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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伯昕

鎖定
徐伯昕,(1905年3月5日-1984年3月27日),原名徐亮,筆名徐吟秋、徐味冰、趙錫慶。江蘇武進鳴鳳鄉人。 [2]  1926年,他協助鄒韜奮承辦《生活》週刊,宣傳進步思想。1932年,他們一起創辦的生活書店,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影響下,成為出版宣傳馬克思主義和進步思想的革命書店之一,深受廣大讀者愛護和支持。194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勝利後,他參加了民主建國會任監事,參與創立了中國民主促進會任理事會理事,參加了民主同盟任中央委員。1946年,任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理事。1949年4月,徐伯昕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出版委員會委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曾擔任出版總署辦公廳副主任、發行局局長兼新華書店總經理、文化部電影局副局長、國家出版局出版委員會委員、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副主席、中華職業教育社常務理事等職務。1984年3月27日,徐伯昕在北京逝世,享年80歲。 [3] 
中文名
徐伯昕
國    籍
中國
出生日期
1905年3月5日
逝世日期
1984年3月27日
畢業院校
上海中華職業學校(現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
出生地
江蘇省常州市武進區

徐伯昕人物生平

徐伯昕,名亮,字明聖。筆名吟秋、B、H,化名徐味冰、趙錫慶等。 [4]  1905年3月5日生於武進縣鳴凰鄉小留塘裏村 [8]  ,後遷居湖塘橋鎮。出生於知識分子家庭,幼時家境清貧,靠父親當教師的工資收入來維持生活。1911年開始隨父親讀書,1917年考入冠英高級小學就讀,至1919年畢業。1920年考入上海中華職業學校琺琅科半工半讀。1923年受到“二七”鐵路工人大罷工影響,積極參加上海各界舉行的罷市、罷課等聲援活動,遭到警察鞭打。1925年轉入《生活》週刊社,負責出版、發行及廣告工作。該刊後由鄒韜奮接辦,這是徐伯昕走上文化崗位的第一步,自此持續做了二十多年有進步意義的工作。
九一八”事變,徐伯昕震動極大,對亡國的憂慮,對反動政府本質的逐步認清,使徐伯昕思想發生深刻轉變,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思想逐步成為他的精神支柱。“一二·八”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侵犯上海,駐滬十九路軍奮起抵抗。他全力投入支援上海抗戰的活動,不僅參加《戰時號外》、《抗日救亡畫報》和《生活》臨時增刊的選稿、編排工作,還為十九路軍募集物資,用捐款在滬西設立“生活傷兵醫院”。他在電車上散發號外,在編輯部輪流與同仁通宵值班,守在電話機旁,答覆民眾關於前線戰況的詢問。
1936年11月23日,在常州參加妹妹徐方的婚禮。下午接上海急電,得知鄒韜奮沈鈞儒等救國會七君子在滬被捕。未及吃喜酒當即趕回上海。為營救鄒韜奮而到處奔走,在腥風血雨的日子裏,對國民黨政府壓制民主,迫害進步人士的本質有了更進一步認識。
抗戰期間,徐伯昕跑遍了西南各省,與中共領導人及鄒韜奮、胡耐秋胡愈之等人配合,做了大量的有利於抗戰的宣傳工作。1944年8月,在蘇北向黨組織提出入黨要求,由錢俊瑞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黨組織根徐伯昕在滬的各種社會關係,安排他由蘇北秘密返滬,以“生活書店”老闆身份,積極開展活動。
1946年6月,由上海人民團體聯合發起,與馬敍倫陶行知等社會各界知名人士164人聯名上書蔣介石馬歇爾及各黨派,呼籲停止內戰。上海十萬羣眾舉行反對內戰,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示威遊行,歡送馬敍倫等十人赴南京請願。徐伯昕以人民團體代表的身份積極參加了“6·23”行動的籌劃,並參加了示威遊行。
1949年12月18日,根據10月在京部分民進常務理事、會員就新形勢下關於民進的會員、理事和整個團體前途問題的決定:總分會的理事以個入名義參加中國民主同盟。徐伯昕隨部分會員轉入民盟,並被推舉為盟中央委員兼組織委員。
1949年春,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出版委員會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出版總署辦公廳副主任,發行局長兼新華書店總經理,文化部電影局副局長,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副主席,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副主席,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連任三、三屆全國政協委員,四、五、六屆全國政協常委,二至四屆全國政協副秘書長,並當選為一、二、三、五屆全國人大代表。
1981年11月,在五屆人大四次會議上,他對提高中小學教師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待遇提出具體建議,得到中央的重視,作出相應的措施。
1984年3月27日,因患重病醫治無效,於晨3時37分在北京醫院逝世。終年80歲。根據生前遺願,喪事從簡,不開追悼會,不保留骨灰。4月12日,根據他生前遺言,將其部分藏書992種1662冊捐贈給常州市圖書館。 [4] 

