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學誠

乾隆三年（1738年），章學誠生於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今浙江紹興）。其父章鑣勤於治學，循循善誘。章學誠幼時多病，資質魯鈍，記憶力尤差，每日誦讀僅僅百餘字，就又得病中止學業。僅十四歲就已經娶妻，當時對四書的學習還沒有完成 ^[6]  。

乾隆七年（1742年）章鑣中進士，乾隆十六年（1751年）受任湖北應城知縣。十四歲的章學誠也隨父母去應城。這時，他童心未歇，儘管父親為他延請擅長舉業的塾師，可他不肯習作應舉之文，而喜歡泛覽羣書，興趣趨近於史學。他曾試圖取材於《左傳》《國語》等書，改編為紀傳體史書，名曰《東周書》，經營了三年之久，被館師阻止而作罷。當時他自命有治史學的才能，大言不遜。然而，當時他的史學基本功很差，“於文字承用轉辭助語，猶未嘗一得當也” ^[7]  。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章鑣因故罷官，此後十餘年，章學誠輾轉於湖北應城和天門（今湖北天門縣）兩縣書院主講，章鑣貧窮不能歸鄉，寄希望其子章學誠能夠爭取功名，而章學誠年歲漸長，稍稍知道人世的艱難，反思自己的學業，沒有一點可以應用到生計上的 ^[7]  ，因此，他不得不走科舉考試這條讀書人的進身之階。

章學誠塑像(3張)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章學誠第一次赴京師應順天府的鄉試，未能中舉。隔年再赴鄉試，又被斥落，於是就學於國子監。章學誠在國子監讀書期間，考試名次仍常居下等，受盡考生們的蔑視與訕笑。但同舍諸生中也有曾慎、甄松年兩人與章學誠互為相知。二十八歲時，章學誠在京師大學士朱筠門下，得以盡覽其豐富的藏書，並與往來朱門的名流學者研討學術源流及異同，學業大進。

但是，這時的章學誠在學術上已有了獨到之見。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他有兩封答覆甄松年的書信，表明了他在編修方誌上的一些看法。其主要觀點，一是志乃史體，所以“體裁宜得史法”，方誌的編寫應仿照紀傳體史書，並提出“藝文”部分不能濫入詩文，詩文應另編文選作為志書的輔佐等建議。 ^[8]  二是方誌應當“可為國史取材”，所以必須“詳贍明備、整齊劃一”。為此，他提出地方上“平日當立一志乘科房”，以保存有關資料。三是編寫方誌應有所“創特”，“非苟然為者”，使之不僅為一邑之書，而“實為天下之書” ^[8]  。這些見解，是章學誠博覽羣書，大量參閲古今方誌，並加以認真分析思考而形成的。章學誠確立了方誌是一方全史的認識，具有很重要的學術意義，這使他在此後的修志活動中能夠密切結合史學研究，為建立自己的方誌學及史學理論開拓了廣闊前途。

接着，章學誠於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參與《天門縣誌》的編纂；還提出關於修志的具體意見，題為《修志十議》。可以看出，他首先是在編修方誌的領域裏取得了較高的學術造詣。

乾隆三十年（1765年），章學誠至京師第三次應順天府鄉試，依然落榜，不久便拜投翰林院編修朱筠為師，學寫文章。朱筠與當時一大批著名學者過從甚密，使章學誠藉以結識了許多學界名流，開闊了眼界。其中戴震的言論對他震動很大，將一個如何治學、通過什麼途徑成學的偌大問題擺在章學誠面前。戴震是乾隆年間第一流學者，經學考據的大師，在哲學上也有創見，又是一位傑出的思想家。戴氏的治學途徑是：“所以明道者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 ^[9]  。這就是説，必須通過訓釋字句以解經，才能進而明道，即得出理論上的認識。

