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麟閣路

佟麟閣路位於西城區中南部。南起宣武門西大街，北至復興門內大街。為紀念抗日愛國將領佟麟閣得名。佟麟閣路，原為溝渠，明代稱大明濠，因位於皇城西部，溝邊道路清時稱西溝沿。是明清北京城內重要的排水溝。二十年代改為暗溝築路，抗戰勝利後，更名為佟麟閣路。

佟麟閣路命名之初，還包括今復興門內大街以北至今新京畿道西口的一段。後來把這一段併入了太平橋大街。佟麟閣街因其在民族文化宮南側，1971年曾改名為民族宮南街。1984年恢復今名。

元大都時期，佟麟閣路所在位置緊鄰大都城牆，是一條與護城河以及城內三海相貫通的人工河道，名為金水河。明朝以後，金水河上游河道淤塞，截斷了上游來水，另一方面北京城牆南移，將佟麟閣路納入城市範圍以內，於是金水河從一條人工河演變為露天城市下水道，被人們稱為“大明壕”，大明壕北起西直門內，南抵宣武門，縱貫北京內城，今天佟麟閣路所佔的是其南端的一小段。市民沿大明壕聚居，沿大明壕形成了一條縱貫北京南北的道路，其中最南端一段名為南溝沿大街。便是今日的佟麟閣路。

中華民國初年北洋政府的京城市政公所提出針對大明濠的《籌劃改築大明濠方案》，準備對其進行治理，1921年治理工程開工，工程利用拆除北京皇城城牆產生的城磚，修葺大明壕，將其改造為暗溝，其上鋪設馬路。1930年治理工程竣工，整條大明壕改名為河沿大街，被評定為一等乙類道路，其南段仍然被習慣地叫做南溝沿大街。

1945年經馮玉祥提議，北平市市長何思源簽發“北平市政府户字第59號訓令”將南河沿大街、北河沿大街、鐵獅子衚衕分別改名為佟麟閣路、趙登禹路和張自忠路，以示對抗日英雄的紀念。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佟麟閣路的名稱被革命化，改為“四新路”。文革結束後改回現名。

佟麟閣路(5張)

位於新華社院內的民國議會舊址佟麟閣路上共有三處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分別為民國參議院、民國眾議院和中華聖公會救主堂。民國參議院、民國眾議院位於佟麟閣路62號新華社院內，是北洋政府時期參眾兩院，曾經在這裏上演了許多著名的歷史事件，現在作為新華社總社禮堂使用。中華聖公會救主堂位於佟麟閣路85號，是聖公會在北京地區建立的第一所教堂，教堂建築融合了東西方建築風格，現為北京賽翁信息諮詢中心的辦公場所。

如今佟麟閣路上北京傳統建築風貌基本得以保持，唯南口西側新華社家屬院內數棟興建於1980年代之後的高層住宅與北京舊城整體風貌極不協調，並且嚴重違反北京市城市規劃對舊城建築高度的限制，對這條衚衕整體建築風格有一定破壞。

佟麟閣路西有一座非常“漂亮”的教堂。見到它第一眼就會驚訝於它的“美”。這座精美的教堂就是中華聖公會教堂，也有人管這座教堂叫安立甘教堂，是中華聖公會在北京地區建立的第一座教堂，也是北京現存最完整的一座。

“中華聖公會”是基督新教六大宗派之一的英國國教聖公會在中國的分支教會，原用英國國教一詞的音譯為“安立甘會”，1911年才轉為意譯，稱“中華聖公會”。這就是為什麼這座教堂既叫中華聖公會教堂又叫安立甘教堂的緣故。

1900年八國聯軍進入北京後，各國便在北京劃地佔區，當時英國聖公會的傳教士鄂方智，在英軍佔領區裏想找房建教堂。後來他相中了宣武門內象房橋附近刑部殷柯庭的住宅，當時殷柯庭全家已經逃離北京，鄂方智便在此地拆了宅子修建教堂。教堂由主教史嘉樂請人畫藍圖、找工匠建造，於1907年建成，建成後還舉行了祝聖典禮。

這座教堂建築別具特色，與我們見到的其他教堂建築不同。它不是哥特式建築，也不是其他的西洋建築形式，而是在西洋建築中融合了中國古典建築的“宮殿式”教堂，可謂中西合璧式。整個教堂從外形到內部均為中國傳統風格，是中國近代民族形式建築的早期代表之作。

這座教堂建築的最大特點就是它的中式設計。教堂有個中式的大門，開在南面硬山山牆上。門的兩側和上面雕刻有匾額。教堂的前部和中部頂端各建有一個八角形重檐中式亭子。亭子是作為採光的天窗和教堂的鐘樓使用的，這樣的設計我還是第一次見到。教堂不僅外部設計獨具匠心，內部的裝飾更是與眾不同。筆者到教堂探訪時，曾有幸進到教堂內。它不像其他教堂那樣以磚石或水泥為主體，而是完全採用了中式設計，使用上好的木材建造，並配有精美的雕花，簡直就像是中國的“宮殿”。來到教堂的亭子下，抬頭仰望時陽光透過亭子層層鏤空的間隙照進教堂裏，此時亭子就像天空中一個巨大的萬花筒，折射出奇異的花朵。

據説教堂建築的另一個特點是平面呈雙十字形。為了探明真偽，筆者真就跑到教堂附近，準備登高俯瞰。在教堂的東側，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座高樓，費盡力氣登上樓的頂層，從上面俯瞰下去，筆者立時驚訝於眼前的場景。灰白色的教堂如同一個巨大的雙十字，靜靜地矗立在那裏。此時正是夕陽將下，落日的餘暉灑在教堂上，發出道道温柔的光芒。

佟麟閣路西側的承恩、石燈、天仙、園宏衚衕是幾條很不起眼的小衚衕。但衚衕雖小卻有着共同的特點，那就是一條衚衕一座廟。北京的廟宇眾多，但是像這裏這樣一條衚衕一座廟的情況卻着實少有。更何況這些衚衕裏的廟宇各個歷史悠久，各個規模宏大。

承恩衚衕是佟麟閣路西一條南北走向的小衚衕。承恩衚衕的得名也是因衚衕內的承恩寺而起。承恩寺始建於明代，寺址原是古雪堂，為戒壇下院。清康熙初年毀於火，康熙五十四年，智性和尚重建，當時建有前殿三楹，西廊房三楹。乾隆十二年，德明和尚又重修。此後幾經變遷，現在的承恩寺已是普通民居了。衚衕內的6號和8號就是原來的承恩寺舊址。6號院內是寺的後殿和東配殿，8號院正房是原寺的前殿。

