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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新覺羅·奕訢
(清末政治家、洋務運動主要領導者)
鎖定
奕訢自幼與咸豐帝奕詝一同成長,深受道光帝寵愛。道光帝死後,根據其遺詔被封為恭親王。咸豐三年(1853年)到咸豐五年(1855年)之間擔任領班軍機大臣,時廢時起。英法聯軍攻入北京時,咸豐帝逃往承德,奕訢以全權欽差大臣留守北京,負責與英、法、俄談判,並與之簽訂《北京條約》。次年(1861年),咸豐帝駕崩,奕訢與兩宮太后聯合發動辛酉政變,成功奪取政權,授議政王,確立了兩宮垂簾聽政、親王輔政的體制
[44]
。此後直至光緒十年(1884年),長期為領班軍機大臣與領班總理衙門大臣,大部分時間身處權力中心。後逐漸倦怠政事,終在“甲申易樞”中被罷黜。光緒二十年(1894年)再獲起用,為甲午戰爭的失敗善後。此後至去世前,一直擔任領班軍機大臣與領班總理衙門大臣,但暮氣已深,無甚作為。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奕訢逝世,享年六十七歲。諡號為“忠”
[1]
,後世稱“恭忠親王”
[16]
。有《萃錦吟》《樂道堂詩鈔》等傳世。
- 出生日期
- 1833年1月11日(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 逝世日期
- 1898年5月29日(光緒二十年四月初十)
- 主要作品
- 《賡獻集》《岵屺懷音》《樂道堂古近體詩》《萃錦吟》
- 主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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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軍機處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二十餘年,為洋務運動的主要領導者
議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推動中國近代外交發展 - 爵 位
- 和碩恭親王
- 諡 號
- 忠
- 旗 籍
- 滿洲鑲藍旗
愛新覺羅·奕訢人物生平
愛新覺羅·奕訢早年經歷
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33年1月11日)丑時,愛新覺羅·奕訢出生。
[4]
為道光帝第六子,與後來的咸豐帝愛新覺羅·奕詝屬異母兄弟,但奕詝生母孝全成皇后鈕祜祿氏早死,是奕訢的生母靜貴妃博爾濟吉特氏受皇后託孤遺命撫育皇四子奕詝。奕訢與奕詝同在一母照拂之下,且年齡相仿,無異於親兄弟。
[55]
奕訢從小受到極為嚴格而又特殊的封建教育,六歲時便入乾清宮上書房讀書,與奕詝同往來,關係密切。功課為滿蒙漢三種語言文字,百家經典,詩文,武功騎射。他天資聰穎,頗有才氣,拜宿儒翁心存為師。不久後,翁心存以母老乞養,告假歸裏,奕訢乃師事賈楨(道光六年的榜眼)。在名師教授下,他學習儒家典籍十餘年,對於儒家學説是頗為精通的。
[4]
[55]
愛新覺羅·奕訢兄弟構隙
道光帝立儲時,曾在四子奕詝和六子奕訢之間猶豫不決。但於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下定決心由皇四子繼位,寫下遺詔。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奕訢奉道光帝命,迎娶熱河都統瓜爾佳·桂良之女為嫡福晉。這往往被認為是道光帝屬意奕訢之舉,而實際上,這個指婚發生在道光下定決心寫下遺詔之後,最多隻能視為對奕訢的補償。奕訢的文才武功均在奕詝之上,道光帝也最鍾愛這個兒子。按清朝傳統,皇位傳給諸皇子中才德兼優者,奕訢有得皇位的可能。咸豐帝的老師杜受田深知奕詝的智識才具都“萬不敵”奕訢,不能以條陳時政和騎馬習武取勝,乃對奕詝面授機宜,以仁孝之心取悦於道光帝,佔盡優勢。
[55]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道光帝下令在妃子園寢內為奕訢之母靜皇貴妃修墓,親令皇貴妃死後必須葬於妃園寢,不得更改,變相暗示奕訢爭儲失敗。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四日,病重的道光帝召十重臣公啓錦匣,內有御筆兩諭,一為“立皇四子奕詝為皇太子”,一為“封皇六子奕訢為親王”。
[4]
隨後,道光帝病逝,奕詝即位,即咸豐帝。
[55]
咸豐元年(1851年)四月,咸豐帝授奕訢為十五善射大臣。翌年(1852年)四月,咸豐帝將指原慶郡王府(曾是乾隆年間大學士和珅的府邸)給奕訢為府邸,命仍在內廷行走
[55]
。八月,奉旨管理正藍旗覺羅學事務。
[4]
咸豐三年(1853年)正月,奕訢奉旨管理中正殿、武英殿事務。九月,因太平天國北伐軍攻到天津附近,北京告警,咸豐帝命奕訢署領侍衞內大臣,辦理巡防,奉旨仍佩先帝生前所賜白虹刀,以示隆崇。
[55]
十月初七日,奉旨在軍機處行走,從此打破清代皇子不得干預政務的祖制。
[4-5]
咸豐四年(1854年)二月,奉旨添派管理三庫事務,並補授鑲紅旗蒙古都統。四月,奉旨補授宗人府右宗正。六月,奉旨調補鑲黃旗漢軍都統。九月,奉旨升授宗人府宗令。又授為閲兵大臣,調補為正黃旗滿洲都統。
[4]
咸豐五年(1855年),奉旨總理行營事務。二月,奉旨賞穿黃馬褂。此時,奕訢生母康慈皇貴太妃病重,奕訢請旨尊封皇太后,咸豐帝礙於撫育之恩,只得依奏,於七月初一晉封其為康慈皇太后。但奕訢請封時不免衝動,形同挾制,咸豐帝心終快快。康慈皇太后死後,“帝雖持服百日如制”,但在給太后上諡時卻不以本朝家法而沿用明朝故事,有意“減殺太后喪儀”。諡法有異,對她“不繫宣宗諡,不拊廟”,表示嫡庶究竟有別。對此,奕訢深表遺憾和懊惱。手足參商,兄弟失和表面化。在奕訢異常悲痛的時刻,咸豐帝卻責其“辦理皇太后喪儀疏略”,降旨撤銷其軍機大臣和宗人府宗令等職,令回上書房讀書,仍令內廷行走,管理中正殿等處事務,以示懲罰。
[4]
[55]
咸豐七年(1857年)五月,奕訢復起,被補授為鑲紅旗蒙古都統;又命管理鑲紅旗新舊營房事務。
[4]
愛新覺羅·奕訢臨危受命
時值清朝內憂外患,紛至迭起,危機四伏之際。對內,太平天國起義未滅,江南難定;對外,英法聯軍由南犯北,進逼京師。奕訢年輕氣盛,主張左右出擊,以消除內外兩敵對清朝的威脅。但咸豐帝對外態度矛盾,主戰情緒時高時低,舉棋不定。
[55]
