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倫理

研究商業倫理的目的在於，在商業領域中建立經濟與正義、人道相一致的這樣一種理想秩序：不僅能促進經濟良性循環和持續增長，而且能使商業起到激勵和促進每個人滿足需要、發展能力、完善自我的作用，並能將商業整合到社會整體協調發展的大系統中去。

商業倫理的研究對象是經濟活動中人與人的倫理關係及其規律，目標是讓經濟活動既充滿生機又有利於人類的全面健康發展，建立合理的商業道德秩序。同時，它還將社會上因經濟利益而發生的賄賂、脅迫、欺騙、偷竊、歧視等現象做重點探索，以警示這些行為所造成的終極損害以及波及到一系列的社會負面影響。

對企業而言，商業倫理建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我們首先需要一個合理的途徑去解釋它，傳播它。如果讓一個專心於經營的企業家（尤其是中小企業的業主）去闡釋和應用這個繁瑣的理論來教化自己和員工，便顯得頗不現實。那麼，如何讓企業對這個生僻又看似無意義的字眼產生濃厚興趣呢？這是個大難題。

值得慶幸的是，如今多數企業家都開始重視“企業文化”這個近乎現實一些的課題的建設。我們便從這裏找到了契機。

作為道德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企業對價值、利益、善與惡等判斷的倫理觀念，也就自然而然地滲透到了企業文化建設工作中去。從中國傳統哲學汲取思想運用到現代管理，是大多中國企業家所採用的做法。他們自儒、道、釋的學説中，提煉適用於自身企業特徵的論點，藉以發揮——作為中國思想文化的基本元素，儒、道、釋的哲學追求總體上是積極和向善的，它們在歷朝歷代的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和民生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我們來看看儒家文化對當代企業商業倫理觀念的影響。

儒家思想對中國企業經營的影響最為深刻，這除了歷史文化稟賦之外，更有企業家對儒學和企業經營法融合的興趣的原因。例如，僅是《論語》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名句便感染和啓發了許多人。細想之，確如此。制定商業計劃，要遵循人之所需，尊重市場所需，自己都不能信賴的產品，何以銷售與他人呢？制定用人制度、對外公關策略，要循人才之需要，社會之需，自己都不滿意的崗位制度，何以讓他人稱道？經營中的方方面面，皆如此理。所以，很多人藉此句演繹出“換位思考”、“別人是自己的一面鏡子”等等這樣時代理念。

當然，我們身邊的反面的案例也比比皆是。譬如在某些地區的中小餐飲店有這樣一種説法：自家做的飯菜家人一般都不會食用的。為什麼呢？因為其深知飯菜加工的衞生環境之惡劣，深知摻雜的配料是如何之劣質。既然如此，何又售予他人呢？

接下來，我們看看道教文化對當代企業商業倫理觀念的影響。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這句話出自《道德經》第六十四章，是説做事要謹慎收尾，如同開始時一樣，即始終要謹慎從事。這是老子的智慧的傑作，也常作為企業家經營的座右銘。

“慎終如始”一種責任的態度，它要求企業始終不能違背經營的一般道德要求——承諾給消費者的、給員工的、給社會的，要恪守如初。企業的初始心願一般都是積極美好的，他們並不希望通過舞弊來獲得利潤，然而在過程中受到了不斷的磨礪和誘惑時，有些人放棄了正直，有些人則恪守如初。的確，市場運動規律是複雜的，甚至令人難以捉摸，但能堅守自己的正直信念，堅持承諾嚴格履行，終究會贏得勝利，正所謂“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

反之，那些一直向社會炫耀自己的“誠信”和“實力”的企業，如果不能給社會同樣的答覆，終會一敗塗地，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我們再來看看管理界傳播得十分熱門的“捨得”理念：“捨得”者，實無所舍,亦無所得,是謂“捨得”。這是佛家精神的經典體現。

佛家認為，萬事萬物皆在“捨得”之中成就自身，舍就是得，得就是舍，如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樣。商業中，“舍”就是付出、投入，是對社會的貢獻、，“得”是成果、產出，是社會的認同。所以，“捨得”作為一種哲學思想的體現，也是企業家常用來權衡價值的指導思想。不懂得取捨，企業就會變得脆弱——王石先生説過這樣的話：“缺錢對民營企業並非壞事，因為資金有限，不允許你盲目投資，不允許你犯大錯誤。如果你的戰略目標不清楚，又沒有控制能力，錢多了反而是壞事。我常對那些為缺錢而發愁的企業説，恭喜你呀!你犯不了大錯誤。”

