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

1900年1月8日，俞平伯出生於江蘇蘇州。 ^[1]  其父俞陛雲，在詩詞研究方面亦頗有造詣，俞平伯自幼受古代文化的薰陶，奠定了雄厚的舊學基礎。 ^[1]  俞平伯三歲時，曾祖父俞樾即寫了一副對聯送給他：培植階前玉，重探天上花。

1915年，俞平伯進入蘇州平江中學讀書，半年後考入國立北京大學文學系預科，其時正是新文化運動從興起走向蓬勃發展的時期。年輕的俞平伯也受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 ^[1] 

1917年，俞平伯與杭州閨秀許寶馴結成秦晉之好。

1918年5月，俞平伯的第一首新詩《春水》和魯迅的小説《狂人日記》一起刊登在《新青年》上，成為中國白話詩創作的先驅者之一。同年，俞平伯與同學傅斯年、羅家倫等人發起成立了新潮社。以後陸續發表過《冬夜》等詩集。 ^[5]  1919年12月，俞平伯於北京大學畢業。

1921年，俞平伯開始研究《紅樓夢》。 ^[3]  1922年1月，他與朱自清、鄭振鐸、葉聖陶等人創辦五四以來最早的詩刊《詩》月刊。同時他也研究古典文學，上自《詩經》、《楚辭》，下至清人的詩詞都廣為涉獵，並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講授清詞、戲曲、小説及中國詩歌名著選等課目，詩詞、散文著作宏富。

1923年，俞平伯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也是奠定他紅學學術地位的專著《紅樓夢辨》。考證出《紅樓夢》原書只有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作，後四十回是高鶚續作。與胡適一同成為新紅學的奠基人。 ^[5] 

1924年冬，俞平伯認識了崑曲藝術家陳延甫。陳延甫精通崑曲三百多折，還能吹笛，故而俞平伯就聘請他到老君堂拍曲，每週兩次，這樣俞平伯就有了更多學習崑曲的機會。1925年，俞平伯任教於燕京大學。1928年又轉而去清華大學執教。 ^[5] 

1930年10月，俞平伯搬家到了清華園南院七號，把自己的書房取名為“秋荔亭”，“秋荔亭”成了清華崑曲愛好者的活動場所。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俞平伯以滿腔愛國激情投入抗日救亡運動，奮筆書寫《救國及其成為問題的條件》《困難與娛樂》等文章，又號召青年們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救中國。

1933年上半年，俞平伯邀請笛師何金海到“秋荔亭”吹笛，相約校內外崑曲同好來度曲清唱。許寶馴能唱整出的戲，俞平伯雖歌喉不亮，但拍曲的功夫日益老練。

1934年初，俞平伯邀請陳延甫二次北上，俞平伯牽頭，陳延甫拍曲，清華園匯聚了不少崑曲愛好者，“秋荔亭”內雅音不絕。那年的一個仲夏夜，在水木清華的工字廳水軒，他們舉行了第一次公開的曲集。第二年正月，他們在那裏再次集會，俞平伯演唱了《紫釵記》《單刀會》和《玉簪記》中的曲子各一折。這一次，雖然還沒有正式結社，但他們已經確定“谷音社”的名稱，希望崑曲“空谷傳聲，其音不絕”。

1935年3月17日，谷音社在清華園俞平伯的寓所正式召開成立會，俞平伯被推為社長，俞平伯親自撰寫了《谷音社社約》和《同期細則》。在社約引言裏，俞平伯歷述了歌詩曲樂在陶冶人們性情和操守方面的功績，以及崑曲的發展史，明確了谷音社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了“涵詠風情，陶寫性情”，“發豪情於宮徵、飛逸興於管絃”，也是要承擔起拯救崑曲的責任。

1947年，俞平伯加入九三學社，他參與發表“十三教授《保障人權宣言》”，抗議北平憲警夜入民宅肆行搜捕事件。

1949年1月，俞平伯與北京文化界、教育界民主人士及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院校30名教授發表對全面和平書面意見，一致擁護中國共產黨。1952年，俞平伯應文懷沙之約，在上海將《紅樓夢辨》修訂為《紅樓夢研究》，由棠棣出版社出版。此時，俞平伯已經自覺地運用馬列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研究《紅樓夢》，但在慣性的作用下，治學走的仍是考據的路子。 ^[6] 