咸豐八年(1858年)四月二十五日,奕訢單銜具折,反對咸豐帝派愛新覺羅·耆英去天津參與議和;主張天津談判不要一味示弱,英法聯軍如敢登岸,應令“兵勇合擊”;建議密令粵紳羅惇衍激勵鄉兵攻廣州,廉兆綸搗香港。五月初五,奉旨與惠親王、惇郡王及軍機大臣等處理擅自回京的耆英。十三日,奕訢提交了反對簽約的《江岸通商貽患甚巨宜早籌戰備折》,反對欽差大臣桂良、伍彌特·花沙納與英法所議條約中關於開放長江口岸諸埠的條款,並提出了一些制敵方針。在朝廷主戰派呼聲高漲的情況下,奕訢也力言朝廷只要主戰,對侵略軍進行堅決抵抗,“實可制其死命”,希望咸豐帝堅持對外作戰,上下同心,統一意志,與敵軍決勝於疆場之上。再次表達了他對外主戰的態度。是月,奉旨管理雍和宮事務,又奉旨補授閲兵大臣。
[4]
[55]
咸豐九年(1859年)四月,奉旨補授為內大臣。十二月,奉旨補授為管宴大臣。
[5]
咸豐十年(1860年)九月下旬,英法聯軍在通州以西的八里橋之戰中擊敗清軍,進逼北京。咸豐帝聞訊,大為震驚,在慌亂中任命奕訢為欽差便宜行事全權大臣,主持中外談判,辦理和局。自己則帶着后妃和一批王公大臣,倉皇逃往熱河。
[55]
[6]
此時,清軍在戰場上節節敗退,“戰守均不足恃”的狀況,使奕訢的主戰熱情開始冷卻,傾向求和。尤其是太平天國在南方的迅猛發展,使他痛感“內憂外患,至今已極”。權衡利害,奕訢得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結論,與英法方面關於放還巴夏禮、罷兵和談等事進行了艱苦的交涉。
[51]
十月下旬,他按照咸豐帝的旨意,全盤接受了英法聯軍提出的苛刻要求,先後與英、法代表交換了《天津條約》批准書,並訂立了中英、中法《北京條約》。接着,又與俄國簽訂了《中俄北京條約》。
[55]
[6]
奕訢主持議和以及進行的大量的善後事宜贏得了西方對他的好感,為他以後外交活動創造了條件。在議和期間,奕訢籠絡瓜爾佳·文祥(户部侍郎)、桂良(文華殿大學士)、索綽絡·寶鋆(總管內務府大臣)、蘇完瓜爾佳·勝保(副都統),形成了一個新的政治集團。這是他通過議和撈到的政治資本。
[6]
愛新覺羅·奕訢興辦洋務
主詞條:洋務運動
《北京條約》簽訂後,英法聯軍退回天津,迅速南駛,表示並無取代清朝統治和佔據土地的野心。奕訢認為“外夷”尚執條約為據,戰爭的結果只是索取賠款和權益,“並不利我土地人民……似與前代之事稍異”,產生了洋人“猶可以信義籠絡馴服其性”的思想。英、法、俄等國,出於各國私利,都曾先後主動表示“願為中國攻剿發逆(指太平天國)”,並多次派人向奕訢表示這一願望。“兩害相權則取其輕”,使他愈發堅定了先鎮壓起義的信念,強調要首先“安內”,肅清“匪患”,擺脱“捻(指捻軍)熾於北,發熾於南”的困境。在咸豐十年(1860年)十二月,他就上《通籌夷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折》疏奏陳:
在這份奏摺裏,奕訢雖然看到了列強窺伺所導致的危險,包含着防範外來侵略的因素,但他也明確地提出了太平天國和捻軍才是心腹之患,只有先消滅太平軍和捻軍,才能維護清朝統治的戰略部署,開始醖釀“借師助剿”的計劃,以鎮壓各路反清起義。咸豐十一年(1861年)正月十一日,他和文祥、桂良等人向咸豐帝上疏建言,認為當今之勢,必須採取三國時“聯吳伐魏”的策略,要求咸豐帝和西方列強“約共伐魏”,共同鎮壓太平天國和捻軍起義,為了消除朝廷對英、法的疑懼,維持中外“和好”的局面,奕訢還提出一個原則規定,即所謂“按照條約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隱示羈縻,數年間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為大害”。奕訢的主張得到咸豐帝的批准,也得到湘軍首領曾國藩等的支持。當太平軍攻佔寧波又連克鎮海時,清廷害怕太平軍會由海道北上。奕訢派人與英、法聯繫,大沽口各炮台擬由英法兩國派兵防守,而清軍則專守北塘。對清廷“助剿”的請求,英、法欣然同意,並表示“停泊各口之船隻、兵丁,悉聽調遣”,以便儘早“掃除狂寇”。
[55]
在《通籌夷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折》中,奕訢還提出要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設南北口岸管理大臣;添各口關税;要求將軍督撫辦理國外事件互相關照,避免歧誤;要求廣東、上海各派兩名懂外語的人到京以備詢問;將各國商情和報紙彙集總理處。十二月十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設立,出現了軍機處以外的另一中樞政府機構。
[6]
為進一步調整中外關係,便於與列強“合作”,奕訢又奏請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門負責處理外交事務。此前,清廷並無專門的外交機構,《北京條約》簽訂後,英法等國向奕訢提出專門設立外交機構的要求。奕訢向咸豐帝多次請求,力陳此舉勢在必行。迫於大勢,清廷採納了他的意見,於咸豐十一年(1861年)正月命奕訢、桂良、文祥等人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辦理對外交涉事宜。這是一個規模小、權力大的機關,它的職能除掌握清廷外交外,還逐漸總攬了財政、軍事、教育、礦務、交通等方面的大權,實際上成為了決策與管理一切涉及洋務的總衙門。這樣,在咸豐帝迴鑾以前,無形中在北京形成了列強支持的以奕訢為首的另一個權力機構。
[55]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設立後,奕訢在“自強”名義下積極倡導購買洋槍洋炮和創辦近代軍事工業,以增強清朝的軍事實力,儘快鎮壓各地起義。他在奏摺中指出:“查治國之道,在乎自強,而審時度勢,則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制器為先。”由此,奕訢於向咸豐帝提出購置法國槍炮,“並肯派匠役教習製造”,僱傭外籍工匠,在上海製造,用以剿滅太平天國。咸豐帝再次採納了他的意見。於是,購買洋槍洋炮事宜立即進行,曾國藩很快創立了安慶軍械所,開始仿效西方自造洋槍洋炮。接着,以生產新式武器為基本內容,“師夷智以造炮製船”的近代軍事工業在中國應運而生。
[55]
愛新覺羅·奕訢親王議政
主詞條:辛酉政變
奕訢以他的地位和影響力,首倡洋務運動,並積極地把其洋務思想播及臣僚。有關洋務事業的大政方針,大部分均由他參與制定和指示貫徹,各地的洋務事業也深得其支持。因而,他理所當然地成了洋務派的首領。此外,奕訢作為欽差大臣,曾負責撫辦“和局”,在與列強的頻繁接觸中,密切了同外國侵略者的關係,爾後又主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迎合外國的需求,深受列強的賞識和信任。它們極力支持和培植奕訢為代表的政治勢力,增強了他在朝廷中的地位和聲望,希圖由他來掌握清政權的中樞機構,迅速接過軍政大權。但是,清廷中掌握實權的另一股政治勢力,即跟隨咸豐帝逃往熱河的怡親王愛新覺羅·載垣、鄭親王愛新覺羅·端華以及協辦大學士、户部尚書愛新覺羅·肅順等人,對列強的疑懼未解,對奕訢鄙夷不屑,將其內外政策擱置不理。而咸豐帝與奕訢的隔閡歷經風浪,始終未能消除。和議達成後,奕訢多次請求咸豐帝迴鑾,咸豐帝卻一再延宕,遲遲不肯回京。七月初,咸豐帝病重,奕訢力求到承德省侍,咸豐帝卻強起倚枕,手書批示説:“相見徒增傷感,不必來覲。”
