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互保

清朝建立後，以督撫為行省常設的長官，與六部平等出入。由於督撫權大責重，朝廷為了牽掣事權，又設置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布政使掌管官吏考核與財政統籌，按察使控制着司法事務。 ^[5]  前者隸屬於吏部和户部，後者隸屬於刑部，都不是督撫的屬官。兩者分割了督撫的事權，而且便於户部控制一省財政。雍正帝還授予了兩司專摺奏事的權力，以便達到“與督撫有相制之勢” ^[6]  的效果。 ^[2]  而早在康乾之際就頒佈了“則例”確定督撫的職責範圍。同時清政府在統治中貫徹“以滿馭漢”的用人原則， ^[7]  “康、雍兩朝，專用滿人為西北督撫，累朝膺間外重寄者。咸豐時兼用漢人，勳業遂著。清中葉以前，開疆擴土多靠滿人。中葉以後，撥亂反正多就漢人”。 ^{[2]  [8]}  咸豐之前，就已形成了“大小相制”、“內外相維”成熟的督撫政治體系，維護了君主集權和滿族統治。 ^[2] 

在太平天國運動之前，清廷中央政府對全國的軍事、政治、財政等均予以直接控制，各省督撫完全聽命於朝廷，並無獨立的軍權和財權。但太平天國等一系列農民起義的爆發，逐漸使清王朝中央權 威日益削弱，傳統的中央集權框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9]  八旗不堪征戰，綠營弊病種種而屢戰屢敗。軍事失利迫使清廷組建新的軍隊，咸豐三年（1853年），咸豐帝諭令在籍官紳舉辦團練，組織地方武裝，對抗太平軍。 ^[2]  湘軍制度代替了綠營制度，將帥自招的募兵制代替了兵部的世兵制。 ^[10]  其歸屬也由兵部控制變為督撫掌握，擁有調兵權力的兵部名不符實，戰時無兵可調。光緒末年，清廷更是一兵一卒全都要依仗督撫。 ^[11] 

洋務運動興起後，户部被迫允許督撫就地籌款。這樣，督撫不僅保留了鎮壓太平天國的厘金、捐輸等權力，而且財政收入途徑進一步擴大，包括常例徵收的剩餘部分、部分關税、田賦附加、官業官股收入、發行紙幣、銅元餘利、舉借外債內債。 ^[12]  同時清廷被迫重用漢人，下放部分權力。曾國藩、胡林翼等督撫積極改變舊制，掌握了軍權、財權和人事權，政令軍令得以統一而行。但隨着督撫權力的膨脹，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失衡。於是，督撫勢力膨脹的局面開始出現。 ^[2] 

督撫實力的增強引起了統治集團的不安。為了防止漢人威脅清政府統治，清廷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和捻軍起義之後，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力圖通過整頓逐步收權。 ^[13]  但舊制度已無法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其後從洋務運動到清末新政，與西方有關的內政外交幾乎都由督撫操辦，因此清廷不但沒有收回在下移的權力，反而使更多的權力落入督撫手中。 ^{[2]  [14]} 

甲午戰爭後，列強瓜分中國的局勢愈演愈烈。由於各國外交官對清廷政情漠不關心，以致造成了外交官的溝通困難。而戊戌政變後，清廷憂慮慈禧太后掌權的合法性及地位。但西方則一味強調鎮壓義和團，同時公使團又對政變後的新政權及“己亥建儲”持蔑視態度，由此誤導清廷以為列強有推翻慈禧太后、復辟光緒的企圖。實際上，列強的主要動力是大國地緣政治，以及防止別國侵佔更多權益，政府更迭不是列強關注重心。 ^[2] 

隨着公使團與清廷誤解加深，及在華外交官的表現，使清廷確信列強有復辟光緒的陰謀，由此造成慈禧太后不願與公使團合作，並逐步改變對義和團的政策。當義和團蔓延到京津後，公使團作出了一系列錯誤判斷和決定：在京的外國人並未受到威脅時就將衞隊召進北京；組織西摩爾遠征軍去解救尚未被圍的使館區；自作主張在京城內剿殺義和團；決定奪取大沽炮台去解救遠征軍。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列強發動了奪取大沽炮台的戰鬥。至此，慈禧太后被迫宣戰。 ^[2]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義和團運動在山東興起後，目標直指外國教會勢力。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政府一方面迫於列強的壓力，對義和團“加意彈壓”。另一方面，出於利用義和團泄私憤的目的，又對義和團“剿撫兼施，以撫為主”。到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5、6月間，義和團運動聲勢日益高漲，已使得帝國主義恐慌不安。 ^[9] 

同時，列強對清政府“剿撫不定”的政策極為不滿。於是以保護使館、幫助平叛為由，組成八國聯軍。時機緊迫，清政府必須在是和還是戰的問題上做出抉擇。在這個問題上，清朝統治集團內部卻出現了重大的意見分歧。在義和團運動興起、發展時期，清廷及地方官吏在對待義和團問題上，各行其是，甚至發展到清廷對於各地方官的“逆旨”行為都置若罔聞，概不追究。而這一時期，清廷政策的含糊與混亂，為盛宣懷聯絡劉坤一、張之洞等東南督撫組織東南互保提供了條件。 ^[9] 

