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文化

大眾文化理論滋養的土壤是現代工業社會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伴隨高科技生產而呈現紛繁的物質文化消費。文化消費是現象，不是文化本身；文化是精神產品，不是具體的物質。

工業化生產解決的是人類生存的基本需要，即提供豐富的生活物質，文化解決的是人類生存的高級需求，即精神提升和美的建構，亦即人類如何實現自身價值、發掘自身潛力、實現對人性的終極關懷。大眾文化的倡導者顯然忽略了這個簡單的事實。社會生產所追求的是物質的豐富性和多樣性，並儘可能為人類提供複雜的消費構成。

大眾文化的平面化、批量複製是以消解文化個性和創造性為目的的，物質追求的豐富多樣性與文化追求的簡單標準化顯然構成了一個人類生存的悖論。從某種意義上説，西方大眾文化思潮是一場反叛主流意識形態的思想運動。它是建立在西方經濟高度發達的基礎之上，工業文明發展到一定進程，大眾的自由意識、思想解放達到某種高度之後產生的。

大眾文化從實質上説是在現代工業社會產生、與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一種市民文化。它一方面是同與其共時態的官方主流文化、學界精英文化相互區別和對應的，另一方面也是同傳統自然農業經濟社會里的各種民間文化、通俗文化有着一些原則差異的，商業性、流行性、娛樂性和普及性可以説是其最主要的基本特徵。

中國的大眾文化崛起於20世紀後半葉。它伴隨着改革開放的春風而覺醒，植根於市場經濟的沃土而成長，在短短的不到20年的時間裏，便迅速壯大為與來自官方的主流文化、來自學界的精英文化並駕齊驅、三足鼎立的社會主幹性文化形態。它的發展壯大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文化的傳統格局，積極影響了國民人格塑造和社會發展面貌，但也引發了多重社會效應和多種不同的評價和議論，這促使人們不得不去思考它的價值、效應及其發展控制問題。

我們所説的大眾文化是一個特定範疇，它主要是指興起於當代都市的，與當代大工業密切相關的，以全球化的現代傳媒（特別是電子傳媒）為介質大批量生產的當代文化形態，是處於消費時代或準消費時代的，由消費意識形態來籌劃、引導大眾的，採取時尚化運作方式的當代文化消費形態。它是現代工業和市場經濟充分發展後的產物。是當代大眾大規模地共同參與的當代社會文化公共空間或公共領域，是有史以來人類廣泛參與的，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文化事件。

大眾文化的界定，有這樣幾層含義：一是大眾文化是在工業社會隨着文化進入工業生產和市場商品領域而產生的新的文化現象，帶有濃厚的商業色彩。二是大眾文化以大眾傳播媒介為文化傳播形式，以現代技術手段為文化生產形式，因此能夠成為被大眾廣為使用的文化消費形式，大眾文化要按照市場規律去運作。三是大眾文化以現代都市大眾為主要受眾，大眾文化成為現代都市大眾普遍的消費品。它與以往的革命大眾文化和民間的通俗文化既有聯繫，但又有很大的區別。大眾文化的出現改變了當代社會審美風尚的基本格局。

當代中國的先進文化是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具體包括六個方面的內容:中國先進文化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為指導的文化;是服務和服從於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提供精神動力的文化；是弘揚民族精神，凝聚各族人民意志和力量的積極、健康、向上的文化；是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一切優秀文化傳統，具有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文化；也是面向大眾、服務人民、為廣大人民羣眾喜聞樂見的文化。

一、先進文化能發揮對大眾文化的導向作用

1．文化建設是“先進性”與“大眾性”的統一。一方面，先進文化只有在被廣大人民羣眾接受時才能實現其功能和價值。文化發展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必須植根於羣眾的生活中，必須深入到大眾的心理層面，塑造正確的價值觀，從而對整個社會發生積極的影響。另一方面，廣大羣眾是創造、實踐和享受文化的主體。大眾文化的發展程度直接影響甚至決定了一個社會文化發展的整體水平。

