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軍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岑春煊署四川總督，從山西赴四川上任，帶2旗山西常備軍和150名衞隊。入川后，編成4個營，這是四川編練新軍之始。為訓練新軍人員，岑春煊在成都開辦四川武備學堂 ^[15]  。 ^[1] 

川軍入藏(2張)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錫良接任四川總督，重新籌練新軍。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四川編成常備軍6營，工程隊1營。翌年擴編為10營，湊成1協。 ^[1]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四川武備學堂辦了三期停辦，改設四川陸軍小學堂 ^[16]  。陸小共辦了五期，每期100人。因四川是大省，控馭康藏地區，按規定編成第16、17、18等3個鎮。而四川僅編成1協，稱陸軍第33混成協。 ^{[1]  [13]}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開辦四川陸軍速成學堂。 ^[1] 

宣統元年（1909年）1月，清朝政府應駐藏大臣、四川總督所請，派遣川軍進藏 ^[17]  。6月至10月，1700餘名川軍在鍾潁的率領下，由趙爾豐的邊軍護送，從成都啓程，取道德格、察木多進藏 ^[18]  。 ^[19]  11月初，川軍、邊軍分路而進，藏兵不戰而退。於次年正月到達拉薩。 ^[20] 

宣統二年（ 1910年），在成都開辦四川講武堂。 ^[1] 

宣統三年（1911年）春，四川總督趙爾豐組建新軍第17鎮 ^[21]  ，川省內還有巡防軍63個營，分駐各府、州、縣和川邊 ^[22]  。4月，四川爆發“保路運動”。6月，川漢鐵路股東代表在成都開會，成立保路同志會，各縣保路同志會先後成立。9月7日，趙爾豐屠殺請願羣眾，同盟會會員乘機組織同志軍，在各縣發動武裝起義，成為武昌起義的前奏。 ^{[20]  [23-24]} 

宣統三年（1911年）11月22日，重慶地區同盟會起義成功，建立蜀軍政府。川南、川北、川東相繼起義。革命黨人發動民軍包圍成都，立憲派同趙爾豐以妥協談判的方式實現成都和全川的獨立 ^[25]  。1月27日，趙爾豐宣告四川地方自治，大漢四川軍政府成立。12月8日，蒲殿俊和朱慶瀾在東校場閲兵，軍隊譁變，蒲和朱逃離成都，平亂後，由軍官和士紳共推尹昌衡為都督，羅倫為副都督。 ^[26] 

大漢四川軍政府成立後，四川出現了成、渝兩個軍政府並存。後經協商，雙方於民國元年（1912年）2月2日協定：以成都為政治中心，設四川軍政府，以成、渝兩處都督分任正副都督；重慶為重鎮，設鎮撫府。四川宣告統一，尹昌衡出任四川軍政府都督，張培爵任副都督，重慶鎮撫府以夏之時為鎮撫總長。尹昌衡即改編川軍為5個師 ^[27]  ，武備生幾乎控制了川軍的各級領導權，形成了四川武備系。

民國元年（1912年）夏，西藏暴亂危及四川，尹昌衡自請督師西征，平息了邊境騷亂，駐軍川西。 ^[28-30] 

民國二年（1913年）3月，二次革命爆發。6月，袁世凱解除尹昌衡川督職務，降任為川邊經略使，胡景伊被任為四川都督。8月4日，熊克武在重慶成立討袁軍，建立四川討袁軍總司令部 ^[32]  。 ^[33]  隨後兩軍在隆昌、瀘州展開血戰。8月中旬，張伯祥、張品山等由廣漢起兵，佔領綿陽。9月後，劉存厚部攻克資中、內江，王陵基部佔領南充、定遠、合川。黔軍黃毓成部佔領綦江，逼近重慶，滇軍葉荃部進至宜賓，陝軍張鈁部後臨夔州。熊克武於9月11日、12日被迫撤退。9月12日，黔軍佔領重慶，四川討袁之役失敗。 ^[34] 

民國四年（1915年）3月，袁世凱任命陳宧為四川巡按使。5月底，陳宧到達成都，後任四川將軍，掌控全部川軍及政務。陳宦上任後，借整編安置親信，以削弱、控制川軍。 ^[1]  12月25日，蔡鍔回到雲南，發動護國戰爭，決定派滇軍第1軍入川。 ^{[35]  [36]} 

民國四年（1915年）12月10日至12日，護國軍第1軍第1梯團長劉雲峯率2個支隊為由昆明出發，趙又新、顧品珍兩梯團為中路，於次年1月14日由昆明出發，董鴻勳率主力第3支隊於1月10日先行，經畢節、永寧取瀘州。第4梯團長戴戡為右路軍，次年2月2日由貴陽出發，經松坎，攻佔綦江，向重慶方向前進。 ^{[35]  [36]} 

民國五年（1916年）1月5日，袁世凱組織徵滇軍，入川進攻護國軍，由第2路總司令張敬堯統一指揮入川的北洋軍。1月16日，蔡鍔所部劉雲峯梯團抵達滇川接壤之新場。18日，佔領四川高縣西北之橫江。19日，向敍府西南之安邊進攻。21日佔領敍府。袁軍分反攻敍府被擊退。27日，貴州護軍使劉顯世宣佈貴州獨立，並派出兩路黔軍協同雲南護國軍作戰。 ^[35]  31日，劉存厚在納溪宣佈加入護國軍，自任護國川軍總司令，迎蔡鍔軍入納溪。2、3月間，滇、川護國軍與北洋軍在瀘州、納溪一線展開血戰。護國軍進入川南後，熊克武、但懋辛等組織四川義軍，配合護國軍作戰。3月中下旬，護國軍攻克納溪、江安、圍張敬堯於瀘州城內。 ^[36] 

民國五年（1916年）5月8日，西南護國各省在廣東肇慶推舉唐繼堯為軍務院撫軍長，滇軍將勢力擴展到了四川。5月22日，陳宧宣佈四川獨立並率部出川，蔡鍔出任四川都督兼署民政長。8月底，蔡鍔離川東渡日本治療。蔡鍔離川前，保舉羅佩金暫署四川督軍，羅佩金搜刮四川的財富，掠奪鹽税，令四川人民負擔入川滇、黔軍的軍餉，奉行“強滇弱川”政策，擴充入川滇軍，壓制川軍。

民國五年（1916年）冬，羅佩金召開編遣會議，裁減川軍，激起川軍5師長聯名通電控訴。民國六年（1917年）3月，羅佩金以武力解散川軍第4師，第2師師長劉存厚乘機聯絡川軍各部共謀驅羅。4月18日，劉存厚率部圍攻駐成都皇城羅佩金部，劉羅之戰爆發。羅佩金被迫交出督印，於4月24日率部從成都退往簡陽、自貢等地。滇黔聯軍在與川軍作戰中連連失利，退入川南。隨後爆發劉存厚與戴戡的劉戴之戰，黔軍被趕出成都遭殲滅。8月下旬，川軍第1、2、3師向簡陽、資陽顧品珍部發動進攻，滇軍於22 日分兩路撤至瀘州和宜賓。11月22日，川軍克瀘州，28日攻佔宜賓，劉存厚等部獲勝。 ^[37-38] 