在清廷尚未向各國宣戰之前，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郵政大臣盛宣懷等即商議如何保存東南各行省的穩定，避免列強有藉口入侵；同時密議盤算倘若北京失守而天子、太后不測，當由李鴻章出任總統支撐局面。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以光緒的名義，向大英帝國、美利堅合眾國、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德意志帝國、俄羅斯帝國、奧匈帝國、大日本帝國、意大利王國、西班牙帝國、荷蘭殖民帝國、比利時王國十一國同時宣戰。當時宣戰詔書下至各地方，郵政大臣盛宣懷下令各地電信局將清廷召集義和團民及宣戰詔書扣押，只給各地督撫觀看，並且電告各地督撫，不要服從此命令。而時任兩廣總督李鴻章聽到消息後立馬致電朝廷：“此亂命也，粵不奉詔”，此一電報也鼓勵了東南各省督撫。時局日益糜爛，湖廣總督張之洞隨後提出“李鴻章大總統”方案：一旦北京不保，就共同推舉李鴻章出任中國“總統”以主持大局。 ^[15]  李鴻章幕僚劉學詢並去信孫中山謂：“李鴻章因為北方義和團運動想要廣東省獨立，想要以您為助手，請立馬來廣東協同進行。” ^[16-17] 

隨後，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閩浙總督許應騤、山東巡撫袁世凱、浙江巡撫劉樹棠、安徽巡撫王之春和廣東巡撫德壽（往後李鴻章北上議和，由德壽署理兩廣總督兼廣東巡撫），稱東南互保，另外陝西巡撫端方、四川總督奎俊雖然沒有加入東南互保，但是亦是支持東南互保。他們稱皇帝敕令是拳民脅持下的“矯詔、亂命”，“亂命”一詞是李鴻章精心選擇的政治術語，李鴻章深知“如果不自量力而輕易嘗試一戰，恐怕數千年的文物之邦，從此到這裏就結束了”，故在東南各行省違抗“支持義和團”的命令，以為“亂民不可用、邪術不可信，兵釁不可開”“無論北方情形如何，請列國不要進兵長江流域與各省內地；各國人民生命財產，凡是在轄區之內的，都依照條約保護。” ^[2] 

6月26日，在劉坤一、張之洞等人的支持下，由盛宣懷從中牽線策劃，上海道餘聯沅邀請各國駐上海領事舉行會晤，並議定了“《東南保護約款》九條和《保護上海城廂內外章程》十條” ^[18]  。從24日盛宣懷正式提出到26日正式訂約，前後僅三天，可見其速度之快，各督撫要求之迫切。當然，東南互保運動是各督撫長期醖釀、謀求自保的結果，也是列強為避免兩線作戰、保障其在長江流域商業利益的選擇。 ^[19]  同年7月14日，閩浙總督許應騤簽訂《福建互保協定》。據盛宣懷的《愚齋存稿》記載，《東南互保章程》九條如下：

一、上海租界歸各國共同保護，長江及蘇杭內地均歸各督撫保護，兩不相擾，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產業為主。

二、上海租界共同保護章程，已另立條款。

三、長江及蘇杭內地各國商民教士產業，均歸南洋大臣劉、兩湖總督張，允認真切實保護，並移知各省督撫及嚴飭各該文武官員一律認真保證。現已出示禁止謠言，嚴拿匪徒。

四、長江內地中國兵力已足使地方安靜，各口岸已有的外國兵輪者仍照常停泊，惟須約束人等水手不可登岸。

五、各國以後如不待中國督撫商允，竟至多派兵輪駛入長江等處，以致百姓懷疑，藉端啓釁，毀壞洋商教士的人命產業，事後中國不認賠償。

六、吳淞及長江各炮台，各國兵輪不可近台停泊，及緊對炮台之處，兵輪水手不可在炮台附近地方練操，彼此免致誤犯。

七、上海製造局、火藥局一帶，各國允兵勿往遊弋駐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擾。此軍火專為防剿長江內地土匪，保護中外商民之用，設有督巡提用，各國毋庸驚疑。

八、內地如有各國洋教士及遊歷洋人，遇偏僻未經設防地方，切勿冒險前往。

九、凡租界內一切設法防護之事，均須安靜辦理，切勿張皇，以搖人心。 ^[20]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6月30日，一艘英國炮艦開赴漢口，盛宣懷立即根據《東南保護約款》，詢問此行目的。英國領事説明並非是軍事目的，並答應電告英國水師提督“以後不再派船入江，如有更調，必先知照”。 ^[21]  正因為這一約款的某些內容有礙於英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動，所以英國政府始終沒有正式批准。7月4日，即約款訂立的一週以後，英國首相向中駐英公使聲明：“英國政府對東南督撫維護商教的措施予以極高的評價。英國樂於執行那些便於執行的條款。但是，英國政府絕不能把它作為對自己有約束力‘約章’來看待，因為它包含有英國不能委棄的條約特權，並且把中國政府理應承擔的義務加諸英國政府。”德國、法國、日本、美國政府也先後表示同意實行部分條款，但不肯“明立條約”。 ^[22]  7月13日，上海領事團照會上海道餘聯沅，各國政府不同意在約款上簽字。西方列強不願意因簽字而束縛自己的手腳，恰恰證明這一約款具有遏制侵略的作用。 ^[23] 

