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系軍閥

1909年，奉天軍隊改為中、前、左、右、後五路，張作霖升任中、前兩路統領。

1912年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張作霖所部改編為陸軍第二十七師，張作霖升任該師中將師長。除二十七師外，當時奉天還有馮德麟的二十八師，而奉天督軍則是段芝貴。

張作霖早就想獨霸奉天，第一步，他要想辦法趕走督軍段芝貴。

1916年，袁世凱稱帝，遭到全國人民的聲討。段芝貴是帝制的積極支持者。張作霖與馮德麟密商，彼此配合，用威逼恐嚇手段將段芝貴趕走。馮德麟先讓軍隊在夜間在城內放槍，然後張作霖親自跑到督軍府告訴段芝貴説，馮德麟把二十八師開過來，要懲辦帝制禍首。段芝貴嚇得渾身發抖，懇求張作霖想辦法。張作霖勸他出走。段芝貴立即電請中央到天津養病，並從銀行取出公款200萬及軍火若干，調專車離奉。張作霖即致電馮德麟，讓他派兵攔截段芝貴的專車，沒收其公款及軍火。段芝貴到北京後，大罵馮德麟是土匪，當即向袁世凱提出辭職，並推薦張作霖作奉天督軍。於是，袁世凱發佈命令，任張作霖為奉天督軍，任馮德麟為軍務督辦。

驅段是張作霖和馮德麟共同密商行動的，馮德麟還出了大力，皆因他唱黑臉，張作霖唱白臉，結果督軍一職讓張作霖撈去，馮德麟當然不甘心，兩人又開始了明爭暗鬥。

1917年7月，張勳在北京搞起復闢。張作霖得知後，便與謀士袁金鎧商量，決定讓馮德麟以奉天全權代表身份前往北京與張勳接洽。張作霖的打算是，若復辟成功，自己是有功之臣；倘若失敗，便把責任推到馮德麟身上，正好除去一個心腹之患。馮德麟不知是計，欣然前往。結果，張勳復辟失敗，張作霖馬上發電擁護共和，而馮德麟在京則以“背叛共和罪”被免職罷官。張作霖假意為他説情，替他在北京謀了個總統府軍事顧問的閒職。馮德麟的二十八師被張作霖控制，張作霖獨攬奉天的大權。

張作霖獨攬奉天大權後，開始向日本靠攏以求安定與發展，同時與段祺瑞聯合，1918年9月，段祺瑞任命張作霖為東三省巡閲使，使他的權力又提高了一步。吉林督軍孟恩遠，素與張作霖不和，張作霖為了達到由奉系統一全東北的目的，千方百計促使北京段祺瑞政府罷黜孟恩遠。

1919年7月6日，北京政府下令調孟恩遠赴京供職。孟恩遠拒不服從調動。張作霖以武力相威脅，派軍隊分四路討伐吉林。孟恩遠的部將、吉林督軍總參謀長兼第一師師長高士儐等軍官，堅決抵制北京政府的命令的張作霖的軍事進攻，率吉軍萬餘人集結在長春、農安、伊通一帶與奉軍對抗。

7月19日，日本駐軍故意在吉軍駐地寬城子挑起武裝衝突，雙方互有傷亡。事件發生後，日軍即以此為藉口，要吉軍撤離長春三十里以外。吉軍被迫撤出長春。接着，日本公使又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議。段祺瑞立即下令將孟恩遠、高士儐免職。高士儐還想繼續抵抗，但吉軍中許多官兵已被奉系收買，整個軍事陷於崩潰狀態。孟恩遠、高士儐不得不先後卸職，離開吉林。寬城子事件是日本軍方支持奉系軍閥張作霖稱霸東北的一個重大事件。在日本軍方的幫助下，張作霖不戰而勝，趕走了孟恩遠，奪取了吉林的政權，進而控制黑龍江，完成了稱霸東北的事業，成了名副其實的“東北王”。

張作霖雖已成為獨霸東三省的大帥，然而他還心猶未足，他還想進取中原，主政北京，只不過在當時，直、皖兩大軍閥正在激烈爭鬥，而以他為首的奉系軍閥，暫時還只能充當配角。張作霖原來是合作於皖系段祺瑞的，後來皖系聲名狼藉，張作霖也見風使舵，加入反皖的行列。

尤其是1919年6月徐樹錚出任西北籌邊使兼西北邊防軍總司令，控制了西北地區以後，對奉系構成了直接的威脅。於是，1919年底到1920年初，張作霖與曹錕組織了北方八省反皖同盟。

1920年7月，直皖戰爭爆發。日本看到皖系已聲名狼藉，便拋棄皖系，大力扶持奉系，指使奉系聯直倒皖。7月13日，張作霖以張景惠為關內奉軍司令，自己親率大軍入關，併發布《討伐段祺瑞檄》，指責段“排除異己，把握政權”，“弄權賣國，殘民黷武”，“窮其罪狀，罄竹難書”。7月14日，戰爭正式爆發。7月17日，直軍吳佩孚在西路涿州一帶大獲全勝，俘虜皖軍西路指揮曲同豐。同日，張作霖指揮奉軍第二十七師、第二十八師分駐馬廠和軍糧城一帶配合直軍作戰，皖軍東路指揮徐樹錚不戰而逃。7月19日，段祺瑞被迫通電辭職。7月23日，直奉兩軍進駐京都。張作霖終於實現了入主北京的願望，與直系曹錕共同把持了北洋軍閥政府。

張作霖在直皖戰爭中聯直倒皖，奉系乘機派兵入關，把勢力擴張到京山鐵路沿線和內蒙古等地。直皖戰爭結束後，直奉兩系共同把持了北京政權。可雙方為了爭奪更多的勢力範圍，各不相讓。長江流域各省，是兩係爭奪的焦點。1922年4月26日，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奉軍敗北。6月，雙方議和，奉軍退回東北，閉關自治。7月22日，成立東三省陸軍整理處，實行整軍經武。同時與孫中山、段祺瑞及盧永祥結成同盟。

經過兩年多的整頓，奉軍共有步兵二十七個旅，騎兵五個旅，總兵力二十五萬餘人，還配備有一定數量的輜重兵。1924年9月，江浙戰爭爆發，張作霖向直係軍閥發動進攻，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這次戰爭的結果是奉系軍閥勝利，而馮玉祥則趁機倒戈，發動北京政變，推翻直係軍閥的曹錕政權。張作霖與馮玉祥商議後，推段祺瑞出山掌權。

