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散文

中國古代散文的發端，可以追溯到殷商時代，商朝的甲骨卜辭中，已經出現不少完整的句子。西周青銅器上的銘文，有的長達三、五百字，記錄貴族事功、訴訟原委或賞賜情由等等，記敍的內容已經相當豐富。這些可以看作是古代散文的雛形。

先秦散文是中國散文的發軔。主要保存在《尚書》、《春秋》、《左傳》、《國語》和《戰國策》中。包括《左傳》、《國語》等先秦敍事散文和《論語》、《莊子》等先秦説理散文。先秦時期，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還不分明。當時的散文，只能説是與韻文相對的一種文體，基本上是哲學、政治、倫理、歷史方面的論説文和記敍文，但由於它們具有較強的文學性，在中國文學的發展中產生過很大影響，因而被視為先秦文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先秦散文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歷史散文，一類是諸子散文。

一般地説，歷史散文並不屬於文學的範疇。由於先秦時期純文學散文尚未出現，而歷史著作中的文字敍事、寫人非常生動、形象,語言也富於文采，對後世文學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所以先秦的歷史散文可以説是文學性較強的散文。先秦的歷史散文，文學性不強的《尚書》、《春秋》可以不論，而以《左傳》、《國語》、《戰國策》為其代表。《左傳》也稱《春秋左氏傳》或《左氏春秋》，與之並存的還有齊人公羊高的《春秋公羊傳》，魯人穀梁赤的《春秋穀梁傳》，合稱“春秋三傳”。《左傳》仿照《春秋》用魯國國君的世次編年，是一部自成體系的獨立完整的歷史著作。成書於戰國初期,據説作者是魯國史官左丘明，全書近二十萬字，全面記載了春秋時代各國的政治、軍事、外交、文化等多方面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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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散文分為編年體、紀傳體、紀事本末體、國別體。史書又分為通史和斷代史。

我國的史官建制很早，按周代的制度，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等職位。《漢書·藝文志》記載“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尚書》記載了商周君王對臣民發佈的各種政令，文辭簡練。《春秋》是魯國的編年史，記事嚴謹，語言精煉。

應該説真正具有文學價值的歷史著作，產生於春秋戰國時代，《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是其代表。

《左傳》是《春秋左氏傳》的簡稱，是用歷史事實來解釋《春秋》的著作，相傳為魯國史官左丘明所作。《春秋》是概括的記述歷史，而《左傳》則詳細的記載事件本末細節，此書豐富多彩，敍述了春秋時期各諸侯國政治、軍事、外交等方面的情況和歷史人物的言行。

《左傳》擅長戰爭描寫，它不僅把紛繁複雜的戰爭有條理的敍述出來，並且從大處着眼，通過人物對話，寫出戰爭的性質，決定勝敗的因素等內容。《曹劌論戰》和《秦晉崤之戰》 ^[2]  等篇，都寫得非常出色。

《國語》是戰國時代出現的一種國別史，記載周王朝和諸侯各國的大事。它的思想性和藝術性遠不及《左傳》，然而它有的敍事比《左傳》更鮮明生動，如寫“厲王弭謗”和“勾踐復國”的文字。

《戰國策》記述的基本上是戰國時期謀臣縱橫捭闔的謀略和辭説，它的文風是劇談雄辯，書中還刻畫了許多生動的人物形象。例如寫唐且出使秦國，唐且與秦王談起“布衣之怒”，秦王輕淡的説，布衣之怒不過“免冠徒跣，以頭搶地爾。”唐且慷慨陳詞：“此庸夫之怒，非士之怒。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説完，拔劍而起，這一番慷慨豪壯的言辭，打掉了秦王不可一世的凌人盛氣。

《戰國策》中的縱橫家辯士，還擅長運用寓言進行説理、論證，象狐假虎威、畫蛇添足等成語故事，都出自《戰國策》。

《左傳》和《戰國策》對後世的散文家有着深刻影響 。司馬遷的《史記》，曾經大量採用這兩書的材料，並汲取了它們的寫作技巧和語言風格。漢代賈誼、晁錯等人的政論文章，其雄辯風格得之於這兩書也很多。歷代史書的編撰，以至唐宋散文家的記敍文，在語言和表現方法上，也都受到先秦散文的影響。

