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

1910年，畢業於縣高等小學堂。

1911年，以縣試第一名考入紹興府中學堂。

1912年，入杭州英語專科學校。

1913年，師從紹興名宿薛朗軒學古文。

1914年，考入上海商務印書館為練習生，工作之餘讀英語夜校，並自學日語、世界語，開始發表著譯文章。翌年起，任《東方雜誌》編輯，並發表著評文章。

1919年，胡愈之在上海蔘加聲援五四運動的鬥爭。“五卅”運動中，編輯出版《公理日報》，報道運動的起因與發展過程。“四一二”政變次日，起草對國民黨當局的抗議信，邀集鄭振鐸等7人簽名在《商報》上發表。後被迫流亡法國，入巴黎大學國際法學院學習。

1931年初回國途中訪問莫斯科，寫了《莫斯科印象記》。

“九一八”事變後與鄒韜奮共同主持《生活》週刊，主編《東方雜誌》等刊物。先後籌辦《世界知識》《婦女生活》等雜誌。1935年與沈鈞儒等共同發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國會。30年代初，在上海蔘加文化界抗日救亡運動，參與發起組織“救國會”，積極從事抗日救亡宣傳活動。 ^[4] 

1936年，協助鄒韜奮在香港創辦《生活日報》。抗日戰爭爆發後，與蔡元培、厲麟似等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聯合組織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積極組織發動文化界人士及民眾投入抗日救亡運動，並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國際宣傳委員會主任，主持出版《團結》《上海人報》《集納》《譯報》等報刊，進行抗日救亡宣傳。在極端困難條件下，組織編譯出版了E·斯諾的《西行漫記》，並首次編輯出版了《魯迅全集》。 ^[3] 

1938年在武漢主管抗日宣傳工作；武漢淪陷後到桂林出版《國民公論》半月刊，組織國際新聞社、文化供應社。1940年赴新加坡幫助陳嘉庚辦《南洋商報》，後流亡蘇門答臘。抗戰勝利後他創辦新南洋出版社，在新加坡創辦《南僑日報》《風下》週刊、《新婦女》雜誌。

1949年，新中國建立後，曾歷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中華全國世界語協會理事長，第一至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代主席，第一屆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名譽主席等職。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政協全國常務委員會副主席、出版總署署長、《光明日報》總編輯、中國文化部副部長、中央推廣普通話工作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院詞典計劃委員會委員及召集人、中華全國世界語協會會長、他在語言文字學領域的突出貢獻體現在他對文字改革運動和世界語運動的積極倡導與參與上。

1986年1月16日，胡愈之在北京逝世，享年89歲。畢生廉潔奉公，公德私德皆堪稱模範。

胡愈之一生與新聞出版結下了不解之緣。他自幼就開始辦報，18歲編了第一本叫《利息表》的小冊子。以後主編過《上虞聲》，承包過《東方雜誌》，協助創辦出版了《生活週刊》《文學》月刊、《世界知識》《新生》週刊、《生活日報》《國民公論》《南洋日報》《光明日報》《新華月報》等。

在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1931年日本侵略中國等關鍵時刻，心懷正義感、愛國情的胡愈之每每挺身而出，撰寫檄文，往往能起到振聾發聵的作用。

新中國成立後，負責組閣的周恩來人盡其才，任命胡愈之擔任出版總署署長，他由此成為建國初期中國出版界“運籌帷幄的主帥”。

1938年5月，胡愈之與範長江、徐邁進等籌劃成立青年記者學會，編成戰地新聞，每週一次和國際宣傳處一起向外國記者發佈，報道中國抗戰的情況。同時，組織國際新聞社，發行中英文新聞稿，對海外僑胞和國際友人進行宣傳。

1939年後胡愈之又先後在桂林、香港、新加坡等地從事抗戰的宣傳和組織工作。在桂林，他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積極做李宗仁、白崇禧的上層統一戰線工作，與在桂林的許多知名專家、學者和文化人如李達、李四光、柳亞子、歐陽予倩、梁漱溟等建立了聯繫，創辦了《國民公論》等刊物，積極開展抗戰宣傳活動。

在新加坡，他以《南洋商報》為陣地，以無黨派人士的面目出現，按中共中央的指示，開闢海外宣傳陣地。他不擺“左”的面孔，不唱八股調，而是強調不分黨派、不分幫派、不分老幼、不分貧富、不分智愚，以大局為重，以團結為重，使《南洋商報》成為團結華僑一致抗日救亡，實現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有力輿論工具。胡愈之同志到新加坡還不過幾天，國內就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他《南洋商報》刊登了《西行漫記》作者斯諾的關於皖南事變的訪問記，接着又發表了斯特朗的談話，並於同日登出了胡愈之寫的《團結則存，分裂必亡》的社論。這是一篇撥雲見日，使讀者感到《南洋商報》煥然一新的文章。文章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反共內戰的可恥陰謀，把“千古奇冤”準確地做了報道，同時還指出：“我海外僑胞，其中最大多數，一向是無黨無派的，我們心中只有國家民族，我們決不存黨派偏私之見。現值大敵當前，失地未復，我們所要求的抗戰建國，是民主團結，我們所反對的是和平妥協，是內戰分裂。”社論的這種主張深得僑胞的同情與支持。他在論保衞南洋的社論中提出的“援助中國抗戰，加強英美合作，厲行對日禁運，實行遠東民主”，被稱為四件法寶而轟動一時，深得僑胞的讚賞。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胡愈之又邀集一些文化界朋友成立星洲（新加坡的簡稱）華僑文化界戰時工作團，訓練一批青年幹部去擔任民眾武裝的政訓工作；組織文藝宣傳隊，到羣眾中去進行抗日宣傳。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後，胡愈之又克服重重困難，在新加坡創辦了《風下》週刊和《南僑日報》。在胡愈之的主持下，《風下》週刊緊扣時代脈搏，始終站在反內戰、反專制獨裁鬥爭的前哨，被讀者譽為“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糧”。而《南僑日報》則關注僑民的利益，反映僑民的心聲，旗幟鮮明地支持祖國的人民解放戰爭，被稱為愛國華僑的一面旗幟。