它既是一個社會整體文化發展狀態和程度的標誌，也是一個社會的文化是否成熟的標誌，更是文化進一步發展、創新的基礎和環境，直接決定了文化進一步創新和發展的方式和質量。因此，先進文化建設就是建設先進的大眾文化，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也就是大眾文化的前進方向。

2．大眾文化在先進文化的行列中佔據着較重要的位置。這是由當代中國大眾文化的先進性決定的。因為，大眾文化的出現，極大地改變了文化的封閉狀態和單一格局，實現了文化的大眾性與共享化，促進了文化市場的繁榮與文化產業的形成，擴大了文化的受眾羣落與傳播空間，密切了文化與生產、生活的關係，增強了現代意識與時代精神。所有這些，對於建設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型文化是必要的和有益的；大眾文化在熱情傳播現代意識與市場意識的過程中，往往也能一定程度地賦予人們以開拓的勇氣和進取的精神；大眾文化張揚了人的個性，還為人性的充分發展提供了現代化的技術和物質手段，有利於提高人的生活質量和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大眾文化的發展必然要刺激和帶動文化產業的發展。

1．大眾文化忽視文化產品的社會效益，排擠高雅文化，造成文化生態失衡。大眾文化具有商品性，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往往什麼能賺錢就生產什麼，其社會效益往往被忽略，文化特有的正面教育引導作用弱化。在思想內容上投其所好，出現了大量宣揚暴力、色情、迷信等方面的內容。這些文化垃圾格調低下，內容重複、手法雷同。在市場需求的推動下，這些文化垃圾往往被大規模複製，廣泛地銷往社會各個角落。而高雅文化作為人類智慧的結晶，生產週期長，數量少。大眾文化以速度快、數量多的優勢搶佔市場，造成對高雅文化的排擠。大眾文化以現代傳媒為載體，憑藉其商業炒作與世俗享樂的優勢，形成社會文化領域大眾文化壟斷的形勢，導致社會文化生態的嚴重失衡。社會理想、人生意義、民族精神、傳統道德在大眾文化精神的浸漬下被淡化。顯然這對於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事業的健康發展不利。

2．大眾文化導致人的個體性喪失，文化人文精神失落。大眾文化以規模化方式生產和經營，使得文化產品的內容和形式雷同、固定，呈現單調化傾向，使人的生活方式選擇趨同，使原本豐富多彩的生活變得簡單劃一，導致人的個體性喪失。大眾文化還是一種消費文化，以滿足人的感官快樂為原則，生產時根本就不會考慮文化產品的人文意義與社會價值。在大眾文化的誘導下，眾多的接受者普遍存在拒絕道德追求，只求當下快樂和道德虛無主義的文化心態，也喪失了對現實的責任感和道義感，從而也逐步導致了文化的人文精神失落。

3．大眾文化便利了西方觀念向我國社會生活的滲透。西方發達國家憑藉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和先進的科技手段，有意識地向發展中國家進行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等方面的滲透。西方可以藉助影視、網絡以及印製品等，大肆散佈西方腐朽落後的思想，使接受者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價值觀淡化，甚至有些人由淺層次的文化消費，發展成為深層次上的政治認同。

（一）方向上，應遵循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以先進文化引領大眾文化的健康發展。在當代中國，發展先進文化，就是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就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因此，我們可以根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文化精神的基本綱領來確定我國大眾文化建設的價值座標，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為指導，堅持“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以培養“四有”公民為目標，發展“三個面向”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正確處理好大眾文化的意識形態性與消費娛樂性的關係，大眾文化產品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關係，努力做到兩者的統一，不斷滿足人民羣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要，為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注入持久的文化支撐力。

