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傳

相傳公羊高受《春秋》於子夏，其學經五世口授而傳，至漢景帝時，公羊壽與其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成為經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依據《漢書·藝文志》將《公羊春秋》的經與傳“各為卷帙”的情況，以及東漢何休《春秋公羊解詁》“釋傳而不釋經”的情況，認為經、傳“漢末猶自別行”，並認為“今本以傳附經，或徐彥作疏之時所合併歟”，所記史事比較簡略，着重闡釋《春秋》的“微言大義”。武帝欣賞《公羊春秋》，設其為五經博士之一。治《公羊春秋》的儒生董仲舒，被推尊“為儒者宗”；儒生公孫弘以治《公羊春秋》而由白衣至丞相之位，以致治《公羊春秋》者大增。《公羊春秋》宣稱孔子“受天命而王”，作《春秋》以撥亂反正。公羊家認為，《春秋》的意義在於革新（改制），“筆則筆，削則削”，有褒有貶，是謂“筆法”。《公羊春秋》讚美大一統。公羊家董仲舒強調：“《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漢書·董仲舒傳》）由於《公羊春秋》着意闡發《春秋》的“微言大義”，所以歷代今文經學家以及其他人士議論政治得失，往往借《公羊春秋》闡發己意。東漢以後，由於古文經學盛行，《公羊春秋》逐漸失勢。清代後期，《公羊春秋》一度盛行，魏源、龔自珍都提倡春秋公羊學，康有為更是以春秋公羊學為其“託古改制”的理論依據。歷代註釋《公羊春秋》的重要著作，有東漢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詁》、唐徐彥的《公羊傳疏》、清孔廣森的《春秋公羊通義》、陳立的《春秋公羊義疏》。今人李宗侗撰有《春秋公羊傳今注今譯》，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據此出有影印本。《春秋公羊傳》對於人們瞭解戰國以至秦漢時期的儒家思想，以及瞭解漢代經學古今文之爭、漢代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的情況，都有重要的意義。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