第二次直奉戰爭後，奉系勢力大大擴張，張作霖有意讓奉軍南下，佔據富庶的江浙地盤，而剛剛在江浙戰爭中敗北的皖系盧永祥則企圖借奉軍力量重出，雙方由此有了合作的契機。張作霖決定讓盧永祥打頭陣，先通過他驅逐直系蘇督齊燮元，再謀江蘇。12月11日，在張作霖的壓力下，段祺瑞政府下令罷免蘇督齊燮元，裁撤江蘇督軍，任命盧永祥為蘇皖宣撫使。此舉雖受到江蘇地方士紳的抵制，但齊燮元為暫避其鋒，遵令解職去滬。盧永祥隨即於1925年1月10日入寧，奉軍亦沿津浦線大舉南進。奉系的舉動，自然引起浙江實力派孫傳芳的高度警惕，為了保持自己的地盤不被奉系侵吞，孫傳芳決定出而反擊奉系。1月11日，孫傳芳聯合齊燮元發表通電，組織江浙聯軍，反對奉軍南下。而盧永祥也在南京備戰，任奉軍軍長張宗昌為總司令，戰火一觸即發。上海為繁華都市，地方士紳為免戰火之襲擾，倡議中立，雙方都不在上海駐兵，得到段祺瑞的首肯，段以孫傳芳續任浙督，以安其心。在段祺瑞和奉系的軟硬兼施之下，孫傳芳態度軟化，對軍事行動趨於消極，齊燮元勢單力孤，軍事失利，28日自上海東渡日本。2月3日，張宗昌與孫傳芳在滬上籤訂和平協定，雙方同時從上海撤軍。第二次江浙戰爭以齊燮元失敗，孫傳芳和奉系各有所獲而告終。

1925年7月13日，盧永祥北上調停段祺瑞與張作霖之意見發生嚴重衝突，未有成效，即宣佈辭去蘇皖宣撫使兼督辦江蘇軍務善後職務。8月29日，段祺瑞特任奉軍總參議楊宇霆為江蘇督辦，姜登選為安徽督辦。同時，有奉軍大舉南下，準備就緒後再圖進佔閩浙的消息，奉系勢力似有席捲東南之趨向。於是孫傳芳在10月發動浙奉戰爭，奉軍敗北，楊宇霆被迫離開江蘇。因張作霖放棄南方，孫傳芳進至徐州就不再北上。11月22日，發生郭松齡倒奉事件，馮玉祥趁機與張作霖決裂，支援郭松齡。張作霖轉而與直係軍閥的吳佩孚等聯合對付馮玉祥。1926年4月15日，馮玉祥的國民軍撤離北京。張作霖與吳佩孚聯手控制了北方。 ^[3] 

1926年7月，廣東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很快攻克湖南，直指湖北，北伐軍在兩湖和浙贛節節勝利，吳佩孚退入河南，孫傳芳又重新投靠張作霖，與張作霖化敵為盟友。

1926年11月，孫傳芳親到天津見張作霖，並與張宗昌等提議，為了便於對抗北伐軍，宜組織一支統一的軍隊，由張作霖出任最高軍事首領。於是，12月1日，張作霖出任安國軍總司令，張宗昌、孫傳芳為副司令，楊宇霆為總參議。

12月27日，張作霖再次以黃土鋪地的儀式進入北京。他想以“臨時總統”或“大元帥”的名義於元旦在北京主政，迫不及待地嘗一嘗當“元首”的滋味。但楊宇霆卻極力反對，勸他在軍事上沒有把握之前，不要過早行事，以免到處樹敵。張作霖聽從了勸導，但心有不甘，説：“我終究非幹一次不可。”

1927年4月，馮玉祥部及閻錫山部亦改稱國民革命軍，和北伐軍一起夾擊奉軍，張作霖的統治已搖搖欲墜。然而，張作霖還未忘實現自己的“元首”美夢。

1927年6月，孫傳芳、張宗昌等人按張作霖的意圖，推戴張作霖為“大元帥”。

6月18日，張作霖在懷仁堂就任“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就職儀式冷冷清清。張作霖有氣無力地念了就職“誓詞”後，孫傳芳、張宗昌、吳俊升、張作相等向他三鞠躬，就這樣，“大元帥”就算上任了。這是北洋軍閥的末代政府，稱中華民國軍政府。一般俗稱安國軍政府。在《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令》中，規定大元帥率陸海軍；代表中華民國行使最高統治權；軍政府置國務員輔佐大元帥政務；國務院設總理及各部總長。就這樣，張作霖在行將滅亡之前，終於爬上了他夢寐以求的最高寶座。他和段祺瑞一樣，雖無“大總統”之名，而行“大總統”之實。只不過，張作霖的末日高升，只是一陣迴光返照而已。

6月20日，內閣組成：潘復為總理、王蔭泰為外交部總長、何豐林為軍事部總長、沈瑞麟為內政部總長，閻澤溥為財政部總長，姚震為司法部總長，張景惠為實業部總長，劉向清為農工部總長，劉哲為教育部總長，潘復兼任交通部總長。潘復內閣是中華民國北京政府第四十六屆內閣，也是最後一屆內閣，同時，也是張作霖統治時期唯一的一屆內閣。

1927年4月以後，國民黨右派實行“清黨”，另外，蔣介石與汪精衞、李宗仁、胡漢民等派系爭權奪利，阻滯了北伐的進程，給北洋軍閥尤其是奉系軍閥以喘息的機會。

1927年秋冬，馮玉祥、閻錫山聯合討奉，遭到奉系的有力還擊。尤其是奉軍張學良與晉軍傅作義的涿州爭奪戰，雙方動用了坦克、飛機和毒氣等各種武器，激戰了三個多月，其強攻固守聞名全國，成為張學良和傅作義的成名之作。馮玉祥、閻錫山面臨張作霖的沉重壓力，為解北方之危，呼籲國民黨各軍共進聲援，全力討奉。

1928年1月，蔣、馮、閻、桂四派為了共同完成對奉系軍閥的北伐，暫時取得妥協。

2月，蔣介石將其嫡系部隊改編為第一集團軍，自兼總司令；改國民革命聯軍為第二集團軍，馮玉祥為總司令；改北方國民革命軍為第三集團軍，閻錫山為總司令；將兩湖各軍改為第四集團軍，李宗仁為總司令，準備共同北伐。對此，張作霖也作了部署：決定對京漢、津浦路採取攻勢防禦；對正太路、魯西大名一帶採取攻勢。任張宗昌為津浦路總指揮，孫傳芳為魯西大名方面總指揮，張學良為正太、京漢方面總指揮，張作相為京綏路總指揮，出動兵力約六十萬人對抗國民革命軍七十萬之眾。

4月9日，蔣介石下達總攻擊令，國民革命軍與奉軍展開激戰。不久，張宗昌軍與孫傳芳軍即遭受重創，損失了山東大部。

4月30日，張宗昌、孫傳芳棄濟南而逃。當北伐軍進佔濟南，準備繼續北進時，日本政府決定進行武裝干涉，製造了震驚中外的濟南慘案。北伐軍對日採取妥協讓步方針，決定繞道北進。

