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人

粟特（Sugda，Soγd）作為絲路貿易集散地和中轉站的疏勒，必然格外地吸引粟特人到此經商並定居。直到11世紀，喀什噶爾城郊還有大批的操粟特語的村落，這在麻赫穆德·喀什噶裏的《突厥語大辭典》中，就有明確記載，説這些土著居民操“坎傑克語”；突厥稱西域康居國為“坎傑克”，而康居正是粟特人的故鄉。粟特人建立過許多綠洲城邦，但從沒有建立過統一的國家，因此長期受周邊的強大外族勢力的控制。由於粟特地區處於中亞西部絲綢之路的幹線上，粟特人成為了一個獨具特色的商業民族，他們通過漫長的絲綢之路頻繁往來於中亞與中國之間，成為中世紀東西方貿易的承擔者。

粟特地處東西、南北交通的十字路口，粟特人充當了歐亞大陸文化交流的中介，西方文化的東傳、中國文化的西播都有賴於他們的媒介作用。且粟特人善於經商，是絲綢之路上十分活躍的商業民族，漢唐時期大量粟特商人移居中國內地，文獻中留下了他們活動的諸多蹤跡，也有不少考古遺存遺留至今，如西安發現的北周安伽墓、史君墓、康業墓等，墓主人都是入仕北周政權的粟特後裔，曾擔任“薩保”要職。洛陽等地也發現不少粟特後裔的墓葬或墓誌，唐代的安祿山、史思明等更是著名的粟特後裔，曾掀起了巨大的政治波瀾。總之，外來的粟特人羣在魏晉南北朝隋唐歷史上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7] 

根據文獻記載和考古遺存，粟特人遷居中國內地後，活動範圍主要在北方地區，以絲綢之路沿線的西域、河西、關中、中原為中心，尤其集中於河西諸鎮、長安、洛陽、太原等幾個大城市。而南方地區關於粟特人活動的記載不多，這可能是因為南北朝對峙時期，粟特人到達南方的道路被阻隔了，無法大規模移民南方。至於唐代文獻所記載的活動在長江中游的粟特人，一部分應是經由海路輾轉長江及其支流而來，另外也有零星北方南下而來者。在南北朝時期，南北的對峙並未完全阻隔“四海為家”的粟特人自北方南下，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榮新江教授在《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中認為：“魏晉南北朝時期，有關粟特人從海路進入中國的記載幾乎沒有，我們看到的南方粟特人主要是由北方地區間接到達的，其中尤其以從西域到蜀地和從關中到襄陽這兩條道路的作用最為突出。”粟特人南下的主要通道當是越秦嶺、沿漢水而下，襄陽是最重要的一個落腳點。從4世紀初的永嘉之亂到5世紀初的劉宋時期，百年之間不斷有北方士族南遷，他們是為了躲避中原和關中戰亂而來。由於南遷人口眾多，南方政府專設僑置州郡以處之，設在今湖北襄陽的雍州便是考慮了來自關中的移民。十六國時期康因、康穆父子先後在前秦、後秦為官。後秦滅亡後，康穆率鄉族三千餘家舉族南遷，居住於襄陽峴山之南。這是一次很大規模的移民，鄉族三千餘家，人口估計在萬人以上，由於人數之眾，劉宋政權特地為他們僑置郡縣，以原籍為名——華山郡藍田縣，仍以本族首領康穆統領之。關中地區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一直是中亞粟特移民的主要聚居地，正史中只記載了康氏一族移居襄陽的史實，從當時北人南下的趨勢看，移居南方的粟特聚落應該不止康氏一族，數量也可能不止三千家。 ^[7] 

南朝梁時西域賈胡，尤其是中亞粟特商胡活躍於蜀漢及吳越一帶。《隋書·何妥傳》載：“何妥字棲鳳，西城人也，父細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鉅富，號為西州大賈。”郫縣在今成都西北郊。文中提到的“西城”，陳寅恪先生認為為“西域”之誤。何妥父為細胡，可以推知何妥家族應為來自中亞昭武九姓的何國人，也即粟特胡人，由此説明梁時蜀漢之地為西域胡人通商及居留之區域。 ^[6] 

