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侯國

諸侯國源自分封制，據古籍記載，早在炎帝黃帝等五帝時期，氏族部落所構成的眾邦林立，天下共主，能協調分配氏族土地與問題。

史料記載周滅商後，周天子分封天下，是諸侯國林立之時，《呂氏春秋·觀世》謂“周之所封四百餘，服國八百餘”；《荀子·儒效》謂“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左傳》昭公二十八年謂西周分封“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

諸侯國是王室宗族的沿伸，國君作為當家的家主，下有家臣，家人，家民（子民）的分級。天子王室以及諸侯的嫡長子永世為宗子，諸侯的宗子繼承諸侯的權力位置，其他的兒子立為卿、大夫，享有食邑 ^[3]  。諸侯國的層級有、國、邑、鄉、裏等不同的差別，面積大小不一，爵位也有高低 ^[2]  。

公元前9世紀，由於周厲王殘酷統治發生“國人暴動”，諸侯各國原來一直服從周王，暴動以後代表中央政權的周王室對諸侯的控制力很弱，實際控制區只剩下幾百裏。進入春秋時期後，基本為混戰時期，北方有燕、山戎；東邊有齊；西方有秦、蜀、巴；南方楚、吳、越；中部從西至東依次為晉、衞、魯，另外還有鄭、陳、蔡、宋。諸侯列國實力不均，強國齊、晉、秦、楚、吳、越，春秋五霸在這一時期出現。客觀上促進了諸侯各國分裂和統一。

戰國時期以後，原來的晉國被趙、魏和韓“三家分晉”；吳被越所滅，越又被楚所滅；諸侯國只剩下了韓、趙、魏、楚、燕、齊、秦七個大國及其他一些小的諸侯國：中山國、魯國、宋國、鄭國、衞國等小國。

虢國——姬姓，公爵。系王季子虢仲，文王弟也。仲與虢叔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而文王友愛二弟，謂之二虢。武王克商，封仲於弘農。陝縣東南之虢城。

虞國——姬姓，公爵。系周太王子仲雍之後。武王克商，求泰伯、伯雍之後，得章已為吳君；別封其為虞。在河東太陽縣。

宋國——子姓，公爵。系商王帝乙之庶長子曰微子啓：因紂王不道，微子抱祭器歸周。武王克商，封微子於宋。即今睢陽縣。

魯國——姬姓，侯爵。系周文王第四子周公旦，佐文王、武王、成王有大勳勞於天下。後成王命為大宰，食邑扶風雍縣東北之周城，號宰周公，留相天子，主自陝以東之諸侯。乃封其長子伯禽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分以寶玉、大弓，而俾侯於魯，以輔周室。

燕國——姬姓，侯爵。系周同姓功臣，曰召公奭，佐文、武定天下，有大功，為周太保，食邑於召，謂之召康。留相天子，主自陝以西之諸侯。乃封其子為北燕伯，其地乃幽州薊縣。

邢國——姬姓，侯爵。系周文王第四子周公旦佐文王、武王、成王有大勳勞於天下。後成王封周公四子於邢，聯絡齊燕，屏藩周室。

管國——姬姓，侯爵。系武王弟，曰姬叔鮮，以監武庚封於管。即今河南信陽縣。

蔡國——姬姓，侯爵。系武王弟，曰姬叔度，以監武庚封於蔡。即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

衞國——姬姓，侯爵。系武王同母少弟，封為大司寇，食採於康，謂之康叔，封於衞。即今北京冀州。

滕國——姬姓，侯爵。系武王弟，曰姬叔繡。武王克商，封於滕。即今山東滕州。

晉國——姬姓，侯爵。系武王少子，曰唐叔虞。封於唐，後改為晉。即今山西平陽府降縣東翼城。

楊國——姬姓，侯爵。系黃帝后裔。周成王分封其弟叔虞於唐邑 (山西翼城 )。出公子齊，生伯僑，天子封為楊侯。

朝鮮——子姓，侯爵，乃殷賢臣，曰箕子，亦商王之裔。因不肯臣事於周，武王請見，乃陳《洪範九疇》一篇而去之遼東。武王即其地以封之。乃其子孫，即朝鮮國。

薛國——任姓，侯爵。黃帝之後。因世有功，武王克商，封其後裔奚仲於孽。即山東滕州。

陳國——媯姓，侯爵。系帝舜之後。其裔孫遏父作武王陶正，能利器用，王實賴之。以元女大姬下嫁其子滿，而封於陳，使奉虞帝祀。其地在太皞之墟，即陳縣。媯姓源於姬姓，系顓頊後裔，傳至子孫帝舜娶帝堯二女娥皇、女英，女英生子商均。商均後代媯滿娶周武王長女大姬，大姬生陳申公、陳相公。

