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學

遠古時期民族的歌謠和神話傳説，在古籍中時有記載。據説是神農時代出現的《蠟辭》雲：“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這大約是一首農事祭歌。另有《吳越春秋》卷九所載的《彈歌》：“斷竹，續竹，飛土，逐宍。” ^[1]  該詩反映的是原始人制造彈弓和狩獵的過程，語言古樸，但已經具有韻律，顯然是一首十分古老的歌謠。

神話是遠古時代的先民，對其所接觸的自然現象、社會現象，幻想出來的具有藝術意味的解釋和描述的集體口頭創作。中國神話大多保存在《山海經》、《楚辭》、《莊子》、《列子》、《淮南子》等古籍中，在所有的古代文獻中，以《山海經》最有神話學價值，是我國古代保存神話資料最多的著作。這些神話按題材大致可分為：創世神話、洪水神話、戰爭神話、英雄神話等，其中著名的有女媧補天、黃帝擒蚩尤、大禹治水、后羿射日、夸父追日、精衞填海等等。

文字產生以後，中國文學才脱離了傳説時期。甲骨文字和部分青銅器上的銘文，是所知最古的文字。甲骨文和金文的產生為口耳相傳的文學發展成為書面文學提供了條件，標誌着中國書面文學的萌芽。

《詩經》現存305篇，分《風》、《雅》、《頌》三部分。

《風》出自各地的民歌，是《詩經》中的精華部分，有對愛情、勞動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懷故土、思徵人及反壓迫、反欺凌的怨嘆與憤怒。常用復沓的手法來反覆詠歎，一首詩中的各章往往只有幾個字不同，表現了民歌的特色。[6]

《雅》分《大雅》、《小雅》，多為貴族祭祀之詩歌，祈豐年、頌祖德。《大雅》的作者是貴族文人，但對現實政治有所不滿，除了宴會樂歌、祭祀樂歌和史詩而外，也寫出了一些反映人民願望的諷刺詩。《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

《頌》則為宗廟祭祀之詩歌。《雅》、《頌》中的詩歌，對於考察早期歷史、宗教與社會有很大價值。

孔子曾概括《詩經》宗旨為“無邪”，並教育弟子讀《詩經》以作為立言、立行的標準。先秦諸子中，引用《詩經》者頗多，如孟子、荀子、墨子、莊子、韓非子等人在説理論證時，多引述《詩經》中的句子以增強説服力。後來，《詩經》被儒家奉為經典，成為《六經》及《五經》之一。

以上三部分，《頌》有40篇，《雅》有105篇（《小雅》中有6篇有目無詩，不計算在內），《風》的數量最多，共160篇，合起來是305篇。古人取其整數，常説“詩三百”。

歷史散文是史官文化傳統的基礎上漸進產生併成熟起來的。歷史散文的發展大體上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以《尚書》和《春秋》為代表。《尚書》是我國最早的一部歷史文獻彙編，在中國古代散文史上具有奠基的意義。孔子編著的《春秋》是我國第一部編年體斷代史，是編年體史書之祖，其體例和“筆法”對後世散文都產生了經典式的影響。

第二階段以《左傳》和《國語》為代表。《左傳》是我國第一部記事詳備的編年體史書，也是先秦歷史散文中思想性和藝術性最為突出的著作。《國語》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國別體史書，是由各國的史料彙集而成。

第三階段以《戰國策》為代表。《戰國策》也是一部國別體史書，主要記敍的是戰國時期謀臣策士們的言行。

諸子散文是在先秦理性精神覺醒的背景下和百家爭鳴的學術氛圍中形成並繁榮起來的。諸子散文的發展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

春秋戰國之交：以《論語》、《墨子》、《老子》為代表。《論語》以語錄體的形式記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比較集中地反映了早期儒家的思想和活動。《墨子》是一部墨子及其後學的著作的彙編，反映的是墨家學派所代表的小生產者的思想。其藝術特點是文質意顯，富於邏輯性。《老子》基本上是道創始人老子的著作，它以玄深的哲理思辯和精妙的詩一般的語言相結合，顯示着獨特的藝術風格。