（二）內容上，承載和傳播先進文化，弘揚人文精神。首先，為大眾文化注入健康向上和具有使命感的先進文化內容。大眾文化對人生的快樂和輕鬆關注較多，雖滿足了大眾對輕鬆愉快的娛樂消遣的需求，緩解大眾身心疲憊，但缺乏應有的深度和思想內涵。因此必須將先進文化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注入到大眾文化的生產、製作和傳播活動中去，讓大眾文化成為為人民服務，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的文化陣地。其次，可以借用大眾文化常有的輕鬆快樂的形式進行宣傳，讓人民大眾在感受體驗與快樂的同時，也可領悟到自己的責任和使命。再次，加強社會公民的人文精神培育，尤其中華民族人文傳統的宣傳和普及，使人們萌生愛國主義情懷，堅定人生理想與信念，樹立與現代市場經濟生活相適應的文化價值觀，提升大眾文化的人文精神含量。

（三）管理上，規範大眾文化市場，堅持對大眾文化的領導權。江澤民同志在中國文聯第六次代表大會曾指出：“國家要獨立，不僅政治上、經濟上要獨立、思想文化上也要獨立。”因此，堅持文化的領導權是任何時候都不可忽視的。首先是制定科學的文化發展戰略與文化市場管理規則，使嚴肅文化與通俗文化、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均衡協調發展，從而消除當前大眾文化市場畸形膨脹，混亂無序的不正常現象。其次要加強文化市場的立法與執法工作，形成系統完備的文化市場管理政策法規體系，以保證大眾文化市場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再次，加大文化市場管理的力度，提高文化市場依法行政的效益，從而使大眾文化市場真正成為我國人們休閒娛樂、陶冶情操的場所。最後，要引導大眾文化的生產者和經營者積極尋找大眾文化產品的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最佳結合點，既不脱離大眾文化消費者的需要層次和欣賞情趣，也不讓低下庸俗的大眾文化劣品毒害大眾的心靈。

我國市場經濟的建立有力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大眾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經濟收入和閒暇時間增多，文化消費成為一種普遍需要，為大眾文化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現實可能性。而且，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為大眾文化的商品化創造了適宜的條件。因此，大眾文化是市場經濟的產物，是文化與工業聯姻的結果。作為一種消費文化，它具有由文化產業機構生產供現代大眾消費的商品屬性。高雅文化往往羞羞答答，不承認其商品特性，或者有意淡化它，似乎藝術一旦與商品結緣，就渾身沾滿了銅臭，褻瀆了審美的聖潔。

大眾文化一開始就以商品的形式出現，從不隱諱自己的商品屬性。反之，作為文化商品，它極力開拓文化市場，以文化、審美去獲取最大的利潤。電影製片廠、電視台、廣播電台、報社、雜誌社、網站等正是這些文化商品的生產機構。

這樣一來，文化產品不再僅僅是作家、藝術家個體創造的產物，而是一種工業化生產的結果，從創意策劃、籌措資金、生產製作到宣傳發行和實際消費，文化產品都是作為一種批量生產的工業產品而進入市場的。因此，它必須遵循市場經濟的商品化規則，以追求商業價值為目標。如果文化企業盈利的目標不能實現，那麼其運行過程勢必受到影響，甚至導致文化企業的虧損、停業或破產。因此，大眾文化的生產、流通的每一個環節都必須遵照生產經營規則，把握文化市場脈搏，順應社會大眾的消費心理和消費口味，以適應市場的風雲變幻，最終達到把文化產品銷售出去的目的。

正因為如此，法蘭克福學派認為，大眾文化在技術世界中已經喪失了藝術品的創造性，呈現出商品化的趨勢，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徵。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指出：“由於出現了大量的廉價的系列產品, 再加上普遍進行欺詐，所以藝術本身更加具有商品性質了。藝術明確地承認自己完全具有商品的性質，這並不是什麼新奇的事，但是藝術發誓否認自己的獨立自主性，反以自己變為消費品而自豪，這卻是令人驚奇的現象。