民國六年（1917年）8月25日至9月1日，孫中山在廣州建立“中華民國軍政府”，進入了“護法時期”。滇軍唐繼堯拒就元帥之職，將其中4個軍開赴四川討伐劉存厚，率滇黔聯軍攻川。12月3日，顧品珍率滇軍第1軍及耿金錫、李友勳2個旅攻克重慶，四川查辦使吳光新撤出重慶，周道剛率殘部敗走永川、資中。12月8日，北洋政府任命劉存厚為四川督軍。12月14日，滇黔聯軍佔領瀘州。12月21日，川軍熊克武、但懋辛、石青陽等通電加入靖國聯軍，推舉熊克武為四川靖國各軍總司令，並推舉唐繼堯為滇川黔靖國聯軍總司令。 ^[39] 

民國七年（1918年）1月9日，熊克武召集川、滇、黔靖國各軍將領在重慶開會，決定兵分三路，直取成都。2月20日，三省聯軍攻入成都，劉存厚等部退往陝南漢中地區。武備系日漸沒落。2月25日，唐繼堯任命熊克武為四川督軍兼省長。唐繼堯於9月在重慶召開川、滇、黔、鄂、豫五省聯軍會議，並就任“五省聯軍總司令”職。 ^[39] 

辛亥革命後，四川先後成為北洋、滇、黔軍閥和四川各派軍閥爭奪和混戰的中心。軍閥混戰，時間之長，次數之多，規模之大，禍害之重，為全國之最。 ^[40] 

四川軍閥地圖(2張)

四川護法戰事結束後，唐繼堯與以熊克武為首的川軍各派發生矛盾，引發了倒熊和驅逐滇、黔軍之戰。民國七年（1918年）-民國八年（1919年）間，以熊克武、楊庶堪為首的勢力主政四川，後分裂為“九人團”和“實業團”。兩派不斷磨擦鬥爭 ^[41]  ，爆發了倒熊之戰，實業團失敗被逐出四川。

民國九年（1920年）春，實業團與楊庶堪聯合滇黔軍發動倒熊之戰。3月，唐繼堯免去熊克武四川靖國軍總司令。5月，任命呂超為四川靖國軍總司令。熊克武得劉湘等部支持，與滇黔軍及呂超等部展開激戰，初戰獲捷。但7月，熊部遭到反擊宣佈辭去四川督軍，7月10日率部離開成都，退往閬中進行整編。7月18日，呂超率軍入成都，就任川軍總司令，實業團取得了暫時勝利。

熊克武、劉存厚聯合發動靖川之戰勝利後，矛盾立即產生，驅劉之戰隨之展開。2月28日，熊克武、但懋辛、劉湘、劉成勳等聯名通電，宣佈驅逐劉存厚。熊克武命令第1軍，第2軍，第3軍，以劉湘為前敵各軍總司令，分三路夾擊成都。劉存厚部節節敗退，劉於3月20日通電下野，離開成都，逃往陝南寧羌。劉湘、但懋辛督軍追擊劉存厚部在四川的殘敵。第1軍第5師師長何光烈通電勒兵停戰。前線各部通電響應，驅劉之戰停息。劉存厚遺留在四川的部隊被各軍收編。

民國九年（1920年）8月6日，劉存厚在漢中組織靖川軍，任總司令 ^[42]  。熊克武部亦進行了整編 ^[43]  。熊、劉共推劉湘為前敵總指揮，兩軍分道出發，夾擊成都。川軍各部，亦相機通電響應。9月8日，川軍攻入成都，接着，川軍與滇軍趙又新、顧品珍部在成都近郊及龍泉山展開會戰。9月21日，滇軍戰敗。10月3日，川軍將滇軍趙又新部圍困於瀘州，擊斃趙又新，顧品珍率軍回滇。靖川之戰，滇黔軍完全退出川境。 ^{[39]  [44]} 

民國十年（1921年）6月，川軍各將領在重慶召開善後會議，劉湘被推舉為四川各軍總司令。6月24日，劉湘被選為四川省省長。第2軍軍長由楊森代理。劉湘上任不久，原鄂軍總司令李書誠和鄂西總司令潘政道特致電川湘兩省當局，請求出兵支援，協力驅逐直係軍閥兩湖巡閲使兼湖北督軍王佔元。湘督趙恆惕決定出兵。劉湘亦決定出兵，川鄂戰爭爆發。8月中旬，劉湘自任援鄂軍總司令，出動2師4混成旅，兵分兩路攻鄂 ^[45]  。北京政府免去王佔元職務，特任吳佩孚為兩湖巡閲使，另派蕭耀南為湖北督軍。

民國十年（1921年）8月19日，川軍攻佔巴東，隨即奪取姊歸，進逼宜昌。9月初，川軍猛攻宜昌，不克。吳佩孚攻下湖南嶽州後，即回師西援，於9月14日趕赴宜昌，於9月22日解宜昌之危，隨後收復鄂西。11月下旬，吳佩孚恐奉軍南下和南軍北進，遂與劉湘議和。

川鄂戰爭中，劉湘與孫傳芳結拜為盟兄弟，訂立攻守同盟密約，劉湘在漢口設立辦事處，派喬毅夫為駐漢口代表。劉湘實力大增，熊克武深感威脅，熊克武雖於民國九年（1920年）12月30日宣佈辭去四川督軍職，但仍控制第1軍。熊克武獲知劉湘與孫傳芳結盟後，煽動川軍各部聯合與劉湘為敵。劉湘於民國十一年（1922年）5月14日通電辭去職務，由王陵基代理總司令，向楚代理省長。7月初，第2軍軍長楊森突然提前進攻駐忠縣和萬縣的第1軍主力。四川1、2軍之戰爆發。

民國十一年（1922年）7月12日，成都各軍組織省聯軍，推第3軍軍長劉成勳為四川軍總司令兼省長，推第3師師長鄧錫侯，四川邊防軍司令賴心輝為正、副指揮，進攻重慶，支援第1軍。第1軍有計劃撤退，在渠縣、蓬安縣交界處集結精鋭，與楊森決戰，雙方激戰6日。8月1日，劉伯承率軍擊敗楊森部。8月9日，省聯軍攻破重慶，楊森率殘部退往夔府。8月20日，楊森退到湖北利川、宜昌，依附吳佩孚。劉湘在劉文輝派兵護送下回到安仁鎮老家棲隱。 ^[46] 

四川1、2軍之戰後，劉成勳主持四川軍政。民國十一年（1922年）10月，劉成勳在成都主持召開善後會議，會上1、2軍將領結下仇怨。

民國十二年（1923年）1月5日，劉成勳以川軍總司令名義通令全軍裁兵。1月29日，電令解除陳國棟第7師師長職，武力解決陳部。鄧錫侯起兵援陳。2月10日，劉成勳下令討伐陳、鄧，但懋辛、賴心輝舉兵響應，形成1、3、邊軍與3、7師之戰。2月，鄧、陳西上圍劉成勳於成都。後賴心輝邊防軍開到，鄧、陳解圍而退。1、3、邊軍推賴心輝為總指揮，率兵追擊。鄧、陳退至德陽，田頌堯率第21師支援。形成1、3、邊軍與3、7、21師之戰。鄧、陳、田退至潼關，得劉存厚奉吳佩孚令支援，在黑虎寨堅守，賴心輝師疲而退。鄧、陳、田乘機追擊，至綿江、中江一帶雙方呈膠着狀。3月下旬，鄧錫侯間道偷襲成都，圍熊克武、劉成勳於空城。第9師師長劉文輝率兵抵成都，雙方協商，劉成勳等讓成都與劉文輝，讓劉成勳等部出城。3月30日，劉成勳通電辭職停戰，率部撤離成都。4月2日，劉文輝入成都。4月5日，鄧、陳、田部也開入成都。四川軍閥大混戰宣告結束。 ^[47] 

