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史

史前時代(8張)

有歷史學家將沒有文字出現之前的文化稱為史前文化。中國境內有多處早期人類活動的遺址被發現。考古證據顯示224萬年至25萬年前，中國就有直立人居住，考古發現的有巫山人、元謀人、藍田人、南京直立人、北京直立人等。舊石器時代時人類使用的多為簡單的打製石器，而新石器時代多使用磨製石器，表面平滑鋭利，已經相當精緻。石器時代的工具材質也已經不限於石器，諸如竹器、木器、陶器、骨器等都已經被大量使用。火對於人類文明的進步也起到重大作用。人類開始用火來烹調食物以延長壽命，並且火也可以用來燒製陶器與玉器。

近代考古在中原地區發現的裴李崗文化、賈湖文化等，7000年前至10000年前已經進入以原始農業、畜禽飼養業和手工業生產為主，以漁獵業為輔的原始氏族社會，其中出土的龜甲契刻符號與約3000年前的殷商甲骨文有類同和相似之處，是中國乃至世界發現最早與文字起源有關的實物資料。當華夏文明在中原發展的時候，中國疆域內還分佈着其他各種文化。其中，距今5000年到10000年的文化，近代以來考古發現的金陵北陰陽營文化、高郵龍虯文化、嘉興馬家浜文化、餘姚河姆渡文化、含山凌家灘文化、潛山薛家崗文化、天門石家河文化、巫山大溪文化等，分佈於長江下游、中游和上游等地。三星堆遺址發現的古蜀文明，更是達到了非常高的程度。

早先人們認為中華文化單一起源於黃河流域，但晚近的考古研究證明史前文化範圍遍及中國各地，呈現各地並起的現象，並各有其風格。在其中比較重要的有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其被認為是來源自中亞之安多文化, 距今約一萬年曆史，以及後來之老官台文化和其延續的龍山文化，黃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遼河中上游流域地區的紅山文化，長江中下游地區的良渚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四川地區的三星堆文化，還有台灣島上的圓山文化。而在香港之黃土峒文化，更是中國華南地區文化之最早遺址， 距今四萬多年 ^[2]  。

傳説中的三皇五帝，是夏以前遠古中國傑出首領的代表。中國神話始於盤古開天闢地，顯示盤古可能是早期開闢疆土的領袖。女媧補天造人的神話，則表明女媧可能是教化婚配生育的首領。傳説燧人發明鑽燧取火，神農開創農業及醫藥，伏羲教民‎‎漁、獵、畜牧，創造八卦、文字，此即三皇。三皇之後的首領，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五帝時期，古黃河水患嚴重，大禹以疏導之法成功治水，被推為王 ^[3]  。（三皇五帝説法不一，詳見三皇五帝詞條）

夏商周三代文化最大的特色即為宗法制度。宗法制度萌芽於夏朝，宗法制度完備確立在西周，其是在晚商的長子繼承製的法則上加以嚴格規範與執行。標誌為嫡長子繼承製、土地分封制與嚴格的宗廟祭祀制度。在宗法制度下，“禮儀”對每個士族成員有極大的強制性和約束力，實際上宗法制度已經成為一種未成文的習慣法。在宗統範圍內宗廟裏祭祀輩分之親疏，即規定了地位的高下。宗廟裏的譜牒，即是政治上的名分。在宗法體制下，“國”與“天下”是以“家”做原型擴大的，“家”的精神乃成為各級政治秩序的基型。宗法制度在西周末期已開始瓦解，但宗法制度的影響卻長期籠罩着中華社會。西周的宗法封建制度留給春秋戰國時期士人天下只有一個共主的觀念，這種思想也為秦漢帝國的建立與統一奠定基礎。宗法制度的影響不僅是政治層面的影響，也不限於統治階級，它在後世成為平民社會宗族概念的基礎而普遍傳承。

在中國文化史上，商朝、周朝時期的中國人產生了永不死亡的先妣神觀念，也未有佛教宣導的輪迴轉世的思想。但當時的人也已經認為人死後會變成鬼，並且生前的身份會在陰間延續。因此商周時代人們認為人死後的靈魂依然繼續關心影響人世之事，這導致占卜的流行。而是否能夠得到鬼神的保護在於祭祀典禮是否恰當。商朝卜問的工具多為龜甲或骨頭，而周人卜問的工具已經轉為由陰陽符號組成的八卦及擴充而來的六十四卦來表示吉凶。到了西周晚期，統治者與士人已對天命產生懷疑。士人逐漸看重“民心”，而獲取民心就要施行“德政”，這後來就成為儒家主張“德治”的依據。

商周時代的禮器以青銅器和玉器最重要。其造型典雅莊重，體現當時的文化特質。中國的青銅冶煉技術在商周時期也達到了一個先進成熟的階段。周代手工業種類增加，分類更細緻，因此有百工之説。商周時期發展成熟的陰陽五行學説也成為中國最早對自然現象的歸納方法。五行八卦學説更成為中國人的思維模式之一。商代已經有專司天文的人員，並在夏代天干記日的基礎上發展出干支記日法。周代發明了圭表測影的方法後更確定了部分節氣與十二時辰。在數學方面商代已開始使用十進位制，西周時期數學更成為“士”的必修科目。

在東亞大陸上發現的最早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距今已有三千三百年的歷史，商代奠定了中國主體字形聲字的基礎。商周時期也有不少知名的文學作品誕生流傳，諸如《尚書》、《詩經》等 ^[4]  。

西周末年，貴族政治趨於崩潰，宗法秩序日益混亂。春秋戰國時代不僅是舊社會秩序的瓦解，也是新社會形態形成的時期。封建時期採用世卿世祿制，貴族世代為官。戰國時期開始突破，出現了“布衣卿相”。在戰國時代，世襲貴族沒落消失，農民由依附者變為小自耕農，私有土地成為一般土地所有形態，私人工商業也隨之興起。