陳寅恪先生在《論唐代之蕃將與府兵》一文中考證指出，從唐到五代，都有不少粟特人擔任將領。 ^[8]  848年，沙州土豪張議潮趁吐蕃內亂，聯合粟特人安景旻、部落使閻英達率眾起義，趕走吐蕃守將，收復敦煌與瓜州，遣使上報唐朝。在歸義軍時期（851—1035），粟特人仍然活躍在政教兩界，如張議潮時期的甘州刪丹鎮遏充涼州西界遊奕採訪營田都知兵馬使康通信，張氏統治晚期的節度左都押衙安懷恩，繼吐蕃三藏法師法成在歸義軍初期講經傳法的管內都僧政曹法鏡，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甚至914年接替張承奉任歸義軍節度使的曹議金，很可能就是一個粟特人的後裔，他東娶甘州回鶻可汗之女，西嫁女兒給於闐國王李聖天，由此改善了與周邊民族政權的關係，開通河西老道，讓絲綢之路再次暢通。 ^[10] 

粟特人，中國史籍習稱的昭武九姓，其原本居處的主要範圍在今烏茲別克斯坦澤拉夫珊河流域的索格底亞那(Sogdiana)。包括有若干城邦小國，如康國(颯秣建，今撒馬爾罕Samarkand)、安國(捕喝，今布哈拉Bukhārā)、曹國(劫布呾那Kapūtānā)、石國(赭時Chach)、米國(弭秣賀Māymurgh)、何國(屈霜你迦Kuşāņika)、火尋(花剌子模Khwārizmik)、史國(羯霜那Kashāna)等等。其中以康國為最大的宗主國。 ^[2]  其姓氏以安、康為主體，包括曹、安、史、康、石、羅、白、米、何等，史書記載的有安祿山、史思明、康進德、曹令忠、曹野那、何伏帝延等人。 ^[3] 

史載康國慄特“善商賈，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國，利所在無不至”。不辭勞苦，沿絲綢之路東西往返，由之形成了許多慄特聚落。例如絲路北道的碎葉城應即慄特人所築，安國，此人似即出身安國的突厥化慄特人。

粟特人以善經商聞名，多豪商大賈，操印歐語系東伊朗語，早就創立了源自阿拉美字母系統的拼音文字，一般稱之為粟特文，一作牽利文，于闐塞語中稱為suli人，即牽利人（粟特人），其複數形式則為suliya，貝利教授指出，在於闐諸佛教文獻中，suliya一詞意為商人，這恰恰説明粟特人是以經商聞名於世的。史載康國粟特“善商賈，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國，利所在無不至”。不辭勞苦，沿絲綢之路東西往返，由之形成了許多粟特聚落。例如絲路北道的碎葉城應即粟特人所築。

粟特人是中亞的商業民族。他們廣泛活躍於絲綢之路上，對東西貿易貢獻頗大。他們也是薩珊銀幣東傳的主要輸入者。南北朝以來，粟特商人來華者眾多，攜帶大量薩珊銀幣進行經貿活動，使薩珊銀幣流入草原與綠洲絲綢之路。北齊、北周和隋唐時期，粟特人更多出現在突厥、鐵勒等遊牧部落中，著名的粟特商隊首領馬尼亞赫（Maniakh）即是較為突出的一個。他不但活躍在西突厥所到之處，利用突厥的軍事活動開展絲綢貿易，而且還受命於西突厥可汗室點密，作為突厥使者出使拜占庭，為突厥與拜占庭建立了聯繫，積極擴展了絲綢貿易範圍。這些粟特商人進行貿易的支付手段和價值尺度，就是自身攜帶的薩珊銀幣。伴隨着粟特商人的足跡，薩珊銀幣行用範圍擴展到草原遊牧部族，進而瀰漫於歐亞草原，形成了草原銀幣貿易圈。 ^[9] 

粟特人的主要商業活動內容是從中原購買絲綢，而從西域運進體積小，價值高的珍寶，如瑟瑟、美玉、瑪瑙、珍珠等，因此，粟特胡以善於鑑別寶物著稱。《南部新書》記長安“西市胡入貴蚌珠而賤蛇珠。蛇珠者，蛇之所出也，唯胡人辨之”。六畜也是粟特商人出售的主要商品，突蹶汗國境內的粟特人主要承擔着這種以畜易絹的互市活動。新疆境內作為唐之臣民的粟特人也常做一些較短途的牲畜生意。

