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新運動

維新運動，又名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開始於梁啓超、康有為的公車上書，戊戌變法是民族危機下的急救產物，它過早的登上了歷史的前台，失敗也是歷史的必然。

自從甲午中日戰爭失敗以來，中國的民族危機一天比一天嚴重，到1897年11月德國強佔膠州灣後，帝國主義列強紛紛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強佔租借地，國土大面積被割佔，而此時軟弱的清政府卻任憑帝國主義列強宰割。正在此時，康有為再次上書光緒帝指出：“瓜分大禍，迫在眉睫，必須當機立斷，迅速維新變法，否則皇上與諸臣求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哀求光緒帝行新政，光緒鑑於民族危機也不得不考慮如何使中國富強進而抵抗外國侵略，免除亡國滅種的危機。以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一場變法運動在民族危機的刺激下被推上了歷史的舞台。 歷史證明，無論是改革還是革命，都需要有一定的雄厚的經濟及階級來支持，但由於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基礎薄弱，階級力量弱小，戊戌變法卻缺乏雄厚的經濟及階級來支持，中國當時存在五種經濟成分，外國資本主義經濟 、地主經濟、小農經濟、官僚資本主義經濟，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其中最弱小的就是民族資本主義經濟，雖然中國在明朝中後期便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但由於中國的封建勢力以及階級力量和政治勢力十分強大，中國的資本主義一直都沒有發展成為一股強大的新興的經濟及階級力量，鴉片戰爭的爆發，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中國原有的資本主義經濟被扼殺，只有在洋務運動興起後，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才逐漸興起。但是他們的力量一直都很弱小，根據統計，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前，中國總共只擁有商辦企業100多家，其中有50家是1895年甲午戰爭後才建立的。

這100多家商辦企業雖然具有資本主義性質，但是在一個有兩千多年的封建經濟大國中，只能是九牛一毛而已，況且還有50家企業是甲午戰爭後才建立的，短短的三年時間內，它的力量能夠發展到什麼程度，是可以想象到的。再者，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產生於19世紀70年代，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便開始有了初步的發展。據資料統計，1895年到1900年創辦的資本萬元以上的企業共有104家，資本總額估計為2300 萬元。這6年興辦的廠礦數相當於甲午戰前20年的總和， 其資本總額已超過了官辦或官督商辦的企業，佔據了我國工業的主要地。

但自19世紀70年代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產生以來，他們備受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雙重壓榨，為了生存他們不得不依附帝國主義或者本國封建勢力，這就決定了民族資產階級一產生便帶有雙重性：一方面，它受到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勢力的壓迫，具有反侵略、反封建性，具有革命的要求；另一方面，它同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的封建勢力又保持着千絲萬縷的聯繫，缺乏徹底的反侵略，反封建的精神，具有妥協性，如果讓帶有雙重性的資本主義力量來對抗強大的牢固的封建體制，失敗是一種必然，如果我們把時間向後推移到二十世紀初，我們再看一下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狀況，“1901到1911年，民間設廠礦386家，資本總額為8.8348億元。十年間超過此前三十年的設立的廠礦、資本額總數二倍以上。”到這時，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才真正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戊戌維新的領導人基本上是一批缺乏政治鬥爭經驗的書生，他們大多飽讀詩書，憂國憂民，學問淵博，具有政治熱情抱負，卻缺少謀略和政治才幹。