焦國——姜姓，侯爵。系神農之後。因先世之功，武王克商，封之於焦。即弘農陝縣。

齊國——姜姓，侯爵。系炎帝裔孫伯益為四嶽，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曰姜氏，謂之呂侯。其國在南陽宛縣之西南。自太公呂望起自渭水，為周文、武師，號為師尚父，佐文、武定天下，有大功，封營丘，為齊侯，列於五侯九伯之上。即今山東青州府。

賴國——姜姓，子爵。因為伐紂有功，而被封在賴地(今湖北隨縣東北)。

紀國——姜姓，侯爵。系太公之次子。武王念太公之功，分封於紀。即山東劇縣。

薊國——祁姓，侯爵。系帝堯之裔。武王克商，求其後，封之於薊，以奉唐帝之祀。即北京順天府。

曹國——姬姓，伯爵。系武王弟曹叔振鐸，曰姬振鐸。武王克商，封於曹。即今山東省定陶區。

郕國——姬姓，伯爵。系武王弟，曰姬叔武。武王克商，封於郕。即今山東兗州府汶上縣。

霍國——姬姓，伯爵。系武王弟，曰姬叔處。武王克商，封於霍。即今山西平陽府。

畢國——姬姓，伯爵。系武王弟，曰畢公高，佐文、武定天下，有大功，周武王克殷，封於畢。在今陝西咸陽北。

秦國——嬴姓，伯爵。系顓帝之裔。因先世有功，武王克商，封其裔柏翳於秦。即陝西西安府。

杞國——姒姓，伯爵。系夏禹王之後。武王克商，求夏禹苗裔，得東樓公，封於杞，以奉禹祀。即開封府雍丘縣。

吳國——姬姓，子爵。系周太王長子泰伯之後。武王克商，遂封之為吳。即吳郡。

楚國——羋姓，子爵。系顓帝之裔，曰鬻熊。為周文、武師，有勤勞於王家，封之於荊蠻；以子男之上居之。即今丹陽南郡枝江縣。

莒國——嬴姓，子爵。系小昊之後。因先世有功，武王克商，封其後茲與期於莒城。即莒縣。

邾國——曹姓，子爵。系陸終第五子晏安之後。武王克商，封其裔曹挾於邾。即山東鄒城。

許國——姜姓，男爵。系堯四嶽伯夷之後。因先世有功，武王克商，封其裔文叔於許。即許州。

其餘如越封於會稽，向封於譙國，凡封於汲郡，伯封於東平，郜封於濟陰，鄧封於賴川，戎封於陳留，芮封於馮翊，極封為附庸，谷封於南陽，牟封於泰山，葛封於梁國，鄾封為附庸，譚封於平陵，遂封於濟北，滑封於河南，鄣封於東平，邢封於襄國（今邢台市），江封於汝南，冀封於皮縣，梁封於韓城，徐封於下邳，舒封於廬江，弦封於弋陽，鄶封於琅玡，厲封於義陽，項封於汝陰，英封於楚，申封於南陽，共封於汲郡，夷封於城陽等國，不悉詳記。