徐伯昕人物事蹟

徐伯昕鄒韜奮背後的隱形人

徐伯昕是鄒韜奮最親密的戰友。然而很多時候,他更像是一個“隱形人”,安靜地待在“生活書店”這塊金字招牌的光芒背後。
從鄒韜奮在 1926 年接編《生活》週刊起,他們就合作同事,除編輯工作由“光桿編輯”鄒韜奮一人承擔、半個會計孫夢旦之外,所有出版、發行、推廣、廣告、總務等工作,全部由伯昕一人包辦。有時候還要施展他的“藝術家的本領”(鄒韜奮的話),為週刊畫漫畫,代客户設計廣告。經過艱苦的努力,三個銅板四開一張的《生活》週刊從發行 1300 份,逐步發展到 16開一本,發行 15.5 萬份,到《大眾生活》發行 20 萬份。1929 年成立書報代辦部,1932 年由代辦部發展為生活書店。徐伯昕與鄒韜奮的合作,稱得上相得益彰。茅盾曾説:“鄒韜奮在政治上是個叱吒風雲的人物,但在生活上卻是個書呆子,更不善交際。”而徐伯昕長期擔任經理,人稱“徐老闆”,恰恰彌補了鄒韜奮的弱項。
與生活書店關係非常密切的張友漁,在他為《新文化出版家徐伯昕》寫的《序》中説:“自 20 年代以來伯昕協助鄒韜奮創辦《生活》週刊、《大眾生活》、《全民抗戰》等轟動國內外的刊物,創辦生活書店,由小到大,由上海一地發展到全國,以至海外,影響深遠。鄒韜奮是這一事業的總設計師,而業務建設和經營管理都依賴着伯昕的勞作。打個比方,鄒韜奮倘是枝頭的紅花,那麼伯昕恰是襯托着紅花的青翠綠葉。”
鄒韜奮曾寫道:“幸虧有了多才多藝的伯昕先生,簡直‘出將入相’,出門可以到處奔走拉廣告,入門可以坐下來製圖繪畫,替各種各類的商家貨物寫有聲有色的説明。”他“滿腔心血都灌溉到本店的經濟基礎上面去,為了集體的文化事業,忘記了他自己的一切要求”。這是鄒韜奮先生在《生活史話》中為一個全心全意為讀者的徐伯昕的寫照。
但對這個鄒韜奮背後的、功績卓著的隱形人,當時知道的人並不多。生活書店和三聯書店的老人仲秋元回憶説:“我們在學校裏就熟悉‘生活’,覺得鄒韜奮很了不起,非常敬仰他,但是並不知道徐伯昕。”仲秋元説,當時口試自己的正是總經理徐伯昕,不過自己並不知道這個人是誰。“後來進了生活書店,才知道了這位總經理。1938 年、1939 年那會兒,生活書店在全國就有 56 家分店,56 家啊!連窮鄉僻壤都到了。這就是伯昕領導的,真的不容易。”
1940年,生活書店在重慶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第六屆領導機構,對徐伯昕是這樣介紹的:“徐先生是本店事業的舵手,10餘年來引導全體同仁經過了不知多少驚濤巨浪,才把本店的事業締造成目前的規模。我們的事業之船在商業競爭的海洋中行進,每個同仁都熱烈擁戴這位熟練無比的舵手,是毫無疑義的。”“生活書店,鄒韜奮如果沒有徐伯昕,搞不成這麼一個規模。”仲秋元使勁地搖着頭,“不可能,沒辦法的。” [2] 

徐伯昕人民出版事業的開拓者

徐伯昕是中國人民出版事業開拓者之一,是鄒韜奮開創的事業的繼承者。鄒韜奮於 1944 年去世後,徐伯昕牢記鄒韜奮遺願,日本投降,他就率領隱蔽在上海的生活同人,趁國民黨的“劫收”大員忙於劫收敵偽資產,攫取“五子登科”(金子、票子、房子、車子、女子),顧不上統制文化的時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步伐,於10月10日打出生活書店的招牌,10 月13日鄭振鐸主編的《民主》週刊創刊,接着又復刊由史枚主編的《讀書與出版》。在短短几個月內,除了生活書店復業出書之外,又化名鄒韜奮出版社、知識出版社、駱駝書店等,同時用幾個招牌出書。還派許覺民與韓近庸合作辦華夏書店,用丘引社、拂曉社等化名出版毛澤東著作,翻印介紹解放區的讀物。
1946 年 6 月,國民黨悍然撕毀停戰協定,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假和平、真內戰的面目已經暴露,徐伯昕考慮到全面內戰已不可避免,派張明西、王仿子南下香港建立據點,一方面向港澳和東南亞供應書刊;一方面儲存紙型,出幾本書,保存一個立足之地。7 月又派邵公文、唐家棟北上大連,建立光華書店。
蔣介石關死和談大門之後,一心要消滅中國共產黨,在統率數百萬大軍進攻解放區的同時,加緊對進步文化出版的管制圍剿,製造《文萃》事件;重慶生活書店仲秋元、上海讀書出版社範用被捕;又逮捕《聯合日報》、《新民報》記者多人。徐伯昕在得到從上海警備司令部內部傳出的要查封書店的消息後,率領總管理處同仁秘密南遷香港,同時在上海《大公報》刊登結束在上海的業務的啓事。1947 年 7 月間,先後到達香港的書店同人還有胡繩、史枚、胡耐秋、陳正為、程浩飛、陳懷平、艾明之等。鄒韜奮夫人沈粹縝帶着女兒鄒嘉驪同時到達香港。留在上海的是幾個獨立經營的二三線的機構,有從重慶遷滬的峨嵋出版社和 1945 年後新建的駱駝書店、致用書店、士林書店等。由陳原接替史枚主編的《讀書與出版》繼續留在上海出版。
對於這一次把工作重心南移香港,徐伯昕在為香港復刊的《店務通訊》寫的《認清目標、努力準備》(以下簡稱《準備》)一文中説:“因為統治者反對人民,反對民主,反對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所以對全國的進步文化事業橫加摧殘,而我店首當其衝。為了減少損失,而把工作重心南移香港,向海外發展。但是,這並不是退卻,而正是進攻前的準備。”他已經預見到人民勝利即將來臨。 [2] 

