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家鼐

孫家鼐，幼讀詩書，鄉試中舉後，初次會試不第，目睹諸兄登榜，益自奮勉。終於咸豐九年（1859 年）中一甲一名進士（狀元）。後授修撰，歷侍讀，入直上書房，欽賜擴建故居，懸“狀元及第”匾。因久居京都，後又在北京廉子衚衕另建府第。

同治三年（1864 年）任湖北學政。光緒四年（1878 年）命在毓慶宮行走，與翁同龢授讀光緒皇帝，後累遣內閣學士，提升工部侍郎。江西學政陳寶琛上書請示以先儒黃宗羲、顧炎武從祀文廟，議者多以為未可，孫家鼐與潘祖蔭、翁同龢、孫詒經等再請，才得到批准。

光緒十六年（1890）授都察院右都御史、工部尚書，兼順天府尹。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戰爭即將爆發，朝議主戰， 他力諫“釁不可啓”，主張忍讓屈和。甲午海戰失敗，朝野震驚，他提出了變法自強的政治主張，認為要振興中華，要注重科學，興辦實業，國家欲富強、民族要興旺首先要開辦學堂。

孫家鼐列名強學會，並參與活動。御史楊崇伊秉承李鴻章之意，向皇帝上奏“強學會妄議朝政”，於是將強學會改名為“官書局”，孫家鼐仍主其事。他屢向光緒帝推薦維新派鄭觀應的《盛事危言》、湯光潛的《危言》和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等書，並請印刷數千份發給各級官員。他贊成維新派關於“開民智”、“通下情”為第一議的政治主張，認為“報紙是通下情之重要途徑，閲報能去皇帝壅蔽，但要嚴禁凌亂宸聰”。他與馬吉森合股在河南安陽創辦廣益紗廠。令其侄孫孫多森在上海創辦阜豐麪粉廠、中孚銀行，並投資興辦啓新水泥公司、北京自來水廠、井陘礦務局、灤州官礦公司等。

光緒二十四年（1898）光緒帝下詔推行變法，廢科舉，興學堂，辦報編書，命孫家鼐主辦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研究歐美日本國家辦學體制。孫家鼐提出“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計劃京師大學堂設10 門主科、10 門附科，要求：“總古今，包中外，該體用，貫精粗……”。並主張興辦醫學堂、武備學堂、速成學堂，大聲疾呼各省要多辦中、小學堂。嗣後，還令其子孫先後在故鄉壽州辦了很多學堂。 ^[1]  康、梁變法失敗後，六君子受戮，慈禧太后“廢帝立儲”，他力諫不可，意見未被採納，藉口養病請退以示抗議。 ^[2]  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後，他奉慈禧命至西安任禮部尚書。還京後，拜體仁閣大學士，歷轉東閣、文淵閣、晉升武英殿充學務大臣。

光緒三十二年（1906）清廷宣佈立憲，設立資政院，孫家鼐出任總裁，召諸臣輪班進講，親撰尚書、四子書講義以進。光緒三十四年（1908）二月，賞太子太傅，在壽縣城北街建太傅第（今中共壽縣縣委黨校址）。

宣統元年（1909 年）孫家鼐再疏乞病，不久去世，終年83歲。諡號文正公。翌年，家人扶柩回籍，葬於壽縣城南九龍鄉柳樹圩附近。

家鼐簡約斂退，生平無疾言遽色。雖貴，與諸生鈞禮。閉門齋居，雜賓遠跡，推避權勢若怯。嘗督湖北學政，典山西試，再典順天試，總裁會試，屢充閲卷大臣，獨無所私。拔一卷廁二甲，同列意不可，即屏退之，其讓不喜競類此。器量尤廣，庚子，外人請懲禍首戮大臣，編修劉廷琛謂失國體，責宰輔不能爭，家鼐揖而引過。其後詔舉御史。家鼐獨保廷琛，謂曩以大義見責，知忠鯁必不負國，世皆稱之。

咸豐九年（1859年）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出湖北學政，升侍講、侍讀。入值上書房。光緒四年（1878年），命在毓慶宮行走，與翁同和同任光緒帝師。歷升侍講學士、侍讀學士、侍郎等職。

