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績效

經濟績效的評價標準，主要是由與資源分配以及資源利用有關的效率所決定的，其他方面的標準則與公平和應付外來突變因素的能力有關。正如人們所瞭解到的，要兼顧到這兩方面的評價標準是很困難的，即使只考慮一方面的評價標準，也會有不同的結論，沒有一個一致的和明確的評價方法。當經濟發展時，用不同的標準進行評價，可能在這方面做得更好一些，但是在另一方面卻做得不夠好，經濟學家和經濟工作者就很難把兩方面的標準綜合起來進行評價。因此，我們的目的非常簡單明確，就是把英國看作是早期北美殖民地可以得到的一個資源庫，我們沒有必要在一個更大範圍裏，對涉及所有經濟績效的評價標準進行兼顧和綜合考慮。在這樣的範圍裏，才有必要和可能對英國和北美殖民地的經濟績效進行評價，也才可以把英國與在北美地區有移民的其他國家進行適當的比較。

第一個試金石就是有關的社會資源是怎樣被全面動員起來的。確實很難得到比較接近的看法。財富不均和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就意味着富裕者可以有足夠的資產把持着市場。對土地的私有權使大量的土地仍然作為狩獵地區而保留下來，並使這些土地退出農業耕種範圍。與中世紀相比，這時候用於宗教經濟結構擴張方面的資本要少得多了，但由於過分的消費和軍事開支，使資本的投資受到很大的限制。

從勞動力方面來説，“完全資源動員”的觀點是最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地區性的貧困問題、婦女普遍沒有得到良好的教育、男人和女人都很窮、勞動力的重新安置行動遲緩等系統性的問題，所有這些都使土地在文化價值和可能得到的投資資源方面，表現出它的侷限性。在上流社會中，有天賦的人（主要是有天賦的男人）都被吸引到如律師和宗教人員這樣的職業中來，而那些職業並不具有較高的物質生產力。而社會又是高度分化的，許多社會集團如失敗的保皇主義者的年輕後代們，他們已經感到提高社會地位和改變命運的機會非常有限。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只有空想家和冒險家才會遠離家鄉到北美去殖民的。

從這方面來説，看來第二個觀點即“靜態資源分配效率”的觀點也是明顯地不符合實際情況的。這種觀點認為，所有的生產要素都沒有得到很好的分配，以至於它們沒有得到其最大的要素收益率。實際上，許多制度性的東西、社會習慣以及某些行業受到壓制的特點（比如行會和外來居民所控制的某些商業活動），都影響了生產要素的分配和效益。資源的重新分配確實也發生了一些變化，但是由於有限的交通網絡的整合以及比較差的信息發佈方式而受到一定阻礙。一直到18世紀開始時，還沒有出現一份地方性的新聞出版物。

另外一個是“動態資源分配效率”的觀點，只有以最佳的收益率出現了資本積聚時，這樣的觀點才能得到界定，並與實際情況相符，它是由個人的偏好和國家的優勢地位所決定的。在某種程度上來説，這是一個時代的錯誤需求，缺乏非常清楚的政策目標。無論如何，是因為特權和權力才使資本從高收益的經濟活動轉向土地的投資，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在這樣一個貧窮的社會里，這毫無疑問會降低經濟增長率，甚至會低於我們所能想象的經濟增長水平。1663年以後，通過農產品的出口補助，主導國會的土地所有者的農業經濟得到了保護。與主要捲入貿易活動的個體商人不同，一個有影響的非土地資產階級的形成過於緩慢。例如，只有到18世紀末期，才有一些經濟繁榮的城市的居民支持向外殖民，包括威廉·格蘭特爵士（William Grant），他在1776年之後是加拿大的律師和將軍，當時在德文郡出現了被稱作“道利什圈子”（Dawleishcircle）的集團。但是在那個時候，推動英國官方向加拿大南部地區移民的機會已經溜走了。

要求經濟在邊際生產線運行的“靜態技術效率”的觀點，也同樣是不切實際的。作為最好實踐技術的完全應用，靜態技術效率的觀點可以得到説明。這可能是一種理想狀態，問題是在早期近代化時期，英國如何達到其這樣的目標。從2015年往歷史時期追溯的時候，總會存在“基礎的影響”，因此對所要進行判斷的情況作歷史的分析。另一種可能性就是把近代早期的英國與同時代的國家如法國和荷蘭進行比較。

要作出一個大膽的切中要害的結論，我們肯定要牢記的是，英國在中世紀時的應用技術水平以及鄰近國家的技術水平。儘管英國在當時還是一個工業與農業模式以及工廠規模與農業生產方式同在的巨大混合經濟模型，但是如果用這樣的標準來衡量的話，英國的經濟表現是相當不錯的。在許多工廠和農業生產中，許多更好的生產方法肯定會得到傳播。但是實踐的多樣性意味着，最好的眾所周知的技術在運用時也遠不是千篇一律的。

從“動態技術效率”來看，英國是當時比較富有創造性的社會之一。18世紀晚期的許多工業化的基礎理論，實際上都是在法國發展起來的，但是非常重要的是英國形成了一個工匠階層，能夠把這些理論具體地運用於實踐之中。在這一方面，歐洲大陸特別是法國，沒有英國做得好。

在希望“收入分配平等”方面，看法是非常不同的。有人認為達到平等所需要的税收和經濟管理註定會減少生產的內在動力。英國社會不平等的程度又是很突出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國獨立戰爭時，美國不僅沒有存在程度嚴重的社會不平等，而且還取得了比較高的平均收入水平。這雖然大概歸功於美國豐富的自然資源，但是一個潛在的原因是英國的貧富兩極分化並沒有提供一個相當的刺激經濟發展的動力。最後，我們要了解對“外來突發事件的快速反應能力”是什麼。從歷史的角度，這才能得到很好的合理的解釋。正如亞當·斯密所説的，無論是戰爭、瘟疫還是火災，都不能阻止國家財富的積累。在大火災發生之後，一些建築的重建速度就可以提供一個最好的恢復能力的例子。這不僅是指1666年倫敦大火之後的重建事例，當時在倫敦，僅僅利用非倫敦居民的工匠勞動，就很容易地把樓房建造起來了。其他許多城市也經歷了嚴重的大火災，毀壞了大部分的房屋和資本存貨，一時間數以百計的房屋被夷為平地（倫敦大火就有13200間房屋被燒燬）。當地的資源和城市中非正式的互助都動員起來了，政府還發行“臨時文件”（允許個人收集“救濟品”進行救助），幾乎所有這些措施都促進了重建工作的快速進行。

英倫三島甚至整個大不列顛帝國，並不是一個公平的社會，也不是一個能夠動員其全部資源的社會，甚至也不是一個能夠對生產要素進行最佳分配的社會。但是與當時最發達的社會，甚至所有的經濟體相比，英國卻是一個相當有彈性的國家。它的要素市場變得越來越自由，技術的革新也出現了，從總體來説，英國社會是富裕和富有活力的。北美殖民地的開啓，才會有一個最好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