康有為生於廣東南海“世以理學傳家”的官僚地主家庭。幼年隨其祖父學習四書五經，後來師從於廣東理學家朱次琦，1879年結識編修張鼎華，“盡知京朝風氣，近時人才，及各種新書，道鹹同三朝掌故”，開闊了眼界。康有為生活的年代，正當清王朝統治處於風雨飄搖之際，作為一名有強烈愛國思想的知識分子，為了救亡圖存，發起和領導了資產階級維新變法運動，他在七次上書和幾十道奏摺以及當時的著作中全面系統地提出了他的變法維新的思想。 1888年，康有為第二次到北京應鄉試，極感時事多艱，他發憤上書萬言，“極言時危，請及時變法”。這是他第一次上書，提出了“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張，強調只要“變成法”，“十年之內，富強可致，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屬地而雪恥不難矣”。這是康有為第一次比較系統地發表其維新變法思想，反映了新興的資產階級關心時政的要求。 甲午戰敗以後，1895年4月， 清政府與日本政府簽訂了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此時，康有為正在參加會試。得訊後，非常激憤，他與弟子梁啓超等聯合各省在京會試的舉人聯名上書，反對賣國條約，這是第二次上書，即歷史上著名的“公車上書”。上書提出了“拒和、遷都、變法”的主張，這次上書雖未能上達，但對於當時的一切愛國人士尤其是知識分子產生了重要的啓蒙作用，在全社會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成為戊戌思潮發軔的起點。 不久，他又將“公車上書”中有關變法部分以個人名義單獨上書，提出“富國、舉民、教士、練兵”之策，主張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保護民族工商業。光緒帝看到這次上書後，表示讚許。之後，他又上第四書，正式提出了“設議院以通下情”的主張，在不改變清朝統治的條件下，實行君主立憲制度，這次上書由於頑固派的阻遞，未能上呈。

1897年，德國強佔膠州灣，康有為聽到消息後，再度進京上書，指出：“外國蔑視，海內離心，職憂憤迫切，謬陳大計及時變法，……如再徘徊遲疑，苟且度日，因循守舊，坐失事機，則外患內訌，間不容髮……”他提出了“採法俄、日以定國是”，“大集羣才而謀變政”，“聽任疆臣各自變法”的三點具體計劃，希望光緒帝能“下發憤之詔”，“一意維新”。但由於頑固派的阻撓，光緒帝未能及時看到這個上書。 1898年1月，康有為奉命上第六書，即《應詔統籌全書折》。 在這次上書中，康全面闡述了變法的建議和主張，強調依靠光緒帝的權力來推行新政，走日本明治維新的道路。他指出：“觀萬國之勢，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並提出設立制度局的主張，認為制度局是實行變法的重要步驟。不久，他又最後一次上書，提出“中國變法，莫如法俄，以君權變法，莫如採法彼得。”從他的出身、經歷、地位尤其是他所處的時代決定了他在向西方尋求真理進而構建自己的思想體系時，必將直根於中華民族文化深厚土壤中，受到中華民族特有的心理素質、民族性格和文化傳統的影響，所以，以康有為為首的維新派，在理論指導上有侷限性。康有為借發揮孔子政治思想，利用傳統的儒學權威來宣傳變法的道理，他的兩部書：《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前一部書把封建主義者歷來認為神聖不可侵犯某些經典宣佈為偽造文獻。後一部書，把本來偏於保守的孔子打扮滿懷進取精神提倡儘可能平等思想觀念，康有為等人從維護封建制度的傳統思想中尋找理論依據來反對封建制度，沒有完全拋棄儒家的傳統理論。充分體現了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這兩部書都沒有充分的、有説服力的證據，不用説守舊派反對，當時的一些開明人士也不贊成。

維新派某些激進的宣傳增加了社會阻力。另外，康有為是開明的地主富商要求轉化為資產階級的代言人，是介於頑固派和革命派的半封建資本主義政治團體的代表人物。從康有為的階級屬性來分析他正處在從地主階級轉化的過程中，他的思想也正處在從傳統的封建思想向西方近代資產階級思想轉化的過程中，他主張進行資產階級性質的改革，因此他們害怕羣眾甚至敵視羣眾。他們主張變法，但卻反對革命。康有為認為“凡君主專制、立憲、民主三法，必當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則必大亂。”他把革命描寫得十分殘暴嚇人；“臣讀各國史，至法國革命之際，君民爭禍之劇，未嘗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國，巴黎百日而伏屍百二十九萬，變革三次，君主再復，而綿禍八十年。”正是基於這種認識，康有為在戊戌變法以後還死抱住保皇的主張不放，堅決反對革命，最後成了阻礙歷史前進的絆腳石。