5月中、下旬，張作霖丟失了邯鄲、保定、石家莊、大同、張家口等地。張作霖不得已向南京方面發出“息爭議和”通電，蔣介石也有心與張作霖妥協，因馮玉祥堅決反對，只得作罷。張作霖又想勾結英美，以取得支持。但英美等見張作霖大勢已去，不願與之交往，就連長期與張作霖勾結的日本帝國主義者，也準備除掉張作霖，以乘亂進佔東北。

6月1日，北伐部隊佔領滄州、河間後，分三路由津浦、京漢、京綏等線大舉向京津全面推進，逼近北京郊區。張作霖已見大勢已去，6月3日，命張學良留守北京，當夜帶着吳俊升等乘專車離開北京，同時下達總退卻命令。

6月4日五時三十分，張作霖乘坐的專車行至瀋陽附近的皇姑屯時，被日軍埋設的炸藥炸燬。吳俊升當場被炸死。張作霖轟炸重傷，被急救回帥府，於上午九時三十分死去。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皇姑屯事件發生時，張學良正與南京政府的代表在北京舉行和平談判，接到奉天督署“立即返奉”的電報後，即化裝乘車馳返瀋陽。

6月19日，在奉軍元老的推戴下，張學良出任奉天軍務督辦。

7月4日，張學良出任東三省保安司令，兼東三省巡閲使，年僅二十七歲的陸軍上將張學良，從此開始主政東北，人稱“少帥”。

張作霖被炸死後，奉軍全線向東北撤退，集結於灤河以東，東北局勢一片混亂。自張學良回東北以後，東北局勢初步得到穩定。但東北地區何去何從，則是擺在張學良面前的一件必須立即解決的大事。張學良鑑於皇姑屯事件的教訓，國恥家仇集於一身，他決定不顧日本的軍事、政治、經濟的壓力，通電宣佈與南京方面停止軍事行動，謀求國家統一。

日本帝國主義原本企圖乘皇姑屯事件後的混亂之機，攫取東北更多利益，誰料張學良竟能平靜無事地繼續大業，穩定局勢。日本見無機可乘，便改變手法，引誘張學良在東北建立一個獨立的政權，與南京政府對抗，但遭到張學良的斷然拒絕。張學良派出王樹翰、邢士廉、徐燕謀為代表與蔣方聯絡，於是南京和瀋陽之間信使往來。日本力圖阻止中國南北統一，干涉東北易幟，派出原駐華公使林權助赴瀋陽向張學良施加壓力，聲言“如東三省蔑視日本警告，率行易幟，日本將採取自由行動。”張學良義正詞嚴加以駁斥，不管日本威逼利誘，均未動搖他易幟和統一的決心。

東北易幟，不僅外受日本阻撓，奉軍內部也不一致。老派的張作相，新派的楊宇霆等，都擔心易幟後，日本會進行武力干涉；奉軍也會受南京政府吞併，失去自主地位。張學良苦口婆心，曉以大義，取得內部的一致。

1928年10月，張學良代表邢士廉第三次赴寧，終於與南京方面達成四點協議：

（一）東北設邊防司令長官公署，以張學良為司令長官，張作相、萬福麟為副司令長官。

（二）設置東北政務委員會，委員人選須經中央同意。

（三）東三省及熱河省委員人選，由張學良推薦，中央明令任命。

（四）易幟不能待至民國十八年元旦，應提前數日辦理。

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與張作相、萬福麟聯名通電，宣佈服從南京國民政府，東三省、熱河省同時“改旗易幟”，即將過去時東北懸掛的五色旗取消，改懸南京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

12月30日，南京政府任命張學良為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張作相、萬福麟為副司令長官。奉軍改編為東北邊防軍，簡稱東北軍。翟文選、張作相、常蔭槐、湯玉麟分別出任奉天、吉林、黑龍江、熱河省政府主席。不久，將奉天省改稱遼寧省，省會奉天改稱瀋陽，全國出現了統一的局面。

東北易幟雖然實現了，但是東北集團的內部並不完全統一，特別是張學良與楊宇霆的矛盾，積漸已久。楊宇霆，1886年生，奉天法庫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歷任奉軍參謀長、東北陸軍訓練總監、奉軍軍團長、安國軍總參議等要職，是張作霖的“智囊”及左右手，奉軍新派首領。由於他所處地位的特殊，養成了專斷跋扈、盛氣凌人的作風，對張學良也全不放在眼裏。在張作霖被炸前後，楊宇霆與常蔭槐結成死黨，私自擴編自己的武裝實力，並有意駕空張學良，反對東北易幟。

1929年1月10日下午，楊宇霆、常蔭槐一同見張學良，要求成立東北鐵路督辦公署，以常蔭槐為督辦。張學良認為此事涉及外交，要慎重處理。楊宇霆不但不聽，反而逼張學良馬上簽字。張學良痛下決心，要芟除楊、常，以穩定東北政權。於是，藉口晚飯後再談。晚上，當楊、常再次來見張學良時，被早已做好準備的衞士雙雙擊斃在大帥府老虎廳。楊常事件後，張學良的權力更集中，並樹起了少帥的威嚴，提高了聲望，鞏固了易幟後的東北政局。

張學良易幟，服從中央政府，接收由中蘇共管的中東鐵路。於5月間派兵搜查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逮捕三十九名蘇聯人。7月又下令解除中東路蘇方局長、副局長以及各處處長職務，並驅逐回國，以武力回收中東路。

7月14日，蘇聯政府發出最後通牒，要求恢復中東路現狀。張學良不予理睬。

7月18日，蘇聯宣佈與中國絕交。

7月20日，兵分三路向中國軍隊發起攻擊，東北軍慘遭失敗，傷亡嚴重，被俘八千多人，旅長韓光第等戰死，張學良被迫派代表與蘇聯政府談判，12月22日簽署《伯力會議草約》，兩國息爭，恢復衝突以前狀態。

中東路事件使張學良吃了一虧長一智，此後，他致力於發展中東的經濟，振興實業，同時，大力發展教育、科學和文化事業，親自兼任東北大學校長一職。

1930年5月，蔣馮閻中原大戰爆發。開始，張學良嚴守中立，力主和平，極力避免東北軍捲入這場內戰。但交戰雙方都把張學良看作決定勝負的籌碼，極力進行拉攏。而事實上，東北軍倒向那一方，則意味着那方取勝。最後，張學良認為倒向蔣介石一邊，有利於國內統一。於是，1930年9月，張學良率十餘萬東北軍入關，9月21日佔領天津，9月26日進駐北平。至此，平津、河北的政權遂被東北軍全部接收。