在東周時期，由於宗教束縛的解除，新的社會風尚取而代之。春秋戰國時期，四則運算已經完備。在歷算方面，戰國末期已有根據太陽年運轉的二十四個節氣。戰國時代也是中國傳統醫學理論建立的時代。冶鐵業的興起更是加速了土地的開墾。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設也於此時開始，其中最出色的都江堰到如今還依舊發揮着重要的作用。

春秋戰國之時，官學散於民間，百家學術萌發，人文理性精神日進，因而夏商周時代嬗變而來之宗教觀念煥然一新。季梁曰：“民，神之主也，是以聖人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神為人所創造，民為神主，則前古神秘觀念漸消。上古“上帝”之概念漸由自然之“天”取代，天為道德民意之化身，這構成了後世中國文化信仰的一個基礎，而“敬天祭祖”是中國文化中最基本的信仰要素。

春秋戰國時代的思想開放運動其規模之大歷史之長也為僅見。人文思想在此時期也成為中國哲學的支柱。諸子百家在這個歷史階段各自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與處世思想，其中，為孔子、孟子、荀子所主張崇尚倫理道德的儒家、為老子、莊子、列子所主張崇尚自然無為的道家、為墨子所主張的墨家、為商鞅、韓非所主張的法家併為後世中國最重要的思想。

同時，因為文化的大發展，文學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其中首屈一指的當屬戰國晚期楚國詩人屈原所著的楚辭名篇《離騷》。與之一時瑜亮的是《詩經》中記載各國民歌的章節《國風》。此外，諸子的散文也各具特色，《莊子》一書洋洋灑灑，是先秦諸子散文中的佼佼者 ^[5]  。

戰國時代是中國古代社會大變動的時代，而其產生的新社會在秦漢時代成型。秦漢時代的文化模式奠定了中國近兩千年來文化的基礎，又有其時代特色。秦漢時期中國人的精神風尚業已形成。

在秦漢時期，長城已經成為華夏定居農民和域外草原遊牧民族的明確分界線。自秦漢以後，華夏族對外的殖民與擴張多集中於東方與南方，與長城以外的地區多為征伐、邦誼與交流。這種關係唯一的例外是在西域絲綢之路沿線地帶。在中西海上交通還未興盛之前，中國與西方國家主要的交流大多經由西北陸上的河西走廊。遠洋航行在此時也開始出現。隨着絲路的開通，各種異國產物源源不斷的進入中國，至今已成中國土產，例如葡萄、石榴、芝麻、豌豆、蠶豆、核桃、黃瓜、香菜、大蒜、苜蓿、生薑等。由於西域風俗的盛行，中國文化得到極大豐富。諸如舞蹈、雜技、鼓吹樂等紛紛傳入中國。駱駝、石獅、辟邪、天鹿等怪獸造型也傳入中國。而絲織品也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外銷品。

秦漢時期也為中國奠定了疆域和思想的基礎。秦始皇焚書坑儒，在政治上統一了中國之後，又統一度量衡。漢武帝時，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此之後，儒家思想成為中國的正統思想。儒家思想能夠經兩千年而延續中國正統思想的地位，原因在於其經過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漢儒的補充與改造，已經綜合先秦時期各種思想於一體，並以儒家思想為核心。而以探討先秦儒家思想為目的的經學也在在漢朝成形，成為傳統中國學術的重心。

秦漢時期，中國傳統的農、醫、天、算四大學科在漢代已經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體系。《九章算經》、《素問》、《本草經》、《相六畜》等著作均已問世。金屬冶煉技術也突飛猛進。

在這一時期內，中國傳統的神話系統也基本成形。隨着《山海經》與東晉葛洪所著的《抱朴子》的流傳與東漢末年天師道的興起，中國人傳統的神仙觀點也基本盛行。

中國文化中衰及印度文化東來，究其原因，茲舉數端，後世亦可為鑑：

（一）壞於盜賊無賴。秦以前，創業開國者多聖哲；秦以後，起事革命者多盜賊。盜賊無賴之徒，成則為帝王，固不識治國御世之道；敗則肆焚掠，尤不解保護文化之誼。

（二）壞於科舉利祿。科舉之制，發源於漢，大備於唐。雖科舉考試可以泯貴族平民之階級，然以利祿誘人，大損人格，實與古代教育之大義相反。

（三）宗教信仰之缺乏。中國國民脱離初民之迷信最早。唐、虞、三代之聖哲，專以人事言天道，即殷人尚鬼，有似於宗教性質，然其祭祀仍專重人鬼，無宗教家荒誕之説。後之立國者，於政治教育不能盡饜人望，又無宗教以資其維繫，則人心之飢渴，乃甚於原有宗教之國家。

民族交流

從東漢後期到隋代五百多年的時間是一個亂世的時代，也是中原文化和周邊胡族交流最密切的時代。華北是中華文化發源地之一，也是受草原遊牧民族侵擾最多的地區。沿中國東北至西南邊界，在西晉時有鮮卑、匈奴、羌、氐、羯五大外族，合稱“五胡”。這五大民族在魏晉時先後有部分族羣內徙。西晉末中國大亂，原有內附民族開始侵擾華人社會。到北魏逐漸兼併華北，特別是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的改革之後才開始逐漸恢復社會經濟生產。

這種情況在隋唐時得到了延續，中亞等地民族大量內徙的情況屢見不鮮，隋唐朝廷則劃地予以安頓，任其自由生活。而胡人的大量移入與活動，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大特色。胡人統治者的政治形態多模仿漢人，北魏孝文帝更有孝文漢化運動，易胡服、胡俗、胡名為漢服、漢俗、漢名。

