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戰爭

1916年6月，袁世凱在全國人民的一致反對聲中憂憤而死。袁死後，其親手創建的北洋軍閥逐漸分裂為以馮國璋為首的直係軍閥、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軍閥和以張作霖為首的奉系軍閥。1919年12月，馮國璋病故後，曹錕、吳佩孚當上了直係軍閥的新首領。1920年7月，曹、吳以反對段皖擅動干戈荼毒百姓、私訂密約賣國求榮為名，聯合奉系軍閥發動了直皖戰爭，將段祺瑞趕下了台。

直皖戰爭後，皖系軍閥隨着段祺瑞的倒台而分崩離析，一部分下野，另一部分改投了直係軍閥，只剩浙江督軍盧永祥與淞滬護軍使何豐林替皖系軍閥保住浙滬兩塊地盤。

上海為我國第一大商埠，人口密集，工商業發達，財税收入也十分可觀，“每月光鴉片收入就能養活三師人”的兵力 ^[1]  ，令各界矚目。民國成立後，北洋政府在江蘇職官中特設上海鎮守使管理上海。1915年11月，上海鎮守使鄭汝成遇刺身亡後，北洋政府將上海鎮守使改為淞滬護軍使。何豐林上任後，惟盧永祥之命是從，浙、滬結成緊密的聯盟，浙盧繼續獨霸上海的財政收入，這就與盤踞江蘇的直係軍閥產生了嚴重的對立。

直皖戰爭中，段祺瑞曾命令盧永祥出兵直搗直係軍閥李純盤踞的江蘇。因盧深恐由此而失去對上海的控制權，不願輕啓戰端，江浙雙方才得以避免戰爭。直皖戰爭結束後，江浙雙方又因對上海的控制權險些刀兵相見，後受到國內外的雙重壓力，方平息下來。

1920年10月，蘇皖贛巡閲使兼江蘇督軍的李純暴死於任上，齊燮元繼任江蘇督軍。 齊燮[xiè]元擔任江蘇督軍後，繼承李純的衣缽，一心想將上海攫為己有，聲稱：“上海是我們江蘇的一部分，一定要奪回。” ^[1]  而盧永祥則視上海為自己的經濟生命線，堅決不肯放手，遂反擊道：“上海是浙江的門户，一定要保持。” ^[1]  由此，蘇齊與浙盧一戰，勢已難免。

1922年4月，曾在直皖戰爭中並肩作戰的直、奉兩系軍閥因爭奪對北京政府的獨立控制權大起刀兵，爆發了第一次直奉戰爭。曹錕、吳佩孚攻擊奉張親日賣國而騙取了人民的同情與支持，一舉將奉系軍閥的勢力趕到了關外，從而獨掌北京政府。 第一次直奉戰爭期間，隨着直軍的步步勝利，齊燮元亦想乘機攻佔上海。只是由於形勢的不利和民眾的反對，戰火才沒有燃起。

第一次直奉戰爭後，直係軍閥趾高氣揚，曹錕更是意得志滿，急欲登上總統寶座。為能早日被選為大總統，一方面指使手下趕走了黎元洪，一方面則不惜使用金錢收買國會議員。曹之舉措遭到了全國各界的強烈反對。盧永祥深受直係軍閥的擠壓，為爭取全國輿論的支持，於1923年6月27日率先通電，反對曹錕賄選總統。

盧永祥的通電，得到了全國各派的積極響應，他們紛紛通電反對曹錕賄選。與此同時，各反直勢力雲集滬、杭，商討聯合反直事宜，滬、杭儼然已成反直活動的中心，浙盧與蘇齊及其直係軍閥已成水火不容之勢。雙方均知戰爭已迫在眉睫，因此調兵遣將意欲一戰。江浙紳士張謇、張一麐等人深知戰爭一旦爆發，兩省人民定遭塗炭。於是他們發起組織了“江浙和平協會”，奔走於寧、杭之間，進行弭兵運動。在他們的努力下，同時亦因蘇齊與浙盧準備尚不充分，同年8月19日，江浙雙方達成“江浙和平公約” ^[2]  。這一公約由江蘇督軍齊燮元、江蘇省長韓國鈞、浙江督辦盧永祥、浙江省長張載陽、淞滬護軍使何豐林簽字蓋章後發表。公約的簽定，使反直各派擬在上海召開國會、組織政府和召開各省聯席會議的活動破產，並使江浙形勢趨於緩和。