徐伯昕親友回憶

女兒徐敏:在追憶我與父親接觸的很多往事中,他的勤奮好學精神,給我留下的印象最為深刻,對我的教育也最大。他多次對我講:“你要做“人民的專家’,不能“不學無術啊!”父親學習黨的文件非常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最為勤奮;他有個習慣,在閲讀重要文件或細讀毛主席著作時,每學完一段、或是一章一節之後,他喜歡自己進行條理性的思索,領會文件內容或文章的主要思想和觀點,將經過自己思考所得,換句話説是體會與心得,先隨手寫在筆記本上或書籍的空白處,然後寫出讀後感,他的字寫得密密麻麻。他在閲讀文件時,在有些語句的下面劃上道道,表示內容的重要; 寫讀後感時,重點突出、觀點清晰,積累多了,就裝訂成冊。它有100多萬字、按各個時期、不同年代分編的學習筆記本。他專門編寫了一部未曾出版的“毛澤東著作專題摘錄”手稿(1964 年),共分六篇、合計42章,約100 多萬字,分篇裝訂成冊例如;第一篇:關於人民民主革命的理論和政策;第二篇: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和政策......第六篇:關於戰略與策略等等。父親的學習心得小本本,是他最心愛的東西。 [6] 
張永年:徐伯昕同志從一屆政協起就擔任全國政協委員,1955年後併兼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從1958年開始擔任部分實際工作的領導,分工聯繫並協助工作組開展工作。
伯昕同志善於把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政協章程的原則和工作組的具體情況結合起來。《簡則》規定:工作組是在秘書長領導下協助常務委員會進行日常統一戰線活動的工作機構。應充分發揮民主協商、協調關係、團結教育和相互監督的作用。並且規定了六條任務。針對當時工作中存在的關於工作組性質的模糊認識,伯昕同志在他向常委會提出的關於《簡則》的説明裏,着重從人民政協的統一戰線性質出發闡述了工作組的性質與任務。他講到,人民政協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團結全國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國外華僑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因此,工作組所進行的日常工作,是按照各個組的分工去進行統一戰線活動的。例如工商、文化、教育、民族、宗教、華僑等組,都是各自向它所聯繫的方面進行統戰活動。伯昕同志的基本觀點,經過多年實踐的檢驗,證明是正確的。 [7] 

徐伯昕相關研究

張文彥.論徐伯昕與鄒韜奮出版事業的合璧——以徐伯昕為中心[J].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第3期).
莊藝真.徐伯昕的期刊廣告經營策略研究:以《生活》週刊廣告經營為例[J].出版發行研究,2011,(第2期).
龐政梁.徐伯昕經營管理思想研究[J].商場現代化,2005,(第29期).

徐伯昕社會評價

《出版工作》:徐伯昕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在病重期間,仍時刻關心國家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關心祖國的統一大業,關心全國政協和民進的各項工作。他把自己的一生,毫無保留地貢獻給了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和共產主義事業。 [5] 
參考資料
  • 1.    《出版名家——徐伯昕》,《現代出版》2015年第6期,第2頁
  • 2.    劉亮紅:《民進創始人徐伯昕記事》,《湖南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8年第5期,第44-45頁
  • 3.    《徐伯昕同志逝世》,《人民日報》1984年4月7日,第4版
  • 4.    民盟常州市委員會編印:《常州民盟志》1995年版,第78-79頁
  • 5.    《徐伯昕同志生平》,《出版工作》1984年第6期,第8-10頁
  • 6.    徐敏:《紀念我的父親——徐伯昕》,《民主》2005年第4期,第38-40頁
  • 7.    張永年:《回憶徐伯昕在政協工作的片斷》,《民主》1990年第2期,第39-40頁
  • 8.    《上海出版志》編纂委員會:《上海出版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