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相愛，交相利

“兼相愛，交相利”中的“兼”意為“全，都”。 ^[1] 

所謂兼愛，就是要求人們不僅要愛自己，而且還要像愛自己一樣愛別人，而這種愛要衝破血緣和等級的阻礙。墨子認為，當時社會之所以如此混亂，就是因為人們不能兼愛，因為自私才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衝突，才造成了社會的不穩定。 ^[2] 

兼愛是墨家學派最有代表性的理論之一，墨子認為“兼相愛，交相利”，只要做到這一點便能達到社會安定的目的。

墨子（約公元前468—前376年），姓墨，名翟，生在魯國，曾在宋國做官，生平足跡遍及齊國、衞國，又屢次到楚國，後又長期居住在魯國。他是墨家學派的創始者。墨子的軍事思想主旨是兼愛、非攻，但他並非一味反對戰爭，而是主張以義伐不義，注重戰爭準備，講究防禦之能，抵抗侵略戰爭，以求立於不敗之地。理論

這是墨家法律觀的核心，墨家以“兼愛”和“交利”為標準衡量各國的法律制度，評價各家的思想學説，特別要將它貫徹到立法司法之中。“兼相愛”是針對“別相惡”而言，指不分親疏、貴賤、貧富，一視同仁地愛所有的人。“交相利”是針對“交相賊”而言，主張人們互相幫助，共謀福利，反對互相爭奪.

墨子認為:愛是相互的,利也是相互的，愛與利的關係是對立的統一，是相輔相成、互為依存、互為條件的辯證關係。梁啓超曾指出：“兼相愛是理論，交相利是實行這理論的方法。”而當今世界“以人為本”的思想，與墨子理論有異曲同工之妙。

墨子的“兼相愛交相利”思想之實質，是一種柔性管理，它通過人們之間互動的相愛來改善人際關係，消除破壞性衝突，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使人們既能自愛又能愛人，從而每個人的利益都能得到滿足，這符合人自然性的需要，又符合社會道德法律規範。

墨子的柔性管理思想也非常豐富。比如“以人為本”思想，對於當今企業管理具有相當的借鑑作用。比如墨子對以人為本的解釋是：君子作戰雖然有陣法，但是勇敢是其根本所在。士人雖然有學問，但是品行是其根本。所以，我們學習管理，必定明察左右，知其根本。

墨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現其身”。那就是，看待別人的國家就象看待自己的國家，看待別人的家族就象看自己的家族，看待別人的身體就象看自己的身體一樣。其實墨子在此告訴我們的就是“以人為本，視人若己”，多從對方的角度考慮問題，避免誤解，消除衝突。人人相愛不再相殘害，父子因相愛而慈愛孝順，兄弟因相愛而和諧協調，因為相愛出現了，以此禍害、埋怨、憤恨等就不會產生了。

兼愛非攻，相愛相利

墨子從其兼愛思想出發，主張非攻，反對戰爭。他斷定，愛人運行時，人亦從而愛之；利人運行時，人亦從而利之。反之亦然。既然如此，國與國、家與家、人與人之間，只要相互兼愛，不要發動戰爭，相互攻伐，這樣不以兵刃毒藥水火相攻伐，從而可以共同取利。否則，以兵刃毒藥水火相攻伐，便使大家共同取害。因此，墨子“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主張“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以興“天下之利”，反對“大國之攻小國”，“大家之亂小家”，以行“天下之害”（《墨子·兼愛下》）。

墨子還從戰爭的道義性方面，反對戰爭。墨子的思想旨意十分明確，殺人者死，殺一人有一死，殺十人有十死，殺百人有百死，這是對不義之人應有的懲罰，是他們的罪有應得，這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然而，對於那些發動戰爭攻伐別國，死傷大量人口的侵略者，有些人則不知非之，反而譽之，這顯然是黑白顛倒，是非混淆之論。對於這種義與不義顛倒、不辯之論，墨子極力予以辯白，指出好戰者為不義，從而説明了非攻的道理。

