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法

最善於從歸有光的創作境界中提煉古文藝術法則的，則以方苞最具理論深度——“義法”。

方苞(1668-1749)字鳳九,晚年自號望溪,學者稱望溪先生,清江南安慶桐城縣人。方苞早年以文名著稱於時,受戴名世《南山集》案牽連獲罪後,因“學問天下莫不聞”幸被康熙帝寬宥。後世尊其為桐城派三祖之一。所謂“義法”，在他看來，“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1]。

而“義法”一詞也並非方苞首創，最早提出“義法”這一概念的可追溯到《易經》。但“義法”一詞最早見於《墨子.非命》：“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為道也，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2]

此處“義法”即標準，可見“義法”本義中就已有規範準則之意。桐城派文人姚永樸在他的《文學研究法》一書的序言中對“義法”一詞的淵源作過較為詳細的説明：“《易》家人卦大象曰：‘言有物’。艮六五又曰:‘言有序’。物,即義也；序,即法也。[3]

《書·畢命》曰：‘辭尚體要’。要,即義也；體,即法也。[4]

《禮記·表記》曰：‘情慾信，辭欲巧’。信,即義也;巧,即法也。”[5]

這裏的意思已經很明顯，“義”是指就文學作品的內容而言，“法”是指文學作品謀篇佈局的形式和方法。後司馬遷又云：“孔子明王道,幹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之哀之獲麟。約其文辭，治其繁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6]

桐城派先驅者戴名世也曾對“道”與“法”進行一番闡釋，他説“道也、法也、辭也,三者有一之不備焉而不可謂之文也”，[7]

他所謂的道是儒家之道，尤其是程朱理學之道。由此看來“義法説”帶有濃厚的道學意味，而其思想內核便是程朱理學。 “義法”理論在後代桐城文人中又逐漸發展。最為典型的要屬姚鼐的“義理，考據，詞章”理論了，他提出“所以為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前四者乃“文之精也”，後四者乃“文之粗也”。

抽象的前四者要通過具體的後四者體現和把握。方姚理論仍是一脈相承的，寫文章時，切忌假空大，文章結構要有理有據。此外，方苞又倡導文風需“雅潔”。方東樹評方苞之文“先生則襲於程朱道學已之後，力求充其知而務固防焉，不放肆，故議論愈密，而措辭矜慎，文氣轉拘束，不能宏放也。”[9]

方苞文章的雅正，幾乎是後世所公認的。他曾這樣來闡述“雅潔”：“南宋、元、明以來，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遺老尤放恣，或雜小説，或沿翰林舊體，無一雅潔者。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10]

由此可以看出，文章要“雅潔”，便不可用語錄之語，駢文之語，詩賦之語。而方苞所倡導的“雅潔”文風，不僅要求文章的語言要典雅簡潔，而且在文章的內容及結構上也要做到簡潔明瞭。這些在他的經典著作《左忠毅公逸事》一文中有很好的詮釋。由於桐城文人倡導“雅潔”文風，古文醇雅文風在此後作文是甚是流行。對當今文壇也有很重要的借鑑意義。

本文圍繞左光斗與史可法的關係，通過京畿視學、獄中訓史、史可法治兵三個動人事蹟，多側面地表現了左光斗識才、選才、惜才的崇高品格，刻畫了他以國家利益為重、剛毅正直、臨危不懼、鋤奸救國、大義凜然的英雄形象。所謂“言有物”，要求文章充實而又飽滿。但“雅潔”有要求文章選材不可雜亂語言不可浮華做作。本文選取的都是一些典型事列，每個事例的描述，又都言簡意賅。例如“（左公）即解貂覆生，為掩户。”簡短八個字就刻畫出左公惜才愛才的情態，添不得一字，少不得一字。精妙之處，溢於言表。

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敍述要數獄中訓史一段。

及左公下廠獄，史朝夕獄門外。逆閹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于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屨，揹筐，手長鑱，為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脱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眥，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吾今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奸人構陷，吾今即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11]

語言簡潔明瞭，讀起來朗朗上口，所選事例典型有度，很好的體現左公的英雄形象。並且感人頗深。言辭雖沒有引經據典，但流露的情感卻一樣能打動人心。“義法”理論在人物傳記中有很好的運用，在景色描寫中同樣有異曲同工之妙。姚鼐的代表作《登泰山記》中有段對泰山景色的描寫“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12]

沒有用任何的駢文詞句，也沒有任何典故，三言兩語卻勾勒出了泰山日出時的瑰麗景象。不可不為“雅”“潔”。桐城派的文章也很講究“考據”，即每寫的一段話都要有史料來源，要有據可考，不可憑空捏造。在《左忠毅公逸事》一文的最後“餘宗老塗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雲。”[13]很好的證明了文章所述之事的真實性。 ^[1] 

方苞（1668年5月25日——1749年9月29日），字靈皋，一字鳳九，晚年號望溪，漢族，安徽桐城人，生於江蘇六合之留稼村。清代散文家，是桐城派散文的創始人，與姚鼐、劉大櫆合稱桐城三祖。

方苞治學宗旨，以儒家經典為基礎，尊奉程朱理學，日常生活，都遵循古禮。為人剛直，好當面斥責人之過錯，因此，受到一些人的排擠。方苞首創“義法”説，倡“道”“文”統一。在《史記評語》裏説：“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以義為經，而法緯之，然後為成體之文”。論文提倡“義法”，為桐城派散文理論奠定了基礎。後來桐城派文章的理論，即以方苞所提倡的“義法”為綱領，繼續發展完善，於是形成主盟清代文壇的桐城派，影響深遠，至今仍為全國學術界重視，方苞也因此被稱為桐城派的鼻祖。

方苞著有《周官集註》13卷、《周官析疑》36卷、《考工記析疑》4卷、《周官辯》1卷、《儀禮析疑》17卷、《禮記析疑》46卷、《喪禮或問》1卷、《春秋比事目錄》4卷、《義補正》8卷、《左傳義法舉要》、《史記注補正》、《離騷正義》各1卷、《奏議》2卷、《文集》18卷、《集外文》10卷、《補遺》　14卷，另刪訂了《通志堂宋元經解》等。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