梁啓超和他的老師康有為一樣，既想實行一些改革，又極端害怕人民，因此，他們雖然常把“民權”掛到嘴上，但這只是一張空頭支票，至於民權的實現在梁啓超等人看來那是很遙遠的事。他説：“西國之所以能立民政者，以民智既開，民力既厚也。人人有自主之權，雖屬公議，然當孩提之是時，則不難不籍父母之保護。今中國尚孩提也，孩提而強使自主，是曰助長，非徒無益，將又害之。故今日倡民政於中國，徒取亂耳。”基於這種認識，梁啓超和整個改良派所倡導的變法，就是要依靠皇帝，依靠王公大臣實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譚嗣同很有信心，以為“國事大有可為”。其實他想錯了。正當他們不辭辛勞鋭意變革的時候，頑固派也在磨刀霍霍，準備利用10月在天津閲兵的機會，廢掉光緒皇帝，徹底摧垮變法運動。形勢越來越緊迫，9月，光緒皇帝在給康有為、譚嗣同的密詔中説：“今朕位幾不保，汝康有為、楊鋭、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企望之至。”譚嗣同等跪讀詔書，不禁失聲痛哭，但又一籌莫展。最後想到袁世凱，想利用袁世凱編練的新軍來援救皇帝。他們建議皇帝召見袁世凱並賞以官職，以便拉攏。9月18日夜，譚嗣同隻身前往袁的住所法華寺，勸袁運用手中的兵力，殺掉那拉氏的親信榮祿，保護光緒皇帝。 康有為等人以為，只要抓住了皇帝好象就能無事不成，其實，光緒皇帝只不過是個空架子，實權完全掌握在頑固派那拉氏等人手裏。光緒皇帝採納康有為、梁啓超的變法圖強主張，頒發了“明定國是”詔書，積極策劃新政。那拉氏也急忙部署政變，破壞變法運動。正當康有為等躊躇滿志的時候，頑固派一個反撲，就把改良派打了下去。光緒皇帝被囚禁，譚嗣同等人被殺，康有為、梁啓超逃亡國外。戊戌變法運動，前後不過百天，就這樣失敗了。

百餘年前的戊戌維新運動，是近代以來中國首次有意識地進行制度變革、因應現代化挑戰的嘗試。但這次措施並不“過激”的改革，卻以流血的悲劇結束，使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嚴重受挫。這次失敗自有許多複雜深刻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文化傳統的作用。 這次維新運動有着深刻的社會、政治、文化和國際背景，而最直接的原因則是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由於歷史上日本長期學習中國文化，所以在甲午戰爭之前，中國人一直視日本為“蕞爾島國”、“東夷小國”。但在歷時近十個月的甲午戰爭中，中國卻慘敗於向為國人小覷的日本，號稱“東方第一”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幾十萬中國軍隊潰不成軍，日軍侵入中國本土，肆意燒殺擄掠，清政府最終簽下了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向敵乞和。 甲午戰爭的失敗後，一些先進的有識之士如康有為、梁啓超等痛定思痛，開始探索新的救國之道。他們認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嶇小島”戰勝老大中華帝國，就在於向西方學習，變衣冠，改正朔，變法維新，實行君主立憲，所以中國的救亡強國之路就是要向敵人———日本學習。

