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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尚思
鎖定
蔡尚思（1905年11月10日~2008年5月20日），號中睿，1905年11月10日生於福建省泉州市德化縣潯中鎮詩敦村。著名歷史學家，中國思想史研究專家。歷任上海大夏大學講師，復旦大學、滬江大學、光華大學、東吳大學和武昌華中大學、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教授，滬江大學副校長、代校長、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1]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主任、副校長、顧問。
2008年5月20日凌晨2：40蔡尚思教授在華東醫院去世，享年104歲。
- 中文名
- 蔡尚思
- 外文名
- 蔡尚思
- 國 籍
- 中國
- 民 族
- 漢族
- 出生日期
- 1905年11月10日
蔡尚思人物經歷
蔡尚思教授出身於泉州德化的普通農家。少時曾從事農牧勞動。1913年入塾啓蒙，後入德化縣立第一高等小學校，1921～1925年入福建省立第十二中學（今永春一中），1925～1928年在北京自由聽講，並相繼考入孔教大學國學研究科和北京大學國家研究所。1930年代曾入住南京國家圖書館，遍讀歷代文集。這對他後來一生的成就助益極深。他認為，大圖書館是“太上研究所”。
蔡尚思教授青年時期在北京自由聽講和就學於孔教大學、北京大學期間，曾受業於陳垣、朱希祖、陳大齊、梅光羲、李翊灼、江瀚、陳煥章和王國維、梁啓超等學術界名流。到大學任教後，曾向太虛、蔣維喬問佛學，向章太炎問國學，向李石岑問哲學，向柳詒徵問文化史，向呂思勉問通史。歐陽予倩、顧頡剛、劉掞藜、陳中凡、嵇文甫、張慄原、范文瀾、齊思和、夏康農、黃雲眉等給蔡的治學以很大鼓勵。其中王國維、梁啓超、蔡元培、陳垣、梅光羲、柳詒徵、歐陽予倩、顧頡剛、陳中凡、嵇文甫、范文瀾、齊思和等為教益最大最深的恩師益友。
蔡尚思成長甚早，20餘歲即跨入大學任教。1929～1934年先後任上海大夏大學、復旦大學和武昌華中大學講師、教授。1935～1942年，同時任滬江、復旦、東吳等大學和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教授，光華大學歷史系主任。1946～1949年，任滬江大學教授。1949年起，並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特約編輯。
1949年上海解放後到1952年，任滬江大學副校長、代校長、教授。1952年，回復旦大學任歷史系主任、教授，中共復旦大學黨委委員，校務委員會委員，研究生領導小組副組長。1976年粉碎“四人幫”以後，任復旦大學副校長、社會科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研究生部副主任、中國思想文化研究室主任等。他在各大學教授的主要課程有中國學術大綱、中國曆代文選、中國思想史、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近代思想史、中國哲學史、儒家哲學、墨子研究、中國經學概論、中國通史、中國政治史、中國社會史、中國教育史，等等。其教學時間最長的是中國思想史、中國通史、中國曆代文選三門課程。
蔡尚思學術貢獻
蔡尚思在各種學術團體活動中作出了積極貢獻。1935年即加入中蘇文化協會；1937年，出席中國哲學會第三屆年會。1945年，與郭沫若、茅盾、馬敍倫、馬寅初、陶行知、胡繩、杜國庠、翦伯贊、許滌新、葉聖陶、周建人、鄭振鐸等24位學術界前輩、名流發起組織全國學術工作者協會上海分會。1946年，與張志讓、沈體蘭、周予同等4人發起組織上海大教聯及文化研究所，任幹事與常委，配合解放戰爭從事政治活動。1940年代末被選為中國社會學會成員。1950年，與馮定、劉佛年、鄭易里、姜椿芳、胡曲園等20餘人發起組織中國新哲學研究會上海分會，與顧頡剛、李平心、周谷城、周予同、吳澤等14人發起組織中國新史學研究會上海分會，後來成立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均任理事。打倒“四人幫”後，任上海市史學會副會長，全國宗教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史學會理事，孫中山研究學會理事，中國現代史學會、中國哲學史學會等顧問。
蔡尚思參加活動
蔡尚思學術活動
1950年以後參加全國性重要學術活動有，全國曆史科學規劃會議，山東孔子學術討論會，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擴大會議等。“文化大革命”後，先後參加全國曆史學規劃預備會，山東大學文科理論討論會，全國宗教學研究規劃會議，中國歷史學研究規劃會議，重建中國史學會代表會議，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佛教討論會，中國史學會理事會等。期間，先後於上海、北京、武漢、濟南、曲阜、南京、西安、四川等地講學。
蔡尚思政治活動
蔡尚思積極參加愛國政治活動。從1926年“三一八慘案”起，他開始痛恨北洋軍閥等賣國政府，1931年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1932年加入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等領導的中國民權同盟。抗日戰爭時期，秘密從事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與漢奸賣國賊的賣國活動，反抗國民黨政府的消極抗日、積極反共。解放戰爭時期，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與其同仁共同主持上海大教聯，發表宣言支持反內戰、反迫害、反飢餓、反法西斯專政、反簽訂賣國條約、反美和罷工、罷課、罷教等活動；在各大小報刊發表政論與有現實意義的學術論文100多篇；在大學講壇上宣傳人民民主與社會主義，揭露與批判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動統治。
蔡尚思學術成果
蔡尚思主要著作
《中國思想研究法》
《中國歷史新研究法》
《中國傳統思想總批判（正補編）》
《中國文化史要論》
《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
《孔子思想體系》
《蔡元培》
《王船山思想體系》
《中國近現代學術思想史論》
《中國古代學術思想史論》
《周易思想要論》
《蔡尚思自傳》
《論語導讀》
《墨子思想要論》
《蔡尚思選集》
《蔡尚思全集》（共8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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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尚思代表文章