1923年10月10日，曹錕通過賄選登上總統寶座。12日，盧永祥發表通電，不承認曹的總統地位，並聲稱與北京政府斷絕一切聯繫，這就使曾為曹錕賄選籌措經費出大力氣的齊燮元與盧永祥矛盾更深，終因福建問題而觸發了江浙戰爭。

福建地區長久以來受到各派勢力的矚目。1922年10月，皖系軍閥徐樹錚在駐軍福建延平的皖系軍閥、中央第24混成旅旅長王永泉的支持下，成立了“建國軍政制置府”。徐聯合孫中山派兵驅走了依附直系的原皖系軍閥、福建督軍李厚基，委任王永泉為福建總撫。大總統黎元洪在吳佩孚的一再催促下，於10月下旬下令討伐徐樹錚。在大軍壓境的情況下，11月初，徐離閩赴滬，建國軍政制置府隨之垮台。王永泉見大勢已去，為求自保，轉投直系。黎在直係軍閥的脅迫下，任命長江上游警備總司令、直係軍閥後起之秀的孫傳芳為福建督辦。孫採用種種手段，企圖將福建重新納入直系的勢力範圍，但因遭到地方實力派的阻撓，經營年餘一無所獲。1924年3月，孫藉助同屬直系的福建閩北護軍使周蔭人的大力支持終於釐定福建，將福建重新拉回到直系的懷抱。5月，北京政府一面為進圖廣東，一面也是為了酬謝周蔭人在征服福建的過程中曾出過大力，遂任命周為福建督辦，而將孫傳芳改任為閩粵邊防督辦，以圖廣東。由於廣東是孫中山與西南軍閥的地盤，孫傳芳的勢力根本進不去，而福建也容不下週、孫兩個軍閥的勢力，孫遂欲向浙江擴張勢力。

盧永祥深知浙江已成為直係軍閥下一個吞併的目標，為求自保，一邊拉攏奉系軍閥與孫中山為粵援，一邊將被孫、周從福建逐出的原福建漳廈護軍使兼福建第二師師長臧致平部與福建第三師師長楊化昭部共6000餘人收編 ^[3]  。盧收編臧、楊兩部，違反了“江浙和平公約”以及與安徽、江西分別簽定的“皖浙和平公約”和“贛浙和平公約”的有關規定，即不得容留、收編“客軍”。盧之做法，為直係軍閥挑起戰爭提供了口實。 ^[2] 

軍閥都“擁有以個人為中心，並由私人關係結合起來的一支私人軍隊” ^[4]  ，為了鞏固、擴張自己的勢力，每位北洋軍閥都擁有一支龐大的軍隊。

①陸軍情況

自齊燮[xiè]元繼任江蘇督軍後，為了奪取對上海的控制權，不斷擴充兵力。他以平定蘇、皖匪患為名，派江蘇憲兵司令馬孟驤赴山東之兗州、濟寧一帶招募新兵。 江蘇共有五師六旅，即中央第六師、中央第十九師、江蘇第一師、江蘇第二師、江蘇第三師、江蘇第二混成旅、江蘇第三混成旅、江蘇第四混成旅、江蘇第五混成旅、江蘇第六混成旅等。另有預備隊、憲兵、警察等，總兵力達到43500人。

②海軍情況

江浙戰爭爆發前，蘇齊得到海軍總司令杜錫珪的大力支持。杜錫珪為支持蘇齊，親率長江艦隊（司令李君羲，下轄“海容”號巡洋艦、“定安”號炮艦等20艘軍艦）、閩廈艦隊（司令楊樹莊，下轄“應瑞”號巡洋艦、“通濟”號巡洋艦、“江元”號炮艦等9艘軍艦）和海軍陸戰隊混成旅奔赴江蘇參戰。

