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君子

在中國共產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號召的影響和推動下，北平、上海、天津、武漢等地相繼成立了羣眾性的各界救國會組織。中共北方局負責人劉少奇提出應在上海設立全國各界救國會，以推動全國各地的救亡運動。1936年5月31日，來自全國20餘省市60多個救亡團體的代表，共70餘人在上海開會，成立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大會討論通過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宣言》、《抗日救國初步政治綱領》等重要文件，選舉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史良、沙千里、王造時等14人為常務委員，決定創辦《救亡情報》作為該組織的機關報。救國會的主要政治主張是：第一，停止一切內戰，建立全國統一的抗敵政權，團結一致共同抗敵；第二，要求國民黨放棄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開放民眾運動，召開各黨派聯合會議，建立統一的救國政權；第三，廢除苛捐雜税，提高海關進口税，抵制日貨，保護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在農村實行“耕者有其田”；第四，改變妥協外交，聯合世界反日和反戰力量，共同對付日本帝國主義。救國會的成立及其主張得到中國共產黨的高度評價。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給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沈鈞儒寫信，表示“同意你們的宣言綱領和要求，誠懇的願意和你們合作。”

全國救國會成立以後，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成為抗戰爆發前夕國民黨統治區抗日運動的一面旗幟，但也因此而引起國民黨政府的恐慌。 ^[2] 

1936年11月22日深夜，南京國民政府以“危害民國’’罪在上海逮捕了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沙千里、史良、王造時等救國會領袖(史稱“七君子事件”)。此事引起全國各界人士的震驚和憤慨，開展了聲勢浩大的營救活動。救國會發表宣言和告國人書，宣佈不會因領袖的被捕而放棄抗敵救亡的主張，而是要繼續奮鬥下去。宋慶齡發表了《為沈鈞儒等人被捕聲明》，對國民黨當局提出強烈抗議。國民黨中央委員于右任、馮玉祥、李烈鈞等20餘人，聯名致電蔣介石，要求“鄭重處理”此事。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也致電南京政府，請求無條件釋放“七君子”。張學良面見蔣介石，氣憤地質問他：“對待人民愛國運動這樣殘酷，和袁世凱、張宗昌有什麼區別?”此事不僅在國內引起一場政治軒然大波，在國際上也引起很大反響。當時美國著名的哲學家約翰·杜威、物理學家愛因斯坦等16名國際知名人士，也聯名致電蔣介石，表示“甚為不安”。中國共產黨於1937年4月12日發表《對沈、章諸氏被起訴宣言》，讚揚沈鈞儒等“以坦白之襟懷，熱烈之情感，光明磊落之態度，提倡全國團結、共赴國難、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此實為我中華男女之應盡責任與光榮模範，而為中國及全世界人民所敬仰。”譴責國民黨製造“愛國有罪之冤獄”，要求釋放“七君子”等一切政治犯，並多方開展營救工作。6月，宋慶齡、何香凝、胡愈之等16人發起“救國入獄”運動，提出與“七君子”同服“愛國罪”，得到全國各界人士響應，紛紛簽名參加。7月5日，宋慶齡抱病與其他發起人自帶行裝，到蘇州高等法院自請入獄。在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共同聲援下，國民黨當局不得不承認“救國會以救國為目的，當然無罪”。抗戰爆發後，“七君子”終於被釋放出獄。 ^[2] 

中國共產黨和救國會營救“七君子”的運動，推動了全國抗日高潮的興起，壯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力量，對逼促國民黨蔣介石政府轉向抗日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