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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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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1886年-1975年4月2日),原名董賢琮,又名董用威,號壁伍,湖北省黃安(今紅安)縣人 [1]  ,中國共產黨的模範的領導者,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之一,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家和法學家,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成員和國家的重要領導人 [2] 
董必武把畢生的精力,獻給了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黨和人民永遠懷念他 [2] 
中文名
董必武
別    名
董賢琮、董用威
國    籍
中國
出生日期
1886年
逝世日期
1975年4月2日
政治面貌
中共黨員
出生地
湖北省黃安縣(今紅安縣) [2] 

董必武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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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創建者和早期領導者
1886年,董必武同志出生於湖北省黃安縣(今紅安縣)一個清貧的教書先生家庭。他自幼受到良好的啓蒙教育,17歲時考中秀才。青少年時期的董必武同志,目睹清朝政府的腐朽專制和西方列強對中國人民的欺壓掠奪,立志救國救民。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董必武同志毅然奔赴武昌投入戰鬥,從一個晚清秀才成為堅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者,從此走上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不懈奮鬥的職業革命家道路。他追隨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先後加入同盟會和中華革命黨,參加辛亥革命和反對北洋軍閥袁世凱的鬥爭。然而,辛亥革命後中國社會的黑暗讓他苦悶痛心,“觸於眼簾,即市井蕭條,民氣沮喪,沉鬱慘淡,人以幸生苟免為心”。董必武同志走上重新探求救國救民真理的道路。
在俄國十月革命影響下,董必武同志開始學習馬列主義。他與李漢俊等人討論俄國革命和布爾什維主義,得出中國革命“必須走列寧的道路”的結論。五四運動爆發後,他在上海蔘加這場反帝愛國運動,從中看到了民眾行動起來的偉大力量,看到了中華民族新的希望。
1919年8月,董必武同志從上海回到武漢,創辦私立武漢中學。他通過惲代英同志主辦的利羣書社,設法為學生購買《新青年》《湘江評論》等進步書刊,邀請李漢俊、錢亦石、惲代英等人到學校演講,傳播和宣傳革命思想,使這所學校成為培養新型革命人才的搖籃。
在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指導下,1920年秋,董必武同志與陳潭秋等同志創建了武漢共產黨早期組織。隨後,在武漢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馬克思學説研究會,組織婦女讀書會、青年讀書會,傳播新思想,並派得力同志到工人中去,舉辦夜校、識字班,向工人宣傳馬列主義。在董必武等同志組織領導下,武漢地區的革命活動逐漸活躍起來。
1921年七八月間,董必武同志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成為黨的創始人之一。黨成立後,董必武同志任中共武漢區執委會委員和湖北區執委會委員。在他和區委同志的組織領導下,武漢成為近代工人運動的策源地之一,爆發了著名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湖北農民運動也蓬勃發展起來,同湖南農民運動交相輝映,形成強大的革命聲勢,對推動北伐戰爭勝利進軍、促進大革命迅速向長江流域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1927年,蔣介石、汪精衞相繼背叛革命,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敗。8月1日,中國共產黨領導舉行南昌起義。董必武同志與宋慶齡、鄧演達、毛澤東等22人聯名發表《中央委員宣言》,痛斥蔣、汪,號召進行堅決鬥爭。11月,中共鄂東特委舉行黃麻起義,以董必武同志的名義出佈告、發傳單,號召工農開展武裝鬥爭。在白色恐怖日益嚴重的情況下,董必武同志根據黨的指示東渡日本。1928年,黨組織派他到蘇聯學習。1932年回國後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先後擔任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教務長、副校長,中央黨務委員會書記、最高法院院長等職,為中央蘇區的幹部教育、紀檢監察工作和法制建設付出大量辛勞。1934年10月,年近半百的董必武同志參加長征,他以超凡的勇氣和毅力,率領包括數十名紅軍女戰士在內的後勤部衞生隊幹部休養連百餘人,歷經千難萬險,走完長征路。到達陝北後,他擔任中央黨校校長,為迎接全國抗日戰爭的到來培養了大批領導骨幹 [2] 