戴震第一次見到章學誠，便以權威的姿態誨以這條治學途徑，自稱“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藴，即不敢讀“元亨利貞”；弗能知星躔歲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讀“欽若敬授”；弗能辨聲音律呂、古今韻法，即不敢讀關關雎鳩；弗能考三統正朔、周官典禮，即不敢讀“春王正月” ^[10]  。這一番議論，致使學識未深、一向疏於訓詁考證的章學誠陷於矛盾與徬徨之中，自覺“我輩於四書一經，正乃未嘗開卷，可為慚惕，可為寒心！” ^[10]  這種心情，章學誠明確表露於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的《與族孫汝楠論學書》中。是堅持原先“別出意見，不為訓詁牢籠” ^[11]  的獨自治學的道路，還是改弦更張，從事經史考據？章學誠必須作出自己的抉擇。這期間，他經過幾年的坎坷顛簸，“浮氣囂情，消磨殆盡’， ^[12]  不僅在科舉考場屢遭挫折，就連研治學問的門徑也一時茫然。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秋，章學誠曾一度打算“屏攝一切，發憤為決科計” ^[12]  ，但迫於生計，還是接受了修撰《國子監志》的委任。此後，生活重擔越發沉重。但章學誠一旦進入志局，便感到處處受牽制，難以施展自己的才幹。尤其令他氣憤的是，志局監領嫉賢妒能，倚仗自己手中的權力，顛倒是非，排擠和打擊真才實學之士。數年之後，章學誠忍無可忍，於是憤然離開志局。

離開志局後不久，章學誠給曾任順天鄉試考官、一向很關心和器重他的朱春浦先生寫了一封長信，陳述了自己離開志局的原因和今後的打算。根據他信中説明的情況，章學誠是在出都的次年寫的《文史通義》，那時已經距離他離開故鄉整整二十年了。章學誠離開故鄉是乾隆二十八年（1753年），則《文史通義》的動筆時間應當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章學誠時年35歲。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章學誠父親卒於應城，全家十七八口皆來北京，他只得寫信請求老師朱筠幫助尋求編書之職，“此直生死之關，夫子大人，當有以援之。” ^[13]  其境遇窘迫的程度可以想見。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章學誠在編修《國子監志》中與諸位學官意見發生分歧，很不得意，於是辭去職務。翌年，他在一封信中十分感慨激奮地申述了辭職原因，並引述唐代劉知幾辭退史官之職，私撰《史通》的事例自勉，初步設想要編纂《文史通義》 ^[14]  。這是他第一次提《文史通義》的題目，可以推定是受到劉知幾撰著《史通》的啓示。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起，章學誠開始撰寫《文史通義》，20餘年從不中斷。還應聘纂修過和州、永清縣、亳州、常德府和荊州府等地方誌，參與《湖北通志》的修訂。章學誠一生窮困潦倒，從32歲起，因父亡而靠講學和修志所得維持生活，十分拮据。他學識淵博，史學理論有獨到見識，因社會地位和經濟實力所限，未能充分施展才能和抱負。他刻意編輯12年的《史籍考》也未問世。《文史通義》生前只刻印了篇目。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他應和州（今安徽和縣）知州劉長城之聘，主持編修《和州志》，根據和州舊志提供的資料，廣泛搜求文獻，用一年多時間撰成四十二篇，並輯為《和州文徵》八卷。這次編修方誌的活動對奠定章學誠的學術基礎作用很大。在修志期間的一封書信中，章學誠自稱“檢點前後，識力頗進”，“思斂精神為校讎之學，上探班、劉，溯源官禮，下該《雕龍》《史通》，甄別名實，品藻流別，為《文史通義》一書” ^[15]  。據章學誠後來回憶，他二十三、四歲時就產生了史書“於儒林、文苑之外，更當立史官傳” ^[16]  的設想，但僅在《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中才將這一設想闡發為考述史學源流的主張。他認為，史官傳的內容應當“申明家學”，“以書為主，不復以一人首尾名篇” ^[17]  ，即不僅記述史家生平事蹟，尤其應記述其史著的取材、編寫、傳佈及後人攻習的情況。對於一代之史而有多家著述者，要“條別諸家體裁，論次羣書得失，萃合一篇之中” ^[17]  。這種主張包含了倡導記述史學史、研究史學史的思想萌芽，是十分可貴的創見。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夏，編修《和州志》期間，章學誠又與戴震相遇，就方誌義例問題進行了面對面的辯論。戴震將考據學方法推及修志，主張方誌應以考核地理沿革為務。章學誠批駁了戴震，指出方誌應為一方之史，並非單純的地理書，認為“考古固宜詳慎，不得已而勢不兩全，無寧重文獻而輕沿革耳” ^[18]  。還進一步提出“夫修志者非示觀美，將求其實用”的見解 ^[18]  。於是，他心目中這個權威的形象完全垮台，一掃原來的徬徨，大大增強了不趨從於考據學風、走自己治學途徑的信心。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章學誠曾短期充任定州（轄境約當今河北省定縣、曲陽、深澤三縣）定武書院主講。五月應永清（今河北永清縣）知縣、摯友周震榮之聘編修《永清縣誌》，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七月成書。其體例與《和州志》最明顯的區別就是立吏、户、禮、兵、刑、工六書。這“六書”皆為彙編檔案簿籍而成，便於保存歷史資料，但卻不能成為具有特見的、精煉的著述，正如後來他自己所説的：“永清全志頗恨蕪雜” ^[19]  。這促使章學誠繼續對解決方誌學術性與資料性的矛盾進行探索。此年，章學誠還著成《校讎通義》四卷，這是與《文史通義》相併稱的重要著作。