奴隸也是粟特人販運的主要商品，官府一般保護這種交易的正常進行，粟特人還以非法手段搶掠或拐帶中原婦女。唐振武軍使張光晟就查獲了一起回鶻境內粟特人拐賣漢女的案件；“建中元年（780年）回紇突董梅錄領眾，並雜胡等自京師返國，輿載金帛，相屬於道，光晟訝其裝藁頗多潛令驛卒以長錐刺之，則皆輦歸所誘致京師婦人也。”粟特商人幾乎都是高利貸者，除貸錢外還貸放絹帛，吐魯番阿斯塔那61號墓出土文書中有一件《唐西州高昌縣上安西都護府牒稿》，內容是漢人李紹謹借練於粟特胡曹祿山，拖欠未還，引起的一起經濟訴案。此案李紹謹於弓月城一次借練275匹之多，可見粟特人資財之眾，並以之牟利。又《冊府元龜》卷999，記長慶二年“京師內冠子弟”多“舉蕃客本錢”，即借了粟特人的錢，償還不起。由此可知，粟特人的商業活動包括絲綢、珠寶、珍玩、牲畜、奴隸、舉息等，幾乎覆蓋了一切重要市場領域，確已控制了絲路貿易的命脈。乃至“京師衣冠子弟”也不得不拜在他們的腳下。粟特人商業成功的奧秘，除了歸功於精通業務，善於籌算，不畏艱險，諳熟各種語言以外，還具有許多經商的手段。

善於投附一定政治勢力，並取得一定政治地位，從而有利於商業活動的開展。例如粟特人馬涅亞克曾代表突厥，奉使波斯、東羅馬，西魏酒泉胡安諾盤陀曾奉使突厥，唐代著名粟特商人康豔典、石萬年、康拂耽延、何伏帝延等皆擁有城主稱號，曹令忠官拜北庭大都護、康感官拜涼州刺史、康進德為安西大都護府果毅，其例不勝枚舉。憑藉官員身份或投依官府，進行商業活動，自然是得心應手了。用宗教活動掩護商業活動。粟特人的宗教信仰相當複雜，佛教、襖教、摩尼教皆擁有其信徒，例如華嚴宗第三代宗師賢首大師釋法藏就是康國人，曾與玄奘同參譯事。回鶻皈依摩尼教亦賴粟特人之力。而“摩尼至京師，歲往來東西市，商賈頗與囊橐為奸”。可見這些具有宗教人士身份的粟特人也在經商牟利。

利用隋、唐王朝推行胡、漢有別，各依其俗的政策，發展自身勢力。這一政策對漢人推行重農抑商，嚴禁漢人從事國際貿易，從而為粟特人創造了獨霸絲路貿易財源的有利條件。粟特人寧肯附籍或客籍，多不肯甘為編户，就是利用蕃、漢有別的空隙，由之成為鉅富。例如“長安縣人史婆陀，家興販，資財鉅富。身有勳官騎尉，其園池屋宇，衣服器玩，家僮侍妾比王侯”。此乃敦煌出土文書《唐人判集》中的虛擬判例，已可窺見粟特人的豪富，粟特人的資財皆在萬金以上，非但中原普通商人難於望其項背，就是世代官宦的衣冠子弟，相形之下，也顯得寒傖極了。

隨着有關粟特人進入中國的出土文獻資料和考古文物實證不斷被發現，特別是虞弘、安伽墓的發現，進一步推動了國際學術界研究的熱潮，成為當前最受關注的前沿領域之一。2003年6月發掘的北周史君墓，墓中出土石刻圖像內容涉及漢文化、襖教和佛教等，內容豐富，內涵深刻，對深入研究粟特人的文字及文化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粟特人“父子計利”，因之不存在大家族制度，而盛行父系小家庭制度。這種家庭的特徵是一方面非常重視父系家世，粟特人皆冠以某某是某某的兒子，父名至關重要，祖父以上就不計了。另一方面，男子成年後就須脱離家庭，自去經商謀生，孩子一降生就進行經商教育，至“男年五歲，則令學書，少解，則遣學賈， 以得利多為善”。學成了更須獨立生活。開始與父母、兄弟別離分居，兄弟之間如發生利益糾紛，不恥訴於官府。兄弟、鄰居之間財產分得清清楚楚。

粟特人婚姻乃建立在多妻制的基礎上，粟特人的正妻多為同族聯姻，如康阿義屈達幹夫人石氏、安菩夫人康氏、米繼芬夫人米氏，康、安、米、石皆為粟特姓氏，但也有異族通婚者，如安祿山生父本姓康，養父姓安，母為突厥阿史德氏，亦屬異族豪宗大姓。正妻地位很高，可以與丈夫並坐胡牀見客，法律上不但允許夫休妻，而且允許妻棄夫，擁有再嫁的權利。由於粟特人多去遠地經商，其性生活不可能為一夫一妻制束縛得很緊。因此，還另有侍妾、姘頭，這些次妻皆為外族，有的還具奴隸身份。