大眾文化的商品化雖然讓以往高不可及的藝術和審美走向了民眾，突出了民眾作為上帝的地位，但其負面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從創作主體而言，藝術家進入文化市場成了自由職業者, 似乎擺脱了以往”文不言商，士不理財”的限制，獲得了創作上的自由，實質上，當他們的作品或演出同時又作為商品直接面對消費大眾時，必然受到電影、音像、演出、書刊等文化市場的影響，大眾審美趣味的變化、文化公司經濟利益的追求等因素必然制約甚至主導他們的藝術創作。

在這樣的情況下，藝術家難以真正按藝術規律進行創作，藝術也難以真正保證自身的獨立性和創造性。而且還會影響到社會大眾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當藝術作為消費品從高雅文化、精英文化圈走了出來，成為供大眾消遣的手段時，往往以大眾性、娛樂性、上座率、收視率、暢銷性而不是以獨創性、超越性、批判性來評價其價值。藝術的審美品性和人的獨立思考的個性意識被大大削弱，正如美國藝術社會學家豪塞爾所指出的，“娛樂工業很少或者根本沒有教會馬路上的人們去獨立思考”。

大眾文化與大眾傳媒關係密切。大眾傳播由專業羣體使用大眾媒介，大量、迅速地傳播信息,對受眾施以影響。大眾媒介包括報紙、雜誌、書籍等機械印刷媒介和廣播、電視、電影、網絡等電子媒介。大眾媒介的應用，拓展了大眾文化的公共領域和大眾文化的對象、範圍。 我們接受人類存在的在象徵意義上超越民族和無可改變的物質特性越快，那就越好。許許多多的異域風情、珍禽異獸，國內外高水平的音樂會、運動會，過去無法親臨現場觀看，則在影視中隨處可見。

正因為大眾媒介信息量大、受眾人數多，所以大眾文化利用現代傳媒，大量生產，批量複製，以此來吸引觀眾，招徠聽眾。錢鍾書的廣為人知，與他的作品被搬上了銀幕、屏幕有非常大的關係，更不用説金庸的廣泛影響，小説一版再版，電影、電視連續劇的反覆改編，兩者緊密相聯，互為促進，顯示出大眾文化及媒介的巨大力量。在大眾文化的傳播中，一部電視連續劇眾人議論、一首流行歌曲眾人傳唱的景觀時常可見。

2004年，楊臣剛的網絡愛情歌曲《老鼠愛大米》一夜走紅，不僅迅速佔領了mp3下載排行榜榜首，並且創下互聯網有史以來同一首歌同一時期1億人次的最高點擊率。正是因為網絡媒介的平台，為面廣量大的受眾羣體提供了傳播的條件，以至一時間, 大城市小鄉鎮, 街頭巷尾、校園內外，到處傳唱《老鼠愛大米》。由此可見，利用現代大眾傳播媒介, 成批地製作和傳輸大量信息並作用於受眾，是大眾文化的重要特點。

現代科學技術為大眾文化的產生提供了技術手段，不僅表現在傳媒方面，而且表現在生產製作方面。高新技術的引進、器材設備的更新，尤其是電腦技術的使用，提高了大眾文化的質量，例如電影《泰坦尼克號》中高科技鏡頭給觀眾帶來的逼真效果。同時，大眾文化的製作方式納入了工業程序化的生產流程，日趨社會化、集團化。因此，大眾文化能夠像工業產品那樣，生產程序化、規模化、批量化和標準化，形成了在市場上有競爭力的文化工業。

正是由於大眾文化能夠批量生產、無限度複製, 所以大眾文化具有明顯的標準化、齊一化的特徵，而缺乏真正藝術品所具有的無可替代的個性特徵。如電視劇、通俗小説、廣播短劇、廣告小品、流行歌曲的生產等等，一般都按照一定的格式和程序來製作，形成一定的標準化模式。如通俗電視連續劇通常是”設置富麗豪華的環境，安排錯綜複雜的線索，構築引人入勝的情節，編織委婉動聽的故事，安排性格統一的人物”。因此，人們往往把編這類電視連續劇稱之為”侃”。似乎它不需要什麼豐富的生活積累和深厚的藝術準備，只須套用某種固定的格式即可。