日本因學習西方由弱而強，中國要生存、要強大，應該而且也只能像日本那樣變法維新，學習西方。1895年5月，康有為在北京發動著名的“公車上書”，公開提出只有學習日本變法才能強國的主張。在論證了變法強國的必要性之後，他提醒説：“日本一小島夷耳，能變舊法，乃敢滅我琉球，侵我大國。前車之轍，可以為鑑。”（12）在以後兩份給光緒皇帝的上書中，他一再提出要向日本學習：“以日之小，能更化則驟強如彼，豈非明效大驗哉？”（13）日本維新説明“圖保自存之策，舍變法外，另無他圖。”（14）梁啓超在風靡一時的《變法通議》一文中也對日本讚不絕口：日本在維新以前曾“受俄、德、美大創，國幾不國，自明治維新，改弦更張，不三十年而奪我琉球，割我台灣也。” 他們對敵人的誇讚、要向強敵學習的疾呼，使朝野為之一震。有的表示贊同，有的堅決反對，認為是大逆不道。支持維新的光緒皇帝則深為所動，在“百日維新”開始不久就命康有為進呈所著《日本變政考》。

從1898年6月21日起，康有為將自己所著15萬言、十二卷本《日本變政考》陸續進呈。《日本變政考》以編年的形式，對明治維新的內容、經過和經驗作了詳細的介紹、評説和總結，並結合中國情況向光緒帝提出變法的具體建議。在這本書中，他響亮地喊出“不妨以強敵為師資”的口號；強調“日本改定國憲，變法之全體也，總攝百千萬億政事之條理，範圍百千萬億臣民之心志，建鬥運樞，提綱挈領，使天下戢戢從風，故為政不勞而後舉。”把定典章憲法作為變法的“總攝”，確是抓住了問題的關鍵。他在書後的“跋”中總結説，明治維新“其條理雖多，其大端則不外於：大誓羣臣以定國是；立制度局以議憲法；超擢草茅以備顧問；紆尊降貴以通下情；多派遊學以通新學；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數者”。他斬釘截鐵地斷言：“我朝變法，但採於日本，一切已足。”康氏的《日本變政考》對光緒皇帝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百日維新”中發佈的許多上諭、變法的主要內容都來自此書。

在中國被日本打敗、舉國同仇敵慨之時，同樣熱血沸騰的維新派卻沒有僅僅停留在對敵人的譴責、痛斥階段，更不是簡單地否定侵略者包括體制在內的種種優長之處，而是冷靜地提醒人們看到敵人的長處，提出要向敵人學習，確實難能可貴。因為這既需要高人一籌的識見，對世界大勢、國際格局、國內形勢有理性、清醒的認識，更要有過人的勇氣。面對羣情激憤，他們提出“以強敵為師資”往往會被斥為“媚敵賣國”、“數典忘祖”，會受千夫所指、舉世痛責、身敗名裂。而維新派之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承認、分析仇敵的優點，進而提出向仇敵學習，蓋因其對國家之愛至真至誠至深，正如梁啓超所説：“今天所謂愛國之士，苟其事有利於國者，則雖敗己之身，裂己之名，尤當為之。“此種愛國，才是更純粹、更深沉、更清醒、更理性、更負責、更有效、更值得敬重和提倡的愛國主義。 他們這種勇氣之所以令人敬重，還因為文化守舊觀念之強大。作為觀念、文化變革的先驅，他們實居孤立無援之境。戊戌政變後，慈禧對光緒的一段怒斥頗能説明問題。政變發生當天，慈禧太后重新訓政，召集重臣跪於案右，光緒皇帝跪於案左，對光緒疾聲厲色地問道：“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為！諸臣者，皆我多年曆選，留以輔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聽信叛逆蠱惑，變亂典型。何物康有為，能勝於我選用之人？康有為之法，能勝於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憒，不肖乃爾！”“變亂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試問汝祖宗重，康有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憒至此？”光緒戰戰兢兢地回答：“是固自己糊塗，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國脈，通融用西法，並不敢聽信康有為之法也。”太后又大聲怒斥：“難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於祖宗乎？康有為叛逆，圖謀於我，汝不知乎？尚敢迴護也！”光緒本已魂飛齒震，此時“竟不知所對” （16）一句“難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於祖宗”的質問便使光緒皇帝無言以對，足見其效力之強，如有“神功”。 祖宗崇拜和“華夏中心”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特點。祖宗崇拜將祖先、祖制神聖化，使任何改革都非常困難，總被視為“數典忘祖”。“華夏中心”論認為，中國是居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國”，只有中國文化最優秀，其他民族、國家、文化都是“狄”、“夷”、“蠻”、“番”，並以距離中國的遠近為標準，把“化外”的“狄夷”或“蠻夷”劃分為“生番”和“熟番”，對其他文化實際表現出一種強烈的排斥和歧視。“祖宗崇拜”與“華夏中心”結合在一起，使學習、參考外國的任何改革都被斥為“以夷變夏”的大逆不道，因而更加困難。