經張之洞、劉坤一發出號召，由盛宣懷從中斡旋聯絡東南各督撫紛紛加入“互保”。條約既定，盛宣懷首先給閩浙總督許應騤去信説：“粵督李鴻章、江督劉坤一、鄂督張之洞三帥均‘已遵旨聯絡一氣，力保東南’，洋人亦允不派兵相擾……閩、浙海疆同在東南，如鈞處同此辦法，即電商三帥聯絡，共保大局。” ^[20]  許應騤忙回電答應，並稱：“敝處早經會各領事，力任保護，與江、鄂辦法不謀而合。” ^[20]  當盛宣懷徵詢浙江巡撫劉樹棠意見時，劉樹棠則主動請求盛宣懷替其在章程上畫押。南方沿海和長江中下游已經互保連網後，盛宣懷又電告袁世凱説；“粵、閩、浙、長江各省已與各國商定互相保護，各領事詢山東如何，或以各國牽制一國何如? 但須先任保護各國商民，蓋與峴、香二帥商之。” ^[20]  袁世凱告訴盛宣懷他不僅同意加入互保，而且已經實施，他除在煙台“仿照南方各省出示派兵妥保護口岸”外，對於內地洋人則“均派兵護送煙暫避；教堂仍飭屬保護，並言明倘有猝不及防，照數認賠。” ^[20]  盛宣懷又詢問四川總督奎俊：“川中教堂甚多，如允保護，令其歸併。” ^[20]  奎俊忙以同意列名回電。這樣，“互保”的範圍就擴至東南、中南乃至西南了。因而“維持秩序”範圍已達半壁河山。 ^[23] 

東南互保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6月建立，於光緒三十年（1904年）因為慈禧太后指派的練兵處襄辦大臣鐵良南下改革削弱了東南督撫的權力、核心人物劉坤一、李鴻章的謝世而瓦解，同光時期建立的滿漢一體的政治格局也隨之解體。 ^[2] 

資產階級改良派汪康年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後，並沒有放棄變革的理想和希望，相反在前段活動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交往面，為尋求變革的道路進行了更廣泛的嘗試。義和團運動爆發後，汪康年先後向張之洞、劉坤一、李鴻章等上書進言，請其北上勤王，剿匪議和。 ^[1]  但是東南督撫並沒有採納汪康年的建議，相反對國會（中國議會）大相嫉惡。因為“國會”要求“保全中國疆土與主權；力圖更新日進文明；保全中外交涉和平之局；入會者當以聯邦交、靖匪亂為責任，不承認通匪矯傳之偽命。” ^[28]  而“其中又有以下三點宗旨：尊光緒帝；不承認端王、剛毅等；力講明新政法而謀實施之。”表面上與汪派政治宗旨相似的東南督撫們，一不能容忍激進的變政主張，為了保證自己的權力和轄區的利益，二不會同意北上勤王，誅殺端王、剛毅，因為他們“權力的合法化基礎來自朝廷任命和西太后信任，同時又心存自保善終之意。” ^[28]  對汪康年的一再上書建言，他們不以為然。 ^[1] 

汪康年親自參加了東南互保的發起工作，他在參與發起並且在推動“東南互保”形成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據汪詒年記載，汪康年“聞諸國將譴兵輪入長江保護僑民，以為此時欲靖北方，非先保南方不可，非先與各國切實訂約，使中外相安不可。遂贊助上海各官紳，商請兩江、兩湖總督委派江海關道與駐滬各國領事訂約護保東南。” ^[29]  但由於汪派的宗旨與督撫的利益存在根本分歧，因此在請求各督撫率兵北上同時，汪康年等人企圖聯絡民間會匪武裝武力變政，先後派人到揚州、湖北等地聯絡民間武裝。井上雅二指出：“中國國會與張、劉很難兩立，若不破除東南互保，難於發動國民大運動，同時不能與各國共同協商。” ^[28] 

同時出於對東南督撫在國會中予以支持的希望，汪康年對“東南互保”還是持肯定態度的。他在主辦的《中外日報》中對東南互保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端逆，剛毅等盜竊兵柄、窺伺神器、徵外兵、發偽詔、務使通國皆從其為賊而後逞志。幸而東南督撫，半皆老成，洞燭奸偽，相約共不遵奉，復與各國互訂保護條約，於是東南十數行省，得以暫獲安全，則一、二疆臣之力也。” ^[30] 