[7]
兄弟間的惡劣關係至死未曾改善。奕訢對此十分傷感,並遷怒於咸豐帝所倚重的載垣、肅順等左右權臣。種種矛盾交織在一起,雙方的鬥爭迅速激化起來。
[55]
咸豐十一年(1861年)七月,咸豐帝在熱河病死,皇太子愛新覺羅·載淳繼位,改年號為“祺祥”,即同治帝。幼主沖齡,咸豐帝遺詔令載垣、端華、肅順等八人為贊襄政務王大臣,顧命輔政。“祖制重顧命”,按親疏遠近關係,應該是奕訢排在第一位,但咸豐帝餘憾未釋,把奕訢摒棄於顧命大臣的行列之外,這更加深了奕訢與載垣、肅順等人的矛盾。咸豐帝去世後,奕訢與被肅順裁抑的同治帝生母慈禧太后達成一致,準備奪取最高權力。
[55]
在慈禧太后示意下,先是御史高延祐上請“垂簾”,接着御史董元醇又上疏説:“暫請皇太后垂簾聽決,並派近支親王一二人輔政。”垂簾建議立即遭到載垣、肅順等人堅決反對。慈禧太后雖然惱怒,但考慮時機尚未成熟,只好隱忍讓步,把高、董分別治罪,平息風波。不久,在奕訢授意下,大學士賈楨、欽差大臣勝保等奏請“皇太后親理大政、另簡近支親王輔政”。載垣、肅順等顧命大臣以清朝家法,只有顧命輔政,向無女主垂簾為理由,痛加駁斥。慈禧太后和奕訢表面上處處“示人以無為”,暗中卻加緊部署。八月初一日,奕訢以奔喪為名,到熱河叩謁梓宮。為了取得列強的支持,事先他特派文祥拜訪英、法等外國公使,説明意圖。列強贊成和支持奕訢一派奪權。
[55]
肅順等人對奕訢早有防範,曾以各種藉口阻撓,不允許奕訢到承德。奕訢到熱河後,肅順又以太后無召見外臣之理以及叔嫂避嫌為詞,阻止奕訢和慈禧太后見面。慈禧太后設法拉攏、勸誘咸豐帝的皇后慈安太后出面。兩宮太后以垂詢家屬私事和敍説親情為名,兩次召見奕訢,“奏對良久”,終於達成了默契。奕訢認為,要發動政變,非早日還京不可。慈禧太后對外國侵略者尚存恐懼、猜疑,怕迴鑾北京難保安全,奕訢保證説:“外國無異議,如有難,惟奴才是問。”
[7]
慈禧太后釋此顧慮,遂與奕訢密商回京發動政變的計劃。
[55]
奕訢於八月初七日兼程趕回北京,盡力爭取到了大學士賈楨、周祖培和刑部尚書趙光、户部尚書沈兆霖等部院大臣的支持,還爭取到了掌握京津防務的兵部侍郎勝保以及擁有重兵的蒙古親王僧格林沁的臂助,由此控制了北京周圍的軍隊,抓住了發動政變所必須的武裝力量。
[55]
九月二十八日,慈禧太后攜同治帝從熱河先行抵達北京。當天,她便立即召見奕訢和其他親信大臣秘密部署。次日黎明,奕訢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奉“特旨”捉拿了載垣、端華等人,並派睿親王愛新覺羅·仁壽和醇親王愛新覺羅·奕譞至密雲迎捕了擔負送咸豐帝靈梓重任的肅順。咸豐帝安排的顧命八大臣束手就擒,或被殺,或令自盡,或“革職”、充軍。旋即廢除“祺祥”年號,改元同治。
[55]
咸豐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初一日,在紫禁城養心殿舉行了垂簾大典。兩宮太后垂簾聽政。而奕訢參與政變有功,“扶傾定危”,破例地以議政王的名義任領班軍機大臣兼攝首席總理衙門大臣,復授宗人府宗令、總管內務府大臣,賞食親王雙俸,王爵世襲罔替,等等。另外,慈禧太后特許他在“紫禁城內騎馬”,把只有中官嫡長女才能享有的“固倫公主”稱號授予他的長女,以示優禮。至此,兩宮臨朝稱制於上,奕訢總攬清朝內政外交;慈禧太后攫取了清朝的最高統治權力,奕訢在朝廷中的權勢也達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
[55]
[4]
愛新覺羅·奕訢妥協與禦侮
辛酉政變的成功,使列強感到非常滿意。事後,英國駐華公使卜魯斯説:由於支持奕訢上台掌權,英國已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滿意的關係”;聲稱由於這一“令人滿意的結果”,英國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成為“這個政府的顧問”。所以,英國在中國的喉舌《北華捷報》強調指出:在這個特別的關頭,英國比過去任何時候“更有必要去支持帝國的現存政府”。法國人對政變的結局也感到高興,其駐華公使在日記中寫道:“宮廷革命沒有騷動地結束了”,“恭親王成為執政者,以後的談判將更易進行”。對於列強的扶植和支持,奕訢自然心領神會,所以,當他執掌大權以後,通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努力謀求與列強“和好”相處。用他自己的話説,即“換約以來,事事皆推誠相待”
[7]
,滿足列強的要求、貫徹其意圖。
[55]
總的來説,奕訢所倡導的洋務活動基本是圍繞“滅發捻為先”的方針,“購洋槍、置洋炮、辦機器、造輪船,凡力所能及、有益於戰事者,無不隨時籌劃”。他以顯赫的權勢,積極支持曾國藩、李鴻章等人創辦一批近代軍用工業,借用“外夷”之力,生產槍支彈藥以征剿各地起義。與此同時,奕訢還積極實施“借洋兵助剿發逆”的計劃,奏請朝廷對曾國藩、李鴻章、薛煥等東南疆吏“借師助剿”“有請必行,不為遙制”,全力鎮壓太平天國,以“俾洋人益形鼓舞”。
[55]
咸豐十一年(1861年),奕訢同意委派李泰國和赫德相繼擔任中國海關總税務司,把中國的海關管理大權交給英人掌握。同年,奕訢以鉅款託付李泰國購買船艦,籌建海軍。同治二年(1863年),這支艦隊開到了中國,但艦隊的指揮卻是英國皇家海軍上校阿思本。李泰國還私許阿思本對艦隊有完全指揮權。這是由清廷出錢供養,歸英國侵略者指揮、控制的一支艦隊。奕訢不但沒有抵制,還準備接受英國侵略者這一無理要求,甘受外人挾制。這種對外一味順從的行為,連曾國藩、李鴻章都感不滿。清廷詔令遣散船員,留下船艦。英國方面無理取鬧,堅持“既不用其人,則船炮亦應繳還本國”,還向清廷索取賠款。最後,奕訢只好曲從其意,退還船隻,向英國賠禮賠款。
[55]
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天津爆發反洋教鬥爭,羣眾焚燬教堂,殺死法國領事和外籍教士多人。在處理這起重大涉外事件中,奕訢明知“曲在洋人”,卻在法國等列強的要挾下,一再遷就,息事寧人,支持曾國藩鎮壓羣眾,懲處天津知府和知縣,了結天津教案,取媚洋人,與外國“曲全鄰好”。奕訢對外妥協的外交政策,連其弟愛新覺羅·奕譞也深為惱火,他詰問奕訢説:“素日無備,故臨事以‘無可如何’四字塞責,自庚申至今十年,試問所備何事?”
