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

該書提倡兼愛、非攻、尚賢、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樂、節葬、節用，涉及哲學、邏輯學、軍事學、工程學、力學、幾何學、光學，先秦的科學技術成就大都依賴《墨子》以傳。現存《墨子》一書，宋朝多散佚。至清代編《四庫全書》時，僅存五十三篇。

文章由小及大、連類比譬、逐層推理，典型如《非攻》。語言質樸無華，造句遣詞口語化。

舊本題宋墨翟撰。考《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曰名翟，宋大夫。《隋書·經籍志》亦曰宋大夫墨翟撰。然其書中多稱子墨子，則門人之言，非所自著。又諸書多稱墨子名翟，因樹屋書影則曰墨子姓翟，母夢烏而生，因名之曰烏，以墨為道。今以姓為名，以墨為姓，是老子當姓老耶？其説不著所出，未足為據也。宋《館閣書目》稱《墨子》十五卷六十一篇，此本篇數與《漢志》合，卷數與《館閣書目》合。惟七十一篇之中僅佚節用下第二十二，節葬上第二十三，節葬中第二十四，明鬼上第二十九，明鬼下第三十，非樂中第三十三，非樂下第三十四，非儒上第三十八，凡八篇，尚存六十三篇，與《館閣書目》不合。陳振孫《書錄解題》又稱有一本止存十三篇者，今不可見。或後人以兩本相校，互有存亡，增入二篇歟？抑傳寫者訛以六十三為六十一也。墨家者流，史罕著錄，蓋以孟子所闢，無人肯居其名。然佛氏之教，其清淨取諸老，其慈悲則取諸墨。

《墨子》一般認為是墨子的弟子及再傳弟子關於墨子言行的記錄。

在先秦諸子百家中，儒、楊、墨三家號稱"顯學"，墨子在當時的聲望與孔子差不多。由於墨子倡導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等主張。

《漢書·藝文志》著錄"《墨子》七十一篇"，班固注曰墨子："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隋書·經籍志》著錄"《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都著錄"《墨子》十五卷，墨翟撰"。當前通行本《墨子》只有53篇，佚失了18篇，其中8篇只有篇目而無原文。關於《墨子》的佚失情況，一種説法是從漢代開始的，另一種説法是南宋時佚失10篇，其餘8篇是南宋以後佚失的。批評儒家的禮樂和天命觀念，揭示出“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述，非仁人之言也”，肯定了“強力從事”的命題。但同時主張“明鬼”、“天志”，反映了墨家思想的內在矛盾。漢代以後，墨學幾成絕學，直到清代，才重新引起人們的重視。 ^[1] 

《墨子》原書根據《漢書》記載應有71篇，而當前通行本《墨子》只有53篇，佚失了18篇，其中8篇只有篇目而無原文。

《墨子》一書思想非常豐富，其中政治思想、倫理思想、哲學思想、邏輯思想和軍事思想都比較突出，尤其是它的邏輯思想，是先秦邏輯思想史的奠基作。

《墨子》的政治思想，主要反映在《尚賢》、《尚同》、《非攻》、《節用》、《節葬》、《非樂》諸篇中。墨家主張任人唯賢的用人原則，反對任人唯親，它説，做官的不能永遠都是高貴的，老百姓也不能永遠都是下賤的。它主張從天子到下面的各級官吏，都要選擇天下的賢人來充當。墨子反對統治者發動的侵略戰爭，聲援被侵略的國家，併為此而奔走呼嚎，勇敢地主持正義。墨子對統治者過的驕奢淫逸的糜爛生活極為反感，主張對統治者要進行限制。對死人的葬禮，墨子主張節儉，反對鋪張浪費。這些客觀上反映了廣大勞動人民的願望和要求。

《墨子》的倫理思想，主要反映在《兼愛》、《親士》、《修身》等篇中。墨子主張"兼相愛，交相利"，人們不分貴賤，都要互愛互利，這樣社會上就不會出現以強凌弱、以貴欺賤、以智詐愚的現象。國君要愛護有功的賢臣，慈父要愛護孝順的兒子。人們處在貧困的時候不要怨恨，處在富有的時候要講究仁義。對活着的人要仁愛，對死去的人要哀痛，這樣社會就會走向大同。墨子的倫理思想雖然抹殺了階級性，帶有空想的色彩，但它卻是廣大勞動人民要求平等、反抗壓迫、呼喚自由的心聲。