從承恩衚衕向南行有一條東西走向的小衚衕叫石燈衚衕，衚衕內的10號是石蹬庵舊址。這座石蹬庵可是一座年代 +T+T久遠的古剎。建於唐廣德二年（公元764年），原名吉祥庵。元泰定年間重建。明萬曆丙午年間重修時，西吳僧人真程在寺內院中掘出石幢一個，像石蹬的樣子，上面鐫刻有唐代人書寫的《般若心經》1部，於是吉祥庵就改名叫了石鐙庵。石蹬庵在王恭廠大爆炸中被毀，後人又在此地重修。現在石燈衚衕內還留有石蹬庵的大殿和東西配殿，只是已改為民居了。

從石燈衚衕向北行不遠有一條南北向的衚衕叫天仙衚衕。在天仙衚衕和東太平街交會處有一座天仙庵。天仙庵的山門已經無存了，只在東太平街38號開有一個可供居民出入的小門。天仙庵建於明代，舊有銅鐘、銅爐及崇禎時的重修碑。我從東太平街路過時看到天仙庵的廟房綿延有三重之多，現在庵的東西配殿尚在，從它現存的規模不難想見，它原來的規模是多麼宏大。

在天仙衚衕南側不遠就是園宏衚衕。衚衕裏有古廟圓洪寺，寺就在園宏衚衕5號，舊門牌是一號。我曾進到5號院裏看到，圓洪寺規模巨大，當年寺的大殿，後殿、東跨院尚存。圓洪寺不僅規模巨大，其歷史也是這幾座寺院裏較為悠久的。寺始建於唐代，在遼金時稱延洪寺。此寺是判斷金中都崇智門方位的標識。崇智門大致在今東西太平街與鬧市口南街交會處南側。現在園宏衚衕5號院內廟房是清代重建的圓洪寺舊跡。

在新華社附近製版廠工作的吉先生説：“佟麟閣路62號新華社院內，就是過去的象房。”

如今的北京居民若要觀看大象，當然是去動物園。然而自700多年前的元代起，皇家在京城就飼養着大象。高大威猛、寓意吉祥的大象，曾是皇家儀仗隊裏的重要成員。明清兩代飼養大象的馴象所周邊，也曾留下了象房橋、象來街、象牙衚衕等地名。每年夏季到護城河畔觀看大象洗澡，則更是舊日京城酷暑中的一道盛景。

元朝皇帝乘象轎海子浴象入詩篇

老北京城在元大都時期就有大象。《元史·輿服志》記載，元朝皇帝的車隊裏，除有青馬青車、黃馬黃車等青黃紅白黑五色車馬外，還備有用大象馱載的象轎，供皇帝出行時乘坐。皇帝的儀仗隊裏還有大象牽引的巨輦，行列的最前方走着6頭大象作為先導。

有史料記載，元世祖忽必烈曾用大象將許多名貴的大樹馱到青山上栽種，青山即現在景山的前身。

當時大象都在積水潭岸邊高大的象房裏飼養。積水潭在元代又叫海子，到了夏季，荷花盛開，水鳥出沒，風景秀麗。每年伏天，象房的官員就讓大象到海子去洗澡。元代詩中寫道：“四蹄如柱鼻垂雲，踏碎春泥亂水紋。（音‘xīchì’、‘jiāojīng’，均為水鳥）好風景，一時驚散不成羣。”

象來街上過大象　光祿寺裏埋象骨

《明史·儀衞志》記載，明朝皇帝舉行大朝會時，宮廷儀仗隊裏有“虎豹各二，馴象六”，分列左右。還有5乘禮儀車，其中的“大輅”車和“玉輅”車各用二頭大象駕轅。明朝的儀仗隊歸錦衣衞掌管，下設演象所和馴象所。演象所在大慈恩寺，即今西長安街電報大樓位置。從南亞新來的大象先要在演象所裏演練嫺熟，然後再送到馴象所飼養。

現在的佟麟閣路，當年是一條排水溝，溝南端抵近宣武門西側城牆處曾有一座小橋名叫“象房橋”，橋西的衚衕名叫“象來街”，都是大象出入的必經之地。橋東就是馴象所飼養大象的象房，即今新華社大院所在地。明代《萬曆野獲編》記述：“凡大朝會，役象甚多，常朝則只用六隻。”這些大象被授予高低不等的武將官銜，享有不同的待遇。

現在的沙灘后街，舊稱馬神廟街，明代是太監掌管的御馬監所在地。御馬監不僅設有馬房，還設有9間象房，常備着9頭大象，以便就近去宮廷擺駕。這9頭大象如有缺額，就由馴象所補充。

明代的光祿寺是籌辦宮廷宴會的衙署。當時還有個可笑的制度，若是大象死了，須送交位於東華門外的光祿寺，以便利用象肉備宴。有時公文往來多日，死象已經腐臭，也必須照章移交，弄得沿途街道臭不可聞，行人皆掩鼻躲避。年深歲久，在光祿寺後院的地下掩埋有許多象骨。

乾隆年間養象多達三十九　康熙南巡大象擺駕大紅門

清朝定都北京之後，接收了象來街旁的象房，並從南亞國家補充了許多大象，那些大象都住着編有號碼的單間象房。據清宮檔案記載，象房至少有42間，養象數量在乾隆五十八年最多，達到了39頭。每頭大象都配備有長22尺、寬18尺的毛氈、被子各一條，長25尺的鐵鏈二條，木製飯桶、水桶各一個，以及許多配套的裝具。每頭大象一天的食料是官倉老米3鬥、稻草160斤，小象減半，草料貯存於設在象來街西邊的草廠。今宣武門西大街111號院，老門牌是象來街9號，過去院子裏空地多，房屋少。居住此院60餘年的宋先生説，他聽老輩人講，此院就是以前的草廠。距象房東邊不遠處的宣武門教堂後身，現在還有個象牙衚衕，清代曾出土過象牙，也是與象房相關的遺蹟。

1689年，康熙皇帝第二次南巡，他的首日行程是從永定門至南苑。在紀實畫卷《康熙南巡圖》中，描繪了排列在皇家園林南苑的正門“大紅門”外的鑾駕行列，行列中共有11頭大象。

明清時期，每逢夏季伏天，給大象洗澡的場所是在距馴象所很近的宣武門外護城河裏。平日難得見到大象的京城居民，到了大象洗澡那天，萬人空巷，都去護城河邊看熱鬧。有錢人還乘着馬車和轎子，到護城河南岸上斜街的酒樓裏，在出高價預訂的臨河窗口前就座，邊吃邊看。清代京城曾流傳一首描述觀看大象洗澡的《竹枝詞》：“玉水輕陰夾綠槐，香車筍轎錦成堆。千錢更賃樓窗坐，都為河邊洗象來。”

