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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軍

(直係軍閥的軍事武裝力量)

鎖定
直軍為北洋軍閥的軍事武裝力量之一,因其首領馮國璋直隸省人,故名直軍。
1917年7月,在粉碎張勳復辟後,直系馮國璋以副總統身份代理大總統職務,1919年12月,馮國璋病逝,由曹錕吳佩孚繼任。1920年聯合奉系打敗皖系,控制北京政府,軍事勢力控制華北、華東、中原地區。不久直奉矛盾尖鋭,1922年爆發第一次直奉戰爭,直系獲勝,吳佩孚聲望如日中天。曹錕在1923年選舉成為大總統。1924年9月皖系殘餘勢力聯合奉系挑戰直系,先爆發齊燮元盧永祥江浙戰爭,繼而引發第二次直奉戰爭,因馮玉祥臨陣倒戈,吳佩孚功敗垂成,退出北京。1926年國共合作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吳佩孚和孫傳芳先後被北伐軍擊敗,直軍至此消亡,大部分被收編或遣散。 [1] 
中文名
直軍
外文名
Zhili Army
所屬派系
直係軍閥
首    領
馮國璋曹錕吳佩孚
主要將領
孫傳芳馮玉祥王佔元于學忠齊燮元
勢力範圍
直隸、江蘇、江西、湖北等
分    支
西北邊防軍東南五省聯軍
參與戰爭
直皖戰爭直奉戰爭浙奉戰爭、北伐戰爭

直軍發展歷史

直軍 直軍
1916年袁世凱復闢帝制失敗後,在英、美帝國主義支持下,以馮國璋為首的直係軍閥(因馮為直隸河間人而得名)集團正式形成,主要控制蘇、鄂、湘、直、贛等省。同年10月馮國璋就任北洋政府副總統兼江蘇都督,乘機擴張直軍勢力。1917年直軍首領曹錕任兩湖宣慰使兼南征軍第一路總司令,在率軍征討孫中山領導的南方護法軍中進一步擴張直軍勢力,計1個師(第3師)、4個混成旅、3個補充旅和1個衞隊旅。1919年,馮國璋死,曹錕、吳佩孚繼起成為直系首領,並與奉軍張作霖結成反皖七省同盟。1920年吳率直軍主力第3師及3個混成旅從湘南撤防北上,進入河南境內。7月組成討逆軍,吳任前敵總司令,王承斌任副總司令,進行直皖戰爭,在奉軍支援下打敗皖軍。直皖戰爭後直軍再次擴充,除嫡系7個師、5個混成旅,加上依附於直系的軍隊,共18個師、18個混成旅,約20萬人,佔據北方和長江流域大部分地區。1922年4月,曹、吳動員直軍12萬人,組成西、中、東3路大軍,進行第一次直奉戰爭。戰勝奉軍後,勢力又一次擴張。隨即內部分裂,形成以曹錕為首領的保(習稱保定派)派和以吳佩孚為首領的洛(習稱洛陽派)派。1923年,曹錕在保派支持下賄選總統成功;吳佩孚則推行“武力統一”政策,不斷對川、湘、閩、粵等省用兵,擴張直軍地盤與勢力,至1924年擴充至陸軍21個師(含2個川軍聯直師)、17個混成旅,共25萬人。同年9月,在蘇、閩、粵、皖、贛等省的直軍發動江浙戰爭,打敗皖軍,將勢力擴張至浙江及淞滬地區。同時,曹、吳動員組織直軍近25萬人,組成第1~第3路軍、10路援軍及海軍渤海艦隊、空軍4個隊(飛機70餘架),進行第二次直奉戰爭。其間,馮玉祥率部從熱河前線回師北京,發動北京政變,推倒賄選總統曹錕,所部改稱國民軍;直軍潰敗,吳率殘部3000餘人南逃至湖北黃州及湖南嶽陽等地徐圖再起。這時,直軍地盤只剩浙、贛、閩、鄂四省。1925年,吳部又恢復至6個師、4個混成旅及河南保衞軍16個軍,共20萬人,以鄂、豫和京漢鐵路(北京―漢口)沿線為基地。在直軍中獨樹一幟的孫傳芳,自任五省聯軍總司令,聯合浙、閩、蘇、皖、贛等省直系軍隊,共計20個師、24個旅(含混成旅),約20萬人。1926年6月,吳將所部組成討賊聯軍第1~第4軍,聯合奉軍進攻國民軍。北伐戰爭初期,吳佩孚統領的直軍大部被殲;孫傳芳的五省聯軍在閩、贛戰敗。1926年底,孫擁戴張作霖為安國軍總司令,將所剩部隊編入安國軍系列,繼續同北伐軍對抗。在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發動的第二期北伐中,孫殘部被擊敗。 [2] 

直軍派系分化

直軍是直係軍閥的部隊,主要分為馮國璋所屬直軍,曹錕所屬直軍和吳佩孚所屬直軍。
舊直系
北洋軍閥嫡系分支,掌控長江流域數個富庶省份。
首領:馮國璋。
核心人員:李純、王佔元、陳光遠、曹錕、蔡成勳、陸建章等。
府院之爭中,馮國璋為段祺瑞所迫,辭去副總統一職,返回故里,不久病逝。後同派系曹錕、吳佩孚崛起,舊直系人員均被整合同化。
新直系
北洋軍閥嫡系分支,源於北洋第三鎮,馮死後,曹錕、吳佩孚成為新任領袖,並先後擊敗皖系,奉系,開創直系時代。
首領:曹錕(津保派),副首領:吳佩孚(洛派)。
核心人員:馮玉祥、王承斌、齊燮元、蕭耀南、孫傳芳、張福來等。
第二次直奉戰爭中,新直系為奉系擊敗,退出中樞;吳後借魯豫戰爭再起,但又為北伐軍及奉系夾擊,派系瓦解。
國民軍系
新直係軍閥分化演變而來,北京政變後崛起。
首領:馮玉祥(一軍)、胡景翼(二軍)、孫嶽(三軍)等。
核心人員:鹿鍾麟、張之江、宋哲元、韓復榘、嶽維峻(二軍)、李雲龍(二軍)、徐永昌(三軍)、方振武(五軍)等。
魯豫戰爭中,二軍瓦解;國奉戰爭中,國民軍系遭重創,被迫退往綏遠;後馮五原誓師,借北伐戰爭再起,派系蜕變為國民黨西北軍系。
東南五省聯軍
北洋軍閥嫡系分支,由東南五省直系殘餘及地方武裝組成,核心為北洋第二鎮。為北洋後期勁旅。首領:孫傳芳。
核心人員:周蔭人、盧香亭、陳調元、鄭俊彥、鄧如琢等。
北伐戰爭中,遭重創,被迫依附奉系;二次北伐中,再次被擊潰,派系遭瓦解。 [3] 

直軍編制序列

馮國璋時期
直屬中央軍編制序列(1916.10)
第1師 師長 蔡成勳 第1混成旅 旅長 潘鴻鈞
第2師 師長 王金鏡 第2混成旅 旅長 孔繁霨
第3師 師長 吳佩孚 第3混成旅 旅長 陳光逵
第6師 師長 齊燮元 第4混成旅 旅長 張錫元
第8師 師長 傅良佐 第9混成旅 旅長 丁效蘭
第11師 師長 李逵元 第12混成旅 旅長 黃國棟
第12師 師長 陳光遠 第13混成旅 旅長 李炳之
第13師 師長 李進才 第14混成旅 旅長 董崇仁
第15師 師長 劉詢 第15混成旅 旅長 管金聚
第16師 師長 王廷楨 第16混成旅 旅長 馮玉祥
第18師 師長 王佔元 第21混成旅 旅長孫傳芳
第20師 師長 範國璋 第74混成旅 旅長 陳調元
第75混成旅 旅長 方更生 第76混成旅 旅長 張仁奎
曹錕時期
直系中央軍編制序列(1917.9)
直係軍閥直魯豫巡閲使曹錕
巡閲副使吳佩孚
第1師師長蔡成勳 第1混成旅旅長潘鴻鈞
第2師師長孫傳芳 第2混成旅旅長伍鬱慶
第3師師長吳佩孚 第3混成旅旅長張之傑
第6師師長齊燮元 第4混成旅旅長張錫元
第8師師長王汝勤 第7混成旅旅長張之江
第9師師長董政國 第8混成旅旅長李鳴鐘
第11師師長馮玉祥 第9混成旅旅長陳光逵
第12師師長周蔭人 第12混成旅旅長葛樹屏
第13師師長王懷慶 第13混成旅旅長馮玉榮
第14師師長靳雲鶚 第14混成旅旅長時全盛
第15師師長彭壽莘 第15混成旅旅長孫嶽
第18師師長盧金山 第16混成旅旅長曹士傑
第19師師長楊春普 第17混成旅旅長張聯升
第20師師長閻治堂 第18混成旅旅長於學忠
第23師師長王維城 第21混成旅旅長王都慶
第24師師長張福來 第22混成旅旅長王鴻恩
第25師師長蕭耀南 第25混成旅旅長宋哲元
第26師師長曹鍈 第26混成旅旅長田維勤
吳佩孚時期
吳佩孚直屬部隊編制序列(1922年)
兩湖巡閲使吳佩孚 第3師師長吳佩孚
第8師師長王汝勤
第3師師長靳雲鶚
第3師師長閻治堂
第3師師長楊清臣
第3師師長田維勤
若干獨立團