1954年起陸續出版《脂硯齋紅樓夢輯評》《紅樓夢八十回校本》《讀〈紅樓夢〉隨筆》。3月，俞平伯在《新建設》第3期上發表了《紅樓夢簡論》，對他的觀點進行陳述。李希凡和藍翎讀了俞平伯的《紅樓夢簡論》不以為然。他們開始着手寫文章《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它》，向“新紅學”權威俞平伯挑戰。 ^[6]  同年9月，俞平伯遭受非學術的政治批判，長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然而他仍不放棄對《紅樓夢》的研究，並出版了《脂硯齋紅樓夢輯評》。同年11月5日，《人民日報》登出了題為《肅清胡適的反動哲學遺毒——兼評俞平伯研究〈紅樓夢〉錯誤觀點和方法》一文，對俞平伯進行錯誤的批判。 ^[7] 

俞平伯所在的文學研究所從1954年11月25日至12月27日，共召開了6次批判會。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協主席團從10月31日至次年2月8日，共召開8次批判會。中國科學院和中國作協也召開聯席會議，並組織了專題批判小組。據統計，僅1954年10月24日到年底1個多月的時間裏，共組織各種層次的座談會、批判會110多次，發表批判文章500多篇。這期間，俞平伯忙得暈頭轉向。他的任務是哪裏有批判會就到哪裏。 ^[7] 

1955年3月15日，《文藝報》半月刊第五期刊登了俞平伯的檢討：《堅決與反動的胡適思想劃清界限——關於有關個人〈紅樓夢〉研究的初步檢討》。檢討發表後，俞平伯也就從這場轟轟烈烈的大批判中淡出了。 ^[7] 

大批判後，俞平伯對崑曲的興致越來越濃郁。1956年，俞平伯晉級為文學研究所一級研究員。同年8月，在當時文化部副部長丁西林和北京市副市長王崑崙等的幫助下，俞平伯第二次發起崑曲結社，這就是北京崑曲研習社。北京崑曲研習社的成立大會在俞平伯的家——老君堂召開，他又親自擬訂《章程》和《同期公約》。曲社最有影響的是對《牡丹亭》的改編與排演。俞平伯與弟子精心整理校訂，使這部名著擺脱了冗長的結構，以全劇的形式恢復了它的舞台生命。

1958年10月2日在北京試演了一場《牡丹亭》，紀念湯顯祖逝世340週年，周恩來總理親臨觀看了演出。同時俞平伯出版了《紅樓夢八十回校本》。

十年動亂期間，儘管俞平伯也受到抄家、下鄉改造等不公正待遇，但值得慶幸的是，俞平伯和夫人許寶馴相依為命，在逆境中頑強地生活着。1969年11月，兩位年愈七旬的老人被迫赴河南幹校勞動，與當地農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1971年1月，作為特殊照顧的老知識分子，俞平伯夫婦從幹校回到北京，他們的生活恢復了相對平靜，俞家又可以聽到優雅的崑曲唱腔了。

1975年，俞平伯新創作了《鷓鴣天·八十自嘲》詞，曲友們在俞家雅集清唱。

1979年12月，北京崑曲研習社恢復活動，俞平伯出席了首次演出招待會，由於年事已高，不再擔任社務工作，但時常關心曲社情況。

1981年4月，俞平伯為京昆名家俞振飛著的《振飛曲譜》作序，精闢定義了“水磨調”及其源流。

1986年1月20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為俞平伯從事學術活動65週年舉行了慶祝會。慶祝會在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小禮堂舉行，院長胡繩、當時的所長劉再復以及他的同事、學生、家屬200餘人參加了慶祝活動。“從事學術活動65週年慶祝會”的舉行，標誌着1954年對俞平伯不公正的批判，至此有了結論。 ^[7] 

1986年，應香港三聯書店與香港中華文化促進會的邀請，俞平伯赴港舉辦“《紅樓夢》研究”學術講座。 ^[3] 

1990年10月15日逝世，終年91歲。葬於北京福田公墓。

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佔其學術研究的核心地位，不僅體現在著作的數量上，更體現在其學術價值上。胡適將科學的方法引入《紅樓夢》的研究中，但由於胡適的文學氣質相對較弱，對《紅樓夢》的研究僅停留在歷史考證階段。而俞平伯則是真正地將考證運用到文本中來，將實證與藝術鑑賞相結合，開啓了《紅樓夢》文學批評的新模式，既不是純史料的考證，也不是純主觀上的感悟式批評，更不是索隱派的附會之説，而是充分體現了五四精神下現代轉型期的文學批評，實現了紅學研究上的飛躍。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在其學術活動中佔有重要地位，為紅學研究做出了巨大貢獻，其成就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俞平伯作品集(19張)