墨子還從戰爭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死傷無數的人口，破壞社會生產力等戰爭危害性上，反對戰爭，主張非攻。

墨子稱讚古代仁君能與大國相交，與鄰國相處，一天下之和，總四海之內，率百姓從農事，為民取利的功德，反對當時的王公、諸侯發動戰爭的暴行，主張對戰爭發動者殺無赦。對於發動侵略戰爭，攻伐無罪之國的戰爭販子，要處以死罪，不能使其繼續執政為害天下萬民。

墨子主張“兼相愛，交相利”，“非攻”，反對不義之戰，他是主張非攻，而不是主張非戰爭。他認為，仁人之舉，就是“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為此，要舉行義戰，討伐不義之戰。

墨子認為，禹征伐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都是為天下萬民興利除害，不是為自己求富貴享樂的義舉。墨子把“攻”與“誅”加以區別，伐“無罪之國”是“攻”，伐有罪之君是“誅”，所以禹、湯、武王之舉是“誅”，而不是“攻”。墨子贊同“誅”，反對“攻”。因為“誅”是“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仁義之舉，“攻”則相反。他指出，好戰之國，以自己的堅甲利兵，去“攻伐無罪之國”，掠奪財物，勁殺萬民，這是“攻”，對於攻伐者，應當“罪死無赦”，故他積極反對“攻”；對於無道有罪之“君”，為了給萬民除害，就要“誅”之。因此，墨子主張誅討有罪之君，反對攻伐無罪之國。“攻伐無罪之國”的侵略戰爭，他堅決反對；“誅殺狂夫民賊”的正義戰爭，他積極支持。一切都以“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為標準，這個思想不乏合理之處。

墨子在區分“攻”與“誅”之異的同時，又進一步指出：“攻”者必敗，“誅”者必勝。其所以如此，就因為“攻伐無罪之國”者，違背天志、天意，失掉民心、民意，故必然失敗；“誅殺狂夫民賊”者，順乎天志、天意，符合民心、民意，故必然勝利。由此，他肯定，民心所向，戰之必勝。而得民心，尤要尚賢。尚賢是聖王治國之要務，為政之根本，所以要尚賢。因為賢良之士是固國之珍寶，社稷之輔佐。對於賢人要富之、貴之、敬之、譽之。衡量賢與不賢的標準是德義、才能，而不是親疏、美醜，真正做到公而無私，有能則舉之、用之，這樣人人都競相為義、為能、為德，這樣國家就可以治理了，人民就可以免除禍患了，當然也就得民心、合民意了。

墨子深知，民心向背決定戰爭的勝負，所以他極為重視民心、民意的問題。他以古者聖王之事，説明行德政，愛百姓，得民心，得天下的道理。如周文王封於歧山，封地方百里，他能“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皆起而趨之，罷不肖股肱不利者，處而願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墨子·非命上》）。能與百姓兼相愛，交相利，行德政，就可不戰而勝，最終王天下。

墨子主張兼愛、非攻，反對“攻伐無罪之國”，主張義戰。他十分關注戰爭，注重戰爭準備。墨子講究攻守之備的問題。

墨子由“非攻”而“講求備禦之法”，故他對備戰理論、技術頗有研究。

墨子認為，國家的主要禍患有七個方面，不消除“七患”則城不守、國不保。他説：

”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祿，遊者愛佼，君修法討臣，臣懾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為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為安強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六患也；畜種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墨子·七患》）

墨子不僅從理論上重視備戰，講求備禦之法，而且在技術上講求備戰、守城的技巧。墨子在《墨子》書中的《備城門》、《備高臨》、《備梯》、《備水》、《備突》、《備穴》、《備蛾傅》、《迎敵祠》、《旗幟》、《號令》、《雜守》等十一篇中，運用力學、光學、數學、形學等道理，具體規定了守城的方法，於中可見其對軍事技術的重視，也顯現了他的自然科學知識以及軍事技術、技巧。

墨子從兼相愛、交相利、兼愛非攻、興利除害的戰爭觀點出發，所闡明的軍事思想主張和戰爭技術、技巧，不乏高明、合理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