吳佩孚十四省討伐軍部隊編制序列(1925年11月)
鄂軍湖北督軍蕭耀南
中央陸軍第8師師長劉玉春 中央陸軍第13混成旅旅長
中央陸軍第14師師長高汝桐 湖北陸軍第1師師長李大儒
中央陸軍第18師師長盧金山 湖北陸軍第2師師長劉佐龍
中央陸軍第25師師長陳嘉謨 第1混成旅旅長孫建業
中央陸軍暫編第5師師長張聯升 第2混成旅旅長夏鬥寅
中央陸軍暫編第7師師長王都慶 湖北陸軍暫編第4師師長陳德麟 [4] 
西北邊防軍
馮玉祥國民軍第1軍編制序列(1924年10月)
第一軍 軍長 馮玉祥
第1師 師長 鹿鍾麟
第1旅 旅長 韓復榘
第2旅 旅長 過志綱
警備第1旅 旅長 劉汝明
警備第2旅 旅長 門致中
第2師 師長 劉鬱芬
第3旅旅長 孫良誠
第4旅 旅長 張維璽
第3師 師長 鄭金生
第5旅 旅長 宋慶林
第6旅 旅長 李西峯
第4師 師長 宋哲元
第21旅 旅長 佟麟閣
第22旅 旅長 陳毓耀
衞隊旅 旅長 馮治安
炮兵旅 旅長 孫連仲
騎兵第1旅 旅長 張之江
騎兵第2旅 旅長 王鎮準
察哈爾第1混成旅 旅長 魏福生
軍官教導團 團長 段其澎
機炮團 團長 徐廷瑗
騎兵教導團 團長 王鎮準
1924年11月15日,段祺瑞臨時政府成立。國民軍第1軍除控制北京及其附近各縣外,取得了察哈爾和綏遠兩特別區的地盤。又將察哈爾都統張之江節制的劉天山暫編第5混成旅、葛金章中央第7混成旅,後合編為第5師;綏遠都統李鳴鐘節制的石敬亭暫編第4混成旅、石友三中央第8混成旅,劃歸其建制。
11月26日,通電取消國民軍名義,並宣佈自己解除國民軍總司令一職。1925年1月,馮玉祥在張家口就任了執政府的西北邊防督辦職。此後,國民軍稱為西北邊防軍,簡稱西北軍。 [5] 
東南五省聯軍
五省聯軍部隊:浙軍軍,蘇軍,皖軍,贛軍 [6] 
浙軍
江浙戰爭後,孫傳芳分別收編了盧永祥、陳樂山的北洋軍和浙江地方部隊,並將浙江陸軍擴編為4個師5個混成旅。
浙軍編制序列
浙軍 軍務管理 孫傳芳
第一師 師長 陳儀
第一旅 旅長 石鐸
第二旅 旅長 徐震方
第二師 師長 盧香亭
第3旅 旅長 王淼
第4旅 旅長 李俊義
第三師 師長 周鳳岐
第五旅 旅長 汪鎬基
第六旅 旅長 盛開第
第四師 師長 謝鴻勳
第四混成旅 旅長 張慶昶
第六混成旅 旅長 彭德銓
第七混成旅 旅長 楊鎮東
第八混成旅 旅長 顏景崇
第十混成旅 旅長 孟昭月
獨立炮兵團 團長 張國威
督署衞隊混成團 團長 李寶章
保安隊 統領 夏超
第1隊 統領 吳殿揚
第2隊 統領 劉炳樞
緝私隊 統領 王茂桐
1925年8月,奉軍奪取蘇、皖地盤後,北京執政府任命楊宇霆為江蘇督辦、姜登選為安徽督辦。孫傳芳深感自己處境困難,地位難保,為抵制奉軍南侵,10月,孫傳芳組成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自任總司令。1926年秋,國民革命軍入浙,浙江陸軍第1師師長陳儀,第3師師長周鳳歧先後率部投奔北伐軍,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19、第26軍,陳儀、周鳳岐分任軍長。 [7] 
閩軍
孫傳芳任福建軍務督理時閩軍主要編制序列(1923年)
福建軍務督理孫傳芳
軍務幫辦兼護軍使王永泉
閩北護軍使 周蔭人
陸軍第1師師長張毅任
陸軍第2師師長高義任
陸軍第3師師長王獻臣
陸軍第7旅旅長任定國
陸軍第8旅旅長陳國輝
陸軍第9旅旅長楊漢烈
但為時不長,第7、第8、第9旅均投歸福建建國軍。1924年3月,孫傳芳將皖系的王永泉、臧致平打敗,其殘部由臧致平、楊化昭率領突圍經贛閩邊入浙,投奔盧永祥。同年5月,孫傳芳調任閩粵邊防督辦,由周蔭人任福建督理。周接任後,即對留閩各軍進行整編,除第1、第2、第3師不變外,又將原王永泉部擴編為福建陸軍第1、第2旅。
9月,北京政府任命孫傳芳為浙江軍務督理兼閩浙巡閲使,孫率第1旅入浙,周蔭人又重建第1旅,董勝標任旅長,並新建第3旅,蘇埏任旅長。接着,向不聽號令的民軍興師問罪。12月,圍殲了駐紮泉州、南安的福建陸軍第2師高義部。
1925年初,又相繼新建了第4、第5旅和福建補充旅。此後,周為鞏固自己在福建的統治地位,又對福建各部進行了整編,另以中央陸軍第12師第24旅擴編為第3師;以第12師衞隊旅擴編為第4師。
周蔭人督軍福建時閩軍編制序列
閩軍總司令 周蔭人
第一師師長 張毅
第一旅 旅長 李芳池
第二旅 旅長 田寶琴
第二師 師長 李鳳翔
第三旅 旅長 曹萬順
第四旅 旅長 杜起雲
第三師 師長 劉俊
第四師 師長 孫雲峯
第一旅 旅長 董勝標
第二旅 旅長
第三旅 旅長 蘇埏
第四旅 旅長 張慶昶
第五旅 旅長 吳大洪
補充旅 旅長 蔣啓鳳
海軍陸戰隊混成旅 旅 林忠
1926年10月,何應欽率北伐軍入閩,一舉攻佔永定城,端掉周蔭人的前線指揮部,周率衞隊倉皇逃走。恰在此時,閩軍第2師宣佈戰場起義,並倒戈向其他閩軍攻擊,使閩軍陣腳大亂,不是被殲,就是投降12 月18日,北伐軍進駐福州城。周蔭人率所部北洋軍入浙,與孫傳芳軍會合。 [8] 
蘇軍
1925年8月,奉軍取得蘇、皖地盤後,浙江受到奉軍的直接威脅,為抗拒奉軍繼續南下,浙江督辦孫傳芳組成蘇、浙、皖、閩、贛五省聯軍發動驅奉之戰。戰後,孫傳芳對蘇軍進行整編,共編為4個師又5個旅。以鄭俊彥任蘇軍總司令。
江蘇軍編制序列(1925年底)
江蘇軍 總司令 鄭俊彥
中央陸軍第1師 師長 馮紹閔
中央陸軍第10師 師長 鄭俊彥
江蘇第1師 師長 白寶山
江蘇第3師 師長 馬玉仁
江蘇第1旅 旅長 楊和庚
江蘇第2旅 旅長 李啓佑
江蘇第3旅 旅長 碼登瀅
江蘇第76旅 旅長 張立中
炮兵旅 旅長 魏朝彥 [9] 
皖軍
1925年夏,奉軍侵佔安徽後,北京政府任命姜登選為安徽軍務善後督辦,姜將皖軍編併為3個混成旅。同年冬,孫傳芳起兵驅奉,北京政府改任陳調元為安徽軍務善後督辦。陳率蘇軍1個師入皖後,又將皖軍第1混成旅編並。至此,皖軍由陳調元任總司令。
皖軍編制序列(1925年)
皖軍 總司令 陳調元
第六師 師長 陳調元 兼
第一混成旅 旅長 畢化東
第二混成旅 旅長 馬祥斌
第三混成旅 旅長 王普
補充 旅長 劉鳳圖 [10] 
贛軍
1925年10月,孫傳芳在杭州宣佈成立閩浙蘇皖贛五省聯軍,任方本仁為贛軍總司令。1926年初,馮紹閎率第3師赴江蘇,受孫傳芳改編。3月,鄧如琢起兵驅方本仁,由鄧任江西軍務善後督辦兼贛軍總司令。
贛軍編制序列(1926年初)
中央陸軍第1師 師長鄧如琢(兼)
第一旅 旅長 劉寶題
第二旅 旅長 秦虎宸
中央暫編第6師 師長 楊如軒
第11旅 旅長洪汝鈞
第12旅 旅長 王鴻麟
江西陸軍第1師 師長 唐福山
第一旅 旅長 李鈞
第2旅 旅長 傅應珩
江西陸軍第2師 師長 蔣鎮臣
第3旅 旅長 朱銘恩
第4旅 旅長 王麟慶
江西陸軍第4師 師長 賴世璜
第7旅 旅長 吳建中
第8旅 旅長 謝傑
中央陸軍第9混成旅 旅長 趙俊卿
孫傳芳麾下東南五省聯軍
孫傳芳麾下東南五省聯軍(9張)
江西陸軍第1混成旅 旅長 雲更生 [11] 

直軍參與戰爭

護國運動
1915年12月25日,聖誕節。袁世凱宣佈建立“中華帝國”,年號“洪憲”,行君主立憲政體。
緊接着蔡鍔在雲南宣佈獨立,口號是“反袁護國”,已經誓師出征。
雲南陸軍編成第一、二、三軍。
蔡鍔親率以麾下四千精鋭為主力的第一軍自雲南入川,北上中原。人數是少了點,但這已是蔡鍔能拿出手的全部家當。
從日本匆匆趕回的李烈鈞任第二軍總司令,兵出廣西。説是兵出廣西,實際上只是防備可能來自廣西的攻擊。
雲南境內除蔡鍔外的另一名實力派唐繼堯任第三軍總司令,留守雲南看門。
“護國戰爭”正式爆發!