③空軍情況

鑑於第一次直奉戰爭中直系空軍曾對勝利發揮了重大作用，1923年8月，蘇齊成立了江蘇航空隊，尉遲良任隊長，顧榮昌任副隊長兼任教官，陳步洲任飛行教官，崔鈺、梁壁堂、鄒慶雲等任飛行員。裝備3架從英國購買的小型“維梅”式轟炸機，以南京小營演武廳為機場。江蘇航空隊的人員、飛機、器材和油料均由直系航空大本營——保定航空司令部直接調配，江蘇航空隊實際是直系保定航空司令部派駐南京的一個支隊。 由於尉遲良、顧榮昌均曾受過大型“維梅”式轟炸機的訓練，因此江蘇航空隊共有5人會開飛機，但飛機卻只有3架，顯然不夠用。於是向蘇齊報告，請求保定航空司令部調撥大型“維梅”式轟炸機。後經曹錕同意，將1架大型“維梅”式轟炸機調撥給江蘇航空隊。江浙戰爭爆發前夕，直係軍閥利用手中控制的北京南苑航空學校，命令該校教育長蔣逵組織中央臨時航空隊。任命蔣逵為中央臨時航空隊隊長，徐國一、米嘉禾、謝鳴皋等任飛行員，駕駛大、小“維梅”式轟炸機4架，前往江蘇協助蘇齊作戰。中央臨時航空隊駐紮蘇州，與江蘇航空隊組成統一指揮部，由原南苑航空教練所所長鮑丙辰任指揮官。這樣，蘇方空軍共有飛行員8人、轟炸機8架。

①陸軍情況

1924年7月，盧永祥容留臧致平、楊化昭兩部，並將臧部改編為浙江補充旅、楊部改編為中央陸軍第二十四混成旅（未被北京政府承認）。為防備直係軍閥從福建、安徽、江西等地進攻浙江，盧又將楊部改為浙江邊防軍，駐防浙江之常山、江山與開化地區，並任命楊為浙江邊防軍司令，臧為浙江督辦處總參議，負責督率、訓練浙江邊防軍。盧深恐浙江邊防軍兵力單薄，又將浙江補充旅調來增強其力量。臧致平為皖系軍閥中能征善戰之驍將，楊化昭則足智多謀，而臧、楊兩部均為久經戰陣的精鋭之師，他們的歸附使盧永祥如虎添翼。浙滬原有四師三旅，即中央第十師、中央第四師、浙江第一師、浙江第二師、中央第六混成旅、浙江第一混成旅、浙江第二混成旅。自收編臧致平、楊化昭兩部後，又增兩旅 ^[5]  ，再加上警察、遊緝隊、寧波炮台守衞、後備隊等，總兵力達到67200人。

②海軍情況

當時，浙盧得到以林建章為領袖的滬海艦隊的擁護。林建章為幫助皖系軍閥保住浙滬地盤，派人策反“海籌”號巡洋艦、“建康”號驅逐艦、“永績”號炮艦、“靖安”號運輸艦、“辰”字號魚雷艇、“列”字號魚雷艇投向浙盧，為此特成立滬海艦隊，委任原海軍第一艦隊司令周兆瑞為滬海艦隊司令。

③空軍情況

浙盧看到飛機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曾發揮作用巨大，為擴充自己的實力，於1922年從法國購買6架“BR14”式戰鬥轟炸機，並在杭州筧橋組建浙江航空教練所，委任著名飛行員朱斌侯為所長，招收學員進行飛行訓練。第二年，又在上海龍華開闢機場並建立3座機庫。1924年2月，正式成立浙江航空隊，由朱斌侯任隊長。

單從陸軍人數上講，浙盧強於蘇齊，但浙盧有幾個不利條件：

第一

容留、收編臧致平、楊化昭兩部失信於天下人。本來，在江蘇、安徽、江西分別與浙江簽定的“公約”中，均規定不得容留、收編“客軍”。但浙盧為擴充自己的實力，拒不執行“公約”，執意收編臧、楊兩部，不僅遭到蘇、皖、贛及其他直係軍閥的反對，亦受到浙江人民的拒絕 ^[5]  。浙盧的所作所為，首先在道義上失去了人心。

第二

浙盧為打破直係軍閥的包圍，積極聯合奉系軍閥與孫中山，結成浙、奉、粵“反直三角同盟”（以下簡稱“同盟”）。但奉系軍閥孤懸關外，遠水解不了近渴；孫中山在廣東受到陳炯明的騷擾亦無法派兵援浙，“同盟”起不到什麼實際作用。

第三

浙江處於江蘇、安徽、江西、福建的包圍之中，而上述四省均為直係軍閥所統治，江浙戰爭一旦爆發，浙盧將受到四面攻擊。

第四

內部不穩。時任浙江全省警務處長的夏超手中掌握着大量的武裝警察（共10800人）。這些武裝警察裝備精良，實力相當雄厚。“夏超雖然是一個不滿四尺的矮子，但他雄心勃勃，時時有取盧而代之的野心” ^[6]  。浙盧對夏超有如芒刺在背，不得不增加護衞部隊加以提防，這無形之中就削弱了自己的實力。