春秋之末，王權衰落，諸侯崛起，天下紛爭。與之相應，官失其守，禮崩樂壞，士階層蔚然勃興，私學興起，私家著述相繼出現。到戰國時，百家爭鳴，諸子橫議，著書立説，蔚為風尚。據《漢書·藝文志》載，當時主要諸子有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農、雜、小説家十家。先秦諸子指的就是這一時期諸子百家闡述各自對自然對社會不同觀點和主張的哲理性著作。

先秦諸子散文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春秋末、戰國初為第一階段，代表作有《論語》、《墨子》，文章多為語錄體，或為簡明的議論短章；戰國中期為第二階段，代表作是《孟子》、《莊子》，文章逐漸由語錄體發展為對話式論辯文與專題論文；戰國後期為第三個階段，《荀子》、《韓非子》是其代表作，其文章基本上都是宏篇鉅製的專題論文，完善了論説文的體制。

先秦諸子具有鮮明的特點。思想上，它們都堅持獨立思考，各抒己見，放言無憚。如孔子提倡仁義禮樂，墨子主張兼愛尚賢，莊子主張自然無為，韓非子則大倡法術勢。文風上，諸子各具個性和風格。如《論語》簡括平易、迂徐含蓄，《墨子》質樸明快、善於類推，《孟子》氣勢恢宏、辭鋒雄辯，《莊子》汪洋恣肆、文思奇幻，《荀子》渾厚縝密、比喻繁富，《韓非子》嚴峻峭拔、論辯透闢。語言上，它們都善用比興，深於取象。如《莊子》“寓言十九”，引物連類，取象之深厚，為諸子之最。文體發展上，先秦諸子散文首先確立了論説文的體制。從語錄體的有觀點無論證，到論點明確、論據充分、邏輯嚴密、結構完整的專題論説文，顯示了我國論説文發展的大致風貌。此外，先秦諸子散文中一些故事敍述，頗類小説，為後世的敍事文學提供了營養。

先秦諸子散文，在思想和創作上，對我國幾千年來的政治制度、文化藝術等各方面等都產生了極為深遠影響。

中國散文文學形成的歷史，從沒有文字到有文字，從片言隻語到成段成章，再到中心明確、結構謹嚴的篇章，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

中國散文的最早源頭，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辭。殷代是一個神權統治的時代，統治者借用神的力量來加強他們對奴隸及臣民的控制。當時的文化，基本上是神權統治的工具，被巫祝所壟斷。殷代甲骨文，基本上都是殷代王室占卜的記錄。他們把卜問的時間及祭祀、天時、年成、田獵、征戰、商王的起居、疾病等內容刻在龜甲或獸骨上，以便日後檢驗。這些卜辭，一般包括序辭（占卜的時間和占卜者的名字）、命辭（占卜的問題）、佔辭（對卜兆的解説）、驗辭（事實與預卜是否符合）等部分。也有少量非卜辭的記載，上面記錄了狩獵與戰爭的史實以及有關甲骨整治、收藏等情況。這些記事，只是為了備忘，加上刻寫的困難，所以力求簡單概括，大多是些零散的句子，較長的記事刻辭如“小臣牆刻辭”，補足其殘文，估計原文字數超過150字。就中能夠完整明白地表達意思的已屬上乘，能夠略具篇章規模的更為少見，所以它還只是記事散文的萌芽。

商周盛行在青銅器上鑄刻銘文的風氣。銅器銘文，也稱金文，已發現有銘文的商周青銅器估計近萬件。商代銅器銘文很簡單，一般僅用一至五、六個字記作器者之名、所紀念的先人廟號等。商代晚期出現了較長的銘文，但也沒有超過50字的，內容多數是因接受賞賜而作紀念先人的祭器以示榮寵的記錄，在表現技巧上，與同時的商代甲骨文相似。到西周，銅器銘文達到全盛，篇幅加長，二、三百字的頗為多見，西周晚期的毛公鼎則長達498字；內容也大為豐富，除了較常見的記載周王的任命、賞賜及記功表德外，還有記訴訟、土地交易、勘定田界等較特殊的記事銘文，正如《墨子·魯問》中説的：“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為銘於鐘鼎，傳遺世子孫。”許多周代的銅器銘文是有韻的，且喜歡用整齊的四字句，有的銘文還具有比較濃厚的文學氣息。但因銅器銘文的篇幅受限制，內容也有很大的侷限性，所以敍事部分大都直陳其事，很少修飾，又有不少頌揚求福的套語，因此其文學價值一般不如流傳下來的同時代的其他形式的文學作品。