護國軍起,平亂為重,袁世凱不得不無限期推遲登基典禮。
袁世凱見招拆招,派出三路大軍進攻護國軍,他要以攻代守,以泰山壓頂之勢迅速擊潰護國軍。
第一路、第二路由天津小站出身的少壯派軍官曹錕統率,其中一路由吳佩孚馮玉祥做先鋒,入川進攻蔡鍔的護國軍主力,另一路由北洋第六師(原第六鎮)師長馬繼增率領,過湖南,進攻雲南的護國軍大本營,圍魏救趙,攻敵必救。第三路由龍覲光率領,由廣東出發,借道廣西,配合馬繼增夾攻雲南。
戰鬥首先在四川邊境打響!
朱德率領的護國軍先鋒部隊在棉花坡與北洋軍遭遇,小挫大意輕敵的北洋軍,未來的朱德元帥在棉花坡一戰成名。但北洋軍因此重視起了護國軍,對護國軍來説,局勢並不容樂觀。果不其然,一個月後,兵員不足、彈藥嚴重消耗,綜合實力處於下風的護國軍被迫撤退,由攻轉守。
奇怪的是,曹錕的北洋軍卻按兵不動,並不乘勝追擊,戰事進入相持狀態。曹錕明明佔據優勢,為何休兵不戰?
答案應該離不開如下可能性:
可能性一,以曹錕為首的前線軍官並不支持老上級袁世凱稱帝,但也不想拒絕出兵公然得罪對方,所以在擊退護國軍後,見好就收。
可能性二,為了保存實力。
可能性三,由於日本人介入戰爭,暫時觀望一下。
由於袁世凱一貫的堅定反日立場,尤其是他近年來日益向歐美列強靠攏以制衡日本的政治立場,日本必除之而後快。
因此在護國戰爭開始後,日本內閣就通過決議:為推翻袁世凱政權,日本將大力贊助如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以及宗社黨為代表的反對政治勢力。
勢頭正盛的雲南護國軍,自然也受到了日本人的重點關照。 [12] 
護國運動中吳佩孚取得瀘州、納溪的勝利,並兩次救了曹錕的性命。曹錕感激萬分,並向袁世凱稟報了吳佩孚的功績,吳佩孚被授予陸軍中將。袁世凱在位83天后宣佈取消帝制,旋即一命嗚呼。北洋軍閥遂分為直、皖、奉三大派系,各自為政。 [13] 
護法運動
護法運動是指1917年7月到1918年5月,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為維護臨時約法、恢復國會,聯合西南軍閥共同進行了反對北洋軍閥獨裁統治的鬥爭。
又稱護法戰爭。所謂“護法”指的是護衞《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打倒北洋軍閥專政的虛假共和,重新建立新生共和的民主法統。
1917年7月初,張勳擁清廢帝溥儀復辟,孫中山極為憤怒,即偕廖仲愷、朱執信、何香凝、章太炎等人乘“海琛號”軍艦從上海南下,準備在南方組織武力討伐。但孫中山尚未到達廣州,復辟醜劇即告結束,而重新掌握北京政府大權的段祺瑞卻在憲法研究會的鼓譟下,頑固地拒絕恢復《臨時約法》和召集國會。在這種情況下,孫中山便將鬥爭矛頭直指以段祺瑞為代表的北洋軍閥。17日,孫中山抵達廣州,當晚發表演説,明確提出護法的宗旨是打倒假共和,建設新共和,並呼籲各界奮起為護法而鬥爭。當時控制廣東的兩廣巡閲使陸榮廷為首的桂系軍閥為藉助護法聲浪,確保兩廣地盤,反對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並向湖南擴張勢力,表示歡迎孫中山來粵護法。
1917年10月3日孫中山正式下令討伐段祺瑞等民國叛逆。湘省護法軍組成以程潛為首的湘南總司令部,粵、桂、湘三省護法軍的總目標是會攻長沙。此時,段祺瑞也向北洋軍下達了討伐令,傅良佐任命第八師師長王汝賢為湘南司令、第二十師師長範國璋為副司令,分三路討伐湘南。
1917年10月6日,北洋軍和湘南護法軍在湘潭西倪鋪接戰,護法戰爭正式爆發。南北兩軍在湘南激戰了一個多月。1917年11月14日,直係軍閥王汝賢和範國璋不願為皖系賣命,徑直通電議和,撤離衡山前線。20日護法軍輕取長沙。段祺瑞對湘用兵以制兩廣的計劃宣告失敗,桂系控制了湖南。與此同時,唐繼堯為首的滇係為對抗吳光新率領的入川北洋軍,也組成滇、黔聯軍,與孫中山派往四川的中華革命黨組織的四川國民軍(後改四川靖國軍)相配合,與北洋軍交戰,於1917年12月3日攻佔重慶,趕走了段祺瑞新任命的四川督軍周道剛(1875-?)和四川查辦使吳光新。在其它各省,由中華革命黨和國民黨人領導組建的護法武裝也相繼而起,紛紛宣佈與西南各省一致行動。
北洋軍在湖南的失敗是直、皖兩系矛盾分裂的結果,同時又進一步激化了直皖矛盾。直系首領、代總統馮國璋一直同皖系首 領段祺瑞爭奪北洋派正統地位及北京政府中央大權。護法戰爭打響後,馮企圖藉助西南軍閥勢力對抗皖系,因而暗中主和;且對皖系利用直系軍隊打頭陣的部署深為 不滿,正因此,王汝賢、範國璋二將在前線擅自停戰撤兵,打亂了皖系奪取湖南的戰略部署。對此,段祺瑞極為惱火,憤而向馮國璋提出辭職。馮索性暗示號稱“長江三督”的湖北督軍王佔元(1861-1934)、江西督軍陳光遠、江蘇督軍李純於18日發表聯名通電,主張南北雙方罷兵休戰,和平解決南北問題。1917年11月22日,馮免去國務總理段祺瑞,任王士珍為 國務總理,段祺瑞內閣再次倒台,直皖兩系公開分裂。25日馮國璋頒佈南北停戰令。此舉在護法陣營內部引起不同的反響。孫中山始終堅持護法,反對南北調和, 在1917年11月18日發表對時局的聲明:“舍恢復約法及舊國會外,斷無磋商餘地。”以程潛為首的湘軍將領則要求乘勝攻取岳陽,鞏固護法軍在湖南的勝 利。然而以擴張實力和地盤為目的的桂、滇兩系,在分別控制了湘、川兩省後,便不顧孫中山護法運動的宗旨,很快和直係軍閥妥協。陸榮廷在1917年11月 24日,即馮國璋頒佈停戰令的前一日,就表示贊成“長江三督”的主和通電,帶頭髮起南北停戰。28日又授意廣西督軍譚浩明(1871-1925)以湘粵桂 聯軍總司令名義通令響應馮國璋的停戰令,命護法軍前敵各軍停戰。滇系軍閥則採取兩面派手法,一面慷慨陳詞,表示堅決護法,敷衍孫中山;一面又與陸榮廷沆瀣 一氣,彼此呼應,下令駐川滇軍停戰。