第五

部下為泄私憤而暗中通敵。時任浙江第二師炮兵團長的張國威，與孫傳芳曾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同學，兩人私交不錯。張原兼任浙江測量局長，因浙盧欲安插自己的親信，藉故革去張的兼職，張因此對浙盧十分不滿。在江浙戰爭開戰前夕，張奉派把守浙、閩之間的險要——仙霞嶺。張為報復浙盧，私將仙霞嶺浙軍佈防圖獻給孫傳芳，使孫部得以順利入關，將浙盧陷入腹背受敵的不利態勢 ^[7]  。

第六

海、空軍力量薄弱（已如前述，不再贅言）。

基於上述原因，浙盧在未戰之前就已呈敗象。隨着形勢的發展，江浙雙方均知戰爭不可避免，為此，雙方加緊進行準備。

齊燮元自知單靠江蘇一省兵力，無法攻佔浙滬，於是向吳佩孚求援。吳原就認為直、皖兩系同出於北洋正統，現面臨奉系咄咄逼人的態勢，擬聯合皖系共抗奉系。因此，一面授意各省直係軍閥在段祺瑞六十歲生日時通電祝壽意在“和皖”，一面嚴令蘇齊不得輕舉妄動。後由於段皖已決定聯奉抗直，同時也垂涎於上海的富足，遂決心助蘇攻浙。1924年8月，吳連電豫、皖、鄂等省的直係軍閥，命令他們派兵助蘇。三省軍閥皆想“分一杯羹”，紛紛同意，蘇齊力量大增。1924年8月16日，蘇齊在南京召開秘密軍事會議，宣佈對浙盧用兵。會上決定成立“討逆軍”，齊自任總司令，劉玉珂為總參謀長，兵分三路進攻浙滬：第一路司令宮邦鐸，下轄中央陸軍第六師、中央陸軍第十九師、江蘇第二師、江蘇第三師、江蘇第四混成旅以及湖北第五混成旅，主攻上海；第二路司令陳調元，下轄中央第二十四師、江蘇第一師、江蘇第二混成旅、江蘇第五混成旅和河南第三混成旅，防守宜興；第三路司令王普，下轄安徽第三混成旅、安徽第五混成旅，主攻浙江廣德。 此外，孫傳芳在得到同屬直系的江西督理蔡成勳的支持下，於福建建甌組織閩贛聯軍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委任盧香亭為攻浙前敵總指揮，並與蘇齊遙相呼應。閩贛聯軍下轄中央第二師、中央第九混成旅、中央第十混成旅、中央第十一混成旅、中央第二十四混成旅、福建第一混成旅、福建第四混成旅、江西第三混成旅，主攻仙霞嶺，以拊浙省之背。

皖系軍閥明白，浙滬一旦有失，則皖系無立足之地，於是，徐樹錚、吳光新等皖系骨幹齊聚上海，召集馬良、曲同豐等皖系舊將到滬開會。會上，徐、吳命令馬、曲等人“各自暗中招集舊部，編練新軍兩師，以備援助浙江” ^[8]  。浙盧為裝備新軍，“飭（上海）製造侷限二十日內，製造炮彈二萬發” ^[9]  。同時，浙盧請徐趕赴奉天，向奉張請求一旦江浙發生戰事，派兵出關牽制敵軍。奉張認識到浙江問題關係到“同盟”生存與否的大問題，因此派其親信楊毓珣赴杭向浙盧表示：江浙如果爆發戰爭則一定派兵入關協助，並先匯30萬元接濟浙盧。與此同時，孫中山亦認為“救浙江、上海即以存粵” ^[10]  ，因此決定一旦江浙開戰，即派兵北伐。江浙問題實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重大影響。

