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應騤

許應騤，字昌德，號筠庵。廣東番禺縣（今廣州市高第街）人。從小聰慧勤奮，8歲即被錄取為縣學生。道光二十九年（1849）中舉人；道光三十年成進士；咸豐二年（1852）朝考名列前茅，任翰林院庶吉士；咸豐三年，散館考試授檢討；同治元年（1862）參加纂修《文宗顯皇帝實錄》，書成，授洗馬。以後，歷任翰林院侍讀、侍講學士、詹事府左右庶子、署國子監祭酒。光緒元年（1875）充福建鄉試正考官，次年被授予甘肅學政。不久，又升為內閣學士、兵部左侍郎。光緒六年，奉旨充“會試”副總裁。這是有科舉考試以來廣東人充當“會試”總裁的第一人。後又歷任户部左侍郎、吏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等職。

光緒十七年，朝廷倉政紛亂，連年侵耗。許奉旨任倉場侍郎。他認真查辦倉場積弊，使“南新倉顆粒無虧”。光緒十八年，朝廷特賞許應騤可以在紫禁城騎馬。光緒二十一年又任都察院御史。次年，晉升為工部尚書、“殿試”讀卷閲卷等職。光緒二十三年，充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許不通外情，無法應付外交事務，是年轉禮部尚書。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下“定國是詔”，宣佈變法，御史宋伯魯上書請廢八股，建議將經濟歲舉與正科合併。許應騤則極力反對，主張將經濟科並歸於八股。五月初二（6月20日），宋伯魯、楊深秀聯銜上書彈劾許“庸妄狂悖，腹誹朝旨”，要求罷黜他。光緒帝詔令許按所參各節回奏。五月初四（6月22日），許應騤復奏光緒帝，其中除反對宋伯魯、楊深秀所劾各款外，還對維新派首領康有為進行肆意誣衊攻擊。百日維新期間，光緒帝准許官民直接上書言事。許應騤等則百般阻撓。禮部主事上書光緒，許不肯代送，誣稱王照咆哮公堂。七月十九日（9月4日），光緒帝遂將許應騤、懷塔布等六人革職。這就是百日維新運動中罷斥禮部六堂官事件。

“戊戌變法”失敗後，八月二十八日（10月13日），兩江總督劉坤一以許應騤“首發康有為之奸”，請“立予超擢”，電奏朝廷。慈禧太后即擢升許為閩浙總督，准予“仍在紫禁城騎馬，並在西苑門內騎馬”，以示“優寵”。光緒二十五年，許奉旨兼署福州將軍、船政大臣。

光緒二十六年，許應騤與總督李鴻章、山東巡撫袁世凱參加“東南互保”，破壞和阻礙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向南方發展，使八國聯軍得以集中力量向北方進攻。

光緒二十七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奏陳採用西法十一條，電約許應騤一同上奏。許認為“泰西政要名目繁多，不合國情民意”，拒絕應約。他另奏陳“對政八策”，説什麼“勿使中國一變而為西洋風俗”，反對變革。

光緒二十八年，御史李灼華上奏彈劾許應騤督閩積弊甚深。朝廷令張之洞查復。張之洞復奏言所參各節皆無實據，主張免議。清廷仍詔命部議處，遂令許開缺回籍。許歸裏後深居簡出，閉門謝客。光緒二十九年病故。

著有《許尚書奏議》等。 ^[1] 

幼習經書，1849年中舉人，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舉進士，1852年選庶吉士，越年散館授檢討，

1862年參與撰修《文宗顯皇帝實錄》。後迭任翰林院侍讀、侍講學士、詹事府左右庶事、國子監祭酒。

1875年充福建鄉試考官。次年授甘肅學政，旋升內閣學士、兵部左侍郎。

光緒六年（1880年）為會試副總裁，這是清代科舉考試廣東人充當會試總裁的第一人。後歷任户部左侍郎、吏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等。

1895年任左都御史。翌年擢工部尚書，充殿試讀卷、閲卷等。

1897年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旋轉任禮部尚書。

1898年百日維新期間，反對變法，同年9月4日以“阻塞言路”被革職。戊戌政變後，擢閩浙總督。

1900年參加“東南互保”，破壞義和團運動。

1902年被劾罷歸，杜門不出，翌年病卒，著有《諭折匯存》等。

許應騤從小勤奮讀書，8歲時即能“命筆為文，斐然成章”，被錄取為縣學生。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中舉人，三十年成進士。

咸豐二年（1852年）朝考名列前茅，授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散館考試授檢討。同治元年（1862），應騤服闋入都參加纂修《文宗顯皇帝實錄》，書成授洗馬。後來，歷任翰林院侍讀、侍講學士、詹事府左右庶子、署國子監祭酒。許應騤辦事認真得力，得到朝廷的信賴。

