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右

江右區域內丘陵山地分佈廣泛，佔總面積60%，平原佔30%，水面佔10%，俗稱：“六山一水二分田，一分道路與莊園。” ^[1] 

江右地區處於北迴歸線附近，屬亞熱帶季風氣候區，四季分明，冬夏季長而春秋季短。全年雨量充沛，光照充足。春季（3—5月）陰冷多雨，常出現大風、強降水、冰雹等強對流性天氣，4月開始進入汛期；夏季（6—8月）温高濕重，汛期與伏秋期在此季交匯，6月降水集中，易發暴雨洪澇，7、8月常有伏旱發生；秋季（9—11月）秋高氣爽，氣温適宜，但常有秋旱發生；冬季（12月—次年2月）濕冷，冷空氣影響頻繁，多偏北大風。春季平均氣温為17.3℃，多受南支槽影響，天氣複雜多變。夏季平均氣温為27.6℃，歷史極端最高氣温為44.9℃。秋季平均氣温為19℃，因多晴好天氣，風不大，濕度較小，氣温適中，成為一年中最宜人的季節。冬季平均氣温為7.2℃，其中1月天氣最寒冷，月平均氣温僅6℃。日極端最低氣温為-18.9℃。 ^[1] 

江右民系通常指的是使用贛語方言地區的漢族人羣。江右民系的分佈地域相當廣大，人口總數超過6000萬。江右人分佈在江西大部，而外省的江右人主要是歷史上由江西江右人大本營遷移出去或又再次遷往第三地的居民，主要居住於湘東和閩西北、鄂東南、皖西南和湘西南等地區。

江右名士一生都以研究品學道德為炙求。朱熹愛“道問學”，陸九淵好“尊德性”。鵝湖寺一辯後，二者都覺悟到要“去短集長”，在書院講書以開曉世人。而優良的道德情操在亂世表現的尤為突出，晉朝的陶淵明便不為五斗米而折腰。唐朝的盧肇即便熟識當朝宰相李德裕也不願在科場上走後門。北宋王安石在阻力重重的政治壓力下依然執着施行變法改革。南宋永新八子弟（劉、顏、張、段、吳、龍、左、譚）在抗元兵敗的情形下毅然率3000隨眾跳潭殉節。明初朱棣奪政，黃子澄等江西士人“忠憤激發，視刀鋸鼎鑊甘之如飴，百世而下，凜凜猶有生氣”。清初寧都的“易堂九子”、星子的“髻山七子”持節堅不出仕。

隋唐以來，江西的書院教育昌盛，儒學研究盛行。曾鞏便説世人慕學發憤，讀《詩》《書》六藝，“其人入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君夫正心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而對於哲學道理，陸九淵更有見解，他強調“自立、自重”，主張“人當先理會所以為人”，一生立志“求道、明道、踐道”。他認為讀書人應該與師友問難辯詰，但個人主見就“思則在己”，同時一併指出“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腳”，“萬物森然於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以陸九淵為首的江西心學如此發達，黃宗羲便指明説“姚江之學，惟江右得其正傳”。

江右名士的哲學思想帶動其他學術領域的一併強盛。陶淵明開創中國田園詩的新天地，歐陽修領軍古文革新運動，王安石率先倡導道德性命之學，劉敞等帶動宋人評議漢儒之風，黃庭堅的“脱胎換骨、點石成金”之詩風更發展出江西詩派的驚然出世，楊萬里文采活脱之特色使其遠超同輩，湯顯祖的戲劇更是建立元曲之基礎。治史方面，江西人更是卓有巨功，歐陽修獨撰《新五代史》、合撰《新唐書》，編寫《集古錄》。樂史的《太平寰宇記》、徐夢莘的《三朝北盟彙編》、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都是開創治史新風重要典籍。劉恕、劉攽更是同時貢獻了史學鉅著《資治通鑑》的編撰工程。地理學方面，汪大淵的《島夷志略》是中西交流史上的史詩巨篇，朱思本繪製的《輿地圖》精確度遠勝前人。科技方面，張潛的《浸銅要略》是中國古代唯一的鍊銅專著，曾安止的《禾譜》是驚世的水稻品種鉅作，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成為當世最全的農業手工業百科全書，趙友欽的《革象新書》把天文曆法知識投入人類生活試驗中，科學説明“小孔成像”的原理。此外洪遵的《泉志》、周德清的《中原音韻》，雷發達（樣式雷）的建築工藝，董奉的藥學理論，八大山人、蔣士銓、陳寅恪等近世人的學術成就，都在不同的領域詮釋了江西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

明清江右商幫的興起與淨明道教的改革有很大關係。淨明道強調，以忠孝為本，敬天崇道，誠心正念，方寸淨明，積功累德，就可得道成仙。淨明道教經過這一改革適應了社會經濟的歷史發展，讓當時一大批江西儒生和工商人士看到了淨明道倡導真忠真孝，誠實守信，要求信眾大力從事世俗事業。萬壽宮一般是各地江右商幫的聚會中心。