大眾文化成為商品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現代科技的運用，使得文化產品生產速度加快，製作週期縮短，生產成本降低，這就大大提高了文化生產的效率和經濟效益。但文化生產畢竟不同於物質生產，精神性層面遠大於物質性層面，它所達到的水準不能以生產的速度和效率以及經濟效益來衡量。作為藝術品，必須具有獨創性，表現出與眾不同的個性和風格，而模式化、批量化的生產方式無法達到這一目標。文化產品除了需要現代化的高科技手段、聲畫合一的精緻度，更應研究文化品味、文化精神，後者恰恰是文化的根本魅力之所在。因此，大眾文化的標準化，使得真正藝術品所應包含的個性消失了，從形式到內容都越來越趨於相同。

就文化的審美而言，大眾文化突破了藝術與非藝術、審美活動與日常生活的界限。在以往很長的歷史時期，美和藝術都疏離普通民眾；藉助於大眾媒介、文化工業等手段，美和藝術普及化了，審美的經典性與日常性從針鋒相對走向了和諧統一，原先遭受經典美學打壓的慾望、誘惑、利益等被抬到至高無上的地位。處於文化中心或熱點的不再是傳統的經典藝術，流行歌曲、電視連續劇、廣告、時裝、模特表演、網絡文學、暢銷書以及動漫、網上視頻、網絡遊戲、手機視頻、手機短信等審美形式不斷湧現。

審美活動也不再侷限於音樂廳、歌劇院、美術館等與日常生活疏離的高雅藝術場所，它就發生在普通大眾的生活空間中，例如購物中心、街心公園、體育場館、度假勝地等等。在這些場所，文化活動、審美活動與社交活動、商業活動融為一體，密不可分，甚至審美作為一文化消費也進入普通家庭，與日常生活相連，例如環境設計、街區美化、居家裝修、美容健身以及閒暇時間邊看電視劇邊聊天談笑等等，審美過程與日常生活交織在一起，彼此不分。

大眾文化的這一特點對高雅文化、經典藝術不可避免地產生影響，促使它們改變形態，尋求新的展示方式，以新的形式呈現於大眾面前。帕瓦羅蒂等世界三大男高音的音樂會在故宮廣場舉辦，唐詩宋詞配以精美圖片引人眼球，報紙雜誌更是色彩紛呈，琳琅滿目，招徠讀者。大眾文化的日常化與日常生活的審美化導致了文學藝術以及整個文化領域的生產、傳播、消費方式發生變化，由此滿足了人們審美與日常生活的需要。

在市場經濟社會，大眾文化是一種消費文化。社會大眾都是普通人，他們對文化的態度，具有明顯的世俗消費傾向，在這方面與文化精英有了差異和區分。在整個社會的文化格局中，大眾文化不像精英文化那樣強調理性反思, 而是注重感性愉悦，它以創造娛樂大眾的文化形式，達到吸引社會公眾，獲得商業利潤的目的。”我們不僅力爭在可能的範圍內得到審美愉快的最大強度，而且還將審美考慮愈加廣泛地運用到實際事務的處理中去。”因此，感性層面上的娛樂化成為大眾文化的顯著特徵。

改革開放以來，由於電視機的普及，電視頻道和播出時間的增加，電視文藝節目已成為社會大眾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審美對象，電視文化成為重要的文化現象之一。電視文藝節目的製作由過去明顯的宣傳”教化”轉向了以”娛樂”為中心，注重觀眾的參與，提高收視率，表現出一種滿足大眾的審美需要，實現娛樂大眾的旨趣。一年一度的”春節聯歡晚會”成為大眾狂歡的盛宴，各種傳統節日或經濟活動舉辦的綜藝晚會、各種類型的遊戲娛樂節目蜂擁而起，形成了一種新的”民俗”，一種新的文化景觀。這裏，娛樂已不是一種宣傳”教化”手段，而是大眾文化的目的本身。