粟特人屬剪髮型民族。《魏書·西域傳》記“康國丈夫剪髮”，慧 超《往五天竺國傳》亦云“此中胡國並剪髮”。按波斯髮型為剪髮齊 項，粟特人大約也是如此，《康國傳》記其女子盤髻，然品治肯特壁畫中少女髮型則為梳五辮，左右各二，腦後一，則婦人的盤髻也是由辮子盤梳而成且面蒙黑巾。康國人還有以髮油美髮的習俗，杜環《經行記》記粟特人“以香油塗發”。

粟特人一般穿白衣，慧琳《一切經音義》卷21記曰：“西域俗人 皆著白色衣”，玄奘亦曰“吉乃素服，兇則皂衣。”黑色乃喪服的顏色，忌服用。由於粟特人重商逐利，不存在服色等級的差別，其餘花色亦各憑所好，所謂“素衣”，未必是全白，而是多夾用綠花，一般戴尖頂虛帽，大約是古塞人遺俗，有的帽子還有前檐；曰卷檐虛帽，便於遮陽遠視，宜於長途旅行。其服裝以窄袖緊身為特徵，講究突出身體線條，玄奘記其人“裳眼褊急”，劉正言詩云“胡衫雙袖小”，就是這一特徵的顯現。粟特人的腰帶特別講究，有所謂萬釘寶鈿金帶，即在革帶上裝飾以各種珠寶，上佩刀劍，品治肯特壁畫對此有生動描繪，下穿長筒革靴，便於跋涉風沙，舞伎則穿錦軟靴，劉正言詩云“弄腳繽紛錦靴軟”，此外還有軟式拖鞋，粟特人在家似乎更喜歡穿這種鞋。

粟特人以麥面和羊肉為主食，慧琳《一切經音義》雲：“胡食 者，即鏵鑼、燒餅、胡餅、搭納等事。”鏵鑼，即油燜大米飯，今名抓飯，是一種大米加羊肉、葡萄乾混合製成的油燜飯。如今的抓飯必 須放胡蘿、和洋葱，其時洋葱已栽培，但胡蘿蔔、尚未傳來，與今抓飯略有不同。燒餅即今日維吾爾族食用的饢。胡餅則上加胡麻，反似今日的北京燒餅。元耶律楚材至河中還吃到雞舌宴，可知粟特人已知養雞以供食用。葡萄酒是常備的佐餐飲料，盛在一種特殊的碗形酒器叵羅中，以金、銀、銅等各種不同質料製成，岑參詩中有“交河美酒金叵羅”之語，所指就是這種酒器。

粟特的歷法直接繼承波斯的影響，實行祆教歷，這種曆法分全 年為365天，12月，每月一律30天，餘5天擱置，一年差6小時，4年差1天，因此，每4年歲首提前1天，故我國史料對粟特歲首記 載不一，杜環《經行記》雲“其俗漢五月為歲首”，韋節《西蕃記》説“以六月一日為歲首”，《新唐書·康國傳》則雲：“以十二月為歲首”。記載差異正是由於歲首推移的結果，七曜制的發明則乃粟特曆法的重要特點，七曜指日、月、火星、水星、木星、金星、土星，合為一個週期，又稱星期，至今仍在通行。

粟特人的節慶，依蔡鴻生研究，主要有三，即歲首節、葡萄酒節、乞寒潑水節。歲首節即年節，韋節《西蕃記》記此節連續慶祝七天，舉行賽馬及射箭遊戲，射中者可為一日王，顯示了金錢崇拜的力量。粟特人有陳寶鬥富的習俗，每次聚會時，在做的所有的人都把身邊所帶的寶物拿出來，相互鬥寶。寶物多者，戴帽居於座上，其餘以財物的多少分列。這同明代徽商以資財多少選祭酒，定座次的風俗完全一致，反映了重商民族的本質特色，推測似乎也是在歲首節舉行的。歲首節還例行祭祖儀式，“國立祖廟，以六月祭之”。民家大概也仿行之。年節又是求天兒骸骨節，這是個同祆教有關的宗教節日，粟特“俗事天神，崇敬甚重，雲神兒七日死，失骸骨，事神之人，每至其月，俱著黑疊衣（黑色棉衣），徒跣，撫胸號泣，涕淚橫流，丈夫、婦人三五百人散在草野，求兒骸骨，七日便止”。這位失骸骨的天兒就是多尼·耽末子，起源於古巴比倫時代，對於他的祈求反映了對作物生長枯而復生的復榮願望，傳至粟特，天兒演變為西耶烏什的英雄傳説，這位英雄在安國建立捕喝城之後慘遭殺害，因於歲首凌晨舉行野祭，胡男胡女赴郊外尋找天兒骸骨，既是郊遊，又是對大地回春的禱祝。