1948年8月，在國共兩黨即將展開生死大決戰的緊要關頭，胡愈之夫婦通過中共的秘密交通線，扮作僑商夫婦，輾轉歷險，終於到達華北解放區，在周恩來的指導下積極參加新政協的籌備工作。他整天忙於聽取民主黨派代表人物的意見和建議，忙於協助起草各種有關文件。

胡愈之長期從事新聞出版事業，他長於策劃，善於寫作，具有很好的理論素養和業務素質，是推進新聞出版事業向前發展的難得人才。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慧眼識珠，用人所長，任命胡愈之出任第一任國家出版總署署長。他根據《共同綱領》提出的“發展人民出版事業，並注意出版有益於人民的通信書報”的要求，深入調查研究，從實際出發，提出具體的方針、辦法和步驟。正如吉少甫在《革命的啓蒙師》一文中所説，從開國到1954年出版總署存在的這一歷史階段的中國出版界，胡愈之“是運籌帷幄的主帥”。他為我國建立社會主義新型的出版機構、新的體制，出版革命書刊和知識性讀物做了開創性的工作。

1949年5月，《光明日報》在北京創刊，胡愈之出任總編輯。素來講究辦報風格和特色的胡愈之圍繞知識分子這個主體做文章，把《光明日報》辦成發表知識界言論的論壇，進行思想學術交流和開展對知識分子教育的陣地，報道教育、科技、文化、衞生、體育、新聞出版等各條戰線成就和動態的窗口，受到知識界的歡迎。同時，胡愈之積極籌辦《新華月報》。1949年11月，他在創刊號上發表了題為《人民新歷史的開端》的發刊詞，提出《新華月報》的任務是：“記錄新中國人民的歷史”。《新華月報》創刊後，以它的權威性，很快就引起了各界的重視。

1954年後，儘管出版總署已被撤銷，但胡愈之仍關注出版事業，尤其是60年代初，他審時度勢，認為此時作為一個從事出版事業的人，最重要的是擬出一套能振奮人心或者至少開釋疑慮的叢書來，只有這樣，出版工作才能真正為人民服務。他設想這套書應是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書，他設想的對象不是在校學生，更不是學者，而是一般幹部。他跟當時許多有識之士的見解一樣，認為路線方針政策確立以後，幹部就決定一切——幹部水平高，就能辦好事。

胡愈之約了七八個人去四川飯店聚餐，在餐前他和盤托出他要擬一套叢書的設想。到會的有當時中宣部出版處處長包之靜，還有文化部出版局的王益，人民出版社的王子野，商務印書館的陳翰伯，中華書局的金燦然等。

在聚餐會上，胡愈之強調前幾年幹部熱情高，幹勁足，就是缺少必要的知識，所以要出版一套提高幹部知識水平的讀物。他設想幾個出版社按照自己的出版分工合出一套叢書——這套書有的像百科全書的單行本，每個選題出一本，幾個出版社聯合搞，每年可以出五六百本，出它幾年，合起來幾乎就變成一套百科全書了。接着胡愈之又提出兩點意見，一是要趕緊出版一些解答當前社會公眾最關心的問題的讀物，例如“市場為什麼緊張？”“副食品為什麼缺少？”等等，首先要出一整套這樣的熱門“知識”書，才能打響。二是恢復在前一時期整頓出版中停辦的科學普及出版社，傳播科學技術知識的書要多出。大家對他的建議幾乎沒有異議，但關於前一個問題，原則上都説好，但都説不好寫，連政治局委員在廬山會議提出意見也能掀起一場風暴，這樣的現實問題怎能去碰呢？

在60年代初的社會氣氛中，胡愈之的這些設想未能很好地付諸實施，但卻反映了這位老新聞出版工作者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可貴的精神品格。

胡愈之還是建國後民盟實際工作的主持者。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民盟中央機關被查封，胡愈之受到衝擊。1969年5月，周恩來指示駐人大、政協的軍代表不要批鬥民主黨派領導人，胡愈之的境況才略有好轉。在此期間，胡愈之以大無畏的精神，為一些老同志實事求是撰寫旁證材料，使一些老同志免遭冤獄。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的前身是1932年創辦的生活書店、1935年創辦的新知書店和1936年創辦的讀書生活出版社。而生活書店的前身是《生活》週刊社（1925年－1932年）。

