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學忠

于學忠，山東省蓬萊縣徐家集於家莊人。光緒十五年（1889年）11月19日生於旅順。父親於文孚早年經商，後任毅軍幫統，與米振標、張作霖等同為毅軍創建人宋慶的部下。他自幼隨父在軍營中，於光緒三十年（1904年）以第一名的成績（徐永昌第二名）從毅軍所辦隨營學堂肄業。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考入通州速成隨營學堂步兵科，宣統三年（1911年）又以第一名成績畢業。隨後在毅軍中任排、連長。民國元年（1912年），隨毅軍進駐熱河。民國三年（1914年），任熱河林西鎮守使署副官長。同年6月，授中校銜。 ^{[1]  [23-24]} 

民國六年（1917年），北洋陸軍第十八混成旅在湖北成立，趙榮華任旅長。趙繫於學忠的表兄，其幼年時失去父母，由於文孚撫養成人。趙當旅長後，乃電召于學忠至襄陽，就任炮兵營營長。起初，時任林西鎮守使的米振標不同意放行，後經毅軍統帥薑桂題出面，他才於民國七年（1918年）8月正式上任。 ^{[1]  [25]} 

民國九年（1920年）夏，直皖戰事爆發。于學忠隨趙榮華參加了對皖系長江上游總司令吳光新的作戰，將吳之司令部包圍繳械。民國十年（1921年）夏，北洋陸軍第二十一混成旅在新任旅長王都慶到職前夕，在宜昌譁變，引起第十八混成旅的軍心浮動。趙榮華正率部分隊伍收復施南，于學忠奉令留守宜昌。由於他鎮定防範，採取嚴密措施，約束部屬，致使留守宜昌之官兵謹守秩序，未與變兵附和。因此，他受到趙的獎賞。 ^{[1]  [25]} 

民國十一年（1922年）7月，四川爆發擁護孫中山的熊克武與擁護曹錕的楊森、劉湘兩軍之戰。年底，吳佩孚派趙榮華、于學忠率部由湖北施南入川援助楊森、劉湘，攻擊熊克武。此時，第二團被編成混成支隊，附有炮兵、工兵，歸楊森指揮。他的混成支隊先至萬縣，繼拔梁山、墊江、重慶，在永川、榮昌、隆昌、內江、資陽、簡陽一路均有戰鬥。至民國十二年（1923年）夏，進抵龍泉驛。 ^{[1]  [25]} 

民國十二年（1923年）9月，于學忠授陸軍少將銜。趙榮華以鄂軍援川總指揮的名義駐守重慶。趙因驕橫跋扈，既不能與鄂軍援川諸將共事，又不能與川黔將領和睦相處，羣詬之於吳佩孚。這年冬，熊克武軍向重慶發起猛烈攻擊。吳佩孚為保持江路，早已命于學忠赴防忠州，但趙榮華顧慮重慶兵少，抗命不令於前往。及重慶危殆，趙又顧慮忠州有失，又令于學忠遵吳令即赴忠州。時援川各軍總司令袁祖銘正令他堅守浮圖關，趙卻急令他開拔。次日，浮圖關失守，全軍覆沒，重慶亦隨之棄守。趙乃隻身乘輪經赴宜昌。吳佩孚早已對趙榮華不滿，加上趙屢抗軍令，遂免其旅長及施宜鎮守使本兼各職。此時，于學忠混成支隊隨大軍退至萬縣。不久，川黔鄂各軍將領在萬縣召開作戰會議，決定反攻奪回重慶。他率部進佔墊江。同年12月，接吳佩孚電令，他被升為第十八混成旅旅長，並在墊江防務就職。 ^{[1]  [25]} 

民國十三年（1924年）春，熊克武軍退出川境，北京政府授楊森為川督，鄧錫侯為省長，川局略定。第十八混成旅時駐重慶，于學忠以援軍不宜久停川境為由，請示吳佩孚、肖耀南，要求重返舊防。嗣後，該旅奉令回駐施南。 ^{[1]  [25]} 

民國十四年（1925年）10月，吳佩孚經嶽州再出漢口，被孫傳芳、肖耀南（時任鄂督）等擁戴為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吳首先整頓直系各軍，實際旨在擴充實力。肖力主擴編于學忠部，吳乃授于學忠為陸軍第二十六師師長。此時，第二十六師無將無兵，形同虛設。于學忠任師長後，遂將第十八混成旅擴編為第二十六師。先編成步兵兩旅、騎兵一團、炮兵一營，以原團長楊殿雲、馬廷福分任旅長，設司令部於施南。 ^{[1]  [27]} 

民國十五年（1926年）夏，國民革命軍從廣州出師北伐，席捲湖南大地，武漢危在旦夕。吳佩孚向各方徵調援軍甚急。因鄂局緊張，于學忠奉命趕赴宜昌商談軍事，被吳佩孚任命為長江上游副司令，師部移駐宜昌，施南防務交予馬廷福旅負責。于學忠指揮撤退北軍抵老河口，即令各軍聚集谷城一帶，與張聯陛師取得聯繫。旋奉吳佩孚電令，被升任聯軍第九軍軍長兼荊襄總司令，轄閻得勝第七師、秦建斌第八師、毛永恩第十八師，暫設司令部於谷城江北岸之傅家寨。時為民國十五年（1926年）冬。第九軍駐紮谷城一帶，彈丸之地難以維持龐大軍隊之給養。吳佩孚時駐鞏縣，意欲與于學忠會合，曾派湖北第一旅旅長孫建業攜無線電器材前往，在途中遭地方雜牌部隊襲擊，孫被擊斃，器材被劫。于學忠考慮到河南雖軍隊雲集，但京漢線駐馬店鐵道兩側尚有空隙之地，故意將部隊移駐此地。但至駐馬店必經早與北伐軍有聯繫的樊鍾秀所據地盤。他派人攜函前往疏通，要求借道新野、鄧縣之間。樊竟覆函拒絕，措詞強硬，並立即出兵阻截。他遂決意以武力驅樊，奪據其地。針對樊部趙天青、李萬林兩個師“各個擊破”的戰術，于學忠一面命擔任正面作戰任務的部隊與敵激烈抵抗，一面命第十八師、第八師從左翼，主力第二十六師在右翼取包圍態勢前進，同時命第七師先佔新野，迫使樊鍾秀部龜縮鄧縣城。第九軍乘勝包圍鄧縣六十三天，殲敵約一萬四千餘人。樊僅率三千人的殘部退走信陽州。第九軍佔領鄧縣、新野後，于學忠將軍司令部移至鄧縣。 ^[1] 

正當于學忠圍殲鄧縣之敵時，馮玉祥部由陝、甘分路入豫。馮計劃拉攏駐老河口各部，孤立於學忠，然後一舉消滅第九軍。於是令孫連仲派副官持函前往，欲借武力調停名義，乘勢解決于學忠部。他即面對該副官，扯碎來函，要其轉告孫連仲：我等着他的武力。孫聞大怒，舉兵來攻。于學忠知馮軍戰術向取攻勢，利於速戰速決，即令第八師師長秦建斌堅守鄧縣西三十里的文曲集三個土寨，挫孫連仲部鋭氣。待孫部將三個土寨包圍後，于學忠以五個團為右翼，兩個團為左翼，將敵軍反包圍，再集中主力部隊，予以擊破。孫見此勢不妙，乃自行退去，一直退到陝境。 ^[1] 