墨家重視生命的價值，他從下層民眾的視角出發，提出了“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觀點。墨子所説的利不是個人私利，是有益於他人的利益，是普天下大眾的大利，他明確反對虧人自利，對他人有利的事就做，不利就立刻停止，“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把對方的利益當作自己的利益，“飢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墨子反對戰爭，認為戰爭是最大的禍害，諸侯爭霸戰爭相互殺伐，毀家無數，勞民傷財，使勞動力大量鋭減，戰爭對大國不利，對小國也無益，對百姓更為不利，他渴望和平，希望每個國家平等友愛交往。墨子希望統治者多為百姓辦實事，多造福人民，使民眾的利益得到保障，墨子從下層民眾的生存之利出發，倡導愛要不分你我、不分階層的愛，以求得最廣泛意義的天下之利。因此，其“兼愛”、“非攻”、“尚賢”、“節用”等重要思想多是有利於維護廣大平民的利益。 ^[5] 

《墨子》的哲學思想，主要反映在《非命》、《貴義》、《尚同》、《天志》、《明鬼》、《墨經》諸篇中。墨家哲學思想的最大貢獻是認識論。墨子主張把知識分為"聞知"、"説知"、"親知"三類，"聞知"是傳授的知識，"説知"是推理的知識，"親知"是實踐經驗的知識。這就否定了唯心主義的先驗論。

為此，墨子在認識論方面提出了著名的"三表法"，他説：

"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

（《墨子·非命上》）墨子還反對儒家鼓吹的"天命論"，他不相信"天命"的存在，他提倡"尚力"。在"名"、"實"關係上，墨家認為"名"必須服從"實"，沒有"實"作基礎，"名"就是虛假的。這些思想都具有唯物主義的性質。但是，墨子又相信"天志"，他認為天有意志，天能賞善罰惡，愛人憎人。他還論證了鬼神的客觀存在，這就不免陷入了唯心主義的泥坑。這説明墨家的唯物論思想還有缺陷，還不徹底。

《墨子》的軍事思想，主要反映在《備城門》、《備高臨》、《備梯》、《備水》等篇中。由於墨家學派主張"兼愛"、"非攻"，反對侵略戰爭，所以它的軍事理論主要是積極的防禦戰術，這雖然不及兵家的軍事思想全面深刻，但它卻反映了廣大勞動人民厭惡戰爭、渴望和平的心理願望。

《墨子》的邏輯思想，主要反映在《經》上下、《經説》上下、《大取》、《小取》6篇中，這主要是後期墨家的思想。在《墨經》中，後期墨家提出了"辯"、"類"、"故"等一套完備的邏輯概念。在《小取》篇中論述了辯論的作用，即辯論是要分析是非的區別，審查治亂的規律，弄清同異的所在，考察名實的道理，判別利害，解決疑似。還闡述了辯論的幾種方式，對推理的研究也甚為精細。後期墨學建立了相當嚴謹完整的邏輯理論，在中國邏輯思想發展史上起了開創作用，具有較高的學術地位。直到今天，它仍是人們學習中國邏輯思想史的重要材料，給人以智慧的啓迪。

基本內容 　後期墨家邏輯以辯為核心，其中包括名、辭、説三種基本的思維形式和由故、理、類三物構成的邏輯推理。

辯 　在後期墨家邏輯中具有論證的性質，《墨經》把辯定義為"爭彼也"，即把辯看作是關於"或謂之牛，或謂之非牛"、"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的一對矛盾命題的是非之爭，而且認為辯必有勝者和負者，並要求分清勝負。辯的目的和作用在於"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小取》）。

辯具有名、辭、説三種基本思維形式。在後期墨家邏輯中，對這三種思維形式的理解，相當於西方傳統邏輯中的概念、判斷、推理。後期墨家邏輯中的名是用來摹擬、稱謂事物的所然與所以然之性質的，《小取》説："以名舉實"；《經上》説:"告以文名，舉彼實故也"。這樣的名就具有概念的性質。名又是言詞（命題）的構成元素，因而也具有語詞的性質。後期墨家首先從概念外延上把名分為達、類、私三種，"達名"相當於範疇，如"物"；"類名"相當於普遍概念，如"馬"；"私名"是限於對某一個體事物之稱謂，包括專名或姓名，相近於單獨概念。後期墨家還從概念的內涵上把"名"分為相當於具體概念的"形貌之名"和相當於抽象概念的"非形貌之名"，以及相當於時空概念的"居運之名"和"量數之名"，等等。