直系的主和政策引起皖系與北洋主戰派的強烈不滿。在段祺瑞及其心腹徐樹錚的策動下,吉、黑、奉、直、魯、晉、陝、豫、甘、新、皖、浙、閩13省督軍代表分別於1917年12月2日和1918年1月5日,連續召開兩次天津會議,強烈要求馮國璋明令討伐西南。馮被迫讓步,於1917年12月15日任命直隸督軍曹錕、山東督軍張懷芝分別為第一、二路軍總司令南下伐湘。18日任命段祺瑞為參戰督辦,皖系干將段芝貴為 陸軍總長,讓皖系重掌中央軍事指揮大權。1918年1月10日,又以參謀部、陸軍部名義下達局部討伐令,令北洋軍進攻湖北荊州和襄陽。1月14日,吳光新率北洋軍攻佔荊、襄。桂系湘軍看到直系屈從主戰派,也向岳陽發動進攻。1月27日護法聯軍攻克岳陽,俘敵1300餘人。如聯軍乘北洋軍兵力集中荊、襄之 機直搗武漢,將會使護法戰爭出現重大轉機。但桂系以保守湘境為滿足,按兵不動,並提出“北不攻嶽,南不攻鄂”為議和條件,從而喪失攻取武漢、會師北伐的大 好時機。南軍奪取岳陽後,北洋主戰派氣勢更兇,脅迫馮國璋於1月30日下達對整個西南的討伐令,命曹錕、張懷芝和張敬堯統率所部分路進兵。2月中旬,各路北洋軍約10萬人分別向湘鄂、湘贛邊界進軍。3月18日,北洋軍“後起之秀”、署理第三師師長吳佩孚(1874-1939,字子玉,山東蓬萊人)率部攻佔岳陽。3月23日,馮國璋被迫重任段祺瑞為國務總理,段立即組織北洋軍大舉南攻,護法軍在湖南戰場接連失利。26日,吳佩孚佔領長沙。北洋政府旋 即任命張敬堯為湖南督軍兼署省長,命吳佩孚等部分左、中、右三路向湘南進軍。4月24日,吳佩孚率中路軍佔領衡陽,湖南大部分地區淪於北洋軍之手。進攻湖 南的第一路總司令曹錕及其部下、署第三師師長吳佩孚本為直系軍人,揮師南下後連克岳陽、長沙、衡陽,戰功最大,而段祺瑞政府竟把湘督兼省長一職授予皖派嫡系張敬堯,使曹、吳大為不 滿,直、皖矛盾再度尖鋭。吳佩孚秉承曹錕意旨,佔領衡陽後即停步不前。5月底,曹錕擅自回師天津。6月15日直系與桂系代表簽訂停戰協定,息戰言和。8 月,吳佩孚通電主和,公開攻擊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實亡國之政策”。直系將領紛紛響應。8月下旬段祺瑞被迫命令前線各軍暫取守勢。
桂、滇兩系軍閥不僅在護法戰爭中勾結直系罷兵議和,破壞孫中山護法宗旨,而且還拉攏國會中的政學會分子和國民黨穩健派破壞護法軍政府,排斥孫中山,企圖攘奪護法運動的領導權。
孫中山看透了西南實力派名為護法、實為爭奪地盤的面目,認識到依靠軍閥不可能達到護法救國的目的,遂於次日離開廣州,前往上海。護法運動宣告失敗。 [14] 
直皖戰爭
直皖戰爭發生於1920年7月14日,是直系曹錕與皖系段祺瑞為爭奪北京政府統治權,在京津地區的對抗。當時曹錕為地方軍區負責人,段祺瑞為民國政府“邊防督辦”,從法律上來説,直皖戰爭是一場地方軍人抗拒中央政府的軍事政變。1919年7月19日直皖戰爭結束,直係軍閥只用了5天時間就將皖系軍閥徹底打敗,段祺瑞辭職。 [15-16] 
直皖戰爭的戰區分為東西兩路。西路在京漢沿線,是主力戰場;東路在京奉鐵路沿線。西路皖軍在直隸涿州、固安、涑水擺開陣勢,14日,以劉詢第十五師為先鋒。向駐高碑店直軍第三師進攻,直軍退出高碑店。同日,東路皖軍由梁莊、北極廟一帶向楊村直軍進攻,直軍在鐵路橋邊架設大炮阻擊,雙方勝負未分。7月16日,由天津開來日本“護路隊”,強迫直軍退出鐵路二英里以外。直軍防線由此被打開一道缺口,皖軍乘虛而人,直軍放棄楊村,退守津郊北倉。7月17日,戰局突然發生重大變化,在西路,吳佩孚率領從高碑店撤出的直軍,向皖軍前敵司令部所在地——涿州、高碑店之間的松林店突擊,皖軍從高碑店敗退,直軍佔領涿州,並向長辛店追擊前進。皖軍劉詢第十五師原為馮國璋的衞隊,屬直系舊部。馮死後該部歸屬段祺瑞管轄,現被迫與直軍作戰,且情況突變,故不戰而退,大部投降,小部逃向北京。7月18日,皖軍前敵總指揮曲同豐向直軍投降。19日,曲密電段祺瑞請依法嚴懲徐樹錚。曲同豐的投降倒戈,使皖軍受到沉重打擊,一潰而不可收拾。東路戰場的皖軍,因西路戰敗,又有奉軍助直作戰,也由勝轉敗。17日,東路總指揮徐樹錚在廊坊得知西路皖軍戰敗,丟掉戰事,匆忙趕回北京。所部失卻統帥,不戰而降。至18日,直皖戰爭勝負已決,皖系失敗,段祺瑞花費巨大代價編練的所謂“邊防軍”,僅四五天的功夫即全軍覆沒。7月19日,段祺瑞引咎辭職。23日,直、奉軍進入北京北苑、南苑。直皖戰爭至此結束。直皖戰爭雙方投入兵力近10萬人,主要是段祺瑞、徐樹錚直接指揮的邊防軍和曹錕、吳佩孚指揮的直軍,而其餘各省兩派軍閥的部隊則基本上未動,戰爭中被消滅的只是邊防軍,各省皖系軍閥的地盤則鮮有變動。直皖戰爭結束後,北京政權為直、奉兩系主要是直係軍閥所控制。 [17] 
川湘鄂戰爭
1921年,為了爭奪湖北地盤,湖南軍閥趙恆惕、四川軍閥劉湘、直係軍閥吳佩孚等相繼以“援鄂”為名率軍進入湖北,進行混戰。
1921年,湘鄂戰爭又起,湖南趙恆惕、夏鬥寅發兵攻襲鄂南,王佔元任命孫傳芳為新嘉蒲通警備司令,率第二師應戰,總司令部設趙李橋車站。孫傳芳派孟昭月及張允朋兩旅在得勝山、鐵山咀、官山口一帶與湘軍對抗,大戰10晝夜,受挫,退而集結於武穴(廣濟)休整。湖北督軍王佔元雖系北洋舊人,但曹錕吳佩孚見王庸懦無能,剋扣自私,早有更換之意;此次抵禦湘軍作戰不利,加以當時財政窘困,餉不以時發,在武(穴)、宜昌、沙市、武昌等地先後激起兵變多起,於是便決計迫王下台。在湘鄂戰爭初起時,曹、吳即發兵援鄂,由吳佩孚親任援鄂總司令,派蕭耀南率二十五師開赴武漢三鎮,第八混成旅旅長靳雲鶚為前敵總司令,率部進駐茶庵嶺。曹、吳名為援鄂,實為驅王,曾有“援鄂不援王”之語。援鄂大軍開往前線,靳雲鶚部向湘軍猛攻,吳佩孚又親自率兵乘兵輪直搗岳陽,湘軍被水陸夾擊,敗退長沙,與吳佩孚議和。 [18] 
吳佩孚在戰勝湖南軍閥趙恆惕後,率軍進攻川軍。從9月18日到27日,直軍在海軍的協助下,先後佔領了南津關、平善壩、南沱溪;10月上旬,又佔領了秭歸、巴東、興山,川軍則完全退入巫山以西。吳佩孚既然已經將川軍趕出湖北,急於安定到手的湖北地盤,對川軍不再窮追。10月下旬,直、川兩軍簽訂了和約。 [19] 
第一次直奉戰爭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直係軍閥和奉系軍閥在中國北方進行的戰爭。1920年直皖戰爭後,直、奉兩系軍閥共同控制了北京政權。後為擴張勢力,矛盾趨於激化,1922年4月上旬,奉軍開入山海關與直軍對峙,29日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奉軍以張作霖為總司令,率領4個師、9個旅,約12萬人,分東、西兩路沿津浦、京漢鐵路向直軍發起進攻,直軍以吳佩孚為總司令,指揮7個師、5個旅約10萬人迎戰。兩軍在長辛店、琉璃河、固安、馬廠等地展開激戰。時僅一週,5月5日,張作霖敗退出關。後經英、美傳教士調停,雙方停戰。
第一次直奉戰爭,按兵力和裝備來説,奉軍勝於直軍。直、奉雙方投人的兵力數量雖相差無幾,但直軍要將1/3以上的軍隊來鞏固後方,無法調上前線,因此,奉軍投入作戰的兵力要勝於直軍;在重武器裝備上,直軍遠不及奉軍。據統計,直軍拼拼湊湊只有一百門大炮,100挺機關槍。奉軍則有大炮150門,機關槍200挺。當時奉軍軍官曾誇口説:“投鞭斷長江之流,走馬觀洛陽之花”。大有兵過長江,馬踏洛城之慨。但是,由於奉軍多是“綠林”匪幫,素質甚差,平時又缺乏協同訓練,因此,雖兵力、裝備優於直軍,而開戰之後卻不見優勢。