戰國中期：以《孟子》、《莊子》為代表。《孟子》孟子及其弟子的著作，反映了戰國中期儒家思想的面貌。《孟子》的散文體現着語錄體向專題性論文的過渡，其突出的文學成就在於高超的論辯藝術。《莊子》是莊周及其後學的著作，亦是道家的又一部經典。其文章以獨特的藝術造詣絕響於先秦諸子之中，奇妙的構思、汪洋恣肆的語言、浪漫的風格，都體現了在諸子散文中的獨特地位和輝煌的文學成就。

戰國末期：以《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為代表。《荀子》一書多為荀子自作，其思想體系博大精深，是儒學的進一步發展。其文章多為結構嚴謹、論説周詳的專題性論文，標誌着先秦説理散文進入了完全成熟的階段。《韓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文章峭拔鋒鋭、質樸無華，體現着法家文章的基本特色。《呂氏春秋》是呂不韋集門客的集體創作，體制宏大、內容博雜、兼收幷蓄是先秦學術思想的一次大規模的總結，也具有較強的文學性。

戰國時期出現的楚辭，在中國文學史上有着特殊的意義。“楚辭”是指以具有楚國地方特色的樂調、語言、名物而創作的詩賦。西漢末年，劉向輯錄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編成《楚辭》一書。它和《詩經》共同構成中國詩歌史的源頭。南方楚國文化特殊的美學特質，以及屈原不同尋常的政治經歷和卓異的個性品質，造就了光輝燦爛的楚辭文學，並使屈原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位偉大的詩人。 ^[2] 

原始社會至夏代的歌謠和神話傳説都是口耳相傳，屬於口頭文學，被保存在後世的著述之中。雖然在流傳的過程中多有篡改，或加上了流傳時代的烙印，但就其內容的本質而言，與原始社會的其他文化藝術有驚人的相似相通之處，是中國文學的萌芽。正如許多動物的坯胎和植物的萌芽從外表上難以分辨種類一樣，文學的坯胎和萌芽也還沒有獨立成形。

一百餘年前殷墟甲骨卜辭的出土，揭示了中國最早的文字之謎。數以萬計刻有成形漢字的龜甲獸骨片為研究殷商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提供了確鑿的文獻資料，其中不乏文學的坯胎萌芽，有些卜辭文學特徵相當明顯。甲骨卜辭是商王盤庚遷都至殷到商紂王覆亡共273年之間的遺物，甲骨文字已有成熟的系統，説明盤庚遷殷之前已有文字，中國古代的書面文學肇始於殷商時代。

稍晚於甲骨卜辭的文字是鐘鼎銘文。鐘鼎銘文發現很早，西漢就有出土，東漢許慎的《説文解字敍》中説：“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宋代記載古器物刻辭的著述中已有不少“三代古器”。殷商時代的鐘鼎銘文字數極少，西周的鐘鼎銘文字數漸多，最長的接近500字，並形成一定的結構模式，形成了名符其實的“文章”。

西周至春秋文獻增多，最重要的是儒家的原始經典“六藝”。《史記·滑稽列傳》引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這些著述被視為以倫理道德為基礎的治國方略。其中《禮經》除《儀禮》外還包括《周禮》和《禮記》，實際成書於戰國以後。《樂經》不傳，一般認為它就是《詩經》的曲譜。產生最早的當推《尚書》和《周易》。《周易》託古的説法是伏羲畫卦，文王作辭，《易經》的萌芽期可能在殷、周之際，《易傳》舊傳為孔子所作，近人認為系戰國秦漢儒者所託。《周易》卦爻辭或韻或散，保存有不少古代的原始歌謠、神話傳説和歷史故事，在原始文學中據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尚書》是一部跨時代的檔案文件彙編，撇開今古文辨偽不論，僅從文字產生的時代來看，其中虞書、夏書顯然出於後世的補作，而商書和周書才有可信的起碼條件。《尚書》雖然號稱難讀，卻開闢了散文創作的先河，講究章法結構，條理清晰，並出現不少成熟的辭格，為歷代散文家所重視。《春秋》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編年簡史，相傳是孔子根據春秋魯國的史料記載編撰而成，文字簡練似流水賬簿，未能構成散文篇章，但其微言大義，暗寓褒貶，直接導致了《左傳》的產生。