[7]
奕譞還指責奕訢主持總理衙門以來,“夷務尚無起色”,對“外夷”提出的要求“有可無否”,全盤否定了奕訢所執行的外交政策。
[55]
奕譞的指摘雖有一定道理,但也應該看到奕訢對外態度中的矛盾。咸豐十一年(1861年),他在奏請練兵“自強”的奏摺中説道:“撫議雖成,而國威未振,亟宜力圖振興,使該夷順則可以相安,逆則可以有備,以期經久無患。”後來,在談到為什麼要購造輪船以求“自強”時又説:現在“雖英、法漸見信服,有日匿而就我之意,而為國家謀久安之策,則防患正不可不深。”當同治三年(1864年)初,太平天國大勢已去時,他便與英國公使卜魯斯言明:“金陵不用幫助,當議定撤退常勝軍,專用中國官兵圍剿”,無須再借洋人之力,以免“地方被其蹂躪……城池未復而要挾已深”。天京攻陷後,太平軍餘部轉戰福建、廣東,福建巡撫徐宗幹慌亂中又奏請借師助剿。奕訢極為惱火,上奏請求福建、廣東不許再“倉皇議調洋兵,致滋流弊,貽患疆圉”,可見其借師助剿的程度是有分寸的。奕訢在屈從列強、妥協退讓的同時,又認為“夷情猖獗,凡有血氣者無不同聲忿恨”,聲稱英、法等侵略軍“為我仇敵”,只是“時事多艱”,不得不忍辱退讓。事實上,即使在鎮壓太平天國時,奕訢舉辦洋務的目的也有兩重意思在內。在奕訢看來,乘太平天國還沒有被鎮壓的時候,“託名學制以剿賊,亦可不露痕跡”,如果太平天國業已蕩平才去學習,“則洋匠雖貪重值而肯來,洋官必疑忌而撓阻”。故應乘此時機,實力講求,以期盡窺其中之秘,練兵與辦軍事工業,“有事可以禦侮,無事可以示威”。還説刻下列強憑強凌弱,“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國之強弱為衡”,倘若我能自強,器利兵精,則中外可以相安無事,否則,“我無可恃,恐難保無輕我之心”。所以,他倡辦近代軍事工業,主要是消除內患,鎮壓農民起義,但也有攘外的準備,禦侮的目的。同治二年(1863年)五月,奕訢在奏請購買歐洲軍艦時就指出:“如果用之得宜,則近之剿辦長江逆匪,遠之備禦外侮,破浪乘風,縱橫萬里,實為長駕遠馭上策。所最要者,在我須勤為學習,速得其法,庶不致日久為洋人把持。”奕訢的這些政治見解和種種作為,既反映了當時洋務派的普遍思想,也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和支持。
[55]
愛新覺羅·奕訢幾度起落
奕訢在有分寸地懲辦了載垣、端華、肅順等人的黨羽後,繼續執行肅順重用漢人地主知識分子的政策,又將受肅順排擠打擊的部院大臣平反覆職,安撫各方,收拾人心,迅速把政局穩定下來。由於奕訢等人的通力合作,清廷暫時渡過了難關,出現了所謂“同治中興”的局面,奕訢因此博得朝野的一片讚賞。
[55]
但是,奕訢支持曾國藩等辦洋務,卻主張削弱地方勢力,這就引起了湘淮勢力的不滿;奕訢辦洋務,導致清廷中烏齊格里·倭仁等頑固派不滿。這時,由於奕訢的權力受限,不能滿足列強的要求,列強也對他不滿。慈禧太后利用了奕訢,也給予了奕訢巨大權力。但隨着奕訢地位高升和聲名鵲起,又引起了慈禧太后的不安。在這種矛盾心理的支配下,她有意識地扶植兩派甚至多派政治勢力,使他們互相牽制。所以,她一面支持奕訢為首的洋務派,一面又放任頑固派對奕訢等洋務派的攻擊和非難,力圖控制和排擠奕訢,削弱他的權勢。這種局面的出現,奕訢當然是不滿的。他年輕氣盛,躊躇滿志,雖處於矛盾的漩渦之中,仍然是勇於任事和剛愎自用。工於心計的太后對此難以容忍,説他“狂妄自大,跋扈專擅”。於是,慈禧太后與奕訢之間的關係出現裂痕,彼此猜忌日深。
[55]
[64]
1869年在北京的奕訢,約翰·湯姆森攝(2張)
光緒元年(1875年)十二月,奉上諭署理宗人府宗令。
[4]
光緒二年(1876年),二月,奉上諭暫署宗人府銀庫印鑰。九月,奉旨派充玉牒館總裁。
[4]
光緒五年(1879年)四月初,晤見美國前總統格蘭特,請出面調解中日琉球爭端。九月,奉旨管理正白旗滿洲新舊營房並城內官房事務。
[4]
光緒六年(1880年)三月二十五日,對來訪的英國的公使阿禮國説:“中國人非不知電報、鐵路、輪船、開礦之利,然主權不能自操,與中國無益,雖有不若無也。”
在主持軍機處的近二十年間,奕訢先是倚重文祥。文祥於光緒二年(1876年)逝世後,改由深受奕訢信任的軍機大臣沈桂芬主持日常事務
[22]
。當代學者姜鳴認為“在1880年前”,奕訢“只是把把關”
[26]
。
光緒七年(1881年)除夕,沈桂芬去世
[25]
。三月,慈安太后去世,奕訢更為孤立。反覆的浮沉磨平了奕訢往日的稜角,挫敗了他的鋭氣,遇到大事他提不出應對的策略。光緒九年(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後,以奕訢為首的軍機處對於戰與和拿不定主意,軍隊節節敗退。
愛新覺羅·奕訢甲申易樞
奕訢坐像(2張)
光緒十二年(1886年)十月,朝廷賞還奕訢親王雙俸。
[4]
光緒十五年(1889年)正月,賞添頭等、二等護衞各一員,三等護衞二員。
[4]
光緒十七年(1891年)十一月,奕訢在恭王府中慶祝六十壽辰。
[4]
愛新覺羅·奕訢新舊之間
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軍屢招敗績。清朝統治危機四伏,矛盾重重。在此情況下,“想借重其(奕訢)過去的聲望來調和各種矛盾,打擊帝黨勢力”的慈禧太后於八月起用奕訢為“在內廷行走,管理各國事務衙門,並添派總理海軍事務,會同辦理軍務”。
[12]
十月初,清廷成立督辦軍務處,光緒帝發佈諭旨,“派恭親王督辦軍務,所有各路統兵大員,均歸節制”,旋復授其軍機大臣職務。然而,此時的奕訢年老多病,並無實權。由於多年失勢,對政務亦有所隔膜,加以他一再遭受慈禧太后的打擊,鋭氣大減。重新上台後,奕訢只敢順着慈禧太后的意旨辦事,不敢稍有出格。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春,清廷派李鴻章到日本馬關談判。四月初三日,李鴻章電告清廷和約十條,奕訢表示贊成,力主“再不能言戰”。四月十七日,李鴻章在《馬關條約》上簽字。五月初二日,奕訢會同慶親王愛新覺羅·奕劻等人請求尚在遲疑的光緒帝批准條約,並派伍廷芳等赴煙台換約。未幾,“三國干涉還遼”事起,軍機大臣翁同龢等人主張延期換約,奕訢卻以“不換約則兵端立至”為由,贊成換約。
[55]
奕訢晚年像(2張)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初,奕訢再度被授為宗人府宗令。此時,沙俄強佔旅大事件發生,光緒帝召見王公大臣,極言時危,“以變法為急務”,立志改革。奕訢“默然”不答。不久,康有為上書請開制度局,定國是,奕訢也表示反對。二月間,奕訢“痰喘頻作”,閏三月,奕訢病重,光緒帝與慈禧太后三次前往探視,奕訢雖氣息奄奄,仍“殷殷以國事為憂”(見“軼事典故-恭王遺言”)
[74]
。至四月初十日(5月29日)
[73]