奉軍兵分兩路進攻,直軍分三路迎戰。在東路,戰爭沿津浦路進行。開始,奉軍曾進至徐州,受直軍抗擊,乃退去。以後,雙方激戰於靜海至馬廠一線,奉軍先勝後敗,直軍受中路獲勝的鼓舞,又發起猛攻,奉軍死傷眾多。5月7日,兩萬直軍打到軍糧城,奉軍潰敗,被全部繳械,東路戰事結束。在中路,戰爭在津浦路與京漢路之間進行,雙方首先在固安附近展開爭奪戰。奉軍先向固安進攻,雙方激戰,死傷甚多,直軍後退。5月1日,吳佩孚自涿州出發,過永定河,攻克固安。奉軍反攻,發射炮彈數千發,直軍退走。5月2日,直軍又反攻上來,奉軍敗退至距天津50裏處的勝芳橋,千餘人被俘。直軍乘勝追擊,連剋落垡、廊坊,又俘獲千餘人,奉軍在中路亦告失敗。在西路,戰爭沿京漢線及其以東長辛店、琉璃河地區進行,此為主戰場。從4月29日至5月3日,直、奉雙方都捏造戰報,吹噓自己的“戰績”。奉系張作霖每天都有告捷戰報發表;而吳佩孚則隨心所欲地發佈“號外”。雙方大搞“輿論”戰。戰爭爆發的第一天,戰況即異常激烈,兩軍各有屢進屢退,傷亡無計。奉軍以炮火優勢,猛轟直軍陣地,直軍雖訓練有素,勇猛善戰,但因奉軍炮火太猛,不能得手,因而西路直軍一度受挫。30日,吳佩孚親往西路督戰。他派出大批偵探,發現奉軍佈陣上的弱點以後,馬上變更戰略:第一,由炮隊掩護步兵,進行側面攻擊;第二,誘敵開炮,消耗敵軍火力;第三,急調援軍開往西路,配合迂迴攻擊。5月3日晚,吳佩孚探知奉軍炮火已消耗怠盡,乃以大隊直軍猛攻正面,另派奇兵繞道而行,引兵至奉軍後方。4日,直軍徑撲蘆溝橋,使奉軍腹背受敵,奉軍炮彈也告用罄。同時,直軍一個旅又從潼關趕來增援,兼程疾馳,抵達前沿陣地。吳斷下絕令,只能前進,不準後退,並身先士卒,躍馬橫刀。率部隊衝鋒。5日,直軍增援部隊加入戰鬥,直衝到豐台,終於迫使奉軍張景惠部輸城。原來馮國璋舊部的奉軍第十六師倒戈,投降直軍,牽動奉軍全線崩潰,長辛店被直軍戰領。西路奉軍長辛店之敗,牽動全局,奉軍完全失敗,張作霖率殘部由軍糧城逃往灤州,人關時12萬大軍僅剩2萬餘人。
直奉之戰,各自準備一年多。但真正的戰爭只不過六七天,激戰不過三四天,卒以奉軍慘敗而告終。在奉系戰敗的情況下,直系迫使徐世昌於5月5日下令奉軍撤到關外,通緝梁士詒、葉恭綽、張弧三人。5月7日,吳佩孚到達天津,此時,吳聲威大振,已達到頂點。 [20] 
此後,奉系在日本援助下重整軍備,伺機捲土重來。直系取勝後,完全控制了北京政府。第一次直奉戰爭後繼續推行“武力統一”政策,其首領曹錕於1923年10月以賄選手段當上總統,曹錕到國人反對,加之內部各派爭權奪利,財政瀕於破產,陷入內外交困的局面。
第二次護法運動
孫中山於1920年再次發起的以恢復《臨時約法》和國會為號召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1920年10月,孫中山扶植的粵軍陳炯明部打敗桂系佔領廣東。11月,孫中山由上海回廣州重組軍政府,宣言護法。1921年4月,國會非常會議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5月,孫中山宣誓就職。為貫徹護法主張,孫中山於11月至桂林設立大本營,準備假道湖南北伐佔據中央政權的直係軍閥。孫中山的北伐主張遭到陳炯明的反對。陳炯明身兼陸軍部長、粵軍總司令、廣東省長等要職,握有廣東實權。他以“保境息民”為藉口阻撓孫中山北伐,並與吳佩孚勾結,圖謀夾擊北伐軍。1922年5月,孫中山發佈北伐令,在韶關設大本營改道從江西北伐。6月14日,陳炯明乘北伐軍平定江西之機,在廣州發動武裝叛亂,包圍總統府,炮擊孫中山住所粵秀樓,孫中山脱險後登上永豐艦。8月,被迫離粵赴滬,第二次護法運動失敗。 [31] 
譚趙戰爭
1923年的8月7日,譚延闓在衡陽就任孫中山所授湖南省長兼湘軍總司令職,即行討伐趙恆惕。趙恆惕自1920年底逼走譚延闓和大殺李仲麟等程(潛)派軍人以後,雖然暫時把湘軍的統率權歸於一己,並利用“自治”的招牌,使自己在湖南獲得兩年多較為安穩的統治。但危機仍然存在,一是援鄂戰爭失敗後,趙處於吳佩孚遙控之下,附北抗南,且勾結陳炯明訂立“聯防條約”,激怒了孫中山;二是譚延闓念念不忘被逼走的舊惡,譚派勢力還潛伏在湘軍內部,存在着派系戰爭的隱患。
1923年7月12日,譚延闓授意與趙恆惕矛盾重重的沅陵鎮守使蔡巨猷宣佈湘西獨立,接受孫中山任命的湖南討賊軍第一軍軍長之職,兵分三路討趙。此時譚在廣州大元帥府任內政部長及建設部長,頗為孫中山所倚重。26日,譚呈請孫中山任他為湖南省長兼湘軍總司令,入湘討趙,獲批准。8月7日,譚在舊部擁護下抵衡陽,通電就職。省內潛伏的譚派勢力隨之公開反趙。8月11日,趙恆惕迅即組織護憲軍與譚相對抗。
8月25日,兩軍在衡山一帶接觸,趙軍初有所勝。9月1日,葉開鑫部第二十五團團長朱耀華受譚軍張輝瓚影響,突然繞道寧鄉乘虛進人長沙,趙恆惕因橫禍頓生肘腋,毫無戒備,倉皇逃往醴陵。譚軍進佔長沙。隨後趙軍由東、北兩路會攻長沙,並傳聞將有大隊北軍援趙,譚軍因此於9月13日撤出長沙退往株洲。雙方軍隊南自衡山北迄湘陰,夾湘江兩岸對峙。
10月中旬,吳佩孚率部向粵漢、株萍路節節進逼,並進駐常德、長沙等地。趙得北軍後援,大舉進攻譚軍。在戰爭重起之時,陳炯明又在廣東叛亂,孫中山急電譚延闓回師救粵。譚即率所部湘軍2萬餘人,於11月底全部退人廣東。譚趙之戰結束。 [21] 
江浙戰爭
1924年9月3日至10月13日,直系江蘇督軍齊燮元和皖系浙江督軍盧永祥在江浙地區進行的軍閥戰爭,又稱齊盧之戰。之後,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江浙之戰成為第二次直奉戰爭的前哨戰。這次戰爭的直接原因是雙方爭奪富有軍事、經濟價值的上海;導火線是江蘇的齊燮元不滿浙江的盧永祥收容閩軍藏致平、楊化昭殘部。
1924年9月3日,齊燮元以收回淞滬地區管理權名義,進兵崑山、淞江、宜興,江浙戰爭爆發。江浙戰爭雙方的戰略佈署是:浙盧方面,盧永祥以浙江、上海和從福建人浙的藏、楊部隊組成浙盧聯軍,自任總司令,分兵三路向蘇齊進攻。第一路,淞滬鎮守使何豐林率第十師及藏致平、楊化昭部,駐守上海,採取守勢。何豐林、藏致平等任指揮。其防線為黃渡、瀏河一線,這是雙方爭奪的主要戰場。第二路,在長興、合溪一帶,由陳樂山率第四師採取攻勢,擬以全力攻宜興、常州,以切斷蘇省鐵路,直趨南京。同時,泗水一線,由駐守湖洲的湖嘉鎮守使王賓擔任指揮,以抵禦駐廣德的皖軍進攻。第三路,由張載揚、潘國綱任正副司令,駐守江山,採取守勢。共計三路總兵力約9.1萬人。蘇齊方面,齊燮元聯合江蘇、安徽、福建、江西等省軍隊組成四省聯軍,以朱熙率領第十九師駐守防滬寧前線,分兵四路向浙盧進攻。第一路攻上海,由宮邦鐸率領一混成旅進駐鎮江、丹陽一帶;馬玉仁部由淮陰調駐南通,威脅吳淞;白寶山部駐守海州待命;由宮邦鐸、馬玉仁等任指揮,其中又分三路:左路,由瀏河、太倉攻吳淞;中路,由崑山、安亭直趨黃渡、南翔,沿滬寧線向上海進攻;右路,由安亭分兵攻青甫等地,直趨淞江,以切斷浙、滬之間的聯絡。