10月9日，張學良在瀋陽宣佈接受蔣介石委任的中華民國海陸空軍副總司令一職。為了“感激”張學良參戰助已贏了這場戰爭，蔣介石於11月特邀張學良及夫人于鳳至到南京。蔣介石以最隆重的儀式和規格接待張學良夫婦，並親自陪他們謁中山陵，遊覽湯山。于鳳至拜宋母為乾孃，與宋靄齡、宋美齡以姐妹相稱。

蔣介石又推張學良為國府委員，並授張學良以節制奉、吉、黑、晉、冀、察、熱、綏八省區軍隊之全權，並將北平、天津、青島三市及河北、察哈爾兩省劃歸張學良管轄。大批奉系人物進入南京政府當高官，如張作相、王樹翰出任國府委員，張景惠任中政委兼軍事參議院院長，劉尚清任中政委兼內政部長，鮑文樾任參謀部次長等。蔣介石的“盛情”及“信任”也感動了張學良，他表示“誓盡精誠，以擁護中央”。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對中國進行侵略活動，多次在東北藉機尋畔。如6月初，日本參謀本部派遣軍事間諜中村震太郎大尉等到中國東北興安嶺地區進行軍事偵察，被中國屯墾軍逮捕並處死。日本帝國主義以“中村事件”為藉口，反誣中國官兵“對日軍進攻”，是對日本帝國“聞所未聞的侮辱”。蔣介石多次電令張學良：“無論日本軍以後在東北如何挑畔，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

9月上旬，南京政府採取妥協退讓的政策，將中國屯墾軍第三團團長關玉衡關押審判，藉以平息事端。然而，十天後，九一八事變即爆發。

9月18日夜間，日本關東軍在板垣徵四郎等將領的策劃下，故意炸燬瀋陽北郊柳條湖附近的南滿鐵路，誣稱是中國軍隊破壞，遂炮擊沈陽，並向駐守北大營的中國軍隊王以哲旅進攻。這就是日本侵華的九一八事變，亦稱柳條湖事件。事變之夜，張學良、萬福麟在北平，張作相在錦州。其時，張學良正偕夫人于鳳至及趙四小姐等在前門外中和戲院看梅蘭芳演出的《宇宙鋒》。張學良命令在東北的軍隊撤往關內。

9月19日，日軍佔領瀋陽。隨後，日軍分兵佔領東北各地。至1932年1月，僅三個月一百天，中國東三省完全陷入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

東北淪陷，激起全國人民的強烈憤慨，人民紛紛要求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張學良表示對東北問題負責，特向南京政府引咎辭職。12月，他被罷免了陸海空軍副總司令職務，改任北平綏靖主任。

當時，在東北尤其在黑龍江省尚有一部分中國軍隊。

1931年10月10日，張學良電令部屬黑河警備司令兼步兵第二旅旅長馬占山（吉林懷德人）為黑龍江省代理省主席兼軍事總指揮。馬占山受命後，沒有執行蔣介石“不予抵抗”的命令，毅然組織了嫩江橋的阻擊戰，中國官兵在劣勢條件下與日軍浴血奮戰，給侵略者以沉重打擊。

1932年2月，日軍以允許黑龍江自治為條件，誘使馬占山赴瀋陽參加偽滿洲國“建國”籌備會議，出任偽黑龍江省省長職。馬占山從瀋陽到長春後，瞭解到日軍扶植傀儡的真相，遂於4月2日潛回黑河，重整舊部，組織保衞團和民眾義勇軍，成立黑龍江抗日救國軍總司令部。

5月14日，馬占山在黑河召開出徵誓師大會，隨後部隊南下，於5月28日到達海倫，與北犯的日軍展開激戰，但終因寡不敵眾而失敗，馬占山率領少數人馬退入蘇聯境內。

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東三省後，即策劃建立一個傀儡政權。清遜帝（宣統）溥儀於1924年10月馮玉祥北京政變後被逐出故宮，後移居天津日租界。九一八事變後，在日軍土肥原的誘脅下，由天津秘密到了東北。

1932年2月16日，在關東軍參謀長坂垣徵四郎等操縱下，以奉軍元老、張作霖的結拜兄弟張景惠出面召開了偽滿洲國建國會議，以傅儀出任“執政”，清朝餘孽鄭孝胥出任國務總理，張景惠以及奉軍將領原遼寧省主席臧式毅等出任要職，定都長春“就職”。

1934年3月1日，“滿洲國”改名“滿洲帝國”，溥儀改稱“皇帝”，改年號為康德。偽滿洲帝國是日本侵略者一手扶植的傀儡政權，是日本統治中國東北的政治工具。

1945年8月，隨着抗日戰爭的勝利，偽滿洲帝國滅亡。

偽滿洲國滅亡時，溥儀被蘇聯軍隊拘捕，1950年8月由蘇聯移交中國，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1959年12月獲特赦，後任全國政協文史研究專員，全國政協委員，1967年10月17日在北京病逝。

日軍佔領東三省，建立偽滿洲國後，南京國民政府向國際聯盟提出控訴，要求按照國際盟約及九國公約，制裁日本，迫其撤出東北。國聯派遺李頓調查團，到“滿洲”視察，張學良對此也存有幻想。後來國聯調查團報告書在日內瓦、東京、南京三地同時發表。張學良認為，中國雖有數點不能滿意，但仍可以接受。可是日本根本不把國聯放在眼內，公然退出國聯，視李頓調查團的報告書為廢紙，使蔣介石、張學良依靠國聯解決問題的幻想完全落空。

1933年元旦，日軍進攻山海關，這回，張學良已忍無可忍，命令東北軍何柱國部奮起還擊，揭開了長城抗戰的序幕。張學良決心用赤血抵抗，保衞國土，洗刷自己以及東北軍“不抵抗”的污名。不久，山海關失陷，日軍向熱河進逼，蔣介石答應派劉戡、黃傑、關麟徵三師北上支援，同時又派軍政部長何應欽、財政部長宋子文、外交部長羅文幹、內政部長黃紹竑、參謀本部次長楊傑等二十多位軍政大員於2月初前往北平，以幫助張學良謀劃。張學良將東北軍編成兩個集團軍，約二十餘萬人。張學良自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指揮萬福麟軍團等東北軍主力；張作相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指揮孫殿英軍團、湯玉麟軍團等。

熱河抗戰於2月21日開始，日偽軍十餘萬人，分兵三路向熱河進攻：北路由通遼侵開魯，中路由義縣犯朝陽，南路由綏中攻凌源。日偽軍所到之處，姦淫、燒殺、搶掠，無所不為。熱河省主席湯玉麟兼任第五軍團總指揮，但他在日軍入侵面前驚慌失措，不思抵抗，竟然急扣二百餘輛軍車，把他多年搜刮而來的私人財物，裝運到天津租界。