編修《永清縣誌》期間，章學誠在科舉考場時來運轉。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秋，應順天府鄉試中舉，次年中進士。但他自認迂疏，不具備做官的素質，始終未敢入仕。這樣，《永清縣誌》成書之後，他仍然過着漂泊客遊的生活，幾年內窮愁潦倒、十分困苦。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赴河南謀事不成，歸途遇盜，行李及所存著述被搶劫一空。後來借朋友錄存的別本重抄，但終不能復其全貌，其中《校讎通義》佚失第四卷，尤為可惜。出於生計，章學誠先後在肥鄉（今河北肥鄉區）清漳書院、永平縣（今河北盧龍）敬勝書院、保定（今河北保定）蓮池書院主講。在清漳書院，他向學生提出關於學習志向的策問：“舉業將以應科目也，假使諸生亦已登進士第，無所事舉業矣，遂將束書而不觀耶？抑將尚有不能自已者耶？”他指出：“學亦不當專為舉業。” ^[20]  表明章學誠自己雖然很熱衷於科舉功名，但仍將學術研究作為矢志不移的抱負。在敬勝書院主講期間，全家遷至永平，此後其家口常隨其謀業地點的變更而流徙不定。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章學誠客寓北京，身患重病，幸虧同鄉邵晉涵將他接至家中，延醫治療，得以不死。邵晉涵是一位著名學者，自十幾年前與章學誠相識後，兩人意氣相投，這次病中，常與論學，每至深夜。兩人皆有意重修《宋史》，章學誠明確提出要將“以班馬之業而明程朱之道”作為立言宗旨 ^[21]  。此年，他的著述中一個值得注意的特點，就是較為深入地從哲理上探討學術源流和治學風格問題，寫出了《言公》《詩教》《與朱滄湄中翰論學書》等重要論著。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冬，章學誠謁見河南巡撫畢沅，受到厚遇，次年初即開局編輯《史籍考》，由章學誠主持其事。編輯此書是章學誠的一大學術志願，目的是全面整理、總結歷代史籍。但此舉規模宏大，非一人所能勝任。此時依傍畢沅，人力、物力皆為充備，著名學者如洪亮吉、孫星衍、武億等人均被邀請參與。除主持編輯《史籍考》外，章學誠還被安置於歸德府（府治在今河南商丘）文正書院主講，他乘暇重新修訂了《校讎通義》一書。經過這次精心更定，集中地表達了章學誠的目錄學思想 ^[22]  。

由於畢沅赴任湖廣總督，章學誠隨即失去文正書院講席，攜家離開河南。從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下半年到次年上半年，他輾轉於安徽亳州（今亳縣）、太平（今太平縣）、安慶之間，雖一時困厄，但學術上進展很大。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四月十一日至五月初八，近一個月之內著文二十餘篇，從哲理上探索學術史、治學宗旨、治學途徑和學風問題，將自己的主張予以理論性的論證和闡發，其中《原道》《原學》《經解》《博約》《史釋》等篇，皆為《文史通義》中的精粹。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秋，章學誠應知州裴振的邀請編修《亳州志》，次年二月撰成。他自己對《亳州志》十分滿意，認為“近日撰《亳州志》，頗有新得……義例之精，則又《文史通義》中之最上乘也” ^[19]  。從此，他確立了方誌立“三書”的體例，即志、掌故、文徵各成一書，相互輔佐，志的部分體現作者的別出心裁，掌故收編一方典章，文徵彙集一方文獻，從而解決了方誌學術性與資料性的矛盾。這樣，章學誠的方誌學理論基本成熟。