《生活》是黃炎培主持的中華職業教育社的機關刊物，開初內容比較單調，進不了文化市場，印數只有2800份。從第二捲起聘請鄒韜奮主編，他約請一些進步作家為刊物寫稿，改變刊物的精神面貌，提高文化層次，受到讀者歡迎，很快發展到2萬份發行量。1931年他讀到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記》，十分讚賞，在《生活》上發表讀後感，推薦給讀者。不久，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侵佔了我國東三省，胡愈之發表了《尚欲維持中日邦交乎》一文，表達了鮮明的抗日主張，激起讀者的強烈反響，鄒韜奮讀後也為之震動。

於是，他請朋友從中介紹與胡愈之會面，一氣談了三個小時，並向胡愈之約稿。胡愈之寫了一篇《一年來的國際》，評述英、美、德等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介紹蘇聯的建設成就，並預言九·一八事變將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當時蘇中斷交，發表這樣一篇文章是要冒一定政治風險的，但鄒韜奮一字不改地刊登在1931年的“國慶特刊”上。胡愈之感到鄒韜奮有膽識，有正義感，從此傾力相助，參與組織和策劃《生活》的編輯工作，還經常為刊物寫稿，尤其是以“伏生”為筆名寫的國際問題文章，一時風行上海，大大提高了刊物的號召力。有的刊物甚至以“胡伏生”的文章作為廣告，企圖魚目混珠；《生活》為此特意發表聲明，澄清“伏生”並非“胡伏生”，成為當時媒體內部的新聞事件。《生活》的訂購數逐漸上升到15萬多份，成為當時中國銷量最多影響最大的刊物，由此也引起了國民黨政府的注意。蔣介石要求黃炎培改變刊物的立場。在這種情況下，鄒韜奮與胡愈之、徐伯昕、畢雲程、杜重遠等人商量，決定脱離中華職業教育社，獨立辦刊。胡愈之建議獨立後創辦生活書店，可以在刊物之外出書（週刊社本來也有一些文章結集出書）。在為生活書店起草的合作社章程中，他提出了三個原則，即，經營集體化，管理民主化，盈利歸全體。這三個原則使生活書店不同於當時一般的私營企業，對生活書店的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932年7月，生活書店正式成立，這是中國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更是三聯書店的開端。這一年，鄒韜奮37歲，胡愈之36歲。

生活書店成立後，胡愈之又協助鄒韜奮制定了經營方略。一是表面上把週刊與書店分開，以免週刊因不改立場而被禁時影響書店；二是以書店為核心出版多個刊物，書刊互動，快速發展；三是出版與發行並舉，不但發行本版書，而且經售、代辦各種書刊報紙。新知書店和讀書生活出版社成立之初都是由生活書店代理發行業務。這三家書店目標基本一致，一開始就有密切聯繫，為以後的合併埋下了伏筆。

胡愈之雖然沒有在《生活》週刊社和生活書店擔任具體職務，但他實際上是《生活》週刊發展初期的重要參與者，是生活書店的設計者和主要創辦人之一。

1932年12月，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等發起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由於鄒韜奮在讀者中很有號召力，魯迅特請胡愈之約他參加。鄒韜奮欣然答應。這是他第一次接觸實際政治活動，也是第一次與重要的社會活動家和文化人共事，這無疑對他產生了重大影響，同時影響了生活書店的立場和發展方向。不久，民主保障同盟總幹事楊杏佛被國民黨特務暗殺，韜奮也被列入暗殺名單，只好出國避難。行前，他將《生活》週刊託胡愈之照料。胡愈之不負所托，不但組織編務，而且原來每期由韜奮執筆的“小言論”都由他來寫。刊物辦的很有鋭氣。1933年底，由於胡愈之的一篇短文，當局通令全國查禁《生活》。在最後一期上，胡愈之寫了《最後的幾句話》，強烈譴責當局的無理行徑，同時刊登了鄒韜奮出國前就已經寫好的《與讀者諸君告別》。《生活》雖然被禁，但不到兩個月，即按胡愈之原先的設想，又創辦了《新生》週刊。胡愈之建議請與張學良有良好關係的杜重遠出面註冊《新生》，得以順利通過。《新生》完全繼承了《生活》的辦刊宗旨，“一切仍屬舊貫”（鄒韜奮語）。

此間，胡愈之還為生活書店策劃創辦了《文學》《世界知識》兩個刊物。《文學》由茅盾、鄭振鐸主持，胡愈之擔任編委；《世界知識》則由胡愈之親自主持，這個刊物壽命很長，抗戰勝利後發展成為獨立的世界知識出版社，創辦人也是胡愈之。韜奮1935年回國，立即與胡愈之一起投入抗日救亡活動。1936年11月，國民黨當局逮捕了包括鄒韜奮在內的救國會七君子。胡愈之擔負起營救的組織工作。經過長達8個月的不懈努力，在全國各界的支持下，1937年7月底，七君子終於被無罪釋放。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在風雲變幻、國難當頭的日子裏，鄒韜奮和胡愈之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韜奮每當有重大決定時都要徵求胡愈之的意見，對他十分佩服和信任。1938年12月，抗戰進入艱苦的相持階段，國民黨對有共產黨色彩的書刊開始新一輪的清理。生活書店又面臨一個新的關口。鄒韜奮特別邀請胡愈之到重慶，商洽書店大計，總結9年來的工作，制定抗戰階段書店工作原則和新的編輯出版計劃，並請胡愈之主持修訂新的《生活出版合作社章程》。