自恃身後有強大援軍的浙盧，面對直係軍閥的步步進逼，不甘示弱，積極整軍備戰。1924年8月24日，浙盧在杭州召開軍事會議，研究抵禦直係軍閥進攻問題。會上決定成立浙滬聯軍，盧自任總司令，兵分三路抗拒直系：第一路司令何奉林、副司令臧致平，下轄中央第十師、中央第六混成旅、浙江補充旅、衞隊團防守滬寧鐵路；第二路司令陳樂山、副司令楊化昭，下轄中央第四師、浙江邊防軍進攻江蘇宜興；第三路司令張載陽、副司令潘國綱，下轄浙江第一師、浙江第二師，據守仙霞嶺。 經過雙方台前幕後的緊張部署，1924年9月3日，江浙戰爭終於爆發了。

1924年9月3日上午10時，江浙戰爭在江蘇宜興打響了第一槍。蘇軍首先挑起了戰火。蘇軍原想一鼓作氣攻佔浙江長興，不料卻遭到浙軍的頑強抵抗，進攻受阻。浙軍及其大炮埋伏在長興附近的山裏，距宜興不過三十里，炮火能直接轟擊駐紮在宜興平原地區的蘇軍；而蘇軍的大炮轟擊浙軍時，因浙軍駐于山中效果不大，雙方處於膠着狀態。

同日上午11時，江浙雙方又在滬寧鐵路方向交戰。上午10時，駐江蘇黃渡的蘇軍首先向浙軍開槍挑釁，但浙軍伏於工事內一槍未發。蘇軍以為浙軍怯戰，遂於11時發起攻擊。浙軍使用機槍、大炮予以還擊，擊斃蘇軍四五百人。蘇軍大懼，各部紛紛向後潰退，浙軍乘勢向安亭方面追擊。下午5時，佔領安亭。

鑑於蘇齊首先挑起江浙戰爭，9月3日，浙盧發表“出師電”，指責蘇齊“意欲破壞治安，環境陳兵，意圖一逞”，表示“所有浙滬地方以及地方人民，自不能不力籌捍衞，以竭盡軍人應有之天職，以維持地方永久之治安” ^[11]  。由於蘇齊是在曹錕的支持下發動江浙戰爭的，9月3日，浙盧又發表“聲討曹錕通電”。在通電中將曹形容為“神奸巨蠹”，指責曹“既逐東海於前，復驅黃陂於後”；“臨城一案，舉國引為奇恥，四鄰屢有責言……交涉結果，媚外求榮”；“竟敢作公然賄選之舉，醜聲四播，國民蒙羞。”通電最後表示“永祥等分屬軍人，責在衞國……殲彼元惡，罔治脅從，為國除奸，何與致幸，為民前驅，寧計成敗” ^[12]  。

由於浙盧將矛頭直指曹錕，9月4日，曹下達“對浙討伐令”，聲稱：“本大總統為戢暴安民起見，實萬難聽其譸幻，徒苦吾民。盧永祥、何奉林均著褫奪官勳，並免去本兼各職，由齊燮元督率部隊，相機剿辦。” ^[13] 

江浙戰爭爆發後，雙方主要在宜興、滬寧線、嘉定、瀏河、青浦五個方向展開激戰。宜興方向：戰爭爆發後，蘇軍進攻受阻，延至5日，浙軍反擊，攻至距宜興僅十餘里處，蘇軍大潰，並有三營兵力譁變。7日，浙軍進佔蜀山。蘇齊急調安徽第五混成旅增援，終於擋住了浙軍。之後，雙方相持於蜀山與宜興之間。滬寧線：沉寂兩天後，至6日晚，兩軍在安亭激戰，雙方飛機亦趕來助戰，但終因勢均力敵，兩軍遂處於膠着狀態。嘉定方向：9月3日晚，蘇軍進攻嘉定西門，守軍抵擋不住，形勢岌岌可危。4日，浙軍楊化昭部6個營奉命增援。5日，雙方發生激戰。6日，蘇軍繼續猛攻，但楊部為能征慣戰之師，沉着迎戰，終將蘇軍擊退，兩軍於是在嘉定附近對峙。瀏河方向：9月4日下午，蘇軍發動攻擊，浙軍開炮予以抵禦。下午5時，浙軍抵敵不住蘇軍的猛攻，退守羅店，瀏河落入蘇軍手中。是日晚8時，蘇軍乘勝進攻，浙軍急調楊化昭部主力增援才穩住了陣腳。5日凌晨3時，蘇軍派300名敢死隊衝鋒，不料陷入重圍，全軍覆沒。蘇軍見狀急忙收縮，浙軍趁機追擊，並進佔瀏河。此後蘇軍援兵趕到並反攻數次，均被浙軍擊退。6日晨，浙軍發佈總攻擊令，迫使蘇軍撤至原防地。青浦方向：9月5日，蘇軍由安亭兵分兩路，一路進攻距離安亭6裏的泗港口，另一路進攻泗港口西南的白鶴鎮。至6日下午3時，雙方激戰於青浦北十餘里的孔宅。由於浙軍的拼死抵抗，蘇軍未取得任何重大進展，之後，兩軍保持對峙態勢。總之，戰爭初期，雙方雖傾盡全力，“而兩軍始終各保防線，戰事初無進步焉” ^[14]  。