《亳州志》修成的當年，章學誠離亳州赴武昌，依附畢沅繼續編輯《史籍考》，並參與了畢沅《續資治通鑑》的編纂。從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答客問》《史德》《方誌立三書議》《書教》等接踵而成，標誌着章學誠已形成自己的史學理論體系。

章學誠還鄉時已經五十七歲，離鄉四十餘年，歷盡艱辛。家中沒有什麼資產，只是藏書甚富而已。但他並未從此居家過安定生活，不久又出遊揚州、安慶、桐城等地，其中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想尋取支持以便完成《史籍考》。這部鉅著在湖北武昌藉助畢沅之力，已完成十之八九，因畢沅貶謫而中斷。嘉慶三年（1798年），他在杭州靠謝啓昆支持重新修訂，編成三百二十五卷，但此書終於未能流傳，僅有草創時的《論修史籍考要略》和成書時的《史考釋例》二文以及《史籍考總目》留存至今。嘉慶五年（1800年），章學誠因眼病失明，猶從事著述，嘉慶六年（1801年）十一月逝世。 ^[4] 

章學誠提出了“經世致用”、“六經皆史”、 ^[23]  “做史貴知其意”和“史德”等著名論斷，建立了自己的史學理論體系；同時還在總結前人修志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志屬信史”、“三書”、“四體”、“方誌辨體”和建議州縣“特立志科”等重要觀點，建立了方誌理論體系，創立了方誌學，從而奠定了其在清代史學上的重要地位。

章學誠倡“六經皆史”之論，治經治史，皆有特色。所著《文史通義》共9卷（內篇6卷，外篇3卷），是清中葉著名的學術理論著作。其中《文德》《文理》和《史德》等篇中涉及文學理論見解最多。他反對“桐城派”的專講“義法”，袁枚的專講“性靈”。他在《文德》《與朱少白論文》中，認為作文要“修辭立誠”，要“主敬”，所謂“敬”，就是態度要嚴肅﹔“論古必恕”，就是從事批評應該設身處地，知人論世，通情達理。 ^[46] 

在《文理》中，章學誠認為“是以學文之事，可授受者規矩方圓，其不可授受者心營意造”。強調“讀書養氣之功，博古通經之要，親師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才是論文的前提。着重批評了捨本逐末的“文法論”。在《史德》中，認為“氣昌而情摯”，才是“天下之至文”。 ^[47] 

在《答沈楓墀論學》中，提倡“文貴發明”（亦即是要有創新），“亦期用世”。在《古文十弊》中，反對“不達時勢”、“畫蛇添足”、“優伶演劇”、“削足適履”等等不良文風。這些都具有針砭時弊的作用。所作的文章也疏暢條達，以議論勝。

章學誠所著的《文史通義》，也是我們研究近代文學所必讀的書。那是一部講文學及史學的通論。他説："六經皆史"，就是説，古代的經學，實在也就是史學。這一論點，實是針對當時的經學派而發。章氏説："以古人無窮之文，而拘於一時之心手。"這是對評點的一針見血之論。

章學誠對文學的另一看法，他説："文章之變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這也可説，學文學不能單從文學本身去學。這一觀點，卻近於韓愈文以載道的説法。不能認為文學即是道，而是寄道於文學中。從這一觀點，章氏又申述"讀書養氣之功，博古通今之要，親師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諸語。照這樣做來，則可成為如古代諸子，成一家之言，而不專限在文學中去學文學。因為章氏對當時的兩大派，經學與文學，都不滿意，而極想創造出一條新路徑。他當時評論古文，寫出《古文十弊》一篇，也是很有力量的。 ^[24] 

章學誠又説："文成法立，未嘗有定格。傳人適如其人，述事適如其事。"這是以文來寫人或事，不是以文來寫文。他這樣講文學，可謂已講到較高的一步了。最後他又講"文德敬恕"。他説寫文章最重要的態度，還是敬與恕。如果能這樣，在臨文時就當檢其心氣。他還主張，應明古人之大體，而文之工拙尚其次。這些意見都很重要。一般人寫文章，多不懂得這些大道理，又哪能注意到文德與敬恕呢。 ^[24] 

