發展壯大，商業秩序必將得到最根本的改善。

或曰，儒商精神，既如前所述，其實就是提倡一種自律而非他律，用道德自律去抵制幾乎是人的本能的利慾，在實踐中是否有可操作性？其實，這正是儒商精神的精華所在，古往今來出現的大批商德崇高、業績不凡的儒商證明了儒和商是可以兼於一身的。儒和法是中國古代思想中重自律和重他律兩種不同的理論，儒家的思想是通過提倡道德倫理、喚醒人們的道德自覺來匡扶人心、匡正社會，當然這些倫理道德一旦被固定下來也有一定的強制性，如後世的"理學"和"禮法"就是如此。法家則是用嚴刑峻法來規範人的行為。儒家強調道德自覺是導之於前，法家的嚴刑峻法則是導之於後，所以儒家學説從本質上來説是道德秩序學，講究以道德力量來維繫社會秩序，讓人追求一種精神自覺。儒家學説從來都是隻強調人的社會屬性，人倫人倫，其實就是人際之間的關係。把人際之間的關係調整好了，那麼，社會的發展才能和諧、穩定。如今，社會步入了商品經濟時代，儒商精神所提倡的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人與人和諧相處的商業生態文明和義與利、合作與競爭、自強與自律和諧統一的商業倫理精神，具有非常強烈的時代意義。儒商精神是儒商所共有的進步商德，是他們在儒家思想薰陶之下對所從事的生產經營、交換本質的獨特認識，是受儒家思想浸濁的商人在商業經營中所形成的獨特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思想，是對世界商業文化的獨特貢獻。

文化，特別是商業文化，是經濟的反映，而經濟是文化的基礎。什麼樣的經濟會產生什麼樣的文化，文化也反過來作用於經濟，健康的文化對經濟起促進作用，落後的文化則對經濟起阻礙作用。儒商精神從它誕生和日益明確起，就對規範商業行為起着積極作用，這説明在我們這個古老的國度，雖然我們的商業文明沒有達到西方那樣一種發達程度，但我們的商業文化精神卻絲毫不落後於西方那些發達國家。如今，進入了商品經濟時代，要使我們的經濟健康有序地發展，必須提倡儒商精神，必須提倡進步的商德，否則，我們的經濟不可能得到健康有序、持續穩定的發展。

純粹的儒商不是簡單的商人加文人，與時下取得了一些商業利潤就以學問作裝點門面的媚俗行為更是毫不相干。儒商關鍵不在於學問有多高深，學養有多深厚，而在於對儒家倫理道德實踐程度。有些商人儘管文化程度不是很高，但他在本質上卻有向善之念，對儒商思想有一種如佛家所言的天然的"慧根"，在商業行為中自然地堅持"不苛取"、堅持取之有道、善於處理好公眾利益和個人利益的關係，不以獲利為唯一目的和終極目的，也完全可以稱之為儒商，而且是有"君子儒"風采的儒商。

商業行為從來都具有兩面性，一則促進了商品的流通，激發了商品生產，帶來了社會繁榮。但另一方面，商人的趨利又有不擇手段、唯利是圖的自發傾向。儒商精神既能糾商人唯利是圖之偏，這就使得這種精神在整個商品社會都會起到歷久彌新的重要作用。榮氏企業的創辦人之一的榮德生曾説："古之聖賢，其言行不外《大學》之明德，《中庸》之明誠，整心修身，終至國治而天下平。吾輩辦事業，亦猶是也，必先正心誠意，實事求是，庶幾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圖，小人在位，亦則雖有王明陽，亦何補哉？"從這段話中，我們不難看出儒商的一些追求，首先，榮德生先生作為一代儒商，他有這樣一種意識：做一名好的商人，同時要做一名有道德的高尚的人，兩者必須統一於商業行為之中，否則就會"一味唯利是圖"，只能是"小人在位"。其次，既要做一名好的商人，又要做一名高尚的人，實現的途徑是向"古之聖賢"和儒家思想汲取營養，要"明德"、"明誠"，"整心修身"，實事求是，而不能見利忘義，這樣，"吾輩辦事業"才"庶幾有成"。這正如明代大思想家王明陽在《大學問》中所指出的："商賈雖終日作買賣，不害其為聖賢"，"其歸要在有益於生人之道"，只要他們在商業行為中能"致良知"，能恪守儒家教義就行。