,奕訢病逝,終年六十七歲。光緒帝得知訃訊後,與慈禧太后再臨祭奠,賜陀羅經被,並特地為他輟朝五日、持服十五日;派總管內務府大臣庫雅拉·啓秀辦理喪事。奕訢逝世隔日,懿旨賜諡號“忠”(終清一代,宗室中只有奕訢與和碩睿親王愛新覺羅·多爾袞得單諡“忠”
[21]
),入祀賢良祠,並配享太廟(位列東廡怡賢親王愛新覺羅·胤祥之次,超勇襄親王博爾濟吉特·策稜之上
[75]
)。
[4]
其孫溥偉襲爵恭親王。
[13]
愛新覺羅·奕訢主要影響
奕訢作為咸豐、同治、光緒三朝名王重臣,清廷中樞主持洋務的首腦人物。主政期間,他羅致了文祥、寶鋆、沈桂芬等內膺重任,作為其主持朝政國事的得力助手;為了求強求富,增強鎮壓太平天國和抵禦外侮的能力,他主張學習外國科技以加強中國軍事實力,依靠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外膺封疆,並支持這些地方督撫興辦洋務運動,開辦中國近代早期的軍事工業;在外交上,奕訢主張維持與歐美列強的和平,建議借師助剿太平天國起義與捻軍。其建議設立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作為中國第一個正式的外交常設機構,也開啓了中國外交近代化的歷程。
[6]
[44]
[55]
其任職中樞期間,清朝先後平定了太平天國起義、捻軍起義以及西北迴民起義,促成了所謂的同治中興
[43]
。奕訢本人也獲得“賢王”美稱。
愛新覺羅·奕訢歷史評價
愛新覺羅·奕訢中國
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曾在私下説:“我在上海曾見過恭邸小像,蓋一輕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鎮壓百僚。”曾國藩則説:兩宮才地平常,見面無一要語;皇上衝默,亦無從測之;時局盡在軍機恭邸、文、寶數人,權過人主。恭邸極聰明而晃盪不能立足;文伯川(文祥)正派而規模狹隘,亦不知求人自輔;寶佩衡(寶鋆)則不滿人口。
[19]
他還在咸豐十年(1860年)回覆曾國荃的書信中説:“恭親王之賢,吾亦屢見之而熟聞之。然其舉止輕浮,聰明太露,多謀多改,若駐京太久,聖駕遠離,恐日久亦難盡愜人心。”
[66]
梁溪坐觀老人《清代野記》載:“光緒初,恭王奕訢當國,事無大小,皆謹守繩尺,無敢僭越。”
[32]
奕訢死後,光緒帝在上諭中予以高度評價:
慈禧太后在奕訢死後亦降懿旨道:“恭親王奕訢,誼篤親賢,久襄密勿。溯當同治初元,予與孝貞顯皇后垂簾聽政。其時東南未靖,國事多艱。恭親王翊贊謨猷,削平大難,論功行賞,特命以親王世襲罔替。三十餘年,恪恭奉職,殫竭忠忱。其閒養疾家居,旋復起膺機要,朝夕從事,力任其難。”
[73]
愛新覺羅·奕訢外國
在奕訢留守北京,與英、法、俄談判後,西方人就開始對他產生興趣。如同治四年(1866年)法國《環球畫報》記者弗爾努瓦(H.Vernoy)便説奕訢“年富力強而且精明睿智”,並認為:“雖然年紀不大,恭親王卻已成了清朝立憲派的首腦。”
[34]
蘇格蘭攝影家約翰·湯姆遜認為他“處事決斷、態度開明,並且有着相當開放的思維,因而被公認為朝中改革派大臣的領袖”。
[47]
美國記者、作家約翰·拉塞爾·楊恩(楊約翰)曾跟隨美國前總統尤利西斯·格蘭特訪問中國,並見到奕訢。他後來回憶道:“恭親王與我之前所見過的東方王子及政治家不同,他十分生動。這是一個機敏的男人,直覺敏鋭,意志堅定。”
[63]
作為清朝藩屬國的朝鮮李氏王朝的國王李熙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與臣下的對話中批評奕訢道:“恭親王為天子叔,不以為國,招入外敵,亂其國家,其人之不善可知也。”
[62]
奕訢死後,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在其著作《中國在激變中》認為,恭親王的逝世,令中國這架“錯綜複雜的政府機器失去了一個重要的平衡輪”。曾在清海關税務司服務的美國作家馬士提到:一般人認為如果恭親王不死,可能會挽救國家很多的不幸。
[15]
美國駐華外交官何天爵説:“恭親王是精通東方外交藝術的老手。他總是將外交對手放在假定的情境中去認真研究,而不是放在具體的問題上。他既高傲又謙和,既粗魯又文雅,坦率而有節制,有時辦事迅速有時拖拉磨蹭,顯得既有心計又脾氣暴躁——所有這些特點都根據他的需要,按照角色的變化隨時轉換使用。他成功的最大秘訣在於他能夠事先判斷出需要妥協的時機。他不斷轉換面具並不説明他是個優柔寡斷之徒。隱藏在眾多面具之後的恭親王在認真琢磨着對手,判斷對方的意圖政策,再決定自己的對策。在最後時刻來臨之前,他絲毫沒有妥協投降的跡象,顯得積極對付,毫不屈服。正當他的對手集中全力要發動最後一擊的時候,對手會發現恭親王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滿臉微笑的謙卑的夥伴。 作為所謂的“防禦外交政策”——中國迄今為止只有這一政策——的領導者,恭親王顯得出類拔萃。帝國中還沒有人像恭親王那樣明白帝國可能的未來和帝國自身的弱點。帝國活着的人中還沒有人像恭親王那樣富有經驗,擔當重任……實際上,在他的整個政治生涯中,恭親王是政府政策制訂的主心骨,也是執行這些政策的精明強幹的政治家與外交家。”
[15]
美國曆史學家費正清等編《劍橋中國晚清史》:“對清朝來説幸運的是,葉赫那拉氏在這場政變中的同謀恭親王開始在處理內政和外交政策方面有了較大的行動權。所有記載都説恭親王(1833—1898年)為人腐化貪婪,早就情不自禁地在決定他職責範圍內的許多任命時接受賄賂。但是他年輕果斷,尤其樂於採納一個有真知灼見和忠於職守的滿族政治家文祥(1815—1876年)的意見。”
[77]
愛新覺羅·奕訢主要作品
據《晚晴簃詩匯》載,奕訢有《賡獻集》《岵屺懷音》《樂道堂古近體詩》《萃錦吟》等作品集傳世。
[44]
《晚晴簃詩匯》還單獨摘錄有其詩十三首:《琉璃河口占》、《易州道中詠懷古蹟五首用杜工部韻》(五首)、《七弟二十壽辰》、《鑑園遣興集句》(四首)、《新秋集句》、《贈李少荃相國集句十二韻》。
[24]
愛新覺羅·奕訢軼事典故
愛新覺羅·奕訢字號別名
奕訢為道光帝第六子,內稱“六爺”,加之精於洋務,與西方人(清人鄙稱為“鬼子”)接觸較多,故得到“鬼子六”的稱號
[33]
。又因他被封為恭親王,故人因其王號稱“恭邸”
[50]
;死後諡號“忠”,後世稱“恭忠親王”
[50]
。
愛新覺羅·奕訢鋒芒太露
在與奕詝爭奪儲位的過程中,奕訢才華橫溢,聰明過人,騎射武功突出,深得道光帝喜愛,卻過於鋒芒畢露,不善於揣摩其心思。奕詝則在老師杜受田的教導下,投道光帝所好。
[52]
一日,道光帝領諸皇子狩獵,奕訢射得獵物最多,奕詝故意一箭不發。道光帝詢問原因,奕詝回答:“正值春季,鳥獸生長繁殖之時,臣不忍傷生以違天和。”道光帝聞言大喜:“這真是帝王之言啊!”