新的《章程》重申了民主集中制的管理原則，並在組織上確立了三個系統，第一是社的小組，這是幫助社務能正確執行的細胞組織；第二是業務系統；第三是自治會系統，這是增進同人福利，實行自我教育，提高每一個職工政治認識水準的細胞組織。這種民主集中制的管理方法在上世紀30年代是十分超前的，是富有創見的。這可能與胡愈之曾到蘇聯訪問有關。

在這次會面中，胡愈之建議，在後方和海外開設生活書店分店，化整為零，把人員和物資分散到五十幾個分支店，既保存了實力，又擴展了書店業務。韜奮深以為然。在隨後舉行的社員大會上，胡愈之被選為理事會理事、編審委員會主席——這是胡愈之在生活書店擔任的唯一一個公開的職務。會後，胡愈之對編審工作的各個方面做了周密的部署，提出了“適應抗戰建國需要、促進大眾文化、發展服務精神”的出版原則和編審工作計劃化的要求。他手訂了全年和各季度各類出版物的編審計劃、出版計劃和實現這些計劃的措施，把過去的出版物分成A、B、C、D、E五類，由每個編委分擔一個種類的編審工作。為保證編委會工作的正常進行，還制定了《編審委員會組織及辦事細則》20條。在組織領導上，改總編輯負責制為編委會集體負責制。編委會每兩個星期舉行一次會議，商討選題、組稿和審稿工作，開會時請經理、生產部主任和營業部主任列席。這些制度的確立，對於生活書店業務的規範化、科學化具有開創意義，極大提升了書店的職業化水準。

鄒韜奮對胡愈之的工作給予極高評價，他説：

我們的胡主席是對本店最有貢獻的一位同事……他參加本店創辦時的計劃，等於本店的大憲章的社章，就是由他起草的。他對於本店的重大貢獻，不僅在於編審，實際上是包括了我們的整個事業。但是他總淡泊為懷，不自居功。他的計劃力，極為朋友所心折，所以有“諸葛亮”的稱號……他的特長，不僅文章萬人傳誦，而且對出版營業無所不精。他的特性，視友如己，熱血心腸。他是我們事業的同志，患難的摯友。

1940年7月，胡愈之奉命去南洋工作。1945年9月，他在南洋得知鄒韜奮去世的消息。當時他一直不相信這個不幸的消息，直到三個多月後，接到鄭振鐸從上海寄來的《民主週刊》，上面刊載了一篇寫韜奮之死的專文，才不得不信。他懷着悲悼的心情一氣寫下長達3萬字的紀念文章。他稱韜奮是為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而鬥爭的偉大戰士，是偉大的愛國者。他認為，韜奮是屬於大眾的，是為大眾的。這其實也是對韜奮所創辦的生活書店的評價和定位。這個評價和定位一直影響到如今的三聯書店。

1950年4月，胡愈之作為全國出版界的領導人，在三聯書店第一次全國分店會議開幕式上講話，高度讚揚了三聯書店，同時對三聯書店下一步的發展提出了意見。他説：“三聯則一直是在進步着，所以它能有今天的發展。它曾向廣大的人民進行了廣泛的啓蒙教育工作，也曾培養了不少的革命幹部，現在它有六百多名幹部在直接繼續參加出版工作，而新華書店中也有不少幹部是三聯培養出來的……”他要求“三聯就組織與管理上為全國作公私合營事業的模範”，“三聯除了做出版發行工作之外，對一切私營書店，還負着領導和扶助的責任”，“要做到企業化”……

1982年10月，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新知書店革命出版工作五十年紀念會時，86歲高齡的胡愈之寫了賀信。他充滿深情地寫道：

我和這三家書店關係很密切，尤其是和生活書店，關係更加密切。生活書店的創辦人鄒韜奮，是我親密的朋友，我常常為韜奮主編的刊物寫稿。關於書店的出版方針以及書店的內部結構，韜奮常同我交換意見……這三家書店，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中，戰勝了反動統治的殘酷迫害。到1948年，合併成立三聯書店。新中國誕生後，三聯書店繼續為國家的建設事業。為廣大人民，貢獻力量。

……

從1931年到1982年，五十多年裏，胡愈之先生一直關心、幫助和指導着三聯書店，多次為三聯書店規劃藍圖、引領路徑。他的精神是一以貫之的，即，不是為了做出版而做出版，而是為正義事業，為民族的需要，為大眾的利益；為了這一切，要善於經營，但決不為經營而犧牲意義。這是作為一個三聯人要永遠記取的。

1932年11月1日，創刊近三十年、久負盛名的《東方雜誌》向全國各界知名人物發出約四百多封徵稿信，胡愈之在信中説：

“在這昏黑的年頭，莫説東北三千萬人民，在帝國主義的槍刺下活受罪，便是我們的整個國家、整個民族也都淪陷在苦海之中。……我們詛咒今日，我們卻還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現實生活是緊張而悶氣的，在這漫長的冬夜裏，我們至少還可以做一二個甜蜜的舒適的夢。夢是我們所有的神聖權利啊！”