民國十六年（1927年）5月，吳佩孚因眾叛親離，大勢已去，不得已逃到時駐鄧縣的于學忠軍中暫住。該軍諸將初無異議，至馮玉祥部跟蹤吳佩孚，逼近鄧縣時，諸將遂有貳心。一天，于學忠召集諸將會議，第七師師長閻得勝對他説：“吳大帥在此，目標太大，致為各方所集矢。”他卻對大家説，玉帥今日正在患難，即屬朋友亦應援助，況為直軍統帥，今日豈能落井下石。諸君若執此意，我當自殺以謝玉帥與諸君。自此，無人再提此事。就在這時，北伐軍兩度派人規勸于學忠加入革命隊伍。第一次是唐生智派姚存楠（繫於學忠同學，曾任第二十六師軍法官）來。他對姚説：“我若肯附南，在宜昌即當歸附。今移師至此，豈能變易初心。”接着，陳幹奉蔣介石所派，以同鄉之誼，登門拜訪于學忠。陳説，蔣十分愛慕器重於學忠的才幹，並有蔣委于軍長之職委任狀，他仍以前言拒之。 ^[1] 

此時，鄧縣已成為北伐軍集中進攻的目標，吳佩孚深感處境危險，遂與于學忠商議，決定移軍豫東。東移命令已下，但駐新野的閻得勝、毛永恩兩個師都按兵不動，且吳之衞隊已亦不能控制。吳知大勢已去，無力挽回，被迫從新計議出路。其素與川軍將領楊森、鄧錫侯等頗有感情，乃決定暫避四川，再觀形勢。于學忠對吳説：“我始終聽從大帥。北伐軍興，目的首在我帥，是以無論如何窮蹙，我終不附南。馮玉祥與我師對立，我也無附馮之理。我帥即去，我個人相從，於事無益。若簡率師徒，則此師原由川鄂遠道跋涉而來，川省系防區制，何此防區能容此大軍。重率飢疲之眾再人險阻之區，將士亦難期用命。今我解甲歸田，與我帥同進退，將部隊移交部將，聽其自求生存。我之下野理由有三：（一）大帥來我軍中，我不能有所作為挽回頹勢，對不起大帥，應去者一；（二）鄧縣一帶年來歉收，民有菜色，駐此重兵，深憂父老，應去者二；（三）官兵無糧無餉，亦無服裝，不自避位，負我部屬，應去者三。”吳佩孚亦不得不以為然。他遂將第二十六師編為第二十五、第二十六兩師，以楊殿雲、馬廷福分任師長，並下令聯軍第九軍各師，統歸第七師師長閻得勝指揮。臨行前，又召開師團長會議，告以解甲歸田之決心．説：“你們好自為之，但你們有辦法能立足，我當躬耕故里，終不着此軍衣。若仍不能生存，找我時，我但能管亦不能不管。”時軍中尚存現款三萬餘元，他除攜少數旅費外，其餘都分給全軍官兵，聊表臨去之心。同年6月，待吳佩孚南行數日後，于學忠遂返回蓬萊故里。 ^{[1]  [25]} 

于學忠下野後，所部歸馮玉祥統轄。馮命令閻得勝率原第七師一旅移駐鄭州，劉道昌旅駐許昌，毛永恩、楊殿雲、馬廷福各師則分駐駐馬店一帶。原於學忠部將領見馮採用分裂調撥的方法，企圖消滅該軍，都很氣憤，遂聯合密謀將部隊拉出。除閻得勝率領的一個旅及秦建斌師無法拉出外，其他部屬在突襲孫連仲部之後，一律東開，拉至安徽蒙城，並共推于學忠之原秘書長查煒、副官長李俊襄、團長張硯田為使者前往蓬萊找于學忠想辦法。 ^[1] 

早在民國十五年（1926年）冬，于學忠率部從鄂入豫，東北軍師長應振復首派江擇安與他取得聯繫。張作霖稱大元帥於北京後，應屢進言張氏父子，説于學忠部為鄂軍中最精強者，雙方應當合作等語。嗣後，張作霖特派參議尹同愈等三人與于學忠接洽，希望他與奉軍合作，共同對敵。他當時亦只表示樂意合作，但沒有接受張作霖的任何支援。查煒、李俊襄和張硯田到蓬萊找于學忠一事為張作霖父子所聞，張學良即派周光烈持函邀請于學忠去北京商談有關事宜。為了謀求原第九軍的出路，他遂與查煒、周光烈一行赴北京。 ^[1] 

于學忠抵北京後，在中南海懷仁堂受到張作霖的接見。張語極爽直，説：“我與令尊系少年朋友，舊在宋老帥（指毅軍統帥宋慶）部下共事五年，此是事實，並非我自居尊長。我們不是外人。”相互間言談融洽。他説只求部隊得以安置，去軍之將，無勞垂念。張説：“不然。今日奉軍並不需要多此三兩師人，只是相信你，要你合作。此軍仍須你統帶。你對吳子玉（吳佩孚）情形，我們都已知道，但能以對吳者對我，就已夠了。此後服裝、糧餉、給養、軍械均按奉軍發給，你可即去將軍隊整理帶到北方。其它事可與學良接洽。”嗣後，于學忠拜謁了張學良；又與軍事部次長楊毓殉商談編制等問題。于學忠被任命為鎮威軍第四方面軍團第二十軍軍長，仍統率舊部。 ^{[1]  [27]} 

于學忠在北京數日，即乘津浦車南下。至軍部駐地，速將部隊遷往南宿州整頓。除毛永恩第十八師投靠直魯聯軍張宗昌外，他將餘部重新編為三個師，以原第七師旅長劉道昌、原第二十五師旅長杜繼武、原第二十六師師長馬廷福分任師長，然後率部北上。 ^[1] 

民國十六年（1927年）8月，直魯軍與孫傳芳聯軍，西敗於馮玉祥軍，南敗於蔣介石軍，結集於徐州，由張宗昌親自指揮。于學忠軍抵徐州時，西北軍已進攻徐州，並先後佔領九里山、北車站等重要陣地。他命令所部在飛機場集合，即往見張宗昌。張宴請他時，其軍長程國瑞、王棟皆在座。于學忠便問：“各軍長皆不在前線指揮，豈召集軍事會乎？”當張回答説不是，又問： “然則豈欲撤退乎？”張宗昌無法隱瞞，便説前線難以支撐。他説：“敵人正在猛攻，如此一退，則必失數萬人。”接着説：“此時必須反攻，奪回重要陣地，挫動敵人鋭氣，乃可從容撤退。”張要于學忠助一臂之力，他即應允，下令所部以兩團兵力先攻北車站，限拂曉前奪回九里山。時已深夜，雨雪交加。他親自指揮，至翌日凌晨，佔領了九里山陣地。對此，張宗昌極力致謝，並電請北京將於學忠暫留魯協防。他接到北京準緩北行的電令後，遂移防濟寧。一月之後，又奉令開至河北東光。 ^{[1]  [7]} 