3月3日，他放棄省會承德西逃豐寧。在他的帶動和影響下，萬福麟軍團及孫殿英軍團等不是望風潰逃就是觀望不前。

3月4日，日軍先頭部隊一百二十八人不費一槍一彈即佔領承德。張學良聞承德失守，當即下令通緝湯玉麟，並命令萬福麟等立即率部反攻。但各部為保存實力，紛紛後退。旬日之間，熱河全省淪陷。

熱河之變，遭到全國人民同聲譴責，湯玉麟被撤職查辦，後寓居天津，1935年7月病死。除了處罰湯玉麟，蔣介石又將丟失熱河的責任轉移到張學良身上，迫他辭職。其實，蔣介石並沒有真心支援張學良熱河抗戰，這一次，還是要找替罪羔羊。張學良深知此事，於3月11日通電下野，東北軍改編為四個軍，由於學忠、萬福麟、何柱國、王以哲四人分別統率。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一職由蔣介石授意張學良推薦何應欽接任。

3月12日，張學良飛往上海，準備出洋。在出洋之前，張學良接受宋子文、夫人于鳳至、女友趙綺霞（趙四小姐）及兒女的規勸，用一個月的時間把煙（毒）癮戒除。

4月11日，張學良在顧問瑞納（澳大利亞人，1928年起任張學良私人顧問）、于鳳至、趙綺霞及兒女等陪同下，乘輪船到歐洲旅行。張學良不知道，此番出洋，何時才能返回祖國。

1934年1月，蔣介石為了驅使東北軍參加“圍剿”紅軍，特地電召張學良回國。張學良歷任鄂豫皖三省“剿共”副司令、南昌行營主任、西北“剿共”副司令並代理總司令（總司令為蔣介石）等職。起初，張學良和東北軍高級將領對進攻革命根據地還是很賣力，指望通過“圍剿”的勝利以取得蔣介石的信任，從而擴充實力，以便有朝一日能打回老家去。但是，張學良在和紅軍的較量中，不斷損兵折將，109師在1935年10月於陝北直羅鎮被全殲，師長牛元峯戰死。

1935年10月底，張學良到南京參加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和五全大會。五全大會後，張學良來到上海，會見了愛國人士杜重遠和東北義勇軍將領李杜。其時，日本發動華北事變，企圖使冀、察、綏、魯、晉五省脱離中央政府，實行“華北自治”。國民政府竟於11月26日宣佈撤銷北平軍分會，12月7日決定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適應日本提出華北政權特殊化要求。

12月9日，北平爆發了一二九愛國運動，運動迅速向全國發展，形成全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共產黨堅決抗日的主張和全國熾熱的抗日氣氛，使張學良看到了出路和希望。

1935年底，張學良回到西安，他首先同駐守西安的西北軍（十七路軍）將領楊虎城，就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的問題進行了磋商。其實楊虎城早就同共產黨有聯繫，雙方不謀而合。

1936年3月，張學良與紅軍代表李克農在洛川進行了會談，達成了局部停戰協定。

4月9日，張學良與周恩來在延安進行了歷史性的會談。兩人在誠懇愉快的氣氛中作了竟夜的長談，達成了東北軍、西北軍和紅軍聯合，逼蔣抗日的協議。

從延安歸來後，張學良積極地着手進行各項準備工作，培養抗日力量，宣傳抗日思想，支持以共產黨人為骨幹的羣眾抗日運動。但是，張、楊的所為激怒了蔣介石，他派來侍從室組長晏道剛擔任“西北剿總”的參謀長，特務頭子曾擴情擔任政訓處長，閔湘帆為“西北剿總”經理處處長，從軍事、政治、經濟三個方面對張學良加以監視，並在西安設有特警憲情報機構大小一百二十多處，蒐集張、楊聯共抗日的具體證據。8月29日，西安的國民黨特務，秉承蔣介石的指令，逮捕了在張學良身邊工作的北平學聯代表宋黎。張學良聞訊後，極為震怒，不僅搶回了宋黎，而且還派兵包圍省黨部，查抄了特務檔案，造成了轟動一時的“豔晚事件”。

1936年10日20日，蔣介石率領陳誠、衞立煌、蔣鼎文等一班軍政大員飛抵西安，親自催逼張、楊督兵“剿共”，然後又匆忙奔走於洛陽、太原等地部署“剿共”事宜。

10月29日，是蔣介石五十歲生日。張學良邀閻錫山同赴洛陽祝壽，趁機勸蔣介石停止內戰，結果，遭到蔣介石的訓斥。

12月4日，蔣介石又回到西安，蠻橫地要挾張、楊：要麼督兵“剿共”；要麼將部隊調往安徽、福建，由“中央軍”進駐西安“剿共”，並內定蔣鼎文為“西北剿共總指揮”，自己親自督戰。事已至此，張、楊決定第一步“苦諫”，“苦諫”無效，第二步則實行“兵諫”——設法捉蔣，逼蔣抗日。

12月7日及以後，張學良幾次到蔣介石的駐一臨潼華清池，向蔣苦口勸諫，痛哭陳詞，但蔣介石卻勃然大怒説：“現在他就是拿槍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計劃也不會改變。”

12月11日晚間，張學良從臨潼回到西安，決定實行兵諫，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了。

兵諫的行動，是由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分頭進行的。十七路軍負責拘禁西安城內的蔣軍軍政大員，解除蔣軍部隊的武裝，以及封鎖機場，扣留飛機等。東北軍負責到華清池捉蔣介石，由105師師長劉多荃、團長白鳳翔，及張學良的衞隊營長孫銘九率部執行任務。為了保證捉蔣成功，張學良事前還帶着劉、白二人去臨潼認識蔣介石，並察看了地形。

12月12日凌晨，劉多荃等率部秘密開往臨潼，12日5時，東北軍在晨霧之中，衝進華清池。經過一場激烈的戰鬥，擊潰了蔣介石的衞隊，包圍了驪山。最後，在半山腰的一塊巨石旁邊捉住了渾身發抖、狼狽不堪的蔣介石。

西安事變，舉世震驚，形勢變得異常複雜。事變後，張、楊聯合發出通電，説明事變動機完全出於抗日救國，對蔣本人“保其安全，促其反省”，並提出八項主張。同時，致電中共中央，請速派代表來西安共商大計。

12月17日，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團到達西安。張學良完全贊同中共代表團關於“西安事變”的解決辦法。