第二路,守宜興,由陳調元任指揮;第三路,攻廣德,由安徽省旅長王普擔任,“由泗安直趨吳興,北斷長興退路,南達杭州”。以上三路,由齊燮元任總司令,並親率第六師吳佩孚派來的張允明混成旅和王桂林的武裝警察,坐鎮南京溧陽一帶。第四路,攻仙霞嶺,進攻浙江後方,由孫傳芳任總司令。這四路總兵力共8.1萬人,加之閩、浙、皖、贛各路援軍,實力大大超過盧永祥。9月3日,齊燮元令官邦鐸進攻崑山,戰爭開始。起初,浙盧聯軍進展比較順利,但三方受敵,孤立無援。雙方在嘉定、黃渡、太倉、瀏河一帶相對峙。但由於盧軍第二路攻佔宜興進兵武進以擊齊軍之背的計劃失敗,局勢變得對盧軍不利。9月16日,浙江局勢發生變化,由於皖、閩、贛軍先後向浙盧軍進攻以及浙江邊防副司令張國威投降,孫傳芳部從福建猛攻仙霞嶺,佔領衢州。9月17日,盧永祥在浙江省署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由警務處長夏超代理省長職。18日,盧永祥發表“移滬督師”通電,被迫攜浙江省長張載揚離杭州去上海,並將浙盧聯軍總司令部由杭州移至龍華,浙軍退守淞滬,浙盧軍陷於腹背受敵的不利地位。19日,齊軍攻佔南翔;25日,孫傳芳佔嘉興;10月9日,浙盧軍退出淞江;13日,盧永祥被迫下野,偕同上海護軍使何豐林逃往日本。隨即,浙盧聯軍殘部選皖系軍閥徐樹錚為總司令,繼續同齊軍對抗;10月15日,徐樹錚被上海工部局軟禁。至此,激戰一余月的江浙戰爭以直系勝利和皖系失敗而告終。
江浙戰爭之後,北京政府下令免去盧永祥浙江督辦職務,盧部約5個師人馬為孫傳芳收編;任命齊燮元兼任淞滬護軍使;孫傳芳為閩浙巡閲使兼浙江軍務督理。 [22] 
第二次直奉戰爭
第二次直奉戰爭,發生於1924年9月15日至11月3日。以奉勝直敗收場。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奉系與滬浙皖系、廣東孫中山、馮玉祥國民軍聯手對抗直系把持的中央政府。所以該場戰爭也是一場聯合反直戰爭。戰爭的結果是直系把持的中央政府被推翻。 [23] 
1924年9月18日,第二次直奉戰爭首先在熱河地區展開。奉軍第二軍李景林、張宗昌在熱河一帶進軍迅速,22日攻佔朝陽,30日即佔領凌源,並且此時的先頭部隊已伸至冷口附近,同時,騎兵團在佔領阜新、建平等地後直趨赤峯。直系第二路王懷慶部不敵奉軍,潰不成軍。
這次戰爭的主戰場在山海關、九門口一線擺開。直奉雙方均在此配備了各自的嫡系精鋭部隊,戰鬥異常激烈。10月初,奉軍向直軍發起全線進攻,但由於直軍事先佔領有利地形。奉軍急攻不下,雙方都傷亡慘重。10月7日,奉軍趁直軍不備,首先突破黃土嶺口,隨後攻克九門口。吳佩孚遂於10月12日親自率領直轄勁旅第三師前往山海關督戰。在九門口、石門寨、三道關等地,雙方展開一場大戰,死傷1萬多人。奉軍仍以猛烈炮火全線進攻,先後攻克石門寨、山海關等地,並於17日進入長城。直系處於被動之勢。吳佩孚於是改變登陸計劃,以艦隊海運3萬精鋭在秦皇島登陸,企圖挽回頹勢。正當直奉兩軍激戰于山海關之時,馮玉祥回師北京,發動北京政變。吳佩孚對馮玉祥的舉動大吃一驚,立即在秦皇島車站總司令部召開軍事會議,把山海關的軍事交由張福來、彭壽莘負責。奉軍趁留駐山海關的直系主力軍心動搖之時,又發起全線出擊,斷絕了直軍的後方通路,將其包圍在山海關和秦皇島之間。10月28日,除張福來、靳雲鄂部相繼搭乘輪船從秦皇島運出萬餘人外,其餘8萬被困的直軍均做了俘虜。
吳佩孚將山海關一帶軍務轉交後,自己率部隊迴天津討伐馮玉祥。當他聽到直軍在秦皇島的敗局之後,將部隊集中於北倉、楊村、軍糧城一線,並致電江蘇、浙江、湖北、河南等省,向其求援,準備先平定馮玉祥部隊,再討伐張作霖,以便挽回局面。而此時,山西閻錫山宣佈中立,並出兵石家莊,切斷了京漢鐵路的交通,豫、鄂等省援軍因此被阻不能北上。接着,皖系山東督軍鄭士琦於11月1日宣佈武裝中立,派兵南下炸燬津浦路韓莊附近鐵路,阻止江、浙援吳的直軍北上;還出兵到滄州、馬廠,阻止吳佩孚通過山東南下。這樣,吳佩孚腹背受敵,又無援軍,敗局已定。11月2日,馮玉祥所部攻佔楊村和北倉,吳軍司令部被迫撤至軍糧城。這時,奉軍又攻佔了唐山、蘆山,而在山海關一帶的20萬直軍已於10月31日被奉軍全殲。吳佩孚走投無路,不得不於11月3日率其殘部3000餘人登上裝甲運輸艦從天津大沽口南逃長江流域。歷時50余天的第二次直奉戰爭至此結束。
戰後,馮玉祥和張作霖共推段祺瑞為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出現了國民軍、奉系和皖系三種勢力共同執掌北京中央政權的局面。 [24] 
浙奉戰爭
1925年10月直係軍閥浙江督辦孫傳芳與奉系軍閥張作霖為爭奪東南地盤發生的軍閥混戰,也稱第三次直奉戰爭或孫奉戰爭。
奉系勢力的擴張,為已佔有安徽、浙江兩省地盤的孫傳芳所不能容忍。為了保持和發展自己的勢力範圍,孫傳芳決定利用人民反奉情緒發動戰爭,將奉系張作霖的勢力驅逐出東南地區。1925年10月10日,孫傳芳在杭州秘密召開福建、浙江、江蘇、安徽、江西等各省代表會議商討反奉,決定先發制人。11日,孫傳芳首先通電反對上海當局壓迫工人運動和聽任各國派員來滬進行司法調查,以“愛國愛民”為標榜,騙取人民的同情、支持,同時準備以秋操為由集中兵力於淞江、長興一帶。15日,孫傳芳以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名義,藉口奉軍駐淞滬,破壞和平,與浙江省省長夏超、安徽督軍周萌人通電反奉。孫傳芳在長興、宜興、湖州一帶防地設置兩萬以上兵力,並派盧香亭、陳儀為前敵指揮,向奉軍駐地發動突然進攻,從而掀起了浙奉戰爭。
此時,湖北、安徽、江西三省直係軍閥和地方軍閥紛紛擁護孫傳芳討伐奉軍。而當時奉系軍閥在長江流域勢力尚未穩定,北方又受到馮玉祥所部國民軍的威脅,不能派更多兵力南下,因此,戰爭伊始就節節後退。奉軍邢士廉、丁春喜部不戰而退,被迫放棄江蘇、安徽兩省,退至徐州。孫傳芳部於16日佔領上海,19日進佔南京。邢士廉、丁春喜部退到徐州後,與張宗昌部會合,孫傳芳部乘勝渡江追擊,孫傳芳的直軍與奉張聯軍在徐州地區展開激戰。孫傳芳部於11月7日大敗張宗昌部。11月8日,孫傳芳部進佔安徽蚌埠和江蘇徐州。浙奉戰爭遂以孫傳芳取得勝利而告終。同日,孫傳芳在徐州召開慶功大會。孫傳芳約集閩、贛、皖三省軍閥和江蘇地方軍閥於11月底在南京召開五省聯軍成立大會,正式宣佈成立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自任五省聯軍總司令兼江蘇總司令,下轄浙、閩、皖、贛四省的總司令及海州、淮揚、南通之鎮守使,所部號稱20餘萬大軍。從此,孫傳芳就控制了浙江、福建、江蘇、安徽、江西五省,不斷擴充勢力,逐漸稱霸東南地區,進而脱離直系節制,成為當時最大的軍閥之一。 [25] 