這時，張學良親來東光檢閲。經月餘整訓補充，于學忠部復奉命前往京漢線參加彰德以北西迄涉縣之線，與馬占山諸部協同作戰，抵抗西北軍。不久，山西閻錫山所部攻人河北，奉張學良之令，于學忠部以十四小時行一百四十里的速度，抵保定西二十五公里之奇村一畝泉，援助王樹常部，將晉軍阻止，復又奉命撤至廊坊停止待命。同年9月，他晉升為陸軍中將，獲二等文虎勳章。12月，授捷威將軍名號。 ^{[1]  [7]} 

民國十七年（1928年）6月，張作霖通電返奉途中，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張學良既繼掌東北軍政，旋亦出關，令所部繼續東退。于學忠部經楊村、唐山，移駐樂亭。不久，又奉命駐山海關。這時，他任臨綏駐軍司令。12月29日，東北“易幟”，全國號稱統一。他改任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軍事參議官。 ^{[1]  [7]  [23]} 

民國十九年（1930年）1月，于學忠獲青天白日勳章及二等寶鼎勳章。同年3月14日，第二、三由軍集團軍將領鹿鍾麟、商震、黃紹泫等五十七人發出聯合通電，要求蔣介石下野，其時情形日漸緊張。張學良擁有重兵，其動向大有舉足輕重之勢。因此，閻錫山、蔣介石、馮玉祥均派人居瀋陽拉攏東北軍將領。約7月間，蔣介石因為迭派代表拉攏東北出兵，一直沒有結果，遂對東北軍進行分化瓦解。首先利用臨綏駐軍參謀長陳貫羣（與蔣是留日士官學校同學），轉信給於學忠兩次，表示拉攏；繼爾又派參謀石某，以赴東北路經山海關為詞，轉交蔣親筆信一封給他，勸于學忠舉兵向西，同意讓他任選取華北的職務。他將信原本上呈張學良，同時復蔣一封信，表示唯張學良是從。蔣拉于學忠未成，遂遣何成浚勾結該部師長馬廷福，企圖煽動馬叛變張學良。于學忠獲悉此事，勸告馬説：“東北系統待我們不薄，我們行事為人，應以忠義為重，絕不可如此行動。”然而，馬廷福卻一意孤行，還宣稱誰要不幹，就砍誰的頭。于學忠見事已緊急，一面囑馬稍緩行動，一面急報張學良。張即以開軍事會議為由，扣押馬廷福等人，亂事得以平定。事後聞知，蔣介石許諾三百萬現洋給馬，並已匯款到瀋陽中國銀行一百萬元。 ^{[1]  [23]} 

至8月中旬，蔣介石的部隊攻下濟南，晉軍敗退黃河北岸。月底，張學良從北戴河返回瀋陽。9月28日，張發表擁護“中央”、呼籲和平的巧電，旋派兵入關。于學忠在這天下午3時，以第一軍軍長名義，率部由瀋陽出發。出發前，張對他説：“我們這次入關，乃是為倡導和平，促成統一。東北軍以往三次入關，聲名均很不佳，……我先問問你，你想怎樣做？”他當時回答説：“我想有兩個辦法。第一是一槍不放，使地方不受絲毫糜爛，國家不遭些許損失，並可與晉軍保持友誼。我們只到河北、察哈爾為止，完全可做到一槍不放。第二，如果萬一繼續用兵，我認為在娘子關方面，可做佯攻姿態，而另派勁旅直趨大同，山西指日可下，並不費多大的軍力。不過，閻錫山這個人不用提了，山西的人民無辜，似不應再受塗炭；我們也犯不上得罪很多的人，而且我們如取下山西，亦難免不為蔣介石所忌。同時這與我們出兵的本意不大相同。”張學良當即同意採納一槍不放的辦法進兵關內，並交待了入關後應注意的事項。于學忠隨即率第一軍先頭部隊董英斌部第五旅入關，後續為陳貫羣第二十三旅、劉道昌第二十七兩個旅。途中，他透露消息給時任河北省主席的徐永昌（二人系同學），説明和平接收，決不用兵。晉軍陸續後退，第一軍於9月21日到達天津，26日即進駐北平。馮、閻聯軍失敗後，經張學良保薦，南京國民政府發表于學忠為平津衞戍司令。10月，奉張學良指派，于學忠、萬福麟、王樹常與徐永昌、楊愛源等將領商討晉軍的整編問題。 ^{[1]  [23]} 

民國二十年（1931年）4月，張學良成立陸海空副司令部行營，坐鎮北平。是月28日，張患傷寒病人協和醫院治療，不能親理公務，石友三乘機陰謀叛變，配合汪精衞、陳濟棠、李宗仁反對蔣介石。于學忠即與參謀長戢翼翹、萬福麟、王樹常、鮑文樾商量，於6月28日由東北抽調步兵三個旅、炮兵一個旅分駐平津，以固防務，並安民告示，以穩定人心。7月初，石部加緊叛變步伐。于學忠與戢翼翹等商談，以平津衞戍司令的名義，到順德檢閲白鳳翔的騎兵旅，順便看看石友三的動態（時石部亦駐順德）。檢閲完畢，他秘密告訴白：“石如有行動，你可稍與之接觸，即沿平漢線節節撤退，務須引起追趕，不與脱離，以便我方集中兵力，與之決戰，以免兵力分散，為其各個擊破。”當他到石部駐地時，發現張雲責侷促不安，面帶憂容，且不敢與己説話，便料知石部確有不穩企圖。 ^{[1]  [30]} 

于學忠返回北平後，主持召開司令部行營會議。在會上於分析石部定要妄動，而動必敗。原因有四：第一，石部沒有根據地，只佔六列火車，不能離開鐵路線，如以少數部隊與之接觸，不讓其在津浦線轉移，以逸待勞，誘其深入，即可將其消滅。第二，石友三鴉片癮最大，常識不足，極端腐化，並對東北軍存有輕視之意，驕敵者必敗。第三，表面上看來，好像石善於練兵，士兵的體質亦較強，但石不注意士兵的生活，向不正式發餉，兵有貳心。第四，石為人性極反覆，輕舉妄動，用兵也好輕進輕退，一切都貪，不能持久，利於速決，如能沉着應付，必可將其擊潰。7月19日拂曉，石部北犯。白鳳翔旅於兩小時前撤離順德，在內邱以南與石部的前衞稍有接觸，即按于學忠的計劃有目的節節後退，但不與石部脱離。是日，在副司令行營召集緊急會議上，於反對撤退關外，力主給石予討伐。他説：“東北軍號稱數十萬大軍，若為石友三之一小撮隊伍逼出關外，東北軍之威望從此掃地；即能退出關外，也將日人所輕視，此後對外更難應付。據我們的估計，石友三部一定先圖襲取北平，併力求速戰，我可率領一部隊伍在平漢線堵擊之，並將石部引出滹沱河稍遠一點，在保定、望都之間，方順橋以南，與之決戰，當可將其擊潰。”與會者一致贊同他的意見。旋副司令部行營任命于學忠為“剿赤”軍北路集團軍第一集團軍司令，統轄陳貫羣第十四旅、杜繼武第十八旅、李振唐第十三旅、董英斌第十一旅、白鳳翔騎兵第六旅，及喬方炮兵團，負責平漢線作戰。于學忠於21日赴保定督師。7月24日，南京政府下令拿辦石友三。 ^{[1]  [7]} 