長江流域直到漢朝初期，仍未完全融入中華文化體系。西漢末年，長江以南大部分地區依然人口稀少。但到了東漢與三國時期時，為躲避中原地區的戰亂，大批漢人開始移民長江流域。四世紀初，華北漢人地區的西晉政權被胡人滅亡時，更大批的北方漢人大舉移民到江南地區避難。唐朝在八世紀中葉發生的安史之亂，帶動漢人第三次的南向移民，江南漸成漢人聚集的重心。而東晉與南朝時期，是江南開發最為快速的時期。由於北方大族舉家南遷，人丁興旺，耕作面積快速增加。隋朝的統一，雖然在軍事上是北方統一南方，文化上卻是南方向北方傳播。而安史之亂後，南方在經濟條件上亦超過了北方。

門第社會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影響不亞於周朝時期的宗法制度。不同的是宗法制度的影響是從政治擴散到民間，而門第社會正好相反。門第在東漢時期已經形成，原因之一是當時學習條件困難，入仕只限於經濟與文化條件優良的少數家族，形成這些家族累世為官，積久漸成門第。東漢覆亡後，平民失去了保護，紛紛依附到大族以求庇廕，這些大族乃組織自衞的團體，築城自守。門第更有了軍事與經濟的影響力。南北朝時期各個政權根基不穩，往往仰賴門第支持。由於士族不需負役，平民爭相依附，門第更趨發展。門第由法制化發展到法統化，以至於國家政權只有受到大門第的認可才得以延續。門第的形成與發展不是在短期內完成的，而是因應社會的客觀條件，結合形成廣泛的文化生態，士族門第生命力不絕達數百年之久。士族門第為了維持其地位，一方面掌握政府人才進用管道的九品中正制，一方面選取門户相當的家族通婚，藉此維護門第的尊貴。士族門第的莊園提供各種農業經濟資源，並且擁有手工業作坊。東漢末年以降，由於漢人國運不振，逐漸養成門第不屑過問政治的風氣，門第中人之間盛行清談的風潮。結果江南門第士族以不問政治而標榜，最終也因此而消失。

宗教藝術

自從印度的佛教透過中亞傳入中國之後，與佛教相關的藝術形式也隨之進入中國，其中最重要的要算是佛像壁畫和佛像雕塑。由於印度佛像受到希臘文化的影響，因此中國佛像造像藝術融合了漢文化、印度文化與希臘文化。印度在早期的五百年內並沒有製造佛像的習慣，人們認為佛的至高完美不是可以用人的相貌來描繪，因此早期的佛教藝術家是以佛的腳印或釋迦佛悟道所在的“菩提樹”作為佛的標記。後來由於希臘文化影響印度地區長達兩百年之久，將古希臘人對人體美的崇尚觀念植入印度，開啓了印度的佛像雕塑，希臘文化亦對佛像雕刻產生了深刻影響。中國自南北朝佛教興起後，中國的佛僧即襲印度的佛僧風尚，大舉在深山之中，鑿崖為窟修行，在窟內飾以佛像繪畫與雕塑。中國的佛教重要石窟，現今主要有兩大區域，一是華北地區，長期統治華北的北魏政權，在先後建都的大同與洛陽，分別開闢了雲岡石窟與龍門石窟；第二個重要石窟羣分佈在西北地區，包括位為甘肅永靖縣的炳靈寺石窟、絲路東端天水的麥積山石窟，以及絲路西陲的敦煌莫高窟。此外還有克孜爾千佛洞、大足石窟等位置孤立的石窟。

隨着佛教信仰的盛行與石窟造像的發展，從南北朝到隋唐，成為宗教藝術盛行的時代。佛像彩繪與立體造像拓展了中國傳統藝術的新領域，各種與佛教相關的裝飾圖案也普遍深入民間，佛畫敷彩技巧補充了中國傳統線描繪畫的特質，佛塔佛寺建築則豐富了中國原有的建築風格。南北朝時期的宗教藝術由於西域及印度工人而使得藝術風格帶有印度、希臘、波斯的色彩，這一時期也成為中國藝術最具異國情調的時期。而與後代相比，北魏又顯得異國情調特別濃重，後期的西魏則已有漢化的情形。在南北朝時期，除了佛教彩繪與雕塑外，工藝裝飾方面亦由於佛教的興起，銅器、石雕、織繡等均充滿宗教色彩。作為佛教象徵的蓮花與忍冬成為此期的特色。繪畫技巧方面，南北朝中期，佛畫注重色彩暈染浸潤的風格大為流行，對傳統繪畫的線描法造成巨大沖擊。至南北朝晚期，敷彩的技法已遠勝過白描，南朝梁畫家張僧繇吸收此技，進一步捨棄線描，開創無骨的畫法。而到了隋唐時期，宗教藝術不僅在形式上漢化，而且在精神意境上也有改變。隋唐的統一與經濟上的繁榮太平促使宗教壁畫風格由北魏時期捨身救世的悲慘氣氛轉為氣勢恢宏、情緒歡愉。原本來自印度表現釋迦牟尼前生苦難的場景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對歡樂和幸服的幻想畫面。而唐代的佛像雕塑以健康豐滿替代北魏的秀骨清相；以慈祥和藹、關懷現實取代北魏的超凡絕塵。

工藝、書畫成就

南北朝時期的工藝美術，在題材上多為佛教成分，但在風格上與漢魏仍較接近。而唐代的工藝美術脱離了商、周和漢、魏六朝時期古樸的特色，開啓了新的裝飾風貌。

唐朝的工藝普遍具有博大清新，華麗豐滿的特點，各種工藝的造型設計，多運用較大弧度的外向曲線，給人以圓潤豐滿之質感。色彩多表現深淺層次的多彩色階，有富麗、華美的藝術效果。唐代的工藝製作中最卓著的是陶俑塑像，尤以唐三彩陶俑為出名，其造型栩栩如生，呈現出盛唐社會的精神氣藴。儘管唐朝的陶俑偏重動物造型，但日用工藝的裝飾卻一反商周至六朝以動物紋為主的傳統，開啓往後千餘年以植物花草為裝飾主流的新風格，更加反映了生活風貌而擺脱了威嚴冷靜的氣氛，使人感到自由、舒展、活潑、親切。在制鏡工藝上，漢魏六朝以來銅鏡裝飾圖案主要是格律體，而唐鏡多采用自由體，顯得生動活潑，富有變化。中國在歷史上最早記載的畫家是在魏晉時期，當時文人風氣尚音律、書畫，好玄遠清雅，追求個人性情的解放，帶動繪畫對個人個性和特徵的精緻描繪。在唐之前，傳統繪畫大多為壁畫，並體現政治及宗教色彩。自唐開始，轉為以欣賞為主要目的。隋唐五代時期，也是中國繪畫的人物畫、山水畫、花鳥畫三大類別走向分科獨立的時代。自中晚唐以降，山水畫成為中國文人繪畫的主流，綿延一千餘年。