娛樂，本是一種主觀性的生命體驗，是生命主體的一種內心的情感感受，甚至是一種自然的生理需求。作為感性文化的大眾文化恰恰是為了滿足生命和生理的娛樂本能，提供一種日常生活中的感性愉悦或娛樂享受。回首電視熒屏，從小品、通俗劇、賀歲片到琳琅滿目的綜藝類娛樂欄目，無論故事的繁簡、情節的平奇、結局的悲喜，它承載的文化使命是為公眾提供消遣、休閒和娛樂，使他們獲得輕鬆的滿足、感官的刺激、精神的慰藉。因此，大眾文化就難以像精英文化那樣，承載過於沉重的歷史使命感和理性批判性。從另一方面來看，這也成為大眾文化容易走向庸俗、低級和膚淺的原因。

大眾文化要製作感性愉悦的文化產品，最初往往吸收、借鑑精英文化和民間文化的特點，創作出原創性的新模式，隨即迅速地通過媒介或批量化生產而流行，形成時尚潮流。流行歌壇上, 李春波創作了”一封家書”後，“常回家看看”、”祝你平安”等一批仿作相繼出現；電視欄目上，繼湖南衞視”歡樂總動員”之後，“幸運52”、”快樂大本營”、”假日總動員”、”非常週末”之類遊戲娛樂節目一時間紛紛登場；山東畫報社出版了”老照片”第一輯之後，受此啓發和影響，其它出版社”百年老照片”、”老相冊”、”紅鏡頭”、”黑鏡頭”、”長鏡頭”、”藍鏡頭”、”金鏡頭”等同類書籍大量面世，形成了出版界”讀圖”現象。由此可見，時尚化帶來大眾文化的”眾聲喧譁”，使得大眾文化豐富而多樣化。另一方面, 在這樣的情況下，一種形式都不可能長時期獨霸天下，迅速流行傳播, 其結果是跟風模仿，走向模式化，因而大多的時尚、流行往往只能曇花一現，風光一時，難以持久。

在論及大眾文化的時尚化時，不能不提到造“星”與追”星”現象。在大眾傳媒高度發達的時代, 明星輩出，廣泛存在於戲劇、電影、電視等大眾文化領域，成為大眾審美的”偶像”，為大眾所接受、仿效和崇拜。一方面，作為傳媒會”製造”“包裝”明星，以其平面化、消費性的品格和麪貌出現, 走進千家萬户，成為大眾日常生活中關注的對象和興趣的熱點。李宇春、周筆暢、張靚穎就是由湖南衞視”超級女聲”節目編導精心策劃、評委積極引導、觀眾熱切關注和參與，層層”包裝”而推出的時尚明星，李宇春還登上美國”時代週刊”雜誌的封面，造星成了大眾傳媒的一種特別時尚和追求。另一方面，明星也為大眾傳媒帶來不同時期不同層次的消費大眾、更高的收視率和更好的經濟效益。

從表面上看，明星是傳媒製造出來的，體現了編導的形象策劃和設計水平，體現傳媒的能量和影響，是當下文化市場競爭性的需要，但從根本上來説，還是與大眾的選擇、與大眾的審美消費的情感價值取向分不開的。隱藏在追”星”背後的是大眾流行的審美趣味與審美時尚，是他們的心理需要。大眾對於明星的痴迷、追捧和崇拜，不僅僅是對明星的形象設計、學識修養以及個性色彩的喜愛與賞識，更重要的是自我理想的張揚與抒發，自我審美趣味的選擇和肯定。因此，大眾文化應準確把握大眾的審美趣味和審美心理，精心設計造就為大眾所崇拜的明星，引領全社會文明、健康、積極向上的時代風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