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時

楊時少年時聰穎好學，善作詩文，被人稱“神童”。幼時讀佛學，少年攻讀儒學。 ^[1] 

嘉祐五年（1060年），楊時能賦詩，得到人們稱讚。 ^[60] 

嘉祐六年（1061年），楊時能夠作賦。 ^[60] 

熙寧元年（1068年），楊時在邵武遊學，頗有名聲。 ^[1] 

熙寧六年（1073年），楊時赴禮部考試。下第，補太學生。 ^{[57]  [1]} 

熙寧七年（1074年），楊時歸鄉後，在含雲寺讀書講學。並作有《札記解義》《此日不再得》。 ^[57] 

熙寧九年（1076年），楊時中進士。 ^[4] 

熙寧十年（1077年），楊時被授予汀州司户參軍。以病為由沒有赴任，專心研究理學。 ^[58] 

元豐四年（1081年），程顥説：“楊時學起來最為輕鬆，一點就通。”當時程顥的弟弟程頤從涪陵講學歸來，聽程顥提起楊時的故事，也十分稱讚：“現在就如此自信，以後誰能夠超過他呢？”楊時學成迴歸時，程顥目送他遠去，曾感慨地説：“我的道學思想會向南發揚光大了吧！”元符年間，學者多從佛學，但楊時只衷心理學，所以程顥十分感嘆：“現在做學問的人都泛泛空談佛道，只有楊時和謝顯道有長進！” ^[5] 

元豐五年（1082年），楊時在家鄉重讀《春秋》等書，給程顥寫信《寄明道先生問春秋》。在此基礎上，他開始撰寫《春秋義》，還接待了建州人林志寧的來訪。 ^[66] 

元豐六年（1083年）正月，楊時攜妻帶幼，赴徐州司法任。四月二日到達徐州州府所在地彭城，四日交接職事。行前，到建州回訪林志寧，託他捎帶書信給遊酢。在徐州又寄信給遊酢，並推薦胞弟楊曦和堂弟楊君玉、楊仲遠等人從師遊酢。又寄信程顥問學《春秋》。同年著《春秋義》完稿，共17篇。八月，他還校著了《莊子解》。 ^[66] 

元豐八年（1085年），楊時老師程顥去世。對於楊時來説，其思想剛剛轉入道學，即突遭程顥逝世，可以説是一個不小的打擊。於是楊時設靈位並於寢門大哭。 ^[68]  還連夜寫祭文，作《哀辭》，寄在洛陽的程顥弟弟程頤，以表哀思。程頤回信表示謝意。 ^[66] 

元祐三年（1088年），楊時北上汴京赴調，被授虔州（今江西贛州）司法一職。七月，楊時自汴京返鄉。 ^[66] 

元祐四年（1089年），楊時赴虔州司法任。他曉習律令，一有疑獄便立刻決斷。與郡內將領議事的時候也守正不屈。他還曾在濂溪書院講學。 ^[66] 

元祐八年（1093年）四月，楊時先遷瀛洲防禦推官，後改授潭州（今湖南長沙）瀏陽縣知縣事。五月十九日，西到洛陽以師禮拜見程頤。五月二十九日，楊時行40裏，到河清縣（今河南省孟縣西）拜訪任知縣事的遊酢。五日後，楊時返洛陽，繼續從學程頤。 ^[66]  他對理學已有相當造詣；但是，他仍然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勤奮好學。他與遊酢“程門立雪”的故事成為尊師重道的佳話。程頤很為他們誠心求學的精神所感動，更加盡心盡力教授。楊時不負重望，終於學得程門理學的真諦。 ^[67]  他為了弄清楚張載《西銘》裏闡釋的道理，專門寫信向程頤請教。程頤回信，把《西銘》之旨概括為“理一而分殊”，並簡要概述此説內容。楊時又寫信給程頤，對自己所疑作了説明，並闡述了“理一分殊”的體用關係。 ^[66] 

紹聖元年（1094年），楊時到瀏陽任知縣。任職四年，救饑荒，行仁政，深受百姓愛戴。同時在瀏陽建有飛鷃亭、歸鴻閣，自己作記。後來以飛鷃亭為主景的“飛鷃芳草”、以歸鴻閣為主景的“鴻閣斜陽”都成為瀏陽八景之一。他在瀏陽還作有《瀏陽五詠》（飛鷃亭、歸鴻閣、相公台、洞陽、渭水）、《縣齋書事寄張世賢》等詩作。 ^[6]  瀏陽偏居湘東，開化較晚，文化教育落後。據記載，楊時任知縣時在瀏陽城南講學論道，傳播理學，很多士子向他問學。 ^[63]  嘉慶《瀏陽縣誌·風俗志》序説：“瀏陽的民俗有上古淳樸之風。自從南宋的楊時當縣令以後，瀏陽更加彬然，被稱為儒雅之鄉。” ^[6] 

崇寧五年（1106年），楊時奉敕差充對讀官，轉授浙江餘杭縣知縣。 ^[2] 

大觀元年（1107年）三月十九日，楊時攜家人到餘杭縣寓居。在餘杭知縣事任上，楊時為政簡易，不事煩苛，遠近悦服。時任尚書省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的蔡京派家人帶風水先生到餘杭縣為其母擇墓地，要引南湖水到墓址下山谷形成一山塘，這要使南湖減少灌溉農田面積五百多頃。此舉激起當地農民的極大憤慨，數百人聯名狀告蔡京損民。餘杭縣衙接到狀書，楊時稱病在家，令縣丞把狀書送達越州（州治在今浙江紹興市）知州吳執中。吳知州向蔡京稟報，蔡京怕此事鬧大，被皇上知道，自己吃罪不起，只得作罷，另擇墓地。 ^[66] 

奸臣蔡京、童貫、朱勔、王黼等為了迎合宋徽宗，大肆搜刮民間奇珍異寶，建龍德宮。朱勔之流還乘機敲詐勒索，大發橫財。百姓怨聲載道。楊時對此深惡痛絕。他在《餘杭見聞》中憤然寫道：“現在全天下上至朝廷大臣，下至州縣官吏，無不專事欺上瞞下，朝廷已經無可救藥。”他批評朝廷：“天下百姓為了逃避工役，都紛紛拿錢代役，而這些錢又通通全進了當權者的腰包。花石綱的危害尤為大，那些人都藉此斂財。之前皇上試着罷免花石綱，詔書上的墨還沒有幹，而運送花石的船就已經首尾相接了。現在雖然再次頒佈詔令，但是禍根不除，天下又有誰會真正相信呢？”

政和二年（1112年），楊時又赴蕭山任縣令。當時蕭山縣城周圍農田易旱易澇，連年受災。鄉民曾多次要求將低田蓄水為湖，以灌農田，但都未實現。楊時本就主張“為政以德”，“愛人節用”，“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他還一再上疏懇請朝廷減輕農民賦税。楊時到任後，認真聽取鄉民的意見，率百姓築湖。湖取名“湘湖”，成湖37000多畝，周圍80餘里，可以灌溉農田14萬6千8百餘畝；即使大旱之年仍然有過半農田可以得到灌溉；而且“湖中多產魚鮮，又有蓴菜，可炊以療飢”。據《蕭山縣志》載：楊時出任縣令，辦理各種政務，裁決如流。因為百姓數年苦於乾旱，便開築湘湖，灌溉九鄉，至今民眾都還享受着湘湖帶來的好處。因此楊時享祀當地的名宦祠。 ^{[7]  [65]} 

宣和五年（1123年）四月，磨轉朝清郎。楊時自婺州返毗陵，在東林書院講學。這年，給事中路允迪、中書舍人傅墨卿出使高麗國。國王問：“龜山先生現在還在嗎？”二位使臣答：“根據詔書已經趕往朝廷”。使臣回國後向微宗皇帝奏報，徽宗下旨任楊時為都堂審察，楊時以病辭免。 ^[66] 

宣和六年（1124年），楊時多年來培育弟子千人。高麗國王在這時派三位使臣來宋朝。中書舍人傅墨卿考慮到楊時並未在朝廷做官，將失信於高麗國王，於是他力薦楊時到中央朝廷任職，隨後楊時接到徽宗御筆詔書，入朝擔任秘書郎。 ^[66] 

宣和七年（1125年）三月，楊時遷官著作郎，上書《與執政論時事札子》，建言十件大事。但因當時奸臣當道，楊時的建議未被採納。 ^[66]  七月，楊時又條陳三條意見，宋徽宗十分贊同，任命楊時為邇英殿説書。 ^[59]  十二月二十日，楊時聽聞金軍南侵，連上兩疏，提出“嚴為守備”、“收人心為先”等建言。 ^[66] 