玄學與文學

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盪，舊的價值觀和社會秩序已經崩潰。社會的新秩序仍在重建。其時，富於思想的知識分子致力擺脱兩漢以來經學傳統的束縛，轉而注重內在人格的覺醒與追求。他們運用哲學論辯的方式，對一些高度抽象的理論進行探索，因而產生了當時主要學術思想——玄學。

玄學的影響是全面性的，在玄學的風氣之下，個人的自覺是這一時期思想界的獨特精神。由此樹立了一種與前代截然不同的人生觀和世界觀。

玄學流行時期也是政治動盪的時期，相對的，政治對學術思想的束縛也大為減少，在沒有皇家欽定的學術標準下，當時的思想界相當自由而開放，議論爭辯的風氣相當盛行，“清談”是這時期玄學討論的主要活動。討論純粹以理取證，不論資歷與輩分。這一時期思想活躍性堪比戰國，與戰國時代不同的是，戰國時期關心的是治國之道，魏晉則關心個人的人格自覺。玄學家善於辨名析理，圍繞着有無、本末、體用、言意、動靜等命題展開熱烈討論，各學派爭論都十分激烈，形成中國歷史上對宇宙理論探討最活躍的時期。而論辯這種形式對促使中國產生了理性的哲學。這種哲學的理論性與成就也是空前的。

這個時代，玄學家所探討的許多領域都是從前未曾思考過的問題。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上不講究學術輩分，強調思想的活潑性與創造性，因此，透過清談的形式，年青人在思想論壇上獲得盛譽者不乏其人，是中國古代誕生青少年思想家最多的時代。鍾會、王弼、王戎、向秀、魏玠等等許多著名思想家都是在二十歲前已經成名。由此可見魏晉南北朝時期學術思想與先秦時代呈現出不同的方向。此時漢民族外在的事功雖有限，但內在的思想創建成就卻很可觀。

北方原本亦十分流行玄學，晉室南渡後，玄學風潮迅速擴散到江南，而留在北方的世族，轉而崇本務實，好尚經史。而被北方視為文化正朔的南朝，其思想家一旦來北，往往倍加推崇。由此可見，政治版圖的變遷影響到思想版圖的變化，也看到了政治強權與文化優勢不相同處的事實。

玄學流行時期，人們意識到短促的人生總充滿生離死別、哀傷與不幸。這種對生離死別的重視、哀傷，對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嘆，從魏晉直至南朝中期；從中下層直到皇家貴族，一直是整個時代的典型社會氣氛。但玄學也並非一味的哀傷，玄學所指導的人生方向依然是要抓緊生活、珍重生命，要有意義自覺地充份把握住這短促而多苦難的人生，使之更為豐富滿足。玄學追求一種絕對自由而又無限超越的人格。理想的人格是擁有感情而又不被感情牽累，擁有喜怒哀樂而與宇宙自然融為一體。達到玄學的境界之後，人的精神成就取代外在的行為節操，成了最高的生命意義與指標。這種無形精神超越有形軀體的現象處處可見。東漢時代對道德、操守、儒學、氣節的尚好與品評，降及魏晉，人的才情、氣質、格調、風貌、性分、能力成為新的品評重點所在。魏晉“人品”要求，以漂亮外在風貌表達出高超的內在人格，要求通過有限的、可窮盡的外在言語形像，傳達和表現出某種無限的、不可窮盡的內在神情。

玄學是漢唐兩個盛世之間四百年動亂期的主流思想。玄學思想的主要思想家和重要典籍也都出現於這個時期。玄學最重要的人物包括嵇康、阮籍、何晏、王弼四人。何晏與王弼致力於融合禮教與玄學，使禮教玄學化。而阮籍與嵇康則帶頭形成一股拋棄禮教、解放個性的風氣，帶動了歷史上第一個個體解放的反傳統運動，在當時及往後數百年成為一股潮流，許多士人仿效他們過著放浪形骸的生活。

由於自由放任的社會風氣，文學在這個時期得到了飛速的發展。魏晉南北朝是中國人有自覺從事藝術創作的開端。抒情文學也在這個時期開始成熟。在魏晉之前，並沒有明確的文學概念，一般人只把文章作為一種表達工具，因此文學並無獨立的藝術地位，直到魏晉時期才有改變。由於文學創作被魏文帝提倡併成為士人的重心，文人地位日益提高，文學作品大量湧現。對文學風氣的重視，首先萌芽於南方，到南北朝後期更普及到北方地區。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出現了純文學著作，其的主要風潮為“唯美主義”，文人寫作普遍講求聲律之美與修辭之美。自曹植開始，文人講求文章的造詞煉句，形成講求辭藻華麗、雕琢字句、聲律藻飾的“駢體文”。從此之後，文人將漢字修辭的特性研究發揮到了極致，其最大的成就在於“聲律”。南朝的齊代，沈約等人據佛經梵音拼法，創漢字四聲發音，正式建立起聲律論，文人開始有意識地利用聲律來寫詩，有意識地交互安排平仄聲，從而形成一種高低長短交替的節奏。這是中國“格律詩”的開端。