吳佩孚動員直、豫、鄂、陝、甘五省兵力，組成援川軍，以趙榮華任總司令，擁楊森回川，鄧錫侯、陳國棟、田頌堯、劉存厚等川軍呼應，擁護劉湘出山，並推舉為四川善後督辦。

民國十二年（1923年）4月，孫中山回粵復任大元帥，孫中山説服熊克武，與四川國民黨實業團聯合討賊。6月，孫中山任命熊克武為四川討賊軍總司令，劉成勳為川軍總司令兼省長，賴心輝為前敵總指揮，統率1、3、邊軍與石青陽、呂超、顏德基等部。雲南唐繼堯、貴州劉顯世亦派兵入川助熊討賊，形成南北大戰。

戰爭分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楊森率部沿長江入川，民國十二年（1923年）4月6日攻佔重慶，繼續率軍取成都。北軍亦分別從陝、甘、黔入川。5月，楊森主力在資中縣被討賊軍主力擊潰，退回重慶。9月，討賊軍會集重慶，圍攻一個多月。10月16日，討賊軍攻克重慶，楊森退往萬縣。

第二階段，討賊軍內部矛盾顯露，吳佩孚撤趙榮華職，任命黔軍總司令袁祖銘為援川軍總司令，任命劉湘為川康善後督辦。吳佩孚又補充北軍大量彈藥。11月，援川軍攻梁山、墊江、長壽，討賊軍潰敗。12月14日，援川軍又攻下重慶。民國十三年（1924年）1月27日，楊森出兵直撲三台縣熊克武總指揮部，熊克武逃脱。2月2日，楊森、劉湘圍攻成都。2月9日，成都被攻破，劉成勳率殘部退往川南及康定地區。劉湘、袁祖銘率部緊追熊克武殘部。3月，熊克武率四川討賊軍殘部離川入貴州，輾轉赴廣州。第1軍在川勢力瓦解。孫中山發動的四川討賊之戰亦告失敗。5月，北京政府任命楊森為四川軍務督理，鄧錫侯為四川省長，劉存厚為川陝邊防督辦，劉湘為川滇邊防督辦。 ^[48] 

討賊之戰後，速成系分裂成劉湘的舊二軍和楊森的新二軍兩個系統。劉湘聯絡劉成勳、劉文輝、賴心輝等，形成“三劉一賴”的反楊聯盟，並對楊森之王纘緒等部進行策反。3月，劉湘等聯名致電段祺瑞政府，要求調楊森赴京任職。楊森決定發動統一之戰，以武力統一四川。

4月12日，楊森分兵五路，向賴心輝、劉成勳、劉文輝、陳洪範、陳國棟部進攻，連戰告捷，其軍隊擴充到19個師又12個混成旅。賴心輝、劉成勳、劉文輝等部退往重慶，依靠劉湘，聯合鄧錫侯以及黔軍袁祖銘，組成川黔聯軍，共同倒楊。7月中旬，兩軍在永川、大足、榮昌一帶激戰。7月21日，聯軍全線發起進攻，楊森被迫退往沱江右岸。7月31日，楊森部主力師師長王纘緒靠劉湘，通電停戰。8月4日，聯軍強渡沱江，楊軍潰敗，逃往樂山。8月10日，聯軍攻克成都。9月4日，楊森被迫通電將所部交由劉湘節制，自率殘兵到宜賓。9月9日，楊森將第3軍軍長李樹勳伏殺，再逃往橫江、萬縣。11月1日，楊森自奉節往漢口，再投吳佩孚。

聯軍於9月在自流井召開善後會議。會議上，劉湘與袁祖銘因分贓不均，關係惡化。民國十五年（1926年）1月24日，袁祖銘返抵重慶，下令增調黔軍4個團入城，在浮圖關、兩路口、磁器口等要地配置重兵，發動江巴事變（又稱渝變）。江巴事變成為驅袁戰爭的導火線。事變後，劉主力被袁逐出重慶以後，劉決定驅逐袁出川。劉湘、楊森在武漢簽訂了“丙寅公約” ^[49]  。

民國十五年（1926年）3月1日，楊森返回川東萬縣，召舊屬六部來歸。5月5日，川軍兵分上川東、下川東兩路，由劉湘、楊森分別統領、夾擊重慶，劉文輝亦在川南發起進攻。5月18日，劉、楊聯軍兵臨重慶。5月21日，川軍進佔重慶。袁祖銘率黔軍全部返黔。

驅袁之戰後，楊森控制了下川東各縣。民國十五年（1926年）6月，廣州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深入湖南，攻克長沙、岳陽，兵鋒直指武漢，川省震動。8月13日，劉湘、賴心輝、劉成勳、劉文輝聯名發出討伐吳佩孚的通電。北伐軍為防止川軍援助吳佩孚，派出了朱德、陳毅到楊森部做工作。9月初，原川軍將領劉伯承領導瀘順起義，以武力迫使川軍易幟。10月，北伐軍攻克武漢，聲威大震，四川軍閥見大勢所趨，表示服從國民政府。11月，廣東國民政府分別委任楊森、劉湘、賴心輝、劉成勳、劉文輝為國民革命軍第20、21、22、23、24軍軍長。12月，任命鄧錫侯、田頌堯為第28、29軍軍長。至此，川軍全部易幟，歸屬國民政府統轄。

川軍雖然易幟，但其內部派別之爭依然如故。除了劉湘速成系，形成了保定系 ^[50]  和軍官系 ^[51]  。保川軍易幟後，劉、鄧、田三軍在成都設立三軍統率辦事處，後改名三軍聯合辦事處，劉文輝為處長，鄧錫侯、田頌堯為副處長，實行省城之軍政、民政、財政三統一，與駐重慶的劉湘速成系相對抗。

李家鈺由川軍第1師師長升任四川邊防軍總司令，與第11師師長羅澤洲等在成都組織羣益社，以聯絡四川陸軍軍官學堂及蜀軍將弁學堂速成隊的同學，接收來自各方面的軍官學堂同學，兩人成為軍官系的首腦。李家鈺駐遂寧，羅澤洲駐南充，並與駐萬縣的楊森合作，與成都的保定系、重慶的速成系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民國十六年（1927年）4月12日，南京國民政府與武漢國民政府相對抗。蔣介石指使粵、桂、川、黔軍閥兵分六路，會同兩湖軍閥會攻武漢。劉湘被任命為第5路總指揮，楊森被任命為第5路前敵總指揮 ^[52]  。

民國十六年（1927年）5月5日，楊森率45000人自萬縣東下，以範紹曾部為先鋒。駐宜昌的夏鬥寅部順流而下，為楊軍開路。5月21日，楊軍佔領武漢外圍仙桃鎮，夏鬥寅部佔領汀泗橋、賀勝橋。武漢國民政府的主力部隊已赴河南作戰，留守武漢的葉挺部急赴前線，擊潰夏鬥寅師。同時，武漢國民政府急調唐生智第8軍李雲傑師包圍進犯仙桃鎮的楊森部。6月8日，李雲傑部發起進攻，楊軍敗逃至潛江。武漢國民政府又調動鄂北一帶的部隊截擊西逃的楊軍。楊森於6月24日率範紹曾、白駒等逃回四川。當楊森準備退回萬縣時，劉湘已派兵進駐萬縣，將他拒於夔門之外。隨後鄧錫侯、劉文輝等乘虛進襲重慶，劉湘即讓回萬縣給楊森，回師擊退鄧錫侯等的進襲。