二、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的卓越領導者
董必武同志是國民黨的元老,又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領導人,從兩次國共合作到新中國成立前後,他以豐富的統一戰線的理論和實踐,為推進中國革命勝利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董必武同志在國民黨中央、湖北省黨部和政府內均擔任要職。他堅決貫徹中共三屆一中全會提出的“努力站在國民黨中心地位”的方針,堅持共產黨的獨立性,使共產黨人在統一戰線中發揮了中堅作用。他充分利用改組後的國民黨這個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吸收各界人士參加革命活動,把湖北國民黨組織建設成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使武漢成為北伐戰爭後期國共合作的重要舞台。
全國抗日戰爭時期,董必武同志作為中共代表團的成員和中共中央長江局、南方局的主要領導人之一,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他與周恩來等同志一道,忠實貫徹中共中央制定的全面抗戰路線,堅決執行中國共產黨抗戰、團結、進步的方針,為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做了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他領導創辦黨在國統區的機關報《新華日報》,大力宣傳全民族團結抗戰;他結交於右任等國民黨上層人士和國民黨地方實力派,努力爭取他們團結抗戰;他支持和幫助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等民主黨派的建立和發展;他利用國民參政會這個陣地,千方百計爭取人民民主權利,反對國民黨獨裁專制。1945年4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即將取得勝利前夕,他作為中國共產黨代表參加中國代表團,赴美國出席聯合國制憲會議。期間,他廣泛聯繫華僑華人,做了大量海外統一戰線工作。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面臨着兩種命運、兩個前途的抉擇。為貫徹中共中央關於和平、民主、團結的方針,爭取光明的前途,重慶談判之後,董必武同志作為中共代表團成員繼續參加國共談判,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為爭取和平民主、制止內戰,同國民黨當局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他與各民主黨派及愛國民主人士進行廣泛深入的接觸,主動拜訪黃炎培、張瀾、陶行知、李公樸等社會知名人士,向他們闡明中共的方針政策,交換對召開政協會議的意見,在重大問題上統一認識、協調行動。國民黨政府遷回南京後,董必武同志與周恩來等同志率中共代表團到南京,繼續為爭取和平民主、反對內戰獨裁進行艱苦細緻的工作。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後,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周恩來同志返回延安,董必武同志仍留在南京,在極其複雜困難的條件下保持同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聯繫,同時重視做好國民黨上層人士及國民黨軍官的工作,有力推動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不斷髮展壯大。
三、新中國的重要締造者和奠基人
隨着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推進,中共中央着手籌備建立全國性政權的工作。1948年5月,中共中央決定晉察冀、晉冀魯豫兩解放區合併為華北解放區,成立華北聯合行政委員會,由董必武同志擔任主席。8月,華北臨時人民代表大會召開,9月,成立了由董必武同志任主席的華北人民政府。他領導華北人民政府積極有序地建立各級人民民主政權,恢復發展生產,發展文化教育,成立中國人民銀行,統一財經工作。經過努力,華北人民政府建立起系統的政權機構,積累了豐富的政權建設經驗,培養了大批開展政權建設、經濟建設和發展文化教育事業的幹部和人才,為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做了多方面的重要準備。華北人民政府成為中央人民政府的雛形。
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集中討論了奪取全國勝利和籌建新中國的問題。在此之前,董必武同志率領華北人民政府機關遷到北平。他多次接待陸續到達北平的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商談建立新中國的問題。他代表中共中央或華北人民政府多次出席農業界、婦女界、青年界、文學藝術界的全國性會議,要求各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更好地開展工作。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他領導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草案),為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做了法律上的重要準備。