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楊時擔任著作郎兼侍經筵。他公然斥責童貫：“他為三路大帥，敵軍已經打到了邊境，他卻丟下軍隊叛逃，即使誅及子孫都還死有餘辜，而朝廷卻對他的罪行置之不理。正是因為如此，梁方平、何灌都相繼逃跑。皇上應當公正刑法來作為對不忠臣子的警告。”他斥責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國家幾乎將近崩潰，人人都為之不齒。”他還建議罷黜投降派張邦昌，誅殺童貫。時值金軍包圍汴京，朝廷對戰與和爭論不休。 ^[8]  當時金兵暫時退出汴京城外，宋朝廷主和議者欲割太原、河問、中山三鎮二十州之地給金國求和。二月十八日，楊時上殿，極論不可專守和議。他説“河朔是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是河朔重要的藩屏，自周世宗到太宗打了大大小小几百場戰才把三鎮從遼人手裏奪回來，一旦丟棄，北方就只能任由敵人的騎兵奔馳了。”並且還提出出兵，召見种師道、劉光世，問以方略。欽宗打算下詔出兵襲擊金兵，而朝廷大臣中戰和爭議不下。楊時再上奏章，要求出兵，並且誅殺擁重兵坐視太原危急而不救的姚古，均未被採納。 ^{[66]  [10]} 

之後，李綱被罷官，陳東等太學生到宣德門前上書請願。楊時挺身而出，為陳東等辯護説：“士民都拜伏於宮闕下，向皇上進奏，詬罵投降派，揭發他們不可告人的罪惡，是出於一時的義憤填膺，並不是有想要作亂的心思，不用深究其過錯。而真正應當加罪的是誤國奸臣：李邦彥第一提出逃跑的計劃，割地又賠款，為了議和，竟然拿親王做人質；為了討好金人，擅權罷免能臣李綱；李鄴出使金朝，唯金人馬首是瞻；這兩個人都是被天下人所拋棄的。”楊時還説：“各位太學生紛紛俯伏於宮闕之前，是忠於朝廷，並沒有其他的用意，只要選擇老成持重而有行誼的人擔任將帥、副官，那麼這件事就會自然平息。”欽宗説：“沒有誰比你説的更有道理。”欽宗下旨授楊時兼國子祭酒。楊時臨危受命，平息了這場風波。 ^[9] 

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正月，楊時寓居毗陵時，聽到徽宗、欽宗二宮北狩的消息，淚流滿面，向北長跪不起。五月，宋高宗即位改元。七月二十二日，楊時奉旨到南宋朝廷臨時所在地揚州，上疏請求廢除茶、鹽二法，並且力陳不可再割地給金國。十二月二十五日，朝廷任命楊時為工部侍郎，楊時力辭不受。 ^[66] 

建炎二年（1128年）二月，楊時兼侍講，覃恩轉朝散大夫。他向高宗呈上奏章，提出修建炎會計錄、體恤勤王軍隊等建議，都被採納。授兼侍講。二月十五日至四月十五日，四次上章乞致仕，不允。四月十九日，被授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宵宮，賜對衣金帶、紫金魚袋。楊時辭免，不被允許。 ^[66] 

建炎三年（1129年），楊時回到南劍州將樂縣城北郊龜山舊宅居住。 ^[1]  二月，苗劉之變爆發。楊時兩次寫信給吳守備，詢問“苗、劉之亂”情況，並反映將樂發生洪災後米價暴漲，百姓生活難以為繼等問題，提出“荒政不可緩”等建言。 ^[66] 

建炎四年（1130年），楊時以年事已高為由請求告老。高宗封他為朝請大夫，仍任龍圖閣直學士，並賜他官絹200疋、白銀300兩，以養天年。楊時推辭説：“我只請求陛下給我的家鄉福建施捨恩惠，不再有賦税和地租”。高宗准奏，從今以後福建省豁免租賦，以示優待。楊時回到家鄉後，生活十分儉樸。自京城辭官還鄉後，雖然吃的都是蔬食，卻都覺得十分可口，也從來沒有挑剔；既然住的都是破舊的房屋，但並沒有對其他同僚的宅院感到羨慕而追求安逸。 ^[8] 

楊時為了教育兒孫“儉以養德”，特立下這樣的家規：“三餐飯蔬，不論脆甘酸苦，只要是可以吃的，就不可有所嗜好；衣服鞋帽，不論布料精細，只要合身，就不許挑挑揀揀；所處房屋，儘管簡陋，只要還能居住，就應安居樂業，不要羨慕別人雕樑畫棟；故山田園，先祖遺留，應該守其世業，不可增營地產，侵犯他人利益。”他還賦詩勉勵兒孫：“敝裘千里北風寒，還憶簞瓢陋巷安；位重金多非所慕，直緣三釜慰親歡。”他還諄諄告誡後學者：“富貴如浮雲，苟得非所臧。貧賤豈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艱食，一瓢甘糟糠。所逢義適然，未殊行與藏。”（楊時《書含雲寺學者》）他晚年在故里仍筆耕不輟，著書立説，先後寫成《三經義辨》《日錄辨》《字説辨》等書。 ^[8] 

南宋紹興五年（1135年），楊時辭世，終年83歲，葬於將樂水南烏石山麓。宋朝賜“左大中大夫”，又贈“太師”“大中大夫”等封號，諡“文靖”， ^[11]  並在將樂龜山麓建有“龜山書院”“道南祠”，宋高宗趙構為書院題名，清聖祖玄燁題匾：“程氏正宗”。 ^[1] 

楊時親自編修將樂楊氏第一部《弘農楊氏族譜》，並制定楊時家訓十條，言簡意賅，發人深省：父慈、子孝、臣忠、夫義、婦從、友恭、敬長、擇友、睦族、和鄰。 ^[70] 

楊時不僅是一個倡道東南的理學家，更是一個有作為的政治家。清人毛念恃在《文靖楊龜山先生年譜引》中認為楊時一生經歷了三階段：少年潛心理學不急急於仕進；壯年於富貴功名毫不介其意；老年講道不輟以終其身。在他83年的人生歷程中，從政長達50年之久，在50年的為政生涯裏，不論是任職地方，還是立於朝廷，都以積極的救世之志，關注民生與社會。他曾留下名言：“如果死亡可以挽救世界，即使死了也不值得憂慮。”以“人臣之事君，苟利於國，死生以之”的忠心之志議論朝政，參與朝政。 ^[65]  他歷任州一級的司法、防禦推官、教授、通判等職，任過瀏陽、餘杭、蕭山等縣令，任過朝廷的秘書郎、著作郎、國子監祭酒、左諫議大夫、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等職。 ^[1] 

楊時對國家形勢有着自己獨到的政治眼光與敏鋭分析，他曾在《與執政論時事札子》中從“慎令、茶法、鹽法、轉般、糴買、坑冶、邊事、盜賊、擇將、軍制”十個方面分析朝廷一些政策的弊端以及由此產生的負面影響，並且提出許多趨利避害的建議和措施。楊時提出不能只給流亡他鄉之人免除賦税，還應對辛勤勞作的農民一視同仁，使他們也能得到實惠，從而信任朝廷，而不至於跟着拋棄土地，背井離鄉，淪為盜賊，引起社會動盪。他主張放寬或廢棄茶鹽二法，以保證貿易自由，減輕百姓負擔。他認為愛民就要民有常產，方可使天下百姓安居樂業，楊時建議朝廷恢復以前做法，撥出一筆經費作為糴本，即定購糧儲備金，年初預支給農民購買生產資料和維持平時生計，秋收後農民按額交糧，結算時從中扣除原發的預訂金。這樣，國家既能按時收糧入庫，農民也從中得到便利，樂於耕種土地，不至於逃亡。 ^[61] 

在任知瀏陽、司法虔州、餘杭、蕭山縣令等地方州縣長官時，楊時關心民瘼，關注百姓的疾苦，做出了不少令人稱譽的政績，使他所任之處“皆有惠政、民思不忘”。 ^[65]  在瀏陽任知縣時（1094年），奏《上程漕書》《上提舉議差役顧錢書》，向上反映災情，使朝廷及時撥給賑災糧款，將官倉三千石稻穀迅速賑濟災民，緩解了災民的苦難。紹聖四年（1098年），《上州牧書》稟報瀏陽受災情況，請求撥糧錢賑災和減免災民賦庸調。在虔州任司法時（1098年），秉公辦案，剛正不阿；在餘杭任知縣時（1106年），不畏權貴，頂住蔡京藉口“便民”實為其母築墳的害民之舉，反映實情，賑濟災民；在蕭山任知縣時（1112年）修築湘湖，興修水利，蓄水灌田。 ^[12] 