“五四”前後東西文化問題的大爭論（《學術月刊》1961年第5期）
梁啓超在政治上學術上和思想上的不同地位——再論梁啓超後期的思想體系問題（《學術月刊》1961年第6期）
四論梁啓超後期的思想體系問題——讀陳旭麓同志的“辛亥革命後的梁啓超思想”（《學術月刊》1961年第12期）
論章炳麟的思想面貌及其變化原因——章炳麟思想研究之二（《學術月刊》1962年第6期）
談談過去、現在和今後對於孔學問題的爭論（《學術月刊》1962年第7期）
康有為黃金時代的思想體系和評價（《學術月刊》1963年第9期）
論孔子中庸及其變革思想的實質（《學術月刊》1963年第11期）
論宋恕的思想（蔡尚思、金衝及合撰，《復旦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64年第1期）
辭書建設是當務之急（《辭書研究》1979年第1期）
關於秦始皇“焚書坑儒”問題（《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79年第2期）
對幾種有關孔子思想評價的看法（《歷史教學》1979年第2期）
論佛教的三綱思想（《社會科學戰線》1979年第3期）
苦學的一些經歷（1979年10月）
陳垣同志的學術貢獻（《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0年第6期）
論清末佛學思想的特點（《學術月刊》1981年第3期）
顧頡剛創建的新疑古派——《古史辨》派作用的具體分析（《社會科學戰線》1981年第4期）
顧頡剛先生治學的幾個特點（《文史哲》1981年第6期）
論公孫龍的違反辯證法——與馮友蘭先生論“白馬非馬”（《哲學研究》1981年第7期）
辛亥革命時期的新思想運動——資產階級各派主要的反孔反封建思想（《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1981年）
我和詞典（《辭書研究》1982年第1期）
孔子思想問題的百家爭鳴（《哲學研究》1983年第2期）
哪些書最能代表中國文化？（《編輯之友》1983年第2期）
我的一種治學方法——以《王船山思想體系》為例（《文史哲》1983年第6期）
關於文化史研究的幾個問題（《文史哲》1984年第1期）
研究船山思想應當實事求是（《船山學刊》1984年第1期）
上海大教聯與信史實錄（《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2期）
傅山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晉陽學刊》1984年第5期）
回顧 總結 探索——我對發展中國高等教育的一些看法（《教育發展研究》1985年第2期）
嵇文甫同志的治學和為人（《文史哲》1985年第6期）
我黨系統傳播列寧建黨學説的第一人——論蔡和森建黨理論對毛澤東建黨思想的貢獻（《湘潮》1985年第6期）
孫中山與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研究述評（《孫中山研究述評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1985年）
孔子思想體系屬於哪種類型？（《孔子研究》1986年第1期）
中國現代文化與向西方求真理——談談中國文化應走的道路（《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2期）
對孔學的爭鳴是發展中國文化的關鍵——孔學研究的歷史回顧（《哲學研究》1986年第3期）
孔子一生都尚禮（《哲學研究》1986年第6期）
朱熹的書院教育與禮教思想（《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4期；《江西教育學院學報》1986年第2期）
黃宗羲學術思想的獨特地位——紀念他逝世二百九十週年（《寧波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1986年第S1期）
王國維在學術上的獨特地位（《探索與爭鳴》1986年第6期）
孫中山的中心思想和歷史地位（《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
黃宗羲反君權思想的歷史地位（《文史哲》1987年第2期）
朱熹思想的來源、核心和評價（《哲學研究》1988年第4期）
一位被冷落的大思想家——袁枚（《文史哲》1988年第5期）
司馬遷是寓思想於歷史的模範——表面尊孔實則反儒（《學術月刊》1988年第9期）
朱子學研究的新方向（《朱熹與中國文化——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成立大會論文集》，1988年）
我對杜國庠同志的回憶與評價——紀念杜老誕辰一百週年（《廣東社會科學》1989年第2期；《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3期）
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的歷史作用（《青海社會科學》1989年第3期）
孔子的禮學體系——紀念孔子誕辰二千五百四十週年（《孔子研究》1989年第3期）
朱子在中國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在開幕式上的講話（《朱子學新論——紀念朱熹誕辰860週年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1990年）
孔子論“仁”的重點和範圍——析孔子宗法名分性的仁學（《孔子研究》1991年第1期）
墨子的歷史地位與當代價值（《文史哲》1991年第5期）
中國思想文化形成儒墨兩大系統（《中國哲學史》1992年第1期）
天人合一論即各家的託天立論——讀錢穆先生最後一篇文章有感（《中國文化》1993年第1期）
中華文化的過去與今後（《哲學研究》1993年第12期）
我要為中國大思想家李贄呼冤──李贄的批孔堪稱天下第一（《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94年第5期）
中國的現代化與全球化──讀三篇有關文化的大文章有同感（《江海學刊》1995年第3期）
我的四點看法──關於“天人合一”及其他（《瞭望》1995年第9期）
我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觀（《河北學刊》1995年第4期）
今後新文化應當是“辯證發展”（《文史哲》1996年第1期）
儒學非宗教而起了宗教的作用（《文史哲》1998年第3期）
辯證發展的新世紀學術（《學術月刊》2000年第1期）
我的學術之路（《學術界》2000年第6期）
楊時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紀念楊時誕辰950週年專集》，2003年）
儒教是宗教（《文匯報》2001年7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