新中國成立之際,董必武同志已經63歲。1949年10月1日,他站在毛澤東同志身邊,參加了舉世矚目的開國大典。新中國成立後,他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政治法律委員會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代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務,為新中國的鞏固、建設和發展竭誠盡智、鞠躬盡瘁。
四、新中國法制建設的重要開拓者
董必武同志長期在政法領域耕耘勞作。他1914年留學日本法政大學 [6]  ,攻讀法律專業。大革命時期,他在湖北主持制定《懲治土豪劣紳暫行條例》,支持農民運動。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他曾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最高法庭主席、最高法院院長。新中國成立後,他任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黨組書記等職,為新中國法制建設作出了開創性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面臨着創建人民新法制的艱鉅任務。董必武同志領導政治法律委員會做了大量艱鉅細緻的工作。他領導出版《中央政法公報》,交流信息,指導工作;他提出並領導召開全國經濟保衞工作會議、全國治安行政工作會議、全國司法工作會議等全國性專業會議,準確闡述法制建設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對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重要作用;他主持起草《政務院關於加強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就人民司法工作的性質、任務及一系列具體問題作了明確規定,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人民司法工作的指導性文件;他主持制定《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等重要法律;他領導建立各項審判制度,總結審判工作經驗,為實現審判公平公正而不懈努力;他領導成立中國政治法律學會等學術團體,促進法學學科的建設發展。
董必武同志強調依法辦事是加強法制的中心環節。新中國成立後,在百廢待興、百業待舉的情況下,他首先想到的是要有完備的法律,“趕快把國家尚不完備的幾種重要的法規制定出來”。他強調製定法律之後,“必須確切地執行,按照規定辦事”,“反對一切隨便不按規定辦事的違法行為”。特別是“公安、檢察、法院和一切國家機關,都必須依法辦事”。這些論述,充分體現了董必武同志依法辦事、依法治國的正確主張和遠見卓識。
董必武同志強調加強黨對法制建設和法制工作的領導。他指出,黨是我們國家的領導核心,我們一切工作都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對黨的領導不能有絲毫動搖。黨委應該考慮整個工作的原則、方針、政策,法院應該向黨委請示的是如何把政策應用到具體工作中去。他主張要在堅持和加強黨對司法工作領導的前提下由司法機關獨立行使審判權。作為司法工作人員,不能因獨立審判對黨鬧獨立,一切方針、政策都需要黨的領導,要向黨請示報告。這些論述,正確闡明瞭黨的領導與司法機關獨立行使職權的關係,對當前全面依法治國的實施仍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董必武同志強調要大力培養法律人才。他認為,創建並發展新中國的法制,必須首先培養人才,要開拓出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法學教育路子。他領導對舊司法人員的教育改造工作,領導籌建中央和各大區的政法幹部學校,為建立法律人才教育體系作出了重要貢獻。上世紀50年代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時,他親自過問北京大學等綜合性大學法律系的恢復和重建工作,提出很有價值的建議。在他的關心指導下,新中國成立短短几年內,就迅速創建了一套適合當時中國需要的多層次、多途徑培養各種法律人才的教育系統,為實施依法辦事、加強法治建設奠定了最初的人才基礎 [2] 
1975年4月2日,董必武同志在北京病逝 [1] 
董必武

董必武主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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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的主要著作有《董必武選集》、《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董必武詩選》、《董必武年譜》 [3] 

董必武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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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董其元
父親:董基文
母親:蔡氏
弟弟:董覺生
第一任妻子:黃俊貞 [7] 
第二任妻子:陳碧英 [4] 
第三任妻子:何連芝 [5]  1937年在延安結婚,育有三名子女:董良羽董良翬董良翮。三個名字之所以都帶“羽”字,是因為董必武深感舊中國的“落後就要捱打”,希望中國自己製造的飛機早日飛上藍天,期待他們兄妹志存高遠,為國家建設作貢獻 [5] 