官僚買辦看到北方的混亂局面後，擔心義和團的南下和帝國主義的出兵干涉，會嚴重影響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也迫切需要社會安定，保住自己的經濟利益。盛宣懷是這一階級的代表及東南互保的推動者與活躍分子。 ^[4]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起，實業家盛宣懷就受命督辦鐵路總公司，負責向外國借款。他在長江流域和京津地區都有着鉅額投資以及龐大的洋務企業，而義和團所到之處無不破壞鐵路電線，這些都是他發家致富的根本，直接觸犯了盛宣懷的實業利益，同時他又是清廷的臣子。因此，為了保護自己的經濟實力、保持與列強友好的關係和清廷勉強和平的局面，他主動充當東南互保的總導演，內外主導了東南互保。 ^[24] 

盛宣懷利用豐富的政治資源、靈活的外交手段做着穿針引線和出謀劃策的工作。義和團如日中天時，盛宣懷立即電告李鴻章、劉坤一等，邀其盡保宗社義務，聯合安定西方各國的野心。一經提出，立刻得到了東南各督撫的響應。可時任長江巡閲使的李秉衡與江蘇巡撫鹿傳霖反對，最終盛宣懷將二人排擠出長江流域。 ^[24] 

在聯合的同時，盛宣懷將使西方列強暫時放下野心工作重點。而他與駐美公使伍廷芳、駐英公使羅豐祿、駐德公使呂海寰等洋務派人士大多私交甚好，因此他聯合各駐外公使的力量，為對外交涉提供方便。 ^[24]  盛宣懷還盡力促使列強坐下商討並訂立合約。他極力在帝國主義面前表示和談誠意。隨即，美國國務卿海約翰表示無意介入，並對劉、張全力保護在東南地區的外國人的生命財產安全表達謝意，各大公使也表示支持，盛宣懷對清廷駐外公使的催促對列強支持東南互保起到了一定作用。 ^[24] 

盛宣懷的一系列措施，博得了東南各督撫和各國之間的相互信任，最終東南互保一事得以實現。盛宣懷導演的這一場東南互保，使自身利益以及洋務利益得到了最大化的保留。 ^[24]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6月17日，列強海軍攻取大沽炮台，繼而天津清軍聯合義和團圍攻租界。 ^[25]  6月22日，時任職輪船招商局的鄭觀應致函盛宣懷，清軍和義和團對天津外國租界的進攻和北方戰局的進展必將對南方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列強鑑於這種形勢極有可能進行類似於瓜分中國的行動，特別是由於英國在上海，在整個長江流域具有重要的經濟利益，因此隨着形勢的演變，英國軍隊極有可能在上海登陸，進而佔據吳淞炮台，復派兵進入長江流域進行驚擾。果如此，東南大局不堪設想。他建議盛宣懷，經與有關方面協商，為避免不必要的損失，各公司宜早籌備，將資產安全轉移至外國名下，這樣或許有利於保護。鄭觀應的建議當天已與商人徐潤商量過，徐潤所屬各公司“亦擬換旗”，並告知各位董事商量妥善，各位董事意見不一，所以他在請盛宣懷予以定奪並示知。 ^[25-27] 

早在宣戰前夕，英國駐南京領事孫德雅曾拜訪過剛從北京回來的劉坤一。在事後給上級部門的報告中，孫德雅聲稱：他所看到的這位兩江總督，對主戰勢力的擴大感到非常沮喪。劉坤一私下裏告訴孫德雅：慈禧的政府已經完了，她已經不能繼續維持帝國秩序。

徐梵澄在“蓬屋説詩”第十六則中記載：“有云：‘臣罪侍東南，不敢奉詔。’南皮（張之洞）奮然擲煙槍而起曰：‘這老寡婦（慈禧太后）要駭她一下! 改：臣坐擁東南，死不奉詔!” ^[31]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6月，張之洞致電劉坤一、盛宣懷“力請主剿，瀝陳外兵必來代剿，大局將危”。 ^[32]  張之洞十分擔心各國出兵干涉。16日，為了勸説朝臣，他還致電慈禧寵臣榮祿：“從無一國與各強國開釁之理。且拳匪乃亂民妖術，無械無紀，斷不能御洋兵”。 ^[32]  認為中國萬不可與各強國開戰，並強調義和團無法抵抗洋兵。 ^[19] 

除了致電同僚，張之洞也在密切關注各國對華的政策，竭力阻止各國派兵。18日，他致電駐英公使羅豐祿“已添兵彈壓”。這表明一他為防止義和團南擴，已經增兵保境安民，無需各國插手；二伺機“與英聯絡妥商辦理”。 ^[32]  同時，直接上書反對開釁。20日，張之洞發表聯合聲明勸阻戰爭：“無國內亂民橫行而可以治國者，無與六七強國開釁可以自全者”。 ^[33]  清廷宣戰上諭發出後，張之洞拒絕執行，認為端王載漪“矯詔”，並“秘而不發”。 ^[19] 