這一時期產生對中國歷史影響深遠的哲學理論，如儒家學説、道家理論，學術氣息極為濃厚，湧現了中國歷史上難得的百家爭鳴。

劉邦稱帝之後，鑑於秦亡的經驗，遂在政策上採取道家“黃老治術”、“無為而治”的政策。

首先，採取“郡國制”，郡縣和封國並存，在中央實行與秦朝相同的郡縣制，地方實行分封制。皇帝分封侯國和王國，其中侯國只享有封地內的税收無軍事和行政權並受郡的管轄，而王國則擁有獨立的政治和軍事權力。另外，對內注意興修水利，減免賦税，為恢復農業發展創造條件；對外則和親匈奴，維持邊區和平。漢朝這一系列政策大體維持了一時和平，但亦引致一系列問題，對內的輕徭薄賦政策，令地方上一些豪強勢力日大，形成土地兼併；對外則匈奴侵略日頻，威脅邊區和平。

在執行這些政策之餘，漢高祖也對在楚漢相爭中有大功的異姓諸侯王們起了猜忌之心。韓信就是在這時候被蕭何用計被呂后處死，隨後彭越、英布等人也相繼被剷除。異姓諸侯王幾乎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劉姓諸侯王。劉邦在白馬之盟上對眾人説了一句話：“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 ^[7]  ”

劉邦在討伐英布叛亂時受傷，不治死亡。時為前195年。

景帝在位期間，聽取晁錯的意見，進行削藩。操之過急，結果發生了“吳楚七國之亂”，為此時期唯一的一次動亂，且為期不到一年，結果由周勃的兒子周亞夫所平定。七國之亂後，朝廷設法剝奪各個諸侯王的力量，加強中央集權。漢武帝即位之初，一方面政治形勢比較穩定，國家經濟狀況也相當好，另一方面諸侯王國的分裂因素依然存在，潛在威脅還不小。所以，他在繼續推行景帝各項政策的同時，採取了一系列強化中央集權的措施。採納主父偃的建議，頒佈“推恩令”，削弱漢初分封的諸侯國勢力，加強中央集權、加強監察制度。

關於“推恩令”，據《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載：主父“偃説上（武帝）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之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序》載：武帝“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名號。’”《漢書·武帝紀》載：元朔二年，“春正月，詔曰：‘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願以邑分弟，其許之。諸侯王請與子弟邑者，朕將親覽，使有列位焉。’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漢書·景十三王傳·中山靖王劉勝》中説得更清楚：武帝“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製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 ^[1]  　

推恩令是漢朝漢武帝時期推行的一個旨在減少諸侯的封地，削弱諸侯王勢力範圍的一項重要法令。主要內容是將過去由諸侯王只能把封地和爵位傳給嫡長子的情況，允許諸侯王把封地分為幾部分傳給幾個兒子，形成直屬於中央政權的侯國。 　漢初，諸侯王的爵位，封地都是由嫡長子單獨繼承的，其他庶出的子孫得不到尺寸之地。雖然文景兩代採取了一定的削藩措施，但是到漢武帝初年，“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易為淫亂 ^[12]  ；急則阻其強而合從，謀以逆京師” ^[6]  ，嚴重威脅着漢朝的中央集權。因此前127年正月，武帝採納主父偃的建議，頒行“推恩令”。推恩令吸取了晁錯削藩令引起七國之亂的教訓，規定諸侯王除以嫡長子繼承王位外，其餘諸子在原封國內封侯，新封侯國不再受王國管轄，直接由各郡來管理，地位相當於縣。這使得諸侯王國名義上沒有進行任何的削蕃，避免激起諸侯王武裝反抗的可能。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 ^[5]  ，導致封國越分越小，勢力大為削弱，從此“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十餘里” ^[4]  。