光緒元年（1875年）充福建鄉試正考官，次年授甘肅學政。應騤在任期間，“多方策勵撥各屬高才生肄業”。對辦學成績優異的“闌山書院”則給予較多的獎勵，並親自前往督考。不久，應騤又被升為內閣學士、兵部左侍郎。

光緒六年（1880年）應騤奉旨充“會試”副總裁。這是有科舉考試以來廣東人充當“會試”總裁的第一人。應騤勤勤懇懇，忠於朝廷，深得恭親王奕訢（xīn）、大學士李鴻藻等權臣信任。在他們得援下，頗受朝廷器重。因此，在以後得一段時間裏，應騤又歷任户部左侍郎、吏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等職。

光緒十七年（1891年），朝廷倉政紛亂，連年侵耗，許應騤奉旨調任倉場侍郎。他認真查辦倉場積弊，使“南新倉顆粒無虧”。因此，慈禧太后十分賞識他。

光緒十八年（1892年），特賞予應騤可以在紫禁城騎馬。

光緒十八年（1896年），晉升為工部尚書、“殿試”讀卷閲卷等職。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許應騤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辦理外交事務。但許應騤秉性方剛，墨守成規，不明時勢，不通外情，遇外交涉事則束手無策。因此，不能勝任外交事務之識，是年轉禮部尚書。

甲午戰爭之後，帝國主義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中華民族危機空前嚴重。在這存亡危機之際，國內的維新運動興起。光緒皇帝接受了康有為、梁啓超的維新主張，鋭意改革，力圖振興國家。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下“定國是詔”，宣佈變法。但許應騤守舊、迂謬、阻撓新政。御史宋伯魯上書請廢八股，建議將經濟歲舉與正科合併，而許應騤則極力主張將經濟科並歸於八股。宋伯魯、楊深秀遂於五月初二日（6月20日）又聯銜上書彈核許應騤“庸妄狂悖，腹誹朝旨”，要求光緒皇帝罷黜許應騤。光緒帝詔令許應騤按照所參各節明白回奏。

五月初四日（6月22日），許應騤奏復。其中除反對宋伯魯、楊深秀所核各款外，還對維新派首領康有為進行攻擊。

百日維修運動期間，光緒皇帝淮許臣民直接上書言事。七月十六日（9月1日），禮部主事王照疏請光緒帝遊歷日本等國，以考察各國情況。懷塔布、許應騤不肯代送。王照彈核他併到堂親遞，懷塔布不得已允許其代奏。許應騤則上奏彈核王照“咆哮署堂，藉端挾制。”光緒帝對於這些守舊迂謬阻撓新政的大臣已氣憤難忍，故在看到王照和許應騤的奏摺後，當即頒佈諭旨痛斥許應騤 ，懷塔布等人，遂予七月十九日（9月4日）將懷塔布、許應騤等6人革職。這就是百日維新運動中罷斥禮部六堂官事件。

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無法容忍光緒帝及維新派的改革措施，於八月初六日（9月21日）發動政變，囚禁光緒帝，並殺了維新派的譚嗣同等六君子，“戊戌變法”失敗了。這時許應騤已返回廣東番禺。八月二十八日（10月13日），兩江總督劉坤一以許應騤“首發康有為之奸”，請“立予超擢”，電奏清廷。慈禧太后即擢升許應騤為閩浙總督，並命“來京陛見”，“仍在紫禁城騎馬，並在西苑門內騎馬”，以示“優寵”。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許應騤奉旨兼署福州將軍、船政大臣。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許應騤與兩廣總督李鴻章、山東巡撫袁世凱參加了“東南互保”，使八國聯軍得以集中力量在北方用兵，破壞和阻礙了“義和團”向南方發展。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辛丑合約》簽訂後，湖廣總督張之洞奏陳籌議變法，採用西法十一條，電約許應騤一同上奏。許應騤則顧慮新政“轉移太驟”，認為“泰西政要名目繁多，不合國情民意，奉行不善反成其弊”，隨即拒絕應約。許應騤重彈老調，另陳“對政八策”，説什麼“勿使中國一變而為西洋風俗”，“即使講求西法也不能操之過急”等等。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御史李灼華上奏彈核許應騤督閩積弊甚深。朝廷令張之洞查復，張之洞復奏言所參各節，皆無實據，主張免議。清廷仍詔命部議處，遂令許應騤開缺回籍。許歸裏後深居簡出，閉門謝客。

戊戌政變後，許應騤出任封疆大臣閩浙總督，並被特許“仍在紫禁城騎馬”，以示優寵。一年後又兼署福州將軍、船政大臣，集軍政大權於一身。後來許應騤的手下官員瀆職，他也因此被解任，退出政治舞台。許應騤回到廣州後，便從高第街搬了出來，在廣州白鵝潭畔建造了一處頗具規模的私家園林——後樂園，現在的廣州海珠區還有一條“後樂園街”。