乞寒潑水節為十月三十日，原為波斯節日，相傳波斯薩珊王朝卑路斯（459—483年）在位時期出現苦旱，幸得國王相救，因之每到此日，便以水相潑為戲。 “乞寒，奉西國外康國之樂。其樂器有大鼓、小鼓、琵琶、箜篌、笛，其樂大抵以十一月，裸露形體，澆灌衢路，鼓舞跳躍以乞寒也。”這一節日對塔里木綠洲諸國影響甚巨。又有葡萄酒節，據阿里·比丘爾雲五月十八日乃是裏巴巴花拉節，又作巴米花拉節，意即飲純葡萄漿，二十六日卡林花拉節，意為品聖葡萄，此節一直延續至八月九日，後來演變為清代維吾爾人的收穫節。

宗教信仰呈現多元

粟特人的宗教信仰呈現多元文化色彩，主要有祆教、佛教、景教、摩尼教，後來還改信了伊斯蘭教。

佛教在貴霜王朝時代曾為中亞地區的主體信仰，後來隨着薩珊王朝政治影響的擴大和祆教的復興，雖有所衰落，但仍存在一定勢力。其國“俗奉佛”，“頗有佛法”，有史料記米國遭受西突厥肆葉護可汗侵擾，毀佛伽藍，掠去大量金寶，安國佛教寺院規模宏大，佛像飾以金寶，大食攻入沛肯城，毀所供銀質佛像，重達4000迪勒木，在佛眼中挖出鴿蛋大小的珍珠兩顆，可見粟特人中佛教信徒依然不少。

粟特人主要信仰祆教。在敦煌長城烽燧下發現的粟特文古信札裏，可以確證祆教早在公元4世紀初就由粟特人帶到了中國。他們在從事絲綢的中轉貿易的同時，還在歐亞內陸扮演着傳播多元文化和多種宗教的角色，對中西文化的溝通、交流起過至關重要的作用。粟特人是一個以經商著稱的民族，粟特位於澤拉夫善河流域，長期活躍在絲綢之路上。他們的經商活動促進了東西方的經濟交往和文化交流，在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之間、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搭起了一座橋樑。粟特人組成商團，成羣結隊地東來中國販易，有許多人就逐漸在經商之地留居下來。在南北朝到唐朝時期，沿絲綢之路及周邊的于闐、樓蘭、高昌、敦煌、武威、長安、洛陽等大小城市形成一個個移民聚落。粟特人遷居各地，與其他民族融合，從而成為許多民族的來源之一。 到今天，雖然粟特語幾乎已成了死語言，粟特人也成了一個歷史名詞，但是他們建立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慄特人以善經商聞名，拼音文字，一般稱之為慄特文，一作牽利文，于闐塞語中稱為suli人，即牽利人（慄特人），其複數形式則為suliya，貝利教授指出，在於闐諸佛教文獻中，suliya一詞意為商人，這恰恰説明慄特人是以經商聞名於世的。

粟特人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繪畫、音樂、舞蹈都非常發達。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盛讚北齊粟特畫家曹仲達的“濕衣貼體”的畫風，這種畫風在品治肯特的大幅宏偉壁畫中充分顯示出來。在音樂方面，康國樂、安國樂皆名聞天下，粟特琵琶高手曹婆羅門、曹僧奴、曹明達祖孫三代皆擅絕技，歷仕西魏、北齊、隋三朝，皆大紅大紫，其中曹明達還為北齊主封為郡王。著名歌手何滿子譽滿京師，元稹詩云“何滿能歌聲婉轉，天寶年中世稱罕”，曹剛善於右手琵琶，人謂其運撥“若風雨”，康崑崙更是號稱彈琵琶“長安第一手”，歌手米嘉榮歌聲悽楚動人，劉禹錫詩云：“三朝供奉米嘉榮，能變新聲作舊聲”，又云“唱得涼州意外聲，故人唯數米嘉榮”。音樂理論家何妥曾為隋朝正音律，出任國子監祭酒。在舞蹈方面康國粟特善胡旋舞，石國粟特善柘枝舞，胡旋舞以旋轉快速，動作剛勁著稱，柘枝舞則胡帽銀帶，帽上飾金鈐，舞時佧轉有聲。又有胡騰舞、反手叉腰，首足如弓，倏然騰起，而又頗作醉態，李端《胡騰兒》詩曰：“揚眉動目踏花氈，紅汗交流珠帽偏，醉卻東傾又西倒，雙靴柔弱滿燈前，環行急蹴皆應節，反手叉腰如卻月。”有人認為我國武術中的醉拳就承襲了胡騰舞的某些動作。壁畫中還繪有二人對弈圖，所弈者乃是源出波斯的國際象棋。我國象棋與此同源，可見這一棋類也是以粟特人為媒介傳入的。