漢武帝措施：建中朝，設刺史，推恩令是漢武帝能解決王國問題的原因：景帝削藩奠定了基礎，漢武帝時國家實力強大，其措施行之有效。

漢武帝為削弱諸侯王勢力而頒行的重要法令。西漢自文、景兩代起，如何限制和削弱日益膨脹的諸侯王勢力，一直是封建皇帝面臨的嚴重問題。文帝時，賈誼鑑於淮南王、濟北王的謀逆，曾提出“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建議。文帝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這一建議，但沒有完全解決問題。漢景帝即位後，採納晁錯的建議削藩，結果吳楚七國以武裝叛亂相對抗（見西漢七國之亂）。景帝迅速平定了叛亂，並採取一系列相應的措施，使諸侯王的勢力受到很大的削弱。但至武帝初年，一些大國仍然連城數十，地方千里，驕奢淫逸 ，阻眾抗命 ，威脅着中央集權的鞏固 。因此 ，元朔二年（ 前127），主父偃上書武帝，建議令諸侯推私恩分封子弟為列侯。這樣，名義是上施德惠，實際上是剖分其國以削弱諸侯王的勢力。這一建議既迎合了武帝鞏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需要，又避免激起諸侯王武裝反抗的可能，因此立即為武帝所採納。同年春正月，武帝頒佈推恩令。推恩令下達後，諸侯王的支庶多得以受封為列侯，不少王國也先後分為若干侯國。按照漢制，侯國隸屬於郡，地位與縣相當。因此，王國析為侯國，就是王國的縮小和朝廷直轄土地的擴大。這樣，漢朝廷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其後，王國轄地僅有數縣，徹底解決王國問題。

參見：八王之亂

西晉時統治階層歷時16年（291年～306年）之久的戰亂。戰亂參與者主要有汝南王司馬亮、楚王司馬瑋、趙王司馬倫、齊王司馬冏、長沙王司馬乂、成都王司馬穎、河間王司馬顒、東海王司馬越等八王。太熙元年（290年）晉武帝臨終時命弘農大姓出身的車騎將軍、楊皇后的父親楊駿為太傅、大都督，掌管朝政。繼立的晉惠帝痴呆低能，即位後，皇后賈南風（即賈后）為了讓自己的家族掌握政權，於元康元年（291年）與楚王司馬瑋合謀，發動禁衞軍政變，殺死楊駿，而政權卻落在汝南王司馬亮和元老衞瓘手中。賈后政治野心未能實現，當年六月，又使楚王司馬瑋殺汝南王司馬亮，然後反誣楚王司馬瑋矯詔擅殺大臣，將司馬瑋處死。賈后遂執政，於元康九年廢太子司馬遹，次年殺之。諸王為爭奪中央政權，不斷進行內戰，史稱八王之亂。先是，統領禁軍的趙王司馬倫聯合齊王司馬冏起兵殺賈后。

永寧元年（301年），趙王司馬倫廢惠帝自立。司馬倫篡位後，駐守許昌的齊王司馬冏起兵討倫，鎮鄴的成都王司馬穎與鎮守關中的河間王司馬顒舉兵響應。洛陽城中的禁軍將領王輿也起兵反倫，迎惠帝復位，殺死趙王司馬倫。齊王司馬冏以大司馬入京輔政。太安元年（302年）底，河間王又從關中起兵討司馬冏，洛陽城中的長沙王司馬乂也舉兵入宮殺齊王司馬冏，政權落入司馬乂手。太安二年，河間王司馬顒、成都王穎合兵討長沙王司馬乂。司馬顒命都督張方率精兵7萬，自函谷關向洛陽推進；司馬穎調動大軍20餘萬，也渡河南向洛陽。二王的聯軍屢次為長沙王司馬乂所敗。次年正月，洛陽城裏的東海王司馬越與部分禁軍合謀，擒長沙王司馬乂，將其交給河間王顒的部將張方，被張方燒死。成都王穎入洛陽為丞相，但仍回根據地鄴城，以皇太弟身份專政，政治中心一時移到鄴城。東海王越對成都王穎的專政不滿，率領禁軍挾惠帝北上進攻鄴城。蕩陰（今河南湯陰）一戰，被成都王穎擊敗，惠帝被俘入鄴，東海王越逃往自己的封國（今山東郯城北）。與此同時，河間王顒派張方率軍佔領洛陽，接着幷州刺史司馬騰（司馬越弟）與幽州刺史王浚聯兵攻破鄴城，成都王穎與惠帝投奔洛陽，轉赴長安。永興二年（305年），東海王越又從山東起兵進攻關中，擊敗河間王顒。光熙元年（306年），東海王越迎惠帝回洛陽，成都王穎、河間王顒相繼為其所殺，大權落入越手中，八王之亂到此終結。16年中，參戰諸王多相繼敗亡，人民被殺害者眾多，社會經濟嚴重破壞，西晉的力量消耗殆盡，隱伏着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爆發，西晉進入人們常説的“五胡亂華”時期。八王之亂是導致西晉滅亡的重要原因。