近代以來，“天朝上國”第一次遇到了一種更強的先進的文化的挑戰。但當林則徐、魏源等提出要了解敵人、進而提出要“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時，卻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和反對，被指責為“潰夷夏之防”。主張“中體西用”、學習西方船堅炮利、引進大機器生產的洋務運動，也被頑固派攻擊為擾亂人心，是“亂階之倡”，是“變夷”、“媚外”、“崇洋”、“賣國”。維新派進而提出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更被罵為大逆不道的“亂臣賊子”，是“認賊作父”、“認敵為師”。近代中國備受西方欺凌，處於國難頻仍的民族危機之中，這無疑是非常嚴重、極有煽動性的指責。 在近代變革與守舊的理論鬥爭和文化衝突中，主變者一直沒有建立起系統的變革理論體系，沒有真正突破傳統話語，所以只能一直居於守勢，往往只有招架之功。由於傳統話語仍居主導地位，所以守舊者掌握着傳統話語的解釋權，並依靠這種話語優勢使自己居於道德、政治的優勢地位而使變革者居於道德、政治的劣勢位置和否定性境地，以此剝奪、起碼是嚴重削弱了變革的合法性，這也是中國近代變革之路曲折多難的重要原因之一。 應當承認，與洋務派相比，維新派相當重視意識形態建構，他們從古今中外變法圖強的歷史中為變革尋找合理性，特別是引入達爾文的進化論，成為有力的思想武器。但在戊戌時期，這種意識形態的建構工作才剛剛開始，影響只限於少數“讀書人”和個別官員，變法的“合理性”遠未深入人心，未獲廣泛支持，這也是變法失敗的重要之處。雖然如此，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圖譜，卻是從戊戌時期開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為今後的變革提供了思想基礎，這也是維新運動更深遠的意義所在。

守舊派勢力強大，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不在維新派手中，而緊握在以西太后為首的王公、大臣手中。幾位掌實權的顯赫人物恭親王、慶親王，剛毅幾乎無例外地守舊。維新派只少數幾個人，而且在朝中沒有實權，康有為只擔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行走（外交秘書），他的7次上書大多被壓下了；康有為組織學會也受到壓制，遭到封閉解散的命運。辦報受到遏制，《強學報》出了3期就被停刊。 西太后對變法的態度是八個字：容忍：她想把變法控制在一定範圍內，同意廢八股、改策論、發展商業、開辦工廠、用新式武器武裝軍隊等；控制：西太后對維新派採取兩個措施，一是將翁同龢開缺，去掉光緒身邊的參謀；二是讓榮祿到天津擔任直隸總督，控制北京及其周圍的軍權；觀察：看看光緒要幹什麼。動手：只要變法觸及到清廷王公貴族利益，她就動手鎮壓。的必要。但是，就在維新伊始，百廢待興的關鍵時刻，以慈嬉、榮綠為代表的愚蠢腐朽的保守派勢力，卻在密謀着一場無恥的宮廷政變。