首先，區分了《紅樓夢》前八十回和後四十回的內容，並對高鶚的續書給予客觀的評價。俞平伯明確提出研究《紅樓夢》的第一步是要“分別原作與續作”，並從後四十回的回目入手，用“前八十回來功後四十回”，指出後四十回與前八十回的矛盾之處，證明後四十回回目和內容皆非曹雪芹原筆，所以《紅樓夢》的研究者必須將原著與續作加以區分，以免造成誤讀。除了強調區分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俞平伯也較為客觀地對後四十回做出了評價。俞平伯首先找出高鶚續書的依據，肯定高鶚並沒有完全脱離曹雪芹在前八十回中的暗示，對高鶚續書時的謹慎之處給予了一定的肯定，對高鶚保留寶黛的愛情悲劇給予較高評價。而從創作者的個性才情出發，俞平伯指出高鶚續書的失敗主要在於他與曹雪芹“性格嗜好的差異”，二人性情的差異是造成後四十回人物性格出現轉變、內容上出現矛盾、個別人物結局過於牽強或被丟卻的原因。 ^[8] 

其次，對版本的校訂及對佚稿內容的適當推斷，有助於讀者對曹雪芹原意的理解，同時也體現了俞平伯學術的嚴謹態度。俞平伯對版本的考證和對八十回後內容的推斷，可以歸為紅學中的版本學和探佚學，尤其是其對後八十回內容的推斷，可以説是探軼學的源頭。俞平伯在對《紅樓夢》各版本進行比較時，有一個標準是值得注意的，就是俞平伯並不認為版本越古越好，這與中國的傳統考證觀點是不同的。俞平伯認為小説涉及到作者對作品的修改，因而如果同是抄本，越早的版本很有可能是作者並不成熟的構思，所以《紅樓夢》的版本校訂實在不是一件易事。關於八十回後內容的推斷，俞平伯也是從文本考證入手，在前八十回的內容中尋找依據，並對脂批持謹慎態度，做到適可而止地推斷，體現了其學術上的嚴謹，比憑藉主觀臆斷的“揭秘”要強得多。 ^[8] 

最後，俞平伯的紅學活動體現了從文學研究向文學批評的轉向。新紅學考證派從誕生之日直到今天，都沒有從歷史考證中走出來，胡適、周汝昌等人對《紅樓夢》的研究一直圍繞歷史材料進行，所以以胡適、周汝昌等人為代表的考證派進行的是“文學研究”活動，而不是批評活動。而俞平伯始終進行的是“文學考證”，所以他在對《紅樓夢》進行“研究”的同時，帶有“批評”的特質，俞平伯的“考證”是為了更好地進行“批評”，他的紅學研究體現了從文學研究向文學批評模式的轉變，但卻由於某些原因未能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在當代紅學被曹學和“揭秘”所籠罩的局面下，俞平伯的《紅樓夢》批評模式是具有典範意義的，應該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8] 

俞平伯正是周作人一派“言志”散文創作的代表作家。他一生出過五部散文集，即：《雜拌兒》（上海開明書店 1928年8月出版）、《燕知草》（上海開明書店1930年6月出版）、《雜拌之二》（上海開明書店1933年2月出版）、《古槐夢遇》（上海世界書局1936年1月出版）、《燕郊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6年8月出版），另有集外散文若干，《俞平伯全集》第二卷收錄（花山文藝出版社1997年出版）。 ^[9]  以“人的文學”為基點，俞平伯散文創作思想處處貫穿着對於文學“個性”的崇尚。

俞平伯關於新詩的理論與評論曾在當時乃至中國新詩史上產生過長遠而深刻的影響。“自由”是俞平伯詩論的核心語彙，張揚與“自由”相對應的個性品格的創造精神，是俞平伯詩歌理想觀的基本內容，也是其“主義”説的本質內核。“主義與藝術”並重的詩歌理想觀是俞平伯詩論總的原則和基本綱領。 ^[10] 

1922年，由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周作人、沈兼士等發起組織的“歌謠研究會”出版了《歌謠月刊》，這是新詩與民間文化聯姻的標誌性事件。俞平伯也很重視民間文化資源的有效利用。他曾廣義地將詩歌分為“作家的詩”與“民間的詩”兩大類。但文人詩與民間歌謠是兩種形貌不同而質素俱備的詩歌樣態。怎樣處理新詩創作的文化資源問題。俞平伯對“作家的詩”與“民間的詩”做了對比性的解讀與對立性的敍述。俞平伯重視民間文化資源的合理利用，與“五四”時期平民主義文化思潮密切相關。俞平伯謂“人人有做詩人底可能性”，並寄希望於未來詩人與常人在鑑賞能力和認知水平等方面差別的泯滅，可謂用心良苦。對新詩創作的民間文化資源的高度挖掘和啓用，使得人民羣眾在詩歌發展過程中的偉大作用得以肯定和重視，這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藝術創作原則的。 ^[10] 