明朝建立後，朱元璋分封諸子為藩王，以加強邊防、保衞皇位。

藩王之中，北方藩王勢力較強，主要是對蒙古的邊防任務。又尤以燕王朱棣和晉王勢力最大。對皇權構成極大威脅。由農民起義領袖登上皇位的朱元璋，為了確保朱明王朝千秋萬代地統治下去，一方面加強君主專制統治，把軍政大權牢牢地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另一方面，想方設法加強皇室本身的力量，其具體的辦法就是分封諸王。他把自己的24個兒子和1個從孫封為親王，分駐全國各戰略要地，想通過他們來屏藩王室。朱元璋是這樣説的：“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衞國家，下安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爵封，分鎮諸國。 ^[11]  ”從全國來看，這些封藩主要有兩類，一是腹裏，二是邊塞要地。受封諸王在自己的封地建立王府，設置官屬，地位相當高，公侯大臣進見親王都得伏而拜謁，無敢鈞禮。

每一個藩王食糧萬石，並有軍事指揮權，於王府設親王護衞指揮使司，轄軍三護衞，護衞甲士少者3000人，多者1.9萬人。邊塞諸王因有防禦蒙古貴族侵擾的重任，所以護衞 甲士尤多。北平的燕王朱棣擁兵10萬，大寧的寧王朱權“帶甲八萬，革車六千” ^[10]  。他們在邊塞負責築城屯田、訓練將兵、巡視要害、督造軍器。晉王、燕王多次出塞征戰，打敗元朝殘餘勢力的軍隊，尤被重視，軍中大將皆受其節制，甚至特詔二王軍中小事自斷，大事才向朝廷報告。尤其是燕王，由於功績卓著，朱元璋令其“節制沿邊士馬” ^[8]  ，地位獨尊。

藩王勢力的膨脹，勢必構成對中央政權的威脅。在朱元璋大封諸王的時候，有個叫葉伯巨的人指出，藩王勢力過重，數代之後尾大不掉，到那時再削奪諸藩，恐怕會釀成漢代“七國之叛”、西晉“八王之亂”的悲劇，提醒朱元璋“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衞兵，限其疆土”。朱元璋不但聽不進勸告，反而把葉氏抓進監牢，囚死獄中。事態的發展，遠遠超出了葉伯巨的預料，中央政權與藩王之間的矛盾，未及數世而在朱元璋死後就立即強烈地爆發了。

朱元璋死後，皇太孫朱允炆繼位，是為惠宗，年號建文。建文帝立刻與親信大臣齊泰、黃子澄等密謀削藩。周王、代王、齊王、湘王、岷王等先後或被廢為庶人，或被殺。同時以邊防為名調離燕王的精兵，準備削除燕王。結果燕王朱棣在姚廣孝的建議下以“清君側”的名義，發動靖難之役，最終佔領了南京，建文帝在宮城大火中下落不明。朱棣勝利，靖難之役告終。朱棣革除建文年號，繼續使用“洪武”紀年，即建文四年改為洪武三十五年，次年改元永樂。同時下令盡復建文朝所改的一切成法和官制。永樂元年，朱棣登基，是為明成祖（仁宗時定廟號為太宗，世宗於嘉靖十七年九月改廟號為成祖）。

戰爭雖結束，與此相關的歷史卻在發展。燕王進京後，宮中起火，建文帝下落不明。有的説建文帝於宮中自焚而死，或雲建 文帝由地道出亡，落髮為僧，雲遊天下，傳説他於正統朝入居宮中，壽年而終；又有一説建文帝逃至東南亞，鄭和下西洋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尋找建文帝。建文帝的真正下落已不可確考，成為明史上的一大懸案。

四年的“靖難之役”，給明初剛剛有所恢復的社會經濟以較大的破壞，而直接遭到戰爭踐踏的地區，破壞可謂嚴重，上稱“淮以北鞠為茂草” ^[9]  ，當為真言。

劉邦稱帝之後，鑑於秦亡的經驗，遂在政策上採取道家“黃老治術”、“無為而治”的政策。

首先，採取“郡國制”，郡縣和封國並存，在中央實行與秦朝相同的郡縣制，地方實行分封制。皇帝分封侯國和王國，其中侯國只享有封地內的税收無軍事和行政權並受郡的管轄，而王國則擁有獨立的政治和軍事權力。另外，對內注意興修水利，減免賦税，為恢復農業發展創造條件；對外則和親匈奴，維持邊區和平。