江右文化是江右民系的文化。是指一種具有鮮明特徵、相對穩定並有傳承關係的歷史文化形態。它的內容很豐富，主要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類：江右商幫（商業文明）、贛派建築（建築文化）、書院文化、贛語、贛劇（戲劇文化）、還有在中華漢文明歷史上佔有舉足輕重地位的贛派學術與文化。

江右地區自古文人輩出，江右古文明曾經呈現出燦爛的光輝。樟樹吳城商文化遺址和新幹大洋洲商代大墓的發現最為重要，證明商文化到達了江西。但從新幹大墓中出土的銅器看，大量的青銅器都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純粹的商王朝的銅禮器只佔少數。江西的青銅手工業製造，已形成了比較完備的系統。瑞昌銅嶺商代銅礦遺址的發掘，發現了豎井巷道，各種採礦工具，包括選礦用的木溜槽俱已齊備，是我國和世界上最早的礦業遺蹟。江西在我國古代青銅文化史上佔有重要位置。

從出土文物考證，可以上溯到距今一萬年以前。而江西作為明確的行政區域建制，則始於漢高帝初年(約於公元前202年)。時設豫章郡(贛江原稱豫章江)，郡治南昌，下轄18縣，分別為南昌、廬陵、彭澤、鄱陽、餘汗、柴桑、贛、新淦、南城、宜春、雩都、艾、安平、海昏、歷陵和建成等，分佈地域為贛江、盱江、信江、修水、袁水沿岸，即與後來的江西省區大致相當。漢武帝時劃全國為13個監察區，稱13部州,此時的江西屬楊州部。

江右民系的母語是漢語贛方言。贛語一般是以南昌話、撫州話為其代表，贛語形成於漢朝。隋唐之後江西地區成為全國十道之一的“江南道”，經濟社會得到快速發展，人口劇增，江西第一次大規模向外移民也是由此間拉開序幕，南昌、吉安一帶的人口不斷向湖南東北的湘陰、寶慶、新化等地移民。在後續的幾百年間，又由贛北、贛中繼續向湖南東北、湖北東南的江漢平原及鄂東山區、安徽南部的安慶、池州及巢湖平原、福建西北移民。

福建的邵武、光澤、建寧、泰寧、將樂、順昌等閩北縣市在宋朝以前這裏曾經通行閩北語，南宋時福建閩北發生過多次的農民起義導致當地人口大量鋭減，一些文人描寫了當時的慘況：“前村不復炊煙起，長似清明寒食時”，“江閩五十邑，荊棘五千裏”。在朝廷的獎墾下，江西撫州、信州一帶的人大規模向福建閩北移民，填補當地的人口空間，嚴燦在《兵火後還鄉》中寫道：“舊時巷陌今誰住，卻問新移後來人”。這“新移後來人”便是翻過武夷山的贛人。這些定居者大體按路程的近遠而遞減，邵武軍最多，南劍州所屬的將樂、順昌其次，建州所轄的西片崇安、建陽又次之。《福建省志》將這次移民稱之為“第二次贛人入閩”。贛語分佈格局因此而形成。

江右人的傳統建築主要為贛派建築，著名建築有貴溪耳口曾家清代建築羣、安義明清建築羣；近代代表建築主要為廬山別墅羣、廬山天主教教堂等待；現今地標南昌八一大橋、南昌金融中心等等。

以樂安流坑、安義羅田等江西古村落為代表的贛派建築文化：其佈局簡潔，樸實素雅，是具有濃厚地方特色的贛派民居建築。外看，多為長方形平面，用空半磚牆圍合，清一色的青磚灰瓦，高峻的馬頭牆，半掩半露的雙披屋頂隱在重重疊疊的馬頭牆後面，馬頭牆造型豐富多樣，翹首長空，既可防火，又可防風。入內，其格局多為二進三開間，一堂一廳，面闊三間，明間廳堂，次間臣室，左右對稱。木構穿鬥式樑架，並依使用目的之不同，前檐部常做成各式的軒，形制秀美且富於變化。卧室樓高一層半，下層居住，上半層放置什物。廳堂沒有分層，顯得高大寬敞，氣勢極為堂皇。室內地面，以長條青磚橫向錯縫鋪砌。神龕設在廳堂寶壁兩邊側門的上方。堂前均有較為狹小的天井，既從採光通風之用，又取四水歸堂之意，無形中把人與天銜接起來，體現了“天人合一”的情境。可以説贛派建築，既是中國古建築文化中極其華美一章，又豫章大地上贛派文化的一個重要代表。

贛菜作為中國美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有着數千年飲食文化的積澱。《後漢書》中的《豫章記》稱江西“嘉蔬精稻，擅味八方”。唐初，王勃赴滕王舉辦的盛宴，興奮之餘贊江西“物華天寶，人傑地靈”。明代袁枚的《隨園食單》中曾記載江西名菜“粉蒸肉”。今天的贛菜，正是在繼承歷代“文人菜”基礎上發展而成的鄉土味極濃的“家鄉菜”。