發野性長鼻卷太監　使蠻力拉開宣武門

乾隆五十八年，因象房養象太多，皇帝下旨説，若是再有外國貢象，暫交雲南和廣東的官府代養，待需要時再送到北京。到了咸豐年間，戰亂不斷，養象數量日趨減少。

光緒十年（1884年），一頭大象在早朝擺駕時野性發作，甩開牽引的“玉輅”車，跑出西長安街，逢物即碎，逢人即傷，還用長鼻捲起一個太監，拋到皇城的牆壁上摔死，北京西城的百姓嚇得一整天不敢出門，直到當天晚上才將其捕獲。此後清廷鑾駕不再使用大象，象房也不再補充大象。

光緒十六年五月（1890年7月），北京連降十餘日大雨，宣武門內積水有一人深，致使無法開啓城門泄水，最終還是從附近的象來街牽來大象，藉助大象的蠻力才拉開了城門。後來大象陸續死亡殆盡，象房也遭荒廢。

清末宣統初年，在象房舊址上建起了相當於議會的資政院。民國時期，又將資政院擴建為國會，舊象房南邊的城牆根土路被改建成“國會街”，東邊的“象房夾道”也被改稱為“眾議院夾道”，即今“眾益衚衕”。

解放後，新華通訊社進駐舊國會大院，在院內施工時，曾挖掘出昔日象房的石板水池和石雕小象。

佟麟閣路62號新華社印刷廠。民國建元后的國會禮堂和辦公樓房。參議院會議、總統選舉等重大政治活動皆在此進行。原狀基本保留。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佟麟閣路62號新華社院內。民國建元后的國會禮堂和辦公樓房。眾議院會議、總統選舉等重大政治活動皆在此進行。原狀基本保留。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時代：清至民國地址：北京市西城區

北京國會舊址位於西城區佟麟閣路52號，建成於1913年。現存建築有國會議場、“圓樓”、原仁義樓、禮智樓的兩棟兩層帶前廊的樓房。

國會議場平面呈正方形，高三層，東、西、南三面都有狹長的門廳。穿過門廳即為會議大廳，建築外表極簡陋，全部用手工灰磚砌造；國會議場議會大廳北側為“圓樓”，因樓內會議廳平面橢圓形得名；地上二層，灰磚砌築，三角桁架，樓內南部為三間休息室，北部為一半圓門廳圍合一圓會議室；國會議場東側為二排二層帶前廊的樓房，當時用作議員起草憲法辦公場所，為灰磚清水牆建築，三角桁架坡屋頂。

辛亥革命後，1912年在南京成立中華民國參議院，作為南京臨時政府的最高立法機構。4月5日，臨時參議院隨臨時政府遷至北京。1913年4月8日正式國會（參眾兩院）成立，臨時參議院解散。1924年10月北京政變後，國會解散。1925年改為北京法政大學。1927年後合併為京師大學法學科。

清宣統二年（1910年），在明清兩朝養象房舊地設諮議機關———資政院（佟麟閣路62號）。辛亥革命後改為國會議場。國會由參眾兩院組成，參議院在西，眾議院在東。參議院設在清末法律學堂內，今為新華社印刷廠。眾議院院址在原資政院，就是現在的新華社大院內。

民國以來，兩院開會選舉總統，議制憲法俱在國會議場舉行。民國初年，袁世凱競選總統之時，讓數萬軍士假扮公民請願，包圍了該處數日。各黨議員無不驚駭萬狀。選舉投票後照例大家要合影留念。那時拍照片和現在不一樣，不是按下快門，閃光燈一閃就照好相了。那時因受照相技術的限制，按下了快門，閃光燈和相機還會發出“啪”的巨響，好像還會冒出一股濃煙，很是嚇人。被困多日的議員們早已如驚弓之鳥，聽到巨響，他們以為是外面的人衝了進來，有的被嚇得是抱頭鼠竄，有的索性就地趴下，各人各樣，醜態百出，一時傳為笑談。1923年曹錕“賄選總統”時上演的鬧劇也是在這裏發生的。然而時過境遷，民國北京國會的舊建築有些已經無存了，只留下舊國會的圓樓和紅樓等建築。在新華社後院裏有民國國會議場，當時為參眾兩院開會之地，現作為新華社大禮堂使用。議場坐北朝南，為磚木結構，建築形式簡單但是莊嚴肅穆。議場北面是兩座紅樓，分為南北兩棟，因外牆廊柱皆為紅色而得名，為國會辦公用房，也有説是議員們的宿舍。在紅樓的西側是著名的國會圓樓，圓樓是當時國會的辦公樓，2層為北洋政府總統和議長開會的地方。圓樓的名字有些“名不副實”，按照一般人的思維，圓樓必是外形是圓形的樓房建築，但是這座圓樓外形可不是圓形的，而是方的。它叫了圓樓之名是因其主樓呈橢圓形而得名。第一次見到圓樓時是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是方樓怎麼成了圓樓。走進樓裏，迎面看到一個如圓柱形的主樓後，才恍然大悟，不禁嘆道，樓的名字起得妙呀。

北洋政府垮台後，國會駐地改為北平大學法學院，抗日戰爭期間，日寇改為新民學院，1946年到1949年年初為北京大學第四院使用。華北大學由石家莊遷至北京，這裏遂成為華北大學三部所在地，後又改為新華通訊社社址。

現在佟麟閣路以西的一大片地方，在明代老地圖上標註着王恭廠的字樣，這説明明代掌管營造火器的王恭廠便設在這裏。據明史記載王恭廠與盔甲廠，同歸工部軍器局統轄，王恭廠主要負責銃炮、火藥的製造。王恭廠所在位置大約在今新文化街以南，宣武門西大街以北，鬧市口南街以東，佟麟閣路以西的永寧衚衕與光彩衚衕一帶。清代，王恭廠被廢除，在王恭廠地界逐漸形成了街巷，東段稱永寧衚衕，西段稱后王恭廠，為鑲藍旗地界。1911年後，后王恭廠又訛為后王公廠。1965年兩段合併統稱為永寧衚衕。

明熹宗天啓六年五月初六日巳時\（即公元1626年5月30日上午9時\），王恭廠發生了一場驚天動地而又十分離奇的大爆炸事件。這次爆炸原因不明、怪象連連、死傷慘重，是“古今未有之變”有人甚至將其列為世界三大奇異災難之一。