光緒二十年（1894年），孫家鼐反對為朝鮮的宗主權與日本開戰，力言“釁不可啓”，主張妥協，與李鴻章的見解不謀而合。二十四年，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成立，任第一任管學大臣。三十三年，與溥倫同任資政院總裁，妥擬院章，籌畫立憲事宜。

戊戌變法期間，孫家鼐主張向歐美學習，指出“中國以禮教為建邦之本，綱常名義，萬古常新”，變法乃維護清廷統治的工具，固有制度不可打破，與康有為、梁啓超等維新派的主張不同。二十四年，慈禧與榮祿發動戊戌政變，廢除新政，罷免翁同龢，囚禁光緒帝，殺“戊戌六君子”。孫家鼐變法立場較温和，遂未被追究。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帝后西行陝西，孫家鼐被啓用為禮部尚書。還京後，任體仁閣大學士，歷轉東閣、文淵閣、武英殿大學士，充學務大臣，注重實學，並與張百熙等制定《奏定學堂章程》，開展教育改革。後與慶親王奕劻、軍機大臣瞿鴻禨總責核定改革官制。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賞太子太傅。

宣統元年，孫家鼐病逝，晉贈太傅，諡文正。《清史稿》有傳。

孫家鼐幼讀詩書，咸豐元年（公元1851年）院試中舉後，初下南闈不第。他目睹諸兄名登金榜，益自奮勉。1859年，孫家鼐參加咸豐九年的殿試時，咸豐皇帝命他以大清王朝的興盛寫一副對聯。孫家鼐即興書聯曰：

“億萬年濟濟繩繩，順天心，康民意，雍和其體，乾見其行，嘉氣遍九州，道統繼羲皇堯舜；二百載綿綿奕奕，治績昭，熙功茂，正直在朝，隆平在野，慶雲飛五色，光華照日月星辰”。

這副對聯即歌頌了清朝的豐功偉業，又巧妙地把歷代皇帝的年號“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等嵌入聯中，可見孫家鼐出眾的才華。咸豐皇帝看後，驚呼“絕妙！”舉起硃筆點他為頭名狀元。

1894年中日戰爭爆發後，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主張談判講和，翁同龢力言開戰。而孫家鼐強烈反對為朝鮮的宗主權與日本開戰，認為“釁不可啓”，贊同李鴻章的和談主張。甲午戰爭的失敗使孫家鼐看清了清朝政府政治、軍事的腐敗，思想上發生了變化，同情維新派，並提出了自己的變法主張。1895年，康有為在北京創立強學會，議論時政，譯書譯報，宣傳變法維新。孫家鼐“嘗為代備館舍，以供棲止，且列名北京強學會”。不久，御使楊崇伊秉承李鴻章的意旨，彈劾強學會“私立會黨，將開處士橫議之風”，強學會遂遭清廷封禁。而孫家鼐“力言其誣，且謂事實有益”；以強學會人馬改組成官書局並主其事，主張廣覽博採，以備報效國家之用。

孫家鼐認為維新派“開民智”、“通下情”為第一要義的主張最要緊，贊同將上海《時務報》改為官報 。他指出：自古以來，“聖帝明王，未有不通達下情，而可臻上理者也”。“國家積弊，惟在敷衍顢頇，事無大小，多以苟且塞責了之”，“貧弱之患猶小，壅蔽之患最深”。並在奏摺中引用魏徵致唐太宗的話：“人君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他建議皇帝詔令京、申、鄂、粵等地的報館，將各家所出的報紙，逐日呈送都察院，“錄呈御覽”。

孫家鼐還認為變法自強宜統籌全局，分別輕重緩急，謀定而後動。指出：“今日時勢，譬如人患痿痹而又虛弱”，要對症下藥，不可病急亂投醫。他還向光緒皇帝推薦鄭觀應的《盛世危言》、湯壽潛的《危言》和馮桂芬的《校分 阝廬抗議》三部書，認為馮書最“為精密”，“其書主變法，臣亦欲皇上留心閲看，採擇施行”，並奏請刊印，頒發給各署官員，俾諸臣條論可否，以備公認而順人心。他説：“變法宜民出於公論，庶幾人情大順，下令如流水之源也。”不過，孫家鼐寄希望於“君臣同心”，只要符合大多數官僚的利益，變法維新就可以暢通無阻了，這顯然是把變法維新看得過於簡單了。