在朝廷任著作郎兼侍經筵、左諫議大夫兼侍講、國子監祭酒等職時，楊時不結黨營私，不黨同伐異， ^[65]  而是不畏權勢，據理直言，所言多卓有見識，所行不乏愛國之舉。 ^[12]  他以“棄軍而歸”“帥臣失敗”為由，對貪生怕死的童貫“明正典刑”，他還上疏斥責奸相蔡京等人聚斂“花石綱”，以為此舉有“誤國之罪”，“其害尤甚”，要求朝廷廢除之。 ^[12]  特別是他向欽宗皇帝的七篇上疏中，提出立統帥、示紀律、一號令、攘夷狄、排和議等7項主張。是針對國家時勢安危所發，具有針對性，而非空談性命不通達世變的言語。他反對割地求和的投降賣國政策，積極抵抗金軍南下，維護國家統一，希望朝廷重用李綱等抗金重臣。都這些政治主張，都是值得肯定的。 ^[65]  他對內政外攘、德治法治、發展生產、正確處理生產關係等方面，都有適應當時歷史條件的主張和業績。他的主張和業績，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既鞏固封建統治又體恤民情，在自己行政能力範圍內，忠實履行自己的理學主張和職責。 ^[12]  但楊時反對王安石變法，上疏：“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綱目。”甚至認為奸相蔡京所作所為是“繼神宗為名，實扶王安石以圖身利”，“今日之禍，安石啓之”，要求“追奪王安石的王爵，毀去配享的牌位與畫像”，這表現了楊時復古、保守的一面。 ^{[13]  [65]} 

楊時一生精研理學，特別是他“倡道東南”，對閩中理學的興起，建有篳路藍縷之功，被後人尊為“閩學鼻祖” ^[14]  ，他的著述頗多，主要的都收集在《楊龜山先生文集》中，他的哲學思想繼承了二程的思想體系，被後人稱之為“程氏正宗”。楊時還用佛教華嚴宗、《易經》的內容來闡述他的哲學思想，並用孔孟的《大學》《中庸》《孟子》中“格物致知”誠“形色”、“天性”等概念來豐富、擴充自己的思想。對“理一分殊”“明鏡”等學説有新的創見，還在自然觀上，吸收了張載“氣”的唯物主義學説。他的哲學思想對後來的羅從彥、李侗、朱熹等人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也對我國的古代哲學，特別是思辨哲學方面產生過深遠的影響。他的哲學思想流傳到國外，在南朝鮮、日本的影響很大。 ^[8] 

楊時在理論和實踐上為宋明理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他主張民本和諧思想。發展二程“理”的學説，認為“理”是宇宙萬物之源，人性即理。又吸收張載“氣”的思想，認為天地萬物皆為一氣。他對二程的“理一分殊”作了進一步闡述。創立了“致知必先格物”的“理一分殊”學説，使北宋理學更加系統化。 ^[12]  楊時直接繼承了洛學的“天理”本體論，同時將張載的“氣”範疇也融入自己的思想體系之中，並以“理一分殊”的觀點糾正張載“民胞物與”思想中的“兼愛”色彩。楊時曾先後受學於二程，所以，他的認識論明顯存在着兩種傾向，一方面強調“格物致知”這一向外求索的路向，另一方面，卻更多采納程顥的思維路向，將“格物致知”最後落實在“反身而誠”之上。 ^[15] 

在楊時“反身而誠”的認識過程中，楊時主張從向外求的格物轉為向內求的誠意，楊時的基本思路就是首先承認有物我之分，內外之分，其次主張通過格物致知以求理明善，但他又認為格物不能是為了多增見聞，而應該是為了蓄德，蓄德只需要反身而求，其關鍵在於心得與否。 ^[15]  引發這種新的哲學分歧的原因則是楊時獨特的認知觀念。一是楊時對格物所要窮的“理”和二程有差別，楊時偏向於“性理”，忽視了自然界客觀事物的“物理”，這也導致了楊時格物致知的過程不像程頤那樣通過見聞之知來推明心中固有的德行之知，在他看來，人自身所固有的德行才是根本的。與孟子的“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之説不約而同，他認為外界事物雖多，但因“萬物皆備於我”，所以只需反身而誠。二是楊時的反身格物論是和他“體驗未發”的思想聯繫在一起的。反身格物作為格物的手段和途徑，它並不是真正認識客觀世界的活動，更不是在社會實踐基礎上主觀對客觀的反映。相反的是，反身要求人們徹底擺脱客體即物質活動的影響，它和體驗未發思想一樣都是主觀與客觀的徹底分離。就是從這一點上，楊時反身格物與體驗未發的為學之方都通向了內向的直覺體驗。這也是楊時為學之方的最大特色。 ^[16]  楊時的這一努力給理學日後向心學路向發展保存了思想資源。日後陸九淵、王陽明等心學大家，都對於楊時“反身而誠”的“格物致知”之説有所領悟並且加以進一步的闡發。 ^[15] 

楊時理學思想的另一個特色是“中庸”。楊時“中庸”思想出入釋道，以儒為宗，形成於宋代儒學重構的文化語境其“中庸”思想以至上而超越的天理為本體，認為，天命、性、天理為一而完備於物我，且為涵蓋了一切儒家德目的“德性”之體即“誠”，成就“德性”之過程和行為之道就是“誠意”其“中庸”的“德性”存養以“誠意”為核心，在“體中”的實踐中，貫養氣、治心、“致知”的工夫，努力克服氣之偏，人慾之私，心之不正，以恢復人的本然之性，向外‘格物窮理”、向內“反身而誠”而“致知”，以成就人的“德性”，其“德性”存養也是仁、義、忠、信等德目實踐的過程其“德性”政治以“德性”存養為基礎，“王”本於“誠意”，為政以“德”，講仁、義、忠、信等的政治品格。其思想具鮮明的理學特徵，是二程洛學到朱子閩學的中介和過渡。 ^[17]  楊時中庸思想的核心是愛人，即施“仁政”。主要包括民貴、寬政、法治和願治相結合等。民貴就是把人民重為社稷之根本，他指出：“夫民者邦之本也，一失其心，財本搖也”、“人君所當法者堯舜而己”、“蓋天下之是非廟堂之心可以獨運，合天下之智事則事無不濟矣”（《楊龜山先生集》卷四）；民為邦者，統治者必須愛民，寬政是愛民的主要內容，“寬者得眾”（《楊龜山先生集》卷十二），楊時主張：愛人節用、取用適時、安撫農民、使民有家產，目的是為了休養生息，使民安居樂業；楊時還是中國歷史上提出法治與願治相結合較早的人。他提出一套立法、執法、變法的主張。“願治”就是要辯忠邪，舉賢才，“當以禮義廉恥之俗為急”。“中庸待人”（《楊龜山先生集》卷十四）是願治的核心。 ^{[12]  [18]} 

楊時比較重視《易》，曾作《易説》，註解經文。此外，又有一些總論易學的文字。朱熹以為，治《易》可取楊時之説，其易學有一定的特色與價值。楊時著有《易説》，為專門解經之作。這是其最重要的易學著作。 ^[62] 

依楊時之見，雖然領悟了天理、性之內涵，可謂把握了《周易》的關鍵或根本精神，然而《易》之藴畢竟廣大悉備其書又難讀難解；另外，漢代以來，説《易》者異見紛紜，亦足以惑學者之耳目。如何學《易》仍是必須考量的事情。是以楊時嘗專論如何學《易》。他對讀書與求道之法甚有心得，這融合在對學《易》的體會之中。其實，如何學《易》與對易道與《易》書的體會、體認緊密相關，而以論者的整體思想為根基。楊時論學《易》，大體有三個要點：一為“學《易》須心通”，二是“易之在我，求之吾身，斯可見”，三是他主張學《易》當折衷於孔子。 ^[62] 

楊時強調，學《易》是為了體會其中之理，書象言意皆為理之“表”，即表現或反映者；不能務窮其表，而是要超然其表而得其理。換言之，若就易學中所謂象數、義理的關係來説，他是以象數為反映義理的、必須超越的工具。他的這種態度也反映在對漢易象數學等之上。楊時對漢代象數易學有一定的瞭解，他對《太玄》更可謂比較熟悉，對曆法、音律也有所知。另外，在與陳瑾討論邵雍先天學的書信之中，他也表示了對先天學的興趣。 ^[62] 

楊時所論述的一些易學中的重要問題，皆無外於傳統的範圍。他是二程弟子，其思想主體與學術中心是理學。此使其《周易》觀具有鮮明的理學色彩。他對變易的理解、對性天為《周易》之關鍵與根本精神之認定，及對象數學的態度，究其義理之根本而言，未有超越傳統之説，特別是未有超越二程的見解。然而其中某些表述與總結，比如所謂“體同名異”“變化，神之所為”“知性知天，然後可以言《易》”等，十分精彩與引人注目；可謂是對傳統觀點更佳的發明，不無貢獻。他對道、氣相即的論述，與二程相比更加清晰，是一定的推進。理學是求為聖人之學，以心性修養為根本。一切活動皆以此為落腳處，治經亦無外。楊時在讀書、修身上甚有心得，對學《易》也是如此。雖然他論讀書、學《易》的觀點與二程有相同之處，然而也有獨到的體會，內容厭飫、言語懇切，影響較大。 ^[62] 