唐代留給後世最偉大的藝術遺產當屬文學藝術，詩又為其中翹楚，唐詩傳今有五萬首。唐初的詩歌仍然傳承了六朝時期華麗柔美的風格。詩歌題材多以宮廷生活為主。唐開國約半世紀後，詩歌開始反映新時代的大氣象，詩歌題材從宮廷轉向廣闊的社會生活；語言風格也脱去六朝時期的柔媚氣質，轉向漢魏詩歌的雄健風格。開元、天寶年間，唐代社會達到經濟繁榮和國力強盛的頂點，號稱“開元盛世”，唐詩的發展也進入高潮。盛唐氣象為此期名稱。這一時期，詩歌多內容豐富、氣勢壯闊、形象鮮明、多具浪漫主義色彩。這一時期最出色的詩人是李白，其豪邁奔放的詩風將浪漫主義的詩歌創作推向高峯。盛唐時期另一位與詩仙李白齊名的是詩聖杜甫。杜詩講究排比聲韻，每句立奇字為眼、煉字鍛句、刻意求工，在每字每句上反覆推敲。中國詩歌的形式，到了盛唐律詩的成熟，便告大備。唐代也因此達到中國詩歌成就的最高峯，後人的創作已無法超越唐代，其要得到新的成功，只有另闢蹊徑，向詞曲方面發展了。安史之亂，過去的盛世不再，新的繁榮更多呈現一種平民化與多元化的趨勢。詩歌也與此相呼應。

從五代十國開始，中國北部興起了多個半農半牧或遊牧政權。五代十國和兩宋時由於北境外患頻仍，全國都出現多樣化的習武活動，民間廣建組織、教習武術。因熱衷武術，宋代兵書為盛唐年間的七倍之多。儘管如此，宋代最終的命運還是被強鄰所敗，原由在於北方胡人政權武力比宋朝更強大，而不是宋朝不重視武術與國防。蒙古在進行侵略擴張的過程中，手段十分殘暴，一度聲稱要殺光中國五大姓。其使中國華北和南宋的川陝四路地區的鉅額人口消失，土地強行被劃為牧場。直到十三世紀中葉元世祖在位時，才開始採取一系列恢復生產的措施。

儘管宋代在軍事方面趨於被動挨打的弱勢，但在經濟文化上卻是中國古代最繁榮的時期。由於陸上道路被切斷，宋代在海上與與南洋各國經濟文化交流密切。南宋全盛時代，市舶歲入佔政府全年歲收的五分之一，足可見海上貿易的繁榮。兩宋時期與中國有海上貿易關係的國家與地區多達六、七十國。兩宋時，印度洋之航權實操於中國人之手。宋代時，中國發明的火藥、印刷術、指南針、制瓷器技術、針灸醫術傳入阿拉伯世界，再輾轉輸往歐洲地區；數學的“筆算法”及“阿拉伯數字”則由阿拉伯世界在南宋中期傳入中國。

明太宗曾派鄭和前往西洋，擴大了中國與亞非其它國家的交流。但明代，沿海為倭寇侵擾也十分嚴重。明代由於不勝倭寇的侵擾而實施海禁，中國在海上的活躍時期至此終結。明代在北方邊境大舉重修擴築邊牆，作為防禦遊牧民族南下劫掠和維持邊境和平安定的界限。在海岸線上也嚴格執行貿易管制措施，來中土作生意，必需朝貢兼貿易，否則不予。明代嚴格的貿易管制措施和明中葉嚴格貿易管制的影響導致正常貿易地下化，轉為走私貿易。貿易港集中地由廣東、福建轉往已為西方國家殖民地的菲律賓、印尼。而海上的維持秩序角色由於中國官方的消失而導致海盜集團猖獗。由於海上貿易仍在暗處進行，特別是明穆宗隆慶元年(1567年)廢除海禁之後，美洲的大量白銀又大量流入中土，銀開始成為流行的通貨。

滿清入取中原後，原位於東南沿海商貿性海盜介入了反清復明的活動，滿清因此執行比明代更加嚴厲的“海禁”和“遷海令”，藉以肅清反滿清的勢力；直到清末對外戰爭的接連失敗，才被迫廣開貿易口岸。

宋代時期，遼、金、西夏三國，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和宋保持密切的聯繫。而宋廷鑄造的“宋錢”信用良好，波斯、阿拉伯都能通用；高麗和日本更停止鑄造本國通貨，只用“宋錢”。而遼、金、西夏在文化上都深受漢人影響。許多外來農作物的傳入，例如早熟稻、玉米，番薯、馬鈴薯，使中國的農耕區大面積延伸，也導致了後世中國人口的大量增長。宋人大規模的深度推廣和普及了於五代末期來自印度的“桌椅”形式，將五代十國末之前中國人席地而坐的起居方式改為垂足而坐。

在六朝和北宋以後，中國各方面的重心全部遷移到南方，華北已難超越。兩宋時代是中國東南沿海最繁盛時期，此地區的土地開發與人口增長也達到飽和，導致當地人口在明清兩代又開始大量外移。從明末到清後期鴉片戰爭發生的兩百年間，中國的耕地擴張了一倍，人口絕對值更增加了兩倍。而亦有大量的漢人進一步遷移至海外，諸如南洋、台灣等地，促進了這些地區的開發。這其中最成功的墾殖當屬台灣的開發。

中華帝國能以有限的資源維持數百年，其功臣之一即為宗族制度。廿世紀之前，中國的政權只向下延伸到縣衙，其下完全通過“鄉保”與“族長”進行管理。因此歷朝政府都十分重視宗族的管理能力。從宋朝至民國初期，部分宗族將其訂立的族規呈交地方官審批，並公告周知，使這些法令更具合法性和權威性。