石友三北犯的部隊，以孫光前、程希賢為先鋒、沈克、唐邦植及石本人居中，以米文和殿後，時兵力約有五萬六千餘人，僅留一個旅守順德。于學忠部白鳳翔旅逐步誘石深入，將其所部引至石家莊地帶。當時，第十八旅駐在石家莊，他令杜繼武不得，出擊，撤離石家莊。這時蔣介石忽來電報謂，“石家莊系軍事要衝，不宜放棄”。他為了執行規定的軍事部署，仍率部從石家莊轉移陣地，將石部引過滹沱河，直至保定、望都之線，並在方順橋以南嚴陣以待。7月29日，東北軍防線中部被石部突破，約三萬餘人已進入大冉，距保定僅二十五公里。于學忠一面令董英斌旅堵住中央缺口，一面令白鳳翔騎兵旅在敵軍右翼安國、博野一帶，故作疑兵，盡力作大區域活動，每天更換番號，主要目的是不讓石向東轉移。石部進入于學忠預設的口袋後，與第一軍團相持了三天。于學忠命令炮兵向大冉村外進行炮擊，以防石部逃出村外，不便包圍。然而，石亦令沈克師由完縣迂迴。但沈中了于學忠的疑兵之計，迂迴未成功。這時，王樹常集團軍已進逼至石部右翼很近的地域，同時南路劉峙的胡宗南師又已將石留守順德的一個旅解決。石見形勢對已十分不利，乃於31日下午向于學忠部實施佯動，企圖退卻。于學忠見石部槍聲很急，而實際未進攻，即判斷石友三在夜間必將退卻，即用電話告知行營參謀長戢翼翹，“石軍突然槍聲很急，判斷其今夜要撤退，一定系經臨城、德川之線，向山東方向撤退，敵人定準要失敗，請北平放心”。爾後，他一面指揮全軍，仍用原隊形於拂曉攻擊，一面通知劉峙軍及東北軍第二集團軍速到滹河以南向山東方向準備截擊。石友三部於7月31日夜果然全軍退卻，他率部乘勝追擊。在沱河寥固以南、深澤地區，石部被徹底擊垮。石友三和唐邦植僅率三千人逃往山東，依附韓復榘。石部師長米文和、孫光前被俘；沈克投降，請求改編。 ^{[1]  [7]} 

民國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蔣介石下令，不准許東北軍抵抗。張學良又召集於學忠、戢翼翹、王樹常等將領研商行動大計。于學忠建議説：“日本軍人現仍繼續侵佔東北各方，橫行不已，我們雖避免全面的決突，但也集中幾個旅的兵力，犧牲他三團人，給敵以打擊，以挫其侵略氣焰，並取諒於國人。”他還建議，吉、黑兩省的軍事負責長官，都應各返防地掌握部隊。張學良當時説：“這些主張都甚好，我現正命榮翕生（榮臻的字）新編一軍，可即令他擔任這項任務。”翌日晚，張單獨邀他談話，借辭予以推託。在蔣介石的逼迫下，不久，十幾萬東北軍幾乎一槍不放地退至關內。東北三省淪落敵手，平津時局緊張。同年12月，他兼任東北政務委員會委員。 ^{[1]  [30]} 

于學忠任平津衞戍司令期間，吳佩孚突然自甘肅啓程取道由寧夏、綏遠前來北平，宣稱參加抗日。張學良乃召于學忠商議，説：“吳來，我不拒絕。但蔣介石有電報，對吳之來平究竟有何企圖，很有懷疑”。他對張説：“吳今日毫無實力，豈能有所企圖。直系舊將握兵者只我一人，我豈能與為軌外之事，我可為之保證。”於是，張學良出市郊歡迎。當時，張對於在平津素有關係的下野要人多有照顧，惟吳佩孚和張宗昌為獨厚，月皆八千元。此後，吳佩孚安居北平什錦花園，度其寓公生活。 ^{[1]  [30]}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8月17日，于學忠被南京政府調任河北省政府委員兼主席，移師天津。平津衞戍司令改由原河北省主席王樹常繼任。同月，兼任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 ^{[1]  [29]} 

當時，天津日本租界駐有少數日本軍隊，裝備有大炮、坦克等。日軍經常向中國駐軍挑釁，企圖製造事端。按慣例規定，在中國領土上的外國駐軍，凡有軍事舉動時必須事先通知中國軍隊，但日本侵略軍，從不把中國當局放在眼裏，總是我行我素，擅自行動。有一次，于學忠在省政府後院辦公室辦公，日軍不事先通報中方而擅自在市區進行閲兵。他聽到報告後非常氣憤，當即命令參謀長嚴密監視日軍行動。這次日軍閲兵與往日所不同，士兵全副武裝，以大炮、坦克在前面開路，直逼政府大門，對警衞、哨兵的鳴槍警告熟視無睹，氣焰十分囂張。見此情景，于學忠命令早有準備的士兵十餘人，隨身捆綁手榴彈、炸藥包等，橫躺在省政府門口外的水泥地上。只要日軍敢於接近，就要與他們同歸於盡。日軍頓時膽怯了，只好灰溜溜地撤了回去。 ^{[1]  [30]} 

此後，于學忠與日軍針鋒相對。日軍實行戒嚴，他也令所部戒嚴；日軍閲兵，他也組織部隊閲兵。有時兩軍士兵都荷槍實彈，只一步之隔。在一次高級軍事會議上，他激動地説：“日本人有飛機大炮，你們手裏拿的也非燒火棍，怕什麼？只要日本鬼子敢動手，你們就給我狠狠地揍，出了事我于學忠負責！” ^{[1]  [30]}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3月，熱河失陷。4月，張學良被蔣介石所迫下野出國。臨行前，對於東北有所安置。當時東北軍共有二十六萬人，除交萬福麟、王以哲、何柱國各率領一個軍，約九萬人外，其餘十七萬人統交於學忠指揮。5月，于學忠兼任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6月，又兼任天津市市長。 ^{[1]  [30]} 

由於于學忠的實力擴大，遂更為日寇所嫉視。日寇見採取強硬的態度不能使他屈服，就利用在津的漢奸張志潭、齊燮元、王克敏、王揖唐和失意的政客潘復、張廷諤等，遊説于學忠，企圖使他改變態度。張志譚曾與于學忠談過，日寇希望他能像閻錫山、韓復榘那樣的態度，若願意這樣做，不但在華北的地位可以穩固，還可以擴張勢力，繼承張學良的地位；在軍備上，所有日寇在東北所接受東北地方原有的飛機、械彈均可交他使用。然而，于學忠對日寇的所謂高官厚祿及種種優惠條件的引誘，一概置之不理。有一次，齊燮元在電話中勸他服從日本侵略軍的指揮，于學忠回答説：“我是地方官吏，個人守土有責，用不着聽誰的。” ^{[1]  [30]} 