儒家精神還有哪些內涵？我們可以通過中國歷史上被奉為儒商的代表人物的行狀進行了解。超越個人功利的儒商代表有春秋時的范蠡和計然，戰國時的弦高；以卓越的文化水平提升了經營之道的有白圭，他的"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作為經商之道可謂是深得市場要領；把經商致富作為一種"致太平"的途徑的有清初思想家唐甄，他在《潛書·考功》中説："為治者不以富民為，而欲幸致太平，是適燕而欲馬首指南者也"。他們都是經商從商而不以一己之利，而是從商但以富民強國、安定社會為己任，都是在經商的過程中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儒商精神有益於世用。一般商人都非經濟方面的理論家，他們在從商方面的宗旨和理念，都是建立在某種文化底藴基礎上的意識和潛意識的產物，儒家思想有益於世用，在於它既崇高又平凡，尋常商人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去實踐，這樣一種優秀的本土文化能為我們的商人提倡精神源泉。有一位深黯儒商精神的銀行家曾説："古人日常道德之訓，永遠是真。蓋道德非他，乃維持團體合作的必要條件。忠，誠，廉，讓四字，餘覺其特與商業團體有關。"如今，伴隨着社會轉型，我們遇到的是嚴重的道德危機，進而引發大規模的商業危機。商業領域欺詐之風日盛，極端功利主義和極端利己主義盛行，前幾年的清理"三角債"幾成運動，信用缺失如今成為一種很嚴重的社會問題；"打假"更是一本難唸的經，在商業行為中，損人利己，坑蒙拐騙，敲詐勒索現象嚴重，這些，都反映的是一種從商者的素質。我們的經濟秩序，道德秩序都有一個面臨重建的問題。當然，加強法制建設，是使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但也應該兩個文明一起抓，要努力提升商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利用本土文化，發掘儒商精神，並把它作為一種現代精神來提倡和弘揚，不失是一條有效的途徑。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説：“世紀之交，我們的地球上貧富懸殊越來越烈，有錢又有權的人如果沒有文化擔當，沒有一種為人類進步的責任感，地球就不會有和平與發”。可以説，在商人中提倡儒家精神是使商人逐步有"文化擔當"的偉大事業，是提一種進步的商德的客觀要求。我們強調儒商精神的現代價值，強調要通過對儒商精神的弘揚，來為現實的經濟發展服務，其目的和意義正在於此。

儒商精神將成為全球華商的一面旗幟。儒家文化是影響了中國2500多年的本土文明，儒商精神也是根植於本土的優秀商業文化。儒家思想深刻的影響着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全球華商有同一種文化思想背景，那就是儒商文化和儒家精神。社會實踐業已證明，儒家文化已經推動了"亞洲四小龍"的經濟騰飛，也使得世界華商在全球經濟格局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我們有理由相信，儒商精神作為一種進步商德，在商戰重於兵戰的今天，將對經濟秩序的穩定，經濟繁榮和發展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與西方商人管理思想比較

儒學對中國以及東亞的許多國家都有很大的影響，不僅如此，它對我們的管理思想也有着深遠的影響。本文通過論述儒商與西方商人在管理思想上的差異，及其各自的利弊來論證儒學並非作古之物，它還是具有現代價值的一面。

和其他文化形態一樣，人類的管理思想也有兩種主要類型： 一種是淵源於古希臘文化傳統的西方管理思想，它在近代資本主義的條件下演變為具有一定科學形態的管理理論，從20 世紀初泰勒開始已發展成為科學化的理論體系，對現代人類的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另一種是淵源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儒家管理思想，它具有極為豐富的內容和東方文化特色，並曾產生出光輝燦爛的古代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由於社會歷史條件的限制，中國的儒家管理思想在近代沒有能夠與產業革命及資本主義企業經營相結合。80 年代以來，由於日本及“亞洲四小龍”經濟的飛速發展，使人們的眼光重新從西方轉向東方，開始研究中國古代商人的管理思想在當代社會中的重大意義。日本著名管理學家伊藤肇認為： “日本實業家能夠各據一方，使戰敗後的日本經濟迅速復興，中國儒商文化的影響力，功應居首，許多學者研究後發現，中國儒商的管理思想的長處往往正是西方商人管理中所欠缺的地方。

美國著名管理學家威廉·大內在考察了日本商人的管理的成功之處後，認為對於這種源於中國的管理思想，“我們一旦理解了它，就能夠將它與我們自己的組織形式進行對比，並瞭解我們的環境內還欠缺什麼東西”。因此，重新認識中國的傳統儒家管理思想，進行中西兩大類型商人管理思想的比較研究，正成為當今管理科學發展中的一個“熱點”。

區別

雖然“儒商”定義尚存爭論，但現實生活中的儒商作為世界的一種社會歷史現象，其蓬勃發展之勢卻預示了儒商未來發展前景光明。當然，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迅速發展也説明西方商人的管理思想也有着自己的價值。那麼下面就來論述兩者的區別。