據史料記載，當時的情景是這樣的，天啓六年五月初六日巳時，開始天色皎潔，忽有聲如吼，從東北方漸至京城西南角，灰氣湧起，屋宇動盪。頃刻間，大震一聲，天崩地塌，昏黑如夜，萬室平沉，若亂絲、若五色、若靈芝狀的煙氣沖天而起，經久方散。北自阜成門，南至刑部街，長四里，寬十三里的範圍內，拔大樹二十餘株，根在上而梢在下，近廠房屋傾倒，木在上而瓦在下，斷木、瓦石、人的手腳、耳鼻像下雨一樣從天而降。石附馬街一個500公斤重的大石獅子竟飛出順城門外。象來街的象房全部傾倒，成羣的大象受驚而出，四處狂奔。事後清查損失，實塌房屋一萬零九百三十間，壓死男女五百三十七人。自順城門大街\（今宣武門內大街一帶\），至刑部街\（今西長安街一帶\），盡為齏粉，王恭廠一帶糜爛尤甚，殭屍層疊，穢氣熏天……這場大爆炸不僅損失慘重，更讓人頗為不解的是爆炸中還發生了許多奇怪的現象。一是脱衣現象。死者與傷者以及無恙者，都在災變中瞬間被剝光了衣服，赤身裸體。一頂路過此處的女轎，災變時被掀去轎頂，女客衣飾盡去，赤體在轎，卻毫髮無傷。還有一位路人在災變時，只覺帽子、衣褲、鞋襪瞬間俱無，大驚其妙。二是人在瞬間突然消失。承恩寺街上八名轎伕抬着一頂女轎行走時，正趕上災變，大轎被打壞放在街心，而轎中女客及八名轎伕卻全都不見了。還有一位楊總兵走到圓洪寺大街，只聽一聲巨響，他和他的7個跟班，連人帶馬消失了。

更令人稱奇的是爆炸發生後，竟有人説在爆炸發生前有奇怪的徵兆。5月2日夜裏，前門角樓曾出現“鬼火”，發出青色光芒，有好幾百團之多，飄忽不定。不一會兒，鬼火合併成一個耀眼的大團。還有人傳説，府右街的巡城官兵數次聽到空中隱隱傳來樂聲，他們順着聲音找到地安門火神廟前，發現樂聲是從廟內傳出的，於是推開廟門，只聽一聲巨響，一道沖天而起的紅光直奔西南方向，接着王恭廠就發生了爆炸。

這些傳聞又給王恭廠大爆炸披上了一層神秘的外衣。有人猜測，王恭廠大爆炸是因廠內儲存的火藥發生爆炸引起的，也有專家分析當年只是一次不大的地震而已，但是説到其中發生的怪事，大家就無法解釋了。王恭廠大爆炸至今還是一個謎團。

抗戰勝利後，1946年4月5日（清明節）在北平八寶山忠烈祠，北平市各界隆重舉行入祀大典，供奉佟、趙兩將軍神位。並將北平西城的南溝沿命名為“佟麟閣路”。通州亦因佟麟閣在該縣指揮過抗日，乃命名一條街為“佟麟閣街”，以為紀念。隨後，佟麟閣烈士忠骸移葬於北平西郊風景區香山南約一公里的蘭澗溝山上。　那麼，佟麟閣到底是何人呢？

佟麟閣（1892—1937），原名凌閣，字捷三，滿族，河北省高陽縣邊家塢人， 國民黨追贈二級陸軍上將。

佟麟閣將軍是中國抗戰中最早捐軀疆場的一位高級將領，“給了全中國人以崇高偉大的模範”。

1892年10月29日佟麟閣生於農民家庭。父親佟煥文，母親胡氏。他幼時就學於舅父胡老先生門下，讀經史。其間，高陽居易水之南，保定府之東，慘遭八國聯軍之日軍的大肆燒殺擄掠。閭里成墟，百姓流離夫所，困苦之情，不堪言狀。其父母常憤然教育他要發憤讀書，將來為國家報仇雪恨。父親還經常以班超投筆從戎，岳飛精忠報國等歷史故事，諄諄教海，啓發其愛國思想。故佟麟閣幼年即慨慕班超、岳飛等先賢之為人，並開始認識到滿清政府的腐敗，遂萌救國之念。1907年，由父母作主，與本縣八果莊農民女兒彭靜智結婚。

次年，佟麟閣十六歲時，經友人介紹到高陽縣縣公署當繕寫。瀏覽高陽縣誌，知高陽為燕王高陽君之故城。燕趙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徵匈火虜，代出奇偉義烈之人，其正氣蓬勃，深為轔閣所敬仰。自此他奮然以天下為己任，立志從軍。

1911年11月，馮玉祥、王金銘、施從雲等舉行灤州起義，沉寂的北方，一時革命空氣瀰漫。第二年，在陸建章手下任前營營長的馮玉祥奉命到河北省景縣招募新兵，佟麟閣慕馮玉祥愛國之名，毅然投筆從戎，為左哨哨兵，旋為哨長。

1913年，馮玉祥任備補軍左翼第一旅旅長兼第一團團長時，把基督教引入軍中，作為練兵的補助方法。此時佟麟閣在第一團當排長，他深受耶穌力救世人而受苦致死的精神所感召，篤信耶穌，抱定要象耶穌那樣為久受苦難的中國人而犧牲的信念，克盡軍人保國衞民的天職。馮玉祥曾在《模範軍人問答》中這樣評價佟麟閣：“他是一個極誠篤的基督徒。能克己，能耐苦，從來不説謊話。別人都稱他為正人君子。平素敬愛長官，愛護部下，除了愛讀書。沒有任何嗜好。”他在高級教導團學過一年高級戰術，對於學術肯費工夫束研究。

1914年。佟麟閣任第十六混成旅第一團第三營第二連連長，駐防陝西。趙登禹在該連入伍。佟見趙驍勇過人，遂結生死之交，後來趙當了馮玉祥的隨從衞兵。1917年，駐防廊坊，參加馮玉祥領導的“廊坊起義”。張勳被擊敗後，佟麟閣任第一團第一營副營長；1920年，任第四團的營長，駐防湖北；不久又調駐信陽。在駐信陽時，馮玉祥部因不屬直系，又未參加直直皖戰爭，而得不到吳佩孚的薪餉供應。官兵以鹽水和雜糧勉強度日。佟麟閣常以“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和“真愛民，不擾民”的道理，勉勵該營官兵，嚴守軍紀，同甘共苦，共度難關。他還帶領全營兵為信陽城區，翻修街道，兩旁值樹，造福於民。1921年，馮玉祥入陝打敗陝西督軍陳樹藩後，第十六混成旅擴編為陸軍第十一師，佟麟閣在該師第二十二混成旅第一團任營長。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起，馮 玉祥打敗河南督軍趙倜，自任河南督軍後，即擴充和整頓軍隊，編練了兩個補充團，每團兩千人，佟麟閣升為團長，隸屬宋哲元的第二十五混成旅。不久，馮玉祥任陸軍檢閲使，部隊開駐北京南苑。佟麟閣任第二十五混成旅第一團團長，在馮部的“陸軍檢閲使署高級教導團”帶職受訓一年。他勤奮學習，名列前茅。每日課畢，仍然不顧疲勞地處理團務，受到好評。1924年，佟麟閣升任陸軍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長。

馮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發動北京政變，佟麟閣前往增援。孫嶽部攻取保定，一戰而擊潰曹部，使得徐永昌、龐炳勳兩部合圍保定，迫使曹世傑開城投降。10月24日，馮玉祥抵京，決定組織國民軍。佟麟閣任該軍第十一師二十一混成旅旅長。1925年蘇聯顧問來到國民軍，擴大編制，把步兵編為十二個師。佟麟閣升任第四師師長。