在維新變法問題上，孫家鼐和翁同龢、李鴻章都能影響光緒皇帝，但孫家鼐有別於翁、李，也有別於康梁等維新派。在光緒籌劃變法過程中，身居高位忝列“帝黨”的孫家鼐，深知國家落後捱打的根本原因在於清王朝政治上的腐朽和經濟上的衰敗。但他決不想打破這個制度或者動搖這個制度的根基，他反對維新派的改革政治制度的主張。他認為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雜引讖緯之書，影響附會”，向光緒上奏，“以為康有為書中，凡有關孔子改制稱王等字樣，宜明降諭旨，亟令刪除，實於人心風俗，大有關係”。他對於維新派的民權説尤加反對。如光緒皇帝預備頒佈的新政詔令曾有設議院內容，但孫家鼐力諫：“若開議院，民有權而君無權矣。”他的這一態度正合光緒之意，結果維新派的“設議院”主張沒有列入維新的詔令。他主張向歐美學習，指出要“因時制宜，一切格致之書，專門之學，則又宜博採泰西所長，以翊成富強之業”。同時，他又認為“中國以禮教為建邦之本，綱常名義，萬古常新”。這與洋務派的主張如出一轍。所以，他主張變法的目的只是為維護清廷統治出謀劃策，用“變法”來為它造血、輸血。

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佈“明定國是”詔書，實行新政。慈禧太后為主的“後黨”即瘋狂反撲，15日迫使光緒帝免了翁同龢的職；未幾，又囚禁了光緒皇帝，“新政”盡被廢棄，一批維新志士被處死，一些大臣被革職，“後黨”全面掌權。孫家鼐因其變法要求温和保守，所以並未受到慈禧頑固派的追究，保住了位子。

光緒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甲午戰爭後，民族危急空前嚴重，民族資本主義初步發展。以康梁為首的維新派代表着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和開明士紳的政治要求走上歷史舞台，得到以翁同龢為首的帝黨官僚的支持，皇帝開始實行維新。當時的士大夫認為，救國之本在於徹底改學，也就是徹底改變學習的系統和培育人才的方法。如梁啓超所説“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孫家鼐也提出“國家要富強，民族要興旺，首先要開辦學堂”的主張，贊同維新派“開民智、通下情”的政治主張，並參與康有為創立的強學會的活動。中國近代最早的大學──京師大學堂的創辦，正是這種思潮的產物。

光緒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初，光緒皇帝命孫家鼐籌建政府出版機構──京師官書局，它包括一個圖書館、一個印刷廠以及一所學堂。接着命在北京建立一所大學堂，委派孫家鼐籌建，併兼任管學大臣。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創辦京師大學堂的過程中，特別重視科學教育。歷時甚短的強學會及京師官書局，主要致力於政治議論，推廣科學文化尚在其次。但孫家鼐於1896年3月24日奏報官書局章程，將農務、製造、測算之學置於律例、公法、 商務的同等地位，並率先提出了京師大學堂分科立學的主張。他認為，“非為科立學不為功”。在這份奏摺裏，他還強調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著名公式，並定為立學宗旨。然而，在他看來，無論：“中學”或“西學”都不是一門“學科”，它們是學問的門類，是學習和求知的方式，至於京師大學堂所要傳授的“學問”，孫家鼐則分立10科，並不作中西學之分，其中有6門學科涉及科學和技術。這6門學科的內容均包括基礎科目與應用技術。例如，製造、格致（化學和物理）等學均被列入“工學科”之中。

1898年8月9日，管學大臣孫家鼐建議修改由康有為和梁啓超起草的《總理衙門籌議京師大學堂章程》，削減“溥通學”（隨後稱“普通學”）中的經史課程，取消“專門學”中的“兵學”。這一建議立即得到皇帝的贊可。理科課程的教學原封未動，文科課程的減少，使理科的地位顯得更加重要。

此外，在1898年9月9日的奏摺裏，孫家鼐要求在京師大學堂開設中西醫學專業，條陳立即得到皇帝的贊同。孫家鼐又於9月14日上呈一份章程， 規定學生兼學中西醫學，大學堂開設一家醫院，供學生日常實習之用。