楊時終生致力於傳道教學，言傳身教，桃李遍天下，為國家培養出大批棟樑之材。楊時一生不論在福建將樂、延平（南平），無錫東林書院、嵩陽書院，還是在餘杭、蕭山等地為官時，從未輟止講學，當時楊時“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南平縣誌•儒林傳第24》）在福建，楊時一傳羅從彥，再傳李延平，三傳朱晦庵，“楊羅李朱”並稱“延平四賢”。朱熹集儒學之大成，建立了博大精深的考亭學派，使福建成為理學研究的大本營。宋元時代福建理學名人就有156人之多，“中原文獻十有九在閩”，“朱子門人半天下”，而楊時則被尊成“道南第一人”。 ^[40] 

楊時通過提倡理學來振興宋代教育，強化以“三綱五常”為中心的封建倫理道德。他把教育的作用和目的、教育的內容、道德教育和教學思想都納入了理學思想的軌道。他指出：“朝廷作事，如果要上下小大同心同德，必須是道理明白。因為世界只是一個理，所以他所做的事情一定同。如果用智謀，每個人有他自己的想法，私意萬人萬樣，怎麼能一致呢！”還指出：“人各有勝心。剋制自己，只有遵循天理，不作詭計。如果有求勝之心，做事的時候一定會滿足自己的需要，他們之間不可能沒有相互阻擋處，對求勝的心思又固執地不予移動不移，這就是詭計產生的根源。”這些楊時《語錄》很顯然是講宋代理學中的“天理人慾”問題，所謂“天理”實際上是封建倫理道德的總稱，“循天理”就是遵循封建倫理道德行事。因為在理學家眼裏，天理是至善的，又是永恆的，通過道德教育和修養，使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符合無理，克服人性中的惡、人性中的私，充分發揮本原的善性和本原的公，這就是楊時理學思想與書院教育的緊密關係。 ^[42] 

楊時從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起寓毗陵（今無錫、常州、鎮江、武進一帶），親自創立了“東林書院”，在此講學前後達18年之久，宣揚洛學，弟子千餘人，被稱為“南渡洛學大宗”。楊時十分注意教書育人，提倡德育與智育結合，讀書與做人相結合，學與用結合，強調“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須向聖賢所得之道”“古之慾明德於天下必先致知”，“欲致知非學不能”，他認為“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學之將何用”。強調把個人修養與實現理想社會聯繫起來，以加強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他極力勉勵學生要珍惜時光、自強不息。 ^[40] 

楊時的優秀學生、門人遍及東南各地，如“南宋四大家”尤袤、李祥、蔣重珍、俞樗、胡埕、唐棣、羅從彥、陳淵、胡宏、劉子翬、呂本中、胡寅、廖剛、李鬱、廖天覺、張九成、李彌正、張宦、王蘋等一大批仁人志士和著名學者。據《宋元學案》全書記載，宋元二朝八十六個學案中，由楊時等“延平四賢”引發衍生出來的學案競達五十二個之多，“他們清操直節，講倫理道德者活躍於世”。楊時積極培養人才，為提高整個民族素質進行了不懈的努力。 ^[41]  至明代，東林書院曾一度成為民族文化大覺醒的政治中心。從宋代到清末，它是傳播理學思想的重要講所，在楊時思想的影響下，它不光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一處重要紀念地，也是傳統文化宣傳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文化遺址。 ^[40] 

楊時一生作詩近千首，代表了他對美學的追求。其詩風可以從“高文大筆”和平淡純真來概括。楊時以“詩三百篇”為榜樣，“正乎禮義”“所思無邪”。他認為作品要表現理學的道德主張和高尚品格，而不是炫耀博學、玩弄辭賦的工具。從而起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社會功能。他寫《過錢塘江迎潮》，詩中化用莊子《逍遙遊》、枚乘《七發》和李白《蜀道難》等作品中的意象和語言，來描寫錢塘大潮到來時的壯觀景象和驚心動魄感受，然後又告誡人們“人生觸處有萬險，豈必此地多風濤”，得出人生哲理。他寫《巖松》，道盡老松的氣勢氣格，最後揭示“臃腫不須逢匠伯，散材終得盡天年”的道理。他的抗金主張、樂道精神、勸學教學、懷鄉情結，紛紛入詩，都顯示了宋詩雄健高大的風格。 ^[19] 

楊時詩歌的第二個特點就是平淡純真，頗有陶淵明之風。他寫延平的《藏春峽》，“山銜幽徑碧如環，一壑風煙自往還。不似武陵流水出，殘紅那得到人間。”貼切、自然、詩意盎然。他是第一位用擬人化手法描寫武夷玉女峯之人。他的七絕用功頗深，既有宋人精工簡練之美，又有唐人含蓄藴藉之妙。他寫《春早》，平靜恬淡的心境，用小巧細碎的意象來表現。楊時刻意追求洗盡鉛華、温柔敦厚的平實風格，還事物於天生麗質，還人情感於本真，真正進入仁者大美的境界。 ^[19] 

楊時的散文主要是序、記一類的實用文體，這些散文觀點鮮明，見解獨到，發人深省。比如其著作《書義》的自序文，開篇就明確指出，《尚書》的根本義理就是“中而已矣”。他認為，“中”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中庸之道，所謂“中”者，是“貴乎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就是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知時措之宜”，取其可行之策。學校教育要講明先王之道，學者應當慎思、默會。這種見解是對儒家思想的新發展，為儒學注入活力。楊時所作《沙縣陳諫議祠記》，運用對比方法，突出陳璀的直言敢諫和敏鋭的洞察力，給人以深刻印象。他還指出，陳璀的德業“足以澤世垂後”，其流風餘韻也“足以立懦夫之志”，點明瞭紀念陳璀的意義所在。文章意旨醒豁，説理温柔敦厚，言簡意賅，體現了楊時作文的功力。 ^[64] 

陳淵：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教，獨龜山先生與謝丈不變。因嘆曰：“學者皆流於異端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35] 

朱熹：①孔顏道脈，程子箴規，先生之德，百世所師。（龜山先生遺像前題詞） ^[21]  ②龜山晚年之出，未免祿仕，苟且就之。然來得已不是，及至，又無可為者，只是説沒緊要底事。所以使世上一等人笑儒者，以為不足用，正坐此耳。（《宋元學案·龜山學案》） ^[35]  ③伊川之門，楊龜山最老，其所得亦深。（《朱子語類》） ^[36]  ④遊楊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卻似別立一家……龜山語錄與自作文又不相似，其文大故照管不到，前面説如此，後面又都反了。緣他只依傍語句去，皆是不透。龜山年高。與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大綱立得腳來健，有多處説得好，又切。（《朱子語類》） ^[36] 

範衝：楊時言正而行端，德閎而學粹。趨蹌禮法之場，超卓傳注之表。羣經獨得其趣，諸子莫遁其情。網羅百家，馳騁千古。辨邪説以正人心，推聖學以明大義。面陳疏議足以扶國本於當時；註釋經義足以開來學於後世。顧功德之兼全，宜旌隆之特異。 ^[22] 

張栻：龜山宣和一出，在某之隘，終未能無少疑。恐自處太高。磨不磷，涅不緇，在聖人乃可言。高弟如閔子，蓋有汶上之言矣。至於以世俗利心觀之者，則不知龜山者也，何足辯哉！（《答胡廣仲書》） ^[35] 

朱震：臣伏睹故龍圖閣直學士左朝請大夫致仕楊時，學有淵源，行無瑕玷，耄期講道，世鮮其倫，棲遲一宮，更歷四世，進必以正，老始見知。嘗論邪説之害，以正天下學術之誤；辨誣謗之言，以明宣仁聖烈之功；雪非羣之冤，以復昭慈聖獻之位；據經論事，不愧古人；引年辭祿，物議高之。乃者階對面陳，時所著《三經義辨》，有益學者。伏蒙聖慈開納，許令本家進入。詔旨方頒。時已淪謝。臣恐此書遂致散落，誠為可惜，兼聞時身後蕭然，家徒壁立。夫司馬相如獨以文詞典麗，取重漢世，未必知道，武帝聞其沒，乃使人就訪遺書，而況於有道之士乎？伏望聖旨下南劍州，差人抄錄上件文字，仍乞優加卹典，以彰聖朝尊德樂道之實，為儒者修身守義之勸。（《故龍圖閣直學士左朝請大夫致仕楊公行實》，引自《續資治通鑑·高宗紹興五年》） ^[23] 