晚清光緒時代朝廷內實際上分成為兩大黨派，以慈嬉太后和她的侄子，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榮祿、兵部尚書剛毅、刑部尚書崇禮，等等這些滿清貴族、皇親國戚勾結得寵西后的太監小人李連英形成“後黨”；而以光緒皇帝和他的老師，軍機大臣户部尚書翁同龢，御使楊深秀、大學士徐志清與工部主事、維新派代表康有為、梁啓超等人形成“帝黨”。維新前後，由於改革觸及了皇權貴族們的直接利益，使改革與保守兩派自始致終進行着殊死決鬥。“帝與翁(同和)一面謀改革，太后與榮(祿)一面謀廢立”。在光緒下“明定國是”詔書的當天，太后為了打壓帝?就令光緒下旨免除改革派重臣、户部尚書翁同和的職務，令其退職回了老家。對開制度局和官制改革，後黨攻擊道：“意在奪樞密院之權歸制度局，奪六部之權歸十二分局，奪督撫將軍之權歸各道民政局----朝論譁然，此局一開百官皆坐廢矣”。所以，當維新進行到最後關鍵的政治改革時，一場罪惡的宮廷陰謀也在同時醖釀，後黨一面對改革敷衍塞責，一面狂攬朝廷軍政大權，佈下天羅地網。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六(1898年9月21日)，慈嬉太后調兵三千，關閉京師九城門，停運京津鐵路，下令逮捕康有為、康廣仁兄弟。步兵統領崇禮率兵三百包圍南海會館，當場拘捕康廣仁。九月十八日，慈嬉將改革派重臣譚嗣同、楊深秀、林旭、楊鋭、劉光第、康廣仁，史稱“六君子”，在菜市口斬首示眾。光緒皇帝曾試問太后何故如此，慈嬉怒斥：“變亂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試問吾祖宗重，康有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慵至此？難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於祖宗乎？！”慈嬉擔心“維新劇變，恐失人心”隨囚禁光緒皇帝於瀛台，宣佈重新“垂簾聽政”，這場宮廷政變就是臭名昭著的“戊戌政變”。

改革不同於革命，她是一個緩慢漸進的過程，這個過程很漫長，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需要有一個眾人信服的理論作指導，一個堅實的階級基礎等，這樣變法才能成功，而戊戌變法卻一條也不具備，糾其原因是因為當時沒有出現一個使變法成功的環境，以及與相聯繫的強大促進改革的政治和經濟力量，他們只是在民族危機的刺激下，來不及等社會條件成熟，就被推上歷史的舞台。由於他們的理論和階級力量都很薄弱，在強大的封建勢力前顯得很弱小，變法者幾乎沒有做任何抵抗，變法就失敗了，正如李侃 總結：“變法開始以前，思想上、準備上都很不充分，但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機使他們倉促上陣，因此難免遭到失敗的命運。”

主要是由於資產階級維新派的軟弱性和妥協性，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氣，只採取改良的辦法，並對封建反動勢力和列強寄於幻想，遠離了民眾，又害怕民眾，因而也就得不到人民羣眾的支持，歸於失敗。同時頑固派非常強大，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希望中國走上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於是，中外反動勢力共同絞殺了維新運動。歸根到底是由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水平決定。 戊戌變法失敗原因是極其複雜的，與中國社會當時的環境息息相關，也與與康有為認主不清、缺乏相當的政治經驗、單純依靠光緒皇帝，甚至想把皇帝和太后分開是息息相關的。但歷史發展不是後人看清後再評價的，當時人有當時的想法做法。我們今天來看已發生的歷史，免不了會發現一些歷史人物所存在的侷限性，也可以説所有的歷史人物都具有侷限性。但作為歷史人物在當時的所作所為都是他在那種歷史環境下所最應該採取的做法也是最為正確的做法。再回首看戊戌變法：從整個中國社會來看，當時最為緊要的就是制度的缺失與改革，這點康有為是看到了，而且提了出來。這就是康有為這個人最大的歷史意義。 其失敗歸根到底是由於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水平很低，經濟基礎還很薄弱，資產階級力量弱小，難以擔此大任。資產階級力量不足以同封建勢力相抗衡，這是戊戌變法失敗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