辭是用來表達人們思想上的斷定的。《小取》説："以辭抒意"，所以"辭"又是構成推理的要素，即用作前提、結論或論證的論題。如《小取》把"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 這種直接推理叫做 "比辭而俱行"，把論證叫做"立辭"。辭有時與"言"通用，言辭是對事物的陳述，它是由名構成的。後期墨家還提出了"盡"、"或"、"假"、"必"，即全稱、選言、假言、必然等命題形式，尤其對詞項在命題中的周延性問題提出了精闢的見解。它認為，肯定命題的謂項是不周延的，"乘馬，不待周乘馬，然後為乘馬也"；而否定判斷的謂項是周延的，"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為不乘馬"。後期墨家對辭的矛盾關係也有了初步的認識和揭示，如將"辯"限於一對矛盾命題的一是一非之爭，在"止"式推論中提出用特稱否定命題反駁全稱肯定命題和用全稱否定命題反駁特稱肯定命題等。

後期墨家邏輯強調"以説出故"，即通過説的方式以明確 "立辭" 的根據和理由。《經下》諸條有"説在......"字樣，接着極簡要地標出理由或例證，然後在《經説下》加以解釋，這就是 "以説出故" 形式的運用。後期墨家把知識按來源分為聞知、説知、親知三種。説知源於親知和聞知，是由已知到未知的間接推理之知。《經説下》舉例説，已親知室外之物的顏色是白的，又聞知室內之物的顏色與室外之物的顏色相同，由此就可以推出室內之物的顏色也是白的。後期墨家還從當時的辯論中，總結出多種推論形式，主要有：具有選言性質的"或"、具有假言性質的"假"、相當於直言推理的"效"、相當於複雜概念推理的"侔"、相當於對當關係中矛盾命題之間推理的"止"，以及"闢"、"援"、"推"等一般類推。

故、理、類三物 　後期墨家認為立辭必須明故、理、類三物，"三物必具，然後（辭）足以生"。故是指一事物產生的原因和條件，《經説上》將"故"分為"大故"和"小故"兩種。大故就是有之必然，無之必不然；"小故"則是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它們相當於假言命題的前件或直言推理中的小前提。"理"即"法"，有規律、 模式、本質之意。"類" 是指類之同者。故、理、類三物即是立辭必須明確"辭"，明確論題或結論之所以能成立的理由和條件，又必須明確事物之間因果關係或條件關係的一般規律，還必須知其類同者。這三物既是後期墨家邏輯推理論證的原則，也是其推理論證的基本形式，即由故、理、類三物而推出"辭"的基本過程和形式。

邏輯規律 　

後期墨家對邏輯的基本規律也有比較明確的論述。在同一律方面，《經説下》中指出，"正名者，......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彼此不可"，認為"彼"之名只能指彼之實，"此"之名只能指此之實，彼此之名都不能既指彼又指此。這是後期墨家的"正名"原則，從中揭示了同一律的基本內容。它還十分重視同一律的應用，提出了"通意後對"的原則，即在辯論中必須先明確概念（通意），然後才能論辯（後對）。

後期墨家也把"辯"定義為爭論一對矛盾命題中的是非。如針對同一動物，甲説"這是牛"，乙説"這不是牛"，就叫做"爭彼"。後期墨家指出，這樣的爭彼是"不俱當，必或不當"的，也就是不能同真，必有一假。這相當於矛盾律的內容。後期墨家曾用矛盾律分析了當時流行的一些論點的邏輯謬誤。例如，《經説下》在批駁"言盡悖"之謬誤時指出，如果"以言為盡悖"這個命題為真，則表明存在着並不荒謬的言論；如果這個命題為假，也表明有些言論不是荒謬的。因此不管怎麼説，這個命題都是不正確的。