庶民文化

宋代為中國經濟高度發展的時期，主要因素是江南水稻種植區的開發。南宋儘管只佔領南方半壁江山，人口卻超過盛唐年間。至明代已經可以以江南經濟為後盾統一全中國。中國農業生產，北宋末可以養活1.34億人，到明末可供養一億五千萬人，清末可供養超過四億住民，可見農業之發達。

這一時期也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工商業最發達的時期。由於經貿發達，宋真宗鹹平五年(1021年)出現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即使是傳統的銅幣，其年全盛時的平均鑄幣量也超過盛唐年間的二十倍。城市數量與人口不斷的成長，漢平帝元始二年(2年)有1587個城鎮，盛唐年間最高有1859個城鎮，北宋末有逾1500個城市，晚明時最高有7500個城鎮；清嘉慶末年有30000個；清末年有近40000個，並星羅棋佈於全國各地，尤其集中於江南地區。隨着工商業的發展，行號開始出現。同業與工商業者組成的“行”，自唐代起相當活躍，宋以後更發達。洛陽有120個行，南宋國都臨安則有400多個行。明代時更發展成為同業工會，成為更有組織的商業團體。明代中後期之後，以同地域者組成“商幫”，遍佈大江南北。商幫資本雄厚，並建立同鄉會館。著名的商幫包括安徽“徽幫”和山西“晉幫”。徽商狹其雄厚財力與對文化事業的重視，在教育、文化、藝術上均有傑出的表現，可謂“士商一體”，為中國有史以來首見的“儒商”。而“晉商”透過資本累積，涉足金融業務，形成十九世紀中國最具規模與影響力的金融體系“山西票號”，經營範圍遍及全國。

工商業的發展伴隨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宋代以後都市生活型態的轉變包括作息時間延長、活動空間增加、休閒娛樂多元化等。在隋唐五代時期，多是白天進行商業活動，到北宋時，隨着市民的生活型態改變，有在晚上進行，城市成為不夜城。南北朝與隋唐五代皆明確畫分住宅區與商業區。到北宋時，祇要納税，任何地區皆可設店營業。宋金元明清不再嚴格區分居住區與商業區。而勾欄與瓦舍則豐富了文化生活，其為雜劇團等專業表演場所。茶坊除了提供消渴及提供社交場所外，也結合民間藝人，表演説唱，豐富庶民生活。

宋元明清時期，宗教信仰日益世俗化。十二世紀中葉開始印度地區逐漸受到伊斯蘭化的突厥人的入侵，導致佛教在印度的消失；中國地區受世俗文明成果影響，原始佛教風貌與精神同樣瓦解消失，取而代之的漢化佛教已充滿庶民俗世生活的人間興味。這種現象從唐中葉就開始了。宋代以後，佛像雕塑產生寫實的傾向，日益世俗化，更多反映俗世的景象。宋代以降，佛像不再具有六朝與隋唐之威嚴，原有的超自然想像力變得稀薄，已無太多宗教意味。人世生活的歡樂替代天國的信仰，實際真正的世俗生活替代了理想來世的祈求。佛學理論也日益世俗化，明末，佛學產生了“世事”即“佛事”的理論，俗世生活所經營的百工、百業都堪稱“淨業”。居官、治家，或是從事工商事業，都是“菩薩行”。

宋代以後，各種宗教在民間萌發出了許多新的教派。因此，宋代以後，不論佛教或道教，在教義上都表現出儒、釋、道融合的現象；並同時開始撰寫能闡釋三教合一精神的新經典“寶卷”。“寶卷”把三教原有經典中深奧的語言與哲理通俗化，由於淺顯易懂，對庶民教化的作用極大。另外一種工具則是“功過格”，其將道德行為量化，可以累積、可以功過相抵，並結合商業簿記的信仰形式，由於具體可行，效果顯著，在民間長期廣為流行。

戲曲發源於初唐，在宋代快速發展。到元代，則戲曲又稱元雜劇。其又可分為短曲和雜劇。中晚明之後雜劇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以南戲發展的傳奇。晚明時出現不少戲曲流派，有專講音韻格律、也有偏重文采者。清前期，又有傾向兼顧舞台效果的改革，及重視時事題材者。到了清乾隆末期，乾隆帝召全國戲班入京，中又以“徽班”最聞名。至同治、光緒年間，發展成為“京劇”，取代傳奇成為流行戲曲。

説唱藝術亦開始發展。説唱藝術是白話小説的前身，其藝術形式則源自於佛教的宣教活動。隋唐時，僧廟為向大眾説明佛理，常採“變文”、“變相”的宣講形式。到了宋代，由於經濟的繁榮，這些行為也成為庶民的娛樂形式。説唱藝術發展到明代中葉，由口語藝術變成書面的文辭藝術。閲讀對象有説唱家變為一般大眾。劇本也由一般話本發展為完備的小説。由於小説是由話本演化而來，其大多內容豐富，重視情節，中晚明時，出現長篇小説創作的熱潮，在一百年間出現了多達五六十部的小説。明代小説成就在於將話本作整理以供大眾閲讀，清代則多為出現許多文人獨立創作。明清大量出版“繡像小説”，由於其圖文並茂，大受歡迎，也將庶民文化發揮到極致。

理學、心學、科學與實學

宋朝理學的形成是傳統儒學的一次復興。儒家思想形成於先秦，盛行於兩漢，然又中衰於魏晉隋唐時期，後復興於宋、元、明、清。宋代對儒學的復興並不是如兩漢時期的經學，而是轉向於對經典的思想內涵的探討與解析。南宋大儒朱熹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部經典加以註解，成為《四書集註》，並取代了五經的地位。傳統儒學經過理學家對先秦儒學宗師言行的崇奉與詮釋，加上官方的全面肯定與提倡，儒家在宋以降成了宗教性的“儒教”。各省各縣都建孔廟對孔子加以供奉。儒學之盛由此可見。