日本特務機關見拉攏于學忠不成，乃通過在津的漢奸白堅武（曾任吳佩孚的政務廳廳長）和何庭流（天津市政府外事秘書），用重金收買刺客，對於學忠進行暗刺陰謀。他們前後進行暗殺活動三次：第一次，收買王玉珍（曾任“膠東王”劉珍年的參議）為暗殺首領，組織十三個暴徒，企圖將於學忠刺殺於天津河北二馬路至省府的途中。于學忠每天在上午8時到省府，王玉珍偵知後，即佈置暴徒在二馬路到省府途中的各街口，誰知這一天于學忠因他故，提前了半小時赴省府，因而謀刺計劃落空。保安隊當即在二馬路將王玉珍等三人搜獲，並收繳三支手槍、十二枚炸彈。第二次，收買于學忠的隨從副官巫獻廷和第五十一軍司號官傅鑑堂對他進行暗殺。巫、傅商定，在於學忠人浴時動手。一天晚上，巫告訴于學忠：宅中的浴盆安好，請他人浴。這時，傅躲在大門口，準備接應。他一人浴室，發現巫獻廷神色有異，即行退出。不久，警衞排長報告：“有五十一軍司號官傅鑑堂在大門外找巫獻廷談話，這兩人很可疑。”他聯想到近日巫隨其坐汽車，時露張惶模樣，才恍然大悟。乃親自審問巫：“傅鑑堂找你做什麼？你要説實話！”巫的神色立變，回答説：我慚愧的很，對不起主席，不過事情是錯啦！我本意並不想做，我只想騙日本人幾個錢。日本人允許給我倆四十萬元，我們未敢要那些，只要八萬元，事成再説。現在每人先拿三千元零用。我已給河南老家匯去，只餘五百元。”衞兵當場從其身上搜出兩支手槍，其中一支是日寇給其行刺用的。接着，于學忠趕到第五十一軍軍部，逮捕了傅鑑堂。第三次，收買曲子才（原第五十一軍的團長，因嗜白麪被于學忠撤職），在於學忠的食物中下毒。曲又收買軍副官處勤務兵袁啓明，交袁白色毒藥面兩包，答應事成後給其三萬元。而袁持此藥自首，暗殺于學忠的陰謀再次未得逞。 ^{[1]  [28]} 

與此同時，日寇勾結孫傳芳，企圖利用孫的身份，拉攏曾被于學忠所撤職的各級軍官舉事，而分化于學忠的部隊。由於他採取了果斷措施，孫傳芳的勾結工作遂告失敗。其次，利用漢奸石友三、劉桂堂等收編匪軍，進行擾亂，並醖釀建立“華北國”。 ^{[1]  [28]}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春，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和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有一次邀于學忠到北平談話。他們認為，省府設在天津，常與日方衝突，不如遷至保定為妥，以此徵詢他的意見。他表示極不贊成，説：“天津是中國地方，不能因日寇的威脅，即行遷走。設如遷至保定後，日寇再行威脅，我們還能遷至河北省外的地方嗎？這是中國的主權問題，似宜熟籌而後行。”荏苒數月，日寇對於學忠的誹謗攻擊，益行惡劣，必欲逼他離開華北而甘心。 ^{[1]  [28]} 

同年6月，何應欽與日本天津司令長官梅津美治郎簽訂了“何梅協定”。該協定公寥回然提出罷免於學忠的河北省主席職務，及調走第五十一軍。事後，何應欽竟屢打電話逼于學忠辭職，有一次電話中説：“現在時事太困難，外交很難辦，你為國家着想，最好還是辭職一下。”他回答説：“這事如系日方提出，我們是中國官吏，若這麼辦，將來還有中國官吏沒有？外交不管怎麼困難，總該講理，我為國家計，不能做喪權辱國的事。辭職的事，我不能，我是中央任用的官吏，中央有權，要免我的職，撤我的職均可，我絕不會鬧出意外。可是對外交如此，太軟弱啦！”何的辦公廳主任鮑文樾奉命與于學忠通話，“勸”他辭職。他答道：“我不是戀棧這個地位。我們所受的外侮，已夠受的啦！我現在哪能還受這個氣，最後請你告訴何先生，除非於某人死啦，不死，有我這口氣在，就絕不辭職！”不久，何應欽約他到北平開會，又提出省府遷往保定問題，但未以日方與他常衝突為理由。于學忠表示：“若問我的意思，還是不遷為是。不過一省省會的所在地，應由中央規定，若是中央命令遷保，我完全聽從命令。”於是遷保之議，遂即實現。省府遷往保定後，蔣介石即命令于學忠率第五十一軍開赴陝西西安，所遺河北省主席職務，由民政廳廳長張厚琬代理。他率第五十一軍抵西安，又奉命進駐天水。經過一個時期，南京政府才免去他的河北省主席職務，旋又發表于學忠為陝甘邊區“剿匪”總司令。在免去他的河北省主席職務時，還有個小插曲：原來，張學良時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昌行營主任，蔣介石曾由成都致電，謂“接行政院長汪精衞電，因對日外交關係，擬免去于學忠河北省主席職務，吾兄有何意見，速即電示”。張即覆電，痛陳“中國的封疆大吏，不應以外人的意見為轉移，如此例一開，國將不國。此事所關孝候的事小，而對於國家主權攸關的事大”。然而，蔣介石一直不回電。在於學忠的免職令發表後，張學良為研商對於流亡關內東北人士的安排問題飛赴成都晤蔣。而蔣競以因電線出了故障，未收到為詞，作為搪塞，于學忠在天水居住半年，至11月1日，始發表為甘肅省政府主席。同時，兼任西北“剿匪”軍第二路軍總司令，轄王以哲的第六縱隊、董英斌的第七縱隊、第八縱隊（自兼司令官）。12月2日，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閉幕，他當選中央執行委員。 ^{[1]  [28]}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事變前，于學忠和第一一三師師長薰振堂、第一一四師師長牟中珩、第一一八師師長周光烈奉命由蘭州到西安參加蔣介石召集的軍事會議。12日晚，張學良召集於學忠等東北軍高級將領，宣佈兵諫計劃。他雖然同意張學良的決定，並在八項抗日愛國主張上聯署，但力主採取慎重態度。同日，西安總部給駐蘭州的第五十七軍發去密電，指示對蔣介石之中央軍採取監視措施。12月12日，西安總部又發來密電，告訴已拘留蔣介石，指示該軍積極響應，切斷朱紹良綏靖公署與國民黨南京政府及所屬各部隊的聯繫，解除蔣介石嫡系部隊及駐蘭州黨政特務組織的武裝，並通電擁護張學良、楊虎城的八項政治主張。這天晚7時，于學忠部緊急行動，將駐蘭州的胡宗南部隊、甘肅綏署（時綏署主任朱紹良在西安開會）特務營及軍統有關的警察解除武裝，並扣押了軍統特務、蘭州警察局局長及綏署的處長以上人員；同時，接管了蘭州的電台、報館、銀行、機場等要害部門，響應和支持了“西安事變”。時人稱這一行動為“蘭州事件”。2月16日，于學忠飛返蘭州。他向部屬講述了“西安事變”的經過，還説蔣介石被釋放，事前張學良未同部下商量，就決定親自護蔣回南京。此後，他不斷往返蘭州、西安之間，一邊主持甘肅工作，一邊參加西安各種會議。 ^{[1]  [27]} 