國奉戰爭
北洋軍閥聯合向傾向革命的馮玉祥領導的國民軍發動的一場大混戰。1925年和1926年上半年,中國北方政治形勢的中心問題就是直系奉系軍閥國民軍的角逐。三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想聯合另一方以反對第三者。時局變幻莫測。三角角逐,以國民軍直系孫傳芳部聯合反奉開始,以直奉聯合進攻國民軍告終。
奉系勢力人關後,首先面臨着同國民軍的直接矛盾。這個矛盾在郭松齡倒戈失敗和國民軍同李景林在天津交戰後更加突出。
第二次直奉戰爭後,吳佩孚徹底失敗,退踞嶽州,但企圖重整軍力,捲土重來。然而,直係軍閥內部這時正處在四分五裂之中。吳佩孚的直接目標不是張作霖,而是國民軍;是打回北京去以解曹錕之危,重掌中央政權。此時吳佩孚在南方可以依靠的有實力的人物,主要是浙江的孫傳芳和湖北的蕭耀南。此外還有江西的方本仁,福建的周萌人,湖南的趙恆惕,四川的楊森,雲南的唐繼堯等,但主力只有孫傳芳、蕭耀南和靳雲鄂。然而軍閥們各有自己的實際利益,都想保存自己的實力,與吳佩孚企圖拼湊力量立即攻打國民軍的目的完全相左,因而一時難以真正聯合。奉軍趁機人關佔據直隸、山東,及至安徽、江蘇。
奉系勢力伸人安徽、江蘇和上海後,同孫傳芳的矛盾也尖鋭起來。孫傳芳自感力量不足,因而無意爭奪北京政權,但他想當東南王。奉系勢力插入蘇滬皖,把孫傳芳垂涎已久的肥肉搶去,令孫傳芳感到難以容忍,由此引發了奉孫爭奪滬蘇的浙奉戰爭
1925年10月,吳佩孚東山再起。於10月21日清晨抵達武漢後,吳佩孚立即在查家墩設立十四省討賊聯軍司令部,自任司令。當天召開軍事會議,決定抽調一師兩個混成旅會攻徐州。任蕭耀南為十四省討賊聯軍副司令,寇英傑為鄂軍第一路司令,陳嘉謨為第二路司令,盧金山為第三路司令。在軍事會議上,吳佩孚還委任馬濟桂軍第一路司令,楊森川軍第一路司令。但這些都是遠在黔桂川等省的不可靠的力量。10月19日至24日,吳佩孚連續發出3個討賊通電,要討奉系張作霖這個“賊”。
對於張作霖來講,北有馮玉祥的國民軍,南有直系的反奉戰爭,壓力太大。奉張勢力不久前才從蘇滬皖被逐,如今山東又告吃緊,倘若此時馮玉祥同吳佩孚攜起手來共同反奉,奉張必成敗局。於是張作霖決定分化直系與國民軍,並拉攏其中一方擊破另一方。本來自奉系人關後就同國民軍在華北針鋒相對,加上馮玉祥暗中支持郭松齡倒戈,更使雙方勢不兩立。張作霖下決心離間吳佩孚同國民軍的關係。他選擇了聯直反馮。
1925年底,張景惠受張作霖委派,到漢口遊説吳佩孚,又派蘇錫霖到兗州説服靳雲鄂,實現前敵議和。張景惠同吳佩孚議定合作條件後回瀋陽覆命。吳佩孚也甚為高興,於12月31日通電聲明:討奉軍事結束。但吳佩孚的討賊軍總司令一職仍不變,而“賊”的內涵在不到3個月內,則由張作霖一變而為馮玉祥。直奉國三方,又出現了矛盾交錯的複雜局面。1926年1月5日,張作霖回電吳佩孚,表示“諒解”。至此,張吳已共同攜手,把矛頭指向了國民軍。同時,還聯合了直魯聯軍頭子張宗昌、李景林,從三方面指向國民軍。
國民軍控制的京畿和直隸、河南地區處在奉直魯聯軍的夾擊之中。國民軍處於內外交困中。馮玉祥認為直奉聯合力量遠大於國民軍,且張作霖、吳佩孚絕難容納自己,為了保存實力,馮玉祥決定引退以消除直奉討馮的口實。馮玉祥一方面在1926年1月1日通電辭職,宣佈下野,隨即將軍隊和地盤交給部屬,並於5月赴蘇聯考察。這是馮玉祥的一個緩兵策略。另一方面,馮又派人分別會見張、吳,希望停戰議和。同時又指示鹿鍾麟在北京發動第二次政變,驅段下台,釋放曹錕,迎吳進京。但均遭到拒絕。
馮玉祥下野並沒能阻止直奉聯合進攻國民軍,反而更助長了直系和奉系軍閥的氣焰。1926年1月11日,張作霖調奉軍入關,19日佔領山海關。奉系軍閥李景林與張宗昌合組直魯聯軍,準備奪回天津。1月20日,吳佩孚也在漢口召集軍事會議,決定率兵從湖北進河南,配合奉軍進攻國民軍。吳佩孚命寇英傑率5個混成旅進攻國民軍第二軍。任命寇英傑、陳家謨、盧金山為一、二、三路司令。命令靳雲鄂由東路,即由山東回師河南。奉直聯合進攻國民軍的戰爭由此爆發。這時,晉系軍閥閻錫山也和吳佩孚、張作霖勾結,參加圍攻國民軍。這樣,國民軍處在直奉各系軍閥的包圍之中,處境十分艱難。國民軍將領嶽維峻見到吳佩孚的討馮通電和攻豫情報,便在鄭州召開軍事會議。嶽的佈署是:命令十一師蔣士傑部在信陽設防備戰,並派田生春、楊瑞軒兩旅增援豫南。命令李紀才攻魯部隊迅速撤回豫東。國民軍第二軍其餘主力集中於洛、鄭、汴地區。1月29日,寇英傑率軍攻信陽,蔣士傑堅守信陽一個半月,至3月13日降吳。同時,國民軍第二軍於2月初通電討吳,不久國民軍第一軍、三軍皆通電響應。米振標的毅軍也通電響應,並表示願意接受嶽維峻的指揮。2月10日,吳佩孚因寇英傑久攻信陽不下而改變戰法,調劉玉春兩旅監視信陽,令寇英傑繞道北進。不久,吳軍勢如破竹,先後佔領確山、駐馬店、漯河、許昌等重要城市。嶽維峻部隊敗退到鄭州附近。信陽後路斷絕。直魯聯軍與靳雲鄂約定:津浦線由直魯聯軍負責;京漢線由靳雲鄂負責,向河南、直隸進攻。2月15日,吳佩孚委任李景林、張宗昌為直魯聯軍總司令。李、張即同時通電攻擊國民軍。2月17日,靳雲鄂在豫東佔領歸德,守軍郭振才部不戰而迎靳軍人城。26日,靳軍攻開封,毅軍米振標部隊迎靳軍入城。28日,靳雲鄂為開封各團體擁為河南全省保安司令。接着就率軍攻鄭州。米振標也掉頭通電討嶽。3月1日,嶽維峻縮緊戰線於鄭州,並召開軍事會議。會上,很多將領主張立即退卻。嶽維峻於3月2日棄鄭州西逃。靳雲鄂和寇英傑兩部於3月4日會師鄭州並繼續西追。3月6日,嶽維峻乘火車到洛陽,但第二軍的彈藥車被地方武裝炸燬,一時秩序大亂,槍聲四起,嶽維峻繼續匆忙西逃。吳軍佔領河南,兵進河北石家莊。在山西,晉系軍閥閻錫山與吳佩孚相呼應,出兵娘子關,南攻順德,北攻保定。國民軍在直奉晉等軍閥的聯合進攻下,先後放棄了天津、北京。1926年4月7日,奉直魯聯軍分四路向北京國民軍進攻,奉軍褚玉璞在楊村督戰。4月15日,奉直聯軍進入北京,國民軍退守南口。5月8日,退駐南口的國民軍改編為7個軍,軍長分別由鹿鍾麟、宋哲元、李嗚鍾、鄭金聲門致中石友三劉鬱芬等人擔任,公推張之江任總司令。各路國民軍與直奉晉聯軍激戰於南口、晉北等地達4個月之久。1926年8月,國民軍大敗,退至內蒙古、西北。
北洋軍閥之間的最後一次大混戰至此宣告結束。 [26] 
北伐戰爭