先秦文學主要是周代文學，尤其是東周即春秋戰國時代的文學，《詩經》、史傳散文、諸子散文和楚辭是周代文學的主體。

《詩經》產生於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也是先秦時期最重要的文學作品。《詩經》以外的古逸詩散見於後世的著述，真偽難辨，因而《詩經》也是西周至春秋時代唯一的詩歌總集。西周以前的歌謠都非常簡短，只是具備詩歌的雛形。到了周代，詩歌在原有的基礎上繁榮起來，這些詩歌許多被收入《詩經》。《詩經》屬於集體創作，有廟堂樂歌、民族史詩和政治諷刺詩，也有大量的民歌。《詩經》民歌的內容和形式豐富多彩，開創了中國詩歌現實主義的源頭，在中國文史上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先秦時代的散文主要有史傳和諸子兩大類別。史傳散文也就是歷史散文，先秦兩漢時代史書的概念還不夠明確，《漢書·藝文志》中尚未設立“史部”，史書只是作為儒家經典或經典的附庸而存在。《春秋》本來是一部編年體簡史，但人們並未將它看作史書，而是確定為儒家經典。《左傳》與《春秋》有經傳關係，用史實解釋經文，解經的文字就是傳，故稱為史傳散文。劉勰的《文心雕龍·史傳》中所列舉的書例除《左傳》之外，都與“經”沒有必然的聯繫。

《左傳》是中國最早的一部敍事詳細的編年體史書，也是中國最早的一部敍事文學名著，一般認為是左丘明為解釋《春秋》而作。其體例編次與《春秋》相同，用具體的歷史事實解釋《春秋》經文，內容自成系統，思想也與《春秋》有所區別，可以脱離《春秋》而獨立。《左傳》全面反映了春秋時代從奴隸制向封建制轉化的歷史進程，並通過時人的講述，記載了西周以前的古史和傳説。《左傳》長於敍事，尤其善於描寫戰爭；語言凝鍊傳神，温文爾雅，含蓄委婉，幽默生動；作品通過敍事、描寫戰爭和記錄人物語言，客觀上刻畫出大批栩栩如生的歷史人物形象，是中國敍事寫人文學的良好開端。

《國語》被認為是左丘明的另一部著作，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國別體史書。《國語》與《春秋》沒有必然的聯繫，由於全書的主要史實與《春秋》、《左傳》相合，所以又被稱為《春秋外傳》。其中極少數篇章的記事起於西周穆王時期，比《左傳》早二百多年，絕大多數篇章與《左傳》相表裏。《國語》長於記言，樸實平易，含義深永。或幽默生動，情景畢現；或寓莊於諧，妙趣橫生；或純樸自然，富於哲理；更有不少長篇宏論説古道今，具備論説文的基本格局。

《戰國策》是戰國時代的縱橫家書，成書於西漢晚期。其時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秦、齊、楚、趙、魏、韓、燕七雄並立，東周、西周、宋、衞、中山僅可立國。秦國與崤山以東某強國聯合起來對付其他國家稱為“連橫”；崤山以東諸侯各國聯合抗秦則稱為“合縱”，從事連橫或合縱的政治家就是縱橫家。《戰國策》是一部縱橫家書，反映戰國時代縱橫捭闔的政治鬥爭。《戰國策》的語言鋪張揚厲，誇飾渲染，富於雄辯的氣概。描寫人物注重外貌肖像和行動細節的刻畫，採用欲揚先抑等多種手法，人物刻畫成為作者的主觀寫作動機。

戰國時代人才輩出，各家學派的代表人物統稱為諸子。諸子為謀求解決社會矛盾，提出種種治國方略，遊説辯論，著書立説，學術思想和文學創作空前繁榮，形成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局面。百家並非實數，只是極言學術流派之多。《漢書·藝文志》載九流十家，依次為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九家，師承嬗傳，各成流派，故又稱九流。小説家出於街談巷語，道聽途説，不成流派而充為十家，其中影響較為深遠的是儒、墨、道、法四家。

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促使諸子散文蓬勃興盛，主要有戰國初期的《論語》和《墨子》，戰國中期的《孟子》和《莊子》，戰國末期的《荀子》和《韓非子》等。就學術派別而言，《論語》、《孟子》、《荀子》屬於儒家，《墨子》屬於墨家，《莊子》屬於道家，《韓非子》屬於法家。就文章體例而言，《論語》是典型的語錄體。《孟子》和《莊子》屬於論辯文，但《孟子》尚未脱盡語錄體，《莊子》已接近專題論文。《墨子》、《荀子》和《韓非子》都是以題概篇的專題論文。