除此以外，企業家們還通過“精益求精”等一些古訓演繹為當代質量觀，並提出“質量重於泰山”，隨之又依照這個理念制定出關於質量方面相關的行為準則，在企業內部推廣；再者，企業家還循着傳統文化思想的路線，按照“舉賢才”的觀念，便制定出一些列以“尊重人才”為目標的表現形式，即制度、態度、行為準則等。

這樣一來，對構建和諧的商業倫理體系大有幫助。

社會上關於建設好商業倫理體系的觀點主要有三個：一是政府監管和審批方面入手，二是媒體和輿論監督方面入手，三是在企業產品營銷方面入手。

在企業產品營銷方面入手，是魏濤先生的觀點。

最容易和企業達成共識、最順應市場規律以及最容易實現的，是在企業的營銷行為中主動履行社會責任，建構好商業道德。我們可以這樣理解：一個經歷艱辛換來了生意興隆，蒸蒸日上的企業，一般不會窮盡其能地在公共信譽、公共利益上作手腳，那樣會得不償失的。而一旦企業經營不善，負債累累，企業家失去道德的理性也不足為奇。魏濤分別以《科技檢驗道德》、《有私的奉獻—公益營銷》、《和諧化的金融消費關係》、《手心手背，雙向維權》、《淺論美學視野下的醫學倫理精神》、《文化視野下的名族質量觀》等文章闡釋了企業履行商業倫理履行的觀念、要義和方法，以及如何從履行商業道德的平台上，做好營銷工作。那麼，“從產品營銷方面入手建立好企業的商業倫理觀念”——似乎太過於模糊化，難以領會。那麼我們從純哲學學術的圈子裏把它請到企業經營事務中，並且用公益化營銷（可參考公益營銷有關理論方法和經驗）的思路闡釋了它，並將它整理成一個比較通俗的企業經營價值觀念——“解決企業短期效益與長期利益矛盾的同時，讓社會公益得到尊重”。

我們認為，商業倫理就是企業文化與消費文化的總和。比較而言，和諧的消費文化建設比企業道德文化建設要困難的多。

剛剛過去的2010年央視3.15晚會的主題是“新規則、新動力”，來了次商業“潛規則”大討論。如此直白的主旨創想，似乎是大悦人心。但仔細想想，卻是戳痛了每一個國人的心窩——潛規則的形成歸根結底是若干年來商業道德建設滯後，真正可怕的不是潛規則的存在，而是多數人對潛規則的視而不見。這導致商業道德得不到尊重、社會公益廣受損害的商業中最隱含的文化毒液，幾乎在每個地區的每個角落都流淌過，很多潛規則早就浮出水面了，只是所有違背商業倫理但卻又關乎個人利益的時候，大家就都心照不宣了。

我們常常會以寬容的態度對待商業倫理的破壞者，並已經形成了文化式的慣例。譬如我們回憶一下曾經發生的三鹿事件——起初人們以為是“某個”企業的問題，後來慢慢成了“某些”企業的問題，再後來，一發不可收拾，社會上的指責聲一浪高出一浪。末了末了，煙消雲散。

那麼，誰破壞了商業道德秩序？誰又縱容了他們？

誠然，這個話題似乎更為複雜。

研究和學習商業倫理學的基本方法可以依從以下線索：

1. 從現實的商業現象、商業關係的事實入手，找到深層的商業倫理矛盾；

2. 揭示和把握隱藏在商業倫理矛盾中的內在必然規律，以及合理的商業倫理秩序目標；

3. 根據商業倫理規律和目標提出的客觀要求，設計出能夠調節商業倫理關係的社會制度，制定商業道德規範，以及相關的具體方法和措施。

商業活動中的基本倫理矛盾：1.自利與利他的矛盾； 2.經濟發展目標與人類社會發展終極目標的矛盾。

解決商業倫理矛盾的方法：

1.解決自利與利他這對矛盾的根本出路——社會公正：

（1）社會公正是解決商業活動中自利與利他這對矛盾的根本方法；

（2）在現實中，實現社會公正的首要問題就是創建良好的社會制度；

（3）實現公正、合理的經濟倫理秩序，制度的建立只是條件之一，道德是另一個必要條件。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2.解決經濟發展與人類社會發展終極目標的矛盾之關鍵——處理好目的與手段的關係：

（1）“人的自由全面和諧發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經濟發展對於這一終極目標來説，只應作為必要的基礎條件和手段，為實現這一總目標服務；

（2）制約經濟發展的變量主要包括：A.保證公民與政治權利平等的社會制度； B.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平等； C.可持續發展模式。

總之，解決商業倫理矛盾總的方法和原則是：兼顧、結合、最優化妥協。為此，根本上有賴於商業主體道德的提高，要求政府、組織和個人根據合理的商業倫理秩序去決策和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