就在江浙雙方呈現膠着狀態時，1924年9月8日形勢發生了突變。這一天，閩贛聯軍由於張國威貢獻了佈防圖，輕易佔領了仙霞嶺並於16日攻下江山、18日進佔衢州。原來，江浙戰爭爆發後，閩孫故意沒有采取統一步驟發動進攻，而是靜觀時局的變化，試圖等到江浙雙方兩敗俱傷時再動手，以收漁人之利。當他看到江浙雙方殺得難解難分，浙軍的主力被蘇軍牽制住時，突然出兵，從側後殺入浙江。閩孫的出現，使浙盧與滬何極為恐慌，他們知道浙滬聯軍無法抵擋蘇齊與閩孫的兩面夾擊。面對此情此景，浙盧認識到浙江是保不住了，因此決定放棄浙江退保上海。他認為只要保住了上海，憑藉上海的物力與財力，今後還能東山再起。為此，9月18日，浙盧攜帶大批細軟逃入上海。浙軍羣龍無首，蘇軍趁勢進攻，相繼佔領嘉興、長興等地。同時，蘇方海軍也密切配合陸軍，從長江炮轟駐守瀏河的浙軍，致使浙軍向瀏河以南敗退 ^[15]  。蘇方空軍亦派出四架轟炸機連日轟炸浙軍，使浙軍鋭氣大減 ^[16]  。面對蘇方陸海空立體式進攻，浙軍大敗，紛紛逃向上海。至9月底，浙江戰火熄滅。

北京政府在浙盧離杭赴滬後，任命孫傳芳為閩浙巡閲使兼浙江督辦，夏超為浙江省長，齊燮元兼淞滬護軍使。蘇齊、閩孫均達到各自的目的。

佔領浙江後，蘇、閩兩支大軍齊向上海殺來，並分別於1924年10月4日、8日、10日和13日相繼佔領金山衞、松江、青浦、龍華，逼近上海。浙盧、滬何見大勢已去，遂於10月13日發表通電，自解兵權。當日上午，盧永祥、何奉林、臧致平、楊化昭等人逃入上海租界。浙軍餘部推皖系徐樹錚為總司令，欲繼續作戰。10月15日，徐樹錚被上海租界工部局軟禁，至此，江浙戰爭以蘇勝浙敗而告終。

直皖戰爭後，控制着北京中央政權的直係軍閥控實行賄選與"武力統一"，遭到全國各方面的反對。皖系浙江督辦盧永祥首先發出不承認曹錕為總統的通電，並和奉天的張作霖、廣東的孫中山結成反直三角同盟。吳佩孚為了擊破反直三角同盟，除在北方以重兵嚴防奉軍入關以外，在南方則利用孫傳芳進入福建，與陳炯明勾結起來壓制孫中山，以直系的江蘇督軍齊燮元奪取浙江，消滅盧永祥。1924年9月初，齊軍向盧軍發動進攻，江浙戰爭爆發。至10月12 日，盧永祥在孫傳芳和齊燮元的南北夾擊下，通電下野，逃往日本。江浙戰爭遂告結束。 ^[17] 

江浙戰爭，不僅是控制江浙的北洋軍閥為爭權奪利而進行的一場戰爭，而且是整個直係軍閥與反直係軍閥勢力之間進行的一次重大較量，並預示着一場更大規模的戰爭即將來臨。同時，這次戰爭也使皖系軍閥自直皖戰爭以後又受到一次沉重的打擊，從此以後，皖系軍閥勢力一蹶不振，在政治與軍事方面處於無足輕重的地位。