《東方雜誌》之所以發起“於1933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夢”，旨在徵求兩個問題的答案：

（一）先生夢想中的未來中國是怎樣？（請描寫一個輪廓或敍述未來中國的一方面。）

（二）先生個人生活中有什麼夢想？（這夢想當然不一定是能實現的。）

由此引發了一場前所未有、規模空前的“新年的夢想”。徵“夢”活動激起熱烈迴響，截止到12月5日，共收到160多封答案，其中部分是《東方雜誌》的讀者。1933年元旦出版的《東方雜誌》（總第三十卷第一號）以83頁的篇幅一下子刊出142人的244個“夢想”（不算以漫畫形式做“夢”的豐子愷），其中包括了柳亞子、徐悲鴻、鄭振鐸、巴金、茅盾、俞平伯、郁達夫、張申府、陳翰笙、金仲華、張君勱、鄒韜奮、周谷城、宋雲彬、李聖五、陶孟和、顧頡剛、章乃器、周作人、楊杏佛、馬相伯、林語堂、夏丏尊、葉聖陶、俞頌華等大批人們所熟知的知識分子。

1932年，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五請胡愈之來主編《東方雜誌》，胡提出條件，“每月領一筆錢，在外面租一個辦公的地方，”編輯人員和作者稿費都由胡承包，稿件取捨也由主編負責，不必經過總經理，王雲五答應了。”胡愈之從10月16日出版的總第29卷第4號開始接手，不到20天就籌劃了“新年的夢想”特輯。商務印書館經歷了近代以來的風風雨雨，深知其中利害（在軍閥統治時代曾謝絕出版孫中山的《建國方略》），“王雲五受不了國民黨當局的高壓”，要他別這樣編，他不幹，“這樣就崩了”。半個世紀後（1982年），胡愈之這樣回顧這段往事：

“第二年一月裏，我出了題目《新年的夢想》徵稿，發表不滿意國民黨的文章，有些國民黨人也寫不滿意的文章。王雲五看了這個特輯，很生氣，對我説，你這些東西不得了呀，商務印書館要封門的呀！你能不能少發這樣的東西？我説，不行，編輯權在我，不在你。他説，那就只好取消合同了。那時我性子急，就説，你取消就取消。這樣合同就取消了。”

到1933年3月16日出版的《東方雜誌》第30卷第4號，胡愈之一共編了9期，前後只有五個月。他因“夢想”而丟失《東方雜誌》這塊有影響的言論園地，幾乎印證了社會學家陶孟和所説的“夢想是人類最危險的東西。”後來包括魯迅在內的許多人批評他，“其實不必那麼急躁取消合同，可以少登一點那樣的文章，也能起影響，因為《東方雜誌》是個大雜誌。”（陳原《記胡愈之》，三聯書店1994年版）

魯迅以為“本來可以連夢想這樣的特輯也不必搞”，他在《聽説夢》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雖然夢‘大家有飯吃’者有人，夢‘無產階級社會’者有人，夢‘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夢見建設這樣社會以前的階級鬥爭，白色恐怖，轟炸，虐殺，鼻子裏灌辣椒水，電刑，……倘不夢見這些，好社會是不會來的，無論怎麼寫得光明，終究是一個夢。”

胡愈之離開了《東方雜誌》，“夢想”並沒有結束在“漫長的冬夜”，無論如何，那總是一個有過夢想的年頭。如果知識分子們少一點“大同世界”的烏托邦之夢，少一點田園牧歌之夢，多一點法治之夢，多一點公民之夢，在不太遙遠的將來，“夢”才有可能不再是夢。

上海淪陷後，一大批愛國知識界人士始終堅持戰鬥。當時，王任叔在《保衞大上海與偉大的民族個性的創造》一文中寫道“為了戰略，為了長期抗戰的最後的勝利，拿着機關槍、大炮、步槍的中國士兵，是可以退出上海的，但拿着筆桿，拿着精神武器的文化兵，是決不能從上海撤退的。”

1937年底，胡愈之偶然在美國記者斯諾的住處看到Red star over China，這是倫敦戈蘭茨公司寄給斯諾的樣書。斯諾告訴他，此書原名是Red star in China，排字工人將in錯排為over，斯諾覺得錯得好，英文版正式書名就將錯就錯，譯成中文是《紅星照耀中國》。胡愈之向斯諾借了這本真實記錄延安見聞的通訊集，內容太吸引人了。他一讀完，就在座談會上介紹給朋友們。他説，國民黨封鎖蘇區，污衊共產黨，使大眾不瞭解蘇區、紅軍。現在國共合作抗日，如果這本書能在上海出版，可以讓民眾瞭解真正的共產黨。