12月23日，宋子文代表蔣介石與張、楊及中共代表談判。

24日，談判結束。

二、劃陝甘十八縣、寧夏三縣，共二十一縣為邊區自治政府，屬中央管轄

三、中央承認共產黨軍隊編成三個師。四、中央逐月供給軍費六十八萬元。

六、以上條件在手續上必須經行政院通過，並宣佈全國。

就這樣，通過三方的談判，尤其是共產黨和張、楊的努力，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開創了國共兩黨的合作，全國人民共同抗日的新局面。

舊派:張作霖

大部分人和張作霖一樣是綠林出身的，張作霖用計趕走了皖系督軍段芝貴，在奉天省獨攬大權。

張作相、吳俊升、張景惠、湯玉麟、張海鵬、張宗昌、馬占山、許蘭州

新派:張學良（張作霖的兒子）

新派又有“士官”派和“陸大”派之別。“士官”派以楊宇霆、姜登選為中堅；“陸大”派以郭松齡、李景林為首領。曾任張學良老師的郭松齡尤為張學良所倚重，不過後來大學派等人反叛奉系。一些人物如孫烈臣、于學忠、郭松齡和李景林等雖為新派但同時為張作霖效力己久，是新舊派過渡人物。

“士官”派:楊宇霆、姜登選、韓麟春、於珍、常蔭槐、王樹常、於國翰、邢士廉等人。

“陸大”派:郭松齡、李景林等

近代中國東北軍事工業薄弱，上世紀20年代張氏父子主政東北期間，先後創辦了奉天軍械廠、東三省兵工廠、奉天糧秣廠、奉天被服廠、東北航空工廠、奉天迫擊炮廠等一系列軍工企業，東北軍事工業迅速發展起來。與國內其他地區軍工企業相比，東北的軍事工業雖然起步較晚，但起點高、發展速度快，很快便後來居上，成為同行業的佼佼者。其科學技術被用作軍轉民來施行東北新建設運動。

每一個企業又下設多家分支機構。生產產品除滿足戰爭需要的武器、彈藥外，還生產飛機發動機零部件、試驗架、機身、機翼、尾舵、螺旋槳、冷氣機、始動機、冷氣始動機、單力始動機、冷氣救火機、飛機架尾車、飛機鐵平車、通信鈎、信號槍、放煙筒、機關槍轉盤、炸藥架、炸彈懸吊機、炸彈上子、炸彈投置器、機關槍連動機、航空儀器、航空照相機零件、航空無線電零件，以及糧食、食品、服裝、鞋帽、帳篷、鍋灶、鐵桶、木器、印刷品等百餘種產品，涉及生產、生活各個領域。

以東三省兵工廠為例，兵工廠鼎盛時期所屬各廠的機械設備約合萬台以上，可謂數量龐大、種類齊全、技術先進、國內領先。兵工廠所屬槍彈廠設備最初是1919年由上海兵工廠引進，當時日產子彈一萬發；1922年從日本引進設備，日產子彈能力達到10萬發；1924年從德國購進七九尖彈機器，日產子彈10萬發以上。在引進先進技術設備的同時，加強技術革新，設備、工藝在生產過程中逐步得到改善，基本實現機械化、自動化生產，產品性能日趨穩定，精密度也逐步提高。槍彈產量可達日產30萬發，1929年槍彈生產鼎盛時期，日產子彈40萬發。兵工廠所屬炮廠、炮彈廠、鑄造廠等引進當時最先進的設備，對於鋼材縱斷、切削、車光旋堂、裝配零件等操作過程，完全實現機械化、自動化。炮廠引進有製造十生的五的口徑大炮的生產設備。鑄造廠添設鍊鋼熔爐，中級鋼料已能自制，其他普通生產設備如車牀、刨牀、銑牀、鑽盤、鉗台等均能製造，即使複雜的機器設備也能製造。小型工具如樣板樁模配件，各廠都有製造所，隨時可以製造，無需外購。鑄造廠對於槍筒鋼，初煉失敗後，改由電爐試煉，經過幾十次的反覆冶煉，新產品的質量和化學物理性能，均合乎槍筒鋼的標準，冶煉獲得成功。至此，槍筒鋼由國外進口改為廠內供應，節約大量成本。 ^[5] 

（上表來源 ^[5]  ）

在火藥和炸藥方面，東三省兵工廠擁有當時國內最為先進的工業技術。繼江南製造局龍華火藥廠開始生產最早的無煙火藥後，1920年10月奉天軍械廠開始生產無煙火藥，後併入東三省兵工廠。1924年東三省兵工廠無煙藥廠採用湯姆生置換硝化法。關於無煙藥的成型，各廠均採用水壓機成型。1924年東三省兵工廠向德國購買以甲苯為原料，用三段硝化法製造TNT和以苯酚為原料，經磺化、硝化製造苦味酸的機器設備。這是中國建立的第一個具有生產規模的炸藥工廠，投入生產後，產量不斷增加，月產TNT從12噸增至120噸，苦味酸從三噸增至30噸。此外，東三省兵工廠還安裝有三噸電爐，能自行煉製普通工具鋼，能製造各種通用工具機，有月產工作母機10台，修理機動車三輛的記錄。為加強科學技術研究工作，1928年，兵工廠成立了科學研究會，各廠廠長和技師、技士作為委員，每星期集會一、二次，對外稱為俱樂部。自楊宇霆任督辦後，派藥廠廠長洪中為會長，各廠廠長、技師等為委員，集中人才研究兵工和與兵工有關的科學技術，介紹各國學術上的新發明和尖端技術經驗，以增進會員研究興趣，提高和改進兵工廠的技術。研究會辦有《東三省兵工廠科學研究會》雜誌，介紹國內外兵器動態、兵器研發技術等相關內容。由於引進先進技術設備，重視產品的技術革新、更新換代，僅僅十餘年間，東三省兵工廠的生產能力、綜合實力躍居全國領先地位。“不僅全國第一，即日本人亦為之側目”，日本人稱東三省兵工廠為“東方第一”。 ^[6] 

奉系軍閥產生的社會基礎，與各派軍閥雖然相同，但具體環境和條件有很大差別:

其一，在形成的時間和背景上的差別。北洋軍閥嫡系———直系、皖系形成於清朝末期。1895年，清政府為維護風雨飄搖中的統治地位，任命袁世凱為新建陸軍督辦，在天津小站練兵，從此以袁為首的能夠左右政治的強大軍事集團初露端倪。袁世凱以其掌握的軍事實力為後盾，逼迫清廷退位，革命派妥協，竊得辛亥革命果實。北洋軍閥嫡系就是這樣形成的。