俞平伯歸納出了“詞的鑑賞”的若干法則和理論。俞平伯的詞學成果可分為三類：一是詞的鑑賞和註釋，主要有《讀詞偶得》（1934）、《清真詞釋》（1948）和《唐宋詞選釋》（1979）這三本書，二是詞論，這方面沒有專著，只有《〈積木詞〉序》（1936）、《詞曲同異淺説》（1943）、《民間的詞》（1951）和《〈唐宋詞選〉前言》（1962）等四篇論文。三是詞學要籍的整理和有關作品的考證，有點校《人間詞話》（1926），以及《今傳李太白詞的真偽問題》（1957）、《吳梅村絕筆詞質疑》（1962）、《〈周詞訂律〉評》《論清真〈荔枝香近〉第二有無脱誤》《讀〈雲謠集雜曲子〉（鳳歸雲）札記》（1957）等五篇文章。在俞平伯的全部詞學成果中，最有價值的是他的“詞的鑑賞之學”。 ^[11] 

俞平伯的“詞的鑑賞之學”，是他在清華大學講授《詞選》和《清真詞》的時候初步建立起來的。 ^[11]  俞平伯鑑賞詞的基本原則，概括起來有兩點：一是“由外及內”；二是“由此及彼”。前者是“求本義”，後者是“引申”。俞平伯結合自己的經驗，強調既要“閲讀”，也要“吟誦”。目治與耳治，不可偏廢。俞平伯對詞的鑑賞，主要包括如下內容：一，溯源；二，結構分析；三，文詞欣賞。這種鑑賞，既吸收了新學的某些觀點和方法，又吸收了傳統詞學的某些成果，然後用淺近的文言表出，予人以散文詩一樣的美感。

俞平伯的散文得益於晚明名士派小品，但不是着意的摹仿或沿襲，更多的是一種異代同聲的交融共振。文學作為一種社會性的精神活動，任何共同的趣味或傾向的形成，都離不開特定的歷史和文化背景的造就，不能不留下時代的印記。 ^[12] 

俞平伯的散文屬周作人的“美文”一派。他20世紀的散文集有《燕知草》和《雜拌兒》。《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陶然亭的雪》《西湖六月十八夜》都是散文中的名篇。《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的描寫情景交融，景色朦朧，是他散文的代表作。《陶然亭的雪》中，冬日黃昏的遲暮，為靜穆悽清之情浸染，在記敍、抒情中又生髮一些悠閒的意想，情、景、理、趣水乳交融、筆濃而意淡。《西湖六月十八夜》用細膩的筆觸描繪出倦意朦朧的西湖的變幻的美，造成一種空靈的意境。俞平伯的散文很少觸及重大現實問題，而以獨抒性靈見長。用筆細膩、意境朦朧而靈動、閒適而傷感，語言運用透出古代文學的深厚傳統的影響，被周作人譽為“近來的第三派新散文的代表”。但有時描寫繁縟、用力太過，少了天然之趣。 ^[12] 

俞平伯認為：“朦朧的詩句多半是極空靈自然的，雖然平常喜歡堆砌雕琢的詩人，也會有與平素作風相反的作物露出來”，並進一步指出“朦朧是成詩的一條捷徑，意識好比一條溝，目不及瞬，它已一跳而過，誕登彼岸了。”意境的朦朧感正是俞平伯新詩創作上的鮮明的藝術特色之一。 ^[13] 

除了朦朧的意境，以哲理入詩是他新詩的另一藝術特色，詩人把對社會人生的思考和理解，提煉昇華為閃耀着思想火花的哲理，從而成為詩篇所表達的主題。 ^[13] 

在新詩的語言方面，由於俞平伯自幼受古典文化薰陶，舊學功底十分紮實，他的語言凝練自然、清新雅緻，感情真摯從而形成了寫景抒情，清新婉曲的藝術特色。

注重語言的錘鍊，試圖用最恰當的詞句和最簡練的篇章來傳達思想情感，這體現了俞平伯對藝術苦心造詣的追求。好詩具有醒目的意向、巧妙的言辭、適當的節奏，能動人之情、啓人之思想，並沒有新與舊、現代與古典之分。中國古代格律詩的許多藝術優長並沒有被他拋棄，因而他的詩作元“沓冗和參差”的詞句，反多了“鏗鏘人耳的音律”之美。 ^[13] 