張學良臨行前，留給於學忠手諭，由他全權負責東北軍，以待張歸來。在此期間，他為貫徹停止內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及要求蔣介石釋放張學良，作了不少努力，並採取措施保存了東北軍內的進步力量。西安事變前，張學良接受中國共產黨的建議，在東北軍中建立了抗日先鋒隊。事變後，抗日先鋒隊改用百十師番號。蔣介石逼于學忠將其解散。他將這支部隊編人第五十一軍，保存了下來。蔣介石在無理審判張學良後，又派五個軍進逼西安，並於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1月4日將於學忠、楊虎城撤職留任。1月5日，他和楊通電質問南京政府：“調兵西進，是何居心？”6日，西安《解放日報》報道，于學忠和楊虎城又通電抗議蔣介石挑動新內戰，要求南京政府釋放張學良。是月中旬，南京政府提出改編東北軍的兩方案：（一）全部留西北地區整訓，由王樹常負責主持；（二）調駐江蘇一帶整訓，由於學忠任江蘇淮陰綏靖公署主任。由於蔣介石用金錢收買、分化和瓦解等手段，實行了第二方案。為此，于學忠先後到杭州、奉化、南京和上海四次見蔣介石，並極力要求釋放張學良。在蔣介石扣押張學良和出兵進逼西安期間，東北軍內部發生了“和”與“戰”的激烈分歧。在十分緊急的情況下，1月30日晚，于學忠、楊虎城與中國共產黨全權代表周恩來會商，決定堅持和平解決。2月4日，東北軍及西北軍的將領聯合發表宣言，説明“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經過。2月8日，蔣介石之中央軍進入西安。4月，東北軍調駐江蘇淮陰附近，于學忠任江蘇淮陰綏靖主任。此時，所部整編為兩個師，即第一一三師、第一一四師。 ^[1]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于學忠奉命率部前往山東擔任海防。8月，任第三集團軍，副總司令（司令為韓復榘）。12月中旬，第五十一軍進擊青島，摧毀一批日本企業，於25日退出青島。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1月，山東省主席韓復榘被處決後，他接掌了山東軍隊的指，揮大權，擔任第三集團軍總司令。此後，他率部參加了淮河戰役、台兒莊戰役及武漢，保衞戰。由於于學忠部非蔣嫡系部隊，在作戰受到損失而得不到補充，實力不斷削弱。僅淮河一役，官兵傷亡二三千人，休整時卻無任何補充。在智取韓莊，堅守防線爭奪賈家埠，血戰禹王山戰鬥中再立戰功。 ^{[1]  [22]  [26]}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于學忠被任命為蘇魯戰軍總司令，轄第五十一軍（軍長自兼，後易牟中珩）、第五十七軍（軍長繆瀲流）、第八十九軍（軍長韓德勤，後易李守維）等部。他，指揮第五十一軍和五十七軍從大別山鄂、豫、皖地區越過隴海路、津浦路，向敵後魯南進發，在山東、江蘇兩省交界處，與八路軍交錯駐防。同年4、5月，在魯南召開的高級將領軍事會議，他將山東分散之遊擊部隊改稱蘇魯戰區遊擊縱隊，編有十個縱隊：第一遊擊縱隊，司令張裏元；第二遊擊縱隊，司令後文禮；第三遊擊縱隊，司令秦啓榮；第四遊擊縱隊，司令王尚志；第五遊擊縱隊，司令於矗廷；第六遊擊縱隊，司令囱秦玉堂；第七遊擊縱隊，司令蔡晉康；第八遊擊縱隊，司令周同；第九遊擊縱隊，司令王洪九；第十遊擊縱隊，司令申徒周。由於這些遊擊縱隊缺乏統一的指揮，後被國民黨特務分化瓦解。9月，魯蘇戰區所屬部隊舉行閲兵。時山東省主席沈鴻烈在日本侵略軍的指使下收買了一些漢奸刺客，準備在閲兵式上殺害於學忠。當時刺客埋伏在他閲兵必由之路上的一個拐角處的房頂上。上午10時許，他率衞隊經過拐角時，刺客居高臨下，從房頂上拋下一顆手榴彈，當場炸死一些衞兵，由於距離和角度不準確，于學忠倖免遇難。事情發生後，沈鴻烈為了掩蓋罪行，指使刺客往共產黨控制的地區跑，然後大肆造謠：“共產黨殺害於學忠’、“破壞抗戰”等等。不久刺客被抓獲，陰謀被揭穿。至此，於三次遇險，但絲毫沒有削弱其抗日決心。他説：“只要我于學忠不死，抗日是鐵心了。” ^[1] 

民國三十年（1941年）底，于學忠任山東省主席。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5月，兼任魯南遊擊總指揮。 ^[1]  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于學忠因反對內戰而飽受國民黨當局的排擠打壓，決意解甲歸田。在黃桷坪校區搬遷後，于學忠舉家來渝併購得此宅取名“於家園”。 ^[14]  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3月，卸去蘇魯戰區總司令之銜，調任重慶政府軍事參議院副院長。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5月，當選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 ^{[1]  [21]} 

解放戰爭時期，于學忠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委員。1949年初，蔣介石脅迫他前往台灣，他隱居四川鄉里，歸向新中國。 ^{[1]  [23]}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于學忠於1952年12月擔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員；1954年8月，當選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9月，任國防委員會委員。1955年2月，任河北省人民委員會委員。1956年，被選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第三屆中央委員。1964年9月22日，因患肝癌病逝於北京，享年七十五歲。 ^{[1]  [23]  [27]} 