後期墨家還揭示了排中律的內容，指出"謂辯無勝，必不當"，即認為矛盾命題不能同假，其中必有一真。

後期墨家對推理論證中的謬誤問題作了仔細研究。《小取》指出，事物有相同的性質，但不一定在一切方面都相同；事物的現象相同，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不一定相同等等。因此，對譬、侔、援、推這些論辯方式運用不慎，或作為公式到處搬用，就會出現"行而異、轉而危、遠而失、流而離本"的謬誤。後期墨家把侔式推論的謬誤，分為"是而不然"，即肯定的前提是正確的，肯定的結論則是錯誤的。"不是而然"，即否定的前提是正確的，否定的結論則是錯誤的。同時還規定了"異類不比"的類推原則。對此，《經説下》舉例説，如果提出木頭與夜間哪個更長，智慧與糧食哪個更多，爵位、親屬、操行和物價哪個更貴這樣的問題，顯然是荒謬的。

《墨子》重口述，不重著述；重內容，不重文采，但不能因此就認為其沒有文采。實際上，《墨子》全書文章質樸且邏輯性很強，並善於用具體的事例進行説理，從具體問題的爭論進而為概括性的辯論，是説理文的一大進展。《墨子》一書在中國文學史上不僅發名學之首端，且又開論辯文之先河，對後來文學的發展影響頗深。 ^[10] 

後期墨家邏輯是中國古代邏輯可以同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古印度因明（見印度邏輯史）相媲美的科學體系，在中國邏輯史和世界邏輯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墨子》一書所藴含的思想極其豐富，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學術地位。《墨子》思想代表了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是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正因為如此，它不被統治階級所賞識，到了秦漢，墨學已沒有多大影響，墨子的事蹟已知之甚少，連史學家司馬遷為墨子作傳，也廖廖數語。晉朝時，魯勝雖曾作《墨辯注》，但僅存其"敍"。只是到了近代以後，孫詒讓、梁啓超、章炳麟、章士釗、譚戒甫等人才開始把墨辯邏輯與西方邏輯和印度因明進行比較研究，從而使後期墨家邏輯思想重新受到了重視，並有了新的發展。

《墨子》同《孫子》《吳子》《六韜》等經典共同構成了先秦情報體系，規範了中國情報思想的面貌與特質，深刻影響了中國古代情報思想。尤其是在守備禦敵方面，《墨子》的情報思想更是獨樹一幟。 ^[4] 

《墨子》在西方世界譯介已有50多年曆程，先後出現過11個英譯本（含節譯本）。其中，2006年由我國典籍翻譯家汪榕培和王宏合譯、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墨子》譯本是世界上首個英語全譯本。 ^[6] 

《墨子》最遲在平安後期就已傳入日本，之後末木剛博、淺野裕一、渡邊卓、岡本光生等人針對《墨子》中的哲學、科學等思想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 ^[3]  隨後，墨學在亞洲各國也傳播開來，墨子開始被亞洲人所認知，墨學逐步傳入朝鮮半島、東南亞各國。1959年，越南語版《墨子》出版；1972年，韓文版《墨子》由韓國明知大學出版部排印。深受《墨子》的影響，越南語培訓機構多引用《墨子·辭過》中的句子“鑄金以為鈎，珠玉以為珮”。 ^[8] 

《墨子》書十五卷、五十三篇，不僅所涉內容極為廣泛，且編寫體例及寫作風格也不盡一致。有關《墨子》一書的作者和真偽問題，在學術界有兩種不同看法：

三項分類法，

把《墨子》全書分為“內，外二篇”及“雜篇。”汪中這種分法從全書中另輯“雜篇”一組，完全打亂了原書的篇章次序和結構，似不可取。

五組分類法

第一組是《親士》到《三辯》，共七篇。皆後人假造的......。前三篇全無墨家口氣。後四篇乃根據墨家的餘論所作的。根據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的考證，當為魏晉時認為是儒家作品，新中國國學愛好者認為，乃漢末一介儒家學者，無名氏託名墨子進諫君主如何取捨人才。

第二組：《尚賢》三篇、《尚同》三篇、《兼愛》三篇、《非攻》三篇、《節用》兩篇、《節葬》一篇、《天志》三篇、《明鬼》一篇、《非樂》一篇、《非命》三篇、《非儒》一篇，共24篇。大抵墨者演墨子的學説所做的，其中也有許多後人加入的材料。《非樂》、《非儒》兩篇更可疑。墨子死後，墨家分成三派，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鄧陵氏之墨，因三派所傳的學説不同，後人在彙編此書時，便把三派所傳之學分上、中、下三篇並列。

第三組：《經》上下、《經説》上下、《大取》、《小取》六篇，不是墨子的書，也不是墨者記墨子學説的書。......這六篇是惠施、公孫龍時代的“別墨”作的。......