民國十六年（1927年）11月，吳佩孚戰敗後，入川投靠楊森。楊森對吳佩孚倍加關照。此舉遭到四川各界人士激烈反對和指責。蔣介石明令免除楊森職務，由師長郭汝棟取代其第20軍軍長之職。但楊森不肯交權，與部將的矛盾激化。

民國十七年（1928年）1月，劉湘奉蔣介石命令，接收楊森所屬各部。劉湘組織“四部倒楊”。2月，四部在長壽舉行倒楊秘密軍事會議，組織“討楊逮吳聯軍”，由賴心輝兼任總司令。4月，賴、郭、範、吳四部對萬縣形成戰略包圍，楊森退出萬縣，將主力向開江轉移。5月18日，倒楊聯軍在開江任市鋪附近與楊森部決戰，卻遭敗北。

劉湘自易幟後，長期佔領重慶，控制長江，勢力不斷坐大。民國十七年（1928年）9月23日，劉湘與保定系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三軍長在資中縣舉行會議，由劉湘出任川康裁編軍隊委員會委員長，劉文輝為四川省政府主席，鄧錫侯、田頌堯等為委員。該議將川軍其他各部屏之於外，激起各軍怨恨。10月10日，楊森、劉存厚、賴心輝、郭汝棟、黃隱、李家鈺、陳書農、羅澤洲八部聯合成立“國民革命軍同盟各軍軍事委員會”（八部同盟），八部同盟決定聯合向重慶劉湘進攻，發動了下川東之戰。

劉湘聞訊後，拉攏劉文輝，讓其牽制同盟各部。楊、羅原計劃聯合同時進攻，羅澤洲為搶佔重慶，於10月中旬率先出兵，孤軍突進。民國十七年（1928年）10月17日，劉湘集結主力，在江北一碗水地區迎戰羅澤洲，激戰2日，羅部潰敗。10月19日，劉湘東下，截擊楊森部。10月20日，劉湘在長壽鐵山坪發起猛攻，楊森部大敗，逃入李家鈺防區。劉湘連克梁山、忠州、萬縣等23縣，收編了楊森近3000人以及郭汝棟部。

民國十八年（1929年）4月，李家鈺、羅澤洲、楊森、黃隱四部在順慶組織同盟軍，推李家鈺為總指揮，發動了上川東之戰。4月16日，由遂寧經寧至向資中、內江發起進攻。4月19日，兩軍交戰，同盟軍敗北，退出遂寧。

民國十九年（1930年）11月，羅澤洲師內部譁變，羅澤洲被扣。民國二十年（1931年）2月，羅澤洲逃到李家鈺部，李、羅聯合楊森，向順慶進攻，挑起了北道之戰，陳鴻文敗退成都。3月，鄧錫侯率兵進攻李、羅，劉文輝、田頌堯亦派兵助戰。李家鈺兵敗，求劉湘援助，於是，劉湘出兵援李。5月間，在順慶城形成互相對峙和牽制局面罷戰言和。

北道之戰，李家鈺退據營山、蓬安兩縣，實際已依附劉湘，軍官系從此衰落。鄧錫侯失去所屬劉、羅兩部隊及其防地，勢力大弱。劉文輝乘勢佔有樂至、安嶽、遂寧、潼南、蓬溪、南充各縣，勢力大增，川中僅乘劉湘、劉文輝兩強。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春夏間，劉湘擬定了攻打劉文輝的“安川”計劃，保定系開始分裂。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10月1日，劉湘唆使李家鈺和羅澤洲，從李渡場向林雲根部開火，遭第24軍反擊，揭開了二劉大戰的序幕。經過劉文輝田頌堯省門大戰、二劉榮威之戰、劉文輝鄧錫侯毗河之戰，二劉岷江大戰，8月16日，劉文輝退至雅安。8月17日，劉文輝撤離雅安，其所部夏首勳、林雲根、張清平、冷寅東等被劉湘改編。劉湘見大局已定，不願鄧錫侯坐大，便令各軍停止追擊。9月，兩軍媾和，劉湘同意將雅安、滎經、天全、蘆山、寶興、名山、洪雅等縣劃給劉文輝。二劉大戰以劉湘勝利而告終，四川軍閥混戰亦告結束。 ^[53-54] 

二劉大戰期間，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12月，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乘虛由陝西進入四川，解放通江、南江、巴中地區，並於次年2月創建川陝革命根據地。 ^[54]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初，“川陝邊區剿匪督辦”田頌堯三路圍攻川陝革命根據地，慘敗。稍後，劉湘於10月調集111個團，共約20萬兵力，糾集在川各派軍閥組織“六路圍攻”，被“殲滅六萬， 俘虜二萬” ^[55]  。同時，賀龍率領的紅二軍團殲滅了部分川軍 ^[56]  ，建立川黔邊游擊區，與川陝革命根據地形成呼應之勢，並於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10月會合。 ^[57]  隨後，中央紅軍因第5次反圍剿失敗，開始長征並進入四川。 ^{[57]  [58]}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劉湘被迫於8月23日辭職 ^[59-60]  。蔣介石將“剿匪”不力的軍閥劉存厚“革職查辦 ^[61]  。 ^[62]  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蔣介石電邀劉湘到南京面商機宜。劉湘到漢口時，與鄧漢祥密商，決定阻蔣介石派兵入川。經過反覆磋商努力，取消了蔣介石派兵入川的提議 ^[63]  ，12月10日，劉湘返回四川。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間，劉湘在蔣介石派去的參謀團的監督之下 ^[64]  ，積極參與了對紅軍的堵截和圍追。2月10日，劉湘主政的四川省政府正式成立 ^[65]  ，5月，蔣介石主力部隊進入四川，形成了中央軍控制四川的局面 ^[66-68]  。 ^[69]  6月，川軍第一期整編，參謀團成立點驗委員會，點驗川軍，核實名額。11月1日，蔣介石改設軍委會委員長重慶行營，以顧祝同為主任，賀國光為參謀長，參謀團即行撤銷。 ^[70] 

面對蔣介石勢力進入四川，控制和瓦解川軍，劉湘在改組省政府時，任用自己的親信，並宣佈廢除防區制，原防區內一切政權交給省府 ^[71]  ，健全武德學友會。同時，聯絡民主人士和共產黨人，共同抵制蔣介石，在武德學友會的基礎上，組織核心組織“武德勵進會”，自任會長 ^[72]  。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1月，令第二十軍楊森部直接歸重慶行營指揮 ^[73]  。7月，第二次整編，“川軍裁減百分之二十，以後各軍的團長以上人員由中央派人” ^[74]  ，軍政部派員點名發放軍餉。 ^[70] 