黃震：龜山氣象和平，議論醇正，説經旨極切，論人物極嚴，可以垂訓萬世，使不間於異端，豈不誠醇儒哉！乃不料其晚年竟溺於佛氏。（《宋元學案·龜山學案》） ^[25] 

馮夢得：①天地生儒自有真，先年五百墜文星。若非推步知端的，孰識龜山是降靈。 ^[38]  ②劍水澄泓，龜山岌崱。先生毓秀，金聲玉色，南來道統，日月垂光。令儀令德，山高水長。 ^[24]  ③國朝以儒立國，而文教大行。後孟子千五百年而道統以續，濂溪闡其端，伊、洛洪其源，至武夷而集朱子之大成。脈絡其問，則延平諸先生在焉。然“道南”一語，獨歸於龜山，是則師表東南，為斯文倡，實自龜山始，可不尚乎？聖天子追錄先哲，而昌其世，以厚風教。蓋我龜山於先朝實左右之，海內稱誦，有光信史。（《奏立龜山書院疏》） ^[1] 

李綱：儒林儀表，國家棟梁，風雲翰墨，錦繡文章，駕長虹於寥廓，聽鳴鳳於高崗。 ^[21] 

呂本中：本中嘗聞於前輩長者，以為明道先生（程顥）温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自二程推明聖學，學者日廣。然傳之久，往往失旨趣，支離氾濫。先生推己遇物，為之折衷，輕重先後，如鑑之照形，度之量物，無毫髮差者。自崇寧、大觀以後，先生名望益重。陳公瓘、鄒公浩皆以師禮事先生，而胡公安國諸人實傳其學，聖人之道為不墜也。然先生歉然，未嘗自滿。世之學者有志於善，睹先生所以事師交朋友，可以為法矣。（《楊龜山先生行狀》） ^[1] 

胡安國：①公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閎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説，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為指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 ^[34]  ②先生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跡同塵，知之者鮮。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廷方向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筵，朝夕諮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龜山先生墓誌銘》） ^[1]  ③先生志銘備載所論當時政事十餘條，當時宰執中若能聽用，委直院輩畫一條具，因南郊赦文行下，必須救得一半，不至如後來大段狼狽也。（引自《宋元學案·龜山學案》） ^[35] 

黃百家：二程得孟子不傳之秘於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奧，號稱高第者，遊、楊、尹、謝、呂其最也。顧諸子各有所傳，而獨龜山之後，三傳而有朱子，使此道大光，衣被天下，則大程“道南”目送之語，不可謂非前譏也。（《宋元學案·龜山學案》） ^[25] 

真德秀：充養有道，德器早成。諸所建白，深切著明。屹屹龜山，淵源伊洛。如星之鬥，以表後學。 ^[39] 

湯漢：先生之教，使人於燕閒靜一之中，體驗夫未發之氣象。豫章延平更以此相傳授，而延平之所以語朱子者，尤深切而著明矣。它日論平旦之氣，湛然虛明，實與未發之旨相為表裏。蓋先生之學，雖有所受，而以此建立宗旨，乃其深造而自得之者，其有功於天下來世，自程門高第罕能及之，不但高於漢大儒而已也。（《重修龜山舊宅記》） ^[1] 

葉適：龜山先生文靖楊公中立，力行二程之道，黜王氏邪説，節高而安，行峻而和，學者所師，當世所尊，可謂宜矣！（《復修龜山舊宅記》，錄自明弘治十八年《將樂縣誌》卷十一《祠翰·記述》） ^[1] 

梁克家：晚年立雪，早坐春風。天理人慾，蟬蜕冰融。純粹和平，樸實簡易。出處之跡，下惠或似。 ^[39] 

文天祥：維我先生，天立作傅。七歲能詩、八歲能賦。五星聚奎，鼻祖為祖。譭棄三經，和議排阻。鄒魯鴻傳，道南有補。 ^[21] 

脱脱等：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講論尤多。時浮沉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説不作。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皆出於時。 ^[20] 

謝應芳：卓彼文靖公，蚤立程門雪。載道歸東南，統緒賴不絕。 ^[38] 

林興祖：立雪春融，天地之中，滿載而歸，流傳不窮。長江為限，非昔日之異，四海為家，非今焉始同。道與之貌，有如此翁。 ^[39] 

程敏政：無龜山則無朱子。 ^[19] 

羅璟：五馬山前擁翠華，先生祠宇寄煙霞。斯文上續三千載，吾道南來第一家。鏞水竟流伊川派，龜山映接河山賒。生民久矣遺先覺，仰止祠前一誥嗟。 ^[21] 

顧允成：闕初赤子心，懸象並穹蒼。無端浮雲過，暫掩本靈光。努力事拂拭，依然露元陽。理欲判危微，規矩成圓方。塵埃去復來，真氣泄針芒。日新又日新，其何用不臧。性非猶杞柳，仁義寧賊戕。無為彼教惑，吾道擲粃糠。大哉羲孔易，洗心密退藏。不效淺薄子，爭妍羣卉芳。天地人鼎立，至大亦至剛。欲仁斯仁至，安所庸彷徨。先生既南來，東林歲月長。繼往開來茲，平步履康莊。 ^[38] 

周宛（福建巡按御史）：洙泗淵源本汗瀾，伊流一派雪庭間。道之南矣開閩海，萬古龜山重泰山。 ^[38] 

龔一清：蝌蚪壞卻恭王宅，多少豪雄怨楚騷。掛劍重來吳季子，孤祠猶並兩峯高。（《龜山頌》） ^[38] 

何士麟（將樂知縣）：八歲聲華遍八閩，斯文天已屬斯人。行同柳下誰堪並，學受河南獨得真。世道能扶公論在，廟庭從祀表章新。堂堂遺像瞻依處，萬古雲霄一鳳麟。（《謁龜山祠》） ^[38] 

詹祿（將樂縣丞）：程門領道振南閩，興起斯文覺後人。千四百年來有自，二三高弟得傳真。靈光喜著儀容在，故址增修宇額新。聖學源源應不泯，重看東邑產麒麟。 ^[38] 

王問：蓮蓉湖上錫城東，舊是先生講學宮。性善已聞推孟子，道明端為闡中庸。春生絳幄橫經坐，寒壓橋門立雪從。遺址久蕪今復振，令人千載仰高風。 ^[38] 

金瓚（將樂主簿）：奎啓文祥照七閩，東南鄒魯肇斯人。乞除邪慝扶名教，註釋經書續道真。洛水雪堂垂範久，孔庭伯爵受恩新。叨陪饗祀瞻遺像，宛似來歆駕白麟。（《瞻仰龜山遺像》） ^[38] 

餘泰：乾坤秀氣孕南閩，光啓斯文見此人。學究孔顏心法秘，道傳伊洛派源真。歷朝崇祀今逾重，一畝遺祠舊復新。遙想篤生初夢日，允同東魯紱祥麟。（《詠龜山》） ^[38] 

林聰：宋儒楊先生中立，當時立雪程門，得中庸“鳶飛魚躍”於言意之表，踐履純固，載道而南，註釋六經，辟邪翼正，卓然為世儒宗。（《重建龜山書院記》） ^[1] 

馬一龍：渺兮乾坤孰異同，只將吾道問窮通。地靈人傑逢時起，奎壁圖書在此中。奚徑百年歸幻跡，門牆今日振家風。叢林滕復儒林舊，雲樹森森箭水東。 ^[38] 

陳經邦：聖真絕緒，末學多岐。哲哉先生，伊、洛是師。吾道一南，休聲百代。覺我後人，此日不再。 ^[39] 

楊四知：受學伊洛，倡道海濱。升堂睹奧，扶世覺民。閩稱鄒魯，公則鼻祖。造像伊然，師表千古。 ^[21] 

黃宗羲：蓋龜山學問從莊、列入手，視世事多不經意，走熟“援而止之而止”一路。若使伊川，於此等去處，便毅然斬斷葛藤矣。龜山雖似明道，明道卻有殺活手段，決不至徒爾勞攘一番。為伊川易，為明道難，龜山固兩失之矣。雖然，後人何曾夢到龜山地位，又何容輕議也！（引自《宋元學案·龜山學案》） ^[35] 

嶽和聲：上豐而下鋭者人耶？時舍而或躍者天耶？不知者以為混跡同羣，而知者以為主靜而求仁。其人而天者耶？直則見荊國之與雒水，危而持靖康之與建炎，此日不再得，門外雪深尺。星夢發祥，問鍾靈之五百；鏞原過化，逾宜尼之一十。吾道南之，海濱鄒魯。龜、嵩高矣，子孫千億。 ^[39] 

