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而好儒

“賈為厚利，儒為名高”《太函集》卷52。徽商賈而好儒，受到較深的儒學教育，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識，使他們在經商中，善於運用心計，精幹籌算，審時度勢，決定取予。明代欲人黃鐮，少時從儒就學，立下經世之志，後來棄儒經商，在閩、越。齊、魯間進行商業活動。由於善於洞察"盈虛之數"，故精幹"進退存亡之道"，獲利甚多。清代款人葉天賜，生性聰穎，工詩詞，擅書法，因家貧行賈，"料事十不失一"，一躍而為揚州富商。

明清時期，徽商的活動範圍“幾遍宇內”，所謂“山陬海涯無所不至”，尤其是在江南各地，向有“無徽不成鎮”之説。徽商的一個重要特色是“賈而好儒”，他們或是“先儒後賈”，或是“先賈后儒”，或是“亦賈亦儒”。徽商這種“賈”與“儒”的結合，便是徽商為“儒商”的內在根據。

許多徽商在從商之前皆是儒生，他們從很小時就熟讀經史，有較高的儒學修養。只因“士而成功者十之一”，所以，在科舉之途上碰壁的讀書人就只好“棄儒從賈”，即“先儒後賈”，“以儒服賈”。這些儒生雖然改換“賈”服，但對儒學仍情有獨鍾。他們從現象上看忙碌於商務，但其本質卻是“儒”，以“儒”作為內在素質來經商，以儒學的哲學與倫理來指導經商。　徽商中“先賈后儒”現象也層出不窮。如清代徽商江春，身任鹽業總商長達40年，然“老而歸儒”、“雅好詩書”。他在客居地揚州建起“秋聲館”，廣交天下儒士名流，併成為乾隆皇帝的文友，留下了“布衣交天子”的佳話。徽商汪廷榜年輕時從賈，遠抵漢江，為漢江波瀾壯闊的氣勢所震撼，於是“歸而讀書，學文詞”，最後中舉人。鹽商程魚門，經商致富，但始終心向儒業，到四十歲中進士。產生“先賈后儒”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主要原因也許是“儒”與官場有內在聯繫，能夠保護切身利益。所以，許多徽商不惜重金混跡儒場以及官場，以謀求政治庇護。

既然徽商對儒學者有剪不斷的情結，那麼他們在從事商務活動中就會自覺或不自覺地以儒家思想來指導。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對從商有直接指導意義的主要有兩點：其一是以“仁”為本的思想。孔夫子的“仁者愛人”，孟子的“人性善”，可以説是儒家倫理中的核心概念，是對個人德行的最高要求。把“仁”、“善”的要領貫徹到經商實踐中，就必須堅持方法與手段的合理性與合德性，使經商能達到“至善”的目的。清代歙縣商人吳?，“平生仁心為質，視人之急如己，力所可為即默任其勞，事成而人不知其德。其或有形格勢阻，輒食為之不寧”。他經常諄諄告誡兒子説：“我祖宗七世温飽，惟食此心田之報。今遺汝十二字：存好心、行好事、説好話、親好人。”又嘗説：“人生學與年俱進，我覺‘厚’之一字，一生學不盡亦做不盡也。”教導其子孫在經商中要存仁愛之心、寬厚之德，這是經商成功的奧妙之所在。其二是以義統利的思想。儒家的義利觀，是把義和利看作既對立又統一的整體。儒家在處理義和利關係時，主張義、利並舉，所謂“禮以行義，義而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就是將義和利統一起來。清黟縣商人舒遵剛對義、利關係進行了淋漓盡致的闡述。他説：“生財有大道，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並説：“錢，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詐生財者，自塞其源也；今之吝惜而不肯用財者，與夫奢侈而濫於財者，皆自竭其流也。……聖人言‘以義為利’。又言‘見義不為，無勇’。則因義而用財，豈徒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以裕其源，即所謂大道也”。就是説，“因義用財”才能開闢財源，使之流而不竭，既收到經濟效益，又收到社會效益。可見徽商的義利觀來源於儒家思想，見利思義、以義為利，正是儒家所要求的。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