先秦諸子散文都是政治或哲理內容，屬於論説文的範疇。然而這些著述的議論説理都注重具象化、形象化，不同程度地採用寓言、比喻、誇張、擬人等文學手法，大多重文采，激越酣暢，宏麗恣肆，想象奇特，辭采華茂，甚至還刻畫出生動的人物形象，因而具有濃厚的文學色彩。寓言尤為特色，先秦諸子既大量運用民間寓言，也自行創作寓言，內容豐富，故事生動，手法多種多樣，充滿智慧和風趣，具有很高的美學價值。

戰國時代的文學成就首推楚辭，楚辭是戰國晚期以屈原為代表的楚國人在南北合流的文化傳統和民間文藝的基礎上創造的一種有別於《詩經》的新詩體。《詩經》之後約300年左右的時間，散文勃興而詩壇消沉。屈原和楚辭的出現打破詩壇的消沉，突破《詩經》的格局，為詩歌創作開闢了新的領域，將詩歌創作推向了新的高峯。屈原既是中國詩歌由集體創作走向個人創作的第一人，也是中國第一位偉大的愛國詩人，同時又是中國第一位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詩人雄偉的詩篇，兩千多年來一直放射着無窮的光輝，“沾溉後人，非一代也”。

先秦文學是中國文學的光輝起點，跨越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早期封建社會三種社會形態，經歷了從坯胎萌芽到生長成熟的漫長過程，直到周代蔚為大觀。《詩經》和《楚辭》聳立起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座巍峨的高峯，史傳和諸子奠定了中國古代散文的優良傳統。中國文學史上的歷次詩文革新運動，無不以先秦詩文作為師法的楷模和品評的標準，緣於先秦文學自身的特點。

先秦文學是中國文學史上光輝燦爛的第一頁，文學伴隨着原始社會人們的勞動、祭祀、婚姻等日常生活而產生，並伴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至周代而蔚為大觀。詩歌、散文、辭賦等文學形式一應俱全，散文中史傳散文、諸子散文和應用散文已有明確的分界。史傳散文的記言記事由分離到融合，產生了文誥、編年、國別、譜牒等多種體例。諸子散文由簡短的語錄體發展為論辯文，進而形成專題論文，完成了論説文的體制。應用文中包括典、謨、訓、誥、誓、命以及書信、盟誓、祝文、祝辭、箴、誄、銘文等各種文體。先秦諸子多元化的思想各成體系，彼此滲透，形成中國古代思想史以百家爭鳴為開端的特點，並輻射其他各種文體形式之中。先秦散文的記言、敍事、寫人以及議論、抒情等，由自然到自覺，手法逐漸成熟。詩歌開中國抒情詩之端，《詩經》和《楚辭》分別開創了中國文學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大主要流派，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從經學角度來説，先秦時代是出產“元典”的時代，儒、道及其他各種思想流派的原始經典都出自這一時代；從文學藝術的起源、文學體裁的產生、思想體系的形成、藝術手法的探索、文學流派的開創等各個方面來看，先秦文學都具有創始性的意義。這種創始性充分體現了先秦時代的作家所特有的開拓精神和豐富的想象力，注重獨立思考，勇於標新立異，恰與後世輾轉模擬、東施效顰的風氣形成強烈的對比。

先秦時代文史哲不分離，詩樂舞相融合。文學是泛指包括政治、哲學、歷史、文學等在內的一切學術。《論語·先進》説孔門弟子子游和子夏長於文學，“文學”便是泛指古代文獻。《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説：“宣王喜文學遊説之士”，其中文學之士著書立説，遊説之士搖唇鼓舌。先秦文獻中，史傳散文記史解經，卻不乏哲理思辨，故事情節曲折，人物形象生動；諸子散文傳經佈道，客觀上反映了當時的歷史，議論説理多具象化，採用寓言、比喻、白描、誇張、鋪排等多種文學手法；《詩經》和《楚辭》本是文學創作，卻具有一定程度的史料價值和思辨色彩。這些文獻對於研究先秦時代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和文學等都具有同樣重要的價值。先秦時代的詩歌、音樂和舞蹈密不可分，從原始歌謠到《詩經》、《楚辭》都是如此。《呂氏春秋·古樂》中記載的“葛天氏之樂”，有舞蹈道具和動作的描述，樂章的章名概括了詩歌的內容，顯然是詩樂舞的綜合表演。《詩經》作品大多重章疊句，原本是適應音樂和舞蹈反覆表演的需要。《墨子·公孟》中也説：“儒者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弦《詩三百》，誦《詩三百》”，可以歌唱、舞蹈、弦奏、吟誦，正説明《詩經》具有綜合藝術的特徵。《楚辭·離騷》的末節、《九章》中《涉江》、《哀郢》、《抽思》、《懷沙》等篇以及《招魂》的末節都有“亂曰”，“亂”既是內容的總結，也是標識音樂的末章。《九歌》是屈原在民間祭神巫歌基礎上的創作，祭神巫歌是表演巫舞所唱的歌，其中每篇並無“亂曰”，但末篇《禮魂》就是《九歌》前十篇通用的亂辭。由此可見，楚辭也具有詩樂舞相融合的特點。明確綜合性的特點，研讀文學便要緊密結合時代文化背景，力避盲人摸象。