蕭恕：行為師表，學為儒宗。飛魚躍，意會心融。庭階立雪，伊洛紹源。吾道既南，光啓斯文。行知而後，節安而崇。如意邪翼正，亞聖同功。上異伊流，下開閩脈。奧學姿文，百世師則。 ^[39] 

滕昭：孰育國材，錯布萬方。邑仁其邑，鄉仁其鄉。仁義纏結，豐貌超常。昂時千穓，永發其祥。 ^[39] 

全祖望：明道喜龜山，伊川喜上蔡，蓋其氣象相似也。龜山獨邀耆壽，遂為南渡洛學大宗，晦翁、南軒、東萊皆其所自出。然龜山之夾雜異學，亦不下於上蔡。（《宋元學案·龜山學案》） ^[25] 

顏元：①武夷胡氏曰：“龜山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無論其他，只“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一語，非大賢以上能之乎？其中之果純粹與否，宏深與否，非僕所知。然朱子則已譏其入於禪矣，禪則必不能純粹宏深，純粹宏深則必不禪也。至混跡同塵氣象，五經、論、孟中未之見。非孟子所謂同流合污者乎？充此局以想，夷曠、簡易、平淡、和樂、可親諸語，恐或皆孟子所狀鄉原光景也。 ^[34]  ②當時所稱大儒如龜山者，既自無將相材，又無所保舉。異世後追論，亦無可信之人，不過種、李二公而已。然則周、程、張、邵棺木尚新，其所成之人材皆安在哉？世有但能談天説性，講學著書，而不可為將相之聖賢乎！或言“擇將相為急”，何不曰“當時龜山便是好將相，惜未信用”，乃但云“也只好説擇將相”，蓋身分亦有所不容誣也。噫！儒者不能將，不能相，只會擇將相，將相皆令何人做乎？末又云“當時事勢亦無可為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材何如耳”。是明將經濟時勢讓與聖賢做，尚得謂之道學乎？（《習齋四存編》） ^[34] 

楊浚（道光朝內閣中書）：①聖操演龜山，傳道海濱有先兆；帝謨贊龍閣，抗言朝首獨排和。②潼光種菜無二本；閩嶠傳薪第一人。③南歸載吾道；東覽小諸峯。（為福州鳳池道南祠所題聯） ^[38] 

刁承祖（江蘇按察使）：①伊洛淵源舊；梁溪俎豆新（題東林書院道南祠、楊龜山先生祠堂）。②道啓東南，一代師儒光俎豆；學宗洛閩，四方賢哲共丞嘗。（題東林書院廳堂）③載道而南，揭理一分殊之旨，十八年春風化雨；奉神以祀，萃仁至義盡之儒，兩三朝威風祥麟。（為東林書院所題） ^[38] 

李玫：道衍二程無異學；理宗一貫有真傳。（題無錫東林書院道南祠廳堂） ^[38] 

胡慎：伊洛道統，自北而南，先生實承前啓後；洙泗心傳，有一無二，諸賢復尊聞行知。（題無錫東林書院道南祠廳堂） ^[38] 

歸莊：持正論，闢新徑，獨尊道統，如日月之沖天；述粹言，續絕學，遞啓儒宗，若江河之行地。（題無錫東林書院道南祠廳堂） ^[38] 

張師載：道幸南來，溯本本原原，洛水薪傳延一線恩由北至，看承承繼繼，錫山俎豆永千秋。（題無錫東林書院道南祠廳堂） ^[38] 

葉恭綽：惜陰勸學五言詩，想象程門立雪時。筆力堅凝破餘地，翻從嚴正見瑰奇。 ^[38] 

董必武：東林講學繼龜山，高顧聲名舊史傳。景仰昔賢風節者，瞻楹履閾學彌堅。（於1962年參觀東林書院時，書贈該詩給無錫東林小學60年校慶） ^[26] 

蔡尚思（復旦大學原副校長）：魯南有孔孟，閩北北楊朱。古代人文上，均成為楷模。（此詩於1993年10月20日在福建將樂參加紀念楊時誕辰940週年活動時所作） ^[38] 

楊樹（福建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文化研究室主任）：①鏞北龜山城郊村，誕生理學一名人。先天聰慧加勤奮，榮登進士展鵬程。②天寒地凍雪紛紛，堂上尊師正養神，恭立廷中無懈怠，任憑雪花飄全身。③理學禁行罹逆境，披荊斬棘傳道勤。東林講學育弟子，倡道東南第一人。④痛斥降幡誓抗金，請蠲賦税為黎民。賑災築壩豐功在，忠愛精神誦至今。（《楊時四詠》） ^[38] 

謝重光（福建師範大學教授）：閩學始原何處求，武夷東麓古鏞州。城北獻瑞賢哲誕，寶剎增輝書聲稠。立雪程門昭萬代，傳道東南耀千秋。身後長眠桑梓地，青山巍巍水悠悠。（《謁將樂楊時墓》） ^[38] 

曾桂生（福建師範大學退休幹部）：龜山靈毓宋楊時，立雪程門南道垂。盡授朱熹閩學創，弘揚儒理讜音追。碩儒升祀春秋祭，後學尊崇雅俗隨。盛世欣逢敦敦化，深研儒術最相宜。（《贊楊時》） ^[38] 

顏厥鵬（福建省泉州市詩詞學會常務理事）：濂洛淵源一脈同，聲蜚海外越時空。尊師感化程門雪，倡道弘開閩學宗。彈劾權奸揚正氣，嚴明綱紀斥邪風。心懷民苦傳佳話，卓立龜山萬古崇。 ^[38]  （《卓立龜山》）

謝復興（將樂縣人民檢察院原檢察長）：①程門立雪自流芳，攢得才高論斗量。閩學從伊稱鼻祖，遺多書説好傳揚。②節用愛人施德政，齊家治國有良方。惠民留得口碑好，千載餘音可繞樑。③一代鴻儒本棟樑，從來為國敢擔當。如仇疾惡蔡京事，正氣稟然天下揚。④生前遺著尺難量，高格尤須贈玉章。淡泊名處學陶令，上書告老為返鄉。⑤欣聞將樂頌楊時，弄斧班門也賦詩。遺著等身承理學，清風侵骨賽瓊枝。幾多事蹟傳千古，豈少墨香飄滿池。倡道東南興八閩，美名播得五湖知。 ^[38] 

吳福瑞（福建楊時文化研究會副會長）：①玉華靈秀地，星降出名賢。洛水連鏞水，龜山重泰山。庭揮憂國淚，疏上恤民篇。桑梓情難忘，但求免税還。（《楊時頌》） ^[38]  ②程門立雪苦追求，倡道東南志未休。著述傳經連洛水，排和抗侫擊中流。清廉品德純如玉，錦繡文章氣自遒。桃李不言蹊徑廣，龜山屹屹耀千秋。（《紀念楊時誕辰940週年》） ^[38]  ③落星縣北兆楊家，七歲能詩眾口誇。寂寂程門三尺雪，孜孜閩學半天霞。斑斕翰墨傳鄒魯，風雨丹墀抗侫邪。搜遍枯腸難盡意，高山仰止但諮嗟。（《紀念楊時誕辰950週年》） ^[38] 

張世焜（福建省將樂《樂野》詩社編委）：①恭吟龜山德高望重揚中外；敬仰先賢學富才華耀大千。②千里求師赴洛陽，程門立雪譽流芳。還鄉創建讀書樓，理學傳播越閩疆。③經綸滿腹傳後代，教子有方育英才，三世十人登進士，滿園春色竟花開。 ^[38] 

熙寧、元豐年間，程顥和弟弟程頤在河南講授孔子和孟子的學術精要（即理學），洛陽等地的學者都爭相拜他們為師，此時的楊時沒有應任命赴官，而是在潁昌以學生禮節拜程顥為師，師生相處得很好。楊時回家的時候，程顥目送他説：“（你回家了）我的學説就將向南方傳播了。”又過了四年，程顥去世，楊時聽説以後，設立了程顥的靈位哭祭，又用書信訃告一同跟從程顥學習的人。之後，又到洛陽拜見程頤，此時楊時已四十歲了。一天，拜見程頤，程頤正閉着眼睛坐着，楊時與同學遊酢就侍立在門外沒有離開，程頤已經察覺的時候，那門外的雪已經一尺多深了。 ^[27] 

（參考資料來源） ^{[1]  [28-29]} 

《禮記解義》《列子解》《莊子解》《史論》《周易解義》《三經義辯》《解字説》《二程粹言》《龜山集》 ^[1] 

《父埴行述》《楊母朱氏墓誌》《楊氏家譜序》《楊希旦文集序》 ^[1] 

《與許高老》《答傅子騣》《與李提刑》 ^[1] 

《楊道真君洞記》《資聖院記》《含雲寺真祠遺像記》《求仁齋記》 ^[1] 