[53]
道光末年,道光帝纏綿病榻,自思多年痼疾,將不久於此位。其時,奕詝伏地流涕,痛切異常,“帝(道光帝)大悦,謂皇四子仁孝”
[54]
。自此“儲位遂定”,奕訢失去了皇位繼承權。
愛新覺羅·奕訢恭寶互謔
奕訢與寶鋆同在中樞供職時,也有一些趣事。據何剛德《春明夢錄》載,一日,寶鋆臨近散值時如廁,歸來時奕訢還在等他。見面後,奕訢便笑問道:“往何處撇寶去?”“撇寶”二字,是當時北京對如廁的謔稱。寶鋆針鋒相對,答道:“那(哪)裏,是出恭。”又一日,奕訢從太廟出來,指着廟碑下的贔屓,對寶鋆説:“汝看這個寶貝。”寶鋆字佩蘅,“貝、佩”音近,奕訢以此為戲。結果寶鋆應答道:“這也是龍生九子之一。”此處不僅用了既有的“龍生九子”的典故,而且奕訢正是道光帝的九個兒子之一。
[29]
何剛德認為,當時樞臣見面閒談時,多摻雜以此類玩笑話,用意在於擔心一旦在閒談中説到正事,會導致泄露機要,並認為這也是古人“不言温室樹”的用意所在。
[30]
愛新覺羅·奕訢父子仇隙
奕訢的長子載澄品行惡劣,深為其父所惡。據《清代野記》載:奕訢聽説載澄患病時,不但不悲,反而大喜,每天都盼着他死去,所謂請醫開藥,不過是掩人耳目。很久後,載澄病危,左右侍從把這個消息告訴奕訢,奕訢説:“姑且念在父子一場,去為他送終是可以的。”等到進了載澄的卧室,見他側身卧在南坑上,已經氣息微弱,但房中的人都穿着黑縐綢作的衣服,用白絲線在衣身上繡滿蝴蝶。奕訢一見,大怒道:“就為這一身匪衣,(載澄)早就該死了。”頭也不回地離開。載澄於是氣絕身亡。
[31]
愛新覺羅·奕訢藏書故實
奕訢藏書頗富,恭王府有藏書樓多處,主要有“多福軒”“樂道堂”“正誼書屋”“慶宜堂”等,所藏宋元名槧近百種,如宋板《文苑英華》《文章正宗》《柳柳州全集》《春秋左氏傳》《韓昌黎集》《柳河東集》《藝文類聚》《翰墨大全》《王臨川集》《東都事略》《文選》等有39部,其中,宋板《文選》《埤雅》各有兩部。有《多福軒書目》2冊,著錄藏書近2000種;《樂道堂書目》1冊,著錄各處所藏零星之本,精品為多。書畫最為精粹,唐、宋、元、明四代名人真跡書畫作品有數十幅,如晉陸機《平復帖》、唐代的韓幹《馬圖》;元代趙孟頫、倪瓚等人的畫作有數張。進入民國後,所藏古籍書畫相繼流散,由於索價甚高,國內購買者不能全部購下,部分藏品被日本人購去。部分藏書畫印章為“恭邸藏書”“錫晉齋印”“恭王府珍藏書畫”“清心齋賞讀”“韜華館”“寶約樓秘藏”等。
[14]
愛新覺羅·奕訢恭王遺言
- 反對康梁“改革”
在奕訢病重期間,慈禧太后、光緒帝頻繁慰問,並就他身後的國家大事進行探討。據胡思敬著《戊戌履霜錄》記載,奕訢在臨終前曾告誡光緒帝:“聞有廣東舉人(指康有為、梁啓超)主張變法,當慎重,不可輕任小人。”高層密談,不大可能被泄露給位卑言輕的胡思敬。但關於奕訢反康梁“改革”的説法還是流傳甚廣。
[15]
隨着研究的深入,後人得知,康梁在變法過程中的地位、作用,都被他們自己後來的精心宣傳所拔高。戊戌變法進行的過於操切,確實將大量官員,無論改革者、保守者,都推到了這場所謂“改革”的對立面。這或許是奕訢之至死反對如此“改革”的原因。不僅是奕訢,當時包括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在內的重臣,大多也與這場“改革”保持了相當的距離。
[15]
- “打倒”翁同龢
在提醒光緒要警惕“小人”之外,奕訢還有道同樣難以證實或證偽的政治遺言:打倒翁同龢。這一記載的來源是《申報》。奕訢死後一個月,《申報》發表報道稱,奕訢重病期間,光緒帝前來探視,詢以朝中人物,誰可大用?奕訢首先提到了李鴻章,但他因甲午戰敗而積謗過多(“合肥相國積毀銷骨”),一時難以重用,因此,奕訢認為中央只有榮祿、地方上只有張之洞、裕祿三人“可任艱危”。光緒帝專門問奕訢如何評價自己的老師、户部尚書翁同龢,奕訢毫不猶豫地回答説:翁同龢是國家的罪人,“所謂聚九州之鐵不能鑄此錯者”。奕訢去世後不久,翁同龢便被革職,永不敍用。
[15]
愛新覺羅·奕訢人際關係
愛新覺羅·奕訢親屬
- 父母
關係 | 姓名 | 諡號 |
---|---|---|
父親 | 愛新覺羅·旻寧(1782-1850) | 效天符運立中體正至文聖武智勇仁慈儉勤孝敏寬定成皇帝 |
母親 | 博爾濟吉特氏(1812-1855) |
- 兄弟姊妹
見“愛新覺羅·旻寧”詞條
- 子孫後代
關係 | 姓名 | 簡介 |
---|---|---|
長女 | 愛新覺羅氏(1854-1924) | 瓜爾佳氏所出。咸豐十一年(1861年)封榮壽公主。光緒年間晉封榮壽固倫公主。深受慈禧太后喜愛。 |
長子 | 愛新覺羅·載澄(1858-1885) | 郡王銜,多羅果敏貝勒。 |
次女 | 愛新覺羅氏(1860-1863) | 瓜爾佳氏所出。夭亡。 |
次子 | 愛新覺羅·載瀅(1861-1909) | 同治七年(1868年)出繼鍾郡王奕詥為嗣,襲貝勒,坐事奪爵歸宗。 |
三子 | 愛新覺羅·載濬(1863-1866) | 夭亡。 |
四子 | 愛新覺羅·載潢(1880-1885) | 夭亡。 |
四女 | 愛新覺羅氏(1881-1882) | 夭亡。 |
長孫 | 愛新覺羅·溥偉(1880-1936) | 載瀅之子,載澄嗣子。襲封恭親王。 |
次孫 | 愛新覺羅·溥儒(1896-1963) | 書畫家,清亡後改名溥心畲,其詩、書、畫與張大千齊名,後人將二人並稱為“南張北溥”。 |
三孫 | 愛新覺羅·溥僡(1906-1963) | 書畫家。 |
愛新覺羅·奕訢聯姻
愛新覺羅·奕訢宦遊
奕訢在多年仕宦過程中,與朝臣過從甚密。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善後議和期間,奕訢與岳父桂良,以及瓜爾佳·文祥、索綽絡·寶鋆、蘇完瓜爾佳·勝保關係緊密。在奕訢主政期間,文祥、寶鋆均入主中樞,參預朝政。文祥死後,奕訢最為信任的軍機大臣是漢臣沈桂芬
[22]
[26]
。
愛新覺羅·奕訢史料索引
主要見《清實錄》宣宗成皇帝至德宗景皇帝部分,還可以參考《清史稿·卷二百二十一·列傳八》。
[16]