章學誠的哲學思想主要表現於對“道”、“器”關係的論述，他雖然有“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 ^[25]  的説法，但只是主張“道器合一” ^[26]  ，而未能像王夫之那樣明確指出“道”從屬於“器”，也不像戴震那樣徑直地將“道”視為物質的元初狀態，這説明他還沒有完全擺脱理學唯心主義思想體系的束縛。但是，他將“先王之道”描述為隨着社會組織與行政管理方式的發展而漸形漸著，並且哲理性地概括為“道因器而顯” ^[25]  。這個命題實際上已將“道”置於發展過程中的被動地位，從而使他在考察社會史、學術史時得出許多具體的唯物主義看法，從哲理上論證了古時官師不分、治教合一，“政教典章、人倫日用之外，更無別出著述之道”的學術史觀。 ^[25]  “六經皆史”論便是這種觀念的集中體現。章學誠指出：“六經皆先王之政典” ^[27]  ，“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事之實” ^[28]  ，因此就實質而言，可謂“六經皆器” ^[25]  、“六經皆史” ^[27]  。這是“道器合一”哲理所推導出的必然結論。六經既然是實實在在的史，那麼離“器”言“道”、離事言理便無當於六經之旨；六經既然不可視為“載道之書”，那麼單純訓詁章句的治學途徑也不值得倡導。章學誠提出：“史家之書，非徒紀事，亦以明道” ^[29]  ，認為“事變之出於後者，六經不能言，固貴約六經之旨而隨時撰述以究大道也” ^[30]  。這就是倡導一條以史明道的治學途徑，而“六經皆史”論則為此提供了有力的理論依據。因此，“六經皆史”這個議論雖早已有之，但只有章學誠才賦之以精嚴的哲理與嶄新的意義。

與“道器合一”的觀點相呼應，章學誠進一步提出了“即器求道”的認識論。這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從“求道”上看，這是治學的目的：“君子即器以明道，將以立乎其大也” ^[31]  。從“即器”上看，這是治學的方式：“學於形下之器而自達於形上之道” ^[32]  。很明顯，這種認識論本身就是既反對煩冗瑣屑、無關大旨的考據學風，又否定離器言道、空談義理的宋學末流。尤為可貴的是，他把“即器求道”的認識論推拓發揮，指出“必習於事而後可以言學” ^[33]  ，認為“君子苟有志於學，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則學為實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 ^[34]  。這就從理論上闡發了學術必須經世致用的思想。總的看來，章學誠學術思想的主要特徵，就在於既不盲從於考據學風，又避免陷入空談義理的覆轍，而致力於獨闢一條以史明道的治學蹊徑，主張治學要有宗旨，學術必須經世致用。這些卓越的見解，乃是有其哲學思想作為理論基礎的。

從27歲起，隨父纂修《天門縣誌》，並着手撰寫方誌論文。從清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八年（1773—1793年）間，陸續纂修或參修的志書有《和州志》《永清縣誌》《大名縣誌》《亳州志》《湖北通志》等。預修有《麻城縣誌》《常德府志》《荊州志》等。在纂修志書的同時，他注重總結修志的經驗，進行志書的理論建設，寫出了《方誌辨體》《方誌立三書議》《記與戴東原論修志》和《修志十議》等論文。通過長期修志實踐和對方誌淵源、性質、體例、功用及編纂方法的悉心研討，形成一整套系統的方誌理論，對近代方誌學研究影響頗大。 ^[35] 

章學誠關於方誌學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以下幾點：1.第一次提出“志屬信史”的觀點，對地方誌的性質作了科學界定，明確了方誌的性質。力排陳説，提出了“志乃史體”、“志乃史裁”、“志屬信史”、“方誌為國史要刪”、“方誌乃一方全史”等主張，將方誌納入史書範圍，認為史書與志書具有同樣的性質和作用。他説：“有天下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傳狀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譜牒，一家之史也；部府縣誌，一國之史也；綜記一朝，天下之史也。”

章學誠目錄學思想的核心命題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析言之，學術之辨章多賴類例和提要以實現；而源流之考鏡則藉類例和小序而達致。古代目錄正是以分類為主體，以文字性的小序和提要為兩翼的。這樣，章學誠是以“目錄”作為目錄學研究的基本結構單元的。 ^[48]  提出了“互著”、“別裁”、“索引”等方法，是對歷代目錄著錄內容和方法上的高度認識。章學誠認為圖書目錄的立類，應根據時代的變遷而更改；編目時，應審慎從事，不可一書兩入；分類綱目應求系統化，並能包括書籍的全部。他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目錄學思想，是在廣泛分析研究前人的書目和目錄學著述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對後世有極大的影響。曾編撰《史籍考》，擬收盡史部書的敍目凡例，總目達325卷，分11部55類，惜未完成。原稿於咸豐六年（1856年）毀於火。 ^[49]  章學誠的目錄學特色首先反映在他對文獻的理解上。章氏目錄學思想概言之有三。