漢朝這一系列政策大體維持了一時和平，但亦引致一系列問題，對內的輕徭薄賦政策，令地方上一些豪強勢力日大，形成土地兼併；對外則匈奴侵略日頻，威脅邊區和平。

在執行這些政策之餘，漢高祖也對在楚漢相爭中有大功的異姓諸侯王們起了猜忌之心。韓信就是在這時候被蕭何用計被呂后處死，隨後彭越、英布等人也相繼被剷除。異姓諸侯王幾乎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劉姓諸侯王。劉邦在白馬之盟上對眾人説了一句話：“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 ^[7]  ”

劉邦在討伐英布叛亂時受傷，不治死亡。時為前195年。

景帝在位期間，聽取晁錯的意見，進行削藩。操之過急，結果發生了“吳楚七國之亂”，為此時期唯一的一次動亂，且為期不到一年，結果由周勃的兒子周亞夫所平定。七國之亂後，朝廷設法剝奪各個諸侯王的力量，加強中央集權。

漢武帝即位之初，一方面政治形勢比較穩定，國家經濟狀況也相當好，另一方面諸侯王國的分裂因素依然存在，潛在威脅還不小。

所以，武帝在繼續推行景帝各項政策的同時，採取了一系列強化中央集權的措施。採納主父偃的建議，頒佈“推恩令”，削弱漢初分封的諸侯國勢力，加強中央集權、加強監察制度。

關於“推恩令”，據《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載：主父“偃説上（武帝）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之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

《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序》載：武帝“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名號。’”

《漢書·武帝紀》載：元朔二年，“春正月，詔曰：‘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願以邑分弟，其許之。諸侯王請與子弟邑者，朕將親覽，使有列位焉。’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

《漢書·景十三王傳·中山靖王劉勝》中説得更清楚：武帝“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製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 ^[1]  　

推恩令是漢朝漢武帝時期推行的一個旨在減少諸侯的封地，削弱諸侯王勢力範圍的一項重要法令。

主要內容是將過去由諸侯王只能把封地和爵位傳給嫡長子的情況，允許諸侯王把封地分為幾部分傳給幾個兒子，形成直屬於中央政權的侯國。 　

漢初，諸侯王的爵位，封地都是由嫡長子單獨繼承的，其他庶出的子孫得不到尺寸之地。雖然文景兩代採取了一定的削藩措施，但是到漢武帝初年，“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易為淫亂； ^[12]  急則阻其強而合從，謀以逆京師”， ^[6]  嚴重威脅着漢朝的中央集權。

因此，前127年正月，武帝採納主父偃的建議，頒行“推恩令”。推恩令吸取了晁錯削藩令引起七國之亂的教訓，規定諸侯王除以嫡長子繼承王位外，其餘諸子在原封國內封侯，新封侯國不再受王國管轄，直接由各郡來管理，地位相當於縣。

這使得諸侯王國名義上沒有進行任何的削蕃，避免激起諸侯王武裝反抗的可能。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 ^[5]  導致封國越分越小，勢力大為削弱，從此，“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十餘里”。 ^[4] 

漢武帝措施：建中朝，設刺史。

推恩令是漢武帝能解決王國問題的原因：景帝削藩奠定了基礎，漢武帝時國家實力強大，其措施行之有效。

漢武帝為削弱諸侯王勢力而頒行的重要法令。

西漢自文、景兩代起，如何限制和削弱日益膨脹的諸侯王勢力，一直是封建皇帝面臨的嚴重問題。

文帝時，賈誼鑑於淮南王、濟北王的謀逆，曾提出“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建議。文帝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這一建議，但沒有完全解決問題。

