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關税務司

晚清管理海關税務的官職。鴉片戰爭以前清政府曾在江、浙、閩、粵等省設海關監管税務。五口通商後始設洋税關。1853年（咸豐三年）英、美、法三國乘小刀會起義之機奪取上海海關行政權。次年，江海關成立。清政府雖派税務司管理，但實權由三國代表組成的海關税務管理委員會操縱。1858年改税務司為正、副各一人，由英美人擔任。後相繼成立了粵海關、潮海關、浙海關、津海關、廈門關、江漢關等。1859年南洋通商大臣任命英人李泰國為總税務司，駐上海，1861年總理衙門成立，統轄總税務司。1865年（同治四年）總税務司遷北京。不久，李泰國離職回國，英人赫德繼任。赫德（RobertHart，1835—1911）生於北愛爾蘭，1854年來華，歷任英領事館翻譯、廣州關副税務司。繼任後，他改組海關機構，發展業務，制定外國人管理中國海關的制度，至1908年回國止，掌握中國海關40餘年，曾屢次插手中國內政。總税務司掌各海關征收税課事宜，綜理全國關税行政與人事變更。正、副總税務司下設税務司4人，副税務司6人，組織機構分總務、機要、統計、漢文、銓敍五科。另設內債基金處、造冊處、駐外辦事處。所屬海關各設税務司一人，副税務司1至2人。正副均為洋員；下有幫辦，人數不等，各關組織分總務、秘書、會計、監察、查驗五科。1906年清政府設税務處，節制總税務司及各海關司。自同治朝後，洋税成為清政府僅次於地賦的財政收入。1879年洋税1200萬兩，1891年達到1800萬兩。海關税務司的地位也日益加重。

五口通商時期，外國商人憑藉他們的優越地位，在中國的進出口貿易中大量走私逃税，嚴重影響中國的海關收税。他們的領事和外交官把這種非法活動的產生，歸咎於中國海關行政人員的貪污和無能，為外國侵奪中國海關行政權設下伏筆。

1853年 3月(咸豐三年二月)，太平軍攻克南京，上海震動。9月，小刀會在上海起義，設在英租界的中國海關遭到一羣來歷不明的暴徒搶劫。接着英國水兵佔據了劫後的海關官署，英國駐滬領事阿禮國藉口中國海關機構不復存在，遂與美法領事協商，宣佈由各國領事代徵海關税餉。這個所謂領事代徵制，是破壞中國海關行政權的第一步。

針對三國領事的越權行為，上海道台吳健彰向英方宣佈：中國方面將向中國商人徵收全部關税，並要求英商付清欠税。阿禮國卻矢口否認英商的欠税，並把中國方面自行向中國商人徵税説成是一種“敵對”和“侵略”的行為，表示英國方面不能同意，並威脅要進行報復。

中國方面為保證關税收入，於1854年 2月在蘇州河北岸重設上海海關，隨後又在黃浦江的閔行鎮和蘇州河的白鶴渚設立兩個税卡，徵收出口絲茶關税。這些措施受到外國領事的反對。清政府迫於壓力，為了恢復海關税款收入，於 6月29日(六月初五)派吳健彰與三國領事會談並達成八項協議，成立一個由三名領事代表組成的税務司署。規定：作為單一體聯合行動，税務司由三國領事各自挑選和推薦，由上海道台任命；税務司在海關官署內擁有辦公室，得自由調閲、核對海關文書帳冊；所有海關公文非經税務司副署，不得公佈；任何裝卸貨物準單、税款收據、結關準單或其它正式文件，非經税務司副署，不得簽發或使其生效。税務司署的機構，包括由華洋人員組成的通事、文書和貨物檢查員一整套班子，以及由外國船員組成、外國船長指揮的武裝緝私船隻。所有附屬機構的華洋人員，一律由税務司提名，由道台任命。他們擁有充分的權力和必要的手段檢查船隻的進出、貨物的裝卸以及報關結關等各項單據，偵察一切違章和作弊行為。海關税務司的違法和瀆職，由道台和三國領事組成的混合法庭調查處理。非經混合法庭的判決或領事的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解除税務司的職務。税務司署附屬機構全體華洋人員，在處理海關事務時，也必須對混合法庭負責。他們的去留必須經過税務司的建議，由道台作出決定，而且不得遲延。

1854年7月12日，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外國税務司在上海出現，執行中國海關行政的權力。

上海海關税務司成立後，十年之中，税務司制擴展到廣州、汕頭、寧波、福州、鎮江、天津、九江、廈門、漢口、芝罘(今山東煙台)、淡水、台灣(台南)、牛莊等十三個通商口岸。税務司的權力，也隨之日益擴大。1861年在各關税務司之上，又設立一名總税務司。第一任總税務司是英國人李泰國。各級税務司完全聽命於外國公使和領事，中國地方官甚至連將軍、總督都無權加以管束。總税務司在海關範圍以內，享有絕對的統治權。

1863年11月(同治二年十月)，赫德接替李泰國任總税務司。他在任職期間，不但把中國海關完全置於英國人控制之下，而且把他自己的活動，伸向中國的軍事、政治、經濟、外交以至文化教育各個方面。

海關税務司的統治延續了將近一個世紀，民國期間開始關税自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0年，海關税務司才真正結束。 ^[1]