粟特人以善經商聞名，多豪商大賈，操印歐系東伊蘭語，早就創立了源自阿拉美字母系統的拼音文字，一般稱之為粟特文，一作牽利文，于闐塞語中稱為suli人，即牽利人（粟特人），其複數形式則為suliya，貝利教授指出，在於闐諸佛教文獻中，suliya一詞意為商人，這恰恰説明粟特人是以經商聞名於世的。史載康國粟特“善商賈，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國，利所在無不至”。不辭勞苦，長期操縱絲綢之路上的轉運貿易，唐代，新疆蒲昌海（羅布泊）、西州（吐魯番）、伊州（哈密）、甘肅敦煌、酒泉、武威，以及長安、洛陽等地都有粟特人的聚落，不少人還久居長安。 ^[4]  例如絲路北道的碎葉城應即粟特人所築，入唐後王方翼擴其形制，招徠胡賈，定為北道徵收過往商税的關卡所在。後又置為碎葉州，州刺史安車鼻施名見於神龍元年所建之乾陵蕃臣碑題銘。安指安國，此人似即出身安國的突厥化粟特人。

粟特人的主要商業活動內容是從中原購買絲綢，而從西域運進體積小，價值高的珍寶，如瑟瑟、美王、瑪瑙、珍珠等，因此，粟特胡以善於鑑別寶物著稱。《南部新書》記長安“西市胡入貴蚌珠而賤蛇珠。蛇珠者，蛇之所出也，唯胡人辨之”。六畜也是慄特商人出售的主要商品，突蹶汗國境內的粟特人主要承擔着這種以畜易絹的互市活動。新疆境內作為唐之臣民的粟特人也常做一些較短途的牲畜生意。

奴隸也是粟特人販運的主要商品，官府一般保護這種交易的正常進行，粟特人還以非法手段搶掠或拐帶中原婦女。唐振武軍使張光晟就查獲了一起回鶻境內粟特人拐賣漢女的案件；“建中元年（780年）回紇突董梅錄領眾，並雜胡等自京師返國，輿載金帛，相屬於道，光晟訝其裝藁頗多潛令驛卒以長錐刺之，則皆輦歸所誘致京師婦人也。”粟特商人幾乎都是高利貸者，除貸錢外還貸放絹帛，吐魯番阿斯塔那61號墓出土文書中有一件《唐西州高昌縣上安西都護府牒稿》，內容是漢人李紹謹借練於粟特胡曹祿山，拖欠未還，引起的一起經濟訴案。此案李紹謹於弓月城一次借練275匹之多，可見粟特人資財之眾，並以之牟利。又《冊府元龜》卷999，記長慶二年“京師內冠子弟”多“舉蕃客本錢”，即借了粟特人的錢，償還不起。由此可知，粟特人的商業活動包括絲綢、珠寶、珍玩、牲畜、奴隸、舉息等，幾乎覆蓋了一切重要市場領域，確已控制了絲路貿易的命脈。乃至“京師衣冠子弟”也不得不拜在他們的腳下。粟特人商業成功的奧秘，除了歸功於精通業務，善於籌算，不畏艱險，諳熟各種語言以外，還具有許多經商的手段。

善於投附一定政治勢力，並取得一定政治地位，從而有利於商業活動的開展。例如粟特人馬涅亞克曾代表突厥，奉使波斯、東羅馬，西魏酒泉胡安諾盤陀曾奉使突厥，唐代著名粟特商人康豔典、石萬年、康拂耽延、何伏帝延等皆擁有城主稱號，曹令忠官拜北庭大都護、康感官拜涼州刺史、康進德為安西大都護府果毅，其例不勝枚舉。憑藉官員身份或投依官府，進行商業活動，自然是得心應手了。