一

在管理中首先要涉及到的兩個基本要素就是人和物。人與物的關係是管理的基點，管理的實質也就是要實現人與物的最佳組合，從而創造出儘可能大的效益。因此，如何來處理人與物的關係可以説是經營管理中的一個基本問題。對這一問題的解決就有兩種基本思路： 一種是以人為本，通過調動和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去實現對物的有效利用； 一種是以物為基礎，用物來規範和激勵人，使人與物達到有機結合，創造出經濟效益。

儒家管理遵循的是前一種思路，即以人為本，把人當作經營中最根本的、能動的因素，並通過對人在精神上和物質上的關心和激勵去調動員工的積極性，實現對物的有效利用，創造出優化的經營業績。在管理上，儒商崇尚的是“賢主勞於求賢，逸於治事”的用人思想，“聖人治吏不治民”的指揮思想，“人君崇明不貴察”的控制思想等等，此皆以人為本，以人為中心。如日立公司的經營信條是“事業即人”，豐田的口號是“既要造車，也要造人”，松下主張“造物之前先造人”。人本管理思想來源於“仁者愛人”的儒家思想核心。

與儒商不同的是西方的管理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有重物不重人的傾向。在歷史上相當長的時期中，西方的管理者都把人看成是“機械人”、“經濟人”，這表現在管理中首先是根據既有的物質條件，形成一整套規範制度，把人和物都納入這大套規範化的制度中進行組合，人在實際上是被當作了一種與物同樣的因素，是物及其制度的配套物。正如美國學者卡爾·佩格爾斯所説： “在西方世界,僱員基本上是被看作一種生產要素，跟資本是一種生產要素一樣。”在這種管理模式中，人實際上被物化，是作為整個物質機器的一個部件而存在着，而不是作為一個有血有肉、會思想、有情感的能動主體。馬克思也曾經説過： “勞動者只是當作單純的生產資料，以食物給予他們，就像煤炭添入蒸汽爐，以油脂注入機器一樣。”這種管理模式忽視對人的情感、精神需求的重視。

當然，現代的西方管理也強調人才的作用。但是，這與儒商以人為本為出發點的管理觀念有着重大區別。儒商強調以人為本是認識和尊重人，是把人作為主體來對待。而西方商人的管理思想是把人當作一種資本、一種生產要素，還是逃不了人是經營活動中的一部機器。

但是，西方商人這種以物為基礎的管理思路以及以制度為本的物質化管理方式，也有其優越性的一面，主要表現在管理有較好的統一性、穩定性、不會因一時一地個別人員的變化而影響整個管理系統的運行，其不足在於對人的主體地位認識不夠，勞動者的積極性不能得到充分發揮，這就限制了效益的創造。儒商以人為本的管理方式能更好、更大程度地發揮被管理者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創造比目標更高的效益； 其不足之處在於管理有不少不確定性、隨意性，也就很容易造成個別人的變化而影響到整個的企業的正常運行，導致效益明顯下降。

二

在運用哪一些手段與方式來實現管理目標的問題上，儒商與西方商人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別。西方商人在管理中運用的基本手段與方式就是理性化的利益機制，即“以理性的契約來確立僱主與僱員之間的利益關係，通過利益上的獎與懲來激勵和約束員工的行為，使其驅向管理目標。”與此不同，儒商在運用理性的利益機制的同時，也特別注重情感激勵、思想發動和精神動員的作用，把倫理與人情作為激勵和約束員工行為的重要因素，甚至把利益機制也打上倫理的色彩。

運用儒家的重人、重信、重義、重情的精神對員工進行管理，督促其實現管理目標，是儒商管理手段的特點。儒商的管理思想認為要時刻考慮如何能使員工由你讓他們幹好轉化為他們心甘情願的自己幹好，使他們在廠同在家裏一樣,把廠家的事當成自家的事。雖然説制度管理在現代企業管理中非常重要，但還必須有一些情感因素在裏面。而中國的儒家管理以“求善”、“求治”為目標，恰恰非常強調心理的作用，依靠領導者榜樣“身教”的力量和道德感召力來調動和團結全體羣眾，達到管理的目標。雖然在中國歷史上也有多種管理方式，但以人道、仁義和羣體力中心，以心理情感為紐帶，以情理滲透為原則的“德治”方式和“內聖外王之”的儒家管理思想則始終佔據着主導地位。

應該説，儒商這種把利益與倫理、理性與情感等機制結合起來進行管理的方式是一種更合乎人性，也更為有效的方式。它更能有效地調動員工的積極性，創造更高的經濟效益。當然它也包含着一種過分誇大倫理精神的作用。西方商人的理性化利益機制管理方式的優點在於比較規範，容易操作，見效快，這也符合西方人的性情。但是它過於簡單化，難以滿足員工多層次的需要，對於調動員工的積極性也是有限的。