漢景帝即位後，採納晁錯的建議削藩，結果吳楚七國以武裝叛亂相對抗（見西漢七國之亂）。景帝迅速平定了叛亂，並採取一系列相應的措施，使諸侯王的勢力受到很大的削弱。

至武帝初年，一些大國仍然連城數十，地方千里，驕奢淫逸 ，阻眾抗命 ，威脅着中央集權的鞏固 。

元朔二年（ 前127），主父偃上書武帝，建議令諸侯推私恩分封子弟為列侯。這樣，名義是上施德惠，實際上是剖分其國以削弱諸侯王的勢力。這一建議既迎合了武帝鞏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需要，又避免激起諸侯王武裝反抗的可能，立即為武帝所採納。

元朔二年春正月，武帝正式頒佈推恩令。推恩令下達後，諸侯王的支庶多得以受封為列侯，不少王國也先後分為若干侯國。按照漢制，侯國隸屬於郡，地位與縣相當。因此，王國析為侯國，就是王國的縮小和朝廷直轄土地的擴大。

如此，漢朝廷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其後，王國轄地僅有數縣，徹底解決王國問題。

西晉時統治階層歷時16年（291年–306年）之久的戰亂。

戰亂參與者主要有汝南王司馬亮、楚王司馬瑋、趙王司馬倫、齊王司馬冏、長沙王司馬乂、成都王司馬穎、河間王司馬顒、東海王司馬越等八王。

太熙元年（290年）晉武帝臨終時命弘農大姓出身的車騎將軍、楊皇后的父親楊駿為太傅、大都督，掌管朝政。

繼立的晉惠帝，即位後，皇后賈南風為了讓家族掌握政權，於元康元年（291年）與楚王司馬瑋合謀，發動禁衞軍政變，殺死楊駿，而政權卻落在汝南王司馬亮和元老衞瓘手中。賈后政治野心未能實現，當年六月，又使楚王司馬瑋殺汝南王司馬亮，然後反誣楚王司馬瑋矯詔擅殺大臣，將司馬瑋處死。

賈后遂執政，於元康九年（299年）廢太子司馬遹，次年（300年）殺之。諸王為爭奪中央政權，不斷進行內戰，史稱八王之亂。

先是，統領禁軍的趙王司馬倫聯合齊王司馬冏起兵殺賈后。

永寧元年（301年），趙王司馬倫廢惠帝自立。司馬倫篡位後，駐守許昌的齊王司馬冏起兵討倫，鎮鄴的成都王司馬穎與鎮守關中的河間王司馬顒舉兵響應。洛陽城中的禁軍將領王輿也起兵反倫，迎惠帝復位，殺死趙王司馬倫。齊王司馬冏以大司馬入京輔政。

太安元年（302年）底，河間王又從關中起兵討司馬冏，洛陽城中的長沙王司馬乂也舉兵入宮殺齊王司馬冏，政權落入司馬乂手。

太安二年，河間王司馬顒、成都王穎合兵討長沙王司馬乂。司馬顒命都督張方率精兵7萬，自函谷關向洛陽推進；司馬穎調動大軍20餘萬，也渡河南向洛陽。二王的聯軍屢次為長沙王司馬乂所敗。

太安三年正月，洛陽城裏的東海王司馬越與部分禁軍合謀，擒長沙王司馬乂，將其交給河間王顒的部將張方，被張方燒死。成都王穎入洛陽為丞相，但仍回根據地鄴城，以皇太弟身份專政，政治中心一時移到鄴城。東海王越對成都王穎的專政不滿，率領禁軍挾惠帝北上進攻鄴城。蕩陰（今河南湯陰）一戰，被成都王穎擊敗，惠帝被俘入鄴，東海王越逃往自己的封國（今山東郯城北）。與此同時，河間王顒派張方率軍佔領洛陽，接着幷州刺史司馬騰（司馬越弟）與幽州刺史王浚聯兵攻破鄴城，成都王穎與惠帝投奔洛陽，轉赴長安。

永興二年（305年），東海王越又從山東起兵進攻關中，擊敗河間王顒。

光熙元年（306年），東海王越迎惠帝回洛陽，成都王穎、河間王顒相繼為其所殺，大權落入越手中，八王之亂到此終結。

16年爭戰中，參戰諸王多相繼敗亡，人民被殺害者眾多，社會經濟嚴重破壞，西晉的力量消耗殆盡，隱伏着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爆發，西晉進入“五胡亂華”時期。