用宗教活動掩護商業活動。粟特人的宗教信仰相當複雜，佛教、祆教、摩尼教皆擁有其信徒，例如華嚴宗第三代宗師賢首大師釋法藏就是康國人，曾與玄奘同參譯事。回鶻皈依摩尼教亦賴粟特人之力。而“摩尼至京師，歲往來東西市，商賈頗與囊橐為奸”。可見這些具有宗教人士身份的粟特人也在經商牟利。

利用隋、唐王朝推行胡、漢有別，各依其俗的政策，發展自身勢力。這一政策對漢人推行重農抑商，嚴禁漢人從事國際貿易，從而為粟特人創造了獨霸絲路貿易財源的有利條件。粟特人寧肯附籍或客籍，多不肯甘為編户，就是利用蕃、漢有別的空隙，由之成為鉅富。例如“長安縣人史婆陀，家興販，資財鉅富。身有勳官騎尉，其園池屋宇，衣服器玩，家僮侍妾比王侯”。此乃敦煌出土文書《唐人判集》中的虛擬判例，已可窺見粟特人的豪富，粟特人的資財皆在萬金以上，非但中原普通商人難於望其項背，就是世代官宦的衣冠子弟，相形之下，也顯得寒傖極了。

粟特人“父子計利”，因之不存在大家族制度，而盛行父系小家庭制度。這種家庭的特徵是一方面非常重視父系家世，穆格山文書中的粟特人皆冠以某某是某某的兒子，父名至關重要，祖父以上就不計了。

另一方面，男子成年後就須脱離家庭，自去經商謀生， 孩子一降生就進行經商教育，至“男年五歲，則令學書，少解，則遣學賈， 以得利多為善”。及成了更須獨立生活。“丈夫年二十，去旁國，利所在，無不至”。開始與父母、兄弟別離分居，兄弟之間如發生利益糾紛，不恥訴於宮府。

兄弟、鄰居之間財產分得清清楚楚，但粟特式的“小家庭”只是相對於數代同堂、兄弟分居的大家庭而言，規模並不算小，這是因為其婚姻乃建立在多妻制的基礎上，

粟特人的正妻多為同族聯姻，如康阿義屈達幹夫人石氏、安菩夫人康氏、米繼芬夫人米氏，康、安、米、石皆為粟特姓氏，但也有異族通婚者，如安祿山生父本姓康，養父姓安，母為突厥阿史德氏，亦屬異族豪宗大姓。正妻地位很高，可以與丈夫並坐胡牀見客，法律上不但允許夫休妻，而且允許妻棄夫，擁有再嫁的權利。由於粟特人多去遠地經商，其性生活不可能為一夫一妻制束縛得很緊。因此，還另有侍妾、姘頭，這些次妻皆為外族，有的還具奴隸身份。“婦言是用，男子居下”，無非反映正妻尚擁有一定的發言權，而且在交際場合男性推崇婦女以為騎士風度而已。

粟特人屬剪髮型民族。《魏書·西域傳》記“康國丈夫剪髮”，慧 超《往五天竺國傳》亦云“此中胡國並剪髮”。按波斯髮型為剪髮齊 項，粟特人大約也是如此，《康國傳》記其女子盤髻，然品治肯特壁畫中少女髮型則為梳五辮，左右各二，腦後一，則婦人的盤髻也是由辮子盤梳而成且面蒙黑巾。康國人還有以髮油美髮的習俗，杜環《經行記》記粟特人“以香油塗發”。

粟特人一般穿白衣，慧琳《一切經音義》卷21記曰：“西域俗人 皆著白色衣”，玄奘亦曰“吉乃素服，兇則皂衣。”黑色乃喪服的顏色，忌服用。由於粟特人重商逐利，不存在服色等級的差別，其餘花色亦各憑所好，所謂“素衣”，未必是全白，而是多夾用綠花，一般戴尖頂虛帽，大約是古塞人遺俗，有的帽子還有前檐；曰卷檐虛帽，便於遮陽遠視，宜於長途旅行。其服裝以窄袖緊身為特徵，講究突出身體線條，玄奘記其人“裳眼褊急”，劉正言詩云“胡衫雙袖小”，就是這一特徵的顯現。粟特人的腰帶特別講究，有所謂萬釘寶鈿金帶，即在革帶上裝飾以各種珠寶，上佩刀劍，品治肯特壁畫對此有生動描繪，下穿長筒革靴，便於跋涉風沙，舞伎則穿錦軟靴，劉正言詩云“弄腳繽紛錦靴軟”，此外還有軟式拖鞋，粟特人在家似乎更喜歡穿這種鞋。