長子:董良羽
女兒:董良翬,女婿:張力理 [8] 
幼子:董良翮

董必武人物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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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紀念中國共產黨的模範的領導者董必武同志
董必武同志具有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在他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終抱定革命必勝的信念,即使在革命遭到嚴重挫折時也矢志不渝。他曾考中秀才,也曾在舊政府任職,但為了救國救民,他毅然決然拋棄功名利祿,投身民族解放事業。在漫長的革命征途中,董必武同志曾多次身處險境。大革命失敗後,他被敵人重金通緝,家中房屋被拆毀,親友亦被株連,這些都沒有動搖他堅持革命的意志和決心。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重慶、南京工作時,中共辦事處駐地周圍佈滿國民黨特務,董必武同志總是置個人安危於不顧,英勇機智地同敵特周旋,頻繁會見走訪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開展統戰工作,擴大黨的影響。“文化大革命”開始時,他已年過八旬,雖遭到誣陷和迫害,仍以“老牛負重耕荒地”的精神自勉,堅信“遵從馬列無不勝”,堅信黨有能力戰勝邪惡、修正錯誤。他以普通黨員的身份為所在黨支部的同志講黨史,以親身經歷高度讚頌毛澤東、朱德及其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豐功偉績,用這種特殊的方式進行抗爭,教育人民,教育黨員和黨的幹部。
董必武同志是嚴明法紀、嚴守紀律的模範。1944年1月3日,他在重慶回覆中共中央元旦賀電的謝壽電文中説:“不管在什麼地方,不論在什麼時候,要毫不猶豫地堅守着中央分配給我的崗位。”1955年,董必武同志擔任中央監察委員會書記。他強調要注重對黨員進行法制思想教育,使黨員懂得“國法和黨紀同樣是必須遵守的,不可違反的”,“我們黨員應當成為守法的模範”。他是這樣説的,更是這樣做的,自己就是遵紀守法的模範。他家中有一間辦公室,從來不允許家人進去,即便有什麼事找他,也只能在門外喊他,有關黨和國家的秘密,從不允許家人打聽、議論。他到地方視察時,堅決不允許地方擺設宴席招待。
董必武同志是具有高尚道德情操和共產黨人良好家風的典範。他身居高位卻從不自視特殊,嚴格要求親屬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他的夫人何蓮芝同志是一位1933年入黨的老紅軍,打過仗,負過傷,為革命做過大量的工作。1956年國家機關幹部調整工資時,人事部門擬定給何蓮芝同志提級,但董必武同志沒有同意,還特地找有關同志説,還是先提別的同志吧。董必武同志從不以功臣自居,從不擺老資格,他常用樸誠勇毅、甘當配角與子女們互勉,從來不允許他們利用自己的職務去謀私利。他經常教導兒女,人的一生要靠自己努力學習,靠正確思想的指導,靠老老實實的工作,靠組織,不是靠父母,也不能靠父母。在他教導下,他的小兒子剛剛中學畢業就到農村,走上了自立自強的人生道路。
董必武同志一生博學慎思、明辨篤行,是活到老、學到老、為人民服務到老的楷模。他有着深厚的國學功底,是黨內的飽學之士。參加革命後,他博覽羣書,刻苦鑽研馬克思主義理論,對政治、法學、詩文、歷史等都有很高的造詣。他在中央蘇區時期就與何叔衡、林伯渠、徐特立、謝覺哉等同志被尊稱為“五老”,到八九十歲高齡時,仍然自謙“紛紜萬有識之微”,保持着“學習當如卒過河”的永不自滿的勁頭和境界。他對中國革命作出過重大貢獻,卻一直“甘為民僕恥為官”,從不談自己的功績,從不居功自傲。新中國成立後,無論擔任什麼領導職務,他都以“新功未建慚高坐,老本無多啃早完”的謙遜態度,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為黨建功、為國立業、為民造福。
董必武同志的一生,是光輝的一生,戰鬥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獻身理想的一生。他經歷了從辛亥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各個歷史階段,在每一次緊要的歷史關頭,他都堅定站在偉大變革的最前列,披肝瀝膽、英勇奮鬥,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模範的領導者之一”,為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立下了豐功偉績。今天我們紀念董必武同志,就是要學習他的革命精神、高尚品德和崇高風範,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緊緊圍繞“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和“四個全面”戰略佈局,圍繞樹立和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鋭意進取、紮實工作,為奪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勝利、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鬥! [2] 

董必武後世紀念

編輯
2016年3月5日,人民日報刊發《紀念中國共產黨的模範的領導者董必武同志》一文,紀念董必武同志誕辰130週年 [2]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