春秋戰國時期社會出現大動盪、大變革、大改組的形勢，文學普遍具有實用性，或為具體社會問題而發，如《詩經》民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或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判斷歷史人物的是非曲直，為現實社會提供借鑑，如史傳散文的定是非，決嫌疑；或旨在揭示和解決實際社會問題，如諸子百家為拯救社會而各陳己見；或自怨而生，抨擊現實政治，如屈原之作《離騷》。

隨意性指作家不受侷限，放言無忌，想説什麼就説什麼，想怎麼説就怎麼説。文字產生以前的原始歌謠和神話傳説自然是盡人腦所能想，盡人口所能言。產生文字的殷商時代也無所束縛，儘管對天神無限崇拜，還是有武乙之輩敢於射天。周代崇尚禮制，思想有所束縛，然而《詩經》中的民歌用樸實的語言抒發真實的情感，飢者歌食，勞者歌事，對大人君子作無情的嘲諷，對男女愛情作坦率的表白。經過篩選潤色的《詩經》尚有真實感，可以想見未能入選的詩歌更是實話實説。先秦無人模擬《詩經》，藴釀二、三百年之後，楚辭以全新的面貌上詩壇。後人每以《詩經》為比照評論《離騷》，或認為《離騷》兼具國風、小雅之長，或認為屈原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不同於《詩經》；或認為屈原獨依詩人之義，依託五經以立義；劉勰的《文心雕龍·辨騷》分剖四事同於風雅，四事異乎經典，算是一種折衷的總結。以同於《詩經》為褒，以異於《詩經》作貶，是囿於漢代作家尊經學重模擬的怪圈，而忽視了先秦作家的隨意性。屈原是最有個性的詩人，《離騷》是最有個性的詩篇，宣泄自己的滿腔憤懣，一吐為快，他完全沒有也不必“徵聖宗經”。東周時代，天子的權威日益下降，逐漸名存實亡，諸侯異政，百家異説，分裂的政治局面為思想的活躍和言論的自由創造了客觀條件。儒家有傳播仁義道德的自由，道家就有蔑棄仁義道德的自由，縱橫家也有以利害關係取代仁義道德的自由。面對舊制度的日益式微，舊秩序的日益破壞，兼併戰爭的日益頻繁，諸子百家的治世良方形成各種獨立的思想體系。為了更有效地傳播自己的思想觀念，人們競相探尋最為合適的表達方式和最為美妙的語言技巧，從而形成各自特有的審美情趣。

創始性、綜合性、實用性、隨意性彼此聯繫，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了先秦文學的基本特點。 ^[3] 

中華民族有着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從800萬年前的雲南臘瑪古猿化石到三百萬年前的湖北古猿牙齒化石，直到170萬年前的雲南元謀人化石，都是中國土地上類人猿向人類進化的遺蹟。此後一直到夏王朝建立以前，中國由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大約經歷了100多萬年。