《離家作二首》《席上別蔡安禮》《含雲寺書事六絕句》《重經烏石鋪》《遊玉華洞》 ^[1] 

明代以來楊時故里爭論的中心是：楊時是否也是現在的明溪人，而其焦點則集中在楊時的故里究竟在何處——在宋代將樂縣城北郊龍池龜山下還是將樂縣城南一百一十里處的龍湖村。將樂縣説楊時不但宋代是將樂人，現在也是將樂人；明溪縣則説，楊時是宋代將樂人，但自明成化六年（1470年）歸化設縣之後，楊時故里所在地龍湖已劃屬歸化縣管轄，楊時也屬歸化縣即今明溪縣的人了。因此各地楊氏族譜中收錄的《時公年譜》中記述楊時“生於南劍西鏞州龍池團”的“龍池團”這一已經消失在行政區劃變動的地名所在真實地成了關鍵點。而楊時學生呂本中撰寫的《楊龜山先生行狀》中所表述的楊時“世居南劍將樂縣北之龜山” ^[47]  顯然偏向於“將樂縣”一説。 ^[1] 

1998年7月在三明市方誌委召開的一次研討會上，明溪林華東的一篇《為“楊時故里”明溪龍湖正言立論》的文章在會上宣讀交流，提出楊時故里是在今明溪縣瀚仙鎮龍湖村。將樂的曹豹文不同意林的觀點，於同年寫了一篇題為《楊時故里真偽辨》的長文予以反駁，發表在《將樂文史資料》第十三輯，説這是“徹頭徹尾的假貨”，並把它斥為“偽説”。曹豹文據《楊龜山先生行狀》認定楊時故里即在將樂縣北龜山之下的龍池團。凡異於此説的他都認為是偽説，是造假。

大部分學術觀點認為楊時出生地點在將樂縣城北郊尼池龜山腳。吳福瑞、範立生主編的《楊時故里考證》中指出，古代行狀是對己故者生平的蓋棺定論之作，如果撰寫行狀的呂本中對楊時世居地有不瞭解之處，肯定要詢問楊時的兒子，或查閲楊時生前親自編修的《宏農楊氏族譜》。行狀寫好交給楊時幾個兒子看後，如果文中所寫的世居地與事實有出入，他們也會提出來請呂本中修改。而楊時的兒子之後拿着呂本中撰的行狀，去請胡安國和左丞相李綱分別寫墓誌銘和祭文一舉動證明“此行狀關於‘世居將樂縣北之龜山’的表述，是楊時幾個兒子所認同的父親祖居地和出生地。” ^[1] 

《楊時故里考證》還列舉出一系列證據，如將樂縣令黃去疾編寫的《龜山先生文靖楊公年譜》：“公諱時，字中立，世居南劍州將樂縣北之龜山。” ^[50]  並指出南宋鹹淳六年（1270年），黃去疾編訂第一部楊龜山年譜時在將樂縣北郊龜山腳下的楊時故居尚存；楊時家族還保存他的遺作和他生前友好寫的有關史料，並編出有關他生平的“寫本”《時公紀年》黃去疾通過“訪故家，得寫本，因訂正紀年，增補其書文”，從而編訂出《年譜》全文。這説明，此年譜史抖來源的真實性毋庸置疑。其次，楊時病逝時，對楊時出生地有兩種表述。一是呂本中在所撰的《楊龜山先生行狀》中表述楊時“世居將樂縣北之龜山”，二是胡安國在《楊文靖公墓誌銘》中表述為“五世祖唐末避地閩中，寓南劍之將樂縣，因家焉”。“後一種表述所指的地域很大。前一種表述所指的是一個很小的地域，比後一種表述要確切得多。再次，南宋時期，將樂縣城北郊龍池和縣城南一百一十里處的龍湖村都是該縣轄地，當時還沒有出現楊時故里之爭，在這種背景下，將樂縣令黃去疾不存在偏袒楊時故里爭論哪一方的問題，只是據實表述楊時世居地而已。”因此，楊時“世居將樂縣北之龜山”的表述是可信的。 ^[1] 

《楊時故里考證》還對相關史料進行摘錄，尤以明代史料為多，如弘治四年《八閩通志》卷五十二《選舉》 ^[53]  、弘治十八年《將樂縣誌》卷八《人物·道學》、崇禎二年《閩書》卷一百零一《英舊志·縉紳》 ^[54]  、將樂知縣李熙於弘治十年（1497年）所撰《請崇祀龜山恤後疏》、地理學家徐霞客於明崇禎元年遊將樂縣玉華洞後所撰《玉華洞遊記》等。《楊時故里考證》還指出《八閩通志》等志書和了解楊時歷史的官紳及學者認定楊時是將樂縣人，且明弘治九年（1496年），即歸化建縣二十六年，孝宗皇帝下詔書追封楊時為“將樂伯”。如果楊時出生地在明成化八年（1495年）劃屬歸化縣的龍湖村，孝宗無法不追封他為“歸化伯”。 ^[1]  同樣地，清朝史料也有不少，如乾隆二年《福建通志》卷三十二《人物》、 ^[55]  清乾隆二十年《延平府志》卷二《山川》、道光二十二年《大清一統志》卷四三〇《延平府·人物》等地方誌書中均提到楊時為將樂人。 ^[1]  康熙年間都察院右僉御史張伯行撰寫的《楊龜山先生全集序》、康熙年間陸求可應楊繩祖之請所撰《龜山先生文集敍》 ^[1]  、光緒五年夏子鎔所撰《補修宋楊文靖公全集跋》、光緒五年將樂知縣汪保駒所撰《重刊宋需楊文靖公全集書後跋》、康熙年間陳延統撰寫的《楊文靖公文集序》中也都提到了將樂為楊時故里。《楊時故里考證》還援引許多辭典志書對“將樂”一説進行支持：《中國曆代名人辭典》摘錄：“楊時，北宋哲學家。字中立，南劍將樂人。稱龜山先生。” ^[52]  第五次修訂重版的《辭海》中收錄：“楊時，南劍州將樂人。” ^[49]  《二十六史大辭典》中也認可此説。 ^[48] 

《楊時故里考證》還針對“龍湖”説進行批駁，在書中指出林海權在呂本中、毛念恃、胡安固、張夏等人對楊時出生地表述文字的不同上大做文章站不住腳，並從建置單位與具體地名的關係出發，指出呂本中所稱的“縣北之龜山”用和毛念恃説的“龍池團”的表述是一致的，並沒有什麼矛盾。用“西鏞州龍池團”這個建置名錶述也是明確而具體的。 ^[1] 

其次，在將樂縣歷史上有無龍池團這一問題上，《楊時故里考證》指出，雖然《八閩通志》《閩書》《延平府志》《將樂縣誌》沒有具體列出元代將樂縣四十一個團的建置名稱，但明代改團為都的總建置單位數未變，仍為四十一個，而明代將樂各都名在《八閩通志》《閩書》《將樂縣誌》中均已列出，其中就有縣城北郊的龍池都。由此看出，明代的龍池都和成化八年劃屬歸化縣的興善都是由元代的團建置改為都的。元代這兩個建置單位是全縣四十一個團其中之二。龍湖村在明代為興善都的轄村之一，在元代也是如此，即屬興善團的一個村。因此，元代將樂縣城北郊的龍池團確實存在，而龍湖村歷史上根本沒有設過團、都、裏等建置。《閩書》記述了將樂縣龍池都和歸化縣興善裏的主要山川，它分別與現在的將樂縣北郊龍池和明溪縣瀚仙鎮龍湖周邊的地貌是吻合的。林海權在其撰寫的《楊時故里之考辨》中，也認“龍湖不是龍池團” ^[43]  ，“由此可知興善裏的龍湖與垂惠鄉的龍池團確是一南一北相距遙遠的兩個地方” ^[43]  。但他又説：“楊氏自龍池遷到龍湖，是否當時即把祖先發祥地的龍池拿來作為龍湖的別稱呢？龍湖街又稱‘龍池街’，必有由來 ^[43]  。”《楊時故里考證》指出，“這個説法也站不住腳。《歸化縣誌》《明溪縣誌》所記載的龍湖村，歷史上從來就叫龍湖，並未見有別稱‘龍池’的記述。” ^[1]  《楊時故里考證》指明，“龍湖村的小村道被稱為‘龍池銜’，這實際上是清代《宏農楊氏房譜》的編修者為搶楊時故里而在繪製的龍湖祖屋圖中編造出來的。1998年10月，《楊時故里考證》編纂者沿着龍湖主村村道詢問這裏的村民，這條主村道過去有否稱為‘龍池街’？村民們的回答是：‘沒聽説這條村路哪有什麼名？’説明，‘龍池街’只是龍湖村楊氏房譜中用於搶楊時故里的作秀之一。從以上分析可看出，‘龍池團’即‘龍池地’違背事實，是強詞奪理的‘搶來説’。” ^[1] 