周人卜與筮並用，但多用蓍筮。把占筮過的事和結果記下來，以便年終複查占驗多少，這些記錄，叫做筮辭。占筮者把收集到的舊筮辭編輯成書，以作占筮的參考。《周易》就是這樣的一部占筮用書。《周易》中所記的舊筮辭也象卜辭一樣，大多片言隻語。經過編輯者的選擇、加工，編成六十四卦，每卦分為六爻。卦有卦辭，爻有爻辭。多數的卦都有中心、有層次，卦爻辭中用韻的約佔三分之一，部分近似民歌，有些描寫細緻，運用比喻、起興、襯托等表情達意的手法，頗為生動形象，在一定的程度上體現了西周時期的寫作水平。因為是占筮之書，所記的內容顯得駁雜零亂，其中又插進了不少貞兆辭，銜接成章的並不多，只能説它還處在散文正在形成的階段。

真正標誌着中國古代散文已經形成的，應該是《尚書》。《尚書》主要載錄了殷商、西周時期的典、謨、誓、命、訓、誥，以及東周作品，是上古的一部官方歷史文獻。卜辭與《周易》是巫官之作，《尚書》是史官之作；前者記錄的是對神的祈禱與所謂神的啓示，後者記錄的是王公的言辭與政令。

現存的《尚書》已幾經聚散，真偽雜糅。《盤庚》三篇是盤庚遷都於殷的三次訓話。但全文中心突出，議中夾敍，有生動的比喻，富於感情色彩，從中可見盤庚的胸懷、膽略與神情。它與《周書》中寫周公告誡周成王的《無逸》等篇，可算是較早的、比較完整的論説文。較早而又比較完整的記敍文，則可以《周書》中的《顧命》為代表。《顧命》記敍周成王之死和周康王即位的經過，先記成王臨終時對大臣們的遺囑，接着記述康王即位的儀式，最後是召公和諸侯們對康王的告誡和康王的答詞，記敍具體而有層次。《尚書》之後，散文分別向着偏重於論説的諸子散文和偏重於記述的歷史散文兩方面發展。

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競作，九流並起。”各種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紛紛著書立説，宣傳自己的社會政治主張。諸子的文章，各具風采。

《論語》是孔子的弟子記述孔子言行的著作。《論語》風格是語言簡練，含義深遠，雍容和順。其中許多形象化的語言，往往包含着深遠的社會和道德含義。例如，孔子説：“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這既是對松柏的禮讚，又是對一種堅強人格的稱頌，形象與哲理交融在一起。

《墨子》一書，語言質樸，但有很強的邏輯性，善於運用具體事例來説明道理，又經常從具體問題的爭論中作出概括性的總結。例如，《非攻》篇中説：“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人桃李，眾聞則非之，上為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以下又從盜竊別人雞狗説到，侵略他人國家，指出這些行為的本質都是“虧人自利”的不義之舉。這樣的由小及大，層層推進，既是演説，又是比喻，論證明白而嚴謹。

《孟子》散文的特點是氣勢充沛，感情強烈，筆端鋒芒顯露。例如，《孟子·梁惠王下》中記述孟子與齊宣王的對話，孟子對齊宣王所問“齊恆晉文之事”避而不言，卻引齊王談論王道。在對話中，孟子經常連連發問，步步緊逼。他的雄辯鋒芒，有時竟使得“王顧左右而言他。”《孟子》的文章還善用比喻。他在談及不能和不為的區別時説：“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他所用的比喻常常是多樣的，有時整段用，有時全篇用。就象“魚，我所欲也”，就是層層深入，運用曲折的比喻揭出所論主旨。