其一，強調目錄學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功用，以期“即類明學，由流而溯源，庶幾通於大道之要”。這一觀點顯然和他的“盈天地之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的觀點有關。他説：“古無經史之分”；“六經：聖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子集諸家，其源皆出於史”。“辨考”正是要從史學的角度完成文獻內涵的定位，收到學術史之功。 ^[48] 

其二，系統分類著錄，互著、別裁相輔。章氏《校讎通義》第一次從理論上精到地闡述了互著、別裁的意義，併力倡普遍使用這兩種著錄方法。這一闡述標誌着我國目錄分類方法的進一步提高。如他的所謂互著是指：“理有互通，書有兩用者，未嘗不兼收並載”。而這一目錄學理念正是他把文獻視為顯道之器的必然結果。在哲學思想上，章氏具有唯物主義的自然天道觀，他認為“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道因器顯”。而文獻作為資料本質，正是一種“顯道之器”。他説：“君子苟志於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則學為實事，而文非空言。……” ^[48] 

其三，編制專科目錄和索引。今以《史籍考》為例。《史籍考》的編纂是本着他“盈天地之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的思想，包羅很廣，“取多用宏，包經而兼採子集”，完成了中國歷史上一部深具特色的史學專科目錄。 ^[48] 

章學誠在《和州志·志隅自敍》一文中説：“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義》所為做也。”在這裏，他通過與以上諸家的比較，明確指出自己撰寫《文史通義》一書，就是為了闡發史意。此外，他還在《文史通義》的許多篇章中談到了闡發史意的重要性。例如他在《文史通義·言公》篇中説：“做史貴知其意，非同於掌故，僅求事文之末。”在《文史通義·史德》篇中説：“史所貴者義也。”在《中鄭》篇中説：“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乎？”等等。

章學誠為何如此強調史意的重要性呢？他認為史學主要包括史事、史文、史義三個部分，其中史義是靈魂，因此最為重要。他在《文史通義·申鄭》篇中説：“孔子做《春秋》，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自謂有取乎爾。”據此，章學誠把自己的著作命名為《文史通義》，表明他希望通過對史書和史文的研究達到通曉史義的目的。

他把闡發史意作為最高宗旨，也是與當時的學術背景有關的。自清初顧炎武開創考據學派之後，由於清政府採取了高壓與懷柔相結合的文化專制主義政策，至乾嘉時代，考據學者們終日埋頭典籍，不問世事，竟為無用的魚蟲之學。章學誠認為，這是從明人無本空談的一個極端又走到了過分強調徵實的另一個極端了，因而對考據學風應當有所矯正，提倡發揮自己的主觀見解，他在《與汪龍莊書》一文中説，“今日學者風氣，徵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桑蠶食時，而不能抽絲。拙撰《文史通義》，中間議論開闢，實有不得已而發揮，為千古史學闢其蓁蕪。”表明自己撰寫《文史通義》，以史意為宗旨，也有矯正時下考據學風之意。

他在《上尹楚珍閣學書》一文中説：“學誠讀書著文，恥為無實空言，所述《通義》，雖以文史標題，而於世教民彝，人心風俗，未嘗不三致意，往往推演古今，竊附詩人之義焉。”學誠在這裏説的“世教”，當然是指儒家的仁義道德學説，這正是他的歷史侷限所在，不過還是應當辯證看待這個問題。章學誠的這一觀點，在政治上雖然是消極的，但在學術上卻具有進步意義。