奉軍郭松齡因不滿張作霖勾結日本，率部起義，密約馮玉祥聯合反張。馮玉祥命令佟麟閣第四師與宋哲元進攻熱河。佟麟閣在佔領灤河後。馮玉祥任命他為灤河防守副司令（司令為鄭金聲）。12月，佟麟閣又參加天津戰役，消滅奉系軍閥李景林。

1926年，段祺瑞等藉口國民軍“赤化”，組織討赤聯軍，糾集五十餘萬之眾分五路向國民軍進攻。4月15日國民軍被迫撤出北京，主力退守南口附近。此時馮玉祥已赴蘇聯考察。由張之江任國民軍總司令。佟麟閣任國民車第十一師師長。該師轄第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旅。佟麟閣與劉汝明的第十師防守南口，青龍橋、延慶一帶陣地，張作霖、吳佩孚聯介山西閻錫山等集中優勢兵力，配備坦克、鋼甲車新式武器，向第十一師與第十師發起猛攻，戰事持續半年之久。

佟麟閣在接受防守南口、延慶方面的任務後，即召集有關人員研究作戰方案。他對形勢的分析是：第一，吳佩孚等倒行逆施，早巳引起國人公憤。這一次時赤，師出無名，得不到老百姓的擁護。第二、吳佩乎、張作霖、閻錫山三家是合股公司，各有各的打算。打了勝仗，他們能夠暫時湊合在一起，一旦打了敗仗，就會出現矛盾，甚至於各奔前程。第三，南口一帶形勢險要，我們居高臨下，以逸待勞，有制敵取勝的把握。據此只要選好陣地，巧妙地構築工事，善於捕捉戰機，用各種辦法消耗敵人，打擊敵人，完全可以少勝多，堅守陣地。

他詳細察看了地形，經過研究後決定：（一）構築兩個陣地，一真一假，在假陣地設置着軍裝的草人，若隱若現地作瞭望或守備陣地的狀態；用各種粗細樹幹，塗上保護色，偽裝成各種火炮；在其間也配置一定數量的真炮，間或用以向敵人射擊，以迷惑敵人。（二）在陣地前和陣地間的開闊地上設置地雷區和陷阱，阻敵坦克進攻。只要敵先頭坦克觸雷，後面的坦克稍為遲疑的瞬間，則集中炮火向坦克及其後面的步兵轟擊。（三）根據南口有電源的有利條件，在陣地前架設電網兩條：第一條上安裝照明設備，如電網上的燈光熄滅，即知敵人破壞了第一條電網，等到故人進入第二條電網之時，把閘門一開．使來犯的敵人觸電死亡。（四）在主陣地前方三、四十米處，依據地形情況構築強固的地堡羣，在每個地堡裏配備兩挺機槍。（五）敵人如果同時開出三、四列鋼甲車向我陣地轟擊，我利用居高臨下的有利地形，用四十噸的車皮滿裝石子，由青龍橋車站迅速滑下，兩車相撞，使敵人車毀人亡。

在作戰中，佟麟閣靈活地運用戰術打擊敵人：有時乘敵人不備突然出擊；有時摸清敵人作戰規律派人伏擊對方；有時派出部隊佯攻，然後誘敵深入而聚殲之；有時放風説彈藥給養奇缺，待敵人大舉進攻時，即以強人約火力予以殺傷、這些都顯示了他的指揮才能。8月，國民軍終因力量不支，導致南口乒敗。張之江總司令命令佟麟閣和劉汝明兩師西撤。佟鱗閣的第十一師至五原，後進甘肅。

1926年8月，馮玉祥從蘇聯回國，舉行“五原誓師”響應北伐，宣佈全軍官兵加入國民黨。當時，國民軍的楊虎城等部被吳佩孚的劉鎮華部包圍在西安已達八個多月之久，危在旦夕。馮玉祥派出主力，星夜馳援。國民軍第一軍十一師佟麟閣部及吉鴻昌第五軍為先頭部隊，由五原經寧夏至平涼，經那州到乾州，急赴咸陽。先解趙登禹部之圍，爾後進軍西安，擊敗劉鎮華部，解除了西安之圍。

1927年，佟麟閣駐軍天水，兼任甘肅省隴南鎮守使。致力於刷新政治，興辦地區福利，厲行禁煙禁毒，提倡婦女放足，創建學校和孤兒院等慈善事業，深得民心。他為官清廉，常微服出訪，體察民情。有一次他到某縣視察時。該縣不法縣長一向為非作歹，畏懼丟官，競行賄賂，受到嚴詞斥責，即被撤職。他離任之時，紳民送者萬餘家。

佟麟閣性情恬退無竟，喜愛書法。每天寫大字十數篇，除戰爭緊急，從不間斷。因而他的書法，頗有造詣。他的墨寶，有一冊現存北京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抗戰紀念館。

寧漢分裂後，武漢國民政府將國民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任馮玉祥為總司令。5月1日，馮王祥在西安就職，隨後把所部分為五路向河南進軍，第十一師師長佟麟閣為第五路副總司令（司令為石友三）。石、佟率領十一師等部於5月東出潼關，攻佔洛陽、孟津。8日，過偃師時，奉軍援軍至，企圖阻其前進。佟麟閣部憑黑石關之險與奉軍激戰，奉軍不支，向孝義退卻。佟麟閣即與第三路軍匯合追擊之。5月30日，佔領孝義、鄭州。6月1日，佔領開封，與北伐軍唐生智部會師鄭州。爾後在豫、魯兩省與奉、直軍繼續作戰，戰無不勝。1928年1月，國民黨南京政府再次北伐。佟麟閣任第二集團軍第三十五軍軍長兼第十一師師長。轉戰於豫、魯、冀各省，屢立戰功。

同年，佟麟閣率第十一師進駐甘肅河州，被馬仲英包圍。馬仲英系回族，憑藉宗教的有利條件，處處與他為難。他再三考慮，認為動用武力，必然釀成民族爭端，於大局不利，因而處處退讓，致使第十一師蒙受損失。事後，他為自己姑息馬仲英，處置失當，遂引咎辭職。10月，佟麟閣先赴蘭州休息，一度解甲歸田，回原籍高陽縣邊家塢村居住，侍奉雙親。邊家塢村水質不好，遇上千早年頭，鄉親連苦水也難喝上。佟麟閣為了鄉親，挖井三眼。自此，大家才吃上甜水。直至今日，仍有一門井可供使用。過年時，他對凡吃不上餃子的鄉親，每户接濟三塊銀元。鄉親缺乏畜力耕地，他就買了一頭牛，每天餵飽後，拴在門外樹上，供鄉親使用。他還辦下一所小學，派人到高陽縣城買回——車直貢呢，給每個學生縫製一身新衣服。