于學忠對日本侵略者發動九一八事變佔領東北，圖謀侵佔全中國的行徑無比憤恨。他説：“在甲午戰爭中，我父親曾與日軍浴血奮戰，我于學忠絕不能辱沒先人。抗倭英雄戚繼光是我的前輩同鄉，我一生最欽佩他的民族氣節，為抗擊倭寇，將一切置之度外。我從小立志向他學習。身為武將，第一條就是保國。” ^[13]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西安事變前夕，于學忠由蘭州抵西安參加張學良主持的高級將領會議，在會上表示支持“兵諫”。為了支持張學良與楊虎城發動的西安事變，于學忠於同日發動了“蘭州事忠幹，與西安採取一致行動。當晚7時，駐蘭州的于學忠部扣押了軍統特務頭子、蘭州警察局局長史銘，發動了“蘭州事變”，以實際行動響應和支持了西安事變。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過程中，于學忠與參加解決西安事變的中共領導人周恩來副主席、葉劍英、劉伯承等密切接觸，並建立起友誼。于學忠建議張學良將軍：“要尊重共產黨的意見，對周恩來先生的話，我們要多聽一聽。”西安事變後，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臨行前將東北軍交給於學忠指揮。 ^{[13]  [16]}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11月，于學忠任魯蘇戰區總司令。剛到魯南，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派統戰部長郭子化、組織部長李竹如、保衞部長張雨帆與于學忠接洽，將毛澤東主席的《論持久戰》送給於學忠。于學忠讓他的秘書室主任郭維城（共產黨員）看後講給他聽。于學忠聽了以後，感慨地説：“這不知是多少人的鮮血換來的。毛澤東先生高明，在《論持久戰》的戰略思想指導下，抗戰定能勝利。”

于學忠在駐軍上高湖（現屬山東臨沂市沂南縣）時，曾親往王莊拜訪了八路軍山東縱隊司令員張經武，二人在抗日問題上的認識高度一致。不久，張經武回訪了于學忠，兩人長談一個多小時。出來後，張經武對郭維城説：“老頭（指于學忠）表現很好，他態度很誠懇。我到延安開會，他讓我帶話向毛主席、周副主席等致意，給劉伯承將軍問好。”于學忠在魯南積極聯共抗日，深受廣大民眾的擁護。在於學忠直接領導的51軍中，中共秘密建立了各級黨組織，軍、師建立了工委，團裏有總支，大部分連有支部，成為團結東北軍的骨幹力量。在抗日戰場上，東北軍中的共產黨員常常衝鋒在前，英勇殺敵，發揮了巨大作用。對此，于學忠非常高興。他説：“我這個部隊有很大提高，比過去好多了。”

吳佩孚對於學忠賞識有加，在其將領面前説：“于學忠真是天生將才!” ^[17] 

李宗仁在回憶錄中寫到“舊東北軍于學忠部……他們在抗日戰爭中的功績，俱將永垂史冊。” ^[6] 

毛澤東把于學忠指揮的準河阻擊戰和李宗仁指揮的台兒莊大戰，作為成功戰例的經驗，寫進了《論持久戰》。毛澤東對於學忠堅決與日寇作鬥爭深表敬重，讚揚他熱誠愛國。 ^[7] 

開國中將萬毅：于學忠本質上是想抗日的，在民族氣節上是無可懷疑的。 ^[8] 

抗日時期，日冠轟炸重慶，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于學忠率領全家及參謀長張繼龍，副官龔殿臣和一個害衞連疏散來到江北縣回興鄉黃桷坪，在此購買了一幢磚石院子，門前掛了一塊“蘇魯戰區司令部”的吊牌，這就是于學忠的公館。公館附近駐有渝江師管區的連隊和江北縣自衞大隊塗布公中隊。這些官兵，抓丁逼款，橫行鄉里，期壓百姓，侮辱婦女，無惡不作，搞得周圍羣眾，不得安寧。於學志對此，時有；所聞，決定要懲治一下這幫兵痞，為民除害。一天，于學忠吩咐部下：在附近暗中監視，如有不法之徒，儘管抓來見我。不久，一青年婦女路過。一碗水，被幾個渝江師管區的兵痞看見，攔住去路，正調戲間，被埋伏的武裝，當場抓獲，押往於公館，給予了應有的懲治。從此，這些兵痞再也不敢公開出來侮辱婦女了。 ^[11] 

一天，一個去重慶賣豬肉的小販，在黃桷坪歇氣，這時，走來幾個士兵，二話不説，一個提一塊肉就走，這小販忙喊買肉要給錢，這些兵痞不但不給錢，反而口出惡言，大罵一通，並把廣挑豬肉四處亂拋，此時，于學忠正路過此地，跟隨的龔副官發現了這夥人的胡作非為，馬上掏出手槍制止，對這幫傢伙説：“你們幹什麼?快把肉揀起來還給他，不然於司令的槍子不認人。"於司令”幾個兵痞一聽，嚇得直打哆嗦，連忙求饒，規規矩矩把豬肉揀起來還給了小販，于學忠才放他們走了，小販感激不盡，熱淚直往下流、黃桷坪一帶，羣眾聞聽後，無不拍手稱快。 ^[11] 

楊森的部隊在江北“石盤河”駐有一個連，在此地設了一個關士，名義上是抓逃兵，實際上敲榨勒索過往客商，什麼都要，周圍羣眾和過往行人無不提心吊膽。一天于學忠進城，馭馬路過這裏，被這夥人攔住，一個連長聲稱：“蔣委員長有令，國難當頭，有錢出錢，有人出人，今天兄弟公事公辦，拿錢走路，不然……。”説到這裏，只見他兩眼園睜，臉一下刷白，原來幾支槍口對準他，黃副官走上去，兩個耳光：“私設關於，搜刮民財，罪不客誅，攔截司令，罪加一等……”哪連長捂着臉，只顧求饒，黃副官向于學忠遞了一個眼色，笑着拉馬走了。 ^[11] 

于學忠有四個男孩，叫允光，允環、允昭、允魂，還有一個女孩，已出閣。於對孩子的教育十分嚴格，曾給他們規定三條：“尊師敬老：團結同學，不欺侮人。"他們在附近小學讀書，副官們常常揹他們上學，於知道後，把幾個孩子訓了一頓，以後上學再也不要副官們背了。一次於的一個孩子在學校與同學打架，眼睛被打腫了，這孩子不服氣，偷偷在副官那裏拿了一支手槍，跑到學校去要和那個同學拼命，被於知道後，立即叫人把這孩子拖回來，就是一頓狠打，他的夫人和副官慌忙勸住，孩子認了錯，才算了事。 ^[11] 

于學忠來黃桷坪，帶來了一個警衞連，還有些勤雜服務人；員，他們與社會接觸，和氣待人，買賣公平，嚴守紀律。這和于學忠平時嚴格的教育分不開。他的副官龔殿臣，跟隨於多年，年過四十，尚未婚娶，一天夜晚，悄悄鑽進女傭人房間，把這女的姦污了，於知道後，立即叫人把龔拉出去槍斃，後經張參謀長和黃副官勸住，雖兔幹一死，還是被開除。 ^[11] 

於的夫人懂醫術，會治病，當時附近有些貧苦農民，生了病，請不起醫生，夫人知道後，出來為他們治病，並免費給藥，很受人稱讚。 ^[11] 

于學忠先後在柏溪、回興等地買了200多石谷的田地，分給黎樹清等人耕種，佃户們都沒有交押佃，秋收後來公館向于學忠交租，於説：“我不缺糧，拿點嚐嚐新就行，其餘你們拿去賣，做點生意，妻室兒女也好過日子。”這些佃户非常感激。佃户曾樹清家生活困難，于學忠常常救濟他，給孩子買衣服等物。解放後退押時，於每户給了一錠銀子，這些，佃户本來未交押佃，始終不肯收，幹學忠硬塞給他們，並説：“我們在一起的時間不久了，就算留個紀念吧!”佃户們非常感動。逢人便講幹學忠的好處。 ^[11] 