愛新覺羅·奕訢後世紀念
愛新覺羅·奕訢恭王府
主詞條:恭王府
恭王府在北京市前海西街三座橋北,系乾隆朝寵臣和坤舊第,咸豐元年(1851年)被賜給奕訢,故名恭王府。
[44]
恭王府是清代規模最大的一座王府建築羣,承載了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有“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的説法。1982年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2年晉為國家AAAAA級旅遊景區。
[45]
愛新覺羅·奕訢恭王墓
主詞條:恭親王墓
恭親王墓(2張)
愛新覺羅·奕訢藝術形象
愛新覺羅·奕訢文學形象
愛新覺羅·奕訢影視形象
年份 | 影視類型 | 劇名 | 飾演者 |
---|---|---|---|
1955 | 電影 | ||
1964 | 洛奇 | ||
1975 | |||
1976 | |||
1981 | 電視劇 | 雙印傳奇 | |
1983 | 電影 | ||
電視劇 | |||
1986 | |||
1987 | 電影 | ||
1988 | 電視劇 | 羅耀雄 | |
1989 | 電影 | ||
1990 | 電視劇 | ||
1992 | |||
1993 | |||
1995 | 電影 | ||
1996 | 電視劇 | ||
1997 | |||
1999 | |||
2000 | |||
2002 | |||
2003 | |||
2004 | |||
2005 | |||
2006 | |||
2008 | |||
朱曉春 | |||
2009 | |||
2012 | |||
2013 | 劉勁 | ||
2015 | |||
2016 |
- 參考資料
-
- 1. 注:清宗室單諡“忠”者,唯奕訢與多爾袞二人。
- 2. Portrait of Prince Kung, Brother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Who Signed the Treaty .The Getty[引用日期2018-06-11]
- 3. 魯寧 著.國之重臣 奕訢風雲錄:新世界出版社,2011-12:3
- 4. 奕訢年表 .恭王府.2018-08-28[引用日期2021-04-05]
- 5. 《清史稿》卷221《諸王傳七》:咸豐二年四月,分府,命仍在內廷行走。三年九月,洪秀全兵逼畿南,以王署領侍衞內大臣辦理巡防,命仍佩白虹刀。十月,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四年,迭授都統、右宗正、宗令。五年四月,以畿輔肅清,予優敍。七月,孝靜成皇后崩,上責王禮儀疏略,罷軍機大臣、宗令、都統,仍在內廷行走,上書房讀書。七年五月,復授都統。九年四月,授內大臣。
- 6. 《清史稿》卷221《諸王傳七》:十年八月,英吉利、法蘭西兵逼京師,上命怡親王載垣、尚書穆蔭與議和,誘執英使巴夏禮,與戰,師不利。文宗幸熱河,召回載垣、穆蔭,授王欽差便宜行事全權大臣。王出駐長辛店,奏請飭統兵大臣激勵兵心,以維大局。克勤郡王慶惠等奏釋巴夏禮,趣王入城議和。英、法兵焚圓明園。豫親王義道等奏啓城,許英、法兵入。王入城與議和,定約,悉從英、法人所請,奏請降旨宣示,並自請議處。上諭曰:“恭親王辦理撫局,本屬不易。朕深諒苦衷,毋庸議處。”十二月,奏通商善後諸事。初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命王與大學士桂良、侍郎文祥領其事。王疏請訓練京師旗兵,並以吉林、黑龍江與俄羅斯相憐,邊防空虛,議練兵籌餉。上命都統勝保議練京兵,將軍景淳等議練東三省兵。
- 7. 王闓運 撰;馬積高 主編.湖湘文庫 湘綺樓詩文集 1(本詞條所引內容取自《祺祥故事》):嶽麓書社,2008-11:344-348
- 8. 《清史稿》卷221《諸王傳七》:十一年七月,文宗崩,王請奔赴,兩太后召見,諭以贊襄政務王大臣載垣、端華、肅順等擅政狀。穆宗侍兩太后奉文宗喪還京師,譴黜載垣等,授議政王,在軍機處行走,命王爵世襲,食親王雙俸,並免召對叩拜、奏事書名。王堅辭世襲,尋命兼宗令、領神機營。同治元年,上就傅,兩太后命王弘德殿行走,稽察課程。三年,江寧克復。上諭曰:“恭親王自授議政王,於今三載。東南兵事方殷,用人行政,徵兵籌餉,深資贊畫,弼亮忠勤。加封貝勒,以授其子輔國公載澄,並封載濬輔國公、載瀅不入八分輔國公。”四年三月,兩太后諭責王信任親戚,內廷召對,時有不檢,罷議政王及一切職任。尋以惇親王奕誴、醇郡王奕譞及通政使王拯、御史孫翼謀、內閣學士殷兆鏞、左副都御史潘祖蔭、內閣侍讀學士王維珍、給事中廣誠等奏請任用,廣誠語尤切。兩太后命仍在內廷行走,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入謝,痛哭引咎,兩太后復諭:“王親信重臣,相關休慼,期望既厚,責備不得不嚴。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
- 9. 注:一説恭親王奕訢密囑咐丁寶禎乘機誅之。
- 10. 《清史稿》卷221《諸王傳七》:七年二月,西捻逼畿輔,命節制各路統兵大臣。授右宗正。十一年九月,穆宗大婚,覆命王爵世襲。十二年正月,穆宗親政,十三年七月,上諭責王召對失儀,降郡王,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並奪載澄貝勒。翌日,以兩太后命復親王世襲及載澄爵。十二月,上疾有間,於雙俸外復加賜親王俸。旋復加劇,遂崩。德宗即位,覆命免召對叩拜、奏事書名。
- 11. 《清史稿》卷221《諸王傳七》:光緒元年,署宗令。十年,法蘭西侵越南,王與軍機大臣不欲輕言戰,言路交章論劾。太后諭責王等委靡因循,罷軍機大臣,停雙俸。家居養疾。十二年十月,復雙俸。自是國有慶屢增護衞及甲數,歲時祀事賜神糕,節序輒有賞賚,以為常。