抗戰中的川軍(12張)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劉湘派張斯可為代表赴廣西，與中共代表及李宗仁、白崇禧簽訂了《川、桂、紅協定》。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7月10日，劉湘致電蔣介石，籲請一致抗日 ^[75]  。8月7日，劉湘飛抵南京，出席最高國防會議。26日，劉湘發表《為民族救亡抗戰告川康軍民書》。9月，川軍分三路奉命開赴抗日前線，編為第2路預備軍，有14個師又2個獨立旅，共15萬人，劉湘任司令長官，鄧錫侯為副司令長官。 ^[76-77]  10月，國民政府正式命令川軍出川，將川軍編成第22、23兩個集團軍，參加抗戰。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春，川軍將領範紹增於重慶組建了第88軍，開赴第三戰區作為總預備隊。獨立第35旅也奉命開赴前線。 ^[77]  1月20日，劉湘在漢口病故，第7戰區即被撤銷，22、23集團軍先後拔歸第2戰區、第3戰區、第5戰區節制。蔣介石任命張羣主川，引起劉湘嫡系強烈反彈 ^[78-79]  ，被迫收回成命，改任劉湘舊部王纘緒主川 ^[80]  。3月，王纘緒升任第29集團軍總司令。 ^[81]  4月，代理四川省主席。為了進一步控制四川政局，蔣介石於同年2月委任鄧錫侯為重慶行營副主任兼川康綏靖公署主任。不久，鄧錫侯從前線回到四川主持川康軍務。任川康綏靖公署主任。 ^[82-83]  5月，許紹宗率29集團軍乘船東下出川，受第5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指揮。

王纘緒主政四川后 ，引起劉文輝、鄧錫侯的保定系軍人反對和速成系軍人的不滿。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7月，鄧錫侯、潘文華、王纘緒及西康省主席劉文輝在成都與龍雲秘密簽訂了川康滇三省政治、軍事、經濟實行合作的盟約，聯合抵制蔣介石的宰割。事後，王纘緒向蔣介石密電報告，使鄧、潘、劉策動川康軍人反對王纘緒。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3月，第88軍軍長範紹增率部12000人，由南川出發，到達江西弋陽，編入第3戰區戰鬥序列。8月10日，鄧錫侯等指使川康彭煥章、陳蘭亭等7師長倒王，發出通電，調動軍隊進逼省城。9月，王纘緒辭去四川省政府主席，於年底率新編成的4個旅出川抗戰。

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蔣介石任命張羣（兼成都行轅主任）為省主席。張羣主政四川，留在四川有較大實權的川軍將領，有川康綏靖公署主任鄧錫侯。

川軍先後有6個集團軍另有2個軍1個獨立旅出川抗戰，約佔全國出兵抗戰軍隊總數的1/5。 ^[6] 

抗日戰爭勝利後，鄧錫侯任川康綏靖公署主任代理四川省主席。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4月，川康綏靖公署裁撤，鄧錫侯專任四川省主席。4月，蔣介石任王陵基任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上任後，實施“安川應變”計劃，獨攬省政大權，利用兼省保安司令職權，整頓、擴充保安團，在各縣、市成立“自衞總隊”。

抗戰後，原第22集團軍各軍在鄧錫侯回四川后交給孫震指揮，淮海戰役前交給孫元良，在淮海被殲。72軍和王纘緒的44軍也被殲。20軍在渡江之役被殲。21軍在上海戰役後撤往台灣。

1949年4月，蔣介石將西南綏靖公署改為西南軍政長官公署，由張羣出任長官。10月以後，人民解放軍發起西南戰役，11月30日，重慶解放，蔣介石逃往成都。 ^[11]  12月7日，蔣介石以召開緊急會議為名，邀請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到北較場，準備將他們挾持到台灣。劉、鄧、潘於當天上午逃出成都，到達新繁縣龍橋，隨後鄧、潘率部轉移至彭縣。 ^[9] 

1949年12月9日，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在彭縣龍興寺總指揮總聯名發出起義通電，宣佈脱離國民黨政權，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領導。 ^{[7-9]  [10-11]}  四川挺進軍總司令範紹曾亦於同月在渠縣通電起義。成都市冷寅東亦宣佈起義。1949年12月14日，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兼西南遊擊第一路剿匪總司令王纘緒率部在成都起義。 ^[12] 

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兼西南遊擊第二路剿匪總司令唐式遵，於1950年被擊斃。四川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王陵基於12月25日外逃，在江安被捕，成為級別最高的國民黨被押戰犯 ^[94]  。

逃往台灣的川軍高級將領，有劉存厚、楊森、孫震等。隨着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徹底失敗，川系軍閥的歷史也宣告結束。 ^[1] 

川軍派系較多，主要派系有武備系、速成系（第二軍系）、保定系 、第一軍系、軍官系、第三軍系、大邑系等。 ^[95] 

宣統三年（1911年）11月21日，大漢蜀北軍政府在廣安州宣佈成立。大漢蜀北軍政府下設軍事部，下轄整編民軍3個大隊，共2000餘人。11月25日，蜀軍政府建都督府，設正副都督各1人，總攬軍務政務。管理軍務設總司為參謀部部長，唐仲寅為副部長，方潮珍為軍政部部長，江經沅為軍需部部長。軍政府成立後，整編軍隊，由都督直轄的有3個標和1個親兵營。 ^{[96]  [97-98]} 

宣統三年（1911年）11月27日，大漢四川軍政府在成都宣告成立。都督為蒲殿俊，副都督為朱慶瀾，綏靖主任為羅綸，軍事主任尹昌衡。 ^[96]  所轄部隊改編為陸軍3鎮，原第17鎮為川軍第1鎮，同志軍為第2鎮，原邊防軍一部及散軍為第3鎮，組建川軍第4鎮，軍政府所轄近衞第2標和駐邛崍獨立協等部隊編入第4鎮。孫中山就任南京臨時政府大總統後，改鎮為師，統制改稱師長，協為旅，協統改稱旅長，標為團，標統改稱團長。 ^{[1]  [99]  [100]} 

宣統三年（1911年）12月8日，大漢四川軍政府政府在成都東較場閲兵。四川巡防隊借索餉譁變。12月9日，重新建立起軍政府，稱四川軍政府。四川軍政府在都督、副都督之下，設軍務、參謀、軍事巡警等11部。 ^{[96]  [99]} 

四川軍政府成立後，四川出現了重慶、成都兩個省級新政權並立的局面。民國元年（1912年）3月11日，成渝兩軍政府合併後的四川軍政府在成都成立，改稱四川都督府。都督為尹昌衡，副都督為張培爵，下轄參謀、軍務、軍事巡警總監等11個部。5月，尹昌衡將川軍改鎮為師 ^[102]  。

民國二年（1913年）9月17日設立重慶鎮守使署。民國三年（1914年），四川巡按使陳廷傑在巡按使署內設四川警備隊總司令部，總司令官階為上將，下設警務處、教練處、執法處等。全省各道、縣組建警備隊。 ^[103] 

民國三年（1914年）6月30日，袁世凱下令將各省都督一律裁撤，對督理各省的軍政長官，在所駐省府設將軍行署。在四川，任命陸軍中將胡景伊為成武將軍，督理四川軍務。都督府改為將軍行署。 ^[105] 

民國五年（1916年）7月6日，北洋政府申令各省督理軍務長官改稱督軍，民政長官改稱省長。同日，黎元洪任命蔡鍔為四川督軍兼省長。蔡鍔就職後，即對川軍進行整編，川軍仍編5個師，並任命劉存厚為川軍第1軍軍長。 ^[1] 