俞平伯是“新紅學”的開拓者之一。他與顧頡剛通信討論《紅樓夢》。經過深入的研究和考證，他認為原書只有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作，後四十回是高鶚續作的，出版了新紅學的代表作——《紅樓夢辨》。這是他對《紅樓夢》研究劃時代的貢獻。1952年又將《紅樓夢辨》修訂為《紅樓夢研究》。1954年起陸續出版《脂硯齋紅樓夢輯評》《紅樓夢八十回校本》《<讀紅樓夢>隨筆》。1986年，應香港三聯書店與香港中華文化促進會的邀請，俞平伯赴港舉辦“《紅樓夢》研究”學術講座。 ^[3] 

俞平伯在大批判浪潮中完成了《紅樓夢》後六十回的整理校勘工作，何其芳閲讀後向上彙報説：“其校勘工作的結果百分之八十以上可以用，也還有些錯誤。”俞平伯執意要為《紅樓夢》寫一序言，要以馬列主義的觀點説明《紅樓夢》的思想性和人民性，並主動請何其芳給予更多的幫助。文學所領導由於認定俞的思想覺悟所限，內部評價覺得此時他寫序言“希望不大”。

俞平伯是崑曲愛好者，致力於崑曲的傳承與保護。1935年3月17日，在其清華園寓所召開谷音社成立大會，被推為社長。他撰寫了《谷音社社約》和《同期細則》，指出谷音社旨在“發豪睛於宮微，飛逸興於管絃”。1956年8月，俞平伯又發起成立北京昆瞳研習社，擔任主任委員，親自擬訂《章程》、《同期公約》，與弟子精心整理校訂《牡丹亭》。1958年10月，為紀念湯顯祖逝世340週年，試演《牡丹亭》，周恩來、陳叔通、葉聖陶等觀看演出。1959年10月，《牡丹亭》參加國慶十週年獻禮演出，轟動一時。北京崑曲研習社除了發掘傳統劇目外，還改編、創作不少新戲，以反映新時代。 ^[3] 

張賢亮因為母親出身名門，又與俞平伯的長女俞成是世交好友，因此，張賢亮自小就認識俞平伯，稱其外公，稱俞成大姨。他説：“平伯公住在老君堂的時候，我也常去。那時我小，頑劣不堪，見了平伯公悚然抖擻，不敢與語。” ^[16] 

1955年7月，因為已故父親的歷史問題，張賢亮攜老母弱妹從北京遷到寧夏，先當農民，後任教員。兩年後，因在《延河》雜誌發表《大風歌》，被劃為“右派分子”，在農場勞動改造長達22年。在他被押去勞改期間，母親又被遣送回北京。無家可歸的張媽媽，只好投奔俞成，與其一起住在俞平伯家中。張賢亮回憶説：“平伯公視我母如女，多承照拂，前後達十餘年之久。”

1990年10月，俞平伯以91歲高齡仙逝後，張賢亮發表悼念文章《我有一個紅學家的“外公”》，文章寫得很平和，對命途多舛的俞平伯的理解真切而深刻，評價也客觀公允。因為經歷過苦難與屈辱，他更懂得人生的意義。

俞平伯與胡適是一對很有意思的朋友。一方面，他們都有相當的愛國心，當國家遭逢異族侵略，一個來到大後方，費盡心血為多苦多難的祖國作育人才；一個不惜放下學問，違背不做官的原則從事外交。兩人的關係也極好，彼此的日記中都有對對方的大量記述。俞平伯的紅學研究深受大他九歲的胡適的影響，中年時他甚至因為胡適受過政治上的委屈。然而，另一個方面，俞平伯與胡適在為人處事上大不相同，説是涇渭分明絕對沒有誇張。

俞平伯故居在北竹杆衚衕38號，舊時的門牌是老君堂79號，在衚衕東段南側，是一座坐南朝北有東跨院的二進四合院，由四個自然院落組成，佔地面積為844平方米；有房屋53間半，建築面積為361平方米。院門為“如意門”，門楣與戧檐上的精美磚雕至今保存完好。 ^[15] 

2015年6月10日，德清縣餘英溪畔的俞平伯紀念館開館，展示了俞平伯生前大量的手稿、文集、照片，吸引了眾多市民參觀。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