但最大的難題是出版。這種紅色書籍，沒有哪家出版社敢出。大家一商量，還是自己辦個出版社，復社就這樣成立了。社址設在胡愈之家裏，成員還有鄭振鐸、許廣平、張宗麟、周建人、王任叔等10多人，張宗麟任總經理。為了搶時間，他們把書拆開，十一二個人同時翻譯。全書30萬字，不到一個月翻譯完畢。書譯完了，出版社也有了，可是還沒有印書的經費，怎麼辦？他們想了兩個辦法，一是復社成員每人捐幾十元；再就是向讀者發預約券。書定價2.5元，如果用預約券買，只需1元。淪陷後，商務印書館遷走了。很多印刷工人失業，胡愈之找到熟悉的工人幫忙。在艱難的環境中，不到兩個月，完成了翻譯、印刷、出版全部工序。中文版還增加了大量英文版沒有的照片。

斯諾説，從字面上説，這本書是我寫的，可這些故事卻是中國革命青年所創造、所寫下的。《紅星照耀中國》（英文版）是1937年10月在倫敦出的，很快就發行了五版。一位美國歷史學家説“《西行漫記》的出版，是中國現代史中的一個大事件”，它“標誌着西方瞭解中國的新紀元”。為了掩護，中文版書名為《西行漫記》。1938年3月第一版印了2000冊，很快售空。第二版、第三版，不到一年就印了第四版。僅幾個月就轟動海內外，在香港和海外華人集中的地方，出了無數重印本和翻印本。不少進步青年讀了這本書，嚮往延安的自由民主。23歲的華君武就是其中一個。那時他在上海的銀行裏做小職員，也聽到過誣衊共產黨的謠言，後來看了《西行漫記》才恍然大悟。他説，“這本書對我的影響實在太大了，延安的一切令我神往。”1938年夏天，他瞞着母親，隻身投奔延安。

胡愈之（新中國建立之初擔任《光明日報》首任總編輯）説，斯諾幾十年前寫的這本書，始終是許多國家的暢銷書，是研究中國問題的首要通俗讀物。此書翻譯成近20種文字，在全球有億萬讀者。

在抗日文化運動中，《魯迅全集》的出版是一件大事。民族危亡的關頭，人們迫切需要精神食糧。魯迅在當時的中國，特別是在文化界進步人士中享有極高的聲望。郭沫若當年在《持久抗戰中紀念魯迅》一文中説“對於惡勢力死不妥協，反抗到底的魯迅精神，可以説，已經成為了我們的民族精神。我們目前的浴血抗戰，就是這種精神的表現”，“而這精神在魯迅著作中是磅礴着的。”蔡元培、宋慶齡發起成立“魯迅紀念委員會”，在編印啓事中説出版《魯迅全集》目的在擴大魯迅精神的影響，以喚醒國魂，爭取光明。

胡愈之、許廣平、鄭振鐸等人共同籌劃由復社來出版。印書資金是個大問題，把《西行漫記》的盈餘貼上也遠遠不夠。因為魯迅深受愛戴，又有茅盾、巴金、沈君儒、陶行之的熱心號召，收到來自內地、南洋、美國的很多定金。

那時，上海很多印刷工人敬仰魯迅，雖然大批工人失業，生活困苦，可一聽説出版《魯迅全集》，他們都很有熱情，主動降低收費。百數十名學者文人和工友共同努力，1938年6月15日，在禁出紅色書籍的孤島，僅4個月，600萬字、20卷的《魯迅全集》就出了甲乙丙3種版本，甲種紀念本是布脊燙金，整套裝楠木箱。乙種本是紅布燙金。文匯報的編者這樣寫道“抗戰爆發，對於魯迅先生，誰都有更深切的悼念。原是那一支正義的鋭利的筆，要是今日還健在，至少也可以勝過數十萬雄獅的力量吧。”

1920年，與茅盾、鄭振鐸等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積極推進新文學運動。

1921年，創辦上虞第一份報紙《上虞聲》，寄回上虞發行，在家鄉傳播新思想、新文化。

1925年，編輯出版《公理日報》，並在《東方雜誌》發表長文《五卅事件紀實》，聲援五卅運動。

1926年，支持創辦《新女性》雜誌與開明書店

1928年，因遭反動派忌恨，以《東方雜誌》駐歐洲特約記者身份流亡法國，入巴黎大學攻讀國際法，並系統地研究馬克思主義學説，思想開始由民主主義轉向社會主義。同時入新聞學校學習新聞學。留法期間，曾利用假期，遊歷考察英國、比利時、瑞士等國。

1931年，在返國途中對蘇聯進行訪問，回國後著《莫斯科印象記》，介紹蘇聯十月革命後的成就。“九一八”和“一·二八”事變後，主編復刊後的《東方雜誌》，宣傳抗日救國，又與鄒韜奮一起主持著名的《生活週刊》，推動創辦生活書店。

1932年，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五請胡愈之來主編《東方雜誌》。

1933年，應魯迅之邀參加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當選為臨時中央執行委員。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黨的領導下，先後籌劃創辦《文學》《太白》《譯文》《婦女生活》等進步刊物，主編《世界知識》，成為進步工作者重要的革命文化陣地。