江浙戰爭雖限於東南一隅，但卻產生了重大的政治影響。當時，直係軍閥獨掌北京政府，並極力推行“武力統一”政策，對各系軍閥都構成了威脅。為共抗直系 ，浙、奉、粵結成了“同盟”。奉、粵積極支持身為盟員的盧永祥，並警告曹錕、吳佩孚不要幫助齊燮元挑起戰爭。曹、吳為本系私利，決定援助蘇齊，試圖拔掉“同盟”在東南地區的根據地。不料此舉卻觸發了火藥桶，並最終導致了直係軍閥的垮台。

1924年9月4日，即江浙戰爭爆發的第二天，孫中山在廣州大元帥府召開會議，宣佈“援浙即以存粵”，決定誓師北伐。其北伐計劃首先進攻江西，待到攻克江西后，順江而下佔領安徽，以後與浙滬聯軍會師於南京，再沿津浦路北上，聯合奉軍直搗北京，推翻直係軍閥的統治。第二天，孫又發表“申討曹錕吳佩孚令”，號召廣東人民“蹈厲奮發，為民前驅，掃除軍閥，實現民治” ^[10]  。

1924年9月4日，為響應浙盧反直，張作霖以“同盟”為理由，向直係軍閥宣戰，同時發表“討伐曹錕通電”，斥責曹“賄買議員，豢養牙爪，以竊大位，以禍鄰疆”，表示“作霖為國家計，為人民計，仗義誓眾，義無可辭。謹率三軍，掃除民賊” ^[18]  。

1924年9月9日，段祺瑞亦發表“討曹通電”，指斥曹“不知國家人民為何物，禮義廉恥為何事”，“復令四省攻浙，排除異己，連累無辜，貪一己之尊榮，造彌天之罪孽，倒行至此，豈能倖存”。同時號召“海內賢豪，一時袍澤，必能當仁不讓，見義勇為，著劉琨之先鞭，放範滂之攬轡，出民水火，勿任淪胥。” ^[19] 

1924年9月15日，張作霖發表致曹錕電，形似最後通牒，聲稱：“今年天災流行，饑民遍野，弟嘗進言討浙之不可，足下亦有力主和平之回答；然墨瀋未乾，戰令已發，同時又進兵奉天，扣留山海關列車，杜絕交通，是果何意者？足下近年為吳佩孚之傀儡，致招民怨；武力討伐之不可能，徵諸蘇軍之連敗而可明。弟本擬再行遣使來前，徒以列車之交通已斷，不克入京。因此將由飛機以問足下之起居，枕戈以待最後之回答。” ^[20]  同時組織鎮威軍，自任總司令，統轄十七萬大軍殺進山海關。第二次直奉戰爭終因江浙戰爭而爆發了。

江浙戰爭歷時40天，給江浙兩省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災難。戰爭爆發後，戰區內的人民扶老攜幼顛沛流離，深受戰亂之苦。江蘇省農會在致國務院的電文中説：“江浙戰事，軍隊所過，村鎮為墟，人民奔走遷移，顛連失業，富而貧、貧而死者，不知凡幾，而江南戰區如宜興、崑山、嘉定、太倉、松江、青浦等縣則尤甚。” ^[21]  嘉定、青浦、松江、太倉同鄉會在致國務院的電文中説：“江浙發生戰禍，兩省受創彌深，就蘇論列，尤以嘉定、青浦、松江、太倉四邑為最重，或全鎮被毀，或搶劫一空，或轉徙流離，莫名慘狀。……總之工商輟業，農夫逃亡，六十年來，元氣銷亡盡矣。” ^[22]  瀏河兵災善後會在致內務部的呈文中説：“江浙興戎，以瀏河為戰場，相持歷四十晝夜，人民生命財產始厄炮火，復遭淫掠，加以海軍時時開炮遙擊，故房屋焚炸獨多。如學校、廟宇、商店、教會、善堂、醫院，以及長途汽車，盡遭兵劫……合市被炮火全毀之房產，計一百五十四户，共一千五百二十九間，炮彈炸壞房屋約三千三百餘間，綜計損害斷在七十七萬元以上。而屋內之財物不與焉。夫商民等罹茲戰禍，誰為為之，敦令致之。使居户則流亡在外，無家可歸。商店乃屋宇無存，不能復業，其慘痛之情，勢難自己。” ^[23]  面對此等慘境，時人慨嘆道：“在這一幕大凶劇之中，江浙人民所受姦淫擄掠妻離子散家敗人亡的痛苦，豈是十年廿載所能恢復？”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