北宋中葉，融合儒、釋、道為一體，並以儒家學術為核心的理學形成。在宋之前的儒學雖在倫理與國家學説相當成熟完善，但在世界觀和方法論方面卻較薄弱。宋以後，理學將道德的自覺提升到對“聖”的嚮往與實踐，因而發揚光大了先秦儒學最核心的道德學説。理學將道德落實在大學八目之上，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宇宙理論方面，理學建立了“與天地萬物合一”的形上人生境界，以宇宙自然運行的天理強化人倫之理的正當性，並以天理的正當性，剋制個體對自我功利與感性快樂的追求。理學把人生的境界建立在個體的自覺上，以講求個體的修養達到聖人的境界。由於理學細密地分析、實踐地講求“立志”、“修身”，以求最終達到“內聖外王”、“治國平天下”，把道德自律，意志結構，把人的社會責任感、歷史使命感和人優於自然等方面，提揚到本體論的高度，樹立了人的倫理學主體性的莊嚴偉大。

理學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其萌芽於北宋中期，代表人物為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成熟於南宋早期，代表人物為朱熹和陸九淵；轉型於明代中期，其代表為王陽明。理學的理論發展，可謂由“氣”到“理”，從“理”到“心”，由“心”到“欲”；由強調區分“天理”到“人慾”，到“理在欲中”、“欲即理”終；理學理論終走入無法突破的終極，因此理學在經由轉型之後也完成了其生命歷程，被心學所取代。自宋代以下，理學都帶有一種嚴正的淑世主義，對理學家而言，要改良社會改良風俗，只能從禮教着手。為了普及禮教，朱熹等南宋理學家開始為一般民眾編訂簡易的《家禮》與《鄉約》，做為常人的社會生活與居家儀節。這些規範成為以後數百年間中國人的生活準則。此外朱熹和其他理學家還編寫了一些蒙學教材，如小學、百家姓、三字經等。除了圖書外，朱熹創始以書院作為理學的修習場所與宣講之重要場所。明中葉以後，各地出現大量的“講會”，透過宣講，理學的道德教化普及於文盲階層。另外，透過娛樂、説書、戲曲等等手段，理學的教化更深入人心。

理學在中國盛行的七百年內，其所呈現的不僅是一種思想，也是一種社會規範，更重要的是其帶動了中國社會迫切需要的社會救助工作。救助的主要方式包括由講學之人自行辦理社會救助；在士人影響下，帶動官方辦理社會救助；透過理學薰陶，商人階級出資辦理社會救助。救助內容除了辦書院、訂鄉約以激勵品德外，還普遍辦理義莊，以救貧恤孤，資助教育；辦社倉，以備荒歉；辦保甲，以補地方之武裝而保民。這種由士人自發的救助工作，成為自南宋以降中國社會安定的重大因素。在宋代之前，官方的社會救助活動多屬臨時性質；宋代開始，各州縣普遍設立各種社會救助的永久性機構。由於商人財力雄厚，明清時期，商人階級普遍組織行善團體參加社會救助工作，對各地方的貢獻尤其顯著。然而，理學提倡禁慾主義，使宋人成為嚴肅，宋文化轉入“老僧”性格，沉靜而內向。明代以後，程朱理學被奉為不可侵犯的正統哲學，中國文化更顯現出典型的沉暮品格。

宋元時代是中國科技發展最快的時代，科技蓬勃發展的主因一是受社會經濟繁榮的影響，二是由於理學勃興，養成人們理性探求各種知識的習慣，因而厚植科技發展的基礎。對規律探求的重視成為宋人的特色，無論對哲學、政治、詩歌、藝術以及自然事物都如此。宋朝兼重“儒術”與“商業”，鼓勵工商為官方一貫的政策，因此對於科學技術的發明創造常予獎勵。中國四大發明中，指南針、火藥、活字印刷術三大發明都出現（或大規模使用）於北宋。在天文歷算上，科學家郭守敬，發明出十多種天文儀器，並據以修訂曆法，他所制定“授時歷”是古代最精密的一部曆法。醫學方面，中醫分科由唐代的四科到宋代的九科再發展到元代的十三科。宋慈所著的《洗冤錄》是世界上最早法醫專著。在紡織業上，元黃道婆由崖州（今海南島）引進的棉紡織技術再加以改良，提高舊的的棉紡織效率與產量，棉布從此成為漢人最主要的衣着布料。

晚明實學思潮造成這個時期學術文化的生機蓬勃，而且以強大的生命力延續到清初。更發展出博學派、經史派等流派，其多重視實用及自然科學的研究。晚明時期，數學、物理學、天文學、地理學、植物學、醫學、聲律學等諸多學科以及機械、冶金、農業、水利、等技術分枝都展開了大規模的科學總結和新的開創。清代中葉之後，由於經濟的繁榮及文字獄的壓迫，考據學大興。在文獻學方面，有集全國之力完成的《古今圖書集成》和《四庫全書》，也有各個地方印行的小型地方誌。中國現存地方誌高達八千多種，其中明代有一千多種，清代有五千五百種。在十八世紀中葉到十九世紀中葉，對中國古籍進行了前所未有的總結，留給後世寶貴的遺產。

西學東漸與自強維新變法

西方的政治勢力以及西方文化與中國的大規模接觸，其時間肇始於十六世紀初的明朝中葉。在大航海時代之後，天主教便開始開拓新的教區，不少新航路陸續被發現，大量天主教士隨之來到東方地區。明朝末年，“耶穌會”傳教士抵華，吸收信徒達十萬人之眾。新教對華展開傳教工作，則是二、三百年後的事，並且在初期一直沒有吸引太多華人信徒。西洋科學知識從十六世紀末到十八世紀初，明萬曆至清康熙一百多年間傳入中國，開啓西學輸入的先河，並引發此後中國人對西方學術的研究風尚。而其中把西方科學文化散佈到中國的傳教士中最傑出的為利瑪竇。傳教士將武器構造、曆法、天文、數學、物理、機械、醫學、世界地理等新知傳入中國。而諸如西洋制鐘表、眼鏡、望遠鏡，其他儀器的技術，也由宮廷傳至民間。明末清初的學者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學習西洋文化的風氣，湧現了王徵、徐光啓、李之藻、李天經、孫元化、方以智等一批學習西學的先驅。這也是中國除佛教文明之外，再一次觸及外來文明之“思想”的初步契機。遺憾的是，康熙後期發生羅馬教廷與滿清朝廷對宗教儀節認知不同的“儀禮之爭”，導致接續的雍正、乾隆、嘉慶朝厲行禁教。結果導致明末開始與西方的科學文化交流中斷。也正是這個時期，西方進入工業革命，科技突飛猛進，清政府卻對這些新的科技手段茫然無知，特別是對此時興起的民權思想未有接觸，中西文化出現一大隔閡。