舊石器時代以打製石器為標誌，人類以狩獵和漁撈為生，人類遺址中大多存在用火的遺蹟。在這一悠久漫長的歷史時代，中國的遠祖完成了直立行走和向智人過渡，逐漸形成無數的原始羣落。約28萬年前到5萬年前的早期智人遺址有遼寧營口、陝西大荔、廣東曲江、山西陽高、湖北長陽、山西襄汾等地，晚期智人的遺蹟有內蒙古烏審、北京周口店、廣西柳江、台灣台南、吉林榆樹、江蘇泗洪和四川資陽等地。古書中遠古神話傳説頗多，“三皇”有各種不同的説法，都是創始神話中的神人，是史前人類生活方式的象徵。《韓非子·五蠹》有所謂“構木為巢，以避羣害”的有巢氏，“鑽燧取火，以化腥臊”的燧人氏，《易傳·繫辭下》有所謂“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的伏羲氏，“斫木為耜，揉木為耒”的神農氏，他們大多是舊石器時代原始羣落生活的影子。

新石器時代大約從1萬年前開始，以磨製石器、陶器和農業的出現為標誌，經濟生活以農業為主，漁獵為輔，飼養家畜逐漸發展為畜牧業。舊石器時代的晚期至新石器時代是母權制，母系氏族社會的繁榮期創造了黃河流域以彩陶為代表的“仰韶文化”。新石器時代的晚期母權制過渡到父權制，父系氏族社會創造了黃河流域以黑陶為代表的“龍山文化”。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星羅棋佈，長江流域的浙江有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與北方文化交相輝映。《詩經·大雅·生民》中説，周人的先祖是姜嫄踩踏神仙的腳印而孕育後棄，後棄教民稼穡，實際上反映了母權制向父權制的過渡和農業的興起。史書追記的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時代，反映了父系氏族社會的概貌，“堯舜禪讓”的傳説反映了推舉部落聯盟酋長的情形。事實上與“五帝”並存的部落還有很多，黃帝取代神農氏，戰勝炎帝和蚩尤，堯、舜、禹之世與共工、驩兜、三苗的關係等，都透露出部落之間征戰頻繁的狀況。

公元前21世紀到公元前16世紀的夏王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世襲王朝。至今還沒有發現夏朝的文字，出土文物對夏朝的佐證也很少，關於夏朝的歷史傳説，概見於後世的追述。五帝時代和夏朝是史前史向史書記載歷史的過渡，《史記》記載上下三千年的歷史，便是以《五帝本紀》和《夏本紀》為開始。夏禹在帝舜時期接任其父鯀的職位，治理天下水害有功，被帝舜選拔為繼承人。禹繼舜而位，定國號為夏。禹死後，其子啓打破堯舜禪讓的制度，開創了父子相傳的世襲制度，中國進入奴隸社會。夏朝末年，桀王不務修德而武傷百姓，百姓不堪忍受。商部落日益強大，成湯起兵滅夏。夏朝從禹至桀，共經歷17王，約470多年。河南偃師的二里頭文化遺址屬於夏朝統治的中心區，該遺址的早期文化當屬於夏文化。二里頭遺址出土的七孔大玉刀紋飾精美，堪稱絕品。酒器銅爵體型輕薄，紋飾簡單，嵌綠松石的饕餮文銅牌製作精巧，別具匠心，意味着夏朝文明已經步入青銅器時代。

公元前16世紀到公元前11世紀的殷商王朝是中國奴隸社會的重要階段。商原本是居住在黃河下游的一個歷史悠久的部族，夏朝末年發展到黃河中游，征服許多部落之後，滅夏而建立商朝。從成湯建國到紂王滅國，共歷經17代30王，約有600年的歷史。商人“不常厥邑”，從成湯到盤庚，曾五次遷都。盤庚遷都於殷，即今河南安陽小屯村，因而商朝亦稱為殷或殷商。殷商時代的農業、畜牧業和手工業都相當發達，大量製作和使用青銅器，創造了燦爛輝煌的青銅技術和青銅文化，《尚書·多士》中説：“唯殷先人，有典有冊”，典冊用於教育，出現面向貴族子弟傳授祭典、禮樂、軍事和倫理等內容的教育機制。殷人特別崇敬鬼神，重視占卜，將占卜的結果刻寫在龜甲或獸骨上，便是甲骨卜辭。清末民初在河南安陽小屯村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卜辭，是迄今為止所能見到的中國最早的文字，為研究殷商文化提供了寶貴的資料。文字的出現為書面文學的產生提供了最基本的條件，甲骨卜辭就是中國書面文學的萌芽。