當時，康梁二人傾向於把中學和西學當做各由其特定學科組成的兩種相互對立的學問體系，孫家鼐則認為，作為學問的普遍範疇，每一門學科無不是中西學術兼收幷蓄。他寫道：“蓋學問乃天下萬世之公理”。根據孫家鼐的建議，京師大學堂的原始方案賦予理科的重要性不僅超過康有為和梁啓超的設想，甚至可以説，與文科、政治和法科相比，佔有壓倒的地位。

但是，由於保守勢力的反對，京師大學堂歷時兩年未能開學。在此期間，孫家鼐任禮部尚書，旋遷吏部尚書。至光緒二十四年兼任大學士，並受命加速開辦大學堂。在光緒二十四年六月至九月的“百日維新”時期，設立大學堂是新政的一項重要內容。八月九日，“京師大學堂”成立（後為北京大學），孫家鼐為第一任管學大臣，丁韙良被聘為總教習，擇福隆安舊宅為校址，並立即修葺房屋。然而，這年秋天慈禧太后重掌政權，光緒的新政均被廢棄，許多大臣被處死或革職。孫家鼐雖為光緒皇帝的師傅之一，卻未受斥退，仍在朝中供職。

戊戌政變後，大學堂雖蒙朝旨准予保留，但開辦條例已與原方案相去甚遠。大學堂於1898年12月31日開學,科學課程竟一門未開。這種狀況並非出自朝廷的意願。恰恰相反，1898年9月26日上諭及同年11月16 日懿旨一再要求對學生進行這方面的教學。1898年12月3日孫家鼐奏報大學堂開辦情形， 他強調指出：“泰西各國兵家農工商，所以確有明效者，以兵農工商皆出自學堂......農知學，則能相土宜，辨物種；工知學，則能通格致，精製造......其事皆士大夫所宜講求”。由此可見，大學堂開學後遲遲沒有開始科學一事，真正的責任者並不是孫家鼐。問題出在負責招聘各課老師的“西學總教習”丁韙良（W.A.P.Martin）身上。此人辦事懶散，漫不經心，在任同文館總教習時，他對開設科學課程，就有過這種表現。因此，1902年1月10日，清政府下令恢復京師大學堂， 並任命張百熙為管學大臣時，後者的第一個舉動就是把丁韙良及以往聘用的所有外國教習統統免職。一開始張百熙也遇到各種保守勢力的刁難。為取悦對方，他聘請吳汝綸為學堂總教習。光緒二十九年，旗人榮慶受命協助張百熙督辦學堂，但是二人在很多方面意見相左。因此，光緒三十年年初，命孫家鼐與張、榮共同整頓學堂教育。然而，孫家鼐此時已年近八旬，學堂的大部分規章實際上是由張百熙制訂。在他的主持下，學堂漸有起色。隨着張百熙制訂了教學大綱，科學教學在大學堂真正發展起來。

光緒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十二月，康梁變法失敗，譚嗣同等六君子被殺，一個企圖謀廢光緒帝的陰謀正在醖釀，孫家鼐聞後力諫不可，稱病乞罷，回鄉探親。

孫狀元還鄉的消息不脛而走，古城的大街小巷都在議論。這也難怪，這位咸豐九年的狀元，雖是壽州北大街人，但16歲便離家，中間只有一次因守父孝回來過一次，故鄉人大多沒見過他。而今已是73歲，才得以返鄉小住，真可謂“少小離鄉老大回”了。鄰里們能不盼望見一見當今皇上的老師、內閣大學士、吏部尚書孫家鼐的尊容嗎？

這可忙壞了知州魏紹殷、總兵郭寶昌，他們決定以最隆重的禮儀接待衣綿還鄉的孫大人。1899年12月16日，知州率領文武官員，一大早便來到靖淮門列隊迎候，沿途錦旗飄揚，鼓樂齊鳴，好一派熱烈而隆重的場面！

時間一小時一小時過去，太陽已從東方地平線升到頭頂，知州萬分焦急，“怎麼還沒來到？”這時一個衙役來報：孫大人早已從東門進城回“狀元府”了。孫家鼐輕車簡從、不願驚動地方官員的行為，州人十分敬佩。