八王之亂是導致西晉滅亡的重要原因。

明朝建立後，朱元璋分封諸子為藩王，以加強邊防、保衞皇位。

藩王之中，北方藩王勢力較強，主要是對蒙古的邊防任務。又尤以燕王朱棣和晉王勢力最大。對皇權構成極大威脅。

由農民起義領袖登上皇位的朱元璋，為了確保朱明王朝千秋萬代地統治下去，一方面加強君主專制統治，把軍政大權牢牢地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另一方面，想方設法加強皇室本身的力量，其具體的辦法就是分封諸王。他把自己的24個兒子和1個從孫封為親王，分駐全國各戰略要地，想通過他們來屏藩王室。朱元璋是這樣説的：“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衞國家，下安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爵封，分鎮諸國。” ^[11] 

從全國來看，這些封藩主要有兩類，一是腹裏，二是邊塞要地。受封諸王在自己的封地建立王府，設置官屬，地位相當高，公侯大臣進見親王都得伏而拜謁，無敢鈞禮。

每一個藩王食糧萬石，並有軍事指揮權，於王府設親王護衞指揮使司，轄軍三護衞，護衞甲士少者3000人，多者1.9萬人。邊塞諸王因有防禦蒙古貴族侵擾的重任，所以護衞 甲士尤多。北平的燕王朱棣擁兵10萬，大寧的寧王朱權“帶甲八萬，革車六千”。 ^[10]  他們在邊塞負責築城屯田、訓練將兵、巡視要害、督造軍器。

晉王、燕王多次出塞征戰，打敗元朝殘餘勢力的軍隊，尤被重視，軍中大將皆受其節制，甚至特詔二王軍中小事自斷，大事才向朝廷報告。尤其是燕王，由於功績卓著，朱元璋令其“節制沿邊士馬” ^[8]  ，地位獨尊。

藩王勢力的膨脹，勢必構成對中央政權的威脅。在朱元璋大封諸王的時候，有個叫葉伯巨的人指出，藩王勢力過重，數代之後尾大不掉，到那時再削奪諸藩，恐怕會釀成漢代“七國之叛”、西晉“八王之亂”的悲劇，提醒朱元璋“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衞兵，限其疆土”。

朱元璋不但聽不進勸告，反而把葉氏抓進監牢，囚死獄中。事態的發展，遠遠超出了葉伯巨的預料，中央政權與藩王之間的矛盾，未及數世而在朱元璋死後就立即強烈地爆發了。

朱元璋死後，皇太孫朱允炆繼位，是為惠宗，年號建文。建文帝立刻與親信大臣齊泰、黃子澄等密謀削藩。周王、代王、齊王、湘王、岷王等先後或被廢為庶人，或被殺。同時以邊防為名調離燕王的精兵，準備削除燕王。結果燕王朱棣在姚廣孝的建議下以“清君側”的名義，發動靖難之役，最終佔領了南京，建文帝在宮城大火中下落不明。朱棣勝利，靖難之役告終。

朱棣革除建文年號，繼續使用“洪武”紀年，即建文四年改為洪武三十五年，次年改元永樂。同時下令盡復建文朝所改的一切成法和官制。永樂元年，朱棣登基，是為明成祖（仁宗時定廟號為太宗，世宗於嘉靖十七年九月改廟號為成祖）。

戰爭雖結束，與此相關的歷史卻在發展。燕王進京後，宮中起火，建文帝下落不明。有的説建文帝於宮中自焚而死，或雲建文帝由地道出亡，落髮為僧，雲遊天下，傳説他於正統朝入居宮中，壽年而終；又有一説建文帝逃至東南亞，鄭和下西洋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尋找建文帝。建文帝的真正下落已不可確考，成為明史上的一大懸案。

四年的“靖難之役”，給明初剛剛有所恢復的社會經濟以較大的破壞，而直接遭到戰爭踐踏的地區，破壞可謂嚴重，上稱“淮以北鞠為茂草” ^[9]  ，當為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