第四組：《耕柱》、《貴義》、《公孟》、《魯問》、《公輸》並5篇，乃是墨家後人把墨子一生的言行輯聚來作的，就同儒家的《論語》一般。其中有許多材料比第二組還要更為重要。

第五組，自《備城門》以下到《雜學》共十一篇，所記都是墨家總結戰國時期守城備敵的方法。分別有“禽滑釐所受守城之法”説，“秦末所作説”、“偽作説”等。

研究墨家者，可先讀第二組和第四組，後讀第五組，其餘二組，可以不必細讀。

此種分法對《墨子》書中篇章的分組比較細緻，既顧及到作者，又考慮了各篇的內容以及它們在墨家研究中的地位，同時也保持了原書的篇章排列。分的甚好，因而被廣為採納 ^[2]  。

因墨子中有道家之語，如《墨子》中的“銛者必先挫，錯者必先靡”、“甘井先竭，招木先伐”、“太盛難守”等，皆出於道家之語。正統十年（1445年），張宇初奉敕，將《墨子》刻入《道藏》。現代所傳的《墨子》只剩下五十三篇，這些篇幅是因為被道家著作《道藏》所收錄，才得以留傳下來。汪中將墨子書分為內外二篇以及諸雜篇，著有《墨子表徵》一卷。現存《墨子》53篇，關於《墨子》的真偽一直是學界的大問題。清代《四庫全書總目》諸位學士考證《墨子》非墨子自著：“書中多稱子墨子，則門人之言，非所自著。”

《墨子》非墨子自撰一説又有分別。一種説法是，全書皆為墨子門人乃至後人著錄纂集而成，甚至夾有偽作，根本沒有墨子自撰的成分。方授楚稱：“墨子未嘗自著書也，今所傳《墨子》書，乃墨翟弟子及其後學所記述綴輯而成者。”郭沫若説：“墨子自己並不曾著書．現存的墨子這書是漢人所纂集的，其中有些是墨家弟子的著錄，有些還不是墨家的東西。”

另一種説法是，全書既有墨子自撰的篇章。也有弟子及後人的作品。畢沅、梁啓超等持這種看法。至於今本《墨子》中哪些篇為墨子自撰，哪些篇出自墨子弟子或後學之手，以及那些是偽訛之作等，各家説法不一。

春秋戰國時期，墨學被稱為“顯學”。先秦時期，簡牘多用來寫作，竹書本應是《墨子》最早的版本。《漢書·藝文志》是現存最早的史志目錄。班固在《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墨家》中記錄：“《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漢河平三年（公元前28年），成帝“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班固的《漢書·藝文志》是在劉向《別錄》、劉歆《七略》的基礎上完成的，書中所記載的《墨子》七十一篇，是以漢中秘藏的先秦竹書本為底本，劉向將古字抄成隸書，定為七十一篇。據《説文解字》：“著於簡牘者也，謂之篇。”“篇”表明了劉向所用的秘府藏本的書寫載體為竹簡，此本為《墨子》最早的版本。

劉向奉召校勘中秘藏書時，每校完一書就寫下目錄和提要，之後用隸書將原文寫在縑帛上，即秘書的副本，卷是縑帛的計量單位，故劉向開創了《墨子》的卷書本。據《漢書·藝文志》記載，劉向父子校錄的卷書本《墨子》共七十一篇，十八卷（含目錄一卷）。東漢後期，高誘注《呂氏春秋·當染》雲，“墨子名翟，魯人，作書七十一篇”，與《漢書·藝文志》相合，卻又與《呂氏春秋·慎大覽》注云“墨子名翟，魯人也，著書七十篇，以墨道聞也”不符。高誘所説“七十篇”者，可能取的是相似值，該情況在古書著錄中較為普遍。後經董卓之亂，西晉八王之亂，到東晉初年，《墨子》卷書本已不存。