1935年與沈鈞儒等發起組織救國會，推動抗日救國運動的發展。1936年，受黨組織派遣，離港經法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彙報情況。11月，全國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等7人被國民黨逮捕，擔負起營救“七君子”的組織工作，與宋慶齡、何香凝赴蘇州，以“愛國有罪，自請入獄”抗議國民黨暴行。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胡愈之與蔡元培、厲麟似等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聯合組織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並擔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常委和宣傳部長，利用這個國共合作的統戰組織，積極促成《救亡日報》創刊，併成立了國際宣傳委員會，為黨開闢了向國外宣傳的新聞機構。上海陷落後，仍在租界裏繼續出版《團結》《集納》《譯報》等刊物，向國內外進行抗日救亡宣傳。並翻譯出版斯諾的《西行漫記》，編輯出版《魯迅全集》20卷。

1938年，出任國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三廳五處處長，主管抗日宣傳動員工作。武漢淪陷後，奉周恩來指派赴桂林，出版《國民公論》，組織國際新聞社，創辦文化供應站，出任董事和編輯部主任。

1940年，遵周恩來意見離香港到新加坡，開闢海外宣傳陣地，應聘任陳嘉庚辦的《南洋商報》編輯主任。在蘇門答臘避難期間，進行印度尼西亞語研究。抗戰勝利後，回到新加坡創辦新南洋出版社，主辦《南僑日報》《風下》週刊和《新婦女》雜誌，在海外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建立和領導了南洋的“民盟”支部，發展了黨在僑胞中的統戰工作。

1948年，從南洋回國，輾轉到達華北解放區，參加新政協的籌備工作。

1949年9月，出席全國政協第一次全體會議。

1955年元旦，胡愈之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文章《中國文字橫排橫寫是和人民的生活習慣相符合的》。

1957年7月10日，胡愈之在會議上以《章羅聯盟的透視》為題發言。7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胡愈之的發言稿。

1960年，為紀念商務創立六十五年，胡愈之來館講館史。

1979年9月27日，胡愈之同葉聖陶在觀看新出版的《辭源》修訂本。

1982年，與楚圖南、巴金、謝冰心、葉聖陶、夏衍等發起成立了中國世界語之友會。

1984年，在國際世界語大會上被授予最高榮譽稱號“名譽監事”。

1985年6月，參加上虞縣委、縣政府在北京召開的虞籍人士座談會，支持家鄉建設與修志工作。

1986年1月16日，在北京逝世。

早在30年代他就主張文字走拼音化的道路。他的《關於大眾語文》（《獨立評論》1934年第109期）一文，闡明瞭他對大眾語文的看法：“‘大眾語’應解釋作‘代表大眾意識的語言’。”“大眾語文一定是接近口語的。”1935年，他在《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字的意見》宣言上簽名，擁護拉丁化新文字。他在《“五四”與文字改革》（《新文字半月刊》1951年第68期）一文中肯定了五四運動打敗了文言文、建立了白話文的新陣地的功績，提出漢字的存廢問題，並辯證地提出“文字和一般的精神生活的方式相同，不能用命令來廢除，也不能在短時間內加以改造，一定只有通過長期的逐漸改造的過程，到最後才能完全廢除舊的，建立新的。”

1955年元旦，胡愈之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文章《中國文字橫排橫寫是和人民的生活習慣相符合的》，詳細論證了橫排橫寫的好處：科學，合乎人的生理要求，節約紙張，便於標題、插圖、表格、算式等的排版。在《讓文字改革工作向前大大跨一步》（《語文知識》1956年第3期）一文中，他闡述了推廣普通話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認為語言與社會生活不可分離，語言是社會的交際工具，也是社會鬥爭的武器，時代需要有一種共同語言，而普通話就是客觀上已經存在的漢民族的共同語言。推廣普通話是加強漢民族政治、經濟、國防、文化的統一和發展的重要措施，是適應全國人民要求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迫切需要的迫切的政治任務。他號召全社會支持、宣傳、提倡普通話。在世界語運動方面，他是中外聞名的活動家，是中國世界語運動的領導者，他積極從事世界語的學習、傳播、組織、領導的工作，並撰文《世界語與中國文字的改革》（《語文》1937年第2卷第2期）、《國際語的理想與現實》（《東方雜誌》1922年第19卷第15期）、《世界語四十年》（《東方雜誌》1927年第24卷第22期）、《紀念國際語理論家柴門霍夫》（《新華日報》1938年12月29日）等，熱情宣傳世界語的理想與目的，並詳細介紹了世界語結構的11種特徵及其在語言學上的價值。胡愈之的著作還有《印度尼西亞語語法研究》等。

1956年鮮花盛開的5月，中國出版署署長鬍愈之率中國文化代表團訪問蘇聯。一天黃昏，胡愈之在莫斯科一家民族飯店前散步，一位衣襟上戴着世界語徽章的蘇聯中年人向他走來。這位中年人很有禮貌地用世界語詢問他是否在1931年到過莫斯科？是否叫胡愈之？胡愈之肯定答覆後，只見那位蘇聯中年人驚喜地説：“胡先生，您還記得我嗎？我就是當年接待過您的尼古拉·雷蒂可夫。”

這次見面隔了25年。

1928年，胡愈之遭到國民黨政府的迫害流亡到法國，後取道西伯利亞回國，途徑莫斯科。1931年，他在莫斯科逗留考察了7天，受到了尼古拉、德列辛等莫斯科青年世界語者的熱烈歡迎和接待。在莫斯科短短的日子裏，胡愈之和尼古拉、德列辛等蘇聯朋友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回國後，他寫了著名的《莫斯科印象記》一書，在此書中提到了尼古拉、德列辛等5位蘇聯青年世界語朋友。