由於倡導東南互保無異於“公開抗命”“欺君罔上”，張之洞積極在“向清”與“背清”之間尋求鏈接點。他抓住上諭中“各督撫互相勸勉，聯絡一氣，共挽危局” ^[34]  等文字，認為“東南互保”即為“聯絡一氣”。這就把督撫擅自締結和約變為政府授權下的合法行為，也為以後和談提供了條件。 ^[19]  其次，張之洞聯絡中國駐外使節，22日，致電各駐外公使稱“長江沿海一帶各督撫力任保護之責，諸國洋人均可無庸顧慮”。 ^[32]  27日，駐德公使呂海寰致電“長江一帶如果力任保護商教確有把握，決不派兵”， ^[32]  這表明列強的侵略重在商業利益。此時張之洞儼然代表政府，並實際上主導了中國的外交政策。張希望的東南互保也轉達給各國政府，並得到列強的支持。 ^[35] 

而議和本就是清廷的真實意圖，等到“兩宮西狩”後，慈禧任命李鴻章與慶親王奕劻辦理議和，並着張之洞奉旨“隨時函電會商” ^[18]  。西方各國有“懲辦禍首”和“兩宮迴鑾”兩項條件。張之洞對此表示同意，並上奏懲辦主戰派。為了滿足列強要求，張之洞要求河南巡撫于蔭霖懲處董福祥、毓賢，以獲取支持。 ^[33]  在處理“兩宮迴鑾”上，張之洞主張洋兵撤後迴鑾。10月3日，他致電劉坤一：“暫未迴鑾者，因洋兵未撤，不免憂慮。幸陝非遷都，事定必回”。 ^[33]  張之洞更是為慈禧辯解，認為聯軍侵華是因為“無端為羣昏所誤，遂致兩京淪陷，二聖蒙塵”，把慈禧發動戰爭開脱為“為羣昏所誤”。最終，在張之洞的堅持下，列強放棄兩宮立即迴鑾的要求。 ^[19] 

甲午戰爭後，各國進行資本輸出，在東南地區擁有巨大侵略利益。然而，在義和團高潮的影響下，從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2月開始，南方的反洋教情緒逐漸高漲。 ^[36]  因而，列強擔心如果義和團向南方蔓延，勢必會造成商民逃散、貿易終止。所以，列強迫切需要與東南督撫達成協議從而保證長江流域的安定，以維護在這一地區的侵略權益。 ^[9] 

英國在中國擁有巨大的政治優勢和經濟利益，長江流域已經成為英國的勢力範圍。正當西摩爾率領的聯軍為義和團和清軍所阻的時候，英國駐上海總領事霍必瀾急電英國外交大臣索爾茲伯理伯爵，認為“長江流域的任何騷亂將會造成巨大的損失”。 ^[37]  英國匯豐銀行在給本國外交部的函件中，也強調上海的重要性。指出“英國在上海的貨物和財產的價值估計有數百萬英鎊”而且“在英國國內退休的人們中，有很大一批人依靠從上海的財產中所得到的收入生活”，因此，“如果上海遭到破壞，將造成最嚴重的災難”。 ^[38]  所以，出於維護長江流域的利益考慮，英國不希望此地區發生任何騷亂。此外，英國還想阻止其它列強插手長江流域，達到其獨佔此地區的目的。當時英外臣向俄國建議説列強除組織聯軍在華北“統一行動”之外，還應“個別地及獨立地在自己的利益範圍內行動”。 ^[38]  而一旦義和團運動向南發展，“英國可能沒有辦法叫別的國家不加干涉。”海關總税務司英國人赫德電令金陵海關税務司韓森要其速與劉坤一商議維護東南各省秩序。而此行即是為了“清除干預的藉口”，如果“任何國家進行干預時，英國就有理由叫他們干預”。 ^[39]  英國為了達到既能夠鎮壓義和團，而又能實現其獨佔長江流域的野心，便積極地利用東南督撫充當其政治工具，着手策劃“東南互保”。 ^[9] 

大沽口開戰後，霍必瀾奉命向劉坤一、張之洞提出派遣英艦開赴長江各口岸，並保證“在維持秩序時將得到女王陛下的支持”， ^[40]  同時，海軍部訓令上海艦隊派出“仙女”、“紅雀”艦分赴南京、漢口。 ^[41]  因被張之洞視同“外人窺伺”之野心暴露，而遭到兩總督婉拒。 ^[42-43]  面對中方抵制，霍必瀾堅持表示“赴漢口之脱乃黎（紅雀號）、又赴南京之恩密赫（仙女號）兩艦，均於廿一上駛，未便追回”， ^[43]  而英國政府則在原政策路線上有所回收，訓令在長江海軍高級軍官“避免任何示威”。針對長江流域的軍事幹預未繼續擴大，但已開赴口岸的軍艦獲得了繼續駐留的理由，“英艦入江”被解釋為一般性的“例行訪問”。 ^[35]  領事當局不甘心，後來又企圖搶先控制炮台、兵工廠等戰略要地。 ^[44]  大沽開戰後，英國當局又渲染列強攻佔吳淞炮台的風險，繼續向中方試探“歸英代籌”的可能。 ^[45] 