于學忠有兩件寶貝，都是他的摯友張學良將軍送給他的；一件是一匹“蓋西北”的戰馬，此馬看上去不怎麼樣，但跑起來四蹄生風，速度快的驚人。他非常喜歡這匹戰馬，常説：“看見它，就會想起和少帥的感情和深交。”另一件是一把寶劍，蔣介石為感激張學良在中軍大戰中解了他的危，送給張學良的。張、楊發動“西安事變”，于學忠在甘肅任省主席，解除了中央派住甘肅的武裝，並和張、楊一起行動，後來張學良被軟禁在南京，張託人幾經周折，才把這把劍轉贈給於學忠的。劍上刻有“西安事變不該把手忍”九個字。於深知其含義，所以，視此物重於自己的生命，不是至親，不輕易看見。于學忠對此，常常激勵自己：不畏權勢，不受利誘，保持晚節，等待曙光的到來。解鬥後，這把劍於帶去北京，一説流落民間。 ^[11] 

于學忠將軍(2張)

民國十年（1921年）秋，川軍熊克武、劉湘號稱援鄂，糾集十二團之多的兵力，大舉向湖北進攻。宜昌守軍僅有第十八混成旅、第三混成旅各兩個步兵團、炮兵營、工兵一連及第十師一團，兵力不及敵軍三分之一。因兩軍眾寡懸殊，總司令盧金山、總指揮趙榮華對防守毫無信心，憂慮重重。他們一方面急電吳佩孚求援，一方面準備放棄宜昌。于學忠卻對趙總指揮建議説：“川軍雖眾，內部尚有矛盾，槍械彈藥均不充實，亦無重武器，而且水陸並下，士卒疲勞，勢難持久。鎮守使有守土之責，不戰而退，疆帥何能見諒，後無以圖存。今日無論勝負，皆當一戰。我軍以逸待勞，未必不能阻止敵軍。”這時，兩湖巡閲使吳佩孚派李炳之和參謀人員來宜昌召開守軍團以上軍官會議，商研防守宜昌的部署，于學忠以一營長之身份被特邀參加會議。會上，他詳細分析防守機宜，致使會議決定堅守待援。川軍發動強勁攻勢，進展順利。一天，川軍夜間發動總：攻，突破了守軍陣地，左右兩翼步兵都已後撤。他仍率炮兵營及一部分未退之步兵在：正面禦敵。未幾，川軍喊殺聲厲耳，但槍聲稀疏，亦不前進。于學忠判斷川軍系子彈不足，故堅守不退。時至午夜，適逢吳佩孚乘軍艦自武漢到宜昌督戰。在陣地上，吳親自接見了他，他當即報告戰況説，敵軍喊殺不前，定是子彈缺乏，我方退下部隊，後有小江阻隔，此時尚盡難渡，可令拂曉前返回陣地反攻。吳説這樣很好，即照此辦理，並告知援軍已到。嗣後，吳佩孚返回兵艦上，盧金山、趙榮華人見，報告戰況，並商討作戰計劃，吳均不滿。其後，吳之參謀長張方嚴又來司令部商議，仍復不得要：領。盧、趙乃囑于學忠隨張參謀長登艦見吳。他一一回答了吳佩孚所提作戰問題及戰：場情形，並面陳反攻計劃，又當即畫一地圖與吳看，吳閲畢即説：“就這麼辦。”按此：計劃，守軍激戰五晝夜，終於擊退川軍。 ^[1] 

宜昌之戰結束後，吳佩孚致電趙榮華，説陸軍第三師（吳自兼師長）缺一團長，：擬調子學忠前往補缺。趙以宜昌防備重要，未便易人為由，覆電吳佩孚，並急升於學囱躑忠為第十八混成旅第二團上校團長。吳佩孚回到洛陽，在一次會議上説，此次兩湖之行得一將才，乃趙榮華部營長於某。自此，他為吳佩孚所賞識。因川省內部分裂，川軍西退。于學忠奉命率第二團先復建始縣，將川軍蘭文蔚千人擊出鄂境；後入施南縣，收編張威部騎兵一千三百人。翌年，又參加援川之役。 ^[1] 

1949年，全國解放在即，蔣介石曾指派一架專機飛抵重慶，欲脅迫於學忠及其全家赴台。于學忠隱匿重慶鄉間，拒絕赴台。 ^[13] 

日本侵略者在搞“內變策應”陰謀活動中，是實行“網羅”與“清除”雙管齊下方針的，即一方面廣為蒐羅收買無恥軍人、政客、流氓為其效勞服務，另一方面對那些抵制這種陰謀的人進行清除，掃掉障礙。他們曾經利用一些無恥政客對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學忠進行拉攏收買，在遭到于學忠的堅決抵制，收買不成時，又採取卑鄙手段企圖暗殺他，以清簿障礙。 ^[9] 

于學忠將軍任過東北軍軍長和河北、甘肅兩省省主席。民國二十三年（1935年）後，他堅持抗日救國，支持、協助張學良和楊虎城將軍發動“西安事變”，從而推動了團結、抗日的新局面。民國三十二年（1944年），他被蔣介石解除兵權和政務，只在“軍事參議院”留有一個掛名副院長職務。當他發現建國路有特務監視時，心中怒不可遏，後來便藉口“怕敵機轟炸”，帶着警衞排和全家遷到五里坪林家大院（現五里坪小學）住下。 ^[10] 

于學忠的故居，舊稱于學忠公館，又稱于學忠官邸，或於孝侯宅第， ^[13]  位於渝北區禮嘉鎮柏溪村三社， ^[12]  始建於民國十六年（1927年），坐北朝南，佔地面積647平方米，建築面積552平方米，為三層建築，其中地上二層，地下一層。該建築坐落在今瀋陽市和平區北五經街17號，2004年，被列為“瀋陽市第一批不可移動文物名錄”。 ^[13]  該建築為重慶市重要抗戰遺址。 ^[12] 

于學忠在重慶的另一處居住地位於渝北區回興街道寶聖東路501號，即于學忠在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至1951年期間居住的黃桷坪公館，為一樓一底建築，內有天井、花台，小青瓦屋面，底層有內迴廊，樓上有外廊，面闊31米，進深32米，通高9米，佔地1200平方米。在抗戰初期，黃炎培創辦的中華職業學校由上海遷入重慶，曾一度以該處為校舍，紅巖英烈江竹筠在此期間就讀於該校。1951春，于學忠赴北京後，此處房產收歸國有，成為回興鄉公所。回興鄉撤銷後，作為回興初級中學校教師辦公室和宿舍。因年久失修，一度成為危房空置，2008年維修後，基本恢復原貌，目前開闢為于學忠將軍紀念館，陳列圖片、實物，生平介紹等文字資料，紀念這位抗日愛國將領光輝的一生。該建築為重慶市文物保護單位。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