《隋書·經籍志·子部·墨家類》記載：“《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此本可能為東晉後南北兩朝流傳的本子，一共十六卷。南朝梁庾仲容輯鈔《子鈔》時，《墨子》已為“十六卷”。《子鈔》所言《墨子》十六卷中，當有目錄一卷，六朝至隋代期間，目錄曾獨立成卷。唯中唐馬總《意林》著錄“十六卷”，《文獻通考·經籍四十》雲，“馬總《意林》，一遵庾目，多者十餘句，少者一二言，比《子鈔》更為取之嚴、錄之精，且約也”，即《意林》系叢鈔而成，內容與庾氏《子鈔》相似，“十六卷”很可能不是《墨子》當時的實有卷數。《舊唐書·經籍志》子部著錄墨家：“《墨子》十五卷，墨翟。”《新唐書·藝文志》卷五十九子部著錄墨家：“《墨子》十五卷，墨翟。”和《隋書·經籍志》《子鈔》相比，到唐代，目錄一卷已不再著錄。後代目錄書多為十五卷，如《宋史·藝文志》在子部墨家類著錄：“《墨子》十五卷，宋墨翟撰。”《通志·藝文略》第五《諸子類·墨家》曰：《墨子》十五卷。楊守敬在《日本訪書志·卷七·墨子六卷》中記載：“按隋、唐《志》以下，墨子皆十五卷。”

北宋景佑中，崇文院所藏《崇文總目·卷三》著錄墨家類：“墨子十五卷，墨翟撰……墨家者流，其言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上同此墨家之所行也。”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十一》中記載：“墨子十五卷，右宋墨翟撰。戰國時為宋大夫，著書七十一篇，以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尚同為説。”十五卷本為宋時的一個傳本系統。

南宋陳騤撰，趙士煒輯的《中興館閣書目輯考·館目考四》，記載《墨子》“自《親士》至《雜守》為七十一篇”，“亡《節用》《節葬》《明鬼》《非樂》《非儒》等九篇”以及目錄一篇，實存六十一篇。又載:“一本自《親士》至《上同》凡十三篇。”[10]12-13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記載：墨子三卷，宋大夫墨翟撰。……七十一篇。“館閣書目有十五卷六十一篇者，多訛脱不相聯屬，又二本止存十三篇者當是此本也”。宋王應麟《玉海》卷第五十三《藝文·墨子》記載：“《書目》十五卷，自親士至雜守為六十一篇，亡九篇；一本自親士至上同凡十三篇。”[12]1054宋鄭樵《通志》卷六十八《藝文略第六·墨家》記載:墨子十五卷，宋大夫墨翟撰……又三卷，樂台注。由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宋王應麟《玉海》、宋鄭樵《通志》等諸本的記載可知，當時既有十五卷本又有十三篇的三卷本，三卷本當為宋時節選本，屬於另一傳本系統，流傳價值不大。

明道藏本是迄今發現最早的仍完整保存的《墨子》版本，也是明以後各家版本的直接藍本。明《道藏》本《墨子》，即梵夾本，由張宇初於正統十年（公元1445年）奉敕校刻。《道藏目錄詳註》卷四沛字號計十三卷：墨子卷一至十五，墨翟著書七十一篇。這是十五卷本的流傳系統。道藏本是明代刻本的底本，而嘉靖之後的刻本多以嘉靖本為底本進行刊刻。《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一十七《雜家類一·墨子提要》曰：“考《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宋《館閣書目》稱：《墨子》十五卷，六十一篇。此本篇數與《漢書·藝文志》合，卷數與《館閣書目》合。”

另外，民國趙爾巽《清史稿·藝文志三·雜家類》記載：“墨子經説解二卷，張惠言撰。墨子注，十五卷目錄一卷，畢沅撰。墨子間十詁五卷，目錄一卷附錄後語二卷。”《中國古籍善本總目》著錄《墨子》也多為十五卷本和十六卷本。 ^[9] 

墨子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位農民出身的哲學家，人稱“布衣之士”，自稱“鄙人”，自詡“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是一位知識淵博，又比較接近工農的小生產者的士。墨子也是位能工巧匠，據説，他發明過一個飛鷹，在天上能飛一天的時間。既有豐富的生產實踐知識，又有高深的科學理論知識，是個生產者，又是個士人，是一位多才多藝的不可多得的人才。墨子是墨家學派的創始人。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