贛菜在技術上大同小異。取料以地方特產原料為主，配製上講究精選嚴實，刀工精細，突出主料，分色配料。烹飪方法上講究火工，擅用燒、炒、燉、燜、蒸等法，其中粉蒸是一特色，比如粉蒸肉、粉蒸大腸，須放入醬油、辣椒末、白糖、料酒、葱末、薑末、味精、胡椒粉等，即原汁原味、又香味別具。在質感上，講究原汁鮮味，酥、爛、脆，油而不膩，味重偏辣，接近湘菜和川菜體系。其中南昌菜是贛菜菜系的主要組成部分，歷史悠久，講究配色、造型。其中三杯狗肉、豫章酥雞與五元龍鳳湯等都是菜中精品，藜蒿炒臘肉、瓦罐湯、米粉蒸肉、南昌炒粉、涼拌粉都極具地方特色，煌上煌烤滷出窯於現代口味。

贛菜製作頗講求程序。在刀工處理上，有三法十八種，要求厚薄均勻，長短一致，不能藕斷絲連。配料時注重營養成分的搭配和利用藥膳的營養原則，追求高蛋白、低脂肪的飲食效果。上漿掛糊採用麪粉和生粉均可，但必須在加熱前上漿。烹調時注意調味和火候。菜成後，還要選好盛具，講求裝盤的造型美，並適當選用異形盤，直奔主題，引起人們的食慾。上桌時還有順序原則，比如先冷後熱、先味輕後味重、先淡後鹹、先鹹後甜等，都藴含了相應的科學道理。

江右著名的風味菜點有：豫章酥雞、 五元龍鳳湯、瓦罐湯、香質肉、冬筍乾燒肉、藜蒿炒臘肉、原籠船板肉、潯陽魚片、炸石雞、米粉牛肉、金線吊葫蘆、樟樹包面、豆泡燒肉、八寶飯、井岡山煙筍、南昌獅子頭、貴溪捺菜、萍鄉燻肉、南昌炒粉等等。

江右商幫是十大商幫之一，盛極一時，以講究賈德著稱。江西在兩宋以後，由於得天獨厚，人傑地靈，成為全國經濟文化的先進地區。曆元至明，江西繼續保持這一經濟優勢。在明朝，江西人口僅次於浙江，居全國十三個布政司中的第二位；由於地產豐富，盛產糧食、茶葉、陶瓷、紙張、布匹、木材……繳納税糧在明孝宗弘治年代直至明神宗萬曆年代卻居全國第一。

明代成祖朱棣永樂年間(1403-1424)，江西經濟逐步發展，由於倭寇對東南沿海的侵擾，促使贛江--鄱陽湖航道的重要性得以提高，貨物與商客流通量不斷增加，大大刺激了江西本地商業更趨繁盛。出外經商者，以江西為最，其足跡遍及全國，以至出現"足不出外則技不售，惟江右尤甚"的盛況。北京是明清時期全國的政治經濟中心，江西商人在此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張瀚《松窗夢語·百工記》雲："今天下財貨聚於京師，而半產於東南，故百工技藝之人亦多出於東南，江右為夥。"明人各省在北京的會館見於文獻的有41所，其中江西有14所，居各省之首。湖廣地區是江西商人聚居之地，鹽、當、米、木材、藥材和布匹等六大行業，是漢口的主要行業，皆有江西商號。嶽州府瀕臨洞庭湖，其"江湖漁利，亦惟江右人。"其藥材業，多為江西樟樹商人所佔有。"豫章之為商者，其言適楚，猶門庭也。"故在湖廣，有"無江西商人不成市"之説。西南的雲南、貴州、四川等，是江西商人的又一主要活動地區，而又以撫州人為多。撫州艾南英《天傭子集》雲："隨陽之雁猶不能至，而吾鄉之人都成聚於其所。"明代萬曆年間(1573-1620)，在雲南居住的人口，有一半以上是江西撫州人，王士性《廣志繹》雲："滇雲地曠人稀，非江右商賈僑居之，則不成其地。"而江西會館設在四川各州縣府的，竟多達200餘處。此外，河南、陝西、兩廣、江浙及福建等地，亦遍佈江西商人的足跡。他們在同外省商人競爭角逐之中，逐漸形成一個勢力很大的"江右商幫"，他們基本壟斷着瓷器、藥材、木竹、茶葉、夏布、紙張和大米等江西名特產品的經營。起始於明代初期，散佈於全國各地的"江右商幫"，對原有的社會經濟秩序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衝擊，激發並促進了全國廣大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

明代江右商幫的興起是精明的江西人，在較為有利的經濟基礎之上，利用良好的地理經濟環境，得益於當時明朝的海禁政策；江西明代的流民運動實質上就是一種經濟擴張，使江右商幫在當時能夠發展起來，才有了“無江西人不成市場”之説。

江右商幫的興起，為江西的經濟發展有較大的貢獻，貿易的繁榮造就了江西當時的輝煌：“瓷都”景德鎮名揚萬里；樟樹無藥，卻成為“藥都”有“藥不過樟樹不靈”之説；九江雄踞長江之濱成為當時極具影響的商埠，在當時江蘇一帶，市傳“三日不見贛糧船，市上就要鬧糧荒。”以至於後來九江引起外國列強垂涎；商業繁榮，促進了江西各業的迅速發展，素有“江南糧倉”美名的江西，真是百業興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