而南方軍閥的形成雖然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時期，但正式形成均在護國戰爭末期及其以後，滇系、桂系軍閥都是利用護國戰爭的聲威，將勢力擴大到鄰省(滇向黔、川發展，桂向粵、湘發展)，從而形成了以唐繼堯為首的滇系軍閥和以陸榮廷為首的桂系軍閥。川、黔、粵、湘系軍閥也多在這一時期形成。

奉系軍閥形成的時間，與南方軍閥形成的時間大致相同，但背景卻有很大區別。奉系軍閥是以張作霖率領的軍隊為基礎，逐步發展而形成，即這支軍隊是通過鎮壓奉天辛亥革命、維護清王朝在奉天的統治而逐漸發展起來的。因此，奉系軍閥形成的時間與南方軍閥相同，背景不同；形成之初的宗旨卻與北洋軍閥的直、皖兩系非常相似。

其二，軍閥人物出身上的差別。近代軍閥人物的出身是多種多樣的，但主要有四種:一是清代的武官，清朝滅亡後，這些人掌握着軍隊，演變為近代軍閥，這種情況在軍閥人物中佔多數。二是行伍出身，他們這些人由於作戰勇敢、帶兵有方，逐漸地由士兵演變成為控制一支軍隊、佔領一塊地盤的軍閥，馮玉祥就屬於這一類。三是受過新式軍事教育的軍人，近代意義上的軍事學校，中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有。受過新式軍事教育的有些畢業於國內學校，有些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隨着軍事發展的進程，這類人物在軍閥隊伍中逐漸增多。四是土匪頭子出身，由土匪頭目演變成為軍閥，這是由中國近代社會的特點所決定的。張作霖是這類人物的典型。奉系軍閥與南北各派軍閥相比，不僅其頭目是土匪出身，而且其領導集團的核心人物多有綠林經歷，如張景惠、張作相、湯玉麟、汲金純、闞朝璽等。後來，王永江、楊宇霆、張學良等參與帷幄，奉系軍事集團首領出身結構有所改變，但奉系仍然是以綠林出身的人物為核心。這一點與南北各派軍閥相比，是明顯不同的。一個出身綠林的人物，由於有了槍有了地盤，當上了小頭目，勢力不斷擴大，而被朝廷收編，由此便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大軍閥，這不僅在中國，就是在世界其他國家也是不多見的。

中國近代軍閥，是中國近代社會新舊過渡時期的產物。從嚴格意義上説，軍閥不可能提出適應時代需要的政治理念，但這不等於他們完全沒有指導思想，不等於完全沒有意識形態。由於各派軍閥頭目出身、所受教育的不同，在意識形態上是五花八門，千奇百怪。這是中國近代社會新舊兩種因素互相交織而又矛盾衝突的產物。

軍閥頭目們的共同信條是:爭兵、爭槍、爭地盤、爭勢力。認為兵多、槍多地盤就大，地盤大勢力自然就大。但為了戰勝對手，爭取輿論，他們中的多數人也明白意識形態的作用。如果將其五花八門的意識形態分類的話，可分為三種，一是尊孔讀經的封建道統類。二是利用資產階級民主立法類。三是佔封扶乩迷信類。將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的意識歸入上述三類中的哪一類，都不太確切。張作霖戎馬一生，崇尚武力，追求權勢是明確的，但在意識形態上始終沒有一個明確、統一的政治理念。

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理區位優勢

我國東北猶如“東方雄雞”的雞首，囊括黑龍江、吉林、遼寧、內蒙古東部四省區，地處邊陲，廣闊豐饒。在這裏居住着漢、蒙、回、滿、朝鮮、鄂倫春等各族人民。現在這裏是世界上著名的工業基地、能源基地和商品糧基地，以其獨特的地理環境和歷史進程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地域單元和經濟大區。

在奉系軍閥統治時期，東北獨特的地理環境也構成了其統治的區位優勢。東北的地理環境有兩大特點:一是與外界相對隔絕。二是自然資源豐饒。以此獨特的地理環境和豐饒的自然資源，為奉系軍閥的統治提供了地理上和資源上的區位優勢。第一，在軍事上，處於進可攻退可守的戰略地位。東北在地緣上自成一體，與關內聯繫僅有西南一隅的渤海灣沿岸狹長的走廊，而且又有山海關要衝可供據守。山海關古稱榆關，相傳於公元583年隋文帝時所築，後為唐朝防禦契丹的邊郡重鎮，素有“兩京鎖鑰無雙地，萬里長城第一關”之稱。山海關既是關內防禦北方的關隘，同時也是關外自成一體的關隘。張作霖多次率奉軍入關，爭霸中原，勝時向南挺進，敗時退回關外，對方輕易不敢出關征討。第一次直奉戰爭奉系慘敗，直系追擊至山海關，雙方擺開陣勢對峙，最終談判言和。國民黨新軍閥四大集團軍戰敗奉軍後，最終仍以政治解決東北易幟問題的提出和實現，當然這裏有諸多因素，其中地緣上的優勢地位是最為重要的。當時國內各派軍閥，無論左右全國政權的大軍閥，還是盤踞一隅的地方軍閥，都不具備奉系這種地緣優勢地位。如直系和皖系都位於華中，邊界相互交錯，與其它派系衝突難於避免，也不利於內部的據守與鞏固。第二，在經濟上，控制着資源富饒人口密度較小的地區。在以農業經濟佔絕對比例的國度裏，經濟上的優勢主要體現在農業經濟上。東北地區開發較晚，與關內各省區相比人口密度小，並有大量荒地可供開發。但隨着關內人口不斷遷入，加上其它各種因素，東北地區的農業近代化發展較早，而且進展快成就大。東北地區的農業機械化、農場經濟、規模經營、企業化生產，尤其是糧豆的商品化、專業化、區域化生產，自近代以來便形成了地方優勢。因此，在奉系統治的16年間———1912至1928年，東北地區的人口不斷增加，耕地面積也不斷擴大，糧食產量迅速增長。而且，土地面積和糧食產量的增長比人口增長的比例大。在奉系統治時期，東北地區的工業經濟與關內各省區相比，發展也較快。這些都為奉系軍閥的統治提供了經濟上的支持。

總之，奉系軍閥之所以由地方軍閥逐漸發展成為左右全國政權的大軍閥，地理上的有利條件和充足的經濟支援是其它軍閥所不具備的。

內部統治具有較強的穩定性和凝聚力

軍閥政治決定了軍閥派系之間的你爭我奪、混戰不斷的政治局面，同時也決定了軍閥派系內部勾心鬥角，矛盾重重。奉系軍閥在本質上是不能違背這一規律的，但同國內其他各派軍閥相比，它的內部統治是相對穩定的，張作霖作為該集團的首領也具有較強的凝聚力。