民國七年（1918年）2月27日，中華民國廣州軍政府任命呂超暫行代理四川督軍。3月8日，廣州大元帥府任命熊克武為四川督軍。7月，四川靖國軍總司令熊克武公佈《四川靖國各軍衞戍區域表》。

民國八年（1919年）4月，四川督軍熊克武發表《四川靖國各軍駐防區域表》，標誌四川軍閥防區制的形成。 ^[106]  防區制形成後，各防區軍閥竭力擴充兵力，以張己勢。至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全川軍隊約40萬人。 ^[107] 

民國九年（1920年）5月，五部聯合滇黔軍倒熊戰爭，熊克武敗退閬中。7月18日呂超進入成都，通電暫攝川滇黔聯軍副總司令兼川軍總司令職。

民國九年（1920年）8月，熊克武在川北聯合劉存厚組織驅逐滇黔軍作戰之際，把川軍擴編為3個軍 ^[108]  。並在作戰中逐步把各軍所轄部隊編為9個師、9個混成旅和川北邊防軍 ^[109]  。12月，熊克武自動解除督軍職務，在重慶設立四川各軍聯合辦事處。

民國十年（1921年）3月，劉存厚被逐離川，重返陝南。6月6日，川軍混成旅以上將領24人開會，推舉劉湘為川軍總司令兼省長。7月2日，劉湘在重慶就職，四川各軍聯合辦事處撤銷。劉湘任川軍總司令後，成為矛盾的焦點，於民國十一年（1922年）5月14日通電辭職。第1軍、第3軍等在成都成立各軍聯合辦事處，公推劉成勳為川軍總司令。7月13日，劉成勳在成都宣佈就任。 ^[110] 

民國十二年（1923年）10月25日，楊森等16名川軍將領集於萬縣，共推劉湘為四川善後督辦。12月15日，北洋政府正式任命，劉湘旋於重慶就任。

民國十三年（1924年）5月27日，北洋政府明令裁撤四川督軍，任命楊森為四川軍務善後督理，鄧錫侯為四川省長，田頌堯為四川軍務善後幫辦，劉存厚為川陝邊防督辦，劉湘為川滇邊防督辦。在楊森於6月12日在成都就職，名義上統管四川軍隊，實際上各派自成一系，共有21個師（含黔軍1個師），13個混成旅，兩個總司令（邊防、江防），1個川邊鎮守使，總計25萬餘人。

民國十五年（1926年），川軍各部先後易幟改稱國民革命軍。

民國二十年（1931年）2月27日，南京國民政府委派劉湘為四川善後督辦，所有四川各軍，統歸其全權編遣。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劉湘、劉文輝進行決戰前，四川共有6個軍、27個師、90個旅、9個路、1個邊防軍總司令部，總計約36萬人。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12月，國民政府決定，四川善後督辦劉湘兼任四川省主席。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四川全省劃為8個綏靖區。6月，國民政府對川軍進行第一次整編，10月20日，整編結束，共7個軍另4個師、5個旅、1個路。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7月7日，蔣介石又委任劉湘為四川“剿匪”總司令，“所有川中各軍悉歸節制”。四川“剿匪”總司令部與四川善後督辦公署合署。下設8處 ^[111]  ，審計、督察2室和軍餉點放委員會。 ^[112] 

民國元年（1912）～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年底西康建省之前，在川邊地區先後設置有：川邊鎮撫使 ^[113]  、川邊鎮守使 ^[114]  、西康屯墾使、川康邊防總指揮部等軍事機構，統管轄區內軍事民政。 ^[115] 

川軍軍事體制(7張)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1月31日，國民政府令第20軍楊森部直接歸軍委會委員長重慶行營指揮。11月19日，國民政府決定四川善後督辦公署和四川“剿匪”總司令部同時撤銷，成立川康綏靖公署，任命劉湘為主任。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7月，川康綏靖公署將四川善後督辦公署劃定的8個綏靖區重新作了劃定，綏靖區司令作了調整 ^[116]  。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7月，再次整編川軍，於8月10日整編完畢。通過第二次整編，各軍直屬國民政府軍委會，其人事、經理、裝備均由軍委會掌握；軍事體制也與全國軍隊基本統一。此外，1個獨立團由重慶警備司令部指揮；18個團編為各行政專區保安團。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原川軍將領和川軍有很大變化。楊森、孫震、王陵基等完全投靠蔣介石，所率出川抗戰的部隊，不少已被整編或裁撤。留川的少量部隊，在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等地方實力派的掌握下，共5個師及直屬旅團（3萬餘人） ^[117]  。 ^[118]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3月10日，四川省保安司令部、省政府保安處成立。劉湘任保安司令，費東明任保安處長。6月，全川劃分為18個行政督察區，設置18個區保安司令部，後第17區（雅屬）、第18區（寧屬） 劃歸西康省管轄。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7月，劉湘發佈通令，將148縣的武裝團練統一改編為縣保安隊，編中隊352個，共4.3萬餘人。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3月，四川保安部隊統一於區，設保安團24個，獨立大隊10個，獨立中隊15個，共4.1萬餘人。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8月，全省保安部隊統一由省直接指揮，一個專區配1個保安團，每縣有1個保安中隊。

抗日戰爭爆發，四川保安部隊大量改編為正規軍開赴前線 ^[119]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四川保安部隊有4萬餘人，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為2.7萬餘人，民國三十年（1941年）為2.5萬餘人，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降至2萬人，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只有1.9萬人。

解放戰爭時期，四川保安部隊繼續補充國民黨軍正規部隊。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保安部隊有1.4萬餘人，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只剩8個團和1個獨立大隊，1949年，增加4個團。1949年底，12個保安團先後宣佈起義。 ^[120]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7月，西康建省委員會成立，設置保安科。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4月，組成民團整理處，將保安科歸併。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4 月，民團整理處撤銷，成立西康省保安處。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1月1日，西康省政府成立，同時成立省保安司令部。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4月，將康屬19縣劃為4個民團整理區，各區設民團指揮部，各縣設民團總隊部。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4月，將4個區民團指揮部改組為4個區保安司令部，將各縣民團總隊部一律改為各縣保安總隊部。西康全省共有6個區保安司令部。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7月，省保安司令部將6個保安司令部調整改組為5個 ^[121]  ，直至西康解放。

西康省保安團隊的組建始於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在康定、瀘定兩縣各成立1個保安獨立分隊，每隊38人。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甘孜、瞻化（今新龍）兩縣各成立兩個保安獨立分隊，德格、鄧柯兩縣各成立1個保安獨立分隊。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道孚、九龍等8縣各組成1個保安獨立分隊，每分隊官兵40人。

西康正式建省後，由四川移交來兩個區保安司令部及其所屬保安團隊。經過調整，全省保安部隊有特務大隊1 個（轄4箇中隊），大隊4個（每大隊轄3箇中隊），獨立中隊3個，獨立分隊16個。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全省保安大隊增至8個（ 含1個保安特務大隊），保安中隊22個，官兵達到2696人。同時還成立了特種保安大隊19個，官兵6000人以上。

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7月，保安大隊編為3個總隊（每總隊轄3個大隊，每大隊轄4箇中隊），將特種保安大隊除暫留8個外一律裁編，充實正規保安部隊。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3個保安總隊改為保安第1、2、3團，另有1個獨立團。