一天夜晚，孫公戴小帽，身着便服，手提燈籠，獨自探望親友。在他回府行至鐘樓巷附近時，巧遇上都司率隊查街巡邏，孫公便面牆而行，以示禮遇。不料被都司誤認為是“行跡可疑的竊賊”，當即被緝拿帶走。當他們來到“狀元府”門前時，孫公要求叩門請人作保，守門人王興見狀大驚，痛斥都司妄行，這可嚇壞了都司。次日，知州、總兵帶着都司前來請罪，孫公不但沒有怪罪，反而稱讚都司忠於職守，並建議提升。一時間被州人傳為佳話。

1900年（光緒二十七年），八國聯軍入京，慈禧太后西遷，孫家鼐奉詔至西安復任禮部尚書。1902年初，返京後，官拜體仁閣大學士，後轉東閣、文淵閣大學士，晉升為武英殿大學士，充學務大臣。

1900年庚子事變發生後，編修官劉廷琛上疏責備身為大學士的孫家鼐失職，孫不與爭辯，後來皇帝命他推舉御史，孫家鼐卻獨保劉廷琛。他這種對國家負責，不計前嫌的寬闊胸懷，受到世人的稱讚。

孫家鼐重科學、興實業，與馬吉森創辦安陽廣益紗廠、與其子孫孫多森開辦上海阜豐麪粉廠、中孚銀行，又投資啓新洋灰公司、北京自來水廠、井陘礦務局、灤州煤礦、天津勸業道等民族工業。又如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所立之《壽州公學捐款題名記》碑文記載了孫家鼐“捐銀一千兩”一事，反映他重視教育，扶植家鄉辦學的維新救國精神。

孫家鼐著作多毀於義和團起事期間，僅少量奏稿倖存。有《太傅孫文正公手書遺折稿》。

^[3]  孫家鼐，字燮臣，安徽壽州人。咸豐九年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歷侍讀，入直上書房。光緒四年，命在毓慶宮行走，與尚書翁同龢授上讀。累遷內閣學士，擢工部侍郎。江西學政陳寶琛疏請以先儒黃宗羲、顧炎武從祀文廟，議者多以為未可，家鼐與潘祖蔭、翁同龢、孫詒經等再請，始議準。十六年，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書，兼順天府尹。

二十年，中日事起，朝議主戰，家鼐力言釁不可啓。二十四年，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命為管學大臣。時方議變法，廢科舉，興學校，設報編書，皆特交核覆，家鼐一裁以正。嘗疏謂：“國家廣集卿士以資議政，聽言固不厭求詳，然執兩用中，精擇審處，尤賴聖知。”其所建議，類能持大體。及議廢立，家鼐獨持不可。旋以病乞罷。

二十六年，乘輿西狩，召赴行在，起禮部尚書。還京，拜體仁閣大學士。歷轉東閣、文淵閣，晉武英殿。充學務大臣，裁度規章，折衷中外，嚴定宗旨，一以敦行實學為主，學風為之一靖。議改官制，命與慶親王奕劻、軍機大臣瞿鴻禨總司核定。御史趙啓霖劾奕劻及其子貝子載振受賄納優，命醇親王載灃與家鼐往按，啓霖坐污衊親貴褫職，而載振尋亦乞罷兼官。資政院立，命貝子溥倫及家鼐為總裁，一持正議不阿。時詔諸臣輪班進講，家鼐撰《尚書》《四子書講義》以進。三十四年二月，以鄉舉重逢，賞太子太傅。歷蒙賜“壽”，頒賞御書及諸珍品，賜紫繮，紫禁城內坐二人暖輪，恩遇優渥。宣統元年，再疏乞病，温詔慰留。尋卒，年八十有二，贈太傅，諡文正。

家鼐簡約斂退，生平無疾言遽色。雖貴，與諸生鈞禮。閉門齋居，雜賓遠跡，推避權勢若怯。嘗督湖北學政，典山西試，再典順天試，總裁會試，屢充閲卷大臣，獨無所私。嘗拔一卷廁二甲，同列意不可，即屏退之，其讓不喜競類此。器量尤廣，庚子，外人請懲禍首戮大臣，編修劉廷琛謂失國體，責宰輔不能爭，家鼐揖而引過。其後詔舉御史。家鼐獨保廷琛，謂曩以大義見責，知忠鯁必不負國，世皆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