德國密切關注英國的舉動，如果英國“真欲利用現 在的混亂，把擁有兩億兩千萬居民的長江流域拉入英國勢力範圍之內”，那麼英國“將冒孤立的危險”，因為“幾乎沒有一個以擴充與保證貿易關係為其首要任務的國家將贊成英國之獨佔該龐大地區”。 ^[46]  德國一向反對英國獨佔長江流域，早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德國外臣就曾宣佈“絕不承認長江為英國的勢力範圍”，“有偉大的利益阻止我們把長江放棄給英國。” ^[46]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7月下旬，英國外相表示希望把長江流域的一切軍事行動單獨保留給英國。德國政府獲悉後，立即表示反對，要求共同保護上海租界，接着又主張由聯軍各國共同監視停泊在長江的清朝軍艦。英德兩國關係一度緊張起來。8月下旬，德皇威廉二世在接見到訪的英王儲時強調“長江流域在平等條件下對各國開放，不論對英國或德國，都是政治上所必需的原則。” ^{[46]  [9]} 

法國外長德加賽站在與英國完全對立的立場，他對英國顧慮很深，尤其在長江方面，很能牽制英國，幾乎時時刻刻影響着英國的行動，這種形勢，於維持東南的平靜增加了不少間接力量。法國總領事白藻泰在上海相當活躍，也很有政治手腕。在長江地方的英國官商，最初原沒有互保意思，疑慮很重，所以一再建議增派軍艦，並且想佔領江陰炮台，甚至希望南方各省自動請求英國保護，進而獨佔整個長江流域。白藻泰極為注重英國的行動，隨時報告給本國政府，此外他也曾暗地裏讓中國士紳瞭解霍必瀾的陰謀，而且暗中由福開森勸告中國不要受其愚弄。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6月25日，駐上海各國領事於中外會談前一天舉行的領事團會議中，白氏長江中立的提議，正是對英國的一種防禦，當時就獲得通過，奠定了各國尊重南省自保的基礎，使各國對長江的態度獲得第一個共同的協議。以後的發展，在各國共同行動上，差不多都是本着這個原則。白藻泰的意思，是利用各國來防止英國的擴張。 ^[47] 

甲午戰後，日本急遽擴充勢力，政府、民間雙重勢力通過長期經營，拓展對華人脈，贏得清朝官紳普遍好感，而駐滬代理總領事小田切萬壽之助尤為重要。其人勇於任事、擅長交際，為擴張權利不遺餘力。 ^[48]  義和團初期，以西德二郎為首的駐京使館對局勢有所誤判。 ^[49]  而小田切的報告，內容翔實且覆蓋面廣，西交民巷被圍困後，滬領館更成為外務省的情報來源。況且張之洞等傾心於日本調停，小田切在戰時交涉中的作用越加顯著。 ^[50]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6月以後，小田切一直關切英艦動態。當時日艦隻有“赤城”艦在滬，小田切判斷，一旦變亂波及，現有力量將不足以應付局面；“應向上海及長江方面派出帝國軍艦數艘，向清國官民示我軍力之綽有餘裕，此為擴張我勢力利益之最佳手段”。 ^[51]  除組織本地日僑建立義勇隊外，6月16、18、23日連續建議政府向上海增派軍艦。 ^[52]  與“赤城”艦協力保護“長江一線在華利益及臣民生命財產”。

日政府對軍事幹預的態度仍趨向謹慎，外相青木周藏發出訓令，要求各地領事館在時局危急時安排全體人員撤退，避免再蹈北京覆轍，相當保守，“此時日本政府對南方暫採守勢，只企求與各國一致行動”。 ^[53]  而英艦開赴長江，為是同樣在長江流域有重大利益的日本所不樂見。小田切建議增兵，當他意識到政府策略與本人理想仍有差距，面對英人咄咄逼人又不甘輕易就範，於是轉而試圖利用訂約互保來維持均勢。這就是“東南互保”緣起之一。 ^[50] 

辜鴻銘曾提議“江南獨立”。據兆文鈞《辜鴻銘先生對我講述的往事》一文記載，辜鴻銘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曾向張之洞提出江南獨立計劃。辜鴻銘説：我提出江南獨立計劃，暫作緩衝，……我們好乘機儘快整軍備戰，並喚起舉國人民同仇敵愾，和敵人作長期戰鬥，保家衞國，北上勤王，爭取獲得最後勝利。 ^[1] 

榮祿把抵制宣戰的主要希望寄託在地方督撫身上。“宣戰”甫經決定，他即私告李鴻章説：“對北京的諭旨不必繼續予以重視。”榮祿態度的這一變化，引起了在京使館各國使節的極大關注，他們認為：“榮祿正企圖同漢族總督合作，並反對端王。” ^[2] 

東南互保是清末各地官方實力派漢族人物首次公然反抗朝廷的典型事件。互保運動達成後，東南督撫利用它，作為對付外人的良好武器，阻止了列強的登陸，維護了山東、直隸以外地區的穩定。 ^[2] 