另一種較為流行的觀點是西鏞州龍池團即“龍湖”説。明初，子江公（楊時的高祖）第十六世孫楊均政在《龜山公家譜序》中説過這樣的話：“迨高祖第三公……夢神人告曰‘子可遇三湖則止’，遂返乎三華，始遷蛟湖，次遷池湖，終遷龍湖，……遂家焉。”，他指出神靈指點楊時上代祖宗“南遷三湖”。説明成化六年（1470年）歸化建縣後的龍湖即楊時故里應當屬於明溪縣。 ^[1]  而明溪縣龍湖村《楊氏房譜》中則稱：“宋仁宗皇祐五年癸巳十一月二十五日巳時，公生於南劍西鏞州龍池團。即今縣東二十里龍湖地。”（引自清同治九年明溪縣瀚仙鎮龍湖村重修的《宏農楊氏房譜》收錄的《龜山公年譜記》）清同治九年（1870年）龍湖村《宏農楊氏房譜》卷四刻印《龜山公龍湖祖屋圖》則説明祖屋南有龜山，北有鐵嶺、將軍嶺，西有白泉，掛榜山。溪水流陽、街道等都跟現在的龍湖一模一樣。 唯“龍湖村”圖中印有“龍池街”。由此可知，現在的龍湖，古稱為龍池。 ^[56]  1997年出版的新編《明溪縣誌》中稱：“楊時，字行可，後改字中立。北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巳時生於南劍西鏞州龍池團，即今明溪縣瀚仙鎮龍湖村。” ^[44] 

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林海權的《楊時故里之辨》詳細地闡述了“龍湖”説的理由：“從現有材料看，最早提出‘生於龍池團’的當是清人毛念恃的《宋儒龜山楊先生年譜》。其言曰：‘宋仁宗皇祐五年癸巳十一月二十五日巳時，先生生於南劍西鏞州龍池團。鏞州即今將樂縣。’康熙四十六年楊時二十世孫楊繩祖重刊《龜山先生全集》卷首所收《年譜》和乾隆三十七年黃璋所撰《楊龜山先生年譜考證》亦引此説。” ^[43]  他從而指出“龍池團”這個地名不見於古代的方誌和地理書，也不見於毛念恃對這個地名的古今對照説明。呂本中《行狀》説楊時“世居南劍將樂縣北之龜山”，毛念恃《年譜》不直接説“生公於南劍將樂縣北之龜山楊氏故居”，因為將樂北郊外龜山下的楊氏故居已蕩然無存。對“世居”二字，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酙酌和考量。胡安國與楊時有30年交往，他沒有依從呂本中“世居”的説法，而是謹慎下筆，寫道：“五世祖唐未避地閩中，寓南劍州之將樂縣，因家焉。”其所撰《楊龜山先生行狀》亦如此。其後黃去疾訂正《龜山紀年》為《年譜》，採用呂本中“世居南劍將樂縣北之龜山”的成説，但毛念恃撰《年譜》、黃璋撰《年譜考證》，甚至楊時第二十世孫楊繩祖在其刊刻的《楊龜山先生全集》卷首所收的《年譜》亦皆摒棄不用。而張夏《年譜》既不説“世居縣北”，也不説“生於龍池團”，避免了呂本中與毛念恃那種並不確切的表述。 ^[43] 

林海權還提出楊時在龍湖的活動以及他對龍湖的依依情懷充分證明他的故里位於龍湖。楊時生長於龍湖，長期在外求學做官，幾次還鄉守制，暮年還到龍湖居住，他與龍湖有解不開的情緣。比如：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楊時63歲，他從毗陵回鄉，訪將樂縣城北的資聖院，把先人遺像寄入該院的影堂，寫了一篇《資聖院記》。文中説的“故丘”，義同故鄉、故里，又特別申明是“先人之廬”，顯然不是指自己為官之後在將樂縣城北郊遵道坊的住宅可知。而將樂興善裏龍湖近處的龜山之陰，是一片肥美的田野，風景優美，先人之廬就在其處。溪水流經龜山之下，溪中岩石呈露。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楊時還龍湖居住。 ^[43] 

龜山故里位於福建省將樂縣，是楊時少年讀書生活和晚年生活的地方。始建於宋，後毀於火，僅存明崇禎年間（1628—1644年）所建明溪龍湖欞星門石牌坊、清康熙年間（1662—1722年）建的德星坊石碑及“楊龜山故里”、“德配天地”、“倡道東南”等石碑和匾額。 ^[1] 

楊時墓位於將樂縣城南郊的烏石山，宋代始建，歷代修繕，整座陵園佔地面積近3000平方米。由墓坪和墓丘組成的墓體呈馬蹄形，墓丘前正中安放的以“將樂石”製作的孤頂長方體墓碑，是成化六年（1470年）朝廷重修墳墓時豎立的。墓前陰刻“宋龜山文靖楊先生神墓”碑，高1.05米，寬0.56米，為成化六年巡按御史滕貽所書。墓體前有明代風格的重檐歇山式牌樓，懸“程氏正宗”、“倡道東南”陽刻牌匾。1985年10月，福建省人民政府將此墓列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6年以來，將樂縣政府修葺楊時墓地，墓前建重檐歇山式拜亭，修建楊時陵園門樓、九曲橋和楊時陵園小廣場、立雪亭，整修園區步道等。2013年，各地楊氏宗親捐款整修了楊時墓，新建墓前平台、德星坊牌坊和龜壽碑。 ^[4] 

楊龜山祠位於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區水南街道玉地村。始建於明崇禎年間，1989年被大火燒燬，1997年，羣眾集資在原址重建。大堂供祀“文靖龜山先生神位”，左、右為“清白流風”“程門立雪”匾額，石柱刻歷代名人對聯，左廂房為“龜山文物室”；大堂左右是“仁、義、禮、智”四大房紀念堂。祠內偏房設有楊龜山紀念館，館內藏有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清聖祖玄燁賜御書“程氏正宗”墨寶真跡祠額。 ^[1]  還有楊時的著作、畫相、祖訓等珍貴文物和墨寶。2000年，區政府公佈為第六批區級文物保護單位。

將樂縣楊氏宗祠(2張)

將樂龜山公祠位於福建省三明市將樂縣蛟湖村，始建於清康熙年間，由楊時第二十世孫後裔楊鉉與其弟楊鎮，次弟楊銓倡建並出資金建造。於康熙（1717年）建成，是將樂縣僅存的一座有三百多年曆史的紀念楊時的祠堂。祠堂建築結構及大門樓均仿歷代所修建的將樂城北郊龜山公祠（龜山書院）原式樣，原名“永思堂”。祠堂曾於嘉慶二年（1797年）遷至錢隴邊，再於道光十六年（1836年）遷回原址，改名為楊氏宗祠。 ^[29]  文革後期險遭拆毀。1987年，由楊炳旺等人籌資修建祠堂大門樓。1987年，老紅軍楊錫光夫婦回鄉，手書“白石鍾靈”“道南大儒”兩塊木匾額。 ^[30]  現懸掛祠堂大廳上。 ^[29] 

汀州龜山公祠位於福建省汀州市長汀縣兆徵路105號，佔地486平方米，坐北朝南。是明穆宗為褒揚閩學鼻祖楊時（號龜山）而敕建的祠堂。始建於明隆慶年間，奉祀理學家楊時，配祀楊時門人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及楊方。 ^[31] 

楊時塑像(3張)

楊時紀念館位於福建省三明市將樂縣古鏞鎮電信巷6號， ^[32]  由始建於雍正十三年（1735年）的楊氏貞節坊改造和擴建而成。該坊由牌坊式門樓、正堂、後堂、邊廂房及前、中、後三天井組成。正堂面闊五門、進深四間，曾經是楊時後裔祭祀先祖的祠堂。2008年，將樂縣整修楊氏貞節坊，改造為楊時紀念館。佔地面積970平方米，建築面積660平方米，由展覽廳、演播廳、會客廳、將樂楊時研究會辦公室等組成，館內收藏有關楊時的史料20餘種、圖片和圖表60多幅，系統地展示了楊時生平事蹟和理學思想。

作為楊時故里，將樂縣大力支持楊時文化研究工作，弘揚楊時文化，先後在龜山陵園舉辦了楊時誕辰950、960週年大型祭祀活動。 ^[69] 

2018年10月，由蕭山區文廣新局出品、蕭山紹劇藝術中心創演的新編紹劇《楊時與湘湖》，在蕭山劇院首演。以楊時築湖的廉政故事為核心，從歷史的視角演繹了歷代蕭山人保護湘湖、開發湘湖、建設湘湖、治理湘湖的經歷。 ^[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