那次見面分別7年後，1938年3月21日深夜，尼古拉突然被秘密警察帶走。當時他以為被派去做翻譯，直到被投進莫斯科郊區的一所監獄，才知道自己被逮捕了。尼古拉和其他的莫斯科世界語者一樣，被定為“國際間諜”。4個月後，尼古拉被送到遠東的海參崴，其後被流放到柯里瑪。1955年11月，尼古拉被釋放回到故鄉莫斯科。第二年，他通過報刊得知胡愈之來蘇訪問，於是先後到幾家大飯店尋找，終於得見老朋友胡愈之。兩人暢談友情，道不盡重逢的歡樂…… ^[1] 

胡愈之策劃出版三農圖書的具體做法

1．要求編輯幹部下農村蹲點，推行編者、作者、讀者三結合的編輯方法

2．親自下到農村調查，採編適合他們閲讀習慣和閲讀能力的稿件

胡愈之作為新中國出版業的奠基者、領導者，不僅要求農村讀物的編輯幹部深入農村調查研究，採編稿件，而且身體力行，深入農村第一線，調查農民需求。20世紀60年代初，他親自到農村讀物出版社蹲點，下決心為全國5億農民編一本新年曆，取名為《東方紅》。他設想這本新曆書須具備五個特點：全、新、實用、通俗、及時，使之成為一本“凡事不求人”式的新年曆。新曆書《東方紅》從擬定選題、組稿到編排，從內容、形式、封面設計到插圖，無不凝聚着胡愈之的心血。為編好這本書，1965年3月，胡愈之親自帶領編輯同志赴浙江、湖南作調查，採編稿件。《東方紅》於1966年1月出版，由於內容十分貼近農民生活，豐富、實用，編排新穎、圖文並茂，發行後深受廣大農村讀者的歡迎，發行量高達一百幾十萬冊。

第一本《東方紅》出版以後，為了瞭解該書出版後的效果併為修訂再版作準備，他帶領部分編輯人員到浙江、湖南農村做調查研究。臨出發前，他向同行人員約法三章，其中一條要求大家“要一直下到生產隊，住到農民家裏，白天和農民一起勞動，晚上參加村裏的文化和科技活動，組稿編稿”[3]。此次調查時，胡愈之雖然年事已高，但仍然堅持深入第一線調查瞭解情況，不但現場組稿，而且通過這次深入調查，對《東方紅》的編輯工作提出了許多的修改意見，如中國幅員遼闊，農業生產的地方性很強，農業生產知識由北京統一編稿，很難適應不同自然條件下農村地區的實際需要，他提出了針對不同地區的實際需要出版《東方紅》華北版、西北版、華南版等不同版本的設想。遺憾的是這些設想因為不久之後到來的“文化大革命”而化為泡影。一直到1973年，人民出版社才重新出版《東方紅》。讀者堯陽收藏了一本1978年出版發行的《東方紅》，據他介紹，“這本書真的是面向當時的農村、農民、農業，從這些目錄裏面，可以看到當時農村文化的影子。大至政策解讀，小至食物中毒防治、婦女節育環使用、新生兒護理、地震知識介紹及現場救護，還有怎麼吃中藥、種好水稻、小麥田間估產、巧算地積法等等，可以説在書中都囊括了。所言之事均關乎農民的日常生活，內容包羅農村的方方面面，是一本真正面向農村、關注農業的書。它的發行時間在每年春節前後，過年的時候，人們在置辦年貨的同時就會順便買上一本。由此可見，通過實際調查而誕生的《東方紅》在內容、閲讀習慣等方面與廣大農村讀者的需要是頗為貼近的，受到農民的歡迎也就不足為奇了。

3．集中全國出版資源，以極低的定價推出大量“農村版”圖書

1．當前三農圖書出版中的兩大缺憾

2．三農圖書的策劃創意應該源於農家與田野

綜上所述，胡愈之所處時代交通不如現在發達，信息不如現在這樣暢通，可他能夠掌握廣大農村居民需要什麼樣的讀物；胡愈之所處時代印刷技術不發達，紙張也很緊缺，可他能夠做到農村讀物從內容到形式的完美結合，保證農村讀者的閲讀需求；胡愈之所處時代沒有農家書屋作為平台，可他依然在為提高廣大農村居民的文化素質而努力；胡愈之所處時代尚屬新中國百廢待興的時代，沒有新農村文化建設的大好環境支持，可他仍然能使全國在1964年年出版量僅2萬種左右的情況下，保持農村讀物的出版量達1700多種……這一切足以引起我們的深思：只要真正走向現代化的農業，走進今天的新農村，走近新時代的農民，就一定能夠做好三農出版工作。 ^[2] 

二弟胡仲持，是著名編輯和翻譯家。 ^[5] 

胡學恕為胡仲持五弟，兩兄弟的妻子範玉藴和範玉仙也是親姐妹。 ^[5] 

胡愈之故居敕五堂為省級文保單位，經過修繕，已於2014年對外開放。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