反對“桐城派”的專講“義法”，袁枚的專講“性靈”。他在《文德》《與朱少白論文》中，認為作文要“修辭立誠”，要“主敬”，所謂“敬”，就是態度要嚴肅；“論古必恕”，就是從事批評應該設身處地，知人論世，通情達理。在《文理》中，認為“是以學文之事，可授受者規矩方圓，其不可授受者心營意造”。強調“讀書養氣之功，博古通經之要，親師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才是論文的前提。着重批評了捨本逐末的“文法論”。在《史德》中，認為“氣昌而情摯”，才是“天下之至文”。在《答沈楓墀論學》中，提倡“文貴發明”（亦即是要有創新），“亦期用世”。在《古文十弊》中，反對“不達時勢”、“畫蛇添足”、“優伶演劇”、“削足適履”等等不良文風。這些都具有針砭時弊的作用。所作的文章也疏暢條達，以議論勝。

對考據學以外的其他不良文風進行揭露和抨擊。章學誠在《又與朱少白書》一文中説：“鄙著《通義》之書，諸知己者許其可與論文，不知中多有為之言，不盡為文史計者，關於身世有所棖觸，發憤而筆於書，嘗謂百年而後，有能許《通義》文辭與老杜歌詩同其沉鬱，是僕身後之桓譚也。《通義》書中《言公》《説林》諸篇，十餘年前舊稿，今急取訂正付刊，非市文也，蓋以頹風日甚，學者相與離蠐攘臂於桎梏之間，紛爭門户，勢將不可已也。得吾説而通之，或有以開其枳棘，靖其噬毒，而由坦易以進窺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或於風俗人心不無小補歟！”

章氏雖長於史學，但從未得到清政府的重用。因此他把自己的史學理論，用於編修方誌的實踐中。編修方誌在他一生活動中佔有相當重要地位，並使他成為方誌學建立的極其重要人物。梁啓超把他譽為中國“方誌之祖”、“方誌之聖”。1978年代中國修志熱潮興起後，他的方誌學説還被用來當作啓蒙理論學習。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經友人推薦，章學誠拜見了戴震，當時，戴震給章學誠留下深刻印象。不過，儘管敬佩和尊重這位極有影響的訓詁學家，但章學誠在學術觀點上還是與其保持着距離。當時，戴震強調通過細心關注事實來避免“蹈於空虛”，而章學誠則認為，事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對事實的、深層次的洞見。 ^[45]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章學誠與戴震在寧波第二次會面。這時，戴震已50歲，章學誠36歲。在寧波，章學誠與戴震就方誌的屬性問題發生了爭論。章學誠將他剛剛為計劃中的《和州志》寫的“志例”拿給戴震看，戴震閲後，強調了方誌通常的寫作方式，即“悉心於地理沿革”。章學誠則辯護説，地方誌應該是真正的歷史寫作，是有其當代意義和效用的文獻，而不應被看作“地理專門”之學。同年，章學誠與戴震在杭州第三次會面。這次會面討論的重要話題是對鄭樵《通志》的評價。戴震認為《通志》沒有學術根基，不如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章學誠則批評戴震“經術淹貫，而不解史學”。章學誠認為，鄭樵代表着關注“意義”的真正史學，而馬端臨則只是關注死事實的百科全書式的史家。章學誠對戴震的哲學著述“深為欽服”，但他並非無原則地迎合戴震，他對戴震的批評“表現出了尊重與坦率的恰當結合”。他對戴震“充滿景仰”，但又“不乏批評”。 ^[45] 

章學誠著《文史通義》，以史意為宗旨，不僅繼承了浙東史學注重史學研究的優良傳統，而且在史學領域創立了自己的尚意史學理論體系，對清代史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文史通義》有近人葉長青注本。另有《校讎通義》4卷，《方誌略例》2卷，《文集》8卷，《外集》2卷，《湖北通志檢存稿》4卷及《未成稿》1卷，《外編》18卷等，均收入吳興嘉業堂刊本《章氏遺書》。

章學誠墓，在浙江省紹興縣福全鎮方塢村章家田頭。章學誠卒於1801年，與其妻妾合葬。墓址佔地兩畝餘，東南向，墓平面呈圓形，四周以塊石砌壘，墓高2.5米，直徑6米，墓前豎碑，高3米，寬1米，兩側立石質望柱，墓周有石圍欄，高1米。墓道前端有界石兩塊，呈四方形體，高2米。墓已於上世紀60年代被當地村百姓拆毀。

章學誠故居，位於浙江省紹興市區辛弄1號。故居系清代建築。坐北朝南，三開間屋面。過天井為三間樓屋。後門面塔山。後牆東與北牆西南各有界石一塊，上刻“章界”二字。為紹興市級文物保護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