三

儒商的企業管理組織方式是家族式的。把“齊家”的原理擴展到各種管理組織的行為中，以“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作為經緯，從縱橫兩個方面把血緣關係與管理等級制度聯繫起來，所謂“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以移於君； 事兄悌，故順可以移於長； 居家理，故治可以移於君”，説明這種倫理關係在各種管理行為之中起着關鍵性的調節機制的功能。

某個企業的模式類似於一個家族，企業的最高執行官就如同家族中的家長，其餘職員由最高執行官選擇任命。日本工運評論家森田實這樣描述日該企業的內部關係： “企業主好比父親，工會好比母親，企業中層負責人類似小舅子，勞動者則似掙錢的兒子。日該企業不斷向職工灌輸以企業為家”的思想，再加上實行“終身僱傭制”、“年功序列制”，企業與職工結成了“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當然任命也有其一定的規則，“賢主勞於求賢，而逸於治事”是用人的總則； “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是因時用人的原則； “智者取其謀，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是因人任事的原則。這就如同家族中的家長認可德才兼備的人來各司職務一樣。要這種管理模式能使職工把企業當作自己的家庭，就會使員工與企業同甘共苦，努力使廠家一體。另外，儒商的管理思想也認識到要真正使員工愛崗敬業，以企業為家，就要盡企業之所能，為員工解決一些實際困難和後顧之憂，鼓勵員工學習，要制訂出一系列的鼓勵員工學習的政策等等，真正關心職工。

總結一下家族式的管理方式的優勢在於： 一是凝聚力比較強，整個企業上下能夠形成統一意志，員工有較強的自覺性和能動性，能盡職盡力地為企業而奮鬥； 二是當家長是一位優秀的人才時，其管理效率較高，能更有效地進行調度，更靈活地去適應市場的變化。其侷限性在於： 一是對高層管理人才，特別是主要管理人才的選拔帶有一定的封閉性，不能做到完全開放地從社會上選取最優秀的人才來進行經營； 二是對“家長”即企業首席管理者依賴過重，制度不夠完善，因而當“家長”不稱職時，企業就會陷入難於擺脱的困境。”

西方商人的管理組織方式則基本上是採取契約制和科層制。企業的最高管理者都是聘用來的。企業管理採取分工明確，分層負責，各司其職，按績付酬。員工與企業的關係是在利益相互依存相互認可的基礎上，用契約關係來加以維持的。因此，員工與企業的關係只是以利益關係為轉移的不穩定關係。企業不景氣時，靠大肆裁減員工來減輕工資支出。員工找到很好的工作單位或薪水更好的職位就會跳槽。過於嚴密的分工，使得當某一環節出現問題時，容易造成不同方面和層次的斷裂,整體運行受阻。對調動整個組織來適應市場的突變也常不如家長式的企業來得更為靈活。而且管理技術的複雜化造成了片面追求管理的數學化、模型化和計算機化的傾向，無視人的心理情感因素和管理藝術的豐富性，以致成為被美國人稱為對“象牙之塔中的分析和理財手段的迷信”。總之，這種管理組織方式的特點就是組織制度和結構是理性化的、容易操作的。但是人員的構成是不穩定的，員工與企業本質是相互外在和分離的。

比較了儒商與西方商人的管理思路、手段以及組織方式，不難發現儒商強調的是以內製外，而西方商人則慣用以外製內。比較中可以證明儒學雖是古人之物，其還是具有現代性的一面。

日、韓等東亞各國幾十年來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成就，這和對這些國家社會和文化影響極深的儒商文化不能説沒有關係。儒商是智力資源的載體，在市場經濟、知識經濟中，儒商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 正是儒商才能承擔起人與自然、人與人和諧相處的生態文明之責，把義和利、富裕和奉獻、競爭與合作，自強與自律統一起來，付之於行動。儒商的出現是對“官商”的否定，也是對“奸商”的鞭笞，也是對俗商（一個單純地以收入產出來計算的商人） 的拋棄。根據古今中外儒商成功的經驗，結合時代特徵，我們概括出6 條儒商治商理念： “君子受財，取之有道”的金錢觀； “善抓機遇，科學決策”的經營觀； “突破現狀，推陳出新”的發展觀； “求賢若渴、知人善用”的人才觀； “以人為本，協調人際”的管理觀； “顧客第一、服務至上”的營銷觀。

總之“儒商思想”就是體現在東方式經營管理中的東方價值觀和思想方式，它用以彌補“西商思想”中的工具理性和分析性思維的不足。“儒者”的“儒家文化”與“商人”的講求實效、精打細算相輔相成，形成具有儒商特色的企業文化，並運用於工商業實踐，是一種適應現代企業管理要求的理想經營方式，註定將大行其道。讓我們更多的儒家商人成為商海的弄潮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