1929年1月，南京國民政府召開整編會議，馮玉祥的第二集團軍為第二編遣區轄十二師。佟麟閣重被啓用，任整編以後的第十一師師長。

1930年中原大戰期間，佟麟閣奉馮玉祥之命，在西安建立新一軍，任軍長兼第二十七師師長，負責召集西北軍舊部，招募新兵，積極訓練，鞏固後方。

佟麟閣善於練兵，馮五祥曾稱讚“佟善練兵心極細”。他常講述歷代民族英雄的事蹟，以培養官兵愛國愛民的精神。他説：“我們是為老百姓看家護院的。我們吃的、穿的、用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換來的。我們的父母、兄弟、姐妹都是老百姓。我們只有保護老百姓的責任，絕不能有騷擾他們的行為。老百姓的一草一木，淮也不能強取擅用，否則就是擾民，就要受到紀律處分。尤其在戰爭時期，我們需要老百姓幫助的地方很多。如有所需求，一定要和顏悦色地商量；買東西要按價付錢；借東西要打借條，用後歸還，損壞賠償，這是西北軍的紀律。不能以為手中有槍，就橫不講理。‘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我們脱離了老百姓，什麼事；情也辦不成。”

他要求官兵之間，親如手足，情同骨肉，他經常與士兵接近，瞭解他們在想什麼。如一旦發現士兵有飲食減量或夜不安眠的情況，就要查明是偶然患病還是接到家信，情緒不安。弄清真象之後，對患病的就醫治，家庭有困難的就救濟，務使士兵安心服役，還重視士兵的文化和技能教育，要求不識字的士兵，在二三年內務必達到能自己寫信、能讀書報的水平，並學會一些生產技能，以便退役後的生活。

他要求軍官，不但要精通技術，還要有一定的理論知識；要在現場親自指揮訓練，切不可把日常操課委之於下級。他的舊部佟澤光回憶説：“佟將軍在二十五混成旅任團長時，曾在野外召集各級軍官親自作各種示範動作。那一次我也參加了。他作了瞄準、投彈、射擊、利用地形地物等各種基本動作。他一面講解要領，一面作示範。不但動作準確，而且所講要領，深入淺出，大家都聽得懂。他作完了示範動作以後，就讓大家練習，然後找出各種類型的軍官加以評比，效果良好。我還記得他講評中的一段話，他説：只有平時把部隊訓練好，戰時才能殺敵致勝。如果訓練時鬆鬆垮垮，到了作戰的時候，無異把一羣穿着軍裝的老百姓弄到戰場上去送死。藝高膽大，一個優良的射手，遇到有十個敵人在距離他二百米處向他猛撲過來，他能夠毫不畏懼。因為在戰地跑步，二百米的距離需要一分鐘。一分鐘時間內可以射擊十發子彈。這十發子彈彈無虛發，十個敵人就可以全部被消滅，還怕什麼呢！”

在訓練和作戰時，佟麟閣做到有功必賞，有過必罰。他對於犯錯誤的官兵，打破西北軍的慣例，一向不準肉體懲罰。官兵的問題嚴重，但沒有觸及刑律，便責令他們在適當的場合檢討，並提出個人改進措施；凡能認識錯誤並決心改正的，就不追究；對於官兵的一般錯誤，主張私下規勸，不再公開批評。

當西北軍在中原瓦解及蔣軍分遣數路輕快部隊疾馳入陝時，佟麟閣雖兵員不足一師，武器奇缺，仍表示願意固守西安。後方總司令劉鬱芳命令佟麟閣率部到三原集中。佟部於當日傍晚陸續離開西安。不料行至草灘時，驟降暴雨，徹夜不停，河水暴漲，新架橋樑亦被洪水沖垮，被阻於涇河以南。佟麟閣百般鼓勵官兵，盡力設法強渡。翌晨雨雖暫停，而沿途泥濘不堪，行動遲緩，受阻於蒲城。佟得到情報，楊虎城部已抵潼關。行軍必經之大荔亦為楊部據守。在這進退維谷之際，楊部的團長趙壽山來與劉鬱芬聯繫，表示負責護送過黃河，而以劉所屬部隊交楊虎城收編為條件。佟麟閣遵劉鬱芬的命令，交出二十七師。然後由楊的團長段象五護送劉等渡河入晉。佟麟閣由陝入晉後，住於陽泉。不久，他與馮玉祥一同住在峪道河過着隱居生活，每天與馮一起讀書練字，探討軍事政治鬥爭的經驗教訓，並聆聽進步人士和共產黨人的講課。他們有時也上山打獵，過着清閒的生活。

1932年8月，宋哲元任察哈爾省主席。佟麟閣受宋的邀請擔任察哈爾省警務處長兼領張家口公安局局長。他見軍警往往不遵法令，拘押人民，濫行處罰，便頒發禁令，嚴飭各縣局，遇有案件，非法律所規定的，一概不準處罰，作弊者一律嚴辦。並通過招考，挑選外事警官；整理警官補習所，自兼所長，訓練男女軍警二百七十六名，造就警材。不久，宋哲元奉命率部赴冀東集結待命，委託佟麟閣代理察省主席兼張家口警備司令。張家口地當塞外，奸細浪人潛伏，伺隙窺發，但懾於將軍威武．不敢蠢動，半壁河山得以安全。一天，他帶領他的幾個孩子騎馬列賜兒山，坐在山坡上，遙望東北，頓感祖國江山破碎；深沉地慨嘆説：“現在如果多幾個岳飛這樣的人，小日本哪敢這樣猖狂?”不久．他便在張家口修建岳飛廟一座，勉勵軍民以岳飛為榜樣，精忠報國。振奮民族精神，保衞國土。

是年5月，馮玉祥通電全國，號召進行武裝抗日。在此之前，馮玉祥於1932年10月由山東泰山到張家口找佟麟閣磋商組織同盟軍等問題。佟夫人因事先不知，未作準備，問如何接待馮先生。佟麟閣説：“還是照舊用小米麪窩頭，外加大蘿蔔鹹菜招待他。”馮玉祥吃得很香甜，並誇獎説：“你不愧是我的好部下，做了大官還沒丟失農民的本色。”　馮玉祥告知此來是決心走武裝抗日道路的意圖時，佟麟閣極表擁護。從此，他們共同策劃，為救亡圖存，作積極準備。當馮玉祥與佟麟閣會商組織抗日同盟軍時，佟麟閣興奮地揮筆書寫王昌齡的《出塞》詩句：秦時明月漢寸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以示決不准許日本鬼子跨越長城一步。

1933年5月23日，日本關東軍參謀長小磯國昭向路透社記者發出狂妄叫囂：“為保衞‘滿州國’西境安全，日軍有進駐張家口之必要。”察省形勢，益行危急，察哈爾省民眾抗日同盟軍總司令馮玉祥子26日發表抗日通電。