光緒二十九年六月初二（1903年7月22日）病逝。著有《許尚書奏議》等書。 ^[2] 

但這位平步青雲的權臣在戊戌變法的時候卻扮演了守舊派反對變法的“急先鋒”，以他頑固執拗的性格來捍衞他自己心目中的“道”，被後人被稱為“戊戌黑旋風”。1898年，光緒帝下“明定國是”的詔書，宣告變法，御史宋魯伯上書朝廷廢八股文，光緒皇帝准奏。但許應騤迂腐荒謬，頑固反對，惹怒了宋伯魯、楊深秀，他們聯合上書彈劾許應騤，要求罷黜他。光緒帝詔令許應騤對他們的彈劾給予回覆。許應騤也針鋒相對，寫了《明白回奏摺》，更將矛頭指向了康有為。百日維新中，光緒皇帝准許臣民直接上書言事，禮部主事王照請光緒帝遊歷考察日本等國，當時的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騤不肯代送奏摺，王照於是直接上堂遞交，並且彈劾尚書，怒火中燒的許應騤上奏反擊，結果激怒了光緒皇帝，許應騤被撤了職。

不過這個“戊戌黑旋風”在百日維新中也辦了一件好事，這件好事也成了戊戌變法唯一碩果僅存的政績。京師大學堂是由許應騤和奕劻選址辦理的。兩人全北京城裏外跑遍才選中了地方上報光緒皇帝。京師大學堂本是戊戌維新時光緒帝在1898年籌辦的中國最早的國立大學，校舍在北京地安門內馬神廟。吏部尚書孫家鼐為管學大臣，管理大學堂事務。大學堂的辦學方針為“中西並用”；宗旨是“廣育人才，講求時務”；課程分普通學和專門學兩類。京師大學堂是北京大學的前身。“戊戌變法”中，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廢黜了光緒帝頒佈的所有新政，但唯獨保留下了京師大學堂。

京師大學堂之所以能成為“戊戌政變”後唯一倖存者，關鍵在於慈禧太后的態度。清朝末年，內憂外患，慈禧太后要維護她的封建政權，只能依靠頑固守舊派。但是，這些頑固派卻缺乏實際的辦事能力，領導權之外的各項具體事務，只能依靠新人去辦理。而新人的培養需要用新的辦法，京師大學堂就將承擔這一項重任。所以，慈禧太后不僅對京師大學堂採取了寬容的態度，而且對全國各省省會與各州府縣在變法風氣影響下興辦的大量學校，基本上也採取了寬容的態度，允許其繼續存在與發展。當“戊戌政變”後的第五天（1898年9月26日），京師大學堂正心驚膽戰地等待噩運降臨，不料慈禧太后在諭旨中卻説道：“大學堂為培植人才之地”，應予以繼續興辦。就憑她這一句話，京師大學堂化險為夷，得以倖免於難，成了“戊戌變法”諸多新政的唯一的倖存者。

許應騤頑固的反對“戊戌變法”，在歷史上留下了不太光彩的一筆。但有意思的是，這位封建老頑固卻有自己非常“反傳統”的一面。許應騤的母親不是正室，按照幾千年的族規和祖制，許母死後棺材不能從家廟的中門抬出。面對這一局面，許應騤非常氣憤，向族人咆哮：我能不能從正門中出去？族人答道：您為堂堂一品官員，當然可以從正門中出去。於是許應騤就坐在母親的棺木上，對旁邊人説道：給我連人帶棺一起抬出去。眾人都驚呆了，眼睜睜看着一死一活兩個人被抬出了許氏家廟。

高第街的許氏，祖籍來自澄海。

乾隆二十五年（1760）前後，一名叫許永名的潮汕漢子離開潮汕地區，來到廣州府，做起小本生意。十年後，許永名娶了一位黃姓女子。婚後第二年，生下長子許拜庭，後來又誕下兩子。許拜庭後成為清代廣州富商，他出資組織剿滅海盜而被清政府封賞，斥資在高第街購買屋宇，被後人稱為“許地”。許拜庭就是高第街許氏家族尊崇的第一代祖先。 ^[3] 

民國初年，許應騤的後人舉家南遷到香港，日本人攻佔香港之後，曾經在這位清朝重臣後人的門上貼一張“立入嚴禁”的告示，由此不僅他的後人免遭了戰禍之苦，而且許應騤的遺物也得到了很好的保護。許應騤的一品朝服現在還由他的後人收藏着。

相關後代：許應騤亦為香港TVB藝人許紹雄的太公。魯迅第二任妻子許廣平之親祖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