粟特人以麥面和羊肉為主食，慧琳《一切經音義》雲：“胡食者，即鏵鑼、燒餅、胡餅、搭納等事。”鏵鑼，即油燜大米飯，今名抓飯，是一種大米加羊肉、葡萄乾混合製成的油燜飯。現在的抓飯必須放胡蘿、和洋葱，其時洋葱已栽培，但胡蘿蔔、尚未傳來，與今抓飯略有不同。燒餅即今日維吾爾族食用的饢。胡餅則上加胡麻，反似今日的北京燒餅。元耶律楚材至河中還吃到雞舌宴，可知粟特人已知養雞以供食用。葡萄酒是常備的佐餐飲料，盛在一種特殊的碗形酒器叵羅中，以金、銀、銅等各種不同質料製成，岑參詩中有“交河美酒金叵羅”之語，所指就是這種酒器。

粟特移民最終融入了漢族，具體表現在喪葬習俗、文化認同等諸多方面與漢族漸趨一致，並最終與漢族無異。 ^[5]  不同民族間的廣泛通婚是民族融合的基本前提。唐代入華粟特人的通婚狀況以8世紀中期安史之亂為界前後有顯著變化。安史之亂前很好地保持着本民族內部以及與其地緣聯繫非常密切的其他少數民族通婚的習慣。安史之亂後本民族內部通婚明顯減少，幾乎不見與其他少數民族的婚姻關係，與漢族通婚的現象則顯著增加。與其他少數民族通婚的例子見有粟特人與吐火羅人羅氏、酒泉單王之後唐氏等。安史之亂後洛陽粟特人與漢族通婚的現象顯著增加。 ^[5] 

喪葬習俗的漢化是入華粟特人漢化進程的一個重要標誌，主要表現在從葬式由粟特本土之天葬向中原之土葬轉變、流行墓誌銘和夫妻合葬、存在家族墓地並流行歸葬先塋以及喪禮表現形式的轉變等諸多方面。 ^[5] 

文化認同是區分人羣的重要因素，文化較血統尤為重要。“凡漢化之人即目為漢人，胡化之人即目為胡人，其血統如何，在所不論。”粟特移民逐漸接受、遵循漢族傳統文化儒學，習文儒的情況十分常見，有的甚至科舉及第。隨着粟特人儒學素養的提高，出仕任文職也逐漸增多。對成為漢民族一員的認同也表現在墓誌中對祖宗的追述即關於自己家世淵源的描述上，許多墓誌中開始模仿漢族世家大族描述自己的郡望，甚至開始將族源上溯至西周時期。如康氏自認為是西周衞康叔之後。粟特移民漢化的趨向也表現在取名的習慣上。早期名字多是粟特語音譯而來，後期受儒家文化影響名字開始使用漢人常用名。至此，從名字上看他們已經與漢族無異。 ^[5] 

粟特人，在中國古代史籍中叫“昭武九姓”、“九姓胡”，或就簡稱作“胡”，他們的故鄉在中亞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的粟特地區，以撒馬爾幹（在今烏茲別克斯坦）為中心，有九個綠洲王國，即康、安、曹、石、史、米等國。

粟特人在文化上很早就接受波斯的伊朗文化影響，他們的到來，使唐朝的一些都市充滿了一種開放的胡風。我們看看唐朝最盛的開元天寶年間的有關記載，就可以感受到這一時代風潮。

李白《前有樽酒行》詩：“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全唐詩》卷一六二） 是説當年長安有酒家胡女在招徠賓客。

岑參《酒泉太守席上醉後作》詩：“琵琶長笛齊相和，羌兒胡雛齊唱歌。渾炙犁牛烹野駝，交河美酒金叵羅。”（《岑參集校注》卷二） 説的是酒泉地方官的宴席上，胡人演唱的情形。

白居易《胡旋女》詩：“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環轉； 中有太真外祿山，二人最道能胡旋。”（《全唐詩》卷四二六） 太真就是楊貴妃，她是唐玄宗最寵愛的妃子，其善跳胡旋舞，説明了這種舞蹈在當時的風行。

史書記載安祿山“腹緩及膝”，極力描寫其臃腫肥胖的樣子，大概是有些誇張。他作為粟特人後裔，跳胡旋是其家常，史書説他“作胡旋舞帝（唐玄宗）前，乃疾如風”，（《新唐書·安祿山傳》） 可以與楊貴妃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