同日，佟鱗閣、高樹勳等十四名將領在張家口聯名通電，響應馮玉祥的號召，參加抗日同盟軍。內稱：奉讀宥電，慷慨陳詞，抑鬱精神，大為振奮，表示今後願在馮總司令領導之下，團結民眾，武裝民眾，誓以滿腔熱血，灑遍疆場，保我河山，收復失地。

馮玉祥任命佟麟閣為抗日同盟軍第一軍軍長，仍代理察省主席。第一軍轄四個師及一個獨立旅，這是支抗日同盟軍的基本隊伍。在6月15日召開的抗日同盟軍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成立了同盟軍軍事委員會，選舉了委員三十五人，常委十一 人，佟麟閣是委員和常委之一。

6月20日，佟麟閣、吉鴻昌、方振武等二十六名將領聯名通電錶示：為民族生存而戰鬥，應民眾要求而奮起，敢對國人一掬肺腑。凡與敵人同一戰線者皆為吾仇。並宣佈：重整義師，剋日北指，克復察省失地，再圖還我河山，……四省不復，此心不渝。佟麟閣積極與北路前敵總指揮吉鴻昌，北路前敵總司令方振武等密切配合，並派出第一軍的第二師受吉鴻昌指揮，出兵張北，猛烈攻擊敵偽軍，先後收復康保、寶昌、沽源，又乘勝挺進，7月12日克復多倫。共擊斃日軍茂木騎兵第四團及偽軍李華岑等千餘人。抗日同盟軍軍威大振。佟麟閣在此期間，治軍理政，運籌帷幄，籌備軍需，安定後方，出版《國民新報》，宣傳抗日主張，組織民眾武裝，擔任前方運輸，救護傷員，收容難民，殫精竭慮，甚獲察省軍民的愛戴。

對日作戰，加上蔣介石、何應欽的軍事壓迫，使抗日同盟軍腹背受敵。察哈爾省地瘠民貧，補給也極其困難。馮五祥迫不得已，乃於8月5日發出通電，把收復國土，交渚國人。15日離開張家口。至此，深為日寇所恐懼的察哈爾省民眾抗日同盟軍不幸夭折。

抗日同盟軍被迫撤銷後，宋哲元回察主政。佟麟閣深感抗日之志未遂，而山河破碎，國運垂危，不勝悲憤，於是退居北平香山寓所，與家人團聚，奉養雙親。寄情於研讀聖經、周易，寫字、攝影、打獵，以待報國時機。

在隱退期間，宋哲元再三敦請佟麟閣出山，負責軍事。第二十九軍的師長馮治安、趙登禹、張自忠、劉汝明等亦聯袂相邀。此時幹津大學生和人民羣眾的抗日救亡運動，在共產黨的號召下，日益激昂。佟麟閣感到抗日救國之日到來，於是欣然出山。回任第二十九軍副軍長兼軍事訓練團團長（教育長為張壽齡），還兼大學生軍訓班主任，住南苑二十九軍軍部，主持全軍事務。整軍經武，夙夜匪懈。他曾對人説“中央如下令抗日，麟閣若不身先土卒行，君等可執往天安門前，挖我兩眼，割我兩耳”。聲情激越，聞者熱血沸騰。全國有志抗日救國青年，慕將軍堅決抗日的聲譽，或跋涉千里，或從海外歸來，有的就是抗日同盟軍的幹部和共產黨員，都來參加第二十九軍，入軍事訓練團受訓。

宋哲元負責維持冀察政局，被外敵內奸威脅引誘，進退兩難，窮於應付，便借為父親修墓和養病為名，幹1937年2月底離幹，而以佟麟閣代理軍長職務，直接負軍事指揮之責。佟麟閣身負二十九軍指揮重任，乃時時以國家處境之危，二十九軍責任之重，教育官兵，使明戰伐，他還隨時將敵我情況報告中央和馮王祥（這時馮玉祥在南京任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使上下無所隔離。他與馮治安、趙登禹、張自忠、劉汝明諸師長精誠團結，以共同禦敵，二十九軍將士之所以拚命赴敵，多得力於佟麟閣的明恥教戰。

1937年7月6日，日軍駐豐台的清水節郎中隊，全副武裝，要求通過宛幹縣城到長辛店地區演習。宛平第三十七師駐軍不許，相持達十餘小時。二十九軍當即作了應變準備，嚴陣以待。至晚，敵始退去。7日夜間，日軍一箇中隊突然向蘆溝橋守軍發起攻擊。佟麟閣代軍長立即命令三十七師一一○旅旅長何基灃自衞還擊。該旅吉星文團金振中營遂奮起抵抗。蘆溝橋的槍聲，響徹了大地，全民族的八年神聖抗戰，從此開始。

二十九軍全體將士對日寇的猖狂進犯，皆怒不可遏，爭請殺敵先登；僅個別徘徊於和戰之間，猶豫不定。佟麟閣力排干擾，主張萬眾一心，痛殲日寇，守衞疆地。他在南苑召開的軍事會議上慷慨陳詞：“中日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日寇進犯，我軍首當其衝。戰死者光榮，偷生者恥辱；榮辱繫於一人者輕，而繫於國家民族者重。周家多難，軍人應當馬革裹屍，以死報國。”與會者一致擁護，請纓殺敵，佟麟閣以軍部名義向全軍官兵發佈命令：凡有日軍進犯，堅決抵抗，誓與蘆溝橋共存亡，不得後退一步。

7月7日，盧溝橋戰鬥，8日上午10時稍停。11至12時，日軍兩次向蘆溝橋發炮一百八十餘響，蘆溝橋車站附近被敵佔領。同時敵人又由永定河東岸向西岸進攻。企圖強奪蘆溝橋。橋西金振中營守軍一個排，頑強戰鬥，全排壯烈殉難，宛平城西門城樓某連長見之，怒火滿腔，不待命令，即派兵一排，手持大刀，飛速馳援，一遇日軍，舉刀就劈，殺得鬼子鬼哭狼嚎。當時《北平時報》登載一篇文章説：“佟副軍長善冶軍。二十九軍紀律嚴明，勇於作戰。而於老百姓則秋毫不犯，佟將軍訓練之力也。當七七後，軍士於烈日下守城，每一隊前，置水一桶，用開水以止渴。商民感激欲泣，競獻西瓜，堅卻不受。對老百姓恭而有禮，殺敵則勇猛無倫，堪稱模範軍人。”

7月12日，《世界日報》以《日賊侵犯宛蘆，被我軍擊退；廿九軍之大刀隊大殺日賊》為標題，報道二十九軍戰果如下：

（一）11日，日軍二百多名，進攻大王廟，被宋部大刀隊迎頭痛擊，血肉相搏，此隊日軍被砍斷頭顱者三分之一，人心大快。

（二）日軍新開到之援軍，昨日圖攻南苑（在北平南六公里，為中國空軍根據地）。二十九軍大刀隊急向日軍衝鋒，相與肉搏，白刃下處，日軍頭顱即落，遂獲大勝，日軍向豐台退卻。