1949年12月12日，各保安團隨劉文輝起義。 ^[122]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前，川軍實行兵為將有，自招、自練、自統的兵制。四川先後成立的軍政府、督軍府、督辦公署及其所屬的陸軍教育局、軍務處，在名義上對全川軍隊訓練有督練之責，但作用不大。部隊訓練主要由各軍事集團（軍、師）及其所屬的訓育部、訓練處或參謀處組織實施，自成系統。但由於戰鬥頻繁，部隊裝備簡陋，軍事教育時訓時停。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後，蔣介石通過整編，將川軍納入國民黨軍事體系。川軍訓練遂逐步同一於國民政府軍訓練。 ^[123] 

川軍訓練基本承襲清末新軍保定、速成兩大學系的訓練規則，以日本軍隊的典範令為基本教材，按建制利用間隙，由長官和軍士組織實施。川軍裝備簡陋，戰事頻繁，訓練以術科為基礎，以戰鬥教練為重點，把基本戰鬥技術動作作為訓練的主要內容，注重對某些特殊課目的訓練，如爬山、野外競走、渡河作業、碉堡構築、劈刺、拳術等。炮、工等專業分隊分別進行各自兵科的專業教育。 ^[123] 

川軍教育一般根據上級頒佈的年度教育令或訓練大綱，由軍或獨立的由軍或獨立的師編定教育計劃，由各級分別組織實施。團為進行教育的具體單位。全年教育大多分為4期，新舊兵實行統訓或分訓的均有。由於戰事不休，部隊教育計劃常未能落實。集中整訓與分防駐訓相結合，川陝邊防督辦署曾組織3次團、師級的對抗演習。 ^[123] 

在職軍官訓練方法，一種是以團（獨立營）為單位，組織軍官團或訓練班的方式進行。學習內容有典範令研究、圖上戰術、兵棋、實兵指揮、測圖、戰史、新兵器使用、教育方法研討、勤務演習、精神講話等。學習時間，除隨部隊一般教育及日常勤務實施外，每週授課2～3次。由於作戰頻繁，軍官在職訓練多未能落實。另一種是利用戰爭間隙，組織軍官教育團，對在職軍官實施3～6個月的短期輪訓。

軍士訓練一般由連結合日常教育與諸種勤務組織實施。主要內容為典範令、單人至連教練、射擊、簡易測圖、軍人道德等。必要時，由團統一組織訓練。辦軍士教導隊，是川軍訓練軍士的重要方法。有軍辦的，也有師辦的。有的規模較大，每期千人。 ^[123] 

在長期的軍閥混戰中，川軍將領為提高部隊軍官素質，都重視開辦軍事學校。但由於受戰亂和軍閥個人進退的影響，多時辦時停。 ^[123] 

辛亥革命後，原四川陸軍小學改為陸軍軍官學堂。所有留校學生，編為第一期第一、二班。後又續招第二期，編為三、四、五班。後重慶將弁學堂約200人合併到成都，為第三期，編為六、七兩班。第一期一年半畢業，第二期兩年畢業，第三期三年畢業。

學制半年。訓練內容：步兵操典、野外勤務令、射擊教範、兵器學、地形學、築城學以及國文和算術。後將弁學堂合併於陸軍軍官學堂。

為劉文輝所辦。 一、二期設於敍州，每期員生百餘名。教學內容分學科、術科。時間6個月。第三、四期設於成都，每期員生千餘名。第四期時，軍官傳習所改為軍事政治學校。

田頌堯在川西北創辦。每期兩個隊，輪訓田部軍官。精神講話材料由軍編輯，軍事訓練主要進行典範令教育、射擊、野外演習及增強體力的訓練。

賴心輝辦。學科為戰術、兵器、地形、築城，由教官講授。步兵操典、射擊教範、野外勤務令等由各隊長擔任講課。修身課由前清遺老講授。

熊克武於民國八年（1919年）在成都創辦。學員有各軍送來的中下級軍官及招收的中學畢業生共600餘人，編為六個區隊。楊森於民國十三年（1924年）續辦四川陸軍講武堂。先是在成都南較場辦四川陸軍教導隊，招收青年學生進行訓練。8月，講武堂正式開學，接收部分軍官及其親友入學，共編九個區隊。分步、炮、工三科。 ^[123] 

川軍各軍均掌握有兵工廠、修械所、機器廠等，部分開辦或擴建鍊鋼廠，以供製械材料。民國十九年（1930年），楊森軍部駐防廣安，在防區擴建修械所，仿造輕、重機槍，開設白藥廠，自造槍彈。 ^[124] 

民國初期，川軍軍費統一由國税支付，後勤保障無獨立系統。四川防區制形成後，川軍各部隊無統一後勤補給機構，軍費靠就防劃餉，自籌自給。防區制解體後，駐川部隊統一執行國民黨軍的後勤機構編制和供應標準。

防區制時期，川軍各部隊雖無統一的後勤編制，但各軍根據需要均設有相應的機構。21軍設有經理監察委員會。29軍設有駐區事務部、軍實部、財務處。28軍設有財務委員會和經理處、軍醫處等。 ^[125] 

民國以後，四川財政總支出中，軍費開支居首位。民國二年（1913年）、民國三年（1914年）、民國五年（1916年），財政預算中軍費預算支出1835萬元（佔同期財政總支出57.92%），實際支出2797萬元，超預算數52.43%。民國五年（1916年），因川軍擴編，滇、黔各軍入川，軍費實際支出超過1000萬元。全年度收入僅夠軍費開支。四川督軍羅佩金無法應付，令各縣徵收局將所有税款，概解各道，轉撥為軍餉 ^[126]  。

川軍後勤(4張)

民國六年（1917年）、民國七年（1918年），省政當局尚有軍費統籌支配的規定。民國九年（1920年3月），曾令各軍將各項税款，交由財政廳統籌；各軍餉款，由財政廳按省核定數目，就各軍防區徵收税款，按月酌量勻配。民國十一年（1921年），成立軍費審查會及財務統籌處，訂立軍餉條例。民國十二年（1922年）、民國十四年（1925年）兩次軍事善後會議，均擬統籌餉款，裁減浮濫。以上均未能付諸實現。

民國十四年（1925）～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是四川軍閥防區割據的極盛時期，四川的財政系統被徹底破壞。各軍為擴張勢力，把持駐區財政，所有財政官吏，概由其委任，自成體系，非本軍不得干預；徵收官吏倚仗駐軍勢力，無視法令，任意徵收。各軍為增籌軍費，視防區財政收入為“舉軍隊命脈所關” ^[127]  ，於防區內遍設關卡，重徵苛斂，預徵籌墊盛行。田賦有預徵至1991年者；附加税日重一日，鹽税有附加數十種，田賦附加有超正税70倍者。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川政統一。3月1日起，一切收入由省府統籌；軍政各費由省府統一支付；各軍就地籌款辦法，一概廢止。同年10月，川軍縮編三分之一，年支軍務費4287萬元，佔財政總支出的40.72%。省府為整理各軍舊債，除加重舊税，開徵新税，增徵附加税外，大量舉債，至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底，負債達15900萬元。 ^[128] 

民國初期，川軍薪餉統一。防區制時，各軍薪餉，視防區財政收入而定，收入拮据時欠餉、剋扣時有發生 ^[129]  。 ^[130] 