在奉系軍閥的歷史上，曾經出現三次大的動盪:第一次是因用人分歧引發的湯玉麟離張出走事件。最後，湯玉麟雖然帶一旅人馬出走，但奉系內部統治的穩定，卻沒有受到任何影響。第二次是第一次直奉戰爭的失敗。第一次直奉戰爭戰敗後，徐世昌遵照直系的旨意，下令免除張作霖的東三省巡閲使、奉天督軍及省長各職，聽候查辦。任命吳俊升為奉天督軍，馮德麟為黑龍江督軍，袁金鎧為奉天省長，史紀常為黑龍江省省長。這是直系以奉攻奉，分化瓦解奉系的一着。吳佩孚想“藉此以離間張作霖舊部，而迫其下野。”以中央政府的權威，利用戰敗之機，瓦解一派軍閥是很容易成功的。結果，馮德麟、吳俊升、袁金鎧、史紀常四人卻聯合通電:“對此亂命，拒不承認”(《北洋政府京畿衞戍司令部檔案》)，拒絕接替張作霖本兼各職。由此可見，張作霖雖然打了敗仗，但在奉系軍閥中的地位還是鞏固的，這不是北京政府一紙空文所能改變的。這其中的原因，一是他尚有實力；二是他在奉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別人無法替代。第三次是郭松齡倒戈反奉事件。郭松齡突然舉兵反奉，張作霖感到突然，當郭軍攻克山海關、連山、錦州後，張便驚恐萬狀，不知所措，並準備逃亡。在這期間，張曾“下詔罪己”，承認因連年戰禍，影響人民生活，表示在反郭戰爭結束後，將引咎告退。這當然不是張作霖的心裏話，只是緩解矛盾爭取輿論的一種姿態而已。郭軍失敗後，對此要有所表示，才符前言。於是張主持會議提出讓賢，他讓袁金鎧宣讀通電，並準備於次日發表。通電大意是:“作霖才德菲薄，招致戰禍”，“今後將東北行政交王公岷源(永江)、軍事交吳公興權(俊升)”，“本人甘願避路讓賢”。還沒等唸完通電，吳俊升站起來説:“我一天也擔當不了，你不幹，咱們一塊撂下!”王永江也急忙表態:“唯有大帥在，我得隨時請示，才不致誤國。”接着到會者幾乎都發言表示，現在“決不是大帥引退之時。”在這種情形下，張作霖説:“照大家這麼一説，我還得幹!行，將來有人出來主持東北大局，我一定讓賢。”這出“讓賢”的滑稽劇，大家心裏都明白。但它也再次表明，在如此巨大事件後，張作霖在奉系暨東北的統治地位，仍是十分穩固無人能替代。

當時，國內各派軍閥首領對派系控制的能力，與張作霖相比相差甚遠。段祺瑞屬北洋派元老，可當直皖一戰失敗後，便失去了對皖系的控制，皖系也從此一蹶不振。吳佩孚的能力與威望不在張作霖之下，可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失敗後，直系便分崩離析，馮玉祥獨樹一幟，孫傳芳也另起爐灶，一些小股力量雖然繼續追隨着吳佩孚，吳也多方努力重整旗鼓，但直系始終未能恢復元氣。比較而言，奉系軍閥的內部統治是穩定的，張作霖的統治地位是鞏固的。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是中國近代社會秩序最混亂時期，政權更迭頻繁，軍閥混戰不斷，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在這樣一種大的歷史背景下，奉系統治的東北地區，卻相對保持社會穩定，經濟發展。這是奉系軍閥能夠發展成為大的軍閥集團的根本原因。

奉系軍閥在東北統治的12年間，首先保證了區域內部的統一。在1916年，除東北外，全國多數省區都被兩三個或更多的軍閥所瓜分，每個軍閥所能指揮的軍隊都非常有限。因此，為爭奪控制一省或數省地盤和政權的爭鬥從未間斷。而奉系統治的東北，卻保持相對統一和穩定的局面。

其二，免受戰爭的直接破壞。從1916年到1928年間，除各省小軍閥之間的頻繁戰爭外，全國性的大戰有7次:1917年的反覆闢戰爭，1918年的湖南戰役，1920年的直皖戰爭，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戰爭，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戰爭，1925年底的郭軍反奉戰爭，1927至1928年的奉軍對抗北伐軍的戰爭。在這7次大的戰爭中，由奉系扮演主要角色的有4次。而只有1次郭軍反奉戰爭是在東北區域內進行的，而且時間較短。這就使東北避免了戰爭的直接破壞。

其三，能夠實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奉系軍閥在東北統治的12年裏，由於地理上的優勢地位及內部統治穩固等特點，得以能夠保障其實施有效的行政管理。諸如在剿匪治安保障社會穩定方面，在吸納外來人口、制定農村經濟政策，促進農業生產發展方面，在開發礦業、建設鐵路、制定民族工業政策，促進工業經濟發展方面，在投資興辦教育以及文化事業發展方面等等，都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果。

社會的相對穩定，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儘管這種發展還比較緩慢，但與國內其它省區比較已相當可觀。在奉系統治期間，東北地區出現了人口、土地、糧食三者成正比同步增長的態勢。1912年至1928年，東北淨增人口1065.8萬人。1914年至1930年，東北耕地面積淨增10406670590畝。1912年至1930年，東北地區糧食淨增1008620695噸。由此得出這樣一個比例關係:即每增加一口人，則擴大9.8畝耕地，多產10182斤糧食。糧食生產歷來是社會穩定的基礎，同時也是工業經濟發展的基本條件。

在奉系軍閥統治時期，東北民族工業也有一定的發展。以1905至1914年和1915至1924年兩個9年的民族企業增設數字為例，紡織業前9年共建立了15家，後9年共設立88家；豆油業前9年共設立54家，後9年共設立75家；釀酒業前9年共設立28家，後9年共設立78家；制粉業前9年共設立2家，後9年共設立14家。從世界歷史發展的進程上看，這個時期正處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及戰後時期，為中國民族工業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機會。但同時也應看到帝國主義特別是日俄兩大強鄰在東北經濟發展中的壟斷地位，給東北民族工業發展帶來的困難。所以，有如此程度的發展，已屬難得。美國學者包華德認為“張作霖統治滿洲的時候，國內軍閥混戰的物力損失，農業、經濟上的癱瘓，人力摧折這些現象並未在滿洲出現”。這種比較性結論，説明奉系軍閥在其統治期間，與其它各省區的軍閥相比較，具有保障統治區域內社會穩定、經濟正常發展的突出特點。

奉系軍閥政治集團，統治東北10餘年，並多次問鼎中原，數度操持北京政權，其首領張作霖居然還爬上了北洋政府時期末代元首的寶座等等，通過研究該集團的這些特點，可使我們深入地理解近代中國社會，對今天也仍有重要的啓迪作用。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