（三）日軍前鋒，昨擬沿鐵路橋攻過永定河。華軍對河隱伏，不發一槍，迨日軍行近，大刀隊突起，揮刀大殺，日軍頭顱隨刀而下。後路日軍大亂，紛紛潰退，華軍即用機關槍掃，日軍傷亡無數，兩軍肉搏，歷二小時之久。

二十九軍大刀隊，從喜峯口戰役到蘆溝橋抗戰。屢建奇功，材赫有名。上海從事救亡運動的著名音樂家麥新（共產黨員）為他們所感動，便於了月譜寫出歌頌二十九軍大刀隊的戰歌《大刀進行曲》，它鼓舞着億萬軍民在八年抗戰中英勇殺敵，今天仍為軍民所喜歡的愛國歌曲：其原詞為：“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二十九軍的弟兄們！抗戰的一天來到了！抗戰的一天來到了！前面有東北的義勇軍。後面有全國的老百姓。咱們二十九軍不是孤軍。看準那敵人，把它消滅！衝啊！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殺！”

11日，日本政府任香月清司為華北駐屯軍司令。中日兩軍在蘆溝橋一帶戰事不斷。

此時，藉口避住山東原籍的宋哲元返回天津後，又受到日方壓迫和漢奸包圍，妄重和議，欲求苟全。佟麟閣目睹危機即發，事不宜遲，急電宋哲元，陳述利害，清其返平坐鎮，免為滓沽眾人出賣。不料秦德純等人與日談判簽訂了停戰協定。宋哲元輕信秦等説日本決心把此次事件作為“地方化”、“就地解決”的“不擴方針”，於12日發表了力主“和平”解決的看法和主張，承認了秦德純所簽訂的停戰三項協定。19日，宋哲元由津返平後，仍幻想和平，竟下令打開封閉的城門，撤除防禦沙包等。佟麟閣力持不可，説：“軍長苟有不便，請回保定，以安人心。平津責之麟閣。如敵來犯，我決以死赴之，不敢負託。”宋從佟請，決心抗敵，於是急凋趙登禹師星夜來北平增強防務。

27日，宋哲元通電錶示：日人欺我太甚，不可再忍，拒絕日方一切無理要求，為國家民族生存而戰。同閂宋哲元令南苑二十九軍軍部遷入北平。佟麟閣在生死存亡關頭，不願離開，決心與南苑官兵和軍事訓練團的學員、大學生軍訓班的學生等一同死守南苑。而由副參謀長張克俠帶領軍部人員進城。

同日，敵人由廊坊進犯團河，由通縣、豐台凋集陸空軍於28日進攻南苑。當時南苑守軍有二十九軍衞隊旅、騎兵第九師留守的一部、軍事訓練團、平津大學生軍訓班等共五千餘人。佟麟閣誓死堅守。他説：“既然敵人找上來，就要和它死拚，這是軍人天職。沒有什麼可説的。”日寇集中火力，剛步炮射擊、飛機狂炸，戰鬥激烈。守軍雖炮械較敵為劣，但士氣卻異常高昂，爭奪由拂曉至過午，雙方傷亡均慘重。戰鬥中忽報大紅門義發現敵人。佟麟閣恐敵截斷北路，乃分兵親往堵擊。因寡下敵眾，部隊被敵四面包圍，只能利用地形，繼續與敵苦戰。佟轔閣在指揮右翼部隊向敵突擊時，被敵機槍射中腿部，部下勸他稍退裹傷，他説：“情況緊急，抗敵事大，個人安危事小……”執意不肯，益奮勇當先。官兵感泣，拼命衝殺，此戰慘烈，死亡忱籍。日軍見久玫不下，便派飛機前來助戰，在敵機的狂轟濫炸中，帶傷指揮作戰的佟麟閣頭部又受重創，終於不幸壯烈殉國，時年四十五歲。

佟麟閣將軍是中國民族抗日中為國捐軀的第一位高級將領，他的遺體，由中國紅十字會、冀察政委會外交委員會秘書歐秋夫率警卒十餘人於7月29日在大紅門尋獲。佟將軍全身浴血，兩目模糊難辨。忠骸運回北平城內，佟夫人及其子女含悲收殮，隱姓埋名，寄厝於雍和宮附近柏林寺。老方丈仰慕將軍為國獻身精神，保守寄柩秘密，直到抗戰勝利。

佟麟閣事父母極孝。父母有病，必親奉湯藥，休假必回家看望雙親。但自“七·七事變”以後，他為國而忘家，雖南苑與北平城內寓所近在咫尺，從未返回。激戰前，其父病重，家人多次促其歸省。他揮淚寫信給夫人彭靜智説：“大敵當前，此移孝作忠之時，我不能親奉湯藥，請代供子職，孝敬雙親。”

佟麟閣殉國時，父母均在堂，下有子女六人。佟夫人將佟麟閣陣亡事瞞過雙親，每日強顏歡笑，只説將軍南下抗戰，安慰二老；二老念子甚，日倚門望歸，夫人乃偽擬家書，以釋憂懸。

1937年7月31日，國民政府發佈褒恤令，追贈佟麟閣為陸軍上將，生平事蹟，宣付史館，以彰忠烈。

毛澤東同志對佟麟閣的獻身精神給予很高的評價。他在1938年3月12日延安紀念孫總理逝世十三週年及追悼抗敵陣亡將七大會上的演説詞中説佟麟閣等人“無不給了全中國人以崇高偉大的模範”。

1979年8月1日，中共北京市委統戰部發出通知，定佟麟閣為抗日陣亡的革命烈士。北京市人民政府為佟將軍修墓立碑，一米多高的漢白玉碑上鐫刻着“抗日烈士佟麟閣將軍之墓”十一個黑色大字。1980年7月28日，北京市政協和北京市民革在香山舉行掃墓儀式，隆重紀念佟麟閣殉國四十三週年。

1985年8月13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抗日戰爭紀念館開館。館內展出了佟麟閣的遺像、史料、墨寶等，並有塑像一尊，以供人們參觀和永遠紀念。

⒈中央如下令抗日，麟閣若不身先士卒者，君等可執往天安門前，挖我兩眼，割我兩耳。

⒉凡是日軍進犯，堅決抵抗，誓與盧溝橋共存亡，不得後退一步。

⒊情況緊急，抗戰事大，個人安危事小。

⒋釁終將不免，我二十九軍首當其衝。戰死者榮，偷生者辱。榮辱繫於一人者輕，繫於國家民族者重。國家多難，軍人當馬革裹屍，以死報國。

2022年，入選首都功能核心區傳統地名保護名錄（街巷衚衕類 第一批）。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