川軍武器裝備主要靠自制和購買，制式雜亂。民國十四年（1925年），各部共有槍19.85萬支。民國十三年（1924年），楊森佔據成都，下令成都外東兵工廠加班造槍，實力擴大到13萬人，槍約12萬支，重機槍100多挺，駁殼槍4000多支，山炮數十門。

民國十九年（1930年），楊森軍部駐防廣安，從上海購回槍彈，運經重慶被劉湘截留。民國十四年（1925年）冬，劉湘由漢口購回子彈100萬發；民國十六年（1927年），又買飛機兵船；民國十七年（1928年）7月，從國外購買快槍1.25萬支，手提機槍100餘挺，子彈1000餘萬發；民國十八年（1929年）初，再次大量購買槍彈和修理所、鍊鋼廠的機器設備；民國十九年（1930年），透過雅利洋行訂購德國出廠5年的步槍子彈1200萬發，無煙火藥20噸，製造子彈頭的鋼盂40噸，後又通過重慶的英商安利英洋行購入英國路易式重機關槍3000挺、子彈1500萬發。 ^[124]  民國二十年（1931年），劉文輝用200萬元從英、日等國購回武器和飛機，運經萬縣時被王陵基扣留。4月，國民政府隨之撥付劉湘包括500萬發子彈在內的大批槍械 ^[54]  。

蔣介石於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1月，撥給川陝邊“剿匪督辦”田頌堯子彈100萬發，先後三次給劉湘步槍萬餘支，子彈800萬發，炮彈500發。 ^[131] 

川軍服裝由各軍在防區內攤派服裝費制發。民國十四年（1925年）12月，四川善後會議議定川軍服裝發放標準：士兵每年單軍服3套、棉衣1套、外套每3兵1件，全省一年服裝費254.74萬元。由於防區各自為政，軍費收入不等，服裝配發換補亦不一樣，失去防區則無以為補。

民國十八年（1929年）初，楊森在下川東戰敗，率部萬餘人駐渠縣，軍服破爛無力換補，《觀察》雜誌刊載楊森的兵士夜間要脱褲子睡覺，以防逃跑，隨後以提倡民眾穿短服為名發佈告，並派兵持剪刀把守城門，見有着長衫者，強截其半，用來縫補士兵破爛軍服。 ^[132] 

民國初期，四川省兵役仍沿襲清末的募兵制。在軍閥混戰期間，兵員募補由各部隊在本防區內，張貼布告，自行招募。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至省軍管區司令部成立前，全省役政事務由省民政廳主辦。這個時期募兵無統一的計劃和條件，應募者多為窮苦百姓、無業遊民，少數流氓、賭徒、違法和逃債者也入營當兵。

抗日戰爭開始後，根據國民政府頒佈的《兵役法》，先後制訂了《四川省統一兵員徵募辦法》、《四川省兵役實施綱要》等。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6～7月，四川省軍管區司令部與師、團管區司令部先後建立。全省即實行以徵兵為主，募兵為輔，徵募並行的兵役制度。 ^[133-134] 

在長達20餘年的軍閥混戰中，川軍各部人數雖眾，但紀律極差，戰鬥力極弱，被世人稱之為煙槍和步槍並有的“雙槍兵”。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數十萬川軍以貧弱之師和簡陋的武器與裝配着先進武器的日本侵略軍進行了長達八年的戰鬥，雖然犧牲慘重，但是川軍將士視死如歸，有着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故而在歷次大會戰中，戰績卓著，給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擊，成為人所稱道的鐵血之師。 ^[14]  （《天府新論》）

抗戰八年中，出川軍人，不畏強敵，與日寇鏖戰，為挽救國家危亡，作出了巨大的犧牲。 ^[135-137]  （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1933年11月，時任“剿共”各路總指揮的陳誠曾嚴厲訓斥川軍：“連外國人都知道，四川軍隊素質之差，國內外有名，同中國優秀的部隊相比，相差甚遠”。 ^[138] 

1935年8月，蔣介石在峨眉訓練團講話：“我（蔣介石）從成都乘車到峨眉，在途中遇到某些軍官坐滑竿從我車旁經過，仰卧倨傲，毫無革命軍人之儀態，形象甚為難看，可見毫無教育。” ^[139] 

“他們沿着馬路，通過郊區，成羣結隊，毫無秩序，有的穿着軍裝，戴着軍帽，其餘的服裝則隨心所欲，任意穿戴。但每個人都帶着舊式雨傘、茶壺、電筒、毛巾、蔬菜和備用草鞋。這些東西或掛在肩膀上，或者用繩子拴在身上。許多扛槍的人，都把用布包裹着的私人財物吊在槍桿上，那種模樣令人聯想起迪克·惠廷頓。那些能夠乘滑竿或者坐黃包車的，以及那些蓄養禽獸的人，荷着鳥籠，抱着猴子，或是用繩子牽着狗走。我明白，像這種吹吹打打的喜劇般的中國隊伍，現在只有在傳奇故事中才有了。” ^[140]  （格雷厄姆·佩克《穿越中國牆》）

“川軍一些部隊之中，老婆比軍官多，軍官比士兵多，士兵比槍桿多。” ^[141] 

抗戰初期，鄧錫侯奉命率第22集團軍不遠千里前往第二戰區參加山西保衞戰時，駐防山西的閻錫山拒絕川軍入晉，指斥川軍“武器不好，作戰不力，是不會打仗的叫花子部隊”。 ^[142] 

台兒莊大戰之前，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認為：“川軍習氣較壞，官長均視物質享受為當然，不能與士卒共甘苦，各將領間因為省內長期互戰的結果，彼此均積不相能”。 ^[143] 

“台兒莊會戰中，滕縣四晝夜的血戰，以武器之最劣、人數不過二萬餘人之川軍，終能給數量巨大、高度機械化之精鋭敵軍以重大的打擊，搗毀其直佔徐州之企圖，等待援軍主力到達，使軍事重鎮徐州，得以轉危為安，這是我國抗戰史上最不可磨滅的一頁。” ^[144] 

台兒莊大戰後，李宗仁認為：“若無滕縣之苦守，焉有台兒莊之大捷? 台兒莊之結果，實滕縣先烈所造成也!” “滕縣一戰，川軍以寡敵眾，不惜重大犧牲，阻敵南下，完成戰鬥任務，寫出了川軍抗戰史上的最光榮之一頁。” ^[145] 

在抗日戰爭中，日軍稱四川軍隊為“國軍旁系的有力部隊”。 ^[146] 

“川軍將士東出夔門、下三峽、入洞庭、赴京口……縱橫大江南北。北跨劍門、越巴山、翻秦嶺、過關中，涉風陵古渡，北抵恆嶽，東趨泰岱，回鎮皖浙……奔馳數千上萬裏，馳騁南北戰場，熱血灑遍江淮河漢。為民族爭生存、為四川爭光榮。” ^[147] 

“出川將士傷亡人數為國民黨正面戰場傷亡人數的1/5，陣亡人數26.3 萬人，負傷35.6 萬人，失蹤2.6萬多人，出壯丁300 多萬人，佔國統區壯丁數1/5，負擔經費4400億元，約佔國統區總支出的1/3”。 ^[148]  （《四川對日抗戰》）

“川軍在八年抗戰中表現出前所未有的英勇。正是在抗戰烽火中，川軍實現了浴火重生，以生命和鮮血書寫了抗戰歷史，從而由“雙槍兵”、“爛部隊”，轉變為鐵血之師、正義之師。 ^[14]  （《天府新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