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教育

書院是中國傳統高等教育中最有價值的一部份。先秦時候孔子興辦私學﹐可説是書院教育之雛形﹔而漢唐時候的精舍﹐可説是書院的前身﹔到北宋時候﹐書院教育才正式確立。 書院教育的最大特色﹐在於它是由民間學者創辦﹐沒有政府的認可與資助﹐與官辦高等學府在許多方面呈現截然不同的面貌。在歷代之中﹐最有活力的教育都是書院類型的私學﹐而這些私學當發展到高峯的時候﹐往往因受到政府的認可和資助而轉化成官學﹐而一旦成為官學之後﹐便往往失之了她的活力﹐最後趨於衰落﹐被其它新興的私學取代其地位。這種現象﹐唐君毅先生嘗稱之為「三部曲」 ﹐即私學由興起﹐到轉為官學﹐到最後衰落的三個階段。 在現代社會中﹐傳統的書院教育仍有其不可或缺的價值。

唐宋以來﹐官學的最主要特徵之一﹐是把教育和科舉取士結合起來。從好處來説﹐這種教育能培養國家所需人才﹐並有利於政府的統治﹔然而﹐從壞處來説﹐則官學容易淪為士人追名逐利的場所﹐令教育趨於墮落腐化。

書院教育﹐則往往秉承儒家的教育理想﹐從個人方面説﹐是以成就道德人格為最終目的﹐從社會方面説﹐則是進身朝政以實行推己及人的外王之道﹐或者在朝野上依社會良心議論朝政﹐令國家朝政納於正規﹐人民能安居樂業。理學家朱子（朱熹）曾説﹕「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 就是這個意思。

中國古代教育素有「尊師愛生」的優良傳統﹐但這個傳統卻並非在官學而在書院﹐因為官學的師生許多時候以利害關係為主﹐故關係容易流於冷漠疏遠﹐不及書院的師生往往有着純粹而真的師生關係。

一方面﹐由於生徒是擇師而從的﹐他們未入門時已對老師的學問和人格十分仰慕﹐加上入門後得到老師的悉心教導及人格感召﹐故對老師更加尊崇。以理學家陸象山為例﹐他與學生有着深厚的感情﹐當他逝世後靈運回家鄉﹐弟子門人前來弔唁哭喪者近千人。另一方面﹐老師教導學生﹐並不重在傳授知識﹐而着重動之以情﹐説之以理﹐更重以身作則的人格感召﹐因此﹐往往對學生十分愛護和關懷。以朱子為例﹐他白天忙於公務﹐晚上才到書院講學﹐據説他「隨問而答﹐略無倦色﹐多訓以切己務實﹐毋厭卑近而慕高遠。懇惻至到﹐聞者感動。」

作為中國主流的儒家思想﹐一直重視天下一家的道德情懷及和而不同的學術精神﹐這種觀點最能在書院而非官學中體現出來﹐因為政府為了統治上的方便﹐往往將思想規範化﹑單一化﹐以便於操控﹐每每令到學術自由受損。相反﹐由於書院是民間發起的﹐能夠體現學術的自由精神。因此﹐在歷代書院發展的高峯時期﹐學術界往往出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現象。以南宋來説﹐嶽麓書院本為湖湘學派張南軒的講學基地﹐但他卻廣邀不同學派的學者到書院講學﹐閩學派的朱子及永嘉學派的陳止齋等﹐都曾到書院講學﹐並受到學生的歡迎。另外﹐朱子主持白鹿洞書院﹐甚至邀請論敵陸象山前往講學﹐雙方都顯示出兼容幷包的學術胸襟。還有﹐歷代的書院常常舉辦講會或會講﹐召集不同學派的代表人物一齊討論重要的學術問題﹐俾使大家能互相瞭解和會通﹐這與現代教育中的學術研討會的理性交流精神大抵可以相提並論。

在官學來説﹐由於教學內容﹑考核標準等都由官方嚴格規定﹐容易造成學生死守教材﹑背誦章句﹐不敢提出自己的不同的看法。但在書院方面﹐由於課程較靈活自由﹐故此﹐無論教者與學者都能自由發揮﹐勇於創新。以程朱理學為例﹐其興起與其自由講學精神有密切關係。例如﹐在教材方面﹐除了採用漢唐諸儒所重的《詩》﹑《書》﹑《禮》﹑《易》及《春秋》等「五經」外﹐亦創新地從《禮記》中取出《大學》﹑《中庸》二篇﹐並與《論語》和《孟子》並列為「四書」﹐甚至從儒學義理的角度出發﹐將它們的地位提到在「五經」之上。另外﹐即使是講授傳統經典﹐亦着重從中發掘新的義理﹐而非死守舊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