東南互保的達成對保全國力進而維護清廷統治來説意義十分重大，財賦全國第一的東南地區得以保全，就保住了清廷的半壁江山，“西狩”以後的一切供應，也主要依靠東南地區。互保運動雖然為大清帝國維持了半壁江山，使河北、山東以外的地區得以免於義和團及八國聯軍戰亂的波及，但也正因為東南督撫的避戰互保才使得清廷威信掃地，其虛弱表露無遺，加速了清廷的“西狩”。清廷“西狩”之後，中央權 威喪失殆盡，致以後地方權力愈加膨脹，終成尾大不掉的半獨立局面。 ^[2] 

而除袁世凱外的清廷武衞諸軍也在義和團運動與抗擊八國聯軍中消耗殆盡，而山東巡撫袁世凱率領的最精鋭的武衞右軍，因參加互保運動，故而保存完整。此後，清廷為了緩和統治危機，進行了改革，反而壯大了袁世凱的勢力，加速了自己的滅亡。 ^[23]  各省亦因八國聯軍入侵而自覺需有自衞的武力需要，因此清廷治下各省及各實力人物由此開始軍閥化，至辛亥革命時，各省外籍主官均被驅逐，即為此軍閥化過程的結束，並由此拉開民國軍閥時代的序幕。 ^[23] 

李鴻章等參與東南互保的重臣去世後，清廷內部失去了一批可以平衡各種政治勢力並在緩衝滿漢矛盾的中心人物，導致了袁世凱勢力的急劇擴充和企圖重建權威的滿族親貴與袁世凱的鬥爭激化，最終造成北洋集團的一家獨大。 ^[2] 

東南互保的達成，對東南而言，地方上獲得了完整無缺，避免了兵禍，保全了民命。由於實行互保，東南各省的社會經濟非但未受破壞，而且還有很大的發展。 ^[2]  《東南保護約款》的訂立，穩定了包括上海在內的東南地區的局勢，客觀上有利於南方經濟的穩定和發展。 ^[23]  由於北方戰亂，東南地區穩定，所以不少紳商攜資南下，一批紡織繅絲、麪粉工廠又得以興辦，據統計，從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上海、蘇常等地新辦工廠企業有62家之多。張謇的大生紗廠自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開工到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就盈利近20萬元。 ^[2]  義和團運動後，南方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固然與清政府推行“新政”、獎勵工商業及民族資本家的實業救國息息相關，但若沒有互保期間的物質基礎也是不可能的。 ^[4] 

同時，因東南地區的穩定，大批文化人士也紛紛遷居上海，以此作為避難的場所。資產階級啓蒙思想家、翻譯家、教育家嚴復就是在戰亂中從天津南下上海的。天津北洋大學堂的師生也因戰亂，成羣地擁入上海，教員王寵惠、陳錦濤等率學生進入南洋續學，南洋公學因之特設了鐵路班。 ^[2]  據上海租界人口統計，上海公共租界的人口總數由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的29萬多人增加到44萬多人。《保護上海城廂內外章程》第三條寫道：“擬請租界工程局添辦新擴各路工程，城內則令疏通河道，並且道台挑選精壯充當勇丁，務使閒民有事，可致消患無形”，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於上海市政建設的發展。 ^[23] 

東南互保的達成，意味着北方的清廷和義和團再也得不到東南的支持。它使列強免除了後顧之憂，可以傾全力對付清廷中樞，加速了義和團反帝愛國鬥爭的失敗。作為反帝愛國鬥爭對立面的互保運動，它雖然阻止了列強的南下蹂踴，但也使列強在東南地區的經濟實力未遭損失，而且有所增長。 ^[23]  以洋紗的銷售情況為例，長江下游的蕪湖、九江、嶽州、長沙、宜昌等七口棉紗市場在1894年至1898年洋紗的輸入量平均每年為21萬擔，而1900年至1902年，年平均輸入量達到了23萬擔以上。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至光緒三十一年（1906年）年間，各國在長江流域投資興辦的廠礦企業約有40多個，資本額為6000多萬元。 ^[4] 

對於“東南互保”的性質，傳統觀點認為，張之洞一派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與洋人勾結，置國家利益於不顧，這是一種賣國行徑；而現代則有其它觀點認為，在當時之條件下，張之洞等人的行為起到了保境安民，為國家保存實力之作用。 ^[2] 

李侃：東南互保表現了東南地區當權的洋務派官員與西方列強合作抵制義和團的意向，並在推行過程中保全了西防侵略者在長江流域和華南的利益，維護了這些地區督撫的勢力。他們之間的互相勾結，破壞了東南各省人民反帝鬥爭的發展，同時有利於帝國主義集中兵力鎮壓義和團。 ^[2] 

陳旭麓：東南互保對當時的中國產生過兩重影響。一方面，它壓抑了南方地區的反帝運動，另一方面，它又阻止了八國聯軍的南下蹂躪；一方面，它免除了列強在撲殺北方義和團時的南顧之憂，另一方面，它又使戰勝之後的列強在處置中國時不能不正視駐守東南的幾十萬軍隊。 ^[2] 