1926年7月9日,廣東國民政府領導的國民革命軍十萬人正式出師北伐。在蘇聯軍事顧問的幫助下,北伐軍制定了正確的行動方針,首先向軍閥吳佩孚部隊盤踞的湖南、湖北進軍。共產黨人葉挺領導的、以共產黨員為骨幹組成的第四軍獨立團是北伐先鋒。在各界民眾的支持下,北伐軍高歌猛進。進入湖北後,軍閥吳佩孚企圖憑藉汀泗橋、賀勝橋的險要地勢阻止北伐軍的進攻。經過浴血奮戰,北伐軍終於在8月下旬攻下汀泗橋、咸寧和賀勝橋,擊潰吳佩孚主力,並在10月10日攻佔武昌。在戰鬥中,葉挺獨立團戰功卓著,所在的第四軍被譽為“鐵軍”,葉挺更是被譽為北伐名將。曹淵等一批共產黨員在戰鬥中壯烈犧牲。與此同時,北伐軍向江西進軍。經過艱苦戰鬥,11月佔領九江、南昌,並一舉殲滅了軍閥孫傳芳的主力。同時,福建、浙江等省的軍閥也紛紛倒向北伐軍。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僅半年,就取得了驚人的進展,控制了南方大部分省區。國民革命軍馮玉祥部也控制了西北地區,並準備東出潼關,響應北伐軍。北伐戰爭的勝利大局已定。 [27] 
奉吳河南戰爭
中州河南,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北洋軍閥混戰時期,這裏成為軍閥爭鬥最激烈的熱點之一。1927年春,奉軍興兵南下,與退守河南的吳佩孚殘餘勢力,發生劇烈衝突。戰爭以直軍崩潰告終。這是最後一次較具規模的北洋軍閥之間的戰爭,它爆發在大革命的高潮之中,被探深地燙上了時代的烙印。 [28] 
奉吳河南戰爭加速了北洋軍閥的崩潰。吳佩孚的直系殘餘自此土崩瓦解,從軍閥的行列中消亡;奉系雖然依靠自己的優勢兵力和利用直軍裂隙,取得了勝利,但是也受到了重創。戰爭的結局使奉、吳、閻“三角討赤聯盟”解體,奉系成了孤家寡人,同時使南北之間的緩衝地帶消失,奉系必須與北伐軍刀槍相見了。 [29] 

直軍戰後改編

北伐時,北洋各省的 地方部隊紛紛投誠,北伐後整編,原則上各省均保留了一個師,由於這些省份沒有地方實力派,這類部隊均比較聽命於蔣,個別部隊被改造為中央軍嫡系。
江西的第5師,原 賴世璜部,歷任主官有 熊式輝/胡祖玉/周渾元/ 姚純,後來擴編了 餘韶的96師(劃入第5軍)。
浙江的第6師,原 周風歧部,歷任主官有 陳儀/趙觀濤/ 周喦,湯恩伯也是這支部隊出身。第6師後來擴編為75軍,屬於陳誠系部隊。
福建的11師被陳誠吃掉了。
安徽的56師,原 馬祥斌部,早期親桂系,後來親蔣,師長劉和鼎/ 劉尚志,抗戰時編為39軍,抗戰結束被裁。
江蘇的 陳調元部編了55和57兩個師,師長分別為 阮肇昌、 李松山。後來55師歸了陳誠系(編入94軍);57師被改造後,編入王牌的74軍。
湖北的13師,原 夏鬥寅部,歷任主官有夏鬥寅/萬耀煌/ 朱鼎卿,朱懷冰也出自這支部隊。後來歸入陳誠系,13師先後曾在25軍、75軍、86軍等序列裏。
孫傳芳主力:孫傳芳放棄了 江南五省,率領主力(多為原北洋的正規部隊)撤退江北,二期北伐時被擊敗,其餘由 鄭俊彥率部投降,編為43和47師,後郭華宗的43師被陳誠吞併,47師的歷任師長有王金鈺、上官雲相、 劉家麒,抗戰時編入第9軍,劉家麒與軍長郝夢齡一起陣亡。 [30] 

直軍知名將領

馮國璋
馮國璋(1859年1月7日—1919年12月28日),字華符,一作華甫,直隸河間縣西詩經村人,直係軍閥的首領,馮國璋與王士珍、段祺瑞並稱為“北洋三傑”。馮國璋早年畢業於北洋武備學堂,曾任北洋步兵學堂總辦兼督練營務處總辦。
曹錕
曹錕(1862年12月12日-1938年5月17日),字仲珊,出生於天津大沽口(今天津市塘沽),是中華民國初年直係軍閥的首領,也是保定王。曾靠賄選而被選舉為第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國民革命軍陸軍一級上將。
吳佩孚
吳佩孚(1874年4月22日—1939年12月4日),字子玉,山東蓬萊人,民國時期著名的軍事家、愛國者、中國國民革命軍一級上將、官至直魯豫兩湖巡閲使、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秀才出身,後投效北洋,併成為直係軍閥首領曹錕的第一戰將和智囊。 [32] 
孫傳芳
孫傳芳(1885-1935),字馨遠,山東泰安人,直係軍閥首領。幼年孤苦,寄人籬下,投軍後經過不懈努力,在1904年出國赴日本留學。 [33] 
馮玉祥
馮玉祥(1882~1948)原名基善,字煥章。原籍安徽巢湖,生於河北青縣興濟鎮,清光緒十年(1884)隨父到保定,自幼在保定東郊西康各莊村長大。少時家貧,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入保定五營當兵,光緒二十八年(1902)改投武衞右軍,歷任哨長、隊官、管帶等職。 [34] 
王佔元
王佔元,原名德賢,字子春。山東省館陶縣(今屬河北省邯鄲市)南館陶鎮人。1861年2月20日(清咸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生於一個貧寒的農民家庭,十八歲時,因生活所迫投入淮軍劉銘傳部當兵,掌管大旗。1885年8月,王佔元被保送入北洋武備學堂第一期學習。1890年2月畢業,投入宋慶的毅軍。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王佔元與張懷芝、曹錕等人蔘加了鴨綠江戰役。王佔元是個貪鄙之徒、專橫武夫,1934年9月15日,王佔元在天津寓所病死,終年七十四歲。 [35] 
于學忠
于學忠(1890~1964)字孝侯,國民黨抗日愛國將領,陸軍二級上將。山東省煙台市蓬萊(今蓬萊市)市小門家鎮於家莊村人。于學忠生於旅順,少時就讀於黃縣崇實中學。後隨父親在軍營中生活(父親是毅軍宋慶部下)。曾任排長、連長,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員,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河北省人民委員會委員兼河北省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1956年被選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第3屆中央委員。1964年9月22日病逝於北京,終年74歲。 [36] 
齊燮元
齊燮元,字撫萬,直隸寧河縣人。光緒年間秀才,後考入保定陸軍速成學堂。原為直係軍閥,曾任北洋軍第六鎮參謀長,第六師師長兼江寧鎮守使,江蘇督軍,蘇皖贛巡閲使等職。民國年間,所率部隊屢戰屢敗,然而職務卻由旅長累升為副司令。1937年投靠日本侵略者,1940年被南京汪偽政府任命為華北綏靖軍總司令。日本投降後,1946年被處決於南京雨花台。 [37]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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