公元前11世紀到公元前771年的西周以封建宗法制度的鞏固為主要特色，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的東周以封建宗法制度的逐漸破壞為主要特色。西周定都於鎬京，在今陝西西安附近；東周遷都於洛邑，在今河南洛陽，地理方位相對而為西東。周代保留下來的文獻和地下出土的文物比殷商時代更多，社會狀況也更為清楚。公元前841年，西周厲王暴虐無道，被流放於彘，史稱“共和行政”，是中國歷史確切紀年的開始。西周實行分封制，天子為大宗主，所封的諸侯為小宗主；諸侯國內部實行嫡長子繼承製，諸侯國君與卿大夫相對而為大小宗主。大小宗主層層區別，形成樹形結構。諸侯的領地稱為“國”，大夫的領地稱為“家”。天下耕地實行井田制以量功計祿，不得隨意開墾荒地以增加耕地。西周用禮樂制維繫統治秩序，嚴格規定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的上下尊卑關係，“禮”用以區別不同的等級，“樂”用以調節和諧的情感，這就是《禮記·樂記》中所説的“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從周武王到周幽王，西周共經歷12王（厲王后共和行政14年），將近300年的歷史。

周平王東遷洛邑後的東周被史家分為春秋和戰國兩個時期。春秋戰國時期農業生產廣泛使用鐵器和牛耕，井田制之外的私田大量出現，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係的變革。周王室日趨衰微，霸主疊起，諸侯兼併，戰爭頻繁，社會動盪。春秋早期南方的楚國率先僭號稱王，後來吳國和越國也先後稱王。周定王十三年（前594年），魯國實行按耕地的數量徵税的“初税畝”，以取代實行力役之徵的井田制，表明私田得到官方的認可，是奴隸制向封建制轉化的重要標誌。孔子首開私學之風，平民子弟獲得受教育的權利和參與政治的機會，強烈地衝擊了世襲制度。舊制度逐漸破壞，新制度逐漸產生。戰國時期周王室名存實亡，終至於赧王五十九年（前256年）為秦昭襄王所滅。諸侯各國先後實行政治改革或發生政變，如魯國三桓分公室，楚國吳起變法，秦國商鞅變法，齊國田氏代姜，晉國三家分晉等。據《戰國策》所記載，當時的強國紛紛稱王，有“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務於合縱連橫，以攻伐為右，歷經250多年的縱橫捭闔，東西征戰，公元前221年秦朝統一天下，實行中央集權的郡縣制，結束了春秋戰國500多年的分裂局面。

夏、商、週三代的開國盛世常為後人所稱道，其中不免多有理想的成分，但三代的統治各有特點，體現了文明進化的規律。《史記·高祖本紀》的論贊中説：“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撇開其歷史循環論，“忠、敬、文”的政治正體現了由野蠻到敬祀鬼神，再到禮樂之治的發展規律。

文學的產生和發展與歷史文化大致同步，音樂、舞蹈、繪畫和造型藝術等彼此關聯，互相影響。中國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早期在岩石上雕刻或繪製的巖畫，分佈於包括今香港、台灣在內的20多個省區的100多個縣、市、旗，最著名的有內蒙古的陰山岩畫、雲南的滄源巖畫、廣西的花山岩畫、連雲港的將軍崖巖畫、新疆的呼圖壁巖畫、青海的剛察巖畫、嘉峪關附近的黑山岩畫等。巖畫內容反映自然崇拜、圖騰崇拜和原始的狩獵、農耕、舞蹈等，形體簡化而帶有符號性的巖畫可能是古文字的前身。河南舞陽賈湖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有十幾件骨笛，大多為七孔，能奏出七聲音階，有的還有調音小孔。山西萬榮縣荊村和陝西半坡遺址出土的陶壎不按絕對音高製作，一個壎孔能發四個音。新石器時代陶器工藝相當精美，陶器上大多繪有繩紋、籃紋、弦紋、方格紋或動植物形的花紋，造型美觀，做工講究，生活用品已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還有許多純藝術品的石器和玉器，如磁山文化中遺址中的石雕人頭，良渚文化遺址中的獸面紋玉環、山形玉飾、玉琮、龍山文化中的龍鳳形玉佩、勾雲形玉佩和玉豬龍等，顯示出造型藝術的成就和審美意識的發展。原始社會繪畫、音樂和造型藝術如此發達，文學的產生亦在情理之中，由於文學是一種語言的藝術，文字和書寫工具尚未產生，沒有留下原始的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