《莊子》：在先秦思想中，莊子的思想具有一種虛無主義色彩。在先秦散文中，《莊子》是最具風格的。大量的採用虛構的寓言故事，來説明思想論點，這是《莊子》的一大特色，《莊子》想象神奇，在古代散文中獨樹一幟。《莊子》寓言豐富，並且很多出自作者自創。這些寓言也不是簡單的比喻，而是有着奇幻斑斕的色彩。像寫河伯看到“秋水將至，百川灌河”的景象，便“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當他來到北海，看到大海的浩瀚天際，這才感到天外有天，自己的沾沾自喜是可笑的。接着通過與河伯的對話，又道出宇宙之大，大海在其中也是渺小的等的道理，既是寓言，又有壯闊的景物描寫，充滿着浪漫主義色彩。還有，寫諸侯間的戰爭時説：有兩個國家，一個建在蝸牛的左角，一個建在蝸牛的右角，“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屍數萬，逐北旬有五日可返”象這樣的奇幻的想象，在《莊子》中還很多。

《韓非子》的文章注重論述，論事證理切中要害而又精闢深刻。在先秦諸子中，韓非子的分析力最強。有一篇寫亡國的理由，竟寫了47條之多。他的文章中也大量引用寓言故事和歷史知識，我們還在運用的成語，如守株待兔、買櫝還珠等，都出自《韓非子》。

先秦諸子散文風格多樣，或氣勢磅礴，或雄辯鋭利，或浪漫奇幻，對我國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先秦散文在散文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成為後世散文寫作的楷模。秦漢以後，《左傳》的文章一直為人們所喜愛，尤其是唐宋以來的古文家，都非常推崇《左傳》，並把它作為學習對象。韓愈《進學解》説他“沉浸濃郁，含英咀華”的古代作品中，就包括《左傳》。宋人把《左傳》與《史記》、韓文、杜詩相提並論，同作為文學範本。情韻豐富的《左傳》散文，也深為清代桐城派散文家所推崇。對《國語》語言藝術的讚譽，歷來甚多。

柳宗元儘管曾作《非國語》批評《國語》的某些思想，但在其“序”中還是認為“其文深閎傑異”，其為文即以《國語》為法。漢初散文，尚有戰國遺風，賈誼，鄒陽等西漢前期散文家的作品中，更是可以明顯看出《戰國策》文風的餘緒。這種影響持續不斷，在蘇洵、蘇軾等後代作家的散文中，還可以體味到先秦敍事散文的神韻。《戰國策》的文章，對漢賦的產生也起過促進作用。漢賦主客問答的形式，鋪張揚厲的風格，都可以看出對《戰國策》的借鑑。先秦説理散文以其思想的深邃，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源泉。先秦説理散文對中國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儒、道為代表的先秦説理散文，以其深厚的思想內涵和文化意藴，確定了作家的人格理想，作品的審美風範，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的基石之一。

先秦説理散文是中國散文創作的典範，它以成熟的説理文體制，形象化的説理方式，豐富多彩的創作風格和語言藝術，影響了後世的文學創作。

章學誠認為，“周衰文弊，六藝道息，而諸子爭鳴。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後世文體備。”（《文史通義·詩教上》）説戰國時文章已變盡，未必符合實際，但後世的所有文體都能在戰國散文中找到先例或萌芽則是無疑的。先秦説理散文不僅標誌着説量議論文體的成熟，而且也包孕了寓言、小説等因素。

先秦散文雖然不是純文學的著作，但它們對於中國文學的發展，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

後世各種文體的濫觴，多見於先秦。在劉勰《文心雕龍》文體論諸篇中，常追本溯源直到先秦。先秦時期的論説及史傳各體都為後世所直接繼承。此外，《論語》“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章、《晏子春秋》“晏子使楚”章等，類於軼事；《左傳》、《列子》好奇，載及鬼神，近乎志怪；子、史中的寓言故事以及《穆天子傳》、《燕丹子》，可以稱之為小説萌芽；而《戰國策》鋪陳揚厲，《莊子·説劍》與宋玉《對楚王問》增設主客問答，更可以看出漢賦的淵源。

劉師培《論文雜記》説：“中國文學至週末而臻極盛，《莊》、《列》之深遠，蘇、張之縱橫，《韓非》之排奡，《荀》、《呂》之平易，皆為後世文章之祖。”確實，先秦各家的散文風格，從不同方面滋養着後代作者。

“《春秋》筆法”、“《左傳》義法”，曾被推崇為文之準繩。唐宋古文運動以諸經、諸子為旗幟，標舉“文統”，莫不導源於先秦。因此，先秦散文與《詩經》、《楚辭》一起成為中國文學的基石。

此外，先秦散文還為後代小説、戲曲創作提供了不少題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