鴉片戰爭是中國與西洋關係的轉折點。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開放五口通商，西洋文化再度大量湧入中國。自鴉片戰爭後至滿清滅亡前夕六十年間，中國對外貿易口岸增至五十餘處，西洋國家的在華勢力隨之增長。列強在中國重要通商口岸設有“租界”，為各國商店、銀行、工廠的集中地。租界有獨立的司法人員、員警和行政、立法之權。租界地人民不受清政府管轄、不需向清政府納税。另一方面，租界是西洋學術、思想在華傳播和孕育的重要地點，各地的租界無不是新聞傳播與圖書翻譯的重要據點。而商業的貿易口岸及租界；天主教、基督教（新教）的活動成為清末西學輸入中國的兩大媒介。傳教士的湧入，一方面其開設教會學校及醫院等場所，但也產生了所謂的“吃教者”，產生了激烈的民教衝突。其原因是由於天主教傳教士享有治外法權，具有特殊身分，不受清政府管制，教士因此往往行為越軌，並庇護中國教徒，於是不肖之徒爭相入教，教民依勢欺人，時有糾紛。然而清末天主教對西學的傳播推廣也是無庸質疑的。以報刊而言，從天主教重獲在華傳教權利的一八六○年起，三十年內，僅耶穌會所主辦的報刊即達七十餘種。新教宣教士自一八五三年起，各教派紛紛在各地口岸設立教堂、學校、醫院，印行書報，曾經的中國第一大報《申報》即為其所創。而齊魯大學、聖約翰大學、燕京大學、之江大學等大學及其前身，皆由教會所創辦。十九世紀末，教會學校總數已達二千餘所，在校生達四萬名學生已上，至民國初年，教會學校更增到六千所，在校學生達三十萬名。

然而，即使天主教和新教對中國的教育、醫療和慈善工作作出很多貢獻，中國人依然對這些“洋教”非常抗拒。除了是因為少數天主教傳教士的惡行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當時入侵中國的西方帝國主義者為中國人對西方帶來了不好的印象，自然對西方的宗教有所抗拒。當時的中國人流行一句説話：“釋迦牟尼是騎着白象進入中國的，耶穌基督卻是騎着洋炮進入中國的”反映了當時的中國人對天主教和新教的抗拒。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基督宗教不能融入中國這種異教文化當中。這是因為，基督宗教與佛教不同，本身對於真理和正統的信仰非常執著，無法如同佛教一般，能夠藉着修改本身的信仰而迎合中國人傳統的儒家思想；加上天主教和新教提倡的“天堂”、“地獄”這些比較抽象觀念，對於比較重視現實的中國人來説，是難以理解和明白的。

鴉片戰爭後中國數千年來民族的自信與驕傲蕩然無存，在時代大變遷的背景之下，陸續有學者提出因應時代變遷的主張，諸如魏源所著的《海國圖志》即為一例證。該書集中了西洋各國的地理及政治情勢，可謂開先河。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後，越來越多的學者外患意識抬頭，藉此提升到對內政的關注，他們普遍檢討漕運、鹽法、河工、農事等政策，並提倡“應先通西洋之情”和“師夷長技”。從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的35年間前後，清朝上層掀起興辦洋務的熱潮，這是中國官方有史以來第一次有計劃的移植外來文明。相對於魏晉時期佛教的流入多為“心靈哲學”，洋務運動更注重“物質科學”。一八六一年，清廷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為中國認同國交平等的外交機構。滿清官方推展以“江南製造局”與“京師同文館”為重鎮的譯書工作，前後成書二百種。內容早期包括數學、工藝、物理、地質、天文、地理、軍事、化學，後期翻譯範圍擴及醫藥、農業、財經、外交、法律、歷史。洋務運動的推展使得中國對西學內涵關注的重點，由偏重軍事逐漸轉為注意工商實業發展；也導致中國對西學人才培育的方法，由藉重洋人逐漸轉為逕派學生赴西洋求學。但由於洋務運動以“強兵政策”為主旨，且多為官方推動，甲午戰爭後逐漸陷入停擺。

新一波的自強運動變為變法運動。變法運動的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自鴉片戰爭前後至甲午戰爭前約六十年是變法思想的孕育期；自甲午戰爭至日俄戰爭間的十年是變法運動的萌芽期；自日俄戰爭至民初的洪憲帝制結束是變法運動的茁壯期。變法思想在甲午戰爭後，成為知識份子普遍的共識。在其後的三年間，全國自發組織的學會、報館、學堂紛起，衝破了清廷兩百五十年來嚴禁士人集會結社、議論政治的傳統法令。在變法運動的茁壯期，其主要推動者是康有為和梁啓超二人，其主張實行君主立憲制，但新法僅實施百日便告失敗。滿清的壓迫迫使體制外的革命運動開始發展，而日俄戰爭中日本的勝利更打破了“白種人不可戰勝的神話”，更激發革命人士推翻帝制的決心。1905年中國廢除科舉制度。同年孫文在東京成立“中國革命同盟會”。1911年武昌起義，革命人士更推翻滿清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1916年袁世凱洪憲帝制瓦解，更宣告帝制的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