- 12. 《清史稿》卷221《諸王傳七》:二十年,日本侵朝鮮,兵事急,太后召王入見,復起王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並總理海軍,會同辦理軍務,內廷行走;仍諭王疾未愈,免常川入直。尋又命王督辦軍務,節制各路統兵大臣。十一月,授軍機大臣。
- 13. 《清史稿》卷221《諸王傳七》:二十四年,授宗令。王疾作,閏三月增劇,上奉太后三臨視,四月薨,年六十七。上再臨奠,輟朝五日,持服十五日。諡曰忠,配享太廟,並諭:“王忠誠匡弼,悉協機宜,諸臣當以王為法。”
- 14. 吳芹芳,謝泉 著.中國古代的藏書印:武漢大學出版社,2015-04:130
- 15. 恭親王之死 .新浪網.2010-07-17[引用日期2013-08-07]
- 16. 《清史稿·卷二百二十一·列傳八》 .國學網[引用日期2018-07-29]
- 17. 陳寶國《一生為奴》展實力 .搜狐新聞.2006-09-10[引用日期2022-06-26]
- 18. 《帝國黃昏》融合混搭 胡玫於正攜手搶先機 .網易娛樂.2015-03-30[引用日期2022-06-26]
- 19. 趙文烈撰,廖承良標點整理.能靜居日記(三).長沙:嶽麓書社,2013:1258
- 20. 中國曆代名人圖像多圖概覽 .浙江圖書館[引用日期2021-10-12]
- 21. 《清史稿·卷二百十八·列傳五》 .國學導航[引用日期2021-10-12]
- 22. 《今傳是樓詩話》“二二五”:圭菴集中,多隱切朝事之作,……《冢婦篇》雲:“門祚本寒素,質陋長善愁。託身適貴族,甲第連朱樓。先後眾娣姒,什伯親疏儔。冢婦主中饋,明慧稱才優。威姑有喜怒,一意承温柔。温柔豈不懿,所願無諐尤。任勞先任怨,匪但心休休。馨腥久相習,早辨薰與猜。況今家多難,舊業蕪田疇。我居介婦末,疏逖空涕流。鞠兇伊可畏,未陰亟綢繆。求賢庶自輔,為爾歌好逑。有姆倘善教,引近爰諮謀。資沅富蘭芷,明珠在炎洲。光氣世寶重,紉佩懸巾韝。小姑暨諸婦,或恐志不侔。和眾與推輓,竊願從之遊。門庭既清肅,內寧無外憂。眾婦爾毋怠。墜宗實爾羞。”此首乃為恭親王及左文襄作者,“冢婦”以喻恭王。“有姆”以喻文襄,“介婦”、“疏逖”,則圭菴自謂。清同治間恭王長軍機最久,畺吏中以左文襄最負時望,詩中“資沅蘭芷”,及“光氣世寶重”等句,即指文襄而言。圭菴頗盼文襄入相,而深以遠在西陲為惜。“和眾推輓”及“墜宗實爾羞”等句,則以勖恭王,深冀其求賢自輔,共謀國事。……恭王當國既久,年事復高,又深喜文定之附己,倚若左右手,故以“嫩漫避喧”,及“處處蒙人憐”為喻。
- 23. 《今傳是樓詩話》 .國學大師[引用日期2021-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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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春明夢錄》捲上:寶師一日將散值時,先往出恭。恭王待之久,及見面,嘲之曰:“往何處撇寶去?”(撇寶二字,,京中謔語也)師曰:“那裏,是出恭。”恭與寶二宇,針鋒相對也。又一目,恭邸自太廟出,指廟碑下贔屓,謂寶師曰:“汝看這個寶貝。”師號佩蘅,“貝、佩”字,相似也。師應之曰:“這也是龍生九子之一。”此可謂善戲謔矣。蓋當時樞臣見面閒談,多雜以謔語,意恐涉正事,轉致漏泄機要,殆古人不言温室樹意歟。
- 31. 《清代野記》捲上:恭王奕訢之子載澂,淫惡不法。載澂病,奕訢大喜,日望其死,雖延醫治藥,不過掩人耳目而已。久之病革,左右以告,王曰:“姑念父子一場,往送其終可耳。”及至澂卧室,見澂側身卧南坑上,氣僅屬,上下衣皆以黑縐綢為之,而以白絲線遍身繡百蝶。王一見大怒曰:“即此一身匪衣,亦該死久矣。”不顧而出。澂遂絕。當澂出入宮禁最密時,王深恐變作,會澂有劫婦事,遂囚之宗人府高牆,意在永禁。無何奕訢妻死,澂請於慈禧,謂當盡人子之禮,奔喪穿孝,乃特旨赦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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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清朝秘史:第八十四 .國學大師[引用日期2022-07-20]
- 69. 《十葉野聞》(不分卷):後忽病發,實染梅毒,故死時頭髮盡落也。甲戌十二月初五夜,穆宗崩,召恭邸入內,時外間尚無知者,王入,侍衞及內監隨掩關,越十數重。更入,則見陳屍寢宮,那拉後手秉燭,謂恭邸曰:“大事至此,奈何?”旋與恭邸議定,下手詔迎載湉入宮,載湉尚幼,在輿中猶酣睡也。翌晨,始告帝崩。
- 70. 《十葉野聞》 .國學大師[引用日期2022-07-20]
- 71. 曾國藩:第一章 .國學大師[引用日期2022-07-20]
- 72. 西太后豔史演義:第十回 .國學大師[引用日期2022-07-20]
- 73. 德宗景皇帝實錄 卷之四百十八 光緒二十四年 四月 十一日 4 .明清實錄數據庫[引用日期2022-07-20]
- 74. 德宗景皇帝實錄 卷之四百十八 光緒二十四年 四月 十一日 5 .明清實錄數據庫[引用日期2022-07-20]
- 75. 德宗景皇帝實錄 卷之四百十八 光緒二十四年 四月 十二日 1 .明清實錄數據庫[引用日期2022-07-20]
- 76. 德宗景皇帝實錄 卷之四百十八 光緒二十四年 四月 十二日 2 .明清實錄數據庫[引用日期2022-07-20]
- 77. 劍橋中國晚清史:第九章 .國學導航[引用日期2022-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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