呂思勉：朝廷權利之喪失既多，體面亦可謂喪失淨盡了。是時東南諸督撫，和上海各領事訂立互保之約，不奉北京的偽令。雖得將戰禍範圍縮小，然中央的命令，自此更不行於地方了……滿清政府至此，遂無可維持，而中國國民，乃不得不自起而謀政治的解決。 ^[57] 

章開沅：東南互保體現東南各省的洋務派督撫與慈禧和頑固派控制的朝廷之間，在對外政策上公開表現出自己的分歧，而且是清朝開國兩百多年以來最深刻、最嚴重的分歧。這些督撫的買辦化程度較深，而且又處在帝國主義直接控制的“勢力範圍”之中，同時還自恃手頭有一支可以鎮壓羣眾的武裝力量，因此極端反對後黨和頑固派這種危險的政治鬧劇，並且對於本地區的反侵略鬥爭始終採取嚴厲鎮壓的強硬措施。 ^[58] 

王爾敏：庚子五月，拳亂起於近畿，仇洋殺教，圍攻使館，以致釀成巨釁，東北尤罹浩劫。而南方各省，得免於兵禍，保全半壁河山，實由於各督撫應付得力，其重要關鍵，則在南省立約互保的成功。 ^[54] 

戴玄之：東南互保使風雨飄搖的中國，倖免瓜分之禍。糜爛僅限於大河以北，東南半壁未睹烽煙。 ^[1] 

吳文星：東南互保訂約運動的倡行，是當時上海中外官紳盛宣懷、沈瑜慶、湯壽潛、蔡鈞、沈曾植、餘聯沅、何嗣焜、福開森（J.C.Ferguson）、汪康年、趙鳳昌等在盛宣懷的領導下，欲使張（之洞）、劉（坤一）等以實力鎮壓叛亂，維持地方秩序，向洋人承諾保護教堂，拒阻洋兵入侵東南各省之作為合理合法化的活動。 ^[53] 

戴海斌：“東南互保”是一個包含了複雜原因和曲折過程的、動態的歷史事件，而並非僅牽涉兩個“章程”是否簽字的問題。為今人所樂道的章程文本有其階段性的意義，卻很難用它來代表整個事件的面貌。以換文告終的“互保”交涉，對中外雙方都算一個可以接受的結果，但利益損害相對更大的，仍然是中方。對列強而言，拒簽約款意味着在享受保護的同時，保留了將來自有行動的餘地，而不必擔負條約義務。尤其視長江利益為禁臠的英國，始終沒有放棄軍事幹預的計劃，最後英軍登陸上海，以及法、德、日軍接踵而至的事實，令本來抱有期待的中國人大失所望。稍後，日本強行出兵廈門，也是一次效仿英國而功敗垂成的冒險。這一系列來自外部的衝擊，儘管沒有整體動搖“互保”格局，但清楚印證了列強國家對待中國的野心和傲慢，也提示了在中外權勢失衡的前提下“互保”的脆弱性質。

王樹增：在大清帝國曆史上，一半的朝廷命官居然公開指責朝廷的聖旨是錯誤的，並且明確表示堅決不予執行，這是帝國曆史上無前例的一次大意外。這個意外至少可以説明：在洋人們以軍艦大炮開路，同時裹挾着工業製品、科技成果、貿易觀念以及社會文明等等附屬物強行進入中華帝國的同時，也為這個古老的帝國帶來了近代歐洲的政治風格。這種風格隨着商品貿易和經濟生活的日益活躍而悄悄地改變着帝國某些官員的思維方式，從而風蝕岩石般緩慢但卻是無法逆轉地影響了這個帝國的政治格局和統治模式。它標誌着在封建帝國內具有近代政治意識的官員第一次在國家政治事務中顯示出鮮明的獨立性和抗爭性。 ^[55] 

費正清：在正式宣戰之前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清廷正在沿着一條災難性的路線行動。……各省當局雖然不能左右朝廷政策，卻急於要保護他們的轄境不受拳民的破壞和外國人的懲罰。朝廷在6月21日宣戰時，主要的省級官員——如廣州的李鴻章、南京的劉坤一、武昌的張之洞和山東的袁世凱——都一致拒絕承認這個行動，堅決認為它是未經皇帝正當授權的“亂命”。他們封鎖了宣戰聲明的消息，另外夥同閩浙總督同各國駐上海的領事非正式地約定，他們願在管轄區內保護外國人的生命財產和鎮壓拳民，而列強則要制止其軍隊進入他們的地區……整個中國東南半壁避免了義和團的災難和外國人的入侵。這些督撫為他們的行動辯護的理由是：拳民和反動派已控制朝廷，所發純系亂命；與幾個外國列強同時開仗是件蠢事；各使館中的外國人生命必須予以救護。他們敦促朝廷指派紀律嚴明的軍隊護衞各國使館，並要繼續承認和如期支付外國債款。這種種理由已經足以暴露